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16：孙书——用之必胜 -- 桥上
孙书就是写了《孙子兵法》的那位孙武，这是我的猜测。考虑到春秋人物似不应绕过武圣，我也就在这里提供我的一种想象。其实下面此文的内容很多都曾在前面提到过，这里只是再系统整理一下，也有一些修正，算是一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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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为了和孙膑区分，往往将孙武叫成了“吴孙子”，但太史公有言，“孙子-武者，齐人也。”（《史记》中华书局1973 七 傳一 二一六一 《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这一点应该是大家的共识，所以这位“吴孙子”其实也是“齐孙子”。
而这位孙子自己说过：“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孙子译注》（p 042）李零（060300）《虚实第六》），这明显是在为越人的宿敌吴人打气。加上另一段“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孙子译注》（p 077）李零（110500）《九地第十一》），似可说明这位“齐孙子”其实与吴国有颇深的渊源，说是“吴孙子”依然不为过。不过，浏览《孙子兵法》的内容可知，其中提到以尘土飞扬的状态判断敌军的行动，则这位“吴孙子”考虑的战场其实主要是在北方，“吴孙子”终究还是“齐孙子”。
后来在《孙膑兵法?陈忌问垒》中有总结，说这位孙子是“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所以这位孙子既是“吴孙子”、也是“齐孙子”。
虽然这位孙子“合于天地”，但毕竟还是凡人，自然有先祖和子孙，有他的家族，下面就再探讨一下他所在的“孙氏”家族的来龙去脉。
当时以“孙”为“氏”的，据我所知，见于典籍的应该一共有三家，一是卫国的“孙”（《文元年传》：“六月戊戌，取之，获孙昭子。”（（p 0512）（06010501））（048）），一是齐国的“孙”（《昭十九年传》：“使孙书伐之。”（（p 1403）（10190701））（121）），一是晋国的“孙”（《成十七年传》：“吾因奉孙周以事君。……郤至聘于周，栾书使孙周见之。”（（p 0900）（08171001））（077））。据后来的记载，楚国令尹孙叔-敖（蔿敖）的后人也有以“孙”为“氏”的，是取了“孙叔”这个“字”中的一个字。或者晋国“荀”家的“氏”有时会被写为“孙”，还有名将先轸也有被写为“孙轸”的（《孙膑兵法》）。
卫国的孙家资格最老，据认为人丁最盛，但这个家族的主要部分在丢失了老根据地“戚”以后，离开卫国迁去了晋国。该家族中是否有人前往齐国成为孙武，其实是于史无据的，只有后世一些“孙”姓家族的家谱，认为他们的先祖包含孙武，而且孙武出自这个卫国的孙家，是这个孙家逃往齐国的别族的子孙。
当时各家族的余子，往往到家族以外寻求出路，但族长或可能成为族长的嫡子一般不会离开家族。如果卫国的孙家之某一别族逃去齐国，则因为这个别族的族长其地位本来就低于本支的族长，而别族族长以外的子弟再前往吴国的，我感觉地位太低不足以成为孙武，得到吴王接见。或者以《左传》中的孙书和陈书分属两人，但孙书能独立统兵攻城，他统帅的应该是以本家子弟为骨干的部队，而卫国的孙家之某一别族应该没有这样多的子弟可以构成一支部队的骨干，所以我感觉这样的任务还派不到这个前来流亡的别族族长头上。
至于晋国的孙家，其实是晋悼公的家族，既然晋悼公已经化家为国，以“晋”为“氏”，他们之中的重要人物也就不太可能继续以“孙”为“氏”了。
另外晋国“荀”家和“先”家，虽然他们的“氏”会被误写为“孙”，但这在当时就并非假借而是错字，如果孙武是这两家的人，那么他的弟子们显然不太可能在传承《孙子兵法》时把老师的“氏”写错。
还有楚国令尹孙叔-敖（蔿敖）的后人，没听说他们和齐国有啥关系，也没听说他们有以孙武为其先祖的。
那么就只剩下齐国“孙书”的孙家了。孙书的父亲是陈无宇（陈桓子），此人有好几个儿子，见于《左传》的，除了孙书（陈书，子占）之外，还有嫡子中的长子陈武子（陈开，子彊）、次子陈僖子（陈乞）。而据《世本》：“陈桓子无宇产子亹，亹产子献，献生鞅（《史?齐世家索隐》）。”（《世本?卿大夫世本?齐?陈氏》周渭卿点校《齐鲁书社》）。则陈无宇至少还有一个儿子“字”子亹，此人显然不是陈僖子，但可能是庶子，且年长于陈武子：因在后来他的孙子“御鞅”（即献生鞅的鞅）与陈僖子的儿子陈成子同时（《哀十四年传》（p 1682）（12140301））（137）。
陈武子和陈僖子应该都曾担任陈家的族长，而陈僖子则把他的族长之位传给了他儿子陈成子。因此孙书（陈书）从来没有上位的机会，有可能外出寻找出路。孙武去见阖庐之前不久，陈无宇（陈桓子）和陈武子先后去世，可能就是因为欣赏他的父兄的去世，才使孙书不得不离开陈家。孙书的地位较高，虽非大夫的嫡长子，但也是一位大夫的嫡子之一，何况之前还有过领兵作战的经验，勉强够得上让阖庐接见。
下面我就排列一下相关事件发生的时间，以此证明只有孙书本人而非他的后代才可能是孙武：
公元前年 鲁公年 事件
BC567 鲁襄公 六 年：陈无宇20岁，献莱宗器于襄宫
BC549 鲁襄公二十四年：陈无宇38岁（孙武或生于此年）
BC544 鲁襄公二十九年：孙武生年（或在五年前），陈须无去世，陈无宇43岁
BC540 鲁昭公 二 年：陈无宇47岁，被扣半年
BC539 鲁昭公 三 年：陈家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
BC535 鲁昭公 七 年：晋国反戚田，如果卫国的孙家有别族入齐，当在此后。
BC532 鲁昭公 十 年：栾、高败，陈家得高唐，陈氏始大，陈无宇55岁
BC523 鲁昭公 十九 年：孙书伐纪鄣，陈无宇64岁，孙书21岁（26岁）
BC517 鲁昭公二十五年：陈无宇去世，70岁，孙书27岁（32岁）
BC516 鲁昭公二十六年：陈武子51岁——48岁（陈无宇20岁——23岁时生），负伤，或即去世。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BC512 鲁昭公 三十 年：吴子（阖庐）问于伍员，孙书（32岁——37岁）见阖庐
BC506 鲁定公 四 年：吴军五战，及郢，孙书38（43岁）岁
BC489 鲁哀公 六 年：齐-陈乞（陈僖子，陈无宇29岁——35岁时生）57岁——63岁，弑其君荼
BC484 鲁哀公 十一 年：陈僖子（62岁——68岁）谓其弟书（60岁——65岁）：“尔死，我必得志。”
BC482 鲁哀公 十三 年：陈僖子死，64岁（70岁）
BC481 鲁哀公 十四 年：齐-陈恆执其君
以上是把孙书的年纪尽量往大里算，尤其是后面所附的年龄，甚至他战死时已经六十五岁，这个年纪还要上战场直接拼杀，该是极限了吧。而即使按这个年纪推算，孙武见阖庐时孙书也只有三十七岁，如果他十五岁生子，他的儿子也不过二十二岁，不太可能以兵法见吴王。何况孙书地位尚可，但他儿子地位就太低了。按当时的惯例，各家诸侯的臣下流亡到其他诸侯那里去寻找出路，一般会降一级任用，见《昭七年传》：
子产曰：“君之羁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择，卿违，从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p 1293）（10071001））（111）
因此，即使像孙书这样大夫的嫡子之一也往往成为他国大夫的家臣，即使成为公臣，也是最低等的大夫，如果是他的儿子，又如此年轻，就只有当家臣或者士的份了。
可以对比的正好有同时同地的伍子胥，他父亲也是上大夫，而他本人是在为吴王推荐了赖以上位的杀手，又提出了对付楚国的方略，并取得成效以后，才被任用为行人的。
不过行人只是幕僚而已，没有真正统兵的权利。这也是当时的常态：当时的军队都是家族的军队，军队的骨干是家族成员——包括外来的家臣，如果不是家族的族长，谁能指挥得了这样的军队。
所以孙武应该就是孙书，而“武”，应该是他的谥号——《尉缭子?制谈》有云：“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李零先生案云：
“武子”，即孙武子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称为“孙子-武”。这里作者是把孙武当作善于用少量军队取胜的善用兵者，地位排在吴起、齐桓公上。古书明确提到孙武，以此为最早。（李零《吴孙子发微》）
如李先生指出，孙武乃孙武子也。最早的古书既称武子，显然反映“武”是谥号。所以《宰相世系表》中“（孙）凭生（孙）武，字长卿”的孙武（长卿）不必是孙武子——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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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测孙书生于公元前五四四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周景王元年，齐景公四年，晋平公十四年，楚郏敖元年，吴馀祭元年），如果尽量往大里算则还要早生五年。同样，陈开与陈乞的年岁亦当相应上调（见附上的此三人在后列出的年龄）。
这一年，孙书的爷爷陈须无去世了。就在前一年，栾、高、陈、鲍四家驱逐庆封，陈家的族长成为上大夫，地位超过了晏婴。也就是说，他三十八岁的父亲陈无宇当时已经是上大夫了。
但这个上大夫还远未能执掌国政，陈家此后一直致力于收买人心，也反映他们自家也认为地位不稳，很有危机感。
到了公元前五三二年（鲁昭公十年，周景王十三年，齐景公十六年，晋平公二十六年，楚灵王九年，吴夷末十二年），陈家和鲍家又把栾家和高家打了下去，虽然还是让老牌的高、国两家摘了桃子，但陈家得到了齐国别都高唐作为采邑，有了较大的根据地，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时孙书十二岁。
又过了九年，公元前五二三年（鲁昭公十九年，周景王二十二年，齐景公二十五年，晋顷公三年，楚平王六年，吴僚四年），在高发率领下，齐军攻打莒国，莒共公逃往纪鄣，二十一岁的孙书奉派独立指挥一支部队（应是以陈家的族人为骨干）攻克了纪鄣。他能有这样的机会，反映他因才能出众得到了主帅高发的认可，也反映他很受他父亲陈无宇喜爱，这一点恐怕也是后来促使他流亡吴国的因素之一。
六年后，公元前五一七年（鲁昭公二十五年，周敬王三年，齐景公三十一年，晋顷公九年，楚平王十二年，吴僚十年），孙书的父亲、七十岁的陈无宇去世，此时孙书二十七岁。下一年，陈家的新任族长，孙书的大哥陈开也因伤去世了，孙书的二哥陈乞继任族长。此时陈家在齐国朝廷上仍未能占太大的势力。
没多久，失去父亲的庇护、又与现任族长陈乞关系不好、约三十岁的孙书只好下决心离开齐国去吴国寻找出路了。
到公元前五一二年（鲁昭公三十年，周敬王八年，齐景公三十六年，晋顷公十四年，楚昭王四年，吴阖庐三年），吴王阖庐接见了三十二岁的孙书，把他放在了流亡者聚集的参谋机构中，与伍子胥、伯嚭为伍，比此二人地位低。另外，我估计伍子胥此年三十四岁，长孙书两岁。至于说孙书在阖庐接见时“斩爱姬”云云，正说明孙书未能得到阖庐的赏识，其弟子没有可以自高身价的说辞，只好编故事了。
孙书在吴国只是幕僚而已也反映在《孙子兵法》中：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孙子译注》（p 002）李零（010200）《(始)计第一》）
这段话完全是幕僚的口吻，充分反映了孙书的骄傲与无奈。虽然后来名震天下，但他生前毕竟没有真正大展身手。《孙膑兵法》云“言之于齐”，则《孙子兵法》讲授的对象是陈家的子弟，除了陈家的族长，他们大多还将是为人属下与幕僚。
不过厕身参谋机构之中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利于了解战争的全貌，孙书在吴国全程见证了谋士伍子胥疲弊楚军战术的实行以及此人的聪敏，见识了将领吴-夫槩王-晨的勇武和锐利，也观摩了吴、越之间的战争。
公元前五〇六年（鲁定公四年，周敬王十四年，齐景公四十二年，晋定公六年，楚昭王十年，吴阖庐九年），孙书随着吴军奔袭入郢，下一年，又随着吴军撤回了吴国。
撤回吴国以后，吴、越之间的战争已经成为吴国的主旋律，吴方并不总能占上风，公元前四九六年（鲁定公十四年，周敬王二十四年，齐景公五十二年，晋定公十六年，楚昭王二十年，吴阖庐十九年），在一场残酷的战斗中，吴军大败，吴王阖庐被杀，吴王夫差上了位。
夫差可比他爹阖庐差远了，他改变了阖庐“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的做法，领着吴国迅速走向了灭亡。
同时，随着阖庐去世，他的参谋班子解体，在吴国已接近二十年的孙书没了安身之地，我估计孙书就是在此后回了齐国。回到齐国后，因当时陈家势力还不太大，人口又很多，孙书就只有赋闲了。
不过此时的孙书万里归来，已经读遍了万卷“兵书”：他既见识过晋军、齐军的作战，也见识过楚军、吴军的作战，甚至还见识过秦军和越军的作战；既见识过两军列阵的大规模车战，也见识过奔袭，撤退，攻城、截击、水战、火战等其他各种战争样式；再经过总结，他的军事理论已经成形了。因此，他就开始把腹中的“兵书”讲解给子侄们了。《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所云“明之吴越，言之于齐”的“言”，此之谓也。后来他侄子陈成子用兵有模有样，应该就有孙书的影响。
