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叶帅、耀邦和仲勋 -- 老老狐狸

主席在延安整风时说过，本来可以追究这个临时中央的，但为了团结还是承认了。

其实这个临时中央既不是共产国际指定也不是中国代表选的，就王明和周恩来两人定的。博古是团中央书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就当总书记。

七大选出的五书记还是给他们留个代表任弼时，任去世后老机接这个位置。

王明被批时抖落出来：当时说好，只是临时，到了苏区就把权力交给在苏区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尽快开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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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博古、陈云、张闻天等离开上海。到苏区后，他们根本不提这茬，周也不说话，先是临时中央和苏区局合并成立中央局，以临时中央为主，博古任书记，周代表苏区局回到核心圈。1934年1月开五中，博、张、陈、周、项等当选书记处书记。

会前，博古他们定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名单被远方做了修正，书记处没有张闻天、陈云等，加上了不在苏区的王明、张国焘，临时中央只有博古一人，苏区局有周恩来、项英两人。但博古又把张、陈加上去了。至于张国焘也是书记处书记一事，估计一直没告诉他本人。

博古确实是王明小兄弟，王明一手推上去的，但到了那个位置，也就有了他自己的取向，不全是王明的傀儡。

我们看山头、人事也是如此，不是一成不变的。

老机说的就是这个吗？

现在多数的文史工作者都因为各种原因视角太低，视野太窄。当时的大背景是西安事变前后的中苏日之间博弈的波涛巨变。西安事变之前，面对日寇在东北的步步紧逼，看重实力的斯大林担心与德国和日本两线作战，因此急于与相对掌握中国大局的蒋介石政府进行谈判，希望中苏第二次合作，同时希望蒋介石包容共产党。所以双方代表已经在苏联开始谈判了，苏联方面的代表是王明，因为当时的中共架构还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分支机构，而王明是名义的，苏联认可的中共最高代表。但蒋介石集团知道当时国内中共军队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领导人已经不那么听苏联的调遣了，所以执意要和中共军队的直接领导人谈判，但王明希望自己主导谈判权，于是派潘汉年回国继续谈。这就是潘汉年比张浩晚了半年多才到陕北的原因，要不是蒋介石的代表嫌他级别低不理他，潘还在国民党那里磨叽不走呢。

而蒋介石要包容中共的前提是中共必须解除武装，化整为零加入国民政府，这一条有过412血的教训的TG是决定不会答应，但斯大林其实无所谓，只要蒋介石愿意和苏联合作，抵御日本这个共同的敌人，使苏联的远东防线稳固，中共有没有自己的武装没那么重要。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看到了剿灭TG军队， 而不会招致苏联反感的最佳时机，所以调集中央军十几个师加上东北军，西北军一起疯狂剿共，并亲临西安前线督战。在剿灭红军的同时，蒋介石还不忘其一刀两砍，让红军和地方军阀自相残杀的故伎。

为了各自的生存，TG和东北军，西北军逐渐联合了起来，但人家东北军瘦死骆驼比马大，十几万人，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要财有财（相对红军而言）。而TG能拿什么本钱出来和人家东北军合股搞买卖呢？一个是邀请爱国将领张学良入党，一是说推举张学良做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最高领袖，另一个就是说自己可以打通前往苏联的通道，拉来苏联的大批援助。这些条件在当时表面看都是合情合理，可以实现的。在加上之前苏联确实有要援助中共红军的计划（陈云说的过草地前的那200门炮这说）。

所以张学良毅然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按当事人的回忆，当时无论是张国焘还是朱德、毛泽东，在听说蒋介石被扣后，都是异常兴奋，张国焘更是手舞足蹈，都希望立刻就把蒋介石公审枪毙。红白双方早就杀红了眼，怎么可能象后来那样，对蒋温柔体贴一番就放走呢？但西安事变给了希望与蒋介石联合抗日的斯大林当头一棒：第一，这么大的事件，斯大林居然一点不知道说明如果有共产党参加，那么自己已经对其失去控制了，第二，最早埋伏在张身边做工作的自称共产党的人是1931年王明代表共产国际开除和破害的，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希望独立发展的罗章龙，黎天才他们那伙人，被斯大林和王明定义为托派，是苏联要坚决镇压的派系，而TG与托派搅合在一起还得了？第三，西安事变直接破坏了斯大林、王明正在和蒋介石进行的很可能最后要出卖红军的合作谈判，近而破坏苏联联蒋抗日的重大战略。

