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生性诙谐的吴稚晖—— 民国时期的遗闻佚事之六十四 -- 习之
1927年5月，国民党中央派遣萧铮、郑亦同、邵元冲、陈希豪等人为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组建新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此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实际负责人为陈果夫，为了控制浙江党务，陈趁机安插私人，如陈希豪、萧铮等均属陈派（又称CC系）。这些新任命的党务人员到达浙江后，因为推行“二五减租”问题，很快与张静江为首的浙江省政府发生了龃龉。1927年6月，张静江以萧铮等人有共产党嫌疑为由，企图逮捕并处决萧等人，但为萧铮等事前察觉而逃脱。
（萧铮，字青萍，浙江永嘉县人。之后还发起了“扶植自耕农运动”。陈希豪，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国13年1月，以海外代表（菲律宾）身份出席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民国15年回国，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指导员，继任上海特别市党部指导委员。次年回浙江，参与“清党”活动。二五减租本是国民党自己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的实践项目，按理说是既有理论支持又有实践意义的，对于扩大国民党在农村的基础、兼争取广大农民支持帮助很大。）
1928年蒋介石复职后，国民党中央决定再次清理各地的党组织，并派出党务指导委员，负责重组新的地方组织。因此，为了控制浙江省党务，1928年2月4日，时任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果夫再次向浙江省派出陈希豪、洪陆东二人为浙江省党部改组委员，先期前往接收党务，为后来派出党务指导委员做准备。陈、洪二人皆CC系成员。
杭州《民国日报》为浙江省党部所办，但陈、洪二人在接收该报及前浙江省党部的清党案卷时，却吃了闭门羹。时为杭州《民国日报》社负责人沈尔乔告诉接收人员“民国日报因系省政府暂管，未经省政府会议决定，不能轻易任其接收”
浙江省政府并致电国民政府，解释拒不移交相关手续的原因，认为陈、洪二人“未能代表党部全体”，同时称陈、洪二人在蒋介石下野后有“勾结腐恶分子，簸煽政潮，扰乱浙局挟党报以攻击个人，藉清党而开脱共匪分子之举”，且到杭州后有煽动工人罢工的举动。
除拒绝移交《民国日报》及清党案卷外，省政府还借口煽动罢工而将党部管辖下的杭州市各工会封闭。
为解决浙江党政纠纷，1928年3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委托时在上海筹集款项的国民党中组部部长蒋介石前往杭州协助解决。最后的方案是由与浙江省政府关系密切的张静江、蔡元培接替陈、洪二人担任省党部改组委员。根据张、蔡二人的安排，决定由沈尔乔及姜绍谟代省党部“接收”《民国日报》及清党案卷。但此二人本来就在省政府的任命下已掌管《民国日报》及清党案卷，所谓“接收”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由此可见，即使是二陈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在和地方政府的斗争中也是完全落败，如果不仰仗军事领袖的支持国民党组织本身根本没有实力
而国民党自身的一些亲民政策，由于和TG的政策有类似之处，而根本无法推行，否则一顶“通共”的大帽子压下来，就有杀身之祸
胡逸民也很快因涉嫌通共而入狱。
胡逸民为蒋亲自任命的“清党委员会审判主席”，兼任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监狱长。胡逸民春风得意，连连发出通缉令，亲自审讯被捕的共产党员，据他自己回忆第一份签发的是通缉郭沫若。
但在清党审判委员会中，伍谨璋和刘伯龙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平时就看不起胡逸民。这时，胡又当上了顶头上司，更是不服，决心要置他于死地。
后来7月间伍谨璋和刘伯龙密告胡逸民通共，结果胡被蒋直接命侍从逮捕，投入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
其后不久，由于李宗仁拥汪反蒋，蒋介石被迫下野。由胡逸民的好朋友张群出面求情，胡逸民在大牢里没蹲几天，就被释放了。恰在这时，胡逸民的父亲去世，他赶回永康奔丧。途经杭州时，巧遇伍谨璋、刘伯龙。这两个死对头又向浙江省军事厅厅长蒋伯诚告密，指控胡逸民“通共”，不容分说，胡逸民又被打入杭州陆军军人监狱，稀里糊涂“二进宫”了。
