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沿着时间轴整理一下周子瑜事件 -- 陈王奋起

根據最新民調（台灣指標民調），民眾較認同的兩岸政策論述或定位:

69.3% 一邊一國、69.0% 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推動兩岸關係、64.8% 一中一台、63.8% 不統/不獨/不武、36.2% 一中各表、 28.3%一國兩制、27.4%九二共識，及25.8%兩個中國、16.2%兩岸都屬一個中國、16.0%一國兩府、15.6%一國兩區、12.0%一中同表、10.5%終極統一。

　在国民党统治旧中国的20多年里，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一直是蒋介石宠信和倚重的爱臣。但是他们到台湾后却是另一番境遇了，同时也开始了他们人生的另一篇章。

　　为蒋当替罪羊

　　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大动荡大变化的年头，统治旧中国的国民党在大陆彻底崩溃，蒋介石及其一批文臣武将败退台湾，以“蒋家天下陈家党”显赫一时的CC首领陈果夫、陈立夫也先后撤往台湾。

　　蒋介石是一个不甘失败的人，他要在台湾重整旗鼓，反攻大陆。还在1949年1月他下野回到奉化溪口老家时，就开始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着手拟订改造国民党的方案。他对随侍在侧的儿子蒋经国说：“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队干部无思想领导，以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裂。干部无政治教育，不能使全党党员理解中央之政策，于是心存怨望，且诿卸责任。要改正上述缺点，应拟定具体纲要实施才行。”此后，蒋经国就起草了一份《重整革命之初步组织的意见书》，蒋介石又根据这份意见书拟定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之改造方案》，并于9月20日撤逃到重庆时发表《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说这次着手党的改造，是要检讨过去的错误，反省自己的缺点，把派系倾轧的恶习痛加悔改，把官僚主义的作风彻底废除……。明眼人一看，句句都是冲着二陈发的。

　　然而此时的陈果夫，早已在台中卧床不起了。陈果夫自幼体弱，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的武汉保卫战时，在蛇山推大炮用力过猛，致使肺血管破裂，落下了终生不治的肺疾。他多次咯血，经常住院，曾经被医生认为已不可救。后来患肋膜炎，抗战胜利前后的四年曾三次手术，最后肺与肋膜腔相通而无法再治，只能退出政坛终生卧床。在解放军进占徐州、蚌埠，南京已岌岌可危之时，陈果夫得到蒋介石的特准于1948年12月6日渡海至台湾台中休养。他自知来日无多，仍然强打起精神在病榻上撰写回忆录，想让人知道自己“并非像有些人所说：从来没有为人民谋过福利，从来没有执行过三民主义”。这种苦心，自然也是对蒋介石和其他派系的一种表白和反抗。

　　蒋介石虽然在现实中不再难为陈果夫了，但要“反省失败”，改造国民党，就不能不把陈立夫拉出来做替罪羊。陈立夫也心知肚明，在出席了蒋介石于1949年12月30日和31日在台北涵碧楼主持讨论国民党改造问题的会后，主动向蒋介石表示：“党未办好及一切缺失最好把责任推给我两兄弟，将来改造后，我兄弟二人亦不必参加，庶几总裁可以重整旗鼓。”只是蒋介石此时犹如刚刚踏上一只飘荡在大海上的孤帆，朝不保夕，难以有“改造”的大动作。直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改变了对台政策，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蒋介石重新得到美国的庇护后，才大刀阔斧地改造起国民党来。

　　此时，蒋介石要倚重黄埔系爱将陈诚和“太子系”蒋经国统治台湾，在多年派系斗争中一直是这两派的老对手——CC系自然不为所容，陈诚尤其忌讳陈立夫的声望。20多年一直青云直上，此时年方50岁的陈立夫便难逃厄运了。

　　7月21日晚，蒋介石召集中常委谈国民党的改造时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本质上是党本身的失败，而党的失败是二陈直接造成的，必须承担责任。党的改造就是不能再见到党内派系倾轧、人事纷争的现象，党员不能再有败坏纪纲、藐视组织的行径，“我们不能允许过去招致大陆沦亡的一切观念、行为和作风用到台湾来，瓦解我‘中华民国’的最后基础，使其重蹈大陆各省的覆辙”。5天后宣布的改造委员会16人名单，主要是陈诚、蒋经国两系的人马，CC系虽也有3人，但已没有二陈的名字。