所以斯大林在第一时间就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大骂张学良是汉奸卖国贼，并强迫TG必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把蒋礼送出境。气得毛当时跺脚大骂：斯大林眼里我们屁也不是。而张学良的入党问题也就好解释了，张入的是TG，但当时TG还是苏联的远东支部，斯大林坚决不同意批张入党，所以张最后没入成党，但张在临死前都说他其实就是共产党。也解释了为什么毛那么反感王明，潘汉年，赫鲁晓夫和苏联沙文主义。后来潘再次背着毛找汪精卫，回来还不汇报，就更是旧怨新恨，永不续用，而中共对张学良确永远是感激不尽，赞为民族英雄。而张看透世事无常，江湖险恶，而国际江湖是更加险恶，于是心灰意冷，甘愿走进连环套。

那么讲完这些，西路军的悲剧就很好解释了，他们的悲剧是注定的，当时不要说他们，连中共中央都是踌躇不决的，因为他们自己都差点被出卖。斯大林在当时要讨好的是他认为最能够整合中国，对付日本，帮助他稳固远东防线的蒋介石，为此，他是不惜出卖中国红军的。那过草地前陈云见过的200门炮，也许曾经准备运到定远营，但西安事变一经发生，斯大林就绝对不会再把它们拿出来援助中国红军了，更不会拿来援助要打倒王明政治路线的红四方面军，想都不要想。所以就是后来西路军残部到达了所谓的新的交货地点：新疆哈密，有谁见到过那200门炮？后来整个抗日期间，斯大林拿出大批的物资，武器，飞机大炮和军人援助蒋介石，可曾分出一杯羹给中共军队？

王明本人没什么路线，一个小毛孩子能有什么路线？所谓的王明路线其实就是代表苏联的国家利益路线。为什么当时苏区搞肃反那么严重？因为TG要独立自足发展就会损害苏联的国家利益，后来毛是怎么当的‘白眼狼’？最后苏联是怎么解体的？要换蒋介石管中国，连香港都收不回来，所以还是一个软弱的领导人和软弱的政府更符合苏联利益。

后来抗战时的苏联利益就是联合蒋介石搞统一战线，所以其代理人王明又回来做了还乡团团长，控制了TG，直到武汉会战失败。再后来是毛完成了从前罗章龙，李立三，张国焘想干而没干成的独立发展的路线，整肃了王明路线，带领TG从濒临灭亡到走向胜利。

后来的解放战争，斯大林看共军实力不行，就又要和蒋介石故伎重演，以外蒙利益为交换，允许蒋介石打内战剿灭TG军队，可时毛领袖不是张国焘、陈昌浩，几次交锋让斯大林看到了TG的实力，又看到了蒋介石的贪得无厌，斯大林才在东北给了TG一些日本人残留的援助，毛共就再接再厉很快打败了蒋介石集团，没有走西路军覆灭的老路。

王明31.9是跟着米夫到莫斯科，进入国际的。米夫37年就被整肃了。王明在斯大林眼里并没有那么大份量，他回延安时的风光，很大程度是利用国内同志不了解情况。

35年底邓文仪联系王明，是国民党这边主动，这要和国内局势（华北事变、何梅协定、12.9）联系看。

36年出现反复，同样要与国内局势、西北军事态势联系。

没必要强行和苏日关系联系。

ps：陈云说见到炮，已经是36年12月初了，哪是草地前。

当年的蒋介石份量够重吧? 也曾经强烈提出要加入苏共, 结果后来悍然发动了412。抗战中的金日成份量够轻吧? 比他份量重的朝鲜人多了去了, 怎么斯大林一定要让金胖子当朝鲜领导人呢? 说明能力是一方面, 但对苏联可靠才是最重要的。王明是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 所以才被斯大林抛弃, 但对朱毛, 斯大林直到毛解放战争取得胜利, 访问苏联都是暧昧犹豫的, 要不是毛在莫斯科翻脸大闹, 还是拉不来太多援助, 东北权益也收不回来, 这都是斯大林顾忌的苏联利益。