孙书大概比孔子小八岁，孙书回齐国时孔子早已授徒有成，当上鲁国的卿，也很快就要带着弟子去周游列国了，所以孙书给子侄们开讲战争课有先例可循。
好日子总是太短，回国大约十年后，孙书的好日子到头了，公元前四八四年（鲁哀公十一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齐简公元年，晋定公二十八年，楚惠王五年，吴夫差十二年），吴军前来攻打齐国，陈家的族长陈乞本来就对孙书不以为然，他更关心权术而非战术，又为了撇清陈家可能与吴国勾结的嫌疑，就逼着六十岁的孙书上战场拚死，说是“尔死，我必得志”，用孙书的命换取陈家与他自身的利益。
一代兵家就这么死去了。而因为他勇武，也因为他知兵，“用之必胜”，所以谥为“武”。
孙书这一死，还为其子孙换来了“孙”这个“氏”，从此与陈家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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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春秋经》和《左传》中的相关段落及我的粗略翻译和一些补充说明（137陈氏始大9节、138艾陵之战5节）：
孙书之死显然是不受诛，因此，如果是简单的仇杀，那么孙书的子嗣“复仇可也”。
孙书之死的原因出自于本族，而且有一定理由，所以报复力度可能要受到一定限制。
陈氏以家族需要逼迫孙书去死，孙书的子嗣应该很难去报复。
就这个事件本身来说，吴齐之战，陈氏是利于败不利于胜的。齐国大败，则国高削弱。可是败了之后，如何不引火烧身呢？这就需要陈氏也付出代价。
孙书，按照桥上君的分析，有仕吴的经历，令陈氏有通敌的嫌疑。孙书知兵，则如果连他都战死，可以证明战败非人力可挽回，非战之罪。同时，孙书与陈乞不睦，死了也不心痛。
当然，对于知晓局势的明眼人来说，孙书年老，不宜出战，出战则意味着抛弃他。可是对于世人来说，他们只会知道，亲吴、知兵的陈氏名人也战死了。这样，可以避免战后不利于陈氏的流言兴起，提前封死了政治对手的舆论选择。
欺负知晓内情的上层，瞒住不知晓内情的群众，陈氏这一手段，可谓是欺上瞒下。
史书明确记载说：
显然，知晓内情的公论，是认定陈氏故意抛弃孙书以预先压制流言的。
因而，孙书显然是被陈氏逼死的。
所以，孙书的子嗣可能是因为心存仇怨，但是又难以报复，所以选择了别立姓氏的方式，与陈氏分离。
欺上瞒下，这样的手段后患还是很严重的。因为不诚的结果最终还是损害自己的根基。
《昭十年传》：
桓子召子山，私具幄(wò)幕、器用、从者之衣屦(jù)，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与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孙捷，而皆益其禄。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国之贫约孤寡者，私与之粟。曰：“《诗》云‘陈锡载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与桓子-莒(jǔ)之旁邑，辞。穆孟姬为之请高唐，陈氏始大。（（p 1317）（10100205））（137）
我的粗译：
我们的昭公十年（公元前五三二年，周景王十三年，齐景公十六年），齐国驱逐了栾、高两家之后，桓子（陈无宇）派人去请公子子山返回，自家为他准备了帐篷、各种用具、还为他的随从准备了衣服和鞋子，然后把“棘”那个城邑还给了他。对公子子商同样如此，也把城邑还了他。对公子子周同样办理，把“夫于”那个城邑给了他。另外还请回了子城、子公和公孙捷，也都增加了他们的俸禄。而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桓子都私下里把自家的村邑送给他们。在齐国城内贫约孤寡的人，他都私下送给他们小米。
关于为什么这么干，桓子解释过：“《诗》云‘陈锡载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诗》里说“周家能崛起，赏赐肯送人”，说的就是要懂得给予。我们的桓公就是这样当上了霸主。）”
他们的“公”（齐景公）准备把陈家原来采邑“莒”旁边的城邑赏赐给桓子，但他推辞了。结果齐景公的母亲穆孟姬又请求把齐国的别都高唐赏赐给他，他接受了，陈家从此崛起。
一些补充：
据杜《注》“高唐有齐别庙”，说明此“高唐”城乃齐国的别都，或者与晋国的曲沃类似，则此城当较大，城中的“民”以及附属的田邑亦当较多，这才谈得上“穆孟姬为之请高唐，陈氏始大”，也就是说得到“高唐”就为陈家之“大”奠定了基础。否则当时陈家一直在往外送，恐怕已经是送不下去了。下面是《左传》中与“都”和“高唐”有关的两段：
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庄二十八年传》（p 0242）（03280501））（026）
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复命。不说弁而死于崔氏。（《襄二十五年传》（p 1097）（09250203））（090）
“陈锡载周”这句诗出自《诗?大雅?文王之什?文王?二章》：“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69））。
杨伯峻先生注“陈锡载周”曰：
《诗?大雅?文王》。今《毛诗》“载”作“哉”。诗言文王布陈所得赏赐以赐予人，所以载周，即造周也。
杨伯峻先生注“桓公是以霸”曰：
十三年《传》谓齐桓公施舍不倦，《晋语二》亦谓齐侯将施（惠？）如出责，故杜《注》云：“齐桓亦能施以致霸。”
《晋语二》6：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叛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遍也，施難報也。不遍不報，卒于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以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矣，其有勤也！”公乃還。
桥案：《僖二十八年传》云晋文“能以德攻”（（p 0466）（05280313））（045、048），亦此类也。
“齐”（杨注：齐，国名，姜姓，太公之后，国于营丘，在今山东省-临淄废县（今为临淄镇）稍北八里。临淄-齐城包括大城、小城二部分，总面积三十余平方公里（详《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僖公九年入春秋。春秋后，田氏夺其国，是为田齐。#马宗琏《补注》引《史记?田齐世家?正义》谓檀台在临淄东北一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棘”（杨注：据《春秋舆图》，棘在今临淄区西北，与稷门相近，说详梁履绳《左通补释》。），推测位置为：东经118.24，北纬36.90（田旺村与桐林村间台地上，南北约2000，东西约1500，由若干个遗址群组成。文化层厚3～7米。从新石器时代到隋-唐各个历史年代的文化堆积连续且丰富，据遗址上层发现的大片夯土建筑基址、道路，西周墓葬，战国及汉代的砖瓦、陶片推测，此古畫邑——棘邑旧址）。
“夫于”（杨注：夫于在今山东-长山废县附近。），推测位置为：东经117.72，北纬36.83（西董镇-夫村）。
“莒”——“剧”（杨注：杜《注》：“莒，齐东境。”十年《传》陈桓子请老于莒，杜《注》：“莒，齐邑。”当即此。#莒，齐邑，见三年《传?注》。《晏子春秋?杂下》作“剧”。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云：“《左传》作‘莒’，与‘剧’不同。《括地志》‘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故纪国。密州-莒县，故莒子国。’”章炳麟则谓“莒即借为剧”，见《左传读》，恐不确。），推测位置为：东经118.73，北纬36.75（寿光市-纪台镇）。
“高唐”（杨注：据《清一统志》，高唐城在今禹城县西南，即在今高唐县东三十五里。#杜《注》：“高唐有齐别庙也。”高唐今山东-高唐县东三十五里。#高唐今禹城县西南，亦见襄十九年《传?注》。），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45，北纬36.85（今高唐县东三十五里，禹城市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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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元年传》：
城三旬而毕，乃归诸侯之戍。齐-高张后，不从诸侯。晋-女叔宽曰：“周-苌弘、齐-高张皆将不免。苌叔违天，高子违人。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众之所为，不可奸也。”（（p 1524）（11010103））（127、129、137）
我的粗译：
二十三年后，我们的定公元年（公元前五〇九年，周敬王十一年，晋定公三年，齐景公三十九年），各家诸侯为周天子加筑成周的城墙，经过三旬才完成，然后，之前各家诸侯为保卫周天子派来常驻成周的部队就可以撤回了。齐国的高张本应带领本国的人马也参加这次行动，但他来晚了，没赶上各家诸侯的行动。于是晋国的大夫女叔宽预言：“周-苌弘、齐-高张皆将不免。苌叔（苌弘）违天，高子（高张）违人。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众之所为，不可奸也。（周王室的苌弘、齐国的高张都不会有好下场，苌叔是不遵从上天的意向，高子是不遵从大家的主张。上天要推翻的，撑不起来；大家共同实行的，可不能对着干。）”
一些补充：
杜《注》“城三旬而毕”云：“后期不及诸侯之役。”
杨伯峻先生注“天之所坏，不可支也”曰：
《周语下》云，“敬王十年，刘文公与苌弘欲城周，为之告晋。魏献子为政，说苌弘而与之。卫-彪傒適周，闻之，见单穆公曰：‘苌、刘其不殁乎！’《周诗》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云云，与此《传》略异。”
桥案：如此，则“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众之所为，不可奸也。”似为逸《诗》。
杨伯峻先生注“众之所为，不可奸也”曰：
高张违人，违人即犯众，指其后期。杜《注》：“为哀三年周人杀苌弘，六年高张来奔起。”
“晋”——“新田”——“绛”——“绛县”（杨注：晋国事始见于此，而《春秋经》不书，盖以晋五世有内乱，不及来告之故。晋国，武王子唐叔虞之后。成王灭唐而封叔虞。翼，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传世有晋公????[奠/皿]，据唐兰《晋公午????[奠/皿]考释》，定为晋定公所作。铭文“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云云，与《逸周书?王会篇》所言“成周之会”，“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之意相适应，加以《晋语》引叔向之言，唐叔以武力封，足证《吕览?重言》、《说苑?君道》所传桐叶封弟之不可信。唐叔之子燮父改唐为晋，即今之太原市。（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谓唐叔之封在翼，黄汝成《集释》引全祖望说辨其在今太原。）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又五世至穆侯，复迁于绛，绛即翼。鲁成公六年，晋景公迁都新田，此后命新田为绛，新田即今山西-侯马市，而以旧都为故绛。自春秋后出公以下五世六十五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地，迁靖公为庶民，晋亡。曲沃庄伯及翼本末，详桓公二年?传?。曲沃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二十里。曲沃去翼一百余里。#晋从此后迁都新田，亦称新田为绛，因称故都绛为故绛。#若不以唐叔所封为太原市，则晋前后四次迁都，均在平阳（今临汾县西南）四周一百五十里之内：翼在今翼城县东南三十五里。曲沃在闻喜县东北，距翼约一百五十里。故绛在今汾城南，新绛北，东距翼约一百里。新田即今侯马市，去翼仅数十里耳。#绛，晋都，今山西-侯马市。），推测位置为：东经111.31，北纬35.62（成六年后，新田遗址，4000万平方米，在同一区域内有6座城址。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杨注：京師指洛邑，此时周室都洛邑。京本周祖公刘所居之地名，《诗?大雅?公刘》“笃公刘，于京斯依”是也。其后镐京、洛邑俱亦称京，亦犹绛本晋国所都，其后迁新田，新田亦称绛；王充《论衡?正说篇》所谓“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也。京复称京師者，周人于地名之下往往加師为称，亦犹《召诰》称洛，《洛诰》称洛師。師，金文作[帥-巾]。《小臣单觯》有成[帥-巾]，《小臣[言速]簋》有牧[帥-巾]，《左传》庄九年亦有堂阜，皆可证。