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假如在二十年代初期你经常在海德公园的演讲角厮混，听取“英国法西斯蒂”、共产主义者以及宗教狂信徒的各种高谈阔论，那么你大概会注意到一个身材高大天庭饱满的男人，按照多明我会修士的着装习惯全身披着对比鲜明的黑白两色，脚下蹬着一双笨重的大靴子，操着一口十分抓人的爱尔兰口音，足以穿透公园现场的嘈杂人声。这位文森特.麦克纳布神父【1】的作风直率得令人心慌。假如你送给他食物或者与他攀谈，他就会跪倒在地亲吻你的双足。他终日流连在演讲角或者任何其他说话有人听的地方，向听众们解释他们必须放弃疯狂的城市生活并且重返大自然，本着圣洁的精神与互助公社的形式奉行简朴生活。他宣讲的这一类“美好生活”在二十年代有自己的名称、组织以及招牌人物。“分产主义”（Distributism）最早由富有影响力的天主教作家兴起，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西莱尔.贝洛克，他在战前出版了《奴性国家》一书；另外还包括体态肥胖的小说家与散文家G.K.切斯特顿，他经常在舰队街的酒馆里徜徉，披着斗篷，顶着造型花哨的大帽子，假装自己是当代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1926年这两个人共同成立了分配主义联盟。他们的信条或许有些怪里怪气（或者说土里土气），但是与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相比，这套回归泥土的单纯信仰反而在英国流行一时。二十年代不仅属于短发齐耳的少女、鸡尾酒以及愤怒的老兵，而且也属于“让我们建造一个新世界”的精气神。二十年代是一口沸腾的大锅，乐观主义、神智混乱以及无畏的反思都在这口锅里翻腾浮沉。

分配主义者们的样貌与一般人相差悬殊。他们经常穿着布口袋一样的羊毛手织衣物，面料都用植物染料染成了土黄色。他们的脚上总是蹬着手工制作的拖鞋。他们的精神家园是新兴的“花园城市”，他们对于制陶手艺的热情往往惹人发笑。麦克纳布及其追随者希望彻底复兴天主教英格兰，摒弃宗教改革与工业革命带来的恶果。当时最著名的分配主义公社创建者名叫埃里克.吉尔。他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公共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包括新近投入使用的BBC朗汉姆办公楼顶上的普洛斯彼罗与爱丽儿塑像。施工期间BBC的领导层钻进雨布后面，看到了吉尔正在加工的爱丽儿裸体，于是坚持要他缩小雕像的生殖器尺寸。他的作品还包括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的苦路十四处浮雕群，利兹大学战争纪念碑，以及至今依然在报纸版面与店铺招牌上得到广泛运用的多种印刷字体。穿着一身束带粗糙的工作服与长袜的吉尔先后在多个公社栖身过。他留着胡子，戴着眼镜，运笔如飞地出产着大量攻击工业化与城市生活的画作与文字。他是个广为人知的角色，几乎算得上是个圣人。不过与此同时他在性生活方面也是生冷不忌，终日绯闻缠身，与女儿乱伦，甚至还性侵了一条狗。如果我们按照佛吉尼亚.伍尔芙惯用的贴标签手法来分析吉尔的生平传记，那么我们将会在性取向一栏下方发现以下条目：“兽交、一夜情、破处、同性恋、乱伦、双飞、新女伴（受到吸引）、阳具崇拜、青春期少女（受到吸引）、宠溺妻子、偷窥、穿制服的女性（受到吸引）。”吉尔是个大忙人。他的性爱观念坦诚得近乎露骨，他的宗教信仰纯真得有些幼稚，他的气质谦卑而又质朴。这一切特质在D.H.劳伦斯身上也都有所体现，尽管与吉尔相比劳伦斯的性爱理念要压抑得多。吉尔的放荡私生活或许并不足取，但是他的文字的确针对资产阶级物质文化提出了彻底的质疑与批判，足以与劳伦斯相媲美。在二十年代的英国，到处都能发现回归基本本能以及剥除城市文明外衣的冲动。吉尔终其一生都是天主教生活方式在英国的重要象征。他一直活到了西班牙内战时期，还支持过共和派对抗弗朗哥。

当然，在没那么极端的层面上，热爱清新空气的潮流也少不了登山客与自行车手的参与。群众基础庞大的新青年运动童子军在这方面更是当仁不让。罗伯特.巴登.鲍威尔爵士在1907年首度尝试了童子军制度，地点是多赛特的褐海岛。第二年他出版了《童子军手册》，据说这本书是全世界第四盛行的书籍（位列圣经、古兰经与红宝书之后）。但是直到二十年代童子军运动才达到了最高峰。这场运动将爱国主义、户外探险以及些许军事化训练调配在一起用来招待城市儿童，对应了成人世界的重返土地潮流。童子军运动同样也是对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问题的回答，只不过并不涉及性爱与政治。在英国各地的树林里都能见到一丛丛从军队淘汰下来的帐篷，里面住满了工人阶级子弟，不苟言笑的退伍军人担任了童子军领队，宿营地周围肯定有一棵树上挂着米字旗。在城市街道上，小男孩们配备了口哨与棍棒，穿着卡其布的衬衣与短裤，戴着宽沿软帽——这套行头是巴登.鲍威尔从南非警察哪里借鉴过来的——走街串巷寻找着做好事的机会。

第一届国际童子军大会于1920年举行，之后不久巴登.鲍威尔就庄严宣誓成为了世界童子军总领队。一年之后他受封成为了准男爵。童子军制度是英国罕有的文化出口产品之一。战前的帝国主义与侵略主义被国际主义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宣传口径取代了。到1922年全世界三十二个国家已经出现了三百万童子军。有一位早期皈依者是个住在湖区的年轻艺术家，名叫约翰.哈格里夫【2】，曾经为约翰.布坎南的小说绘制过插图。他是一名穷困的贵格教徒，后来搬到伦敦并且成为了一名报纸卡通画家，还以“白狐”为笔名成为了童子军运动的专门报道者。他在童子军运动当中层层升迁，最后成为了外人眼中理所当然的巴登.鲍威尔继位者。但是身为和平主义者的哈格里夫与这位军事英雄闹翻了，并且在1920年被驱逐出了童子军组织。哈格里夫具有不亚于巴登.鲍威尔的专制倾向于天然魅力，因此很快就自行拉起了一个唱对台戏的机构，起名叫做奇波.基夫特【3】，在古肯特语当中这个词组的意思是“伟大的力量”。参加奇波.基夫特的青少年会被组织成为不同的氏族、部落与“帐篷杆”，还要亲自动手做衣服，包括撒克逊款式的斗篷、短上衣、短裤与兜帽。奇波.基夫特的文化杂糅了日耳曼风格与红印第安人，但却又被人称作当代英国唯一一场正宗的英格兰国家运动。就像童子军一样，他们也搞宿营活动，用的是哈格里夫自行设计的轻便式单人帐篷。在圣灵降临节这样的庆祝活动现场，他们会穿上大红大绿的长袍，双手高举着造型诡异的图腾柱，顶端装饰着骷髅、野兽与飞鹰雕塑。另一个名称当中K字母太多的组织如今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可是奇波.基夫特的主旨却是世界和平、手工技艺与仪式。遭受战争与工业化摧残的精神可以得到露天生活的拯救。哈格里夫认为未来还会有进一步的战争，文明社会终将解体——就像许多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设想的那样——在他看来奇波.基夫特是一个精英集团，其使命就是收拾残局并且重建新文明。

童子军与奇波.基夫特都是同一场战后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这场运动在魏玛时期的德国尤其盛行。德国的“候鸟运动”【4】青年团体感到自己迷失在了城市生活与战败废墟当中，于是开拔进高山与森林当中寻求自我。此类团体对于民间故事、民间舞蹈、“正宗”地方小吃以及裸体主义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日后又会深切影响早期的纳粹青年团文化，也就是尊奉“鲜血与土壤”的国家社会主义。一位具有奥地利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的英国人曾经在战前造访过候鸟运动团体。这位罗尔夫.加德纳【5】从小生长在柏林，在推行新式教育实验的贝尔达斯寄宿学校上学，后来又去了剑桥。他也像候鸟运动团体一样对于民间歌舞很感兴趣。今天民间舞蹈的公众形象往往乏味可笑。作曲家阿诺德.巴克斯的意见很贴切地总结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认为人这一辈子什么事都应当试一试，“除了乱伦与民俗舞之外”。但是对于二十世纪最初十几年的理想主义激进派来说，回归乡村本源是非常必要的。人们需要重新学习代代相传的旧日歌舞，从而摆脱舶来乐团与娱乐工业的束缚。加德纳的舞姿狂放不羁，甚至有些怒火中烧。爱德华时代英格兰的民间艺术复兴人士更喜欢轻柔温婉的舞姿，而他却是极力倡导剑舞。对于他来说，舞蹈就是洗涤心灵的崇拜仪式。

一战之后加德纳与奇波.基夫特运动分道扬镳。此时他的政治愿景又进一步扩张了。他相信德国、英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人民应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北方联盟，以此替代肮脏的帝国事务并且抵御美国消费文化的影响。此外他还认为回归泥土至关重要，英国应当实现重新粮食自给从而逆转乡村的衰败势头。在他看来，哈格里夫与奇波.基夫特运动并没能彻底相信“自身与英国土地的活生生过往之间存在着血脉联系”。与此同时他成为了D.H.劳伦斯的朋友，经常去法国拜访他，并且保持着长篇书信联系。劳伦斯希望加德纳能创建一个社区从而体现几条他本人的理念，于是加德纳就在多赛特的克莱伯恩切斯边缘找了一家农场，将农舍当成了创建社区的场所。他是一位技能娴熟的农夫与巡林员，重新开垦了大片抛荒的土地。在三十年代他经常组织义工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泉源亲眷团”，成员包括失业工人、当地农民以及城里来的年轻人。营地里会组织仪式舞蹈，清晨鸣锣报时，营地头顶上则飞扬着圣乔治十字搭配威塞克斯飞龙图案的旗帜。加德纳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参加了乡村土地所有者联合会，还是当地县议会的议员，但是德国访客的频繁光临却将他引入了浑浊险恶的水域。1933年他给戈培尔写了一封长信，畅然抒发了自己的仰慕之情，直到1939年他还在为突击队员与党卫军成员开设“礼仪舞蹈”课程。不过他本人有犹太血统，并且也从不讳言他对纳粹组织的看法——一个腐败且极富攻击性的集团。他厌恶德国的新政权，但却无法因此而割舍毕生以来对于德国的热爱。不过他最大的兴趣依然还是泥土与农业。至少他在植树造林与倡导有机生活这两方面远远领先于时代。二战期间他成立了农牧业亲眷团，致力于在英国乡村重新推广传统农业。这场运动又在战后创建了土壤协会【6】。加德纳是反对工厂化农业与欧洲国家农业配额制度并且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先行者之一。今天每当英国消费者拿起一袋土豆或者一条面包时，假如包装袋上印着土壤协会的标记，那么他们就不自觉地与加德纳的思想传承联系在了一起。曾几何时，这种思想的表现形式曾经包括跳来跳去挥剑起舞的男孩与昂首阔步的纳粹突击队员。

对于毫无兴趣创造全新世界文明的千百万英国人来说，二三十年代同样是户外野营的好时光。每一位鼓吹重返自然的土产弥赛亚都对应着几百名仅仅有兴趣呼吸新鲜空气与领略祖国风光的普通人。这一现象要部分归功于一项很不田园的发明，也就是汽车。因为只有汽车才能让人们抵达以前从没去过的角落并且在那里宿营——农夫们因为游客送来了赚外快的机会而高兴，土地拥有者们则因为游客的侵入而恼怒。1919年，巴登.鲍威尔成为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野营俱乐部主席，1921年该组织在多金的深丘市举办了第一届灯笼节——节日的主打饰品是中式灯笼而不是印第安风格的帐篷与北欧头饰，庆祝活动的地点则位于林木丛中。第一辆与吉普赛人无关的房车即将上路。这些房车的车厢往往是用白蜡木以及旧车零部件手工打造而成的。四处游荡的吉普赛生活方式曾经得到过极大的浪漫美化。现在一望无尽的公路也向中产阶级探险家们发出了邀请。早期的机动化游览车为城市贫民提供了趁着周末前往郊区散心的机会（“游览车”（charabanc）一词源于法语，指的是装有长凳的马车）。至于好动不好静的工人阶级成员则可以加入各种驴友团体——这些团体的政治色彩同样比今天更浓厚。

本尼.罗斯曼【7】是一名来自曼城中央高中的学生，凭借优异成绩赢得了奖学金。小时候他跟着犹太-罗马尼亚裔的父母从美国来到了英国。他在曼城的号角咖啡屋见识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团及其分支组织英国工人体育联合会。接下来就是在德比郡举行的周末野营，宿营者们会围着篝火演唱各种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歌曲。有一次宿营期间，一位猎场看守气势汹汹地喝令罗斯曼马上离开。于是他决定筹划一场大规模侵入以示抗议。根据估计，在这一时期每周周末都会有大约三万五千人蹬着皮靴、披着雨衣，背着帆布包，从曼城市区来到郊外远足。早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远足踏青之类的活动就已经出现了。但是直到一战之后英国主要城市才出现了大型远足爱好者联合会——曼城联合会建立于1919年，利物浦联合会建立于1922年，谢菲尔德联合会建立于1926年——旨在帮助工人阶级远足爱好者接触接触自然开放空间。1931年英国出现了全国性的远足组织，正好是在罗斯曼发动叛乱之前那一年。抗议活动当天约有五百多人在一座采石场碰头，周围站满了当地警察。集结整齐之后他们开始横穿一片狩猎松鸡的沼地，前往峰区最高点金德斯考特峰。现场发生了摩擦与推搡，警方认为“暴乱人群”应当为此负责。时年二十一岁的罗斯曼以及另外五个人遭到了逮捕，在德比市法院受审，陪审团成员包括两名准将，三名上校，两名少校，三名上尉，两名市政府参事，还有十一位乡绅。六名被告被判有罪并被投入了监狱。另外一位参与本次侵入示威的成员是一名来自索尔福德的少年共产主义者，日后的著名民谣歌唱家伊万.麦考。他自编自唱的歌曲《曼城远足客》能让我们大致领略一下当年的精神状态。这首歌的副歌部分颂扬了“周一的工资奴隶”如何成为了“周日的自由人”，可是却要与凶狠的猎场看守作对：

“他骂我是人渣，还说‘不要惊扰了松鸡’。

我想了又想可还是看不出道理。

可怜的松鸡与我凭什么不能分享

雄伟的金德斯考特峰与四周的沼地。

他说：‘这里的土地都是我家老爷所有’

我一听这话忍不住大摇其头

世人怎能妄称自己拥有高山

深海怎么会屈从于凡人的欲求？”

出狱之后的本尼.罗斯曼毕生都是一位积极的政治活动家。西班牙内战时期他加入了国际纵队。撒切尔上台之后他又极力反对保守党的乡村政策。他直到2002年才撒手人寰，直到晚年都一直是郊外远足的爱好者。

