主题：杜宣的秘密使命 -- 桃源客
中共秘密战线的老将杜宣曾经和美国情报机构打过两次交道，一次是盟友，一次是对手。
杜宣原名桂苍凌，1932年在上海中国公学由陈同生等介绍入党。抗战开始杜宣从日本回国，先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秘书，江西乡抗剧团领队并兼中共江西省委直属特别支部书记，后去桂林在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1943年夏，他从桂林脱险来到重庆。当时在新疆被盛世才羁押的赵丹，其夫人叶露茜也流落陪都，因误信“赵丹已死”的传闻，杜、叶二人经朋友们撮合走到一起。南方局批准了这桩婚事，在年底派遣杜宣到昆明主持《群报》和《评论报》，并以教授身份在昆明美军陆空地勤总部担任翻译和顾问。
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云南各地设立大批军事、情报和经商机构，仅在昆明的美军机关就有上百个。包括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部、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国总局、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美国陆军供应处、美军史迪威第5军及部分海军陆战队、美军驻昆明宪兵总部及其他兵种勤杂人员等。其中，OSS中国总局有工作人员700余人，下设8个办公室、2个训练学校、4个分部、4个情报站，还有19个情报分站分驻云南各地。1944年4月，OSS和第14航空队联合成立“第5329航空地勤资源技术参谋部”（AGFRTS）， 负责情报收集、气象数据、无线电情报、目标研判和空袭战果分析，并负责与国、共方面协调营救敌占区美军飞行员事宜。
“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后，美军与中共就联合搜集日军情报和扩大敌占区游击战等达成默契。与此同时，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一方面考虑除滇缅公路外，另辟一条海上运输通道扩展援华物资运输线；同时为盟军有可能开辟东方战场做准备，在东南沿海提前勘选登陆地点。
1944年8月，第14航空队派遣AGFRTS下属侦察参谋欧高士少校等为代表到达大悟山与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接洽，商谈美军在武汉外围地区设立无线电通讯网的问题。8月21日，毛泽东亲自电复李先念、任质斌等指示：
同时，毛泽东还致电张云逸、饶漱石等，告之美军欲在中国登陆情况，请其：
经过进一步协商，第14航空队与新四军五师达成如下意见：
（三）美军登陆作战配合问题，待其分别与中央、军部、华南接洽，当能得到圆满结果。五师只能大略地介绍沿海我党部队分布状况，供其研究上之参考，前述三事于九月一日商决。欧高士已电昆明与印度请示，俟待回电便正式确定。”
1944年12月，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部责成AGFRTS派出两名情报参谋，由昆明出发奔赴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接通联络。此行系中共与美军双方谋划，撇开国民党，属绝密行动。小组成员化装成地质勘测队，以在华东建立气象站为名，深入日伪占领区执行情报收集、联络和勘查登陆场的先遣侦察任务。杜宣因通晓英语和日语，具备长期隐蔽战线斗争经验，又已在美军陆空地勤总部工作，经周恩来批准由南方局委派陪同美军情报人员踏上千里征途。他们从昆明直飞江西遂川砂子岭机场，再乘卡车绕行福建到淳安，在县城一家“通益公司”暂作停留。“南委事件”后，南方地下党遭到毁灭性破坏，情报组途中得不到党组织的有效支持，处境格外凶险。多年以后，杜宣回忆道:
那时的淳安是走私者的集中地。我每天踯躅于新安江边。江水是碧绿的，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水底色泽鲜艳的鹅卵石。我常常在河滩边一坐半天，装作欣赏鹭鸶捕鱼，实际上是想从钱塘江来的水客和船夫那里打听下游的情况。天气晴朗的时候，几只‘浪里钻’各载着六七只鹭鸶，从上游的急流中似箭一样地漂浮而下。这时江边常常会有些水客和船夫站在那儿，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鹭鸶们从船上跳进江中，去追逐游鱼。有时遇到条大鱼，它们会联合起来把那条鱼抬上来。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心里就乐了。
虽然彼此不认识，但也可以谈得起来。我就利用这种机会，了解到距杭州六十里有个叫场口的地方，那儿是个三不管的阴阳界。汉奸和国民党特务们都在那儿活动。由场口到杭州要经过钱塘江大桥，桥口有日本军队把守，经过那儿的人，都要有‘良民证’。