《克钟》有京[帥-巾]，当即京師，故知经典古文字作“[帥-巾]”者，汉代经师或读之为師，故有洛師、京師之称。说详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驳公羊传京師说》。#宣三年《传》王孙满之言曰：“成王定鼎于郏鄏。”据《尚书》，武王亦无经营雒邑之事。成王之营雒邑，先卜其地，则迁鼎恐亦非武王事。一九六二年出土何尊为成王五年器，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又云：“唯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帥-巾+立/（亏-二）]民。”似武王早有迁筑王城意，成王不过秉承父命而行。昭二十八年《传》言：“昔武王克商，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古人常以成王事归武王。雒邑即成周，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南。京相璠云：“郏，山名；鄏，地邑也。”《太平寰宇记》谓邙山即郏山之别名。#郏音夹，以郏山得名（郏山即北邙山），即郏鄏，又曰王城，今河南省-洛阳市。#今河南省-洛阳旧城西部即王城故址。自平王东迁至景王，十一世皆居此。敬王迁成周，王城废。至王赧复居之。详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郏鄏即桓七年《传》之郏，周之王城，汉之河南，在今洛阳市。《楚世家?索隐》云：“按《周书》，郏，雒北山名，音甲。（鄏谓田厚鄏，故以名焉。）”#沈钦韩《补注》云：“《续志》：‘河南县东城门名鼎门。’《唐六典》：‘东都城南面三门，中曰定鼎。’韩愈《送郑十校理序》：‘席定鼎门门外。’是古人犹以成王定鼎之事名城门也。”#王城在今洛阳市西北隅。#沈钦韩《补注》云：“周宗言周室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成周”（杨注：成周，《尚书?洛诰?序》所谓“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者是也。其后迁殷之遗民于此。故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约四十里，偃师县西约三十里。#杜《注》：“子朝之乱，其余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狭小，故请城之。”），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8，北纬34.69（瀍河两岸）；东经112.62，北纬34.75（洛阳-孟津-平乐镇-金村与翟泉）。
桥：据徐昭峰先生（《东周王城：谁的王城？》）：“目前，考古发现与王城和成周有关的城址确定有三处。其一在涧河两岸原汉河南县城一带，发现有始建于春秋时期的城址一座；其二在瀍河两岸发现有始建于西周初年的城址一座；其三在汉魏洛阳故城原汉“雒阳”县一带，发现有始建于西周晚期的城址一座。”，第二和第三城址“存在一兴一废的关系，应是瀍河两岸的西周早中期成周城废弃后异地营建的新成周城，即敬王徙都之成周”。而杨伯峻先生上注引孔《疏》云“（狄泉），定元年城成周，乃遶之入城内”的成周，当为第三城址，始建于西周晚期，春秋大部分时间只是个小城，至定元年方扩建为新成周城。第二城址（老成周城）之废弃可能与周公家族的衰微有关。
下面是王城与成周三城址可能所在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哀五年传》：
齐-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诸子鬻姒(yù sì)之子荼嬖(bì)，诸大夫恐其为大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齿长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间于忧虞，则有疾疢(chèn)，亦姑谋乐，何忧于无君？”公疾，使国惠子、高昭子立荼，置群公子于莱。秋，齐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奔卫，公子鉏(chú)、公子阳生来奔。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与埋，三军之事乎不与谋。师乎师乎，何党之乎？”（（p 1630）（12050301））（130、137）
我的粗译：
齐国的燕姬曾生下一个儿子，但夭折了，而有位妾侍鬻姒的儿子“荼”很得齐景公宠爱。到我们的哀公五年（公元前四九〇年，周敬王三十年，齐景公五十八年），诸大夫害怕此人成为大子，于是向这位“公”（齐景公）建议说：“君之齿长矣，未有大子，若之何？（主上您的岁数也大了，还没有大子，怎么办呢？）”这位“公”告诉他们：“二三子间于忧虞，则有疾疢，亦姑谋乐，何忧于无君？（几位大人要是操心过了头，那是会得病的，还是尽管寻欢作乐去吧，为啥要害怕没有国君呢？）”
等这位“公”生了病，就吩咐国惠子（国夏）和高昭子（高张）立“荼”为大子，把群公子都安置到了“莱”。
这年秋天，齐景公去世了。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逃去了卫国，公子鉏、公子阳生逃来我们这里。
莱人就唱道：“景公死乎不与埋，三军之事乎不与谋。师乎师乎，何党之乎？（景公死了不管埋，打起仗时没见来，一群一群真不少，到底能往哪安排？）”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齐-燕姬生子”曰：
服虔云：“燕姬，齐景公嫡夫人，昭七年燕人所归。”余详李贻德《辑述》。
杨伯峻先生注“诸子鬻姒之子荼嬖”曰：
诸子，天子、诸侯姬妾之官称，详襄十九年《传》“诸子仲子、戎子”《注》。《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云：“淳于人纳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爱之。”《史记?齐世家》云：“景公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宠妾芮姬生子荼。”或作“淳于人纳女”，或作“芮姬”，皆与《传》异。且《晏子春秋》叙晏子进谏事，此时晏婴早死矣。《齐世家》叙燕姬所生子死与荼之生似为同年事，亦难凭信。
杨伯峻先生注“君之齿长矣”曰：
未敢言其老，仅言其年长，实则景公立已五十八年，实老矣。
杨伯峻先生注“二三子间于忧虞，则有疾疢”曰：
间，参与，间厕之义，与庄十年《传》“又何间焉”之“间”同。此言汝等若有忧虑，则生疾病。忧、虞同义，疾、疢亦同义，《孟子?尽心上》“恒存乎疢疾”，疢疾亦疾疢也。说本武亿《义证》。
杨伯峻先生于“亦姑谋乐，何忧于无君？”之后注云：
此或非此年语，但亦非早年语，因《传》文无“初”字也。杜《注》：“景公意欲立荼而未发，故以此言塞大夫请。”
杨伯峻先生于此处（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与埋，三军之事乎不与谋。师乎师乎，何党之乎？）注云：
杜《注》：“师，众也。党，所也。之，往也。称谥，盖葬后而为此歌，哀群公子失所。”此歌以埋、谋、之为韵。王引之《述闻》谓第二句衍“之”字，第三句末衍“乎”字，不足信。《梁书?文学下?刘杳传》谓“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云云，则齐景公之墓为曹嶷所掘。
下面是淄博东周殉马坑的图片，据认为此殉马坑就是齐景公墓的殉葬坑，坑中殉马六百匹以上，图片出自《寻访周村临淄领略齐鲁古文化历史[组图]》：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燕”——“北燕”（杨注：此燕是北燕，召公-奭之后，穆侯七年入春秋，春秋后二百四十六年，燕王-喜三十三年为秦所灭。都蓟，今北京市西南。彝器有匽侯鼎、匽公匜、匽侯旨鼎、[匽攴]侯载戈。“燕”作“匽”或“[匽攴]”。称侯，亦称公。战国时期称王，而字作郾，传世有郾王戈、郾王戟、郾王大事剑。#北燕，即姬姓之燕，《史记》有《燕召公世家》。都蓟，即今北京市。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出土大量青铜器，据铭文，足证北燕初封，其都在今琉璃河-董家林古城。#燕是北燕，都于今北京市，已为解放后考古发掘所证实。由北京往北，经承德、凌源、宁城、喀左，再沿大凌河至朝阳、北票，通向辽阔之东北地区，此一带为周初由燕去肃慎之重要通道，又多有商、周遗物出土。旧以黑龙江-宁安县以北直至混同江南北岸之地为肃慎国（混同江为松花江会黑龙江以下之水域名），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五则又以为肃慎之地即今宁古塔，恐皆不确。#此燕不知是南燕否。若是，则南燕尚存。然自桓十三年以后，南燕已不见于《经》；自庄十九、二十年后，亦不见于《传》，恐此是北燕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6.06，北纬39.61（北燕，董家林古城，董家林村东）。
“莱”——“郲”（杨注：莱，国名。《齐世家》“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者是也。其姓无考，或据襄二年《传》“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召莱子，莱子不会”之文，以为莱亦姓姜。然孔《疏》云：“《世族谱》不知莱国之姓，齐侯召莱子者，不为其姓姜也。以其比邻小国，意陵蔑之，故召之，欲使从送诸姜宗妇来向鲁耳。莱子以其轻侮，故不肯会。”则莱未必姓姜。《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云“景公伐斄”，孙星衍以为斄即莱，据襄六年《传》“齐侯灭莱，迁莱于郳”之文，其时莱已早为齐所灭。恐斄仍即莱，《晏子春秋》所言固小说，不足据为史实。或云莱国当在今山东省-昌邑县东南。杜《注》及《通志?氏族略》以黄县东南二十五里之故黄城当之，（恐不确。或）以其有莱山，因云云。《三代吉金文存》云????[釐-里]伯鼎在今黄县出土，杜说似较可信。#莱在齐之东，鲁在齐之西。鲁于莱，中隔一齐，素无嫌隙，特以齐欲伐之，而鲁往助之耳，故书曰‘会’。”#李廉《春秋诸传会通》云：“东莱有莱山，从齐之小国也。齐自七年会鲁伐之，今年又自伐之，卒于襄六年而灭之矣。”#传世有叔夷钟，铭文云“锡釐仆三百又五十家”云云，釐即莱，“釐仆”指灭莱后之俘虏为奴隶者。此钟即制作于灭莱之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谓“盖于是役，叔夷最有功”，则于《传》无徵。#郲即襄六年“齐候灭莱”之莱国，详宣七年《经?注》。#莱，今山东-昌邑县东南。距临淄约百五十里。#杜《注》：“莱人，齐所灭莱夷也。”莱夷原在今山东-烟台地区一带，今黄县东南莱子城，为莱国故城。襄公六年，齐灭莱，迁莱于郳。《水经?淄水注》云：“莱芜故城在莱芜谷。旧说云，齐灵公灭莱，莱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芜，故曰莱芜”云云。则夹谷本为莱人流落之地，齐侯可就地召用之。犁弥，《齐世家》作犁鉏。#莱，杜《注》“齐东鄙邑”，则非莱国之莱。今山东-烟台地区-黄县东南莱山。），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9，北纬36.7（昌乐东，襄六年后为齐国逐走）。
“鲁”（杨注：鲁国-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后。周公辅佐周王朝，成王封其子于曲阜，定四年《传》“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是也。龚景瀚谓鲁都一为曲阜，一为奄城，古奄国都也。二城相距仅三里。曲阜在东而稍北，今山东-曲阜县北三里之古城村。奄城在西而稍南，即今曲阜县治。初都曲阜，炀公迁奄城；春秋时又迁曲阜，盖在僖公时。详《澹静斋文钞?鲁都考》。一九七七年曾于鲁都进行勘探发掘，测得鲁都城平面大致呈不规则横长方形，城东西最长处三点七公里，南北最宽处二点七公里，面积约十平方公里。周围有城壕，西北两面城壕利用古洙水河道。（城周长二十三点七里，面积三十九点五平方里，）今日曲阜县县城仅占鲁故城西南角之一小部分。故城城门十一座，东、西、北各三座门，南两座门。鲁宫殿在城中。在东北部城墙下与城内西北、西南部有鲁城以前之居民区，或即商奄遗址。#据《谷梁传》，中城即内城。若然，则此中城即鲁都曲阜之内城。杜《注》以此为鲁国城邑之名，云在“东海-厚丘（各本误作廩丘，今从金泽文库本、南宋小字本正）县西南”，即在今江苏-沭阳县境，为鲁边境所未达。杜《注》不可信。说详江永《考实》。定六年“城中城”与此同。#杜《注》：“少皞虚，曲阜也，在鲁城内。”），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怕年幼镇不住场子，因此内乱？那他们是忧心王室，更应该警惕陈氏的捣乱啊。
莱人的歌谣是讽刺诸公子？他们也没做错啥吧。
《哀六年经》：
夏，齐-国夏及高张来奔。（（p 1632）（12060004））（137）
齐-阳生入于齐。（（p 1632）（12060007））（137）
齐-陈乞弑其君荼。（（p 1632）（12060008））（137）
一些补充：
齐-阳生就是后来的齐悼公，“荼”则是当时已经即位的齐国在任国君，但年纪甚幼，被赶下台后则改称安孺子。
