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龙玉出冰天--上古华夏的高纬度北方起源-第一章 -- 石头布
第一个是：远在在洪水发生之前，华夏先民已经具有强烈的整体主义倾向，和团结奋斗的精神特质，这些特质是在此前数千年的严酷生存环境中塑造出来的，然后在治理洪水的公共事业中发挥了作用。
第二个是：一场洪水塑造了这个人群的精神特质。
这两个解释哪个更可信一些？
反正中国是大禹治水，西方是亚诺方舟，两者都是非常普遍和被认可的传说～基本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精神气息。
感到您说的是金玉良言啊。
我把最后一段改写了，再感谢您一遍！
东亚人对酒精的代谢能力不强，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这是乙醛脱氢酶的相关基因变异造成的。这也是这个人群的寒带起源的一个有力的证据。为什么呢？
动物界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不同动物之间的“酒量”差异极大，对肉食动物来讲，酒精相当于毒药，猫和狗误饮少量的酒精就会导致严重的肾损伤乃至死亡，所以它们对酒精味道非常厌恶和恐惧。而杂食和草食动物酒精耐受力就较强，这是因为它们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难免会不同程度地发酵。大部分食草动物对草的消化过程都包含胃内发酵这一环节，少量酒精是发酵的副产品之一（糖分的缺氧发酵会产生酒精）。熟透的富含糖分的果实，在秋天炽热的阳光下也会发酵产生大量的酒精，吸引很多杂食和草食动物来大快朵颐。很多人乐于拍摄动物们醉倒时的可笑场景。在youtube 上如果你输入关键词“drunk animals fermented fruit”来检索一下，就会看到很多此类录像。不仅是猴子，甚至大象和长颈鹿吃了大量发酵的果子之后，走路也像醉汉一样趔趔趄趄的，十足滑稽。正是碳水化合物与酒精的密切联系使得杂食和草食动物们拥有强大的酒精代谢能力，目前有一种解酒药物的主要成分就是从马肝中提取的。
虽然我们人类很早就会用粮食酿酒了，但是跟漫长的进化时光相比，农业史只是短短一瞬。最早的酒都是大自然酿造的，比如秋天发酵的甜果子就是自然界的水果酒。如果蜂巢掉进积满了雨水的树窠，蜂蜜也会发酵，酿出一树窠的蜜酒。饮用果酒和蜜酒的历史在欧洲和西亚源远流长，而东亚则似乎没有这个传统，虽然在这里并不缺乏果树和蜂巢，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如果我们假设，东亚人的祖先来自于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那里缺乏可供发酵的富含糖分的物质，或者缺少有利于发酵的炎热气候，所以他们的生活跟酒精几乎没有交集，那么上面所述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东亚人的远祖在走出非洲的时候，作为热带杂食动物，他们拥有与其他族群一样的酒精代谢能力。但在漫长的寒带生活中，由于碳水化合物的缺乏，这一能力逐渐退化了。人体的任何一个功能都是有代价的，如果这个功能无用的话，把它“精简”掉，使得资源可以被用于其他有用的功能上，是进化过程的必然选择。
而在热带和温带的气候下，食物中含有天然酒精的机会较多。举个例子，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热带地区，从非洲到印度，从缅甸到加勒比，人们普遍饮用一种叫棕榈酒（ palm wine）的天然酒精饮料。它几乎俯拾可得，在棕榈树干上钻一个小洞，插入一根导管，富含糖分的乳白色树汁就缓缓滴入下面接着的小桶里。一个晚上就能接满，热带气温使得它无可避免地发酵。两个小时之内，酒精浓度就会达到4%。饮用这种美味而易得的饮料是当地人们一种享受，其历史远比农业史要长的多，当始自狩猎采集的原始时代。而北方居民最初的饮酒行为则要等到农业和畜牧业发生之后了。所以热带和温带居民的乙醛脱氢酶选择压力，是北方寒带的原始居民所不曾经历的。对于温带和热带地区的人类而言，吃了发酵的甜果子或者喝了发酵饮料而不醉倒，可以造成很大的选择优势，因为这是最容易获得的大宗食物。如果饱餐一顿之后还能行动如常地逃避敌害和追逐异性，那么无疑能更有效地传承基因。而那些无法快速代谢酒精的基因，会在这样的环境下被逐渐淘汰。
所以，与普遍流行的印象相反，亚洲北方的居民并不比南方人具备更多能喝酒的基因。科学家们发现与酒精代谢障碍相关的基因变异在亚洲东北部的中日韩人群中最为高频，而在东南亚却相对比较少见。比如与酒精代谢障碍有关的ALDH2基因变异在中日韩人群中比例为15-28%，而在泰国、马拉西亚和菲律宾人中的比例约为5% [1]。而另一个相关基因变异ADH1B的频率分布为日本70.19%，北京汉族59.22%，南方汉族54.76%，越南34.85%，傣族33.33% [2]，呈现同样的北多南少的分布特点。可见，大多数人持有的东南亚人酒量更差的印象，是地方文化和生活习惯造成的，并非基因遗传因素。同时南北汉族之间差异不大，也印证了文献记载和分子生物学研究都揭示了的南方汉族的晚近北方移民性质。
[1] Harada, S. Dispersal of the ALDH2 mutant in Mongoloid populations. in Prehistoric mongoloid dispersals; 165-171。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96
[2] Li,H. et al. Diversification of the ADH1B gene during expansion of modern humans. Ann Hum Genet. 2011 Jul;75(4):497-507.
