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民族政策错误的根源在于毛主席，而不是胡耀邦 -- mcpssx

汉族先进是因为文化先进。不普及汉族文化，少民怎么可能进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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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佛教的领袖竟然是一个假MSL真流氓亲点。也算是民国乱世的奇葩了。而实际情况是当时的军阀马步芳的国中之国控制着青海，而达赖是出生在那里的，所以要人家说了算。要是没有毛领袖消灭了马家军，龙眼的西北祖地也在马家军控制之下，恐怕也要成YSL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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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马步芳 当年选我当达赖

问：廿年前关于班禅喇嘛转世的争议，会影响你，让你决定不转世吗？

答：这不是问题。我想很多喇嘛转世的例子，有时候会有二、三、四个候选人，但其中一个最后会正式举行升座仪式，获得认证，剩下的二、三、四名，就只是转世候选人。

我自己的例子，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两个男孩，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当寻访小组到的时候，第三名男孩已经过世了，幸运地说，我有了更多机会，但如果要说不幸，那一位搞不好才是真正的转世。

两名候选人，就要在众人面前选择「前世达赖常用」的物品，我母亲抱着我和军阀马步芳见面，马步芳拿出一盘糖果，有个灵童就抓起一把，我的例子，我母亲告诉我，看不出来有害怕的样子，当端出糖果的时候，我一个拿给母亲、一个给自己，后来这个穆斯林军阀马步芳就说，这才是真正的达赖喇嘛转世，所以是马步芳选我当达赖喇嘛。

您这言论我怎么有点耳熟啊？

——“中国落后是因为中国文化落后，不普及西方文化，中国怎么可能进步呢。”

您想说啥大可大大方方的说，不必借着歪曲别人的话当引子。

历史上，中原地区对边疆民族地区采取羁縻政策是可以且务实的，因为，最主要的是，当时在这一地区，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是老大，是各方仰慕的，因此只要适度用军事约束和财富吸引就可以了；周边没有真正的政治经济强力；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概念尚未发生，也没有民族主义。

19世纪中期之后，中国的周边情况有了根本性变化，一直持续到今天（今天可能正在改变，但还不明晰）。这个改变就是，周边有一系列国力，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力量，远超过中国的列强，包括来自欧美，以及邻居日本、俄国，其国力都是辐射广阔的；甚至有其他一些局部强国，如印度，有力量干扰西藏，以及今天中东的伊斯兰力量，开始影响新疆以及中国的本来是高度分散的穆斯林。而中国自身的力量当时在衰落，若从鸦片战争开始，持续了100多年，若从甲午海战起算，起码也有50年。因此，越南，朝鲜，这些几乎确实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国的领土，都脱离了中国在东亚的政治文化体系，注意朝鲜是汉代就设了郡，越南是秦代就设了郡的，而郡是中央直接任命官员的，不是地方自治的；清代有效控制的外蒙，丢了，新疆伊犁以西大片领土也丢了。一些比较典型的藩国，琉球，缅甸也脱离了中国的影响。印度48年建国后也在觊觎西藏。

也正因此，除了30年代，当时严重手苏联影响“左倾”的中共中央接受了苏联的“民族自决”的提法外，长征之后，以毛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就改变了基本的民族政策，改民族自决为民族区域自治，在陕甘宁地区回民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47年，针对苏联分裂外蒙，作为应对，搞了内蒙自治。然后是建国后的一系列自治。新疆和西藏。1950年毛访问苏联期间，还不忘敦促二野尽快进军西藏，并且电报邓告诫一定不能提民族自决，只坚持民族区域自治。二野18军匆忙上路，进军西藏。与此同时，一野也派出了少量军队（数百人）从新疆翻越昆仑山，进入西藏的西北部。

历史上的羁縻政策肯定是不能采取了。首先是中国的国际环境变了，周边地区有各国和各种力量为了本国利益同中国争锋，试图分裂中国，利用边疆地区，借助19-20世纪的民族主义，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有的则就是仇视新中国，因为中国是潜在的战略对手。其次，传统的羁縻政策，与中国自古以来本土的“普世价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完全不一致，欺负边疆民族的中下层，固化社会阶层，因此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就在西南地区不断改土归流。第三，羁縻政策还可能导致边疆严重不稳定，因为贵族上层可能不断行走于中央政府与外国势力之间，谋求自家利益；并且这还会影响国内其他省区的安定。如新疆乱，就可能影响甘肃和宁夏。

因此，用民族区域自治就是针对20世纪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本国国情，做出的重要制度创新。就民族区域自治有羁縻政策的一点影子，但有本质的变化，在我看来，至少有这几点，一，自治区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和文化上；二，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党管干部；三，精英政治而不是世袭政治，由此带来社会流动。这几点，其实基本上实现了改土归流！