杨伯峻先生注“齐-陈乞弑其君荼”曰：
“荼”《公羊》作“舍”，古音同，相通假。据《传》，荼实为阳生使朱毛杀之，而《经》书陈乞者，以其迎立阳生，荼不得不被杀，且陈氏欲借此擅权也。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哀六年传》：
齐-陈乞伪事高、国者，每朝，必驂乘(cān chéng)焉。所从，必言诸大夫曰：“彼皆偃蹇，将弃子之命。皆曰：‘高、国得君，必偪(逼)我，盍去诸？’固将谋子，子早图之！图之，莫如尽灭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则曰：“彼，虎狼也。见我在子之侧，杀我无日矣，请就之位。”又谓诸大夫曰：“二子者祸矣，恃得君而欲谋二三子，曰：‘国之多难，贵宠之由，尽去之而后君定。’既成谋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诸？作而后，悔亦无及也。”大夫从之。（（p 1633）（12060301））（137）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的哀公六年（公元前四八九年，周敬王三十一年，齐安孺子元年），当时齐国的陈乞（陈僖子）假装投靠了高家和国家，每次上朝的时候，他都跑去为这两家的族长驂乘。在随从这两家族长的时候，他总是说诸大夫的坏话：“彼皆偃蹇，将弃子之命。皆曰：‘高、国得君，必偪我，盍去诸？’固将谋子，子早图之！图之，莫如尽灭之。需，事之下也。（这些人都傲着呢，肯定会抵制大人的施政，他们总在说：“高家和国家要是控制了主上，一定会威胁到我们，我们为啥不早点把他们轰走？”他们肯定会算计大人，大人还是早点想辙对付他们！对付他们，最好就是把他们全灭了。犹犹豫豫，肯定会把事办砸了。）”
等到了朝廷之上，他还对高家和国家的族长说：“彼，虎狼也。见我在子之侧，杀我无日矣，请就之位。（那些人都是虎狼，看见我在大人身边，肯定没几天就得杀了我，我还是归位站他们那儿吧。）”
到了那儿，他又对诸大夫说：“二子者祸矣，恃得君而欲谋二三子，曰：‘国之多难，贵宠之由，尽去之而后君定。’既成谋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诸？作而后，悔亦无及也。（那两位大人就是祸根，仗着控制了主上就想算计几位大人，说什么：“我们的‘国’现在老出事，都是因为有些人过去太得宠了，把他们都赶走，主上才能安定下来。”他们已经算计好了，要不，我们还是趁他们没来得及动手，先干掉他们？后发制不了人，后悔就来不及了。）”于是那些大夫信了他的话。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需，事之下也”曰：
杜《注》：“需，疑也。”孔《疏》：“需是懦弱之意。”《说文》：“需， [（彡/立）頁]也，遇雨不进止 [（彡/立）頁]也。”即今言等待。此是陈乞在高、国之前诬告诸大夫之语。“彼”指诸大夫。言诸大夫皆自高自大，将不受子（高、国）之命。诸大夫且谋逐高、国，因劝高、国尽灭诸大夫，迟疑等待乃下策。《田齐世家》叙此语仅撮取大意。
杨伯峻先生注“请就之位”曰：
杜《注》：“欲与诸大夫谋高、国，故求就之。”盖此时在朝，高、国在卿位，陈乞伪事高、国，在其侧，不得与诸大夫言，因以己畏被杀，而请往诸大夫行列，就而与言。
《哀六年传》：
夏六月戊辰，陈乞、鲍牧及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昭子闻之，与惠子乘(chéng)如公。战于庄，败。国人追之，国夏奔莒，遂及高张、晏圉、弦施来奔。（（p 1634）（12060302））（137）
八月，齐-邴意兹来奔。（（p 1636）（12060501））（137）
我的粗译：
夏六月戊辰那天（杨注：戊辰，二十三日。），陈乞、鲍牧及诸大夫带领着甲士进入他们“公”的宫殿。昭子（国夏）听说此事，和惠子（高张）一起驾着兵车也前往他们“公”那里。双方在“庄”那里开战，国、高两家的部队打败了，国人追击他们，国夏逃去了莒国，随后和高张、晏圉、弦施一起逃来我们这里。
这年八月，齐国的邴意兹也逃来了我们这里。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遂及高张、晏圉、弦施来奔”曰：
杜《注》：“圉，晏婴之子。圉、施不书，非卿。”《田齐世家》云：“田乞、鲍牧乃与大夫以兵入公宫，攻高昭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徒追之，奔莒，遂反杀高昭子。晏孺子奔鲁。”田乞即陈乞，《史记》于齐之陈氏例作田。司马迁所记与《传》有不同，当依《传》为实。
杨伯峻先生注“齐-邴意兹来奔”曰：
杜《注》：“高、国党。”参定十三年《传》。《齐世家》云：“八月，齐-秉意兹、田乞败二相，乃使人之鲁召公子阳生。”则司马迁所见《左传》无“奔”字。但列秉（邴）意兹于田乞上，且冠以“齐”字，非《世家》例，甚可疑。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庄”在《左传》中三次出现，分别是：“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襄二十八年传》（p 1146）（09280902））（113）“五月庚辰，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国人追之，又败诸鹿门。”（《昭十年传》（p 1316）（10100203））（102、115）“昭子闻之，与惠子乘如公。战于庄，败。国人追之，国夏奔莒，遂及高张、晏圉、弦施来奔。”（《哀六年传》（p 1634）（12060302））（137）。杨伯峻先生注云：庄，临淄城大街名。《孟子?滕文公下》“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即此庄。#庄即《孟子?告子下》“引而置之庄、岳之间”之庄（，临淄城内大街）。杜《注》“庄，六轨之道”，本《尔雅?释宫》，而于此则不确切。庄，盖闹市名。
下面是《临淄齐国故城钻探实测图》，出自曲英杰先生《史记都城考》，也不知“庄”、“岳”各是哪条大路，“鹿门”又在哪里：
“莒”——“莒父”（杨注：莒，国名，《郑语》“曹姓邹、莒”，以莒为曹姓，恐另一莒。此莒国，春秋后五十年为楚所灭，见《楚世家》。传世彝器有中子化盘，记楚简王伐莒，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据文八年《传》及《世本》，当为己姓，旧都介根，在今山东省-胶县西南；后迁莒，今山东省-莒县。据《鲁语下》“晋信蛮夷”之语，则当时人以蛮夷视之。#据《山东通志》，今莒县即莒国，一云，即鲁之莒父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8.83，北纬35.58（今莒县县城，春秋初莒国迁来）。
我觉得诸大夫担心公子荼为大子确实是担心年幼镇不住场子，而陈家能得手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好比孺子牛那一场，就几乎搞砸了。陈家是利用了那些大夫无所适从，突然袭击才得手的。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莱人的讽刺也是因为诸公子无决断且不团结。
国家既然必失，不如以爱子为君，留名于史。幼子为君，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危险。
只不过他大概没想到人们会下手那么狠，直接杀了他的爱子。
《哀六年传》：
陈僖子使召公子阳生。阳生驾而见南郭且于，曰：“尝献马于季孙，不入于上乘(shèng)，故又献此，请与子乘(chéng)之。”出莱门而告之故。阚止知之，先待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与壬也处。”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齐，国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养之，与馈者皆入。（（p 1637）（12060601））（137）
冬十月丁卯，立之。将盟，鲍子醉而往。其臣差车鲍点曰：“此谁之命也？”陈子曰：“受命于鲍子。”遂诬鲍子曰：“子之命也！”鲍子曰：“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义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义则进，否则退，敢不唯子是从？废兴无以乱，则所愿也。”鲍子曰：“谁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去鬻姒，杀王甲，拘江说，囚王豹于句渎之丘。（（p 1637）（12060602））（137）
我的粗译：
于是陈僖子（陈乞）派人来我们这里请公子阳生回国。阳生接待来人后马上驾了车去见我们的大夫南郭且于，对他说是：“尝献马于季孙，不入于上乘，故又献此，请与子乘之。（我过去曾经向季孙进献马匹，但没够上“上乘”，现在准备再进献这四匹，请大人坐上车来把把关。）”等车出了莱门，才告诉他说有人来请自己回国，请他出主意。
阳生的家臣阚止已经得知此事，就在驻地外面等着，公子（阳生）回去后见到他，就告诉他说：“事未可知，反，与壬也处。（现在这事还没把握，你先回去，好好保着“壬”。）”又嘱咐了他一番，这才出发。赶在一天晚上，到了齐国，国人都已经知道这位公子到了。
僖子（陈乞）让子士之母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又让他混在进献吃食的人里边进入了公宫。
冬十月丁卯那天（杨注：丁卯，二十四日。），僖子立公子阳生为君（齐悼公），将要开始盟誓的时候，鲍子（鲍牧）喝得醉醺醺的来了，跟他来的家臣差车鲍点就问：“此谁之命也？（这是谁下的命令？）”陈子（僖子，陈乞）告诉他：“受命于鲍子。”然后还诬赖鲍子说：“子之命也！（这就是大人下的命令啊！）”可鲍子却问他：“女忘君之为孺子（荼）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你忘了咱们主上为现在这个孺子当牛断了自己的牙齿吗？你好意思背叛他吗？）”
一旁的悼公赶紧对着鲍子磕下头去，接着说：“吾子，奉义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义则进，否则退，敢不唯子是从？废兴无以乱，则所愿也。（大人您是一心为了公室的，要是我能行，决不会报复大夫您，要是我不行，也没必要干掉我这个公子。对公室有利就上，对公室无利就下，怎敢不唯子是从？我只想着换国君别再死人了。）”结果鲍子说了句：“谁非君（齐景公）之子？”就接受了这个盟约。
然后他们让齐景公的妾胡姬带了原先立的国君安孺子去“赖”那里住。赶走安孺子之母鬻姒，杀掉王甲，把江说抓起来，把王豹关在句渎之丘。
一些补充：
这里大概是典籍中最早提到“上乘”这个词的地方，一乘是四匹马，还包括一辆车。
杨伯峻先生注“尝献马于季孙”曰：
八年《传》云：“齐悼公之来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然则此时已是季孙妹夫。
杨伯峻先生注“阚止知之，先待诸外”曰：
杜《注》：“阚止，阳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仲尼弟子列传》、《吕氏春秋?慎势篇》、《淮南子?人间训》、《盐铁论》《殊路篇》、《颂贤篇》、《说苑》《正谏篇》、《指武篇》俱以阚止即孔丘弟子宰予，李斯《上秦二世书》（《李斯传》）亦云：“田常为简公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即弑简公于朝。”然《史记?弟子列传?索隐》云：“《左传》阚止字子我，为陈恒所杀，字与宰予相涉，因误。”主此说者，有苏轼《志林》、苏辙《古史》、孔平仲《谈苑》、洪迈《容斋随笔》、孙奕《示儿篇》以及清人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赵翼《陔余丛考》、惠栋《左传补注》等。然亦有信阚止即宰予者，如全祖望《经史问答》、宋翔凤《过庭录》。总之，纪载凌乱，是非纷纭，置之不究可也。
杜《注》“僖子使子士之母养之”云：“隐于僖子家内。子士母，僖子妾。”
杨伯峻先生注“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曰：
孺子谓已立之齐君-荼，以其年幼小，故曰孺子，《尚书?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时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故以孺子称成王，《公羊》僖十年《传》“尔既杀夫二孺子矣”，二孺子谓奚齐及卓子，俱为里克所杀也。孺子另一义，已见僖十五年《传?注》。盖景公爱荼，尝己为牛，令荼牵之，仆，景公折齿。“也”读为“耶”亦可。
杨伯峻先生注“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曰：
胡姬，胡国之女，姬姓，景公妾。胡见襄二十八年《传?注》。安孺子即荼，在位不及一年，且幼小即被杀，无谥，号之为安孺子。
杨伯峻先生注“杀王甲，拘江说，囚王豹于句渎之丘”曰：