王明是一个符号, 代表对苏联唯命是听的路线, 所以他本人就是再饭桶, 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就这么个一直没份量的人, 毛领袖在文革时对激烈反扑的老帅老将们咆哮道: 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可见在毛眼里, 王明也不是那么没份量。但这种份量不是他个人的能力, 而是他背后的苏联力量。至于苏联援助是怎么在西安事变前后从就近的援助计划, 蜕变成舍近求远的援助画饼, 最后又缩减成人员培训, 我下面照搬一段歌颂陈云的党史文章, 大家细细品味那半含半露文字背后的历史波澜吧。

http://www.dswxyjy.org.cn/n1/2017/0110/c244522-29012198-2.html

中央红军在完成长征、落脚陕北后，尽快取得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共产国际来说，都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急迫的事情。张浩、阎红彦先后返回国内，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向党中央送交共产国际的密电码。在此前后，上海特科也派人将大功率电台送到了陕北。有了电台和密码，按理说就可以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了，但有一个环节还需要解开，即共产国际如何验证发报的电台确为中共中央所操控。为此，他们请陈云向对方提一个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问题，用以确定电台的真伪。陈云想起，他在长征途中折返上海前，刘伯承曾给在成都的友人和重庆的弟弟各写了一封信，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竹皮暖水瓶底部的夹层中，路上经费则藏在暖水瓶中。此事只有周恩来、刘伯承等几个人知道，于是在中共中央首次用密码来电时，共产国际电台便问对方：“陈云离开时，把信和钱放在哪里了？”对方回电均答对了。至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才重新连接了起来。[26]

六、向斯大林提出援助中国红军军事装备的请求，并以中央代表身份迎接前往新疆接受军事装备的红军部队

陈云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中国红军长征的会议，斯大林没有参加，但事后看了记录，很感兴趣，提出希望直接听陈云当面再讲一次，以便进一步了解中国党和红军的情况。于是，陈云在王明、康生陪同下，于1935年12月3日前往斯大林办公室。苏联方面参加谈话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时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负责人伏罗希洛夫、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奥尔忠尼启则、苏联政府内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谈话中，陈云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问题。斯大林问，中国党和红军最需要什么，陈云说最需要武器装备。[27]是年底，斯大林设宴招待陈云，并叫上伏罗希洛夫和时任苏联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的布琼尼坐陪，继续商谈有关苏联援助中国红军武器装备的问题。[28]这些谈话对于后来苏联同意在中蒙边境和新疆方向接济红军武器装备，有着直接关联。

早在1935年8月，中央在过草地前召开的沙窝会议就提出要创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以靠近苏联和外蒙古，“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29]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6年年初又与共产国际取得电讯联系，从而使从外蒙古方向获取苏联援助的设想有了实施的可能性。1936年5月，中央派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和15军团进行西征战役，一边巩固、扩大苏区范围，一边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和打通同苏联的交通做准备。毛泽东于6月29日致电彭德怀，指出：“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电报还说，宁夏及绥远西是接近苏联距离较近的通道。[30]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制定了夺取宁夏战役计划，要点包括红军与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以两个方面军乘冰期过黄河，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接着，共产国际作出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31]毛泽东等于9月14日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说：“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32]

鉴于以上情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同年10月决定由陈云率领一支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回国，迎接执行夺取宁夏战役、担负打通国际路线任务的红军部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欢送陈云一行的家宴上，陈云提出，红军需要更多的武器弹药。于是，季米特洛夫通过苏共中央，再次为中国红军要了一些坦克、大炮和其他军事装备。[33]遗憾的是，陈云一行未等动身，夺取宁夏战役计划由于国民党中央军阻断了黄河两岸的红军部队而被迫终止，共产国际也相应放弃了从外蒙古方向接济中国红军的计划，改为利用当时苏联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从新疆方向帮助中国红军。

当时，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为了得到苏联支持，和国民党政府闹独立性，提出 “反帝”、“亲苏”等六大政策，伪装进步；苏联则为了稳定那一段边境，积极支持盛世才，派出军事顾问，赠送武器装备。正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共产国际曾考虑将约1000吨货物先运到哈密。随即，中央批准四方面军指挥部及西渡黄河的30军、9军和5军（即原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组成西路军，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同时致电西路军，同意他们向凉州（今武威）前进，说“新疆接济正准备中”，“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今属嘉峪关市，是甘肃靠近新疆最近的县城——笔者注）。” 此后，西路军开始了艰苦悲壮的历程。