因此在涉及乡村的问题上，一个人既可能成为法西斯也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更可能在两者之间的政治谱系上任意落脚。当然我们也要小心，不要将战争间期的大规模重返自然运动与一战造成的混乱冲击过于紧密地联系起来。一战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了日后的领导人以及神秘主义者们，文明已经遭到粉碎，必须在远离城市的自然界加以救赎。但是当时的英国就像今天一样是一个狭小而又逼仄的国家。当年的英国人口比今天少了三千万，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比今天更紧密地挤在市中心居住，城市里的雾霾也比今天更严重。因此新鲜空气与开放空间对于他们来说同样极具诱惑力。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在过去一百年里丧失了很多——亲密的空间感、传统手工艺、民间歌舞以及各种方言。很多穿上旧日的军装短裤远离城市重新寻找自我的人们确实有点古怪。二十年代的背景噪音也确实包括了森林里的咏唱与剑舞的金属敲击声。但是这些人并不全都是疯子，他们的意见也并不总是错的。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ncent_McNabb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Hargrave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Kibbo_Kift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ndervogel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lf_Gardiner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il_Association

【7】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nny_Rothman

战争间期的英国一直在经济领域苦苦挣扎，并且已经开始担心自己在未来能否继续维持世界强国的地位了。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此时的英国已经“衰弱”了下去，很多为英国辩护的人们都会指向这一时期涌现的竞速英雄们。战争间期的英国人保持着好几项海陆空速度记录——另外当时英国的火车也创下了行驶速度记录。这些记录不仅只是国民骄傲的来源——至少能够提振杂志读者与香烟画片爱好者的自豪感——而且还证明了英国机械制造业依然位于国际领先水平。如果说英国的大规模制造业有些差强人意，至少尖端制造业依然非常过硬。这些竞速英雄们的确很有几分英雄气概。在二十年代，陆上与水上世界竞速纪录一直由两位英国皇家航空队的飞行员轮流坐庄，一位名叫麦尔肯.坎贝尔，另一位名叫亨利.赛格拉夫。坎贝尔是一位赳赳武夫，他的父亲是哈登花园的一名钻石商人。从小他就喜欢骑自行车，后来学会了骑摩托，接下来又成为了飙车族，最后干脆飞到了天上。一战期间他成为了战斗机驾驶员，战争结束之后他又重新拾起了对于速度的痴迷。总体而言他并不喜欢在文化层面掠人之美，但是他确实观看过莫里斯.梅特林克的高度象征化的话剧《青鸟》并且大受触动，以至于将自己日后驾驶的每一辆赛车都称作青鸟号，后来还将这个名字传承给了他的儿子唐纳德——唐纳德的最著名事迹就是在1967年冲击另一项水上竞速记录时不幸身亡。今天老坎贝尔的名声多少被儿子遮蔽了一点。与其说后人们对于父子两代人各自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公平比较并且认为子一代更加出色，倒不如说是因为小坎贝尔车毁人亡的壮烈结局留下了摄人心魄的影像资料。坎贝尔是战争间期的大英雄，他那张刀切斧凿的瘦削长脸在欧洲与美国都广为人知，登上了德国明信片与《丁丁历险记》漫画，无论是机油还是美国香烟都请他打广告。1924年他在威尔士的彭定海滩驾驶一辆阳光牌跑车首次夺取了陆上速度记录。1927年他又驾驶着自己参与设计的青鸟号赛车再次刷新了记录。

然后坎贝尔的一生之敌就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滩上亮相了。亨利.赛格拉夫是男孩子们心目当中的另一位大英雄。他是伊顿公学出身，一战时是一名机枪手，后来同样成为了战斗机飞行员，曾经两次身负重伤。他是第一位驾驶英国车赢得国际汽车大奖赛的英国人，并且决定自己要成为冲破陆上时速200英里大关的第一人。很多人都嘲笑他不切实际，但是他依然在1927年三月驾驶“神秘阳光号”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坎贝尔随即也来到了佛罗里达州的代托纳海滩并且跑出了时速206英里的新纪录。赛格拉夫很快又驾驶着装备最新式纳皮尔航空引擎的“金箭号”跑车创下了时速230英里的成绩。鉴于英国人已经包揽了陆上与空中的速度记录，赛格拉夫将一具硕大的劳斯莱斯新式航空引擎安装在了一条特别设计的船上。1930年6月13日星期五，他在温德米尔湖上创下了水上竞速的新纪录，然后他的赛艇就撞上了一根浮木并且报废了。人们赶忙将他从湖水里捞出来送往医院，他询问妻子自己是否创下了新纪录，得到肯定回答之后就在妻子的怀抱里安然离世了。尽管对头已经不在了，但是坎贝尔依然还在驾驶越来越快的汽车与船只。1935年他来到美国犹他州的波利维尔盐洼并且很快就成为了第一名驾车时速超过300英里的人。接下来他也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水上。1939年二战爆发前几周他刷新了水上竞速的世界纪录。二战结束后不久他身患癌症去世。这样的结局或许有点平淡，不过他的儿子的确驾驶着坎贝尔家族的最后一辆青鸟号赛车为自己的人生与家族的事业画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句号。

法西斯主义者声称坎贝尔是英国法西斯联盟与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支持者。但是坎贝尔也很早就发言警告英国人要小心与纳粹德国的下一次战争。他对希特勒满腔敌意，还在二战期间成为了一名空袭应对措施宣传员。必须承认的是，飞行员与右翼政治之间存在着强大的联系，很难说完全是巧合。原因可能在于早期飞行员在空中俯瞰脏污不堪烟熏火燎的地面时难免会产生天命在我的优越感。在二十年代以及三十年代初期的施耐德杯大奖赛【1】当中，国家级别的竞速比赛同样直接催生了将要在下一场战争当中挑大梁的好几款战斗机。这场规则复杂的水上飞机竞赛是由一名法国人在一战开始之前创立的，但是最精彩的比赛都发生在战争之后。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美国以及英国统治了这场比赛。英国曾经在伯恩茅斯举办过一届施耐德杯，但是赛事组织工作非常糟糕。此后许多类似比赛都将地点搬到了威尼斯与巴尔地摩，各国空军都竭力想在赛场上力压群雄。英国超级马林飞机在1921年获得首胜。但是直到1927、1929与1931年期间——比赛每两年举办一次——英国才凭借R.J.米切尔设计的体态修长的新款超级马林水上飞机以及亨利.莱斯设计的新式引擎连赢三场，并且根据规则将奖杯请回英国安家落户，从而彻底奠定了英国的空中优势。更重要的是，米切尔后来在1935年患癌去世之前成为了喷火战斗机的设计师，并且将自己在施耐德杯优胜者身上学来的经验全倾注在了这款飞机上。

所以这些追逐速度的狂人确实意义重大。正是他们的热情促使设计师与工程师们不断推陈出新，从而影响到了下一场战争的结果。此外他们也鼓舞了国家的士气。就连乍一看去与战争无关的竞速成就——例如在1938年创下了从未被打破的蒸汽火车速度记录的绿头鸭号机车——也会影响到英国国民的自我认知。伦敦东北铁路的奈杰尔.格雷斯利爵士主持设计的绿头鸭号机车不仅具备修长流畅的时代造型——与超级马林飞机以及青鸟号赛车的风格遥相呼应——而且还从纳粹德国手里夺走了特快车头的速度记录。收集绿头鸭号香烟画片的孩子们知道这一切吗？那是一定的。在这一时期，甚至就连火车爱好者也免不了政治的渗透。有时人们将三十年代描绘成牛津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驴友团极力主张和平的十年，这话并不算错。但是这一时期也是右翼极速狂人的十年。当年他们的名声远比今天更加显赫，他们的心里都在盘算着下一场战争要怎么打。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hneider_Trophy

并没有什么合情合理的方式能让我们在二十年代狂热且有些傻里傻气的政治探索与三十年代的更阴暗氛围之间划出明确界限。不过我们不妨认为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的区别就在于踏青停止了，游行开始了。身披家纺布料，性爱百无禁忌的集体生活倡导者们退场了，英国的街头突然挤满了一列列游行大军，往往身穿制服。这些击鼓挥旗、高举标语牌的游行人员可以是正大光明或者打着失业工人联合会旗号的共产主义者，也可以是莫斯利的黑衫军或者其他法西斯组织。当然我们还要提到当时纪律性最严明的游行者，他们在敌对派系的机会上喝倒彩，冲着财长办公室的窗户扔砖头，打着特色鲜明的旗帜横冲直撞，组织各种示威活动与“街头巡逻”，印刷与散发小报……他们就是绿衫军。许多读者此时恐怕都一脸茫然，“啥玩意儿？”在三十年代的动荡政坛当中，绿衫军被公认为是最高效的街头政治参与者，他们意志坚定并且获得了许多来自知识分子的支持。可是三十年代之后他们基本上就被遗忘了。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不符合左右分界的政治框架，因此在历史记忆当中没有立足之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继承者。这些人其实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奇波.基夫特，他们的领导人依然是约翰.哈格里夫。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进化成为了一场议会运动，旨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

社会信用也被称作“道格拉斯主义”，得名于其创始者克利福德.道格拉斯【1】。此人来自斯托克波特，是一名相当神秘的电气工程师。他是一位服装商的儿子，在一战期间投入了飞机制造业。面对战后英国一蹶不振的惨状，他相信答案并不在于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专政，不过他给出的答案同样十分激进。道格拉斯认为英国经济的真正问题在于购买力不足。他并不相信工资制度与银行体系，而是认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年度财富增长应当分配给所有人，无论他们是否工作。财富分配的具体形式则是通过持股获取国家红利。英格兰银行的权力将会遭到褫夺，因为“社区的信用属于社区整体。”随着社会整体通过技术进步变得越发富裕，失业现象将会消失，人们的工作量也会越来越少，最终实现所谓的“休闲社会”。道格拉斯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严肃对待，他在集权暴政与资本主义无政府混乱之间指出的第三条道路看上去确实很吸引人。哈格里夫认为这正是自己的运动一直缺乏的经济意识形态，因此很快就投靠了社会信用运动。1930年他在考文垂组织了一支“失业人员军团”，采用了仿军装式的绿色衬衣与贝雷帽充当制服，将奇波.基夫特改造成了一场新运动。

图腾柱与战斧装饰的帐篷成为了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席卷广场的鼓声与旗帜——哈格里夫是一名很有才华的艺术家，他为绿衫军设计的徽记将两个K字母背靠背拼接起来，看上去就像纳粹万字纹一样醒目。但是尽管道格拉斯在撰写抨击银行欺诈的文章当中流露出了反犹主义气息，绿衫军的组织宗旨却完全与反犹无关。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分子都是他们的对头，但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却是财政部与英格兰银行。绿衫军缺乏海外金主，常年经费不足，最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针对绿衫军的最后一击是1937年出台的《公共秩序法案》，该项法案禁止穿着具有政治意味的制服。拒绝认怂的绿衫军则将绿色衬衣挂在衣架上，手提衣架继续游行。社会信用运动日后将会在加拿大重获新生，阿尔伯塔省投票选举了一个奉行社会信用的当地政府，这届政府很快就抛弃了不掺杂质的道格拉斯理念，但是依然连续掌权三十多年。哈格里夫本人日后将会设计出全世界第一张飞行路线图并且继续画画写小说。二战之后他试图复兴社会信用运动但是没能成功。他在1982年去世。今天的人们大多遗忘了这段历史，忘记了二十年代略微有些傻气且从头到尾贯穿着理想主义的奇波.基夫特如何在三十年代变成了直捣议会的绿衫军运动。但是这段史实却是二三十年代英国大环境变迁的绝妙写照。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一部分此类运动散发出的刺鼻反犹气息，以及“鲜血与泥土”的种族政治的诱惑力。纳粹的崛起以及反犹主义右翼党派在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得势使得战争间期的英国相比之下似乎温良无害，遭到迫害或者担心遭到迫害的犹太人都会逃到英国避难。但是这幅图景有些过于简化了，因为英国也有几家穷凶极恶的反犹团体。英国的法西斯组织往往规模较小且更喜欢相互争斗。他们在一战之后伴随着各种反共团体一起面世——例如中产阶级联盟与大英帝国联盟之流——他们的其他同道还包括退伍军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愤怒团体，例如银徽章党【2】。这个团体的领头人是一位性情古怪的退役飞行员彭伯顿.比灵【3】，此人在一战期间曾经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因为他声称德国人掌握了一本“黑皮书”，上面记录了英国国内四万七千名身居高位的性变态的名字，而且德皇的爪牙还在诱惑英国男性进行同性恋行为。这些人往往认为劳合.乔治的政府腐败卖国，很可能遭到了德国犹太人的操纵。1914年一战爆发之前的极端右翼分子也是这么认为的。

此外还有一位海军少将的儿子亨利.汉密尔顿.比米什【4】创建了一个名叫“不列颠人”的反犹团体，团体宗旨是将英国本岛的犹太人悉数搬迁到马达加斯加。到了三十年代末，他开始公然预言德国将要入侵俄国，并且将国内半数人口送进处刑室。他还主张全体犹太人都必须接受绝育，或者干脆将他们杀光，实在不行采用种族隔离也可以。后来他在英国打输了一场诽谤官司，不得不逃出国门，最后定居在了罗德西亚。来自斯坦福德的退休兽医阿诺德.里斯【5】是世界知名的骆驼疾病专家。1928年他接管了国际法西斯联盟，将其转变成了一家狂热反犹的团体。国际法西斯联盟的规模始终不大，但是依然制作了专属的游行制服。全套行头包括一件黑衬衣，卡其布质地的马裤与绑腿，一顶黑色贝雷帽，以及米字旗衬托万字纹的臂章。1934年帝国日，他们甚至还在伦敦市政厅楼顶上升起了印着万字纹的米字旗。著名保守派议员阿奇博尔德.毛利.拉姆齐【6】是日耳曼人会与右翼俱乐部之类秘密团体的幕后主使人。此外甚至就连三K党都有纳粹化的英国变体，名叫英国白骑士或者兜帽义士团。

这些团体露头不久就被英国情报机构渗透了个底朝天，他们的极端语言也使得他们远离了主流政治，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对他们视若无睹。魏玛德国时期的褐衫军以及其他法西斯团体一开始同样规模有限，作风滑稽，惯于相互争斗。倘若英国在1940年战败并且陷入崩溃，所有人肯定都会四处寻找替罪羊，那时的英国绝对不会缺少急于登台掌权的本土希特勒。这样一来我们就说到了奥斯瓦尔德.莫斯利，英国极右翼势力的领军人物。比他更极端的反犹主义者蔑称他是个“洁食法西斯”，而他的政党则轻松写意地干掉了一个又一个对手。1933年他的人马彻头彻尾地冲垮了诺德.里斯的一场集会，以至于迫使国际法西斯联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一场颠覆了半个世界的国际动荡即将使他成为显赫一时的公众人物，尽管他从未能够趁势染指权力。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C._H._Douglas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lver_Badge_Party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el_Pemberton_Billing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nry_Hamilton_Beamish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nold_Leese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chibald_Maule_Ramsay