杜《注》：“三子，景公嬖臣，荼之党也。”《孟子?告子下》云：“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赵歧以为卫人，万氏《氏族略》“疑即此人”，郑珍《巢经巢文集》亦以为即此人，且以为齐人。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莱门”（杨注：定九年《传》“阳虎使焚莱门”，彼为阳关邑门，此或不然。杜《注》：“鲁郭门也。”江永《考实》谓与阳关邑门同名异地，是也。#莱门为鲁郭门，亦见哀六年《传》。），据曲英杰先生则为北东门。
下面重贴一遍《鲁国故城遗址分布图》，北面靠东的城门（有棕色的道路出城处）即为莱门：
在上面的图中，我标出了“周人墓”的位置（图左上部分标有“周墓”的左上向右下的斜条区域），还标识了另外几个殷人的墓地（也是左上向右下的斜条区域，标为“殷墓”）和一些居住遗址（右上向左下的斜条区域），居住遗址分为两类，一类是曲阜刚建城或建城不久就有的，标为“原”，一类是春秋时期才有的，标为“新”。棕色的线是当时的道路。还有春秋时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冶铜遗址标为“铜”，制陶遗址标为“陶”，制骨遗址标为“骨”。
上图是我利用出自《曲阜鲁国故城》一书的附图作为底图，根据我的理解和臆测，尽量涂去了与春秋时代无关的痕迹，得到的春秋时代鲁国城内概况的示意图。很可能有应涂掉而未涂掉的，或者不应涂掉而涂掉了的，或者标注错误的。我的水平有限，只好请列位包涵了。
注意，图中西南角一带空白较多是因被曲阜市区占压，未能勘测，其中标有“孔”字的地方其附近当亦有未标记的居住遗址，当时孔子就住在那里面。
“赖”（杨注：赖，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北。#赖即六年《传》之赖，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北，济南市东。或云在聊城县西者，不确。），推测位置为：东经117.23，北纬36.95（章丘市-黄河乡-土城村）。
“句渎之丘”（杨注：句音钩，句渎之丘即穀（谷）(gǔ)丘。急读之为穀，缓读之为句渎。#句渎之丘又见于二十一年、二十八年、桓十二年、哀六年《传》，当在齐境。参高士奇《地名考略》三。），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32，北纬36.79（据云在临淄，我怀疑在淄水曲处）。
《哀六年传》：
公使朱毛告于陈子，曰：“微子，则不及此。然君异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匮，君二多难，敢布诸大夫。”僖子不对而泣，曰：“君举不信群臣乎？以齐国之困，困又有忧，少君不可以访，是以求长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复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访于陈子，而图其小可也。”使毛迁孺子于骀。不至，杀诸野幕之下，葬诸殳冒淳。（（p 1638）（12060603））（137）
我的粗译：
齐国那位新上来的“公”（齐悼公）又派了朱毛去告诉陈子（陈乞）说：“微子，则不及此。然君异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匮，君二多难，敢布诸大夫。（要没有大人，我就到不了这里。可这国君不像用具，不能有两个，用具有两个就有了备份，国君要是有了两个，麻烦就大了，所以我大胆把这话说给大夫您。）”
僖子（陈乞）听了这话没出声，两行眼泪先流下来，然后才说：“君（齐悼公）举不信群臣乎？以齐国之困，困又有忧，少君不可以访，是以求长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主上还是根本不相信群臣么？就因为现在我们齐国被外敌包围，除了外敌还有内部的隐患，无法依靠年幼的主上，才只好寻求一位成了人的主上，就指望这样的主上是不是更能理解群臣呢！不然，那位孺子何罪？）”
“毛”（朱毛）回去复命以后，那位“公”有些后悔不该提这个要求，“毛”就告诉他说：“君大访于陈子（陈乞），而图其小可也。（主上遇到大事可以都去咨询于陈子，眼前只管先办成这件小事就行了。）”
于是派了“毛”把孺子迁往“骀”，半路上，就在野幕之下杀掉他，随后，把他葬在了殳冒淳。
一些补充：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骀”（杨注：骀，顾栋高《大事表》七之一云：“或曰，在今山东-青州府-临朐县界。”临朐县今属山东-昌潍地区。），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5，北纬36.5（临朐县界）。
“殳冒淳”（杨注：杜《注》：“殳冒淳，地名。”《公羊传》与此略异。），似应亦在齐公陵区，具体位置未知。
《哀八年传》：
或谮胡姬于齐侯曰：“安孺子之党也。”六月，齐侯杀胡姬鲍牧又谓群公子曰：“使女有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谓鲍子：“或谮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若有之，则分室以行；若无之，则反子之所。”出门，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杀之。（（p 1651）（12080602））（137）
我的粗译：
两年后，我们的哀公八年（公元前四八七年，周敬王三十三年，齐悼公二年），又有人向齐侯（齐悼公）说胡姬的坏话，说她乃“安孺子之党也”。于是这年六月，齐侯杀胡姬。
也在这年，鲍牧又分别向群公子鼓动说：“使女有马千乘乎？（要让你能有一千乘的马匹，你觉得怎样？）”这些公子中有人上告了此事，他们的“公”（齐悼公）就对鲍子（鲍牧）说：“或谮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若有之，则分室以行；若无之，则反子之所。（有人告发大人要作乱，大人先暂时住到“潞”那里等待审查。如果有此事，就从你家分些人跟着你流亡；如果没此事，就恢复大人的位置。）”
出了门以后，就只让三分之一的随从跟着鲍牧。走到一半的时候，又只准二乘人马跟着。而到“潞”那里，则是把鲍牧捆着押进去的，随后，就杀了他。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使女有马千乘乎？”曰：
杜《注》“有马千乘，使为君也。鲍牧本不欲立阳生，故讽动群公子。”《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千驷即千乘。
“潞”（杨注：高士奇《地名考略》谓此潞即哀十七年《传》之潞，或曰，在齐郊外。#潞疑在齐都郊外，互参八年《传》并《注》。），齐都郊外，具体位置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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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十年经》：
三月戊戌，齐侯-阳生卒。（（p 1654）（12100003））（137）
葬齐悼公。（（p 1655）（12100007））（137）
《哀十年传》：
齐人弑悼公，赴于师。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p 1656）（12100301））（138、137）
我的粗译：
又过了两年，我们的哀公十年（公元前四八五年，周敬王三十五年，齐悼公四年，吴夫差十一年），吴人前来攻打齐国，齐人弑杀了悼公，把这个消息通报给吴军，吴子（夫差）连着三日都在军门之外哭奠一回。
就在这一段，吴军将领徐承率领舟师准备从海上攻入齐国，但被齐人打败，于是吴军就撤走了。
一些补充：
这里的“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大概是典籍中最早的大规模海上航路的记载，其终点应该在临淄北面，其起点不知在何处，或者是从淮河入海？但无论如何，终归要绕过山东半岛。
下面是徐承帅舟师自海入齐示意图，截自爱问《春秋时期全图》，比例尺是我加的，未必很准确，但大致上差不多，蓝色箭头代表可能的路线，供参考。从图中可见此役的海上航程当有一千多里甚至两千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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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侯-阳生即齐悼公，三月戊戌杨先生注为十四日。
杨伯峻先生注“齐人弑悼公”曰：
《史记》《齐世家》、《卫世家》、《年表》并谓杀悼公者为鲍子，《伍子胥传》则云“鲍氏”，《田齐世家》直云“鲍牧”，而据八年《传》，鲍牧已为悼公所杀。梁玉绳《志疑》据《晏子春秋?谏上篇》“田氏杀阳生”，疑杀者为陈恒。存疑可也。
服虔云“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乃：“诸侯相临之礼。”
“吴”（杨注：吴，姬姓，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后。《史记》有《吴世家》。孔《疏》引《谱》云：“至寿梦而称王。寿梦以上世数可知而不纪其年。寿梦元年，鲁成公之六年也。夫差十五年，获麟之岁也。二十三年，鲁哀公之二十二年，而越灭吴。”吴国自称为“工?”（者減钟）、“攻[（又/又/一）攵]”（吴王剑）、“攻吴”（吴王夫差鑑），亦称为“干”，详刘宝楠《愈愚录》卷四《干越》、《墨子?兼爱中》孙诒让《閒诂》及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吴王寿梦之戈》。亦称禺邗，传世有禺邗王壶，即哀十三年黄池之会后所作。吴自称王，彝器如此。《吴语》又称“吴伯”“吴公”，《春秋》则称“吴子”。吴初国于梅里，据高士奇《地名考略》，今江苏省-无锡县东南三十里之梅李乡，旧称泰伯城者是其地。至诸樊始徙于吴，今之苏州市。），推测位置为：东经120.48，北纬31.25（木渎遗址，春秋晚期大城遗址。阖闾以后）。
《哀十四年经》：
夏四月，齐-陈恆执其君，置于舒州。（（p 1680）（12140003））（137）
一些补充：
陈恆即陈成子，是陈乞（陈僖子）的儿子，陈乞已死，现在陈恆是陈家的族长。上面齐国的这位“君”是齐简公，此时离上次“齐人弑悼公”已经过去了四年。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舒州”（杨注：“舒州”，《鲁世家》作“俆州”亦作“徐州”。江永《考实》谓舒州在今河北-廊坊地区-大城县界，此齐之极北，与燕界者也。此说有理。），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65，北纬38.7（-大城县界）。
《哀十四年传》：
齐简公之在鲁也，阚止有宠焉。及即位，使为政。陈成子惮之，骤顾诸朝。诸御鞅言于公曰：“陈、阚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弗听。（（p 1682）（12140301））（137）
我的粗译：
当年齐简公在我们鲁国的时候，阚止得到了他的信任（八年前，简公之父悼公回齐国寻求上位之前，曾下令阚止“与壬也处”，让阚止留在鲁国负责辅佐这位“壬”也就是简公）。等简公即位以后，就让阚止掌了权。陈成子（陈恆）嫉恨阚止，在朝廷上老盯着他。四年后，到我们的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周敬王三十九年，齐简公四年，卫出公十二年），诸御“鞅”（陈鞅，当为陈恆之叔父）就对他们的“公”（齐简公）提出：“陈、阚不可并也，君其择焉。（陈家和阚家无法并存，主上恐怕得赶紧做出选择。）”他的主上（齐简公）不听他的。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陈成子惮之，骤顾诸朝”曰：
杜《注》：“成子，陈常；心不安，故数顾之。”沈钦韩《补注》引《礼记?曲礼下》云：“辍朝而顾，不有异事，必有异虑。”
杨伯峻先生注“诸御鞅”曰：
杜《注》：“鞅，齐大夫。”《史记?齐世家?索隐》引《世本》：“陈桓子?无宇（见于襄六年《传》）生子亹，亹产子献，献产鞅也。”若如此，则鞅亦陈氏。鞅盖一般仆御之官，故曰诸御。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哀十四年传》：
子我夕，陈逆杀人，逢之，遂执以入。陈氏方睦，使疾，而遗之潘沐，备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杀之，而逃。子我盟诸陈于陈宗。（（p 1683）（12140302））（137）
初，陈豹欲为子我臣，使公孙言己，已有丧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陈豹者，长而上偻，望视，事君子必得志，欲为子臣。吾惮其为人也，故缓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为臣。他日，与之言政，说，遂有宠，谓之曰：“我尽逐陈氏而立女，若何？”对曰：“我远于陈氏矣，且其违者不过数人，何尽逐焉？”遂告陈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祸子。”子行舍于公宫。（（p 1683）（12140303））（137）
我的粗译：