　　陈立夫心灰意冷，决心诀别政坛，离台出国。他对蒋介石说：“我受总统熏陶25年，但很惭愧没有什么表现，很感罪戾!我出国了，今后一切政治问题请勿再找我。我一向对此不感兴趣……”言外之意这25年都是勉为其难而为之的。他去向宋美龄辞别时，宋送他一本《圣经》，说：“你从前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立夫接过《圣经》，指指墙上挂着的蒋介石像说：“夫人，那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8月4日，陈立夫携眷属一行从台北乘飞机经瑞士(名为参加世界道德重整会议)到美国新泽西州林湖城定居。他虽然放心不下年迈的老父和病入膏肓的兄长，但他实在无法在台立足。后来使他伤感不已的是，陈果夫在1951年1月从台中迁到台北后，病情加剧，结核菌由肺部侵入血管进入大脑，于8月25日去世。其时，正在加紧改造国民党的蒋介石以“一切已妥为安排”之词，不让陈立夫回台奔丧。他只能在大洋彼岸遥祭这位兄长了。

　　旅美养鸡度日

　　陈立夫到美国后，选择了一条奇特的谋生之路：开办养鸡场。他曾经这样说过：“替政府工作这么多年，伺候了蒋公和党内党外不少人，而竟不受谅解，此后将不再伺候任何人，而照料鸡就没有这种感觉了。”他办这个养鸡场，也是经过一番筹划的：他先同旧友胡定安(曾任江苏医学院院长)在新泽西州作了一番考察，认定这儿离纽约较近，鸡蛋价格很高，销路好，养鸡颇能赚钱，买一个养鸡场也不算贵。便与胡合作，以4.7万美元买下了一个养鸡场，先付两万美元：陈、胡各4000元，向孔祥熙借8000元，另向朋友借4000元，其余分10年付清。新泽西州的养鸡场有好几十家，当地人多采用机械化和自动化控制，陈立夫为节省开支，全部采用人工，10间鸡舍5000只鸡，与夫人和三个儿子一齐动手，上大学的女儿放学回来也帮忙。从孵化、喂养、清扫鸡舍到捡蛋、大小分类、清洗、称重、包装、运送等等，什么都干。一百磅一包的饲料，他能扛起来就走，过去长期坐办公室落下的腰背痛病反倒没有再犯了。

　　这里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二陈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并称“四大家族”。孔、宋两人轮流掌管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经济、行政大权，其家属子女又敛财有术，为中国首富，当名不虚传；蒋氏掌管军政大权，可以任意使用国库财富，亦无需赘言；而二陈在大陆主管经营党产和多家农业经济贸易公司，为官僚资本代表人物，但至今尚未发现他们有化公为私、中饱私囊的确凿材料。二陈两家的日常生活，在国民党官吏中算是相当俭朴的；陈果夫多年患病，其医药费的大笔开支常要靠蒋介石接济，死后丧葬费也是台湾当局开支的。陈立夫离开台湾到美定居，据说是蒋给了他5万美元。从此后以养鸡谋生及在美国近20年的拮据生活来看，也不像初期有人所猜“是装穷相”而藏匿有大笔财富。

　　陈立夫的养鸡场头3年颇为顺利兴旺，他也干一行学一行钻一行，注重鸡蛋的分类、清洁和新鲜度，市场信誉甚好。奈何好景不长，当美国东西高速公路通车后，西部地区放饲于田野的鸡成本低廉，冷藏货柜车把鸡蛋运往纽约廉价销售，新泽西的养鸡场纷纷倒闭。陈立夫勉强维持，但是入不敷出，要靠借贷支撑，蒋介石也从台湾寄些钱来接济他，如此惨淡撑持到1961年，终究不得不关闭了事。倒霉的是，陈立夫养鸡场关闭后，想要节省开支，把原来投保的1.6万美元改为4000元，不料当地一场森林大火把他的养鸡场大部分烧毁，可以得到的保险赔偿额也就寥寥无几了。