假如我们能从历史当中汲取出一条百分之百可靠的经验教训，那就是我们几乎从来都不会汲取历史当中的经验教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就像八十多年之后的美国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股市繁荣。两场股市繁荣都并非完全基于泡沫炒作，而是因为全新的商品与服务冲着饥饿的消费者群体倾泻而出。在二十年代，美国每年新车挂牌数量达到了一百万辆，无线电的普及促进了娱乐业的火爆发展，尼龙、化妆品、肥皂粉与水果罐头首次走入了寻常人家。对于我们的祖辈与曾祖辈来说，这些商品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平板电视与全球咖啡连锁店。但是大量的消费都是由借款支撑的，尽管借款的手段并不是信用卡而是分期付款。房地产泡沫已经出现了，最扯淡的例证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幕后推手是一位名叫查尔斯.庞兹的意大利移民。他出售了很多小块建设用地，有些地块甚至藏在水下。到了2008-2009年，庞兹的名号还会趁着纽约金融家兼前任证交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锒铛入狱的东风再次登上报纸头条。届时他的名字将会与一大类金融欺诈行为联系在一起。麦道夫的投资骗局正是效仿了庞兹在二十年代就玩得风生水起的捞钱模式。庞兹的佛罗里达州阴谋是美国经济失控的早期征兆，但是华盛顿基本上忽视了包括这件事在内的各种警告信号，因为眼下依然一切太平。日后的“次级贷款”也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变成臭名昭著的“有毒债务”。庞兹与麦道夫都毁掉了许多人，其中既有穷人也有富人。

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前夕，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并没有像继任者那样承诺美国已经消灭了繁荣与破灭的循环。但是他的确鼓吹美国迎来了历史上“有记录以来最繁荣的年份”。并且承诺未来竟会更加阳光灿烂。二十年代的美国并没有对冲基金与与各种盘根错节的金融工具，但是确实已经出现了许多推陈出新且十分危险的融资手段，尤其是采用传销模式的新型投资信托基金，致使人们相互借款又相互投资。在二十一世纪初，雷曼兄弟这样的投资银行以及英国贷款发放银行的倒台导致更大范围内的银行系统也陷入了僵死状态。三十年代初的美国银行业要比日后更加多元化且地方化，但是在1929年10月第一轮华尔街股价崩溃之后依然有一万多家银行关门。在三天时间里，美国股市市值蒸发了将近90%。最终美国将会有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

人们多少还是吸取了一点教训。大多数经济历史学家都认为美国股市崩溃的直接原因是流动性不足，而美联储随后采取的紧缩货币政策极大地加剧了这一点的后果。世界贸易额缩减了惊人的三分之二，各国纷纷竖起关税壁垒从而保护本国工业，致使原本的衰退很快就恶化成了萧条，各项经济指标纷纷暴跌。今天的人们还普遍认为丘吉尔与诺曼让金本位重新成为英国金融活动核心的决策将一国一地的危机传播到了大洋彼岸，从而造成了火上浇油的恶果。今天的政客们高谈阔论激烈手段与国际协议多么有必要的时候，他们脑子里想的都是1929年大崩溃。当时的华尔街灾难影响到伦敦以及其他全球经济中枢的时间比今天更长，伦敦金融城里并没有出现银行家排队跳楼的场面——部分原因恐怕在于战争间期的英国并没有高层建筑。但是许多金融城上层人物确实遭到了毁灭。许多谨小慎微的投资者——凭借储蓄度日的老年人——几乎遭受了倾家荡产的打击。

政客们有时会主张某一届政府的上台时间不太合适。借用英式橄榄球来打比方，十好几个膀大腰圆的对方球员正在猛扑过来，存心要将此类政府撞一个骨断筋折生活不能自理。1929年沦落到这个不利位置上的正是在大崩溃之前半年刚刚正式掌权的第二届工党少数派政府。世界经济陷入了黑暗，英国自然不能幸免。将近十分之一的英国登记劳动人口或者说116万人失业，到1930年6月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190万人，到1930年底干脆逼近了250万人。当年的失业和今天的失业可不是一回事，因为当年的英国还不是福利国家，也没有免费医疗与教育体系。户主的失业就意味着全家人都会陷入家徒四壁饥寒交迫的绝境。任何家庭都有可能被贫寒证明书的棍棒殴打得头破血流。假如户主没有失业，那么这些家庭根本显露不出任何与贫困二字沾边的迹象。他们的家里同样摆放着体面的家具，他们的身上同样穿着温暖洁净的大衣与衬衣，他们的生活标准也远在救济线以上。

显然，蒙塔古.诺曼爵士代表的旧金融秩序必须遭到挑战。在诺曼看来，麦克唐纳及其财长菲利普.斯诺登【1】上台掌权也就意味着“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工作即将付诸东流”。1930年，诺曼不得不灰头土脸地来到政府质询委员会面前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年轻的欧尼斯特.贝文毫不客气地戳弄他的痛处，迫使他承认所谓的“稳健金融政策”对于英国工业造成了怎样严重的冲击。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攻势，在绅士俱乐部与金融城里习惯了受人推崇的诺曼根本无力招架。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银行家们在证人席上的表现都非常难看。但是到了1931年夏天，随着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出伦敦，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在美国各地寻求帮助，这一来潜力平衡就发生了十分吊诡的转移。原本被视为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的银行家们如今却开始对新近当选的社会主义政客们发号施令。利率遭到了近乎疯狂的大幅提升。英国各地的人们越发厌恶金融城。人们认为英国曾经是一个制造者的国度，后来却转变成了放债者的国度，如今终于遭报应了。等到美国贷款的条件最终送达之后，由于压力巨大而反复陷入精神崩溃的诺曼反而将政府压到了下风，强迫麦克唐纳与斯诺登不计代价也要避免国家破产。换句话说就是要大幅降低公共开支，具体措施包括针对失业救济的凶残削减。至少一半内阁成员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以至于工党政府陷入了分裂，然后托利党主导的全国联合政府就强行通过了削减开支政策。

即便做到这种地步依然不足以维持由黄金支撑的英镑。于是在1931年9月，在一项紧急预算未能通过之后，英国“暂时性地”放弃了金本位。当时蒙塔古.诺曼爵士正搭乘一艘邮轮从加拿大返回英国，他在船上收到一封电报，电文极其隐晦，以至于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抱歉，我们明天必须采取行动，实在等不到你回来了。”政客们永远都不会得到原谅，要么因为他们一开始支持金本位，要么因为英国最终被迫颜面扫地地放弃了金本位。另一方面，诺曼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并且继续波澜不惊地向前行进。他积极反对效仿罗斯福新政模式在英国进行公共设施建设，因为英国承担不起。此外他还一直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直到1944年才下台。不过或许当时的情况也仅仅只能有这一种走向。正如一位金融城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假如政客们未能挑战银行家的固有假设，那么归根结底——无论是在当年还是在后世——责任都要落到他们头上。”诺曼对于经济的看法很单纯，他相信只要依靠金本位与自由贸易就能搞好经济。这样单纯的愿景确实落了个粉身碎骨的下场，但是却并非因为遭到了政客们或者街头游行者的挑战。金融城的旧世界之所以分崩离析，是因为美国股市崩盘的激烈冲击以及席卷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潮。无论是在当年还是在后世，几乎都没有人为大崩溃做好准备。繁荣的股票市场派对实在太令人心醉神迷了，以至于谁都舍不得提前回家。

三十年代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对于英国人造成的影响一言难尽，就好像九十年代英国被迫离开欧洲汇率机制时一样。1931年大选摧毁了工党并且将托利党主导的全国政府推举上台，而全国政府的政策并不像人们普遍预期的那样强硬或者缺乏想象力。英镑贬值与物价下降意味着绝大部分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其实提高了。尽管某些商品的确得到了关税保护，但是这一点在国际贸易严重缩水的大背景下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一轮住房繁荣再次推动了英国经济。廉价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凯恩斯的影响——相对而言还算成功。等到1936年，世界范围内的重整军备潮流终于彻底终结了大萧条。就英国来说，经济恢复程度与地理布局密切相关。英格兰北部以及苏格兰与威尔士大部分地区继续朽坏了下去，因为金融城的大祭司们拒绝向这些地区发放资金。英国并没有在危机刚刚发生时就采取断然措施，而是一步一挪地远离了泥潭——很多思维果决之人都认为这样做不可容忍。这一点也解释了战争间期的英国政界为什么会有人追捧漫画书风格的恶魔大王。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ilip_Snowden,_1st_Viscount_Snowden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在今人的回忆当中是一位羽翼丰满的恶棍，也是最接近希特勒的英国人。但是在前半生当中他却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主流人物，在上流社会如鱼得水，频繁出入于伦敦最高档的政治沙龙。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托利党大佬寇松勋爵的女儿，国王与王后都出席了他的婚礼。莫斯利出身于富有的地主家族，他从小就在看似一成不变的半封建社会长大，其中每一个人都各安其位。家里人将他送到温切斯特上学，这家学校专门培养自信笃定、趾高气扬以至于令人生厌的成年人——例如多年以后的工党政府财长、曾经被三十年代的人们看成左派潜在独裁者的斯塔福.克里普斯。早年的莫斯利加入了英国皇家航空队——许多右翼思想家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并且在一次坠机事故当中负伤。等到停战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标准的战斗英雄帅哥士绅。1918年压倒性的选战胜利期间他当选成为了一名托利党。他的早期政治偶像是劳合.乔治，因为劳合.乔治在军需部任职期间创建了一个真正有效的国家改革体制。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很仰慕那些“社会帝国主义者”，这些试图通过保护与强化帝国来改善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尽管莫斯利家里的产业也在二十年代遭受了抛售与拆分的命运，但是从任何标准来看他都依然是个有钱人。不过他在政坛的第一项离经叛道之举就是投靠左派。他因为打压爱尔兰的问题与劳合.乔治决裂，还随着战后繁荣的结束与大萧条的到来而开始越发深入地研究失业问题。当丘吉尔等人起初颇为青睐墨索里尼之时，他却对墨索里尼抱有毫不客气的批判态度，反而对于道格拉斯与社会信用制度颇为倾心，并且十分倾慕其他同样热衷于社会信用制度的社会主义者们，尤其是克莱德赛德一派的约翰.维特利。

青年时期的莫斯利仪表堂堂，也曾经俘获了一大批英国上层女性的芳心。与此同时他也在如饥似渴地追求着各种新鲜思想。他很早就接触到了凯恩斯的作品并且读得很透。他前往美国了解了罗斯福的社会理念以及亨利.福特的企业管理成就。诚然，凯恩斯日后将会成为英国议会左派的圣贤宗师，而福特则是一名右翼反犹主义者，不过这一点不应当让我们感到困惑。二十年代英国最大的分歧并不是左右之争，而是新旧之争。有些人想要创建一个更有组织且更高效的世界从而彻底铲除失业与战争，也有些人抱住爱德华时代的理念不肯撒手（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极度边缘化的群体，除了极少数留着山羊胡的聪明人之外之外所有人都把他们当成化外蛮夷）。根据这样的阵线划分，信奉社团主义的法西斯份子与深度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并不算太大。劳合.乔治在战时推行了不留余地的高效政策，俨然化身成为了一名呼来喝去的议会独裁者。这套做法与墨索里尼的公共工作项目颇为相似。缺乏耐心成为了政治人物的美德，政治人物的弊病则是胆怯守旧，不敢让国家权力放手施为——这是博纳.劳与鲍德温这一类托利党人，以阿斯奎斯为代表的传统自由党人以及麦克唐纳与斯诺登这样的维多利亚时代工党领袖的惯常立场。此前我们已经在夜店里与文化领域见识了急切求变的年青一代与拖沓无力的老一代之间的冲突，同样的冲突在政治领域同样有所体现。除非我们理解了当时的年轻人们寻找答案的愿望有多么迫切，以及他们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会怎样不管不顾地冲破老派的政党界限，否则我们就无法真正看懂莫斯利的生平故事。

莫斯利在政坛的第一次大动作就是离开托利党投奔工党，这一招把他的绝大多数朋友都吓得不轻。当时他相当欣赏麦克唐纳，极力讨好这位比他年长的鳏夫。他为麦克唐纳买了一辆车，还为他包揽了外出巡游的行程与住宿安排。斯诺登与其他工党党员在一旁既嫉妒又不放心。的确，莫斯利的生活方式实在不像社会主义者。他喜欢去威尼斯或者法国蓝岸地区放松身心，在舒适的乡间大宅度过周末，并且奉行着他当时的私人格言：“投票找工党，猎艳找托利。”在色调灰暗的政治时代，他的衣冠做派足以使得许多普通议员倒吸一口凉气。有一位十分迷恋他的女性——像她这样的女性似乎有上百人之多——认为他的英俊仪容“实在与议会不搭调……活像是拜伦剧作当中那些肤色黝黑活力四射的绅士反派，年轻的女士们一看见他就会心悸不已，她们的丈夫看见他之后则会不自觉地握紧马鞭。”莫斯利与光彩年华群体打得火热，日常交际对象都是些嗑药的交际花、男扮女装的贵族子弟与富有的女同。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在刻苦学习，对待政治的态度也相当认真。他对法西斯主义者嗤之以鼻，他与妻子就像其他更加常规的社会主义者一样热衷于参加政治集会。1929年麦克唐纳组建了第二届少数派政府并且重新掌权，当时人们都认为莫斯利将会继他之后成为下一任工党领袖。许多最有才华且最没耐心的年轻工党成员都围绕在他身边，看上去他已经做好了成为伟人的准备——尽管鲍德温一直在小声嘀咕，认为这家伙不地道，工党早晚要看穿他的原型。

麦克唐纳始终将莫斯利排斥在内阁之外，让他专门负责失业问题。莫斯利的直属上级是一位前任铁路工人领袖吉米.托马斯【1】此人不仅贪杯腐败懒惰无为，而且十分缺乏想象力。与此同时各种新理念正在英国政坛轮番亮相。在凯恩斯的辅佐之下，劳合.乔治再一次杀回了政坛，手里挥舞着一份橙皮书，号称“我们定能征服失业”。他认为应当提高公共借款额度，从而资助住房建设与道路兴建项目。一部分年轻托利党人在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与罗斯米尔的资助下重新拾起了帝国优先的主张，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树立关税壁垒的宣传。在他们看来，英格兰银行可以躲在关税壁垒内部推行赤字金融政策从而振兴经济。还有人十分兴奋地讨论着组建“青年党”的可能性，这个党派将会把丘吉尔、激进托利党、自由党以及工党整合在一起，其中自然也包括莫斯利，当时他正在不厌其烦地用他自己的扩张计划轰炸内阁。他希望进行大规模公共借款，延长儿童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降低退休年龄，兴建公共设施，在全国范围内铺设十几条纵横交错的“快速道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高速公路。