一天，子我（阚止）正要去“夕”，路上遇见陈逆（子行）正在杀人，他就把陈逆抓起来，带到了朝廷那里。
此时陈家正是非常团结的时候，于是让陈逆假装生了病，陈家派人去关押的地方，给陈逆送去淘米水，帮他洗头。还准备了酒肉，让负责看守陈逆的人吃，就此把这些人灌醉杀掉，于是陈逆就逃了出去。
子我觉出来不妙，就和陈家的兄弟子侄在陈家宗庙那里举行了盟誓（保证互不伤害）。
当初，陈豹（子皮）想当子我的家臣，请一位公孙搭线，但赶上了自家的丧事，这事就停了。等丧事过后，那位公孙终于替他说了话：“有陈豹者，长而上偻，望视，事君子必得志，欲为子臣。吾惮其为人也，故缓以告。（有个叫陈豹的，高个儿，有点驼背，喜欢朝天看，办起事来肯定能让君子满意，现在他想当大人的家臣。我对此人的为人没把握，所以一直没告诉您。）”子我说：“何害，是其在我也。（有什么关系，这方面主要取决于我自身的把控。）”于是收了陈豹当家臣。
过了些天，子我与陈豹说到政务的处理，很满意陈豹的表现，于是开始信任陈豹。接下来，他就和陈豹商量说：“我尽逐陈氏而立女，若何？（我把陈家那些人都赶走，立你为陈家族长，你看怎么样？）”陈豹推诿说：“我远于陈氏矣，且其违者不过数人，何尽逐焉？（我在陈家不是近枝，而且陈家和您不对付的就那么几个人，没必要都赶走吧？）”
转过头来，陈豹就把这话告诉了陈家的族长陈恆（成子）。听了这话，旁边的子行（陈逆）马上说：“彼得君（齐简公），弗先，必祸子。（此人得到国君的宠信，要不先动手，一定会危害到大人。）”于是子行设法住到了他们“公”（齐简公）的宫殿里头。
一些补充：
“夕”《康熙字典》云“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则此处之“夕”意为傍晚去朝见国君。
杨伯峻先生注“子我夕，陈逆杀人，逢之，遂执以入”曰：
陈逆字子行，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有陈逆作元配季姜簠，即此人为其妻所作之祭器，亦见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陈逆簠跋》。此器即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之陈逆簠。句言阚止因公暮见齐简公，于路中逢陈逆杀人，因执陈逆以入公宫。
杨伯峻先生注“使疾，而遗之潘沐，备酒肉焉”曰：
杜《注》：“使诈病，因内（纳）潘沐，并得内酒肉。潘，米汁，可以沐头。”《礼记?内则》云：“三日具沐，其间面垢，燂潘请靧。”潘即今淘米汁，古人热之以洗头洗面，谓可以去垢。
杨伯峻先生注“子我盟诸陈于陈宗”曰：
杜《注》：“失陈逆，惧其反为患，故盟之。”陈宗，陈氏宗主之家，说详李贻德《辑述》。
杨伯峻先生注“陈豹”曰：
杜《注》：“豹亦陈氏族。”《春秋分纪?世谱二》云：“陈豹字子皮，文子之孙。”
杨伯峻先生注“长而上偻”曰：
长谓身高，杜《注》以上偻为“肩背偻”，盖谓背上部曲屈也。于鬯《校书》谓“上偻无义，疑二字误倒”云云，无证据，不可信。
杨伯峻先生注“望视”曰：
望视，仰视貌，详梁履绳《补释》引纪昀说。大概背驼者目皆向上。
杨伯峻先生注“我远于陈氏矣”曰：
陈豹仅陈氏族人，陈完于庄二十二年，即齐桓十四年奔齐，至此已一百九十年。据《田齐世家》，陈文子生陈桓子，桓子生武子与僖子，陈恆为僖子之子，程公说谓陈豹为陈文子之孙，疑为僖子之异母弟。而犹为陈氏，足证“陈氏方睦”。
杨伯峻先生注“子行舍于公宫”曰：
子行迁居于公宫，据下文子行在幄（实为“子我在幄”）及杀侍人，盖将为内应。杜《注》谓“隐于公宫”，误。参梁履绳《补释》。
《哀十四年传》：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chéng)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闭门。侍人禦之，子行杀侍人。公与妇人饮酒于檀台，成子迁诸寝。公执戈，将击之。大史子馀曰：“非不利也，将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库，闻公犹怒，将出，曰：“何所无君？”子行抽剑，曰：“需，事之贼也。谁非陈宗？所不杀子者，有如陈宗！”乃止。（（p 1684）（12140304））（137）
我的粗译：
夏五月壬申那天（杨注：壬申，十三日。），成子（陈恆）兄弟八人分乘四辆车进入他们“公”（齐简公）的宫殿，子我（阚止）正在宫中听政的伞盖下，就出去迎接这几位，这几位正好进入宫中，却反手把子我关在外面。有宫中的侍人出来阻拦，已经隐藏在宫中的子行（陈逆）带人出来杀掉了拦阻的侍人。
他们的“公”正和一些妇人饮酒于檀台，成子把这位“公”送回寝宫。这位“公”去拿了把戈，要砍成子，一旁的大史子馀马上打圆场说：“非不利也，将除害也。（他们不会对主上不利，只是要为主上除害。）”成子趁机出去把自家人安顿在“库”那里（之前陈逆大概就躲在这里）。
过了一阵，听说那位“公”还没消气，成子就准备离开他们“公”的宫殿，说是：“何所无君？”这时，子行抽出了剑，大声说：“需，事之贼也。谁非陈宗？所不杀子者，有如陈宗！（犹豫不决，什么事也干不成。这里谁不能当我们陈家的族长？你再这么样，我发誓，不杀你，我必受惩罚，有如我们陈家祖先亲临！）”成子这才稳住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曰：
四乘有二解，杜《注》，“成子之兄弟，昭子-庄、简子-齿、宣子-夷、穆子-安、廪丘子-意兹、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则四乘为四辆车。顾炎武《补正》引傅逊说，惠栋《补注》、沈钦韩《补注》皆用《史记?田齐世家?索隐》说驳之，谓四乘即驷乘，乘四人耳。此又一解。
杨伯峻先生注“侍人禦之”曰：
侍人为齐简公之侍人，杜《注》以为“子我侍人”，误，服虔谓“阉竖以兵御陈氏”是也。盖简公侍者见陈恆等来势不善，故加抵抗。
杨伯峻先生注“子行杀侍人”曰：
陈恆于公宫必先布置私人，子我（行？）入宫为内应，亦必率其私人。简公侍者非一，若子我（行？）不率众徒，安得杀之？
杨伯峻先生注“何所无君？”曰：
言各国皆有君，李贻德《辑述》云：“是欲奔异国之辞。”
杨伯峻先生注“需，事之贼也”曰：
六年《传》云：“需，事之下也。”此与同意，言迟疑不决反害大事。
杨伯峻先生注“谁非陈宗？”曰：
此时陈恆为陈氏宗主，子行阻陈恆出奔，故言人人可得为陈氏宗主。
杨伯峻先生注“有如陈宗！”曰：
杜《注》：“言子若欲出，我必杀子，明如陈宗。”有如某，誓辞常用语。此陈宗盖指陈氏自陈完以下历代宗主，犹言“有如先君”。说参孔颖达《疏》。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檀台”当在“齐”城内。
《哀十四年传》：
子我归，属徒，攻闱与大门，皆不胜，乃出。陈氏追之，失道于弇(yǎn)中，适丰丘。丰丘人执之，以告，杀诸郭关。成子将杀大陆子方，陈逆请而免之。以公命取车于道，及耏，众知而东之，出雍门，陈豹与之车，弗受，曰：“逆为余请，豹与余车，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雠，何以见鲁、卫之士？”东郭贾奔卫。（（p 1685）（12140305））（137）
庚辰，陈恆执公于舒州。公曰：“吾早从鞅之言，不及此。”（（p 1686）（12140306））（137）
我的粗译：
子我（阚止）回去以后，马上召集属下，进攻他们“公”（齐简公）宫殿的小门和大门，但都没攻下来，于是出逃。陈家的人马在后面追，子我和他的属下在“弇中”那里走错了路，跑到“丰丘”。丰丘人把这些人抓起来，报告给他们主上（齐简公），他们主上下令在郭关杀掉了子我。
成子（陈恆）还想杀“大陆子方”（东郭贾），但因为陈逆（子行）求情，就饶了他。“大陆子方”假传“公”（齐简公）的命令在大路上截了辆车，向西走，已经走到“耏”那里，被大家发现，他只好又回向东边。他出雍门时，陈豹（子皮）想送给他车辆，他不肯接受，说是：“逆（陈逆）为余请，豹（陈豹）与余车，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雠，何以见鲁、卫之士？（“逆”为我求情，“豹”又送我车辆，我和这些人关系太好了。作为子我的家臣，却和他的对头关系这么好，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鲁、卫之士？）”最终，这位东郭贾（大陆子方）还是逃去了卫国。
庚辰那天（杨注：庚辰，二十一日。），陈恆（陈成子）在“舒州”把他们的“公”抓了起来。这位“公”说道：“吾早从鞅之言，不及此。（我要是早听了“鞅”的话，就不会有今天。）”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攻闱与大门”曰：
闱，门之小者也，此非宫内之小门，乃宫墙之小门。宫墙四周皆有大门与小门，据《周礼?天官?宫伯》及《地官?保氏》，大门、小门皆宫伯、保氏所轮流把守，说详金鹗《求古录礼说》。
下面再贴一遍秦-雍城朝寝建筑平面示意图，出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考古研究部《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或可由此一窥当时的宫闱规制：
杨伯峻先生注“大陆子方”曰：
杜《注》：“子方，子我臣。”据下文，即东郭贾。《通志?氏族略》云：“大陆氏，姜姓，齐太公之后，食邑陆乡，因号大陆氏。”
杨伯峻先生注“及耏，众知而东之”曰：
耏即时，齐与鲁交界之地，盖子方拟奔鲁、卫，因西行。众，陈氏之人，知其假公命取车，故逼使东返。
“弇中”（杨注：“马陉”，《齐世家》作“马陵”。高士奇《地名考略》以为“地有二名”，梁履绳《补释》以为“陉、陵声近而讹”。实则“陵”乃误字，梁玉绳《史记志疑》谓马陵非齐地。据《水经?淄水注》，即襄二十五年《传》之“弇（yǎn）中”。据《大事表》，在今益都县西南，当在丘舆北，即南燕-慕容德所都之广固。#据《方舆纪要》，临淄西南有弇中峪，界两山间，至莱芜县，长三百里。），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7.86，北纬36.50（博山）。东经118.21，北纬36.64（庙子镇，失道处）。
“丰丘”（杨注：杜《注》：“丰丘，陈氏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44，北纬36.71（广固城）。
“郭关”（杨注：高士奇《地名考略》云：“齐郭门也。”），目前无从估计其位置。
“耏”（杨注：耏即时，齐与鲁交界之地，盖子方拟奔鲁、卫，因西行。众，陈氏之人，知其假公命取车，故逼使东返。），推测位置为：东经118.23，北纬36.87（出雍门西行道路与时水交汇处东岸）。
“雍门”（杨注：雍门，《战国策?齐策一》及《淮南子?览冥训?注》并谓齐西门名。#杜《注》：“齐城门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4，北纬36.88（“齐”西面靠北之城门）。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卫”——“帝丘”（杨注：卫，国名，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后。传世有康叔丰鼎，丰即封。“卫”字卜辞多见，足见其地名早已有之，金文亦有，字形不一。此时卫国都朝歌，即今河南省-淇县治。戴公庐曹，今河南旧滑县治（新治已移至道口镇）；文公迁楚丘，今滑县东六十余里；成公迁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于春秋后十三世二百五十八年，为秦二世所灭。#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明一统志》又有帝丘城，云在滑县（此指旧治，今已移治于其西之道口镇）东北七十里土山村，即卫成公所迁，盖其境相接也。则卫自楚丘迁帝丘，两地相距不远。#卫自成公已迁都帝丘，即今濮阳县西南二十许里之颛顼城。），推测位置为：东经115.10，北纬35.66（濮阳县-高城村南，安寨、七王庙、冯寨、东郭集、老王庄。僖三十一年——前629，卫迁于帝丘）。
“舒州”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65，北纬38.7（-大城县界）。
《哀十四年经》：
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p 1681）（12140011））（137）
《哀十四年传》：
甲午，齐-陈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恆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p 1689）（12140501））（124、137）
我的粗译：
甲午那天（杨注：甲午，六月五日。），齐国的陈恆在舒州弑杀了他们的国君“壬”（齐简公）。于是孔丘斋戒了三天，然后在我们的朝廷上三次请求讨伐齐国。我们的“公”（鲁哀公）回复说：“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很久以来我们鲁国就打不过齐国，大人说要讨伐他们，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孔丘回答：“陈恆弑其君（齐简公），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陈恆弑杀了他们的主上，他们的“民”有一半不会赞成他，我们鲁国的大军加上齐国一半的“民”，是能打赢的。）”我们的“公”说：“子告季孙。（大人去和季孙说吧。）”于是孔子（孔丘）退了下来。