只要看到这几点，那么1980年代中期，胡，无论其用心多么良好，政策就一定是错了。因为我上面分析的这几个根本的国际国内约束条件和制度追求并没有改变，甚至今天也还没有改变。苏联是跨了，但中东势力，美国的国际战略，印度自己的战略利益；世界性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弱化，相反随着教育普及强化了。内地同边疆的经济和文化整合还很不够。怎么可能回到羁縻政策去呢？只用军力制衡（羁），只用利益诱惑（縻），这是根本不够的，也不可行的。

最后说说，为什么当年要设宁夏和广西为自治区，以及其他自治地方。这其实是制约疆藏蒙的一招。毛周时代中央充分意识到，疆藏蒙确实的特殊性，确实需要照顾和迁就，但危险在于可能有人大肆强调并利用这种特殊性，来走分裂的路，或事实上拉大同中国其他地区的距离，或向中央提出过分的特殊政策。因此，除了外部制约，需要在自治区系统内的内在制约。在我看来，这就是宁夏和广西作为自治区的功能。

有人说，在各地都设自治地方（区、州、县）很糟，这是鼠目寸光，根本就不懂政治，还妄谈政治，以为从几个概念就能治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键盘党”。想想，正因为宁夏、广西也是自治区，正因为其他很多省，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青海、甘肃、陕西、黑龙江、吉林等等都有自治州县，那自治就很难要求和主张太多的特殊政策了；即使有人主张过分了，中央也可以“统一考虑”，“协调政策”，“法制统一”，中央回旋余地大了，而且还避免了激化矛盾。想想，一所大学当年只有一位回国博士，学校就往往要迁就他的要求，但如果有了300位回国博士，学校的回旋余地就大了。想想，今天，乒乓、羽毛、体操、跳水冠军还受人尊重，也应受尊重，但中国人的心态已经平和多了，远不像1960-1980年代了。

50年代多设自治地方，因此，其实是中国古老政治智慧的另一形式的表现，就是贾谊说的，“众建诸侯以少其力”。毛周他们真的是面对中国放眼世界博古通今真正继承了中国古人智慧的伟人。而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

如果当年能把新疆的名字改改就好了。

不过估计也难，别的都叫“某族”自治区，新疆也不能叫个“各族”自治区。。。

第一代是革命的基础上施政，顾忌相对较少，可以大刀阔斧（等价说法是血流成河）地搞，都建国30几年，还这样高压，一是政治上交行不过去，二是统治成本高昂，中央财政负担不起。最后中央财政到98年的时候，都差点破产了，连国企这个命根子都当作包袱，要丢，你就知道当家才知柴米油盐贵的道理！

维持一个稳定有效的体制所需要的能量远远大于处于分裂无序的体制。

你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在一个群众基础不好的地方维持稳定有效的局面，统治成本会高的吓人，在全国都在丢包袱减轻中央财政压力的情况下，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除非你给出解决方案。否则，你不断强调的那些必要性，一点意义都没有，只能是口水。

必要性谁都可以讲一堆，但可行性了？这才是关键。之前，忙总下河不断强调，政治决策从来都是“可行性优于必要性”！

第一在困难比50年代还困难？胡的折腾是在80年代中期，98年卖国企与边疆治理有关系吗？时间都对不上。

你说的是80年代是恢复羁縻，而我说的是，羁縻在历史上是如何实践的，为什么20世纪中期根本不可行，80年代也不可能行。以及为什么胡在这一点上是犯了错误。你的说法是胡没犯错误，完全正确。这是不能接受的。

我的全部分析都是基于可行性的。可行性是基于国际国内条件，自己的能力，可行性不是偷懒，不干事，以改革名义“崽卖爷田”，然后沽名钓誉。

我说过，我评价人和事的标准不是，追求理想的最好，而是追求具体时空约束下的最好，并比前人有所推进。而这就是可行性！

如果中国文化先进，为什么要有新文化运动？所谓多元文化只是政治正确，现实中并不正确。

1，我并没有说胡的政策没有问题。我的观点是，在当时全国大丢包袱的背景下，丢民族的包袱也在情理之中。

到70年代中后期，毛主席建立的那一套体制以及发展战略，已经走不下去了，这方面，忙总有系列帖子，可以一读。事实上，中央财政一直捉襟见肘，中央的控制力在不断下降。当政治强人不在的时候，没有人有能力维持之前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改弦更张是必然的事，下放权力，丢包袱，分灶吃饭就会成为必然。

而我举98年的丢国企包袱，显然，你没看懂我说的是什么？我在说，一直到98年，中央财政紧张的局面都没有有效缓解，最后不得不病急乱投医，将命根子也当包袱丢了了事。

另外，要注重，毛主席时代的民族政策，是以革命的、暴烈的形式处理的，当一个政党打下江山，还以这种方式处理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关系，一，政治上不好看，也不可行；二，成本很大，后遗症也大。