再过几十年这些设想都会在主流托利党与工党政府手下通过并无甚争议的社会改革成为现实。但是在1930年，醉醺醺的托马斯对于这些举措并不感兴趣，信奉自由贸易与平衡预算的斯诺登更是公开流露出了敌意。丘吉尔总结的很到位：当斯诺登回到办公室之后，“财政部的想法与斯诺登的想法相互拥抱的架势就好像两条许久未见且沾亲带故的蜥蜴那样热情。”莫斯利随便提出什么主张都会被斯诺登顶回去，更有同情心的麦克唐纳也只是不置可否而已。莫斯利提出了更详细的主张，然后就遭到了同样粗鲁的回绝。日后统治伦敦期间最有创造力的工党成员之一赫伯特.莫里森嘲笑莫斯利就像劳合.乔治一样抱有“修路情结”。莫斯利最终辞职时，斯诺登更是将他称作叛徒以及“袖珍墨索里尼”。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接任了莫斯利的职务，而政府也依旧无所作为。斯诺登最后拿出的解决方案是提升所得税（没过几天就坚持不下去了）以及削减失业福利。如此不给力的措施导致了内阁叛乱，政府也随即倒台。麦克唐纳与斯诺登都会选择跳船，成为托利党主导的全国政府的成员。莫斯利则会将斯诺登关于墨索里尼的讥讽化为历史现实。

莫斯利的第一场政坛冒险就是组建了新党。这个党派看上去更像是社会主义政党而不是法西斯政党。不过党派的组成确实十分有趣。新党吸引了不少左翼思想家，还试图拉拢工党议员里的后起之秀，例如年轻的安奈林.比万。不过比万拒绝了新党的邀请，因为他看不明白新党的经费来自哪里（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且预言这个党派早晚要走上法西斯道路。不过独立工党允许自己的党员加入新党，而且莫斯利也依然像自己还在担任工党大臣时那样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失业问题。另一方面他又筹建了一支保安队来应付社会主义者的干扰。他还从很多特立独行的亲右翼人士手中得到了私人名义的支持，这些人包括威尔士亲王，汽车制造商威廉.莫里斯以及BBC总裁约翰.里斯。还有几位莫斯利的追随者偷偷跑到慕尼黑去观摩纳粹如何在褐宫里发号施令率领全党。莫斯利的妻子辛西娅是一名成功的工党候选人与手段不俗的议员。眼看着丈夫一步步滑向法西斯主义令她心焦如焚。但是自从在格拉斯哥进行了一场强硬的集会之后，莫斯利开始公开谈论法西斯手法的必要性。他的措辞越发狂放，一心想要将和平时期的常规思想“践踏在地”。很多人都将他视为一个令人着迷的异类。假如危机继续加深，那么他就算当不成国王也至少能成为一名造王者。就连丘吉尔也小心翼翼地与他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J._H._Thomas

她和马夫的恋情应该没有多少精神层面的交流，反而是查尔斯和老太太卡米拉可能更喜欢两个人坐在壁炉前，一聊大半夜。

另外看看戴安娜死后一边倒的舆论，可以看出，东西方对婚姻，对爱情的理解差别太大了。

失业人数如今已经上升到了三百万。在正常情况下这正是属于托利党大显身手的时刻。但是此时的保守党同样麻烦缠身。斯坦利.鲍德温一直在艰辛地对抗罗瑟米尔与比佛布鲁克这两位报业巨头。这二人依然还在鼓吹着帝国保护政策的主张，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惯于凶猛攻击托利党党首，还威胁声称要脱离保守党筹建自己的党派。保护主义依然大受欢迎。例如莫斯利的新党已经吸引了五千多名党员，但是罗斯米尔与比佛布鲁克成立的联合帝国党——这个党派已经被今天的人们遗忘了——刚刚成立就吸引来了相当于新党人数二十倍的支持者。鲍德温告诉朋友们他正在与一群野兽搏斗，“我要拔掉它们的牙齿，敲断它们的爪子。”可是为了继续掌权而苦苦挣扎的他却在逐渐妥协并且投向保护主义。在一系列华丽的演讲当中，鲍德温正面挑战了报业巨头们，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罗瑟米尔怎样“大言不惭”且“张狂无礼”地要求监督未来上台的托利党内阁。但是他向保护主义论点靠拢的幅度的确太大了，以至于丘吉尔这样的资深自由贸易支持者很有可能与他决裂。

不过此时丘吉尔确实正在一步步走向政坛荒野并且要在那里渡过整个三十年代，原因则是另一项完全不相干的政策。怀旧经济的魔爪之所以能够牢牢攫住英国，丘吉尔的确难辞其咎。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永远都在寻找下一场远征。这一次他将目光从国内问题转向了一项差点毁掉他的海外问题——其实就算他当真被毁掉了也是活该。印度通向独立的漫漫征途还要走上好几年。但是在三十年代初，似乎确实存在过实现暂时性妥协协议的可能性。印度可以在帝国体制内部实现实质性的本土自治，新一代的印度行政与政治阶层可以借此机会培养信心与积累经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机会，主要归功于莫罕达斯.甘地。在战争间期，他从一位相对籍籍无名之辈一跃成为了标志性的国际人物。1921年他成为了国大党领袖，并且率先发动了非暴力抵制运动与家纺布运动来抗议英国统治。但是在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要么在坐牢，要么在劳心费力地试图团结水火不容的各个派系。1928年出现了一个商讨印度未来发展的委员会，但是委员会当中一个印度人都没有。这一事实促使甘地重新回到了政治斗争前线，他发表决议号召新一轮抵制运动，旨在实现完全独立。代表印度的旗帜高高升起，印度国庆节的日期也得到了宣布。

然后到了1930年3月，甘地开始了新一轮抵制运动，这次的抵制对象是食盐税。他与几千名追随者一起徒步行进了将近250英里，来到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海边小村，抱起未经加税的盐并且将其携带回去。这是一出非常漂亮的政治宣传手段。旅居印度的作家简.莫里斯将这件事与波士顿倾茶事件相提并论。食盐税影响到了每一个人，而甘地则恳请印度人民无视这一税种。全球媒体都在追踪甘地的一举一动，对他大加赞扬，甚至将他捧成了圣人。数量庞大的印度人接受了他的挑战，一场气氛温和的大规模抗议随即在全国各地扩散开来，将英国统治者羞臊得颜面扫地。根据1827年的一项法案，将近十万名印度民族主义者遭到逮捕，甘地本人也位列其中。事态变得越发可笑——大英帝国逐渐沦为了全世界的笑柄——以至于印度总督欧文勋爵【1】不得不释放了甘地。日后欧文勋爵将会在张伯伦政府担任外交大臣，并且因为投身于绥靖主义而名声扫地。但是在十年前的印度，这个身材瘦长、虔诚悲观的人却是个改革派，相信印度自治不可避免。在接下来令人难忘的戏剧性场景当中，欧文勋爵邀请甘地前来新近落成的新德里总督府一叙。这座建筑由埃德温.鲁琴斯设计而成，富丽堂皇如同宫殿一般。甘地拄着柳木手杖、裹着披肩来到总督府，与欧文勋爵前后进行了八次讨论。双方谈笑风生，喝了很多不含酒精的饮料，但是最终并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政治突破。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就像欧文勋爵一样支持印度自治，但是英国国民的意见依然不统一。丘吉尔则坚定站在反对印度自治的那一边。

丘吉尔说过很多招人恨的话，不过其中最可恨的恐怕还要算是他对于甘地造访印度总督一事的评论。他在自己的伦敦选区告诉民众们，他认为“此情此景既令人担心又令人恶心。这位甘地先生无非是个中殿学院出身的讼棍而已，摆出一套在东方司空见惯的苦行僧架势，半裸着身体就胆敢堂而皇之地踏上总督府的台阶……与帝国国王的代理人平起平坐，胡扯些什么停战协商之类的昏话。”后来他还声称他希望看到甘地遭到五花大绑，躺卧在德里郊外的尘土中，让总督骑着大象从他身上踩过去。无论他是否在开玩笑，这些针对甘地的言论都渗透着近乎生理层面的厌恶感受，并且暴露了丘吉尔在将心比心方面的欠缺。欧文勋爵的言论相比起来更加有的放矢，他认为甘地与基督很相似。有人问他甘地的性格是否很令人不耐烦，他则答道：“我主在世之时也有很多人认为他令人生厌。”1931年3月，麦克唐纳政府邀请甘地作为印度国大党的唯一代表来到伦敦参加圆桌会议。他腰间裹着兜裆布来到伦敦，并且很快就得到了民意的支持。他在街头经受过热情市民的包围，他会见过卓别林这样的名人，当他来到兰开夏郡访问当地棉纺工人并且解释印度的棉花政策时，许多人都为他喝彩叫好，他甚至还应邀来到白金汉宫品茶（乔治五世国王其实并不太乐意这么做，但最终还是让步了）。离开白金汉宫之后有记者问他是否认为自己的着装在如此正式的场合足够得体，甘地答道他觉得还好：“国王身上的服饰足够维持我们两个人的体面了。”

在接下来四年时间里帝国的维系都是报纸政治版块的主要内容，也是丘吉尔的政治生活当中的头等大事。1924年在温布利举行的大不列颠展览会一度令全国为之着迷，街头巷尾都飞扬着米字旗，英国君主在名义上依然是帝国国王，还有人盘算着要用一支飞艇舰队将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帝国领土联系起来。（1930年3月，英国建造的尺寸最大的飞行器R101号在贝德福德郡飞往卡拉奇的处女航期间不幸坠毁在法国北部，艇上五十四名乘员与乘客仅有六人幸免，筹建飞艇舰队的计划也就随之夭折了。）但是此时的世界早已做好了将欧洲帝国甩在身后的准备。尊奉红色与黑色的独裁国家以及生机勃勃的民主制美国才是这个时代的崛起强权。一心想要将印度留在大英帝国版图之内的丘吉尔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里一直致力于疲惫徒劳且往往令人厌倦的政治活动，将自己包装成了养尊处优的印度王公以及口沫横飞的英格兰中部地区种族主义者的代言人。丘吉尔很喜欢假装自己酒量过人，事实上他喝得并不多。对于他来说，怀旧是远比任何醇酒更危险且更容易上瘾的饮品。

在这方面鲍德温要比丘吉尔更能看清现实。他不仅勇气反对印度怀旧主义者，也敢于对抗报业巨头们登峰造极的自我膨胀心态。试图颠覆保守党的比佛布鲁克与罗瑟米尔高举着“帝国”的旗号——无论他们的本意是死硬反对印度自治还是支持贸易保护的传统路线。驱动这场报纸暴动图谋的精神大概源自诺斯克里夫，尽管这位饱受折磨的伟大天才早已去世了。他死于1922年，死前神志不清，原因很可能是血液感染。他在伦敦卡尔顿花园的德文郡公爵府邸楼顶上修建了一座棚屋，躲在里面渡过了临终前的时光。这段日子里他终日左轮不离身，为的是防范刺客。他的头脑当中则充满了宗教狂热（尽管他很担心上帝可能是个同性恋）。这位曾经的报业巨头在人生的最后几天里可谓苦不堪言。干了一辈子报业的他在临终前不久打电话给《每日邮报》的夜班值班编辑，向对方轻声耳语道：“他们都说我疯了。赶紧把你最好的记者派来报道这则新闻。”但是尽管诺斯克里夫斯人已逝，但是他的精神却流传了下来。他的遗产固然包括贴近民众、咄咄逼人且奉行斩尽杀绝原则的新闻路线，但是同时他也相信自己身为报业巨头有资格管理国家，而且至少不会比政客们更逊色——从某种意义上他确实有权管理国家。他曾两次挑战战时政府，并且相信劳合.乔治能够当上首相都是自己的功劳。在《每日快报》的所有者比佛布鲁克刚刚来到伦敦且最容易受人影响的早年间，诺斯克里夫的形象一直笼罩在他头顶上。此外诺斯克里夫也深切影响了他的弟弟哈罗德——也就是现在的罗瑟米尔勋爵，诺斯克里夫帝国的绝大部分疆土（《泰晤士报》除外）外加《每日邮报》都由他一手掌控。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这两个人在诺斯克里夫投下的冰冷阴影当中拥抱在了一起。罗瑟米尔在战争期间失去了两个儿子，晚景凄凉，情绪阴郁。舌灿莲花的比佛布鲁克很快就与他打成了一片。这两个人不仅喜欢交流思想，更糟的是还交换了各自报社的股份。这样一来原本应当刀兵相对的两大流行报纸帝国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是新闻界最危险的局面。

鲍德温与这两个人成了冤家对头。他们两个不仅厌恶鲍德温，还在全国上下到处寻找替换他的合适人选，一个人看好丘吉尔，另一个人则更倾向莫斯利。早在1924年，罗瑟米尔就曾经通过公开发行仿冒的季诺维也夫书信搞掉了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第一届工党政府。现在他则指责鲍德温居然再次将工党放进了政府里面。他极其恐惧共产主义，为匈牙利的霍尔蒂.米克洛什政府提供了宣传与资金支援——大概是想将这个国家当成反共堡垒（鉴于后来的事态进展，这样做并不算明智）——以至于匈牙利方面邀请他前来担任国王。罗瑟米尔十分明智地拒绝了这份邀请，不过正如我们接下来将要看到的那样，他的政治判断力总体而言糟糕得无以复加。与此同时既靠不住又挡不住的比佛布鲁克则将《每日快报》完全当成了推翻鲍德温的工具。这份报纸的十字军形象就是在这一时期养成的。无论是在递补选举期间还是在日常报道当中，这份报纸总会极其凶狠地攻讦鲍德温，在气势上像极了曾经的诺斯克里夫，尽管远远不如他那样机智。罗瑟米尔则令人忍俊不禁地宣称比佛布鲁克才是领导托利党的最佳人选，日后也应当顶替鲍德温领导这个国家。

1931年1月，丘吉尔因为印度问题而辞去了政府公职。这一来鲍德温的地位就更加摇摇欲坠了。比佛布鲁克与罗瑟米尔距离推翻首相的目标只有咫尺之遥。他们两个组织的联合帝国党在两次递补选举当中均表现不俗。第二次递补选举发生在伊斯灵顿，这一次工党从分裂的保守党手中成功夺取了这个席位，托利党的士气也因此而严重动摇。接下来的一场递补选举发生在威斯敏斯特的圣乔治区，伦敦城里好几块价格最高的地皮就位于这个选区。联合帝国党再次参选。托利党参选人因为恐慌而中途退选，声称自己实在不能本着良心为鲍德温说话。就连党内最主要的办事员也认为鲍德温应当主动下台。内维尔.张伯伦——他的父亲在三十年前开启了帝国优先运动，如今他本人也在觊觎党首职位——摆出一副低三下四的虚伪的姿态前来劝说鲍德温以大局为重。仅仅过了一个周日下午，首相似乎就认命了。但是在几位朋友的鼓励下他的斗志又重新振奋起来。或许他还可以在梅菲尔区的递补选举当中最后搏一把呢？他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张伯伦，吓得张伯伦目瞪口呆，当场表示首相应当想清楚自己的举动会对继位者造成怎样的影响。鲍德温冷冰冰地看着他说道：“我他妈才不管我的继任者会怎么样呢，内维尔，”