然后孔子对一旁的人解释说：“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因为在朝廷上我也和大夫站在一块，遇上这事我不能不表个态。）”
一些补充：
“壬”就是齐简公。
另外，这一段《左传》提及孔丘时一度称名（称孔丘，后面一处称孔子者也许是后改），所以我怀疑此章是孔子自撰，如是平辈或弟子所作，则似应尊称孔子为仲尼：
《左传》中有二十九处三十四次称仲尼，八处九次称孔子；而除此处之外，《左传》中还有几处称孔丘的：一处是孟僖子两次称孔丘，此孟僖子是孔子的上司；在关于夹谷之会的《左传》章节中，还有三处五次称孔丘，这一章我怀疑也是孔子自撰；而在《左传》将近结束的地方，有一处“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则是重复《春秋经》的记载。
杨伯峻先生于此段之末注云：
《论语?宪问》亦载此事，而谓孔丘曾告三卿，三卿不可，而后告人云云，盖当时传闻之异。
《论语?宪问第十四》：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舒州”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65，北纬38.7（-大城县界）。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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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十四年经》：
莒子-狅卒。（（p 1681）（12140008））（137）
《哀十五年经》：
夏五月，齐-高无?[不/十，pī]出奔北燕。（（p 1690）（12150002））（137）
一些补充：
莒子-狅是莒国国君，前面曾经接纳了齐国逃去的世卿国夏。高无?[不/十，pī]也是齐国的世卿。世代占据卿位的国、高两家的族长都被挤走，反映陈家开始逐步在齐国真正掌权。
杨伯峻先生注“莒子-狅卒夏五月，齐-高无?[不/十，pī]出奔北燕”曰：
狅，《释文》云“其廷反”，音情，则从[廷-廴，tǐng]得声，非狂字。他书无此字。（桥：[廷-廴，tǐng]，挺本字，非壬。
“莒”——“莒父”推测位置为：东经118.83，北纬35.58（今莒县县城，春秋初莒国迁来）。
“北燕”——“燕”推测位置为：东经116.06，北纬39.61（北燕，董家林古城，董家林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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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十五年经》：
及齐平。（（p 1690）（12150007））（137）
《哀十五年传》：
秋，齐-陈瓘如楚，过卫，仲由见之，曰：“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斵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鲁以待时，不亦可乎？何必恶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p 1692）（12150301））（137）
冬，及齐平。子服景伯如齐，子赣为介，见公孙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齐人虽为子役，其有不贰乎？子，周公之孙也，多饗大利，犹思不义。利不可得，而丧宗国，将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闻命。”（（p 1693）（12150401））（124、137）
陈成子馆客，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愿事君如事卫君。’”景伯揖子赣而进之，对曰：“寡君之愿也。昔晋人伐卫，齐为卫故，伐晋-冠氏，丧车五百。因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吴人加敝邑以乱，齐因其病，取讙与阐，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视卫君之事君也，则固所愿也。”成子病之，乃归成，公孙宿以其兵甲入于嬴。（（p 1693）（12150402））（124、137）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的哀公十五年（公元前四八〇年，周敬王四十年，齐平公元年，楚惠王九年，卫出公十三年），秋天，齐国的陈瓘（子玉）前往楚国，途经卫国，仲由（孔子弟子子路）去见了他，对他说：“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斵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鲁以待时，不亦可乎？何必恶焉？（上天也许借用陈家作斧子，先把您那里的公室砍掉，以后再送给别人，不可知也。也可能由你们陈家最终得到，亦不可知也。既如此，你们善待鲁国，等待时机，不亦可乎？何必这么粗暴？）”子玉（陈瓘）回答：“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陈恆，陈成子）。（不错，我赞成您的话，请大人把这些都让人传达给我弟弟吧。）”。
这年冬天，我们鲁国就和齐国讲了和。
我们的大夫子服景伯（子服何）前往齐国，子赣（孔子弟子子贡）是他的副手，子赣去见了我们这里卿族孟（仲）家采邑“成”原来的主管、眼下叛逃在齐国的公孙成（公孙宿），对他说：“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齐人虽为子役，其有不贰乎？子，周公之孙也，多饗大利，犹思不义。利不可得，而丧宗国，将焉用之？（大家都得臣服于某人，您却老想着背叛，现在齐人虽然还肯帮着您，就不会也有别的想法了吗？大人您，本是周公的后代，沾了周公不少的光，却想着对周公后代的公室不利，自己没得着好处，反而逃离了宗国，这么干有意思吗？）”成（公孙宿）说：“善哉！吾不早闻命。（说得太好了，可惜我没早听到您这话。）”。
齐国执政的陈成子（陈恆）接待来宾，说是：“寡君使恆（陈成子）告曰：‘寡人愿事君如事卫君。’（寡君让“恆”给各位传个话：“寡人希望侍奉你们主上就像侍奉卫国国君一样。”）”。
景伯（子服何）马上向子赣（子贡）作揖，请他上前答话，于是子赣答话：“寡君之愿也。昔晋人伐卫，齐为卫故，伐晋-冠氏，丧车五百。因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吴人加敝邑以乱，齐因其病，取讙与阐，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视卫君之事君也，则固所愿也。（这也是寡君的希望。过去晋人进攻卫国，齐国为卫国进攻了晋国的冠氏，当时还损失了五百乘战车。随后又补偿给卫国土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可是，等到吴人来侵扰敝邑的时候，齐国却趁着我们有困难，侵占了我们的讙和阐，寡君是以寒心。要能像对待卫国国君一样对待我们，那是我们一直期待的。）”。
成子（陈恆）被这话堵住，于是把“成”归还我们，公孙宿（公孙成）则带着他的部队占据了“嬴”。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因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曰：
书社即昭二十五年《传》“请致千社”之社，贾逵、杜预皆以二十五家为社，书其户籍。书社一词又见《管子?小称篇》、《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荀子?仲尼篇》、《商君书?赏刑篇》、《吕氏春秋》《慎大览》及《知接篇》、《史记》《封禅书》及《孔子世家》等，其说可参阎若璩《四书释地》。高士奇《地名考略》云：“言‘以南’，则是割三邑之南境以与卫，非全致也。”
“楚”——“鄀”（杨注：文十五年《传》谓“获大城焉曰入之”，此盖用其义。此时鄀盖仍都商密，秦人入鄀，则取商密并入己国。鄀未亡，迁都今湖北省-宜城县东南，为楚附庸。《水经?沔水》云：“沔水又迳鄀县故城南。”《注》云“古鄀子之国也，秦、楚之间自商密迁此为楚附庸，楚灭之以为邑”是也，故定六年楚令尹子西得迁郢于鄀，谓之鄢郢。#鄀，今湖北-宜城县东南九十里，据《路史?国名纪》，又名北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38，北纬31.46（下鄀，钟祥-胡集镇东罗山遗址，鄀郢：庄二十至庄三十，定六年后）。
据《楚居》：“至献惠王自美郢徙袭为郢。白公起祸，焉徙袭湫郢，改为之，焉曰肥遗，以为处于酉澫，酉澫徙居鄢郢，鄢郢徙居[司阝]吁。”则惠王所都还有很多次迁移，但《左传》中没有反映（不等于没有），只言“迁郢于鄀”，我也无从推测，能看到的主张也言人人殊，而且《楚居》所言有验证的一些地点如“同宫之北”也非一般意义上的楚都，故此一段之楚都我大体只能认定一直在“鄀”了，所谓“湫郢”，当就是“湫”，亦在“鄀”近旁，两处直线距离约六十里，隔着汉水。
“卫”——“帝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10，北纬35.66（濮阳县-高城村南，安寨、七王庙、冯寨、东郭集、老王庄。僖三十一年——前629，卫迁于帝丘）。
“晋”——“新田”——“绛”——“绛县”推测位置为：东经111.31，北纬35.62（成六年后，新田遗址，4000万平方米，在同一区域内有6座城址。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冠氏”（杨注：冠氏地有今河北-馆陶县及山东-冠县。据《清一统志》，冠氏故城址在今冠县北。），推测位置为：东经115.32，北纬36.53（冠县-东古城）。
“禚”（杨注：禚音酌，《公羊传》作“郜”。齐国地名。据庄四年及定九年?传?，当为齐、鲁、卫三国分界之地，疑在今山东省-长清县境内。#“禚”，《公羊》、《谷梁》作“郜”。#杜《注》：“三邑皆齐西界，以答谢卫意。”[禚-礻+衤]，疑在今山东-长清县境，余详庄二年《经?注》。杏当在今山东-茌平县南博平废治境内。媚在今山东-禹城县。），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6，北纬36.5（长清区附近黄河西）。
“媚”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6，北纬36.9（禹城县一带）。
“杏”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1，北纬36.6（茌平县-博平镇一带）。
下面是禚、媚、杏三邑所在示意图：
“吴”推测位置为：东经120.48，北纬31.25（木渎遗址，春秋晚期大城遗址。阖闾以后）。
“讙”（杨注：讙音歡（欢）。鲁国地名，当在今山东省-宁阳县北而稍西三十余里。#讙在今山东-宁阳县北而稍西，详桓三年《经?注》。阳关今山东-泰安县东南，详襄十七年《传?注》。#杜《注》：“三邑，皆汶阳田也。”鄆，在今山东-郓城县东十六里，余详成四年《经?注》。讙在今山东-宁阳县西北三十余里，参桓三年《经?注》。龟阴，在新泰县西南、泗水县东北处。#讙在今山东-泰安地区-宁阳县北而稍西，亦见桓三年《经》并《注》。阐，今宁阳县东北三十里有堽城，即古刚城，阐又在其北。），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75，北纬35.89（南夏辉村，大汶河边）。
“阐”（杨注：“阐”，《公羊》作“僤”，后同。讙在今山东-泰安地区-宁阳县北而稍西，亦见桓三年《经》并《注》。阐，今宁阳县东北三十里有堽城，即古刚城，阐又在其北。），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83，北纬35.90（堽城坝上游大汶河之洸河——阐水河口北岸）。
“成”——“郕”（杨注：《公羊》作“公会纪候于盛”。杞、纪易误，郕、盛可通。杜预无《注》，则以此“郕”即隐公五年之“郕”。《谷梁》范宁《注》云，“郕，鲁地”，与杜异。鲁地之郕，《左传》作“成”，故城当在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成”，《谷梁传》作“郕”，成、郕字通。古成邑在今山东省-宁阳县北。后为孟氏采邑。定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成，公敛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云云；哀十五年成叛入齐，既而齐归成，是成为鲁北境近齐之邑。#成，据《山东通志》，今山东-宁阳县东北九十里，亦作“郕”。#“成”各本俱作“郕”，其实成、郕一地，今从监本，以求一律。#成即郕，本杞田，后为孟氏邑。今山东-宁阳县东北。#成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九里，在鲁都稍西而北五十余里，鲁北境。），推测位置为：东经117.18，北纬35.86（田家林，有遗址）。