1936年12月8日，由陈云率领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莫斯科乘火车出发，经过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抵达靠近新疆的苏联边境口岸霍尔果斯，准备随时进入新疆，迎接前来接收援助物资的西路军。[34]他们一行五人住在苏军一个骑兵营长家里，在兵营里亲眼看见了准备援助中国红军的200门炮和机关枪等武器装备。然而，就在等待盛世才派大汽车来接运这批武器装备的档口，事情再次发生了变化。

与陈云一行抵达中苏边界几乎同时，即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共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消息传出，引起苏联方面的误会和不满。因为在斯大林看来，当时苏联东西两线面临两个法西斯策源国的威胁，为集中力量对付西线德国可能的进攻，必须稳住东线的日本，而能够牵制日本的主要力量，唯有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因此，他认为这一事变是日本人幕后策划的，意在搞掉蒋介石，使中国群龙无首。由于中共与张学良建有统一战线，他将此事迁怒于中共，表示原来答应给红军的武器装备不再给了。这样一来，西路军继续往西走便失去了意义，于是中央电示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35]配合东北军对付国民党的中央军；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电示陈云在边境等待指示。到了12月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又表示原来答应给红军的武器装备照给，中央也电示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36]然而正如李先念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本来，河西走廊敌人驻军很少，利于我西进，西路军一旦停下来，敌人就追上来，不仅难以在这一带创立根据地，而且西进或东返都很困难了。”[37]

1937年1月中旬，西路军在甘州（今张掖）以西建立的据点高台失守，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余人壮烈牺牲。此时西路军折返东进受阻，继续西进又遭敌重兵围困，加之在那一带缺少群众基础，没有后勤支持，无法安置伤员，最终导致失败。3月中旬，西路军向祁连山区突围，过河的2.2万人已不足3000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返回陕北，余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八人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分三个支队，李先念率1500人的左支队向西游击，工委会随其行动。3月22日，中央致电左支队，要他们设法去新疆，说陈云等前去迎接。4月5日，左支队穿越祁连山，抵达肃州（今酒泉）西南，按照中央指示前往甘肃与新疆边界的星星峡；16日走出祁连山时全队尚余850人，4月底到达星星峡时只剩下420余人。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中央得到西路军余部消息，电示陈云一行“急速前进”，“去赶上到星星峡的部队，以便回转国内。”[38]陈云立即率代表团动身，于4月23日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西路军已失败，他们担负的向西路军交接苏联援助物资的任务也已变更为“把西路军的残部援救到新疆安全地点”。[39]陈云向盛世才要了一些大卡车，由新疆教导团特科装甲大队护送前往星星峡，于5月1日赶到。他向李先念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400余人转达了党中央的亲切慰问，并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勉励大家正确看待革命斗争中的失败。会后，他又与西路军领导干部谈话，夸奖他们能把剩下的这部分人带到星星峡是好样的，不愧是共产党员。部队在休整几天后，由陈云一行将他们接到迪化。从这时直到11月底的大半年时间，陈云为接应西路军余部主要做了以下三件工作。

第一，经过同盛世才谈判，确定了西路军余部的名分、驻地、给养，为党保存这批红军骨干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李先念带到新疆的西路军余部虽然只有400余人，但其中五分之三是党、团员，班长以上干部占三分之一，连以上干部有80多人，军、师级高级干部有十多人，而且有50多位无线电收发报员、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为了使这支队伍保留完整建制，陈云与盛世才议定，对外说他们是从内地招来修建公路的，称为“新兵营”，一律穿国民革命军军服，戴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但驻单独营房，零用钱由代表团自行负责，用于购买粮食、蔬菜和牙粉、肥皂等日用品。为了使他们尽快恢复体力，陈云和代表团副团长滕代远从自己津贴中拿出钱来，给大家加发菜金，并请医院来人为他们检查身体，治疗伤病。经过一个月休养，部队面貌焕然一新，陈云在给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汇报信中说：“如果把初到星星峡时的400多人，再现在来看一下，那简直认不得。现在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息，吃饭吃饱，大家脸亦长得胖胖的，个个年轻力壮。……虽然我们的队伍也一样穿着国民革命军的服装，戴着青天白日旗徽章，但是我一认就可以认出谁是我们的人，谁是他们的人。”[40]