又风趣，又真实，还能说明情况。
不过好奇的是，极北与赤道两个地方的人，如果任其自然发展，会不会演化成完全不同的“人”啊？就像有的恐龙可以飞，有的却只能在地上爬。另外，给我感觉，世界上最多品种的好像是“狗”，从大到小，从体毛到模样，可以完全不一样，品种多的让人崩溃，不知道这些狗之间可以相互交配吗？动物进化的时候，什么时候才能“忽然”在某一刻不能与原来的种群交配了呢？同样的道理，现在各种不同肤色的人仍然可以自由交配，说明了什么问题？
法国人矮，因为人类文明时间也不短了，同一地方的人种都换过多少茬了，可以想象，现在的法国人，大多数也是罗马小市民的后代？
但法国还是有超高大人群的，10年前我刚学法语的时候，老师就说到过这个问题，奈何人的数量不多，只能淹没在法国人之中。另外，上次我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就见过，一对法国人，男女都超过1米9，我们背后议论，都认为是那个地方的人种问题（具体地方还可以查到，只是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
据说志愿军们很多不愿意留在朝鲜，是因为朝鲜只有单眼皮女人，这是10年前看来的段子，印象很深刻，一直到今天才知道原因：原来还是因为朝鲜半岛太冷！
就是俺特别容易后背出汗。夏天只要后背背着个包、能感受到包的重量，甚至不背包，坐一下地铁，就整个后背出了一大片汗，甚至有时冬天也这样。我感觉别人大多数都没有达到我这个程度，这是怎么回事？
非洲人基因强大是不是因为是比较久远，只要混血，一贯是黑压白，黑压黄，白压黄，说明黄种是最新的基因变异，但是古老基因经常会比较顽强的呈现在体貌上。
印度人的体貌在靠近缅甸的地区截然变化成以东亚人体貌为主的人群，印度东北方那几个邦，以及尼泊尔地区都是这样。
印度人还爱吃泰国饭，这似乎是东亚民族与印度至中亚的饭菜系统中比较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中间菜系。
前言
近年来，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中原的传统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专家质疑，一批批勇于探索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把视野转向辽河流域。大量的出土物证说明，5500年前，在中国北方的辽河流域确实存在着一个强大的部族，他们建立了国家，有了自己的领袖，在草原、农耕、海洋三种形态并存的独一无二的生活环境中，创造出先进的生产力和灿烂的文明，由此引发了一连串振聋发聩的敏感话题——黄帝生在辽河边，颛顼陵墓在医巫闾山，人类文明在北方起源……等等，等等。
真乎？伪乎？传说乎？史实乎？为了探索究竟，本报组成强力采访报道组，在为期一个月的考古探源中，采访组几乎走遍了整个辽西大地，阜新、朝阳、北票、义县、锦州、鞍山、海城、岫岩……包括内蒙赤峰，行程近万里，几乎每次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以几近颠覆性的冲击，修正乃至扭转着我们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
“千古一帝”秦始皇修了一座至今令国人引以为豪的万里长城，自此后，一道长墙分南北，华夏神州北纬40度上下的广袤山川被强行切割，切出了农耕与游牧的人为分野，切出了中原礼仪与塞外胡狄的对立文明！
苦寒、荒凉、野蛮、落后……在此后漫长的千年岁月里，竟成了长城以北辽河流域的代名词。
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
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
在权威考古学家的案头，摆放着勘误纠偏的另一类实物与考据。李济与苏秉琦堪称中国考古界的泰山北斗，两位大师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两段挑战传统、廓清迷雾的英明推论。