胡的罪过，不过是他因为学法律出身，在审判时要求证据确凿而已（因此放走了一部分“嫌疑犯”）
可悲,可叹
在这之前，也没有公开大开杀戒的先例。清党也确实不等于大开杀戒。
苏联早期也经常清党，也只是定期把不合格的党员清除出组织，斯大林的妻子就因为怀孕参加的社会活动少了一些险些也清除，还是列宁出面求情幸免的，这也不等于后来斯大林大清洗那样的大开杀戒。
说是“国民党监察委员会这五老协助蒋清党”，这也不准确，他们当时的地位远远高于蒋，才能启动监察程序的，其实是相反，是蒋利用这个监察程序才有最初动手的理由的。
早年中共的人大概就是明白正常组织程序范围内的清党和大开杀戒的区别，知道开始监察程序，要求开除部分人这些要求，没有超过组织程序的范围，才对蔡元培一直没有严重地指责的，甚至长期没有公开提他参与启动监察程序的事情。
实际上别说是仅在正常组织程序范围里的运作，即使是参加了大开杀戒的人，后来一直有密切合作，还替为座上宾的人都有不少。这里提到的杨虎就是，看百度百科的资料，他就是后来在重庆谈判里讲了句话，劝阻军统的暗杀行动，后来营救过一些民主人士，就“是年10 月1 日，杨虎应邀参加开国大典，受任政务院顾问，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安排在当年“恭亲王府”居住”，后来他是主动通过联络日本重光葵和台湾，做反攻内应的事情才被判无期的。
还有参与大开杀戒的所谓黑白杨道，杜月笙跳到香港后还一直联络请他回来，和白崇禧也有很多接触。
更加突出的一个是李济深，他参与杀人可比杨虎狠太多了，看百度百科里的资料
后来与中共有过合作，最后还不是
连这些直接参与过大开杀戒的人都是这样，现在看几个网站都有贴子把只是参加一些在正常组织程序范围里运作的蔡元培翻出来炒，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张冲（似乎是柳建伟的红太阳白太阳里）也说要给周公下跪。
另外，周公似乎一直有些软？西安事变，后来的日内瓦会谈，再后来的中美谈判，都被非议。
对于象您这样能够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的人来说，详述蔡元培、吴稚晖在四一二中的表现，可以让河里的其他朋友们更加深透的了解当时的复杂情形，这也是学习历史对今人的教益啊
“正常组织程序范围里运作”么？恰恰不是，要是可以，清党也就不会那么血腥了。
国民党这个政党，在他最初的近一百年里基本上是有党魁的（前孙后蒋），独1927年前后没有，这时的KMT中央是合议制的，而且在kmt内资历最老、地位最高的两位胡汉民、汪精卫，还都被排挤出去，四一二前的武汉中央其实是在苏联顾问鲍罗廷操纵之下的——这也是蒋、蔡等人合流的根本原因
27年4月2日，汪精卫经由苏联远东回到上海。因国民党内无论武汉派及非武汉派，公开都曾表示拥护汪精卫在党内的魁首地位，考虑到汪的态度可能影响双方党众，蒋介石等自然倾向于做争取汪的工作。结果，邵元冲当日记称：“此间日内正拟以断然手段处置者，乃不得不暂行延搁。”
而据李宗仁回忆说：
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收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会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
当时汪的态度，是邀请武汉方面中央到南京合议，如能做到，则在kmt内，起码可以进行体制内的讨论，但宁方甚至没有说服汪精卫，汪于4月6日留下书信后单身赴武汉去了
（汪精卫行前有信给张静江，仍强调惟有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实无出路，故他决心赴汉争取武汉多数同志之同意云云）
汪走后，宁方只好独自“清党”，然后（抄自杨奎松的相关论述）“为了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将前此讨论过的监察委员会的弹劾案程序化的问题即被提上了日程。
监察委员们显然是几易其稿，多次讨论，最终补齐了程序上必须的会议录和相关文件。为了使整个过程看起来合理，他们以3月28日为第一讨论的时间，而以4月2日作为正式决议的时间。考虑到4月2日决议后延至10天以上迟不发布，颇不合逻辑，他们还有意在“会议录”里写上了一段暂不发送的讨论。其文为：“黄委员绍竑：咨送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案，何时发出?吴委员敬恒：待决裂后发出。李委员宗仁：吴委员言甚是。武汉方面种种行为，意在挑衅，故宜少加容忍，待其爆发，然后对付，庶效力更大。主席：现在可暂保存，至必要时发出。”但多半是考虑到如此太不正式，且刚刚开会形成决议，尚未成文，就当堂决定推延发出，太不合乎逻辑，于是再易其稿，将原拟之议推迟3天，至4月5日再拟一“会议录”，专门就此做一决议。同时将原本准备突出其临时及紧迫性质的无序号之“会议录”，分别标注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字样，以示正规。其拟就的第三号会议录内写道：“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将本会本月二日议决之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党案暂行保留案。议决：俟适当时再集会议决定发送”。