到头来另一位议员代表鲍德温参加了梅菲尔区的递补选举。此人就是社交达人、前任外交官兼日记作家，在前文当中曾经因为丧友之痛而恸哭买醉的达夫.库珀。但是在他参选之前，鲍德温发表了唯一一篇令他真正出名的演讲——这场演讲如此有力且直指要害，以至于就算是对政治兴趣不大的人们也略有耳闻。他回应了《每日邮报》上面另一篇署名为“编辑”的攻讦文章，文中指控鲍德温挥霍了父亲的遗产，因此没有资格领导这个国家。鲍德温在伦敦女王大厅直截了当地反击了这些一直在折磨他的人。“罗瑟米尔勋爵与比佛布鲁克勋爵执掌的报纸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报纸，而是驱动宣传攻势的引擎，用途无非是彰显区区两个人反复无常的政治观点、个人欲望以及喜好厌恶。”接下来他又谈到了那片关于他父亲的遗产与他本人的无能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彻底的谎言，第二部分的言外之意也并不属实。只有流氓无赖才能泼出这番笔墨。”他完全可以以诽谤罪名起诉《每日邮报》，但他并不打算这么做。“只要我决定起诉，就肯定能得到一番道歉与一笔高额赔偿金。但是来自流氓的道歉毫无价值，来自流氓的赔偿更是肮脏无比，就算让我端着船篙捅一下我都嫌恶心。”人们一般都认为这篇演讲的收尾语句出自鲍德温的表亲鲁迪亚德.吉卜林之手：“这些报社所有者的目标不仅是权力，而且还是不用承担责任的权力——这也是古往今来勾栏女子的专属特权。”这篇演讲赢得了全场听众的喝彩。接下来库珀令人大跌眼镜地以六千票之差击败了联合帝国党候选人。报社老板的暴动就此破产。日后的报业巨头们依然还会一次又一次地针对一位又一位政客发动凶猛攻击，但是他们再也没有胆量像1931年的罗瑟米尔与比佛布鲁克那样施展如此大手笔了。这是英国议会政治发展历程当中的关键时刻。

既然鲍德温的地位已经稳固，他终于可以在政坛放手施为了。接下来他促成了麦克唐纳工党政府的最后崩溃以及全国政府的建立。尽管后者的统治将会维持到1940年，但是后人们对于这届政府却没什么好话。麦克唐纳因为与公爵夫人们越走越近而广受诟病，他的气质也越发滑向自以为是却又自怨自艾的境地，与此同时面对经济危机则束手无策。不过束手无策的人绝不只有他一个而已。削减失业福利议题导致的内阁分裂似乎标志着这一届工党政府的垮台。接下来显而易见的步骤应该是召开大选并且迎接鲍德温领导的托利党政府华丽回归。鲍德温肯定希望看到这一幕。但是这一年的夏天他按照惯例离开英国前往法国南方避暑，将谈判工作交给了张伯伦，自由党党首约翰.西蒙【2】以及国王。所有人的危机意识都很强烈。张伯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不留情面地告诉麦克唐纳、斯诺登以及极少数依旧支持工党政府的人们，要想扭转英国经济就必须大幅度削减失业福利开支。要想为麦克唐纳领导下的联合政府辩护，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理解这届政府开出的药方必然十分苦涩，对于英国的贫困地区来说尤其如此。麦克唐纳将会成为托利党财政部的工党遮羞布。麦克唐纳在私下里告诉张伯伦，加入全国政府无异于签署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的死刑书，自己也将会沦为“可笑至极的丑角，无法为我们或者他本人争取来一星半点的支持。”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同意了。

在接下来的大选当中，全国政府的候选人们赢得了一场摧枯拉朽的胜利。直到1940年法国沦陷之前这批人一直牢牢掌控着英国的议会政治。在下院的556名议员当中足有472名保守党，规模如此庞大的托利党团可谓空前绝后。只有十三名支持麦克唐纳的“国家工党”候选人返回下院。工党更是遭到了粉碎性打击，只留下了52个议席。麦克唐纳此时的处境看上去像极了当年的劳合.乔治，两人都是完全需要托利党人扶植的非托利党首相，但是实际上他的处境远比劳合.乔治更糟糕。劳合.乔治毕竟有自己的施政计划，有多年积累下来的名声，肚子里还憋着干事创业的火气。相比之下麦克唐纳的公共形象早已破败不堪了。自从他同意托利党征收帝国关税之后，他就成了一具恋栈不去的傀儡。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财长依然还是他的人，他本人的虚荣心也日益膨胀，但是除此之外就不剩什么了。财政部拿出了铁一般冷硬的经济政策——起初的决策人是斯诺登，很快就成了张伯伦——致使绝大部分英国工业化地区都不得不面对“饥饿三十年代”的苦境。此外这些政策也滋生了三十年代著名的议会外极端主义。最糟糕的是，这一届政府将丘吉尔及其少数盟友驱赶进了荒野当中。他们在荒野里越发急迫地大声疾呼要当心纳粹德国的威胁，但是却不能及时有效地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英国国防，使之足以应对必然到来的考验。但是读者们大概已经注意到了这段熟悉的抨击文字暗藏着一点略显古怪的细节：这届政府的数字指标相当好看。无论是在1931年还是在1935年，全国政府都受到了选民们的热烈欢迎。这届政府在后人看来或许弊病缠身，例如顽固守旧，缺乏想象力，甚至胆小懦弱。但是当年的英国男女选民们似乎恰恰想要这样一届政府。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Wood,_1st_Earl_of_Halifax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Simon,_1st_Viscount_Simon

在整个三十年代，英国的一大部分地区都陷入了绝望当中。这些地区的工业陷入了衰退，而失业率则居高不下——当年的低下福利标准尤其造成了雪上加霜的效果。长期依赖纺织品、制陶业、采煤业以及重型制造业安身立命的北方工业城市直到今天都没能恢复爱德华时代的自信风貌。资金不足的工业领域——包括造船业在内，这一行业的旧市场早就被保护主义与经济衰退摧残殆尽了——依然还在采用早已被日本、德国以及美国抛弃了几十年的用工模式、装备器材以及露天工作环境。从威尔士南部到苏格兰工业区都在经历大规模移民，工人们骑着自行车到处找工作。威尔士人纷纷前往伦敦以及伦敦周边新近出现的轻工业区。苏格兰人也开始纷纷向南搬迁。上百万走投无路的苏格兰人将维多利亚时代的贫民窟、造了一半的烂尾邮轮以及揭不开锅的陋居抛在了身后。穷人们只能依靠微薄的救济金、恶劣的食物、时而爆发的家庭暴力以及根根可数的纸烟来勉强维持生活。J.B.普利斯特利以及乔治.奥威尔这样的作家走访了工业衰颓的死地，为养尊处优饭碗牢靠的读者们带回了一篇篇怒火缠身的书简。但是北方的失业饥饿人口在英国政坛造成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在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贫苦工人们都将社会秩序闹了个天翻地覆，但是在英国同样一批人却仅仅造成了些许不快。简直就好像英格兰北部人口——更不用说凯尔特地区的居民们——并没被视为彻头彻尾的英国人一样。工党兴许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失业人口遭受的财务困局，但是自从1931年分裂之后工党基本上就废掉了。与此同时再没有其他左派激进势力走上政坛。

前文已经谈到了共产主义者在英国仅仅是个宣传意识极强的边缘群体，而不是主流政治力量。他们的确通过支持全国失业工人运动【1】为公众留下了清晰印象。该组织于1921年成立，分别在1932年、1934年与1936年的伦敦举行了三次游行，每一次都有上千人参加。此外他们还组织过上百万人的联名请愿。面容憔悴却神情高傲的人们蹬着沉重的皮靴，披着破烂的外套，成群结队向南进发，沿途依赖教堂与好心人的施舍过活，在途经城镇的礼堂里落脚休息，除了卖力气的机会以外什么都不要。这样的景象已经镌刻进了英国国民的集体意识里面。但是他们与政客们的会面往往只是例行公事，一次次只落了个两手空空的结果。毋庸置疑，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的思想沾染着一丝革命色彩，他们在1932年散发的宣传册就是个好例子。这份宣传册严厉抨击了所谓的“全国饥饿政府”，认为这届政府的紧缩政策

“要为上百万阶级弟兄如今不得不面对的骇人贫困处境负责。政府如今甚至都懒得假装他们关心工人与工人家属的需求了。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政府悍然推行着无异于谋杀的政策，无情地将工人及其家属践踏进了难以言喻的贫苦深渊。绝望正在比以往更深切地潜入我们这个阶级的家庭当中。焦虑与担忧让母亲陷入了崩溃。孩子们的健康遭到摧残，再也不能健康地长大成人。犯罪、疾病与自杀都在伴随着我们这个阶级当中越发严重的贫困局面而日益增加。”

但是尽管他们嚷嚷得很凶，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政治反叛行动。他们的宣传与其说是威胁，倒不如说是抱怨。1936年初，奥威尔踏上了走访兰开夏郡与约克郡的道路。他没费多少力气就写下了一大批骇人听闻的新闻报道，详细描述了贫民区的臭气，粗劣的食物，毫无希望的人们，无处下脚的肮脏街道。他有条不紊地记录了改装房车与棚户里的生存状态以及煤矿工人的可怕工作环境。他迫使读者将鼻子插进贫困的恶臭当中，唯恐他们闻不清楚。但是他在走访期间却没能找到一星半点有组织的政治抵抗活动迹象。相比之下，在战争刚刚结束之后的短暂时光里，英国上下都洋溢着革命情绪，甚至在伊顿公学都有人崇拜列宁。在奥威尔看来，赌马、赌狗与足球博彩的扩张——这三项博彩活动全都源自二十年代早期的利物浦，如今已经非常流行了——以及消费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人们的怒火。1937年，奥威尔将这次走访见闻结集出版，起名叫做《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他在书中注意到，英国工人们对于足球博彩遭遇舞弊破坏的看法远比他们对于希特勒的看法更加怒火中烧。愚顽的英国统治者交上了好运，因为此时的英国并不缺乏赌博的机会与廉价奢侈品。“很有可能，炸鱼薯条、化纤丝袜、三文鱼罐头、打折巧克力……电影、广播、浓茶以及足球博彩合力避免了革命的降临。”尽管这些年充斥着工业衰颓与大规模失业，但是“工人阶级在原本惯于公开流露敌意的领域却一直服服帖帖。”许多惯于将工人阶级理想化的正统派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对于奥威尔的这本书都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奥威尔本人也为那些觉得他终究站到社会主义怪胎对面的人们提供了足够的弹药：“要是全国每一双拖鞋与每一件草绿色衬衣都能收集起来付之一炬，要是全国每一位素食者、禁酒者与自封的在世耶稣都能被静悄悄地打发到韦林花园城接受瑜伽锻炼，那该有多好呢？”难怪他们这么恨他。

奥威尔的确是个怪人，但是他在大局层面上看的很清楚。他断言英国工人宁肯继续梦想自己能押中二十赔一的冷门赛马以及为了茶水长吁短叹也不愿造反，事实证明他说得一点都不错。他曾与流浪汉同吃同住，曾经深入分析了自己的偏见，还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他参加了奉行无政府主义的马统工党，他的咽喉在战场上中了一枪，此外他还亲眼见证了斯大林派系的共产主义者们奉斯大林之命对抗其他左翼分子时采取了怎样野蛮的战术。尽管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当中不惜笔墨地描述了正在西班牙发生的悲剧，但这并不妨碍他毫不留情地将某些左派宣传最钟爱的神话践踏在地。比方说确实有两千多名英国与爱尔兰年轻人赶赴了西班牙内战战场，其中五百多人献出了生命。但是这些人远远算不上一股洪流。他们当中的80%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加入的武装力量直接听命于莫斯科。每一位想要报名参战的年轻人都要首先前往伦敦，在英共掌握的别墅里接受英共高层官员的盘查，盘查内容包括政治立场与战斗能力，然后才能成行。他们会持旅游签证首先前往巴黎，然后坐火车南下来到西班牙。像奥威尔这样没有加入共产党就以个人身份参战的志愿者在国际纵队当中只是少数，而且很不受信任。工党自然支持国际纵队，克莱门特.艾德礼访问西班牙之后甚至还有一个连队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国际纵队并不是理想主义年轻诗人与工人们自发奋起的结果。奥威尔这一回再次钻透了宣传的伪饰。

在三十年代的英国政坛，左派输掉了几乎每一场意义重大的战斗。唯一的例外就是钢索街之战【2】，左派人士在这一战当中成功阻挡了莫斯利的黑衫军游行穿越伦敦东区。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左派却在英国公众的集体记忆里成功赢得了一席之地。直到今天英国人谈起西班牙内战时说的最多的依然还是为了保卫马德里而献身的年轻诗人与工人。直到今天我们在讨论三十年代的英国政治时首先想到的依然还是反饥饿游行，说的最多的也依然还是1936年的贾罗游行。贾罗是一个造船城镇，1935年镇上的船坞关门，导致失业率飙升。一万一千人联名请愿，要求在镇上开设一座炼钢厂从而提供就业岗位。两百名被精心挑选出来的请愿者用橡木匣子盛着请愿书南下前往伦敦。他们打着蓝白两色的旗帜，一路上吹着口琴为自己伴奏。贾罗议员、身材修长且满头红发的左翼演说家埃伦.威尔金森引领他们走了一段路。还有一条名叫帕迪的流浪狗也跟在游行队伍身边。游行途中所有成员严禁饮酒，也没有共产主义者参与进来。事实上标志游行开始的仪式是一场教堂法事。人们采取了一切手段来确保这次有幸尽可能体面且不会构成威胁，并且足以打动全国的良心。他们行进了三百多英里，一路上风餐露宿，用歌声提振士气。但是这个国家基本上忽视了他们。一路上迎接他们的同情者人数寥寥，抵达伦敦之后他们也没能取得多大成果。后来贾罗确实开设了一座小型炼钢公司，但是并非出自政府之手，而是私人行为。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Unemployed_Workers%27_Movement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Cable_Street

历史充满了各种事后看来显而易见的死胡同。当时看上去大有可为的个人与运动往往会消失在后人的视野当中，因为他们未能与后世的史学家以及读者们建立联系。接下来随着社会的变迁我们又想起了这些往事。战争间期的苏格兰政治历史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这段历史一度几乎曾经遭到彻底抹杀，在当代英国的诞生故事里无迹可寻。但是这一时期不仅为我们带来了汽车社会的开端，城郊住宅区的扩张，滑雪与夜店，掌控强力的好莱坞与有机食品的起源，，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今天的联合王国如何变成了不联合王国的线索。今天的苏格兰与英格兰正在渐行渐远，为了理解这一局面的由来，我们必须回顾一段残破的历史，重新拾起二三十年代曾经热门一时的争论。在当时，身穿苏格兰短裙的诗人们与报社巨头们都相信苏格兰很快就会独立。