李济先生提出“长城以北，列祖列宗”之说。在其所著的《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等文章中，他一再呼吁大家要特别注意辽河流过的北方地区。他说：“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两千年来的中国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苏秉琦先生则将北方地区列为全国六大考古文化区系之首。当20世纪80年代初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刚刚露头之时，他就亲临牛河梁等考古发掘现场考察，提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和“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指导性观点。在其《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他更鲜明地提出了，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走一步”的新思路。他的论述是：“从发展顺序看，中原并不都是最早，不都是从中原向四周辐射。从旧石器中晚期到新石器初期，很可能辽河流域比海河水系早，海河水系又比黄河中游早。海城小孤山遗存，据铀系法测定距今4万年，有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梭镖、带倒钩的鱼叉、用两面对钻法穿孔的骨针，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时间比山顶洞骨针进步。这一发现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一片，文化发展走到前列，从而为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前导地位奠定了基础。8000年前阜新查海玉器以及其后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是辽河流域前导地位最有力的证明。”
按李济、苏秉琦两位大师的思路指引，整个中华文明史现在就应该重写了！以前所有针对辽河文明的漠视、轻视、歧视等种种顽固观念亟待推倒重来！
排除辽宁中国难称5000年文明古国
在地处辽宁的牛河梁女神庙、祭坛、积石冢发现之前，中华文明比印度文明晚了近千年，比两河流域、埃及晚了近1500年！
面对不断探掘出土的考古铁证，面对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们的严谨求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夏商周之前的中华上古文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皇五帝”时代，缺失了至关重要的“辽河篇”，逻辑上根本说不通；从春秋战国起，到两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直到跟进的辽、金、元、清，不调整传统的思维坐标，不纠正陈腐的华夷之辨，不关注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辽河时空”，我们就无法全面、客观、公正、冷静地剖析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的起源史、发展史与融合史，这绝非危言耸听！
在国际考古界，权威机构认定人类早期文明的甄别标准不是传说神话，而是有目共睹的实物，如文字、古城、神庙，而按这一严格标准，中国的文明史只有4000年，根本无资格跻身世界5000年文明古国的显贵行列！
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郑重表示，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在今伊拉克境内)有乌尔神庙、埃及有金字塔、印度有莫亨觉达罗古城、希腊有克里特文明。在地处辽宁的牛河梁女神庙、祭坛、积石冢发现之前，中华文明比印度文明晚了近千年，比两河流域、埃及晚了近1500年！牛河梁遗址将中华文明向前整整推进了1000年，我们可否这样说，没有辽宁，中国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5000年文明古国？
事情到此还远未结束。站在牛河梁遗址前，苏秉琦先生发出了这样一段字重千钧的定论：“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之相应。”今天，中国人自豪地声称，我们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那么，黄帝来自哪里？龙出自何处？苏秉琦等考古权威将寻根的目光投向了长城之外的塞北，锁定了辽宁。