　　8年的养鸡业让陈立夫尝到了甜酸苦辣，他要另谋生路。经朋友介绍，他得到一个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万斯特东方图书馆整理几千册中国医学书籍的职位，一个基金会还答应给钱。不料有个美国教授想独揽此事而不肯同陈合作。陈无奈，只得回到家来与几个农友共同组织起了“中国食品公司”，由夫人孙禄卿任董事长，做起了江南食品——松花蛋、湖州粽子、年糕、虾仁蛋炒饭、腐乳、辣椒酱等，供给旅美华人。陈立夫的夫人孙禄卿出身湖州殷实之家，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对山水画造诣颇深。夫妻和睦互敬，相濡以沫。在大陆，她深居官邸，相夫教子，以绘画自娱。到了美国后，她先跟陈立夫养鸡卖蛋，一些碎壳蛋则亲手做成蛋糕。现在办起了食品公司，她名为董事长，实际上常常为赶工期亲手包湖州粽子。她很有感慨地说：别看我们现在这样忙累，我倒觉得这是人的生活。

　　因为他们制作的食品风味纯正，讲究卫生，在华人社区和华侨餐馆很受欢迎，“陈立夫皮蛋”、“陈立夫辣椒酱”也名闻遐迩。逢到中秋节到来前，华人做月饼需要蛋黄，陈立夫用上万个鸭蛋敲出蛋黄来供应，虽然辛苦些，但收入不菲。他们就这样以辛勤的劳动维持生计，倒也安然自得。这期间，在台湾逐渐取代陈诚掌握党政军大权的蒋经国，秉承父意几次邀请陈立夫出任“联合国大使”、“日本大使”、“考试院长”、“巡回大使”等等，以弥补当年放逐之内疚。陈一概拒绝。

　　1966年秋，蒋经国又邀请陈立夫回台，共贺其父80大寿。陈立夫考虑再三，终于去了，想不到蒋介石这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盛情，他拉着陈立夫的手说：“人老了，总想过去的事，水是家乡的甜，人是故旧的亲。”说得陈立夫感动莫名。蒋还邀陈到慈湖去住了一晚，作彻夜长谈。谈起旅美生涯，陈立夫说自己这些年在养鸡之余，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又重新研习了一番，加以集纳、整理、诠释，使之成为有系统之整体，以《四书道贯》为名出版。蒋翻看了一番，大为赞赏，还说了句“只是书名太深了点”。陈立夫当即谦虚地请蒋介石重新命名。不几天，蒋写了一签“陈立夫著《四书一贯之道》蒋中正署”，让蒋经国告陈：书名不必改了，这幅题字插入第一页，使“道贯”两字使人明了即可。这更使陈立夫添了一份知遇之情。

　　陈立夫还奉命到台湾的十几所军校去讲《四书道贯》，接着又到一些高等院校和团体去频频演讲，一时十分风光。终以体力不支，在“国际狮子会”演讲中病倒了，送进医院诊断为急性肝炎。蒋介石不仅调集了台湾的各路名医，还从香港请来了专家，使陈立夫转危为安。蒋介石再次劝陈立夫不要再在美国辛劳度日了，回台来定居吧。陈立夫出院后，返回美国交代了一番，于1969年结束了在美国19年的流亡生涯，正式返台定居。

　　弘扬中华文化

　　陈立夫回到台湾，走出机舱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平平静静地度过余年”，一再表示自己对政治已经完全失去兴趣，宁愿专心做些知识的研究。他在美国19年，深深感到西方文化在于“尽物之性”，偏重物质之生产、发展和享受，“良知为物欲所蔽”，人成了物质世界的奴役，以竞争为中心；而中国文化在于“尽人之性”，轻利重义，中国文化作为“未来价值”将在遏制人类“返回兽化”的进程中作出特殊贡献。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于民族文化的自我复兴。他被誉为传扬中国传统文化“硕果仅存，声誉崇隆之传人”。蒋介石深解其意，乃邀他出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蒋自兼任会长)，蒋经国还特意向陈说明“这不是官，是社会团体之职务”。

　　于是，陈立夫就将其主要精力倾注于“文化复兴”的各项活动。先是组织翻译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又主持编著《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23种。

　　此后，陈立夫还担任孔孟学会理事长，出版《孔孟月报》和《孔孟学报》，举办国学研究会、演讲会和各级学校论文竞赛、小学生书写四书文句比赛，推动台湾各县市建立孔孟分会和修建孔庙、塑孔子铜像、办祭孔大典等等，他还将这些活动推及到一些国家的华人聚居地。后来他又担任“中国孔学会”荣誉理事长。随着海峡两岸各种交往日渐恢复和增多，陈立夫也热心推进两岸中医药界的交流。1988年他应福建省中医学院纪念建校三十周年之邀，寄给他们《中医之理论基础》一文。