监察委员会弹劾程序的各项文件应当是在14日左右补充齐整的，因蒋介石当天已将监察委员会举发咨文及吴稚晖举发呈文转发李济深，并询问李是否可以与他联署复电以示拥护。蒋当天亦下令将咨文和呈文分发给各报馆，准备刊出，其本人也在起草告全党同志书等。与此同时，蒋介石一面开始积极准备另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行动，一面已陆续开始采取行动正式实施“清党”了。
也就是说，为了使蒋的行为合法化，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用倒填日期，篡改文件的方式，补齐了先弹劾后清党的手续，这个也算正常组织程序范围里运作么？
其实，他们这么干也是没办法，真的和平分共，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可能。江西的情况就很说明问题，蒋率军进入江西，原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优势的江西各地国民党部均先后被人捣毁。身为共产党员的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先是被通缉，3月6日被蒋介石手下军队枪杀。
可其部队前脚开拔，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后脚就推翻了亲蒋的国民党党部。（3月“赣州惨案”后，方志敏等赴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并出席中共中央农委扩大会议，当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旋与刘一峰等8人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回赣代行省党部职权）
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的反共，恰恰比蒋的反共，更有研究意义。因为蔡吴二人，不象蒋那样有太多私心私立在其中，纯是从革命道路选择出发，这一点蔡自己亦不讳言。
香港《平民日报》载《辽海梦回室笔记选录》（四）（五）两则，题为《蒋中正与四老之离合》，曰：“蔡元培与蒋本无渊源。清党时以监委资格署名劾共党分子，始由吴稚晖介绍找蒋长谈。蔡任北大校长，号称领袖群伦，兼收并蓄，一手造成新文化运动，又为国学家所推重。不特海内共许为一等名流，且侪于世界名流之列。因其与共党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称为至交，故吴稚晖乃思利用其地位名望以压倒共党，故必要其共同行动。蔡一方面徇吴与李石曾等之情，一方又欲予共党以缓冲，乃列名弹劾书中，而请暂予共党分子以看管，固不许拥有兵权者之随意加以诛戮囚辱也。其后杨虎奉草头命在沪大杀青年，蔡尝激烈与争，诚不愧书生本色矣。”
蔡元培收集此一剪报，批道：“（此文）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不知何人所著。”不以为然
1927年，胡适在东京碰到刚从上海来日本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赫贞。谈话中，赫贞对蒋介石的“清党反共”颇不以为然。这正好给了胡适一个契机。于是，胡适借与赫贞教授谈话的机会，发表声明：“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吴稚晖）、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般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TG在后来出于政治的实用出发，所采取的宽恕措施；和探讨这些对手在之前政治斗争中采用的手法是否合理，没有关系
林肯说“你可以欺骗大多数人一时，或者一些人很久，但你不可能欺骗大多数人很久。老毛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里我觉得他不如林肯严谨，应该加一个“很长的时间尺度下来看”
四一二直接破坏了国民党的组织原则，从此一盘散沙。四一二清党会议亲历者事后有回忆，所谓炮制的监察委员会清党决议，出席代表未达到法定的2/3，甚至公推的主席蔡元培也不在场，以国民党组织原则而言是彻底的非法。你要说各为其主，这个主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国民党右派以及背后的三座大山。否则为什么当时的国民党党中央大为光火，立刻开除蒋介石党籍。另外你可以看看清党时蒋动用的是什么力量，