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就不得不发出一系列穿越时空的疑问？牛河梁女神庙中那个面带神秘微笑的女神像，是神话传说中的女娲始祖吗？牛河梁积石大墓中，那个耳戴玉环、胸带勾云形玉佩、手握玉龟的五千年遗骨，为何他的所有特征都令我们产生“他就是黄帝”的下意识联想？距今8000年的阜新查海遗址的摆塑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早的龙造型，这是否意味中华民族的“龙图腾”起源于辽宁？如果您能在鞍山的汪家峪、小孤山、巴坟沟，海城析木镇等地的石山上，亲眼目睹由排列有序的圈点、打凿痕迹鲜明的方块、十字架构成的神秘符号群，再对照有关河图洛书的奇妙传说，遥想易经八卦的上古起源，博大精深的辽河文明在您心头是否呼之欲出？
虚构的穆桂英大破想像中的天门阵
佘太君、穆桂英、杨门女将这些子虚乌有的杜撰人物倒大破从来没有的天门阵，被中原人一厢情愿地吹捧为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
然而，作为中华文明上源的辽河文明却被秦始皇修筑的这道万里长城粗暴隔断了，隔断了同根血脉的传承，也隔断了先祖文明的记忆。长城之外的人群，被降格为化外胡民；长城之外的土地，被定性为蛮夷之地；连出自北方的山羊、折叠凳也受到了株连，被冠之以“胡羊”、“胡床”的贬低称谓。
春秋时期，齐桓公帮助燕国击退北方的山戎，打出的旗号是“尊王攘夷”。他尊的王，是称霸中原的周王朝天子；他攘的夷，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个口号本来就禁不起推敲，但在当时，居然就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侵入中原，颠覆了汉人缔造的西晋王朝。汉族出身的冉闵发出了血腥的“杀胡令”，建立后赵政权的羯族几乎被汉人一夜杀光！当冉闵被前燕名将慕容恪俘获时，被迫跪对自称为黄帝后裔的鲜卑国主，冉闵喝骂道：“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耶！”
盛唐诗人王昌龄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边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后人考证，“龙城”就是今天辽宁朝阳，“飞将”指汉代名将飞将军李广，胡马自然指代的就是居住在长城外的民族。
无论是舞刀弄枪的冉闵，还是舞文弄墨的王昌龄，面对辽远空旷的北方，面对他们所不知悉的祖先栖息地，心中涌动的，不是萌发的怀念而是刻骨的仇视。胡地与胡人竟令中原地中原人如此憎恨，憎恨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
到了后来，这种仇视与隔阂升级到无以复加的可怖地步！家住辽宁朝阳的安禄山被史书描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怪物；建立金王朝的东北女真人，被以正朔自居的中原宋人开口闭口骂成“金狗”；流传民间市井的《说岳全传》、《杨家将》中，金兀术的军师哈迷蚩沦为作者笔下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十足笑料，被辽萧太后与耶律斜轸等名将击败生俘的宋将杨继业却威名远扬；文治武功的萧太后被讥讽与早已契丹化的汉人韩德让通奸，佘太君、穆桂英、杨门女将这些子虚乌有的杜撰人物倒大破从来没有的天门阵，被中原人一厢情愿地吹捧为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
高山仰止 辽宁人至今不敢相信“辽宁骄傲”
连在朝阳北票发现的世界上的“第一只鸟”化石，都要冠以“孔子鸟”的名头方才心安理得。
尤为可悲的是，这种流传久远的中原正统论直到今天依旧左右着辽宁人的思维取向。即便面对先人留下的如山铁证，即便已隐约猜到自己的先祖极可能是华夏文明的上源，即便认定牛河梁出土的遗骨、玉件、器皿就是三皇五帝时代中华先祖的物证告白，而今的辽宁人却依旧忐忑地仰视高高在上的中原文明，心存忌惮，连在朝阳北票发现的世界上的“第一只鸟”化石，都要冠以“孔子鸟”的名头方才心安理得。岂不知，相比于很有可能生发于辽河流域的远古《伏羲易图》、《连山易》、《归藏易》、《坤乾易》以及中古的《周易》，看易经着魔到“韦编三绝”的痴迷境地、慨叹“五十而知天命”的孔子只能算是个小学生辈！