　　推动两岸统一

　　尽管陈立夫一再表示“已不懂政治”，但蒋介石还是给他戴上了“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虚衔，蒋经国和国民党的一些人也尊他为元老，敬重有加。但陈立夫对政治活动竭力回避，只是对两岸长期分裂对立的局面十分担忧，害怕外人从中渔利而不可收拾。刚回台定居之时，他对于蒋介石在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同时喊了20多年的“反攻大陆”高调难以悖逆，于1973年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以期消除武力对抗，为蒋氏父子所接受。蒋介石1975年去世后，陈立夫主张加快统一进程，曾化名在香港报纸上撰文，呼吁两岸领导人重开谈判之路。只因蒋经国仍唱“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高调，对大陆方面一再提出的平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又以“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拒之，陈立夫也只能讲讲三民主义何等切合中国的大话。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陈立夫立即改变了调子，他找了蒋纬国、赵耀东等30多名国民党元老联署，提出了一个“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方案。这个方案说：中国之统一为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的共同愿望。谋求统一必先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互信生，自会团结统一，而“中华文化为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这个方案提出了实施纲领：以台湾的科技潜力与大陆的人力物力资源作为互助的基础，共同建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进委员会”，开展两岸的经济合作；进而双方全部去除敌对行为，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实现两岸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合作，从而达到两岸统一。这个方案还提出：从台湾储备中拨出100亿美元，作为援助大陆的长期低息贷款，资助大陆现代化建设，以换取中共放弃“四个坚持”和“武力犯台”。

　　 　陈立夫等34人的方案向国民党中央正式提出后，在台湾引起的强烈震撼是罕见的，媒体舆论和朝野人士议论纷纷。台湾媒体进一步报道：陈立夫表示必要时愿意到大陆去，与邓小平商谈统一事。他还说：自己的一生从来都是为着中国的统一、中国的命运而奋斗，他真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台湾报纸说陈立夫从反共老人变成了联共先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9月7日发表评论，公开赞扬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尽管有不适宜的提法，但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对话协商、互信合作，并有一些具体的设想，这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这种积极态度“令人感动”。

　　可叹的是继蒋经国掌握台湾大权的李登辉，是一个处心积虑要搞“台独”的人，他对陈立夫等人的提案不予理睬，束之高阁。而坚持“台独”立场的陈水扁等人甚至指控陈立夫“涉嫌资匪叛乱”。后来陈立夫叹息“此案仍不免胎死腹中，殊为可惜”。

　　然而陈立夫为两岸统一仍努力不懈。他对两岸的学术、文化和民间交流，表现出相当高的热情。福州英华英语学校少年陈立，因名字相近，于1991年春节前夕请人给陈立夫带去一幅题为“独具慧眼”的猫头鹰图作为贺年礼，并画了一幅水仙花请他题字。陈立夫十分高兴，在水仙花画上题款并复信说：“你的名字比我少一个字，而年龄相差79岁。你仅13岁已能画出这样美的画，真是可爱。”从此，两人不断通信，互寄字画、照片，表现出一种深厚的亲情。1992年7月，他为早年与自己政见迥异、嫌隙甚深之张西曼的遗属题字云：“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忍小异而舍大同则无争，无争则家和而事兴矣。”寓意深邃。同年9月他向到访的大陆记者访问团表示：若为统一需要他愿回大陆。当年6月他到香港“作私人旅游”，向记者表示：当年和周恩来和谈，没有什么先决条件，只有一个共同目标，打日本。现在讲两岸统一，也应该没条件，大家合起来统一中国，以中国文化来贡献世界。当他看到李登辉蓄意摧残国民党、否定“一个中国”、支持“台独”分子日益嚣张时，他对国共第三次合作寄予希望，在2000年6月的国民党一次会议上同梁肃戎等人联合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共议和平统一”的提案，旨在共同打击日益嚣张的“台独”，防止分离主义分子的阴谋得逞。诚如台湾舆论所云：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到“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再到国共合作联手打击“台独”，陈立夫晚年在祖国统一大业上的立场和态度发生了两次飞跃。

　　陈立夫于2001年2月8日在台湾去世，终年101岁，说起来算是跨越了3个世纪。他的百年人生，经历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变迁。如果以1950年为界，恰可分为前后两个50年。前50年是求学从政，权倾一时，是国民党的忠臣、反共干将；后50年息影林泉，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志，晚年致力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期盼国共合作，振兴中华。他这种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面对人生的不同境遇，勇于改变自己的观念，决不墨守成规、固执不前的品格，无疑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