从革命转向执政，你整个治理的指导思想都要变，再用暴烈的、革命的手段粗暴地解决问题，结局就是玩火者自焚。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所以，对毛主席时代的民族政策，要一分为二，公平地看，不是说毛主席就完全正确，他的完全正确，是在特殊环境下的正确，不是无约束条件地完全正确。

2，胡的政策，从大面上看，没有出太大的乱子，虽然今天的问题很多的确出在他这个怀柔政策上。但是，批评他的政策，要批到实处，看到政策的危害的同时，要看到实行这个政策的时代背景和国家财力状况。

3，总结胡的民族政策，我的观点是，是一个战术上错误，但是在战略上，没有出现太大的失误，摇摇晃晃地，有惊无险地挺过来了。你也不要把与达赖缓和，放宽对部分上层人士的政策，当作当时政策执行的全部，同样也有硬的一手。不过是软硬交替使用，你故意去强调怀柔的一面，并且抓住他怀柔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4，民族政策上，无论是过去30年，还是今后，羁靡会逐渐放弃，胡的两少一宽也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怀柔必然还是主流，区别对待会成为治世中的常态。只是，这个区别对待，可能更体现在经济部分，在对待刑事、文化、宗教等部分，可能会收紧。

任何企图在民族政策上过份强调强硬和对抗的观点，都是对国家和民族的不负责任，是犯罪和卖国。

民族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发展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之道。经济、教育上，中央财政要尽可能地照顾，形成全国支援的格局，帮助少民脱贫致富，缩小东西地区差距，在文化上，要强制推行汉语教学，打散民族大聚居的状态，实行移民实边和内迁同化的人口政策。而民族的同化，从业都不是以10年30年来计算的，是以500年为一个周期计算的，这是一个几代人十几代人前赴后继的接力赛。认识不到这一点，空谈胡的错误，不过对天放空炮。

以这个标准衡量，过去60年的民放政策，一以贯之，区别在于执行的强度和广度有所不同而已，胡可能在执行的时候犯了幼稚病。

而我相当确定，您这里所强调的“文化”和毛对少数民族讲话中提到“发展经济和文化”中的“文化”，不是一回事。

新文化运动讲的是“德赛二先生”，换句话说，是组织化、科学化。这并不是“西方文化”，而应该说是现代化，只不过西方精英更早地比中国精英实现了现代化而已。我国组织化科学化早已有赶上并超过西方之势，难道中国文化就算西方文化的支流了？

毛显然并不反对现代化，毛时代还讲某些少数民族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您讲的显然也不是现代化，您讲的是汉化，我认为毛并不赞同强制少数民族汉化。

向西方学习奇技淫巧，可谓西化。如果汉族有优点，为什么不能学？讲个故事，维语里计算机原来发音是汉语‘’电脑‘’，现在的发音是英语“computer”。这是维族知识分子有意为之，去汉化。很明显，跟谁学都可以，就不跟你汉族学。这就是现实

您的反问我看来都不是对我所发，我感到莫名其妙。

您觉得我哪里表示出汉族有优点少数民族不能学的意思了？恰恰相反，先进带动后进，后进学习先进是毛的一贯思想。当然，优点的优越性需要经过实践证明，需要后进群体理解和接受，我看这和您的态度是有差距的。

至于您讲这个故事，就从“电脑”这个词汇的出现时间看，恐怕和毛就没多大关系了，您似乎应该回复这个故事去批判楼主。

不过恰巧我是那种人家讲什么我都喜欢歪着头想一想的人，我稍微调查了一下您这个故事。维语的“电脑”现在叫“computer”不假，不过之前曾用名也不是汉语的“diannao”，而是“éléktron ménge”。这两个词显然是从俄语来的，电子электрон，脑мозг。再顺带说一句，就连维语表示“电”的几个词汇也不是从汉语来的，而是从俄语来的。如电荷俄语заряд-维语zeret；电流俄语ток-维语tok。维语和俄语的渊源您总该知道一二，总不至于说“跟谁学都可以，就不跟你汉族学”吧。

当然，我并不是专家，如果我说的有错，欢迎您批评指正；不过您如果是道听途说而来的呢，我要奉劝一句，拿这种没有根据的故事去宣传只会起到反效果。

是给一类人看的。向汉族学习优点，在某些人看来就是汉化，维族人连汉语都不想学。毛大爷已经死了，我不想掺和他的功过讨论，应该讨论现在，现在要怎么办

您一系列回帖里，用“你”指名道姓地点出我好几次，用反问句质疑了我好几次。我现在就问您，我是不是您所谓的“一类人”？

如果是，您不妨说明白，您说的是哪类人，我的哪些言论让您把我归类成这类人？

如果不是，您大可另找个地方，去讨论“现在要怎么办”，河里讨论这个的帖子相当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