就很多方面来说，当时的苏格兰有样学样地效仿了英格兰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怪癖与愚行——游行示威，秘密结社，以及对于墨索里尼和种族问题的迷恋。不过自从二战的巨刃劈斩下来之后，英格兰与欧洲国家的战后社会都决定忘掉最近这段令人尴尬的过往，而苏格兰却维持着与这段过往的联系。在笔者撰写本书的时候正在爱丁堡掌管苏格兰政府的苏格兰民族党就出身于前文提到的充满愤怒与乐观主义的政治骚动当中。与法西斯、共产主义者、奇波.基夫特或者独立工党不同，苏民党在二战之后依旧存在并且掌握了实际权力。战后的英国认为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及其敌人的早期历史无关紧要，毫无意义，因此或多或少地故意遗忘了这段历史。现在看来遗忘本身就是错误。

苏格兰历史之所以别具一格也是有原因的。与大英帝国其他地区相比，苏格兰在一战期间损失的青年男性人口占伤亡总数比例更高——每五名阵亡英军当中就有一名苏格兰人，全国的服役年龄男性有十分之一是苏格兰人。战后繁荣过后，苏格兰的经济衰退也比英国其他地区更严重。在1913年，也就是战争开始之前的最后一个完整年份，仅仅在克莱德生产的船只吨位就超过了美国或者德皇治下的德国。可是到了二十年代克莱德开始急速衰落。烟雾缭绕人口拥挤的苏格兰中部地区赖以为生的重型联合制造业、煤矿以及纺织工业也纷纷步其后尘。到了1933年，每十名克莱德造船工人当中就有七人失业，玛丽女王号这样的巨型邮轮只能躺在干船坞里默默等待着最终完工的那一天。经济停滞与衰退意味着大量苏格兰人奔赴国外寻找更好的生活。因此在二十年代苏格兰人口开始下降。每一千名苏格兰人当中就有八十人背井离乡。总体来说，在战争间期共有六十万人离开苏格兰，而苏格兰的总人口也只有五百万。苏格兰的中产阶级不仅丧失了自信，也丧失了领导社会的角色。英格兰南部与中部通过新兴工业得以复兴，苏格兰却没那么幸运。1932年到1937年之间英国新建了3200座工厂，产品从飞机到收音机再到灯泡可谓无所不包。但是苏格兰的新建工厂数量却远远更少。苏格兰曾经的主导党派是自由党，不过这个党派早就变成了阿斯奎斯与丘吉尔这样的英格兰政客的休憩之所。现在自由党已经陷入了分裂并且正在迅速衰落。苏格兰显然出了大问题。鉴于当时的政坛氛围普遍有些醉醺醺的，苏格兰人打算用激进手段来解决问题也就不奇怪了。

正如前文所见，写作对于这个时代的政治来说关系甚大。一战之后，从中欧到亚洲的众多小国都开始积极主张自身的存在，外交官们纷纷投入了言辞恳切的辩论。许多年轻的苏格兰人也将注意力转向了国家的苦境，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苏格兰也需要独立，唯此才能解决贫困与落后的问题。同时代全职政客的工作已经被淡忘了，这些年轻人的作品却在苏格兰人的集体记忆当中留下了鲜明印记。比方说有一位艾德温.穆尔【1】，他本人是诗人，还是卡夫卡作品的英文译者。他生在奥克尼郡，在战争间期他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游历中欧地区，成为了一名沾染着民族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者。尼尔.刚恩【2】是一名文笔细腻的小说家，一度曾经干过收税员，也是苏格兰民族主义的早期支持者之一。此外还有路易斯.格拉斯克.吉本【3】，他的才华刚刚开始彰显就英年早逝了。所有这些即将改变苏格兰大环境的年轻作家并非全都是左派。比方说康普顿.麦肯兹【4】出生在英格兰，却在苏格兰成为了影响巨大的讽刺小说作家。在一战期间他曾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力，与约翰.巴肯以及D.H.劳伦斯都是朋友。他本人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倒不如说是有浪漫主义倾向的雅各宾派。此外他也曾为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献出了一份力量。

像他们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但是论及对于苏格兰自我意识的影响，当时谁也赶不上一名来自博德斯的邮差的儿子，名叫克里斯托弗.缪雷.格里夫。一战期间他在救护队服役，战后成为了一名记者，并且将自己再造成为了一名诗人与辩论家，还为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做休.麦克迪尔米德。在他看来，只有在苏格兰人的灵魂深处发动一场革命——革命事项包括重新拾起苏格兰的早期语言——才能将苏格兰从目前的深渊当中向上拖曳。即便在今天人们对于他的看法依旧截然相反。许多苏格兰人都觉得麦克迪尔米德令他们颜面无光。他的一部分诗作确实水平不高。他的政治立场摇摆不定，一度曾经主张要建设有苏格兰特色的法西斯主义，后来又公然对列宁乃至斯大林大献殷勤。民族主义阵营因为他的共产主义立场而驱逐了他，英共也因为他的民族主义立场而驱逐了他。他的大部分文章都写得佶屈聱牙，而且特别喜欢出口伤人。有天晚上他在伦敦乘坐双层公交车，因为醉酒从二层车厢上摔了下来。要不是因为他的头发特别厚实浓密，这一下子非得摔得脑浆迸裂不可。有人怀疑从那以后他的神经就错乱了，他的诗歌风格也与从前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麦克迪尔米德的许多早期诗歌与一部分后期诗歌的确算得上这一时期英国文坛的第一流作品。就像T.S.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与埃兹拉.庞德一样，他也因为语言问题而劳心费神。英语已经僵化，无法表达当代社会的复杂理念，因此必须加以改造。庞德将目光投向意大利语与汉语当中的诗词金句，艾略特将各种引言与咒语拼贴成了整体意象，乔伊斯干脆把单词拆成了碎片。麦克迪尔米德则惯于使用冷僻的苏格兰土语，晦涩的科学术语以及政治叫嚣。令人惊奇的是，这样的组合居然往往能收到奇效。他很容易令别人感到无名火起，温和派政客们无不将他当成洪水猛兽。但是与此同时他还具备电流奔腾一般的精力与乐观精神，也是苏格兰独立的最主要宣传员。他的极端思想无非是时代氛围的折射。他确实为列宁主义者策划的政治谋杀发言辩护过——但是W.H.奥登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他确实认为执政早期的墨索里尼颇有可取之处——但是丘吉尔也抱有类似的看法。他确实想要发动一场民族主义革命，大肆鼓吹苏格兰“种族”，今天看来此类言论简直就是脑子进水——但是在希特勒的可怖恶行大白于天下之前，无数其他作家与政客都发表过大同小异的言论。笔者之所以要将麦克迪尔米德挑出来说事，是因为或早或晚当代苏格兰都必须与他达成和解，就像英格兰人接纳吉卜林、俄国人接纳索尔仁尼琴那样。

奇怪的是，苏格兰的土生左派完全没能应对苏格兰民众日益增长的本土自治要求，于是推动本土自治的政治联盟里面就包含了一大帮局外人与怪人。尽管红色克莱赛德派系的斗志与劲头已经消耗殆尽，但是社会主义思想依然早早就在苏格兰得到了强力追捧。独立工党主要就是由苏格兰人创建的，格拉斯哥更是源源不绝地向威斯敏斯特输送着激进工党议员。比方说詹姆斯.马克思顿【5】——多年以后担任首相的戈登.布朗曾经为他撰写过传记——在格拉斯哥火车站发表临行感言的时候就承诺要建立“苏格兰社会主义联邦”。按照另一位苏格兰工党议员的说法——此人曾在下院提出动议要建立苏格兰地方议会——马克思顿之所以想要建立苏格兰社会主义联邦是因为苏格兰的儿童贫困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只能由一个透彻理解苏格兰的议会来解决。“全面本土自治”的动议在威斯敏斯特一次又一次露面，将苏格兰人的政治自决与爱尔兰人（以及英格兰人）的待遇联系在一起。事实上1914年胎死腹中的立法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建立苏格兰议会。但是尽管苏格兰工党议员在战后十分努力地想让威斯敏斯特认真对待本土自治，但是他们的努力却被漫不经心地打发到了一旁。没过多久，随着失业与法西斯主义的国际威胁成为了主宰政坛的议题，就连工党也决定苏格兰自治问题要先放一放。等到克莱门特.艾德礼在三十年代成为工党党首之后，苏格兰自治议题就干脆从工党纲领当中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有真空。

在独立工党成立之前也有过其他支持苏格兰独立的组织。自由党至少在理论上支持苏格兰本土自治。曾经有过一个苏格兰本土自治联合会，积极成员一度有上千人之多。还曾经有过一个苏格兰人民族联盟，主张要与英格兰彻底一刀两断，这个组织里的成员大都是长期居住在伦敦的浪漫主义雅各宾派。但是将这些支派搓成一股绳的人却是一位二十二岁的前工党支持者，名叫约翰.马克柯米科【6】。此人首先成立了格拉斯哥大学苏格兰民族主义者联合会，然后又在1928年凭借一位制革厂老板的资金援助成立了苏格兰民族党。资格较老的苏格兰大学都保留着古色古香的民主习俗，允许学生们选举一位名人充当荣誉院长。1928年格拉斯哥大学将鲍德温首相当成了候选人，新近成立的民族主义者组织则抬出了苏格兰民族党的另一位创始人卡宁汉.格拉汉姆【7】。出人意料的是，后者居然只差六十多票就差点胜过了鲍德温。但是将来路各异的各种人士统一集结在苏格兰独立的阵营里也伴随着代价。新成立的党派并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很快就与留在工党内部的亲本土自治人士闹翻了。这个党派向苏格兰贵族们大献殷勤，并且在1933年与右翼苏格兰党合并并且正式成型，看上去彻底与激进政治划清了界限。当时的苏格兰公共生活当中充满了宗派主义——苏格兰教会尤其热衷于危言耸听，声称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移民玷污了苏格兰的纯净新教传统，甚至不惜将他们称作“绿色恐怖”。民族主义者也在一旁煽风点火。

与此同时在苏格兰政坛的边缘地带还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分裂派系。他们热衷于所谓的“新芬党战术”、私人军队以及操弄阴谋。麦克迪尔米德与他的朋友们经常为这些人大唱赞歌。马克柯米科竭力想让苏民党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组织。他一方面积极面向富有的支持者们筹款，另一方面还提出要与自由党人联手。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后期，这个党派因为兵役问题而陷入了分裂。苏民党激进派认为苏格兰人不应当卷入大英帝国与纳粹德国之间的战争，到了1936年全体男性党员都拒绝在英军当中服役。这样一来苏民党就吸引了军情五处的注意。尽管在1938年至1939年苏民党勉强接受了通过强制征兵来对抗希特勒的必要性，但是到了1942年还是因为这个问题而陷入了分裂。历史将会永远牢记1933年牛津大学学生会举行的一场辩论，学生们以大幅优势投票支持了反对参军的动议：“在任何情况下本组织成员都不会为了国王与国家而战。”苏格兰的反战运动尽管在时间上比较晚，但是态度却更严肃。当然，大多数苏格兰人都并不比英格兰人或者威尔士人更加支持民族主义者或者本土自治支持者。下一场战争将会通过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情怀、艰难与成就感把全体英国人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为战后几十年的联合主义政治打下坚实基础。但是从二十一世纪的视角看来，源自一战的民族主义喧嚣至少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段残破的历史至今尚未得到解决。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win_Muir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il_M._Gunn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wis_Grassic_Gibbon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pton_Mackenzie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Maxton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MacCormick

【7】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Bontine_Cunninghame_Graham

上次讲到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时候，他与左派还有些藕断丝连，但是已经彰显出了确切无误的领袖崇拜特质。他的身边总是簇拥着一群跟班，他本人也更受墨索里尼而不是希特勒的影响。在主流人士看来——这些人包括威尔士亲王，丘吉尔，甚至哈罗德.麦克米伦这样的理想主义托利党激进派——莫斯利的所作所为并不算出格。莫斯利之所以要重新开始，是因为他的新党在1931年大选当中遭到了羞辱。那次选战当中他一时间猪油蒙心，居然向以色列.西弗【1】这样的著名犹太豪商筹款。这次筹款活动的脑残程度在英国政治史上绝对名列前茅，因为莫斯利居然开诚布公地告诉西弗，这场新运动“必须找到某些人或者某些事物充当仇恨的目标，这一次的目标就是犹太人。”这句话刚一出口他就肯定意识到了自己的有勇无谋，赶紧又补充道“像你这样的犹太人，以色列”不在仇恨目标之列。然后西弗就把他轰了出去。在正版纳粹的眼里，莫斯利的问题在于反犹力度太弱。但是实际上他的真正问题在于秘密接受了墨索里尼的资金援助，而墨索里尼又认为纳粹德国在反犹道路上走的太远。这样一来莫斯利在反犹问题上就无法放手施为了。尽管他一直在等待经济崩溃助他一举夺权，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仰仗外国力量的支持。

1932年10月，莫斯利的英国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此时来自墨索里尼的资金援助已经不可或缺了。这些资金由专人用手提箱带进英国并且小心翼翼地储蓄在秘密账户里，以免引起官方关注。有了钱的莫斯利将一座曾经的师范学校当成了自己的总部。这座“黑屋”位于贝特西公园路232号，黑衫军就在这里接受组织与培训。学校的地下室是干脏活的场所，比方说体罚。但是甘愿穿上军事制服的男男女女依旧络绎不绝地走进了黑屋。莫斯利的工作能力极强，他的好斗心态几乎不受控制。有一次他跳进观众席里将三名起哄者打得不省人事，还有一次他一拳放倒了自己的一名手下，因为他觉得对方侮辱了自己。他很快就获得了右翼贵族、情报官员、退伍军人以及早就在英国冒头的各种小规模法西斯组织的支持。不久之后希特勒成为了德国总理，罗瑟米尔的《每日邮报》随即看法了不吝溢美之词的专稿。在报道国内法西斯主义动态的时候，这份报纸更是直言不讳地宣称：“黑衫军万岁！”在1934年上半年，罗瑟米尔集团一直在狂热地支持着英国法西斯联盟，就像若干年前支持帝国十字军一样。每当黑衫军举行集会的时候，集团总会买下上百个参会席位。罗瑟米尔还设想过与黑衫军合伙开设卷烟厂，让黑衫军成员去售卖香烟。他还搞过一场黑衫军女性成员选美大赛。