采访过程中，当我们把不断得到的收获讲给朋友、讲给邻居、讲给还算是有知识有见地的同事时，他们竟不约而同地发出惊问和质疑：“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别扯了，谁不知道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我们苦笑，我们无言，这种被秦始皇诱骗被传统植根的思维、这种先天的不自信简直是深入骨髓！
在辽宁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史前段落，究竟发生过怎样惊天动地的故事？在那些已解、待解乃至无解的神秘印记背后，到底还有多少令后人震撼的“辽宁骄傲”？让我们走进这个神奇的探古世界，也许我们的探查，会舒缓后人曾经寻根无果的内心焦虑，会解锁秦始皇用长城圈起的千古之谜。
文章写得。。。有点过犹不及了。
上古时代另说。中古时代的长城以北，确实与汉文明没有太大关系。
ps. 《龙玉出冰天》的后续文章请到我的知乎专栏来看：
看都了一个科技新闻，似乎有点关系，拿来请你参考一下。也许会有一点别的修正。
体型大、身披长毛，有些甚至具有刮雪的身体构造，以猛犸象和披毛犀等为代表的冰期动物很好地表现出对寒冷环境的适应能力，因此它们的起源长期被认为与更新世（距今约260万至1万年）的全球变冷密切相关。科学家推断，这些冰期动物可能起源于高纬度的北极圈地区，冰河世纪冰盖扩张，一度覆盖了北半球的广阔地面，它们就沿着冰盖往南迁徙。随着气候逐渐变暖，巨大的冰川逐渐消退，留下的有些灭绝，有些则进化出新的种类。
根据该推论，科学家长期在极地苔原和干冷草原上寻找化石证据。令人不解的是，多少年来费尽功夫，科学家并没有在这些地方找到可信的化石证据。如此大规模的冰期动物群，在该区域长期生活，难道会不留下一点化石痕迹？
2009年，中科院古脊椎所副所长、研究员邓涛和副研究员李强等人组成的考察团队在西藏札达盆地发现了札达三趾马的骨架化石。这个460万年前的化石骨架保存了全部肢骨、骨盆和部分脊椎，科学家得以重建其当时的运动功能。“三趾马用三趾行走，现生的马类只剩下中趾，其余完全退化。早期的三趾马奔跑速度较慢，因为它们大多时候生活在森林中，没有足够的驰骋空间。而札达三趾马的中间趾骨非常发达，内外两趾严重退化，这种骨骼特征已经接近现生马类，是一种善于奔跑的动物。”邓涛说。此外，对札达三趾马膝盖部位骨骼结构的研究表明，它已经可以长时间站立。而其善于奔跑、能长时间站立这两个特征表明，札达三趾马生活在开阔的草原。
邓涛说，460万年前，全球正处于上新世（距近530万年至260万）中期的温暖气候中，温度比现代高约2.5℃。按照100米0.6℃的气温直减率，当时札达地区的林线（森林的上界）高度应位于海拔4000米处，接近札达三趾马骨架化石的发现地点的海拔。由此推断，札达盆地在460万年前就达到了现在的海拔高度。
科学界关于青藏高原古环境和古高度的研究一直存有争议。邓涛等人的研究，给出了青藏高原在460万年前的古海拔高度的化石证据。进一步追问：如果在400多万年前，札达盆地及其周边已经是高山草原，这里还生活着哪些动物，它们最后到哪里去了？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漫长的冬季气温都在零度以下，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会不会是冰期动物的祖先？谜团从西藏披毛犀化石的发现和研究开始解开。
新发现认为，冰期动物在青藏高原经受了“耐寒训练”，成功往北扩散
虽然在札达盆地发现西藏披毛犀化石早于札达三趾马，但要证明它是冰河时期披毛犀的祖先并不简单。
2007年，中科院古脊椎所考察队在札达盆地中发现了一种新的披毛犀化石，邓涛等人将它命名为新种西藏披毛犀。经测定，该化石表明新种西藏披毛犀生存时代为370万年前的上新世中期。此前，披毛犀化石多分布在欧亚大陆北部，我国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也偶有发现，西藏披毛犀化石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最原始的披毛犀化石记录。
邓涛敏锐地意识到，在札达盆地发现的新种西藏披毛犀可能蕴含重大的科学意义。其后数年，通过对化石的一系列深入研究，邓涛发现，西藏披毛犀很有可能是披毛犀的祖先。随着更新世冰期在280万年前开始显现，西藏披毛犀走出高原地带，并逐步扩展到包括北极圈在内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干冷草原地带，最终演化为冰期动物。该研究成果在2011年的《科学》杂志上发表。