蒋本人何尝不为此头疼。1927年12月10日，回到国民军总司令位置上的蒋介石给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的信件中就表示，
“过去的经验表明，对军阀和共产党没有必要感到恐慌。打倒军阀已经没有疑问。即使承认共产党的声望和过去比强大了，有所阴谋，我们积极进行清党，在青天白日旗下，早晚都会将其清除。国民革命最大的敌人，不是军阀，不是共产党，而是将领同志们轻视中央，政客暗中活跃。”
清党时他不就是这么干的。
另外清党除共产党员外，深入基层搞土改的国民党左派被清除干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数字，清党前国民党员65万，到28年四月下降到28万。当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约5万，就算这五万都被杀了，也意味着国民党损失了32万党员。比如马日事变中，被害者中只有10%是共产党员，而90%是国民党左派党员和土改积极分子。这直接导致国民党在基层组织完全丧失，地主团练武装卷土重来后完全拒绝国民党插手基层。比如国民党有《土地法》完全得不到执行，根源就在于在这些抵抗下不可能获得基层的准确消息。事后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党务决议案中曾表示，“民众训练未能切实推进，党同民众隔离。今后必须实行各种民主团体同本党的实际联络。”，“下级党组织不健全......不可否认是组织工作的怠慢。”
四一二完全破坏了国民党的党内团结和基层路线，这才是问题。这两条倒是被共产党做到了。至于TG，本来总结四一二时最大的结论就是当时太幼稚，没有意识到武装的重要性，完全是自我批评的口吻。何尝抱怨过什么。
我一直认为蒋介石最大的政治错误是四一二，没有之一，无法挽回。
电子赵括:【原创】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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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五个元老，哪些算元老？我在日本见到过日本友人资助孙中山革命的合影。除孙中山外只有廖仲恺，胡汉民等寥寥数人。按照这个级别到了27年五个元老都凑不够。顺便说一句胡汉民虽然是右派，很看不惯蒋介石独裁那套。
第二，清共党就是杀共党？
第三，清党要杀自己的左派党员？你看看国民党自己的数字。
第四，清党要借重北洋败军和青红帮？
第五，清党要事先通告列强？清党前日本已经得到蒋介石通报。我手里只有日方资料，做蒋介石和其他列强也有联系的假设，合情合理。
第六，清党要改变政治纲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头两条不论，扶助农工呢？
国民党清党后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全部被破坏。如果是孙中山清党，组织原则怎么样我先不评论，孙中山一生可没有改变过革命的政治主张，否则也不会碰那么多壁。你说孙中山会清党，ok这个纯属后人的猜测，我不争论。清也不会清成这个样子，或者说烂摊子，这还是敢断言的。至少孙中山生前历次改组国民党，比这个强多了。
不过，我说的坏事，是指吴志辉的个人政治观点上的道德判断。
即使从你这个观点出发，站在km的角度，清党的决策也是对的，只是执行方法错误。
大炮是因缘际会走上神坛，他这个伟人的历史地位，基本就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明家给涂脂抹粉发明出来的。参看其一生行为，徒有口才而无实干的政治才能，否则也不会有大炮之誉。
所以，如果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是真理，那没有蒋介石就没有国名党也是真理。这指的是kmt得天下，实现全国统一，真正成为历史上的一个朝代。蒋才是真正的开国之主，kmt党内，无论是贡献，能力，无人能与蒋比肩。
至于论证过程，我没精力搞。就是读历史加生活阅历得出的结论。
如果在这个上面我们有分歧，那基本就是各说各话，没得讨论空间。
你说他是一个朝代，那么应该从哪一年开始计算？从袁世凯开始名义上可都是中华民国。这种分法我估计你也不会答应。如果从北伐成功的28年开始算，先不说31年九一八37年卢沟桥，外敌大举入侵后还能不能算国家统一，就抗战前中原大战，宁粤对峙，北平各派别反蒋，福建事变，以及抗战后的共产党三年把国民党推翻。如果这算统一，那什么算分裂。蒋介石自己都不把这个看作统一，否则嚷嚷什么政令军令统一。如果考虑到外敌入侵丢失大半江山，这个“统一的朝代”最多从28年算到37年，还是在“丢了东三省，党国更象一个国”的指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