1934年6月7日，莫斯利举行了一场规模最大的集会，地点是伦敦奥林匹亚。共有15000人前来听他讲话，还有大约一千多名英共渗透人员混进了集会现场破坏秩序，以至于黑衫军保安与英共成员在集会大厅内部以及门外街道上爆发了极端暴力的冲突。莫斯利这回算是棋逢对手，遇到了另一个同样不惮使用暴力的团体，事实上英共相信血腥的洞开冲突有利于培育英国工人的激进理念。罗瑟米尔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惹上了怎样的麻烦。广大公众对于奥林匹亚暴乱厌恶至极，公众心态的集体转向也表明了英国与德国或者意大利之间的距离多么遥远。1934年，英国法西斯联盟在报业支持下达到了成员数量的顶峰，足有五万人之多。但是到了1935年，联盟成员数量就锐减到了去年的十分之一，主流报纸也撤回了对于莫斯利的支持。莫斯利对此的解释是犹太裔广告客户对罗瑟米尔施加了压力。在希特勒的影响下，他在反犹与暴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同时他也决定改变战术，转而寻找更容易下手的地点。他看好了一片十分理想的地区，这里居住着全英国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而且相当贫困，因此应该不用多么费事就能煽动起强烈的法西斯情绪。这次他选中的战场就是伦敦东区。事实证明这个决定就像在奥林匹亚举行集会一样极其失策。黑衫军的演讲者在罗瑟希德、贝思纳尔格林、斯泰波尼与肖迪奇等地区大肆煽动反犹情绪。年纪轻轻的黑衫军暴徒到处张贴反犹标语，破坏犹太墓地，袭击犹太教会堂与犹太人经营的店铺。英国法西斯联盟一开始还会语焉不详地声称犹太人控制了全球金融命脉，但是很快他们就放弃了如此高大上的理论，转而开始攻击普通犹太裔民众。他们的攻击目标大都是贫民，他们的手段与纳粹德国如出一辙。

但是伦敦东区同样也是工党与英共的基本盘。在犹太裔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当地很快就成立了好几个联防组织。法西斯分子则用上了剃刀与棍棒。莫斯利决定来一场短兵相接的大规模冲突。1936年10月4日，他率领两千余名英国法西斯联盟成员身穿制服在伦敦东区举行游行，旨在恐吓当地犹太居民并且动员法西斯分子。在他看来这是一项灾难性的失误，彻底断送了他的组织。在犹太人反法西斯理事会的旗帜之下，足足十万余名反游行人员正在铁索街恭候莫斯利。他们掀翻了一辆卡车充当路障，还在卡车周围堆满了砖头。意识到大事不好的警方立刻要求莫斯利的人马打道回府，他们很听话地折返了回去。警方接下来又要求反游行人员赶紧回家，他们却不肯从命并且与警方发生了冲突，导致百余人受伤，八十多人被捕。东区的英国法西斯联盟成员在这次事件之后确实暂时上升了一阵，但是公众对于联盟的厌恶情绪却有增无减。内政部与伦敦警察局一直在辩论是否应当彻底禁止法西斯政党的存在，并且因为民权方面的顾虑而始终有所保留。政府最终采取的措施是禁止在英国街头穿着泛军事化制服以及禁止政党自行雇佣保安，此外还赋予了警方禁止一切政治游行的权力。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侮辱词语也被法律禁止了。

这些旨在镇压的立法不仅遭到了英国法西斯联盟的强烈抗议，而且英共与绿衫军也对其十分不满。但是这剂猛药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莫斯利依然还在举行集会，反对一切针对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的战争。但是他的手脚已经被束缚住了。一位专门研究英国法西斯主义的作家认为莫斯利的“法西斯国家之梦在现实当中大受挫折，他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无非是在伦敦东区培养了反犹主义小众亚文化。”此外还有一项令人叹为观止的事实：尽管法西斯、英共与其他各种团体在这一时期的英国频繁发生暴力冲突，但始终并没有闹出人命。说句不太时髦的话，内政部与警方在这一点上要记头功，因为他们始终坚持着温和立场，拒绝拿着莫斯利太当回事，而且仰赖公众嘲讽来遏制他的影响力。等到二战打响之后，英国的法西斯主义者们都会被扔进监狱，莫斯利与他的第二任妻子也不能免俗。他那长期受苦的第一任妻子辛西娅在1933年5月死于腹膜炎，那以后他就迷恋上了一位名叫戴安娜.吉尼斯的交际花。对于研究战争间期英国历史的学生们来说，她的娘家姓氏可谓如雷贯耳。英国上层阶级是一个人数有限但嗓门洪亮且充满活力的阶层。要想研究三十年代的极端政治如何颠覆了这个阶层的常识，就必然绕不过米特福德六姐妹的悲欢离合。这是一个关于英国上层阶级家庭的传奇故事，情节之曲折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如果缺少了这个故事，我们就肯定无法彻底理解这个时代的深层肌理。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Israel_Sieff,_Baron_Sieff

这家人当年就无人不知，今天他们家依旧无人不晓。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生平也只剩下了笑话与至今依旧令人骇然的场景。

第一幕：海威科姆附近的奇尔特恩地区，一条溪水潺潺流过，地貌看上去相当粗粝。三名女孩与一名男孩正在满脸惊恐地撒腿狂奔，一边尖叫一边冲过受惊的羊群，深一脚浅一脚地冲过溪流，直到最后由于体力耗尽而躺倒在地，等待着必然的结局。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紧跟着一个身材瘦高的英俊男子，穿着朴素的乡间服饰，手中紧紧地牵着一条寻血猎犬。此人是一名小贵族的次子，曾在布尔战争期间负伤，目前在《女士》杂志供职，尽管这样的工作环境与他的气质很不相称。此时他正在进行自己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也就是追猎自己的子女。当然，寻血猎犬追上目标之后并不会将他们撕碎，只会舔得他们满头满脸都是口水。但是这一幕看上去依旧令人心慌得很。

第二幕：格洛斯特郡，1926年。第一幕当中的男子依旧英俊逼人，只不过比当年多了几分怒气。他站在一座修建于詹姆士一世时代的乡间别墅门外，一边咒骂“该死的阴沟”一边将一条赶牲口的长鞭抽得噼啪作响，借以发泄怒火。屋里是一群年轻的牛津大学唯美主义者，他们穿着宽松肥大的裤子与大红大绿的花纹毛衣，扎着丝绸质地的领带，已经在屋里狂欢了一个通宵。这些人都是这户人家的大女儿南希的朋友。有一位马克.奥吉维-格兰特晃晃悠悠地从二楼走下来吃早饭，他的着装还要比其他人更加不成体统。在屋外抽鞭子的男子是里兹代尔勋爵，自从长兄战死在一战战场上之后他就继承了这个头衔。现在他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恶作剧的好机会。于是他抢在这名年轻人前面一把掀开了扣在盖碗上的盖子。“今天早饭吃脑子，马克！尝尝猪的思考器官味道如何？”眼看着盘子里烂乎乎颤悠悠的一团，奥吉维-格兰特脸色立刻变得一片碧绿，踉踉跄跄地跑到门外呕吐起来。里兹代尔勋爵的脸上则闪过了一丝心满意足的神色。

第三幕：1931年。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孩与牛津大学的唯美主义者们都随着咆哮二十年代的逝去而成为了历史。里兹代尔勋爵在科茨沃尔德的一座小山上新近修建了一栋别墅，疾风河从山脚下流过。里兹代尔勋爵仿照早期乡间别墅的风格自行设计了这栋住宅，将其命名为斯文布鲁克。家里的其他人都认为这栋别墅非常难看。在别墅二楼有两名女孩——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七岁——正站在她们两个共用的寝室里恶狠狠地相互对峙。年纪大的那个名叫尤尼媞.瓦尔基里.米特福德，昵称叫做博德。年纪小的那个名叫杰西卡。我们先来听听杰西卡怎么说吧：

“我们将房间一分为二，博德在她那边布满了各种法西斯徽记——例如一捆用绳索捆起来的棍子以及墨索里尼的照片……莫斯利竭力模仿墨索里尼的照片，万字纹，纳粹与意大利青年团体的歌曲唱片。我这边则摆满了各种共产主义书籍，一座用一先令从旧货店买来的列宁胸像，还有一堆《工人日报》。有时我们会在房间中线上摆满椅子充当街垒，隔着街垒相互投掷唱片与书籍，直到保姆上楼教训我们不要胡闹为止。”

后来尤尼媞声称等到自己再大一点一定要去德国面见希特勒。杰西卡则会反唇相讥，声称那时候自己一定要离家出走加入共产党。（她们两个的小妹妹黛博拉此时则会很有先见之明地表示自己长大以后要成为一名女伯爵。）每次争吵结束后，尤尼媞与杰西卡都会依偎在一起，转而讨论万一日后她们当中的一个人必须处决另外一个人可怎么办。

第四幕：1935年2月9日，慕尼黑的奥斯特利亚.巴伐利亚咖啡馆。尤尼媞的手止不住发颤，就连一杯热可可都端不住。接连几周她一直在远远眺望着每天过来喝咖啡的希特勒，这一天希特勒终于发现了她的存在并且颇为好奇，于是邀请她坐到自己的桌子旁边。她向希特勒介绍了自己的来历，两人谈到了两个诺曼民族国家之间永远不应当爆发战争，谈到了犹太人的阴谋触手如何遍布全世界，还谈到了电影与伦敦的建筑。不久前尤尼媞给姐姐戴安娜写信，信中谈到了长刀之夜以及她本人对于这起事件的明智评价：她很心疼希特勒。“亲手逮捕罗姆，亲手扯掉他的肩章，对于希特勒来说一定非常难受……可怜的希特勒。”当她与希特勒熟络起来之后又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太幸福了，就连死都不怕。我一定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姑娘。”接下来四年里，她与希特勒总共私下会面一百四十次，她也成为了希特勒贴身小圈子的成员之一，以至于有流言声称他们两个是恋人。事实上这两个人极有可能并未走到这一步，尽管希特勒无疑非常享受尤尼媞的陪伴，尤尼媞也很喜欢坐在希特勒的脚边，让他抚摸自己的头发。尤尼媞将自己的父母、哥哥以及几位姐妹都引荐给了希特勒。她在纳粹集会上炫耀着元首亲手赠送给她的万字纹袖章，还给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的《先锋报》寄去了一封口沫横飞的反犹公开信，在信中骄傲地声称自己是一位“恨犹者”。后来纳粹党送给她一座位于慕尼黑的豪华公寓，这座公寓不久前还属于一户犹太人家。根据纳粹的说法，这家人“跑到国外去了”。

第五幕：时间是1936年10月6日，主人公是美丽的长女戴安娜——自从她小时候遭到血猎犬追猎以来我们一直都还没见过她。现在她已经离婚了，正站在一间空旷的画室里，身边站着一位她将会毕生崇拜且支持的男人——奥斯瓦尔德.莫斯利。两个人正站在窗边欣赏着外面的景色，这栋宅邸属于戴安娜的密友玛格塔，在公园一般宽敞的庭院里，秋日的阳光洒落在刚开始泛黄的树冠上，一名贵客即将到来。戴安娜与莫斯利即将成婚。两人都向各自的家庭隐瞒了这一消息以避免尴尬——莫斯利尤其向亡妻辛西娅的家族隐瞒了自己的安排。这间别墅位于柏林，玛格塔是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妻子，贵客则是希特勒本人。尤尼媞也来到了现场。莫斯利带来的证婚人当中还有一位军情五处的特工。希特勒送给这对新人的贺礼是一张他本人的肖像画，白银画框的顶端雄踞着一只鹰。莫斯利与戴安娜一直在敦促希特勒允许他们在德国北部架设一座无线电发报机，借此经营一家商业化广播电台，播出假正经的BBC不愿沾边的流行音乐，电台的利润则可以用来支持英国法西斯联盟。希特勒还没彻底想清楚这件事利弊几何，而婚宴现场显然也不是谈正事的最佳场所。后来他确实批准了这个项目，项目的最终失败也不是因为经营不善，而是因为二战的爆发摧毁了莫斯利的财政运作。当天晚上夫妻两人在一间豪华酒店客房下榻，但是却发生了口角，致使这本应完美的一天有些美中不足。

第六幕：1937年4月，西班牙北部的毕尔巴鄂已经成为了一片战区。随着佛朗哥迫使共和政府的军队步步后撤，难民们也纷纷涌入了这里。六周之后毕尔巴鄂就会沦陷。我们在当地某酒店客房里看到了杰西卡——就是用共产主义书刊饰品布置自己那一半房间的姑娘，如今她已经十九岁了——有一位艾斯蒙德.罗米利陪在她身边，此人是她的表亲，也是丘吉尔的外甥。自从十二岁那年杰西卡就开始积攒生日礼金与零花钱，存放在伦敦的德拉蒙斯银行，并且毫不含糊地将其称作“离家出走资金”。等到钱攒够了之后她就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了。长期以来她一直在远处钦慕着艾斯蒙德，流行报纸将他称作“丘吉尔的赤色外甥”。早在惠灵顿公学就读期间罗米利就创办了一份左翼和平主义杂志《摆脱束缚》并且在所有主要私立学校里分发，并且因此遭到开除并且被送进了少管所。恢复自由之后他在伦敦开设了一家左翼书店并且继续创办杂志。十七岁那年他奔赴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参加了博亚迪利亚德尔蒙特的战斗，不过最终因为腹泻被送回了英国。在马尔伯勒附近的一次派对现场，这位浪漫的叛逆者遇到了杰西卡，她当即问他是否打算返回西班牙，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她能不能跟他一起去。用一套花言巧语骗过家里人之后，这对陷入热恋的青年男女来到了毕尔巴鄂。艾斯蒙德决心要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但是早已对米特福德家族内部的法西斯分子兴趣高涨的英国报纸很快就拾起了这个故事。两户人家的家长们都心急如焚，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也介入了进来。政府人员找到了杰西卡与艾斯蒙德，强迫他们登上附近港口的一艘英军驱逐舰，将他们送到了法国南部。这个故事在欧洲广为流传。希特勒对于杰西卡的经历很感兴趣，按照尤尼媞的说法他还很想知道杰西卡的近况如何。后来杰西卡与艾德蒙斯结为夫妻并且在伦敦东区定居，两人积极参与了许多反法西斯活动，他们的批判对象主要就是杰西卡的姐夫奥斯瓦尔德.莫斯利。

米特福德六姐妹和她们的兄弟汤姆的故事直到今天依旧家喻户晓，这一点并不能令人感到意外。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个故事也太像编的了。六姐妹的大姐南希撰写了一系列小说，其中略带虚构地展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这批小说几乎就像她的好友伊芙林.沃的作品一样引人入胜。她的父亲里兹代尔勋爵在书中的形象是“马修叔叔”，这是一个极其搞笑的喜剧形象，以至于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将这位天真和善的贵族与书中的漫画式夸张人物区分开了。杰西卡的自传同样堪称上乘，报界很早就开始追踪报道她们的经历，从二十年代初期的派对现场一直伴随她们走到了充满灾难与戏剧性场景的三十年代后期。关于她们的报道往往过于简化，情节失真，还少不了浮夸修饰的成分。但是故事的内核始终都很可靠。六姐妹最终确实分别成为了一名小说家、一名女伯爵、一名农场主、两名法西斯分子以及一名左派调查记者。热爱希特勒的尤尼媞当初的确是在一个名叫万字纹的加拿大小镇受孕而生的，她的父母曾在那里淘金未果。她的中间名也的确是瓦尔基里。曾经走上布尔战争与一战战场的里兹代尔勋爵确实就像他的文学化身一样厌恶外国人，也确实经常会大发脾气，将别人抱起来使劲摇晃。乡间别墅力度生活的确就像看上去那样不舒适且令人心乱如麻。