“嬴”（杨注：嬴故城在今山东省-莱芜县西北，据《一统志》，俗名城子县。#杜《注》：“嬴，齐邑。”当在今山东-莱芜县西北，泰安县东稍北。），推测位置为：东经117.57，北纬36.33（莱芜西北城子县村）。
《哀二十年传》：
二十年春，齐人来征会。夏，会于廩丘，为郑故，谋伐晋。郑人辞诸侯，秋，师还。（（p 1715）（12200101））（137）
我的粗译：
五年后，我们的哀公二十年（公元前四七五年，周元王元年，齐平公六年，晋定公三十七年，郑声公二十六年），春天，齐人来让我们参加盟会。到夏天，盟会在廩丘举行，主题是要帮助郑国，并策划进攻晋国。郑人推辞了各家诸侯的帮助，到这年秋天，我们的部队撤回来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二十年春”曰：
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谓杜氏《长历》，哀二十年正月丁亥朔，《陈逆簠铭》云“唯王正月初吉丁亥”，与杜氏《长历》合。
杨伯峻先生注“齐人来征会”曰：
此时晋公室已卑，四卿分权，且争权，早已失霸；楚又患吴、越。齐之陈恆欲因此主盟诸侯以树己声势。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廩丘”（杨注：廩丘，据《清一统志》，在旧范县（今范县治已移旧治西樱桃园）东南，《范县志》云，在县东南七十里义东堡。廩丘本卫邑，或齐取之以与乌馀，故乌馀得以之奔晋。#廩丘，今山东-鄄城县东北约四十里。#廩丘，齐邑，在今山东-范县东，详襄二十六年《传》并《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5.74，北纬35.63（郓城县-水堡）。
“郑”（杨注：鄭（郑），国名，姬姓，周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后。卜辞常见奠（鄭）地，有“矦奠”“南奠”“北奠”“多奠”“奠臣”诸词。又有一片云“巳（祀）奠河邑”，则地当在今郑州市南、新郑县北。西周彝器又有奠虢仲鼎、奠虢仲簋等。是则郑地早已有之。桓公初封郑，在今陕西-华县东北。据《郑语》，寄帑于虢、郐之间。武公因取而都之，即今新郑县。春秋后又六世九十一年为韩所灭。近年出土之哀成叔鼎则铸于郑亡后。?史记?有世家。），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晋”——“新田”——“绛”——“绛县”推测位置为：东经111.31，北纬35.62（成六年后，新田遗址，4000万平方米，在同一区域内有6座城址。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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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二十七年传》：
晋-荀瑶帅师伐郑，次于桐丘。郑-驷弘请救于齐。齐师将兴，陈成子属孤子三日朝。设乘(chéng)车两马，系五邑焉。召颜涿聚之子晋，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国之多难，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车而朝，毋废前劳。”乃救郑。及留舒，违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国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师不行，恐无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闻之，乃还，曰：“我卜伐郑，不卜敌齐。”使谓成子曰：“大夫陈子，陈之自出。陈之不祀，郑之罪也，故寡君使瑶察陈衷焉，谓大夫其恤陈乎？若利本之颠，瑶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p 1733）（12270301））（141、137）
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晋师告寅者，将为轻车千乘(shèng)以厭齐师之门，则可尽也。”成子曰：“寡君命恆曰：‘无及寡，无畏众。’虽过千乘(shèng)，敢辟之乎？将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谋也，始、衷、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p 1734）（12270302））（141、137）
我的粗译：
又过了七年，我们的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四六八年，周贞定王元年，齐平公十三年，晋出公七年，郑声公三十三年），晋国执政的卿荀瑶（知伯）率兵进攻郑国，部队驻扎在桐丘。郑国执政的驷弘（子般）向齐国求救。
齐国准备召集部队，在这之前，执政的陈成子（陈恆）连着三天在朝廷上接见战死者的孤儿。还准备了一辆乘车，以及两匹驾车马，在马脖子上挂了五个布囊，里面装着颁赏的简策。然后把上次战死将领颜涿聚（亦孔子弟子）的儿子“晋”召来，对他说：“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国之多难，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车而朝，毋废前劳。（“隰”那一仗，您父亲战死。因为我们“国”这一阵麻烦很多，没顾上慰问您。现在主上把这个城邑赏赐给您，您以后就乘坐这个车上朝吧，别辜负了您父亲。）”，之后才出兵救郑。
大军经过了留舒，那里距离“穀”只有七里，但穀人都没有发现。大军随后抵达濮水，天上下雨，就准备先不涉渡。
这时，郑国随同驷弘前来求救的大夫子思（即子产之子国参）说：“大国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师不行，恐无及也。（大国已经打到了敝邑的房檐底下，敝邑这才来告急，现在大军逗留不进，就怕来不及了。）”。
于是成子（陈恆）下令渡河，他本人穿着斗篷，拄着一枝戈，站到河对面的陡岸上，战马有上不来的，亲自帮着鞭策。
晋方进攻郑国的主帅知伯（荀瑶，瑶）听说齐军来援，就下令撤兵，说是：“我卜伐郑，不卜敌齐。（我出来之前占卜了进攻郑国的情形，但没占卜对抗齐军的情形。）”。
然后他还派人告诉成子（陈恆）说：“大夫陈子，陈之自出。陈之不祀，郑之罪也，故寡君使瑶察陈衷焉，谓大夫其恤陈乎？若利本之颠，瑶何有焉？（您这位大夫陈子，是打陈国来的。陈国的祭祀之所以中断，都是郑国闹的，所以寡君派了“瑶”来调查陈国被灭亡的内幕，还以为大夫你也应该对陈国有感情呢？要是你为了自己的私利就不顾根本，“瑶”还管得着这事吗？）”。
成子一听就火了，愤怒的撂下一句话：“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那些处处压人一头的都没有好结果，知伯你就能长久吗！）”。
在齐军之中的中行文子（荀寅）报告成子（陈恆）说：“有自晋师告寅（荀寅自称名）者，将为轻车千乘以厭齐师之门，则可尽也。（有人从晋军之中捎话给“寅”，说是晋军准备了轻车千乘要堵住齐军的营门，准备全歼齐军。）”。
成子告诉他说：“寡君命恆曰：‘无及寡，无畏众。’虽过千乘，敢辟之乎？将以子之命告寡君。（寡君已经对“恆”下了命令：“敌人少就别理，敌军多了也别畏缩。”现在敌军虽然有超过千乘的兵车，我就敢逃吗？我会把大人的话转告寡君。）”。
文子（荀寅）于是感叹说：“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谋也，始、衷、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现在我明白为啥被赶出来了，“君子”谋划事情的时候，开始、过程、结局都搞清楚了，而后才投入进去，我还“三不知”就投入进去，要想有好结果，不亦难乎！）”。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郑-驷弘请救于齐”曰：
杜《注》：“弘，驷歂子。”驷弘字子般，下文子思，为子产之子国参，与驷弘同行者。不能误以下文之子思即驷弘。
杨伯峻先生注“陈成子属孤子三日朝”曰：
属，会也。孤子，曾为国战死者之子。聚集死事者之子，分别于三日内朝见之。
杨伯峻先生注“设乘车两马”曰：
沈钦韩《补注》引《仪礼?既夕礼》郑玄《注》云：“两马，士制。”
杨伯峻先生注“系五邑焉”曰：
章炳麟《左传读》卷一云：“若为国邑，则不得言系；且下文‘君今命女以是邑也’，命当以官言，不当以邑言。邑当为裛之省文。《说文》：‘裛，书囊也。’此乃策书之囊。竹简繁重，故一策书分为五囊也。时尚未见策文，故但举著见者为言耳。”
杨伯峻先生于此（知伯闻之，乃还，曰：“我卜伐郑，不卜敌齐。”）之处注云：
《说苑?指武篇》叙此节云：“智伯曰：‘吾闻田恒（即陈成子）新得国而爱其民，内同其财，外同其勤劳，治军若此，此其得众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杨伯峻先生注“君子之谋也，始、衷、终皆举之，而后入焉”曰：
杜《注》：“谋一事，则当虑此三变，然后入而行之，所谓君子三思。”入谓入言于上，杜《注》可商。
“桐丘”（杨注：桐丘，今河南省-扶沟县西二十里有桐丘亭，即其地。），推测位置为：东经114.30，北纬34.10（春秋-郑之桐丘城。现存西墙局部，夯筑而成，夯层厚10—15厘米。城内散存少量陶罐、豆、板瓦等，并由汉空心砖墓葬分布。）。
“隰”——“犁”——“犁丘”（杨注：《潜夫论?志氏姓》云：“隰氏，姜姓。”#杜《注》：“隰鉏，隰朋之曾孙。”#犁即二十三年《传》之犁丘，在今山东-德州地区-临邑县西。辕，据顾祖禹《方舆纪要》，在今山东-德州地区-禹城县西北，一云在禹城县南百里。#二十七年《传》称此役为隰之役，则犁丘即隰，江永《考实》谓即十年《传》之犁，在今山东-临邑县西。），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95，北纬36.9（孙耿镇西）。
“留舒”（杨注：《诗?小雅?车攻》郑玄《笺》引作“柳舒”，《水经?济水注》亦作“柳舒”，皆留舒也。在今山东-东阿县旧治东北，下云“违穀（谷）七里”可证。），推测位置为：东经116.21，北纬36.18（鱼山）。
“穀”——“小穀”——“谷”——“小谷”（杨注：穀（谷），齐地，今山东省-东阿县旧治东阿镇。#《公羊传》徐彦《疏》云：“二《传》作“小”字，与《左氏》异。”孙祖志《读书脞录》、刘文淇《旧注疏证》、章炳麟《左传读》等因谓《左氏》本作“城穀（谷）”。但案之《水经?济水篇》“济水侧岸有尹卯垒，南去鱼山四十余里，是穀城县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齐桓公以鲁庄公二十三年（当作三十二年，杨守敬《注?疏》已订正）城之，邑管仲焉。城内有夷吾井”云云，则是郦道元所据《左传》已有“小”字矣，孙等之说恐非。小穀即穀，齐邑，今山东省-东阿县治，顾炎武《杜解补正》据《谷梁》范宁《注》、孙复《尊王发微》谓小穀为鲁邑，曲阜西北有小穀城，不合?传?意。#昭十一年《传》述申无宇之言云：“齐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传》文本此。顾炎武《日知录》四、《山东考古录》疑之，无据。事亦见《晏子春秋?外上篇》。据《管子?大匡篇》，吴人伐穀，齐桓公因城穀，遂为管仲采邑。#庄三十二年《传》云：“城小穀（谷），为管仲也。”则此穀即小穀，亦即庄七年之穀，在今山东-东阿县新治东南之东阿镇。#穀见庄七年《经?注》，即今山东-东阿县南之东阿镇。本东阿旧治。穀亦齐地，师过本境而民不知，言其整肃。），推测位置为：东经116.28，北纬36.17（平阴县-东阿镇）。
“濮”（杨注：濮水有二，一在今山东-菏泽县北，一在今河南-滑县与延津县境。此指后者，今皆湮。），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0，北纬36.1（穀西，渡濮水处）。
下面是陈成子援郑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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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中，《左传》作者对陈僖子、陈成子父子很不留情面，但考虑孔子可能是《左传》作者之一，尤其是有迹象表明此章《左传》是孔子自撰，且孔子对陈氏父子很不喜欢，则对此章《左传》中关于陈氏父子的描述似乎应该稍微打些折扣。
另外，陈家能崛起，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兄弟子侄众多，“四乘如公”，那时候能有这八兄弟同行，在一个十几万人的小城镇里，真是无人可挡啊。
话说陈乞还真是这样一个人啊……
挑拨离间高国与诸士大夫之间关系，摆明了就是欺对方情报不通，典型的欺瞒手段。
这些手法套路与孙书之死时用的手法一模一样。
人无信不立，陈乞是一点脸都不要了。
陈乞这个人还真是人如其名，摇尾乞怜之人，人品之差也是罕见。
这样的人能在齐国混得风生水起，齐国贵族们恐怕也都是一些各扫门前雪的人。
只有齐国的贵族们人人都不交心，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都虚情假意，才会有陈乞这样人的生存空间。
齐国风气当时已经全部都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