第二，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及组织文化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文体活动，稳定了西路军余部的情绪。西路军余部初到迪化时，情绪一度很不稳定，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西路军西渡黄河时有2万多人，失败后到达新疆的仅剩400多人，对此很多人想不通，认为指挥有误；二是西路军左支队在走出祁连山时接到的中央电报说，他们到新疆后将被送至苏联学习，而到了新疆，共产国际又决定他们不去苏联，留在迪化组织学习，对此也有很多人有意见，认为说话不算数。针对这一情况，陈云和滕代远决定左支队在这里不讨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等问题。他在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汇报信中说：代表团“正在努力造成这样一种前提，就是先在党与国际的正确政策上在政治上团结全体干部，以便将来在你们领导之下能够使这些干部正确的平心静气的研究他们在工作中间的错误和教训。同时我们之所以不去讨论西路军的整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具体情形，也不知中央的意见，以我们毫不知道当时具体情形的人去武断的发表意见，这只能是坏事。”[41]事实证明，这一决定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对稳定西路军余部的情绪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陈云及时组织他们学习文化和政治、军事课程，让这400多人按照各自文化程度，分别编成甲、乙、丙三班，根据不同情况设置课程，购买教材，并从他们中间挑选文化程度相对高些的人担任教员，自己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也分别给他们讲授政治和语文课。他还给左支队干部作政治报告，讲解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等等。这些措施不仅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而且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和政治素质，为此后学习军事技术铺垫了基础。

第三，利用我党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把“新兵营”办成了学习现代化军事技术的学校，为党培养了一支能够操纵现代军事装备的骨干队伍。共产国际原本答应将西路军余部接到苏联学习，但“七七事变”后，囿于国共关系的变化而改变了初衷，决定让他们留在迪化学习。陈云对此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一接到通知，立即提出一个重点学习战术和装甲车、汽车、大炮、飞机、坦克等军事课，以及按照“学校的方式”进行整编的学习计划。当这一计划得到批准后，他又通过盛世才的苏联总顾问，聘请新疆军官学校的教官和苏联教官实施教学。当代表团与党中央之间的直接电讯沟通后，他给毛泽东、张闻天发报，一方面汇报西路军余部入疆后的情况，另一方面提出利用当时新疆的有利条件，在三年内为我党我军培养5000名军事干部的建议。中央很快同意了陈云的设想，并要求他们设法建立从新疆到兰州的航空交通，以便派送干部前往。

1937年11月底，陈云搭乘王明、康生由莫斯科飞经迪化的飞机，一起回到延安。陈云被重新任命为中央常委和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向中央进一步提出挑选一些干部去新疆学习航空技术的建议，在得到批准后，从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中选出了19名符合条件的学员（有一人到迪化后未能入学）。这批人加上西路军余部已选出的25名学员，使我军共有43人参加了1938年3月开学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飞行班、机械班的学习，直至1942年4月毕业。周恩来曾对此称赞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情。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42]后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以及西路军余部学习汽车、装甲车、坦克驾驶和火炮操纵的干部战士，果然成了我军技术兵种的骨干。

陈云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陈云同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在缅怀陈云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时特别强调：陈云同志“参加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43]今年既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此时此刻回顾和阐述陈云对长征做出的特殊贡献，就是为了继承和发扬红军的长征精神，在当前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更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争取按时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任务，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李特要去苏联告状, 陈昌浩要回去斗争, 都是太幼稚了,都还蒙在鼓里。斯大林和苏联是绝对不允许自己的援助流落到要独立发展的武装力量手中的, 除非能确保其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比如中东路, 比如旅顺港, 再就是联合抗日。所以他们派王明等人不断整肃中共, 谁有独立倾向就整肃谁, 先是李立三一派, 罗章龙和王克全一派, 后是苏区大肃反, 再后来是张国焘一派, 最后是抗战时对毛冷落。毛要不是有些手段, 是很难经过几起几落, 终于以反对教条主义摆脱苏联老子党路线, 就是王明路线的。西路军问题就不要纠缠中央和四方面军谁是谁非了, 视野太窄, 境界不高, 本来当时就是盲人瞎马蒙在鼓里, 现在自己人内斗就更没意思了。

刘志丹的警卫员谢文祥的回忆与宋任穷、裴周玉说法一致：左胸中弹，伤及心脏。

另一名警卫员美娃的说法也如此（刘有明回忆）。

说“左侧臀部中弹，小腹穿出”的李生有，本人说法是“红25军卫生院院长钱信忠”的警卫员。

ps：还是那句话，“只要稍有常识和逻辑，这谣就传不下去。”

就是没护好自己的犊子，如果毛主席没那么仁慈，护犊子，文革还能没个贴心人吗？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