怎样证明西藏披毛犀是最古老的披毛犀？邓涛介绍，披毛犀有一个独特的构造鼻中隔，简单地说就是鼻子中间的骨头。开始这只是一块软骨，在冰雪环境中生存，披毛犀雪铲一样的鼻角越来越大，作为其支撑的鼻中隔逐渐发育，慢慢就成了一块完整的骨头。对西藏披毛犀化石的研究发现，其中的鼻中隔只是一块不完全的硬骨，早先在亚洲北部、西伯利亚等地发现的披毛犀化石的鼻中隔都比西藏披毛犀的鼻中隔要“完全”，这说明西藏披毛犀拥有更原始形态和更久远的历史。
“一个物种不可能在两个地方起源，有两个‘爷爷’。西藏披毛犀的发现足以证明，它不是北极圈中冰期动物的后代，而是它们的祖先。”邓涛说。
邓涛说，早在370万年前，西藏是全球最寒冷的地方之一。他把冬季严寒、高海拔的青藏高原称之为冰期动物群的“训练基地”，它们在寒冷的青藏高原受到了耐寒的训练，随着冰期到来，西藏披毛犀有了适应寒冷的能力，走出西藏，成功往北扩散。
根据新发现，邓涛等人还重新绘制了冰期动物的迁徙路线图，并由此提出，更新世冰期部分大哺乳动物可能起源于青藏高原地区的“走出西藏”假说。该假说推翻了冰期动物起源于北极圈的推测，认为青藏高原才是它们最初的演化中心。目前该假说逐渐得到国际古生物学界的认可。
对青藏高原古生物的研究，可能重写人们对地质和动物迁徙的认识
披毛犀并非唯一起源自青藏高原的冰期动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化石证据“现身”西藏，增强了邓涛等人对冰期动物“走出西藏”假说的信心。
一个新证据同样来自札达盆地。2006年、2007年，中科院古脊椎所科学家在札达盆地采集到了喜马拉雅原羊化石，经过多年化石研究，发现的新属种喜马拉雅原羊是现代盘羊的祖先。
李强说，喜马拉雅原羊在青藏高原适应了寒冷环境，并在更新世开始向外扩散到华北、西伯利亚北部和亚洲西部等地区。这一类群是所有盘羊现生种的最近共同祖先，这与冰期动物“走出西藏”的起源理论一致。
2014年，一项关于北极狐起源的研究也支持这一假说。中科院古脊椎所客座研究员王晓鸣和李强等人组成的团队，在札达盆地500至300万年前沉积中，发现了最原始的北极狐化石——邱氏狐。据介绍，邱氏狐的下裂齿与现生北极狐同样有发育的切割功能，和其他杂食性更高的现生狐狸种类不同。此外，邱氏狐的体型较北极狐大，能够通过降低表面积与体积的比率来减少热量的流失，更适应于寒冷气候。
通常，科学家认为北极狐起源于北极圈附近。这一新研究证明，500万年前，北极狐实际上起源于青藏高原。雪豹的原始类型布氏豹，也在札达盆地的上新世地层中被发现，并证明在更新世扩散到周边地区；岩羊的祖先被认为出现在札达盆地，并在随后的冰期里扩散到亚洲北部。
西藏披毛犀、布氏豹、邱氏狐、喜马拉雅原羊等动物化石在札达盆地的发现，表明在上新世时期，该地区极有可能存在独特的动物群，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适应了青藏高原高寒气候。随着气候变化，有的动物消失了，有的则长途跋涉向北扩散，成为更新世冰期动物的祖先。
目前，中科院古脊椎所科学家正在青藏高原考察，同样发现了札达动物群的一系列化石。邓涛说，新找到的化石有望给“走出西藏”假说提供更多有力证据。
5000多万年前，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以及由此导致的青藏高原隆升对东亚乃至全球的气候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影响了古动物群的进化、迁移。“从古生物学角度来说，青藏高原非常值得研究，化石挖掘的价值和潜力很大。现有的大量化石材料有待进一步研究，未来或将有更多惊喜。”邓涛说。他认为，对青藏高原古生物的研究，甚至有可能重新书写人们对地质和动物迁徙的认识。
要点：
1.化石证据质疑“冰期动物可能起源于高纬度的北极圈地区”的观点。
2.三趾马化石导向”冰期动物在青藏高原经受了‘耐寒训练’，成功往北扩散“的观点。
3.证据链较多。2014年，一项关于北极狐起源的研究也支持这一假说。中科院古脊椎所客座研究员王晓鸣和李强等人组成的团队，在札达盆地500至300万年前沉积中，发现了最原始的北极狐化石——邱氏狐。据介绍，邱氏狐的下裂齿与现生北极狐同样有发育的切割功能，和其他杂食性更高的现生狐狸种类不同。此外，邱氏狐的体型较北极狐大，能够通过降低表面积与体积的比率来减少热量的流失，更适应于寒冷气候。西藏披毛犀、布氏豹、邱氏狐、喜马拉雅原羊等动物化石在札达盆地的发现，表明在上新世时期，该地区极有可能存在独特的动物群，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适应了青藏高原高寒气候。随着气候变化，有的动物消失了，有的则长途跋涉向北扩散，成为更新世冰期动物的祖先。
但这是几百万年尺度上的事情。蒙古人种的形成，只在最近两万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