本来我打算经杭州赴上海，在上海找关系去盐城的。经过了解后，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决计乘水船沿新安江富春江而下，由建德到桐庐，再由桐庐溯天目江去于潜，由于潜上天目山。当时我新四军浙西支队就在天目山的孝丰一带……”
出于纪律和职业习惯，杜宣对这件“事情”只是一笔带过，未吐露任何细节。实际上他们一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历时40余天，最终于45年初到达天目山与新四军粟裕所部汇合。虽然时局变化，盟军登陆未能实施，但杜宣一行历尽艰险、打通联络，并绘制出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地点选择图和详细分析情报，功不可没。
此后五年间，风云变幻，江山易手。
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撤销了OSS，并于1946年初成立过渡机构CIG，OSS中国总局也变身为SSU(Strategic Service Unit)。1946年9月底，按照马歇尔将军的提议，美国第七舰队接管了SSU中国的有限控制权和全部后勤支持，并将其更名为“第44海外观察支队”（ESG 44）。多诺万手下受英军二战别动队SOE的影响，不喜Group而更偏爱Detachment这个词，所以通称ESD 44。到1947年9月18日，杜鲁门签署国家安全法案正式成立CIA。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中情局ESD 44便成为渗透和颠覆新政权的急先锋。
杜宣在日军投降后，曾作为中国战区美军总部港粤代表团成员随美军飞往广州、香港，与日军交涉接收战俘事宜，成为第一批和日军洽降的使者，也是中国作家中直接目击二战结束谈判的唯一证人。他还以大千出版社社长和南国大酒店董事长的身份，与叶露茜（公开身份为港九妇联主席）一起在香港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上海解放，杜宣随南下工作团进驻，作为中央军委联络局干部受李克农指派负责接管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下属“东方经济研究所”及其附属机构，同时参与上海新政权的反间谍行动。1949年10月25日，在公安局配合下杜宣领导侦破了上海第一个美国间谍案——魏克特案件（ESD 44/Victor Batuhtin），一举将涉案的魏克特夫妇以及报务员、情报员、交通员数人收入法网，缴获收报机5部，发报机4部，英文密码11册，照相机4架及手枪、军刀、录音机、打字机与情报底稿等一大批敌特活动的罪证。昔日的盟友如今变成死对头，杜宣破获此案对境外敌对间谍机构不啻为当头一棒。
此后，杜宣还领导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布建的特务组织“国际组顾宜华组台案”；策反国民党少将邓葆光；孤身赴港追回7万册珍贵的古籍孤本善本。原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侦察科副科长、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处长王征明曾赋四言诗一首感叹老战友的忠勇可嘉：
“解放上海，密战先锋。单骑赴港，大智大勇。七万藏书，完璧运京。总理嘉许，孤胆奇功。”
1955年，在中央军委联络部上海联络局任一处副处长的杜宣受潘汉年案的牵连，经组织审查降级后转业回到文化界，历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剧协主席、对外友协副会长、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等职。
叶露茜由潘汉年介绍入党，曾担任中共港沪交通员与刘晓联络。她弟弟、著名音乐家叶纯之在地下党掌握的联络站南国大酒店担任总管，当年频繁接触的是潘汉年、华克之等人，但至死其身份都未解密，带走了一生的谜。叶小钢推测父亲是地下党，并非空穴来风。
今天，在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仍然可以看到杜宣先生题写的“剑”字，刚劲遒健，令人心生敬畏。
杜宣有一首悼念老舍的诗传世，名为怀友，实可自况：
“半生踪迹浮沧海，一片愚诚唱赤旌，纵有繁霜摧两鬓，天磨利剑击苍鹰。”
中国很多高级情报人员都有从事文化教育行业的经历。最典型的就是康生。主管军事情报的叶剑英，文化水平也很高，他也主管过军队的文化教育工作。
英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军情五局和军情六局的很多局长都是历史学专业出身，学文学的也有很多。不知道这是不是普遍情况。
第一，文科要搞得好，需要强烈的意识形态责任感。典型的是凯恩斯，就是要反对马克思，为资本主义在自身框架里找出路。
第二，文科需要社会调查，并且有闲去调查。
第一条保证了“业余”从事情报工作的忠诚度，第二条则保证了从事情报工作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