但是除了左右对称的布局与毛骨悚然的幽默之外，六姐妹的故事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这个故事的主体是右翼士绅阶层。成为社会主义者并且定居美国的杰西卡是米特福德家唯一的异数。嫁给莫斯利的戴安娜在二战期间进了监狱。尤尼媞成为了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与反犹主义者。小说家南希尽管有时声称自己是个左倾人士，也确实在难民营里工作过，但是她同样加入过黑衫军，并且是个臭名昭著的势利眼。里兹代尔勋爵以及六姐妹的母亲西德尼都曾被希特勒深深折服。里兹代尔勋爵起初反对纳粹，早年间访问德国之后他曾经告诉戴安娜，一想到自己的女儿居然接受了“那些在我们看来无非是一帮凶残祸害的家伙”的热情款待，他就感到“惊惶万分”。但是自从尤尼媞将他引荐给希特勒之后他就改变了看法。里兹代尔夫人也经受了类似的皈依过程。即便在二战期间她依然在不合时宜地高声支持纳粹，尽管她的丈夫此时已经与这一立场以及她本人一刀两断了。六姐妹当中的帕梅拉参加了英国法西斯联盟，后来嫁给了一位卓越的年轻科学家德里克.杰克逊【1】。此人同样是莫斯利的钦慕者。六姐妹的唯一一位兄弟汤姆在尤尼媞的影响下面见了希特勒并且参加了纳粹集会。尽管他并不太热衷政治，但是依然告诉朋友们假如他生在德国一定会加入纳粹。一般人讲述六姐妹故事的基本叙事都声称米特福德一家就像两个女孩的卧室那样分裂成了黑红两色旗鼓相当的两大阵营，但是这种说法的粉饰意味太重，将切实存在过的极端政治当成了轻薄的笑料，根本算不上对于米特福德家族内部政治平衡状态的公允描述。

当然，米特福德一家的境遇并不算典型，但是这家人对于极右翼政治的兴趣对于三十年代的上层阶级来说也并不算多么出格。前文中我们反复提到了土地士绅阶层的迅速撤退。莫斯利与几百户一度家大业大的家族一样都不得不出售自家祖宅。里兹代尔勋爵继承了他的第一座乡间别墅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供养不起这栋豪宅。在整个战争间期，米特福德一家一直在以新换旧，每一次换来的新住宅都比旧宅规模更小。等到一家人再次搬回海威科姆并且安顿在旧磨坊村的时候，家里年级比较小的孩子们唱起了反映自家在房地产市场上一路下行的儿歌：“从贝茨福德庄园，到阿绍尔公馆，到斯文布鲁克别墅，再到旧磨坊小屋。”农村旧秩序的逐步缩水动摇了士绅阶层对于保守派的无脑支持，并非只有米特福德一家才是这样。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得士绅阶层成员无不恐惧他们全然不了解但却显然整天想要闹事的市民大众以及共产主义席卷英国的可能性，因此许多人都觉得“那个希特勒”恐怕也没那么坏。大罢工期间杰西卡甚至将自己的宠物山羊抱进家里饲养，免得被布尔什维克开枪打死。当英国终于与纳粹德国开战的时候，几乎全部英国法西斯追随者都将会舍弃自己原本的立场转而为国效力，甚至就连英国法西斯联盟的官方宣传口径都鼓励其成员参军报国，真正成为叛国者的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只是极少数。但是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不支持全国政府的英国富人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右方的更远处。他们的真正敌人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共产主义。

这样的立场催生了许多跨越政治藩篱的古怪友谊，也破坏了许多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米特福德一家的故事在这方面很有教益。前文提到杰西卡与丘吉尔的外甥艾斯蒙德私奔了，而艾斯蒙德又曾经在莫斯利的奥林匹亚集会上制造混乱。二战爆发之后他在一次空袭德国的战斗中牺牲，令丘吉尔十分痛心。不过真正的纠葛从这里才算开始。丘吉尔的女儿是戴安娜的密友之一，戴安娜经常登门丘吉尔一家并且留下过夜，直到丘吉尔在唐宁街十一号担任财长的时候依然如此。此时的戴安娜已经将自己的整个人生献给了莫斯利，而且经常访问纳粹德国。换言之，在二战前期危机正在酝酿的关键岁月里，她同时近距离接触了丘吉尔与希特勒，这样的经历可谓绝无仅有。她竭力试图说服丘吉尔认同希特勒的“合理主张”，但始终徒劳无功。当然这一切都并不意味着英国上层社会充斥着亲纳粹份子，以至于德国人可以轻松实现和平演变。丘吉尔一直维持着清醒头脑。上层阶级绥靖主义者组成的所谓“克利夫登团伙”人数相对有限，而且等到战争开始之后他们说话也就没人听了。但是英国的极右翼领导者与英国政坛的主流人士确实颇有私交。假如经济危机对英国的打击再严重一点，假如英格兰中南部的战前经济复苏没有发生，那么英国政坛完全有可能变得更加难看。

上面这几段分析或许有些太沉重了。米特福德一家的故事难道不该是可口的历史甜点吗？这方面的内容也确实是故事的组成部分，在米特福德家族内部体现得尤其到位。这家人的古怪之处也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脱不开干系。今天的英国已经遭到了大众媒体的同质化改造。相比之下，当年隔离与社会主流之外的人们要比今天更多，这些人生活在相对隔离的家庭团体里，比今天的人们更容易大惊小怪，也更乐意采用只有自己人才听得懂的私密语言。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确是上好的笑柄。莫斯利之所以没能成事，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拿他开涮实在太容易了。他整天蹬着大皮靴，顶着尖顶帽，套着马裤，披着准军装款式的束腰上衣，趾高气扬地扯着嗓子大喊大叫——总而言之他怎么看怎么不像英国人。就连希特勒都认为他不应该一味模仿德国或者意大利法西斯同行的做派。南希.米特福德笔下知名度最低的一部小说名叫《绿地上的假发》【2】，出版于1935年。这本书是针对黑衫军的讽刺作品，其中还以她的妹妹尤尼媞为原型塑造了一个相当搞笑的角色尤金娜.马尔梅斯。尤金娜是一名年轻且热忱的“社会联合主义者”或者说“联合米字衫”组织拥护者。她在书中第一次出场的时候穿着一件灰色羊毛衬衣，蹬着一双橡胶底帆布鞋，罩着一件米字旗花式的套衫，扎着一条皮带，皮带上挂着尺寸硕大的匕首。她站在一具反扣过来的浴缸顶上，冲着四周的乡村居民们高谈阔论。她的保姆想把她拽回家，但是联合米字衫的成员将保姆抓了起来，指控她是个肮脏的和平主义者。尤金娜接下来开始大肆抨击腐坏民主制度的危险：“在今天的英国，社会已经朽烂头顶，充斥着各种弊病、自私与好逸恶劳。富人们背叛了社会对他们的信任，他们沉湎于鸡尾酒吧与夜店的恶臭环境当中，远离了健康卫生的乡村生活。英格兰的乡间别墅是她最受人钦慕的特质之一，现在这些别墅却空空荡荡——为什么呢？因为英格兰的大家族都成群结队地搬进了城里的豪华公寓，将他们的传家遗产在离婚法庭上挥霍一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遵从船长的领导。船长是一位明智而又坚定的人，“是一名男子汉，而不是缩头乌龟。”

这部小说的基调是轻讽刺，题材则是恋爱喜剧。但是小说显然将戴安娜与尤尼媞都气得不轻。接下来四年里莫斯利都不允许南希登门造访，尤尼媞则发狠声称自己再也不会与大姐说话了。南希的小说虽然在幽默程度上仅仅比P.G.伍德豪斯略逊一筹，但是却没有再版，原因大概就是姐妹们的反对。戴安娜与尤尼媞能够忍受直截了当的共产主义反对派——杰西卡与尤尼媞的关系始终不错——但却无法容忍嘲笑与挖苦。伍德豪斯本人在二战期间曾经很幼稚地在柏林主持广播节目，但是他当年同样嘲讽过英国法西斯联盟。在《伍斯特代码》一书中——恐怕是对于两年前南希作品的致敬之作——伍德豪斯塑造了一位罗德瑞克.斯波德。这位大英救世会或者说黑短裤军的领头人是个“留着小胡子的大块头，两眼凶光毕露，六十步开外就能吓得一只牡蛎乖乖把壳张开。”热爱讽刺挖苦的国民性曾经不止一次地帮助英国不至于失足摔倒，这次就是个好例子。

不过米特福德一家的故事传递的最终信息不仅有喜剧因素，更有悲剧因素。有很多场景都可以备选成为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幕，比方说里兹代尔勋爵因为女儿们的极端立场而饱受摧残，最终沦为了一名废人；当希特勒的炸弹落在伦敦时，天生丽质的交际花戴安娜正在霍洛威监狱服刑；杰西卡更是与家里的大多数人都断绝了关系。但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幕发生在1939年9月3日慕尼黑伊萨尔河畔的英格兰花园。尤尼媞.米特福德站在一家画廊门外，掏出一支珍珠柄手枪打中了自己的头部。她既热爱纳粹德国，也热爱英国，可是如今这两个国家却开战了。无法承受这一事实的尤尼媞选择了自我了结。在她因为脑损伤而奄奄一息期间，希特勒最后一次探望了她。不过她挺了过来并被送到瑞士，之后又从瑞士被送回了英国。她的母亲在战争期间一直在照看她，直到她于1948年死于脑膜炎为止。经过康复护理之后她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语言与行走能力，也能出门探望朋友，但是她的智力却倒退回了十来岁的水平，而且还有大小便失禁的毛病。这样的结局固然很可怕，但却恶毒且精确地收束了幼稚的战前英国政治生活。米特福德一家的故事不仅撕碎了姐妹之间的私密玩笑。战争间期的英国人普遍心照不宣地认为上层阶级的政治闹剧只是做戏而已，只有下层民众才会拿着当真。这一理念同样在米特福德一家面前落了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rek_Jackson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gs_on_the_Green

无事可做之际不妨写书。1932年，时年五十七岁的丘吉尔看上去已经很老了。这一年夏天，他追随着伟大先祖马尔巴罗公爵的征战足迹，走访了好几片曾经被祖先征服过的战场。他正在为一部长篇传记搜集素材。此时他已经与保守党领导层闹翻了。全国政府成立的时候保守党领导层特意指示不要把他请回来。于是他就跑到了慕尼黑，与家里人一起住在一家酒店里。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此人是哈佛大学毕业生，艺术品商人，也是热情的纳粹党人。此前米德福德家的女儿们能够面见希特勒全靠他牵线搭桥。汉夫施丹格尔很想让两位伟人——丘吉尔先生与希特勒先生——会晤一下。他带来了好消息：绝大多数下午希特勒都会来到丘吉尔一家下榻的酒店坐一坐。丘吉尔觉得这项安排有点意思，于是同意与希特勒聊上几句，尽管他并不太喜欢准元首的反犹观点。不过希特勒最终决定这次见面没有必要。他告诉汉夫施丹格尔丘吉尔已经下台了，现在他说话已经没人听了。汉夫施丹格尔颇为大胆地反驳道希特勒目前的处境也是这样。后来他声称与丘吉尔会面的想法让希特勒感到很紧张。几天之后丘吉尔一家人就离开了。

假设这两个人当真见了面，他们的饭后闲谈内容一定会十分值得一听。早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很久，丘吉尔就开始密切关注纳粹运动的兴起，并且警告人们纳粹的胜利将会危及欧洲和平。除非是眼里只有丘吉尔的脑残粉才会声称自从他离开自由党以后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前文中我们提到他直到二十年代晚期都在奉行十年规则，将国防开支占全国财富的比例压到了当代史上的最低水平。他一意孤行地反对《印度治理法案》，尽管这份法案立场温和而且仅仅只是暂时措施，但是却彻底搅乱了他的浪漫主义心态。稍早一点的时候他还疑神疑鬼地担心布尔什维克要在英国发动叛乱——不过说句公道话，他对于苏联的看法一直都还算靠谱。所有这一切都被人们看在了眼里。1936年，鲍德温曾经与唐宁街十号的员工们以及日记作家汤姆.琼斯开玩笑，声称早晚有一天他要“说上几句”关于丘吉尔的意见——并不是长篇大论，不过他打腹稿已经很久了：“我要这么说：温斯顿降生那一天，众多仙女围绕着他的摇篮，赐予了他一件又一件礼物——想象力、口才、勤奋、办事手腕等等。然后有一位仙女说道：‘谁也无权享有这么多礼物。’于是她把温斯顿抱起来使劲摇晃了一通，然后判断力与智慧这两件礼物就从他身上掉了下来。所以尽管我们很乐意听取他的观点，但却并不打算接受他的建议。”这番话基本上表达了当时一般人对于丘吉尔的看法。他去牛津大学宣讲裁军问题，学生们纷纷对他报以嘲笑。在保守党中央理事会的一次集会上，其他与会者无不对他冷嘲热讽，搞得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在下院里，认为他作风粗鲁且夸夸其谈的托利党与反对党议员们更是隔三差五就要敲打他一顿。绝大多数报纸都高调评价了麦克唐纳与鲍德温不允许他重返政府的决定。工党持续不断地攻击他是个反动派战争贩子。德国大使抱怨丘吉尔对待希特勒的态度过于失礼，丘吉尔的许多老朋友——包括伦敦德里勋爵与罗瑟米尔勋爵在内——也认同这种说法。总而言之此时的他当真沦为了孤家寡人。

但是在涉及德国的问题上，丘吉尔很早就开始发表意见，丘吉尔的意见全都是正确的，而且丘吉尔还是个倔脾气。自从希特勒掌权之后，丘吉尔就一直在毫不动摇地主张增强军备。他依然像从前那样充满激情，但是现在他也在尽其所能地确保事实与数字的准确性。爱德华时代的军备竞赛主题是无畏舰，三十年代的主题则是空军。丘吉尔与各位大臣们就战机数量、德国航空工业发展现状以及飞行员训练等等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他不厌其烦地告诉下院，德国人的空军比英国政府公开主张的现状还要先进，英国空军则比英国政府乐于承认的现状还要落后。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了他的正确。丘吉尔针对全国政府的政治攻击全都基于居高临下通观全局的立场，他斥责纳粹德国是一片充斥着“战争精神”的土地，到处都是“遭受无情虐待的少数族裔”。纳粹将文明社会的价值弃如敝履，是非对错的评判全都“仅仅基于种族”。谁也不能说他误解了德国的局势。尽管他从未见过希特勒，却似乎很清楚希特勒的所思所想。但是在三十年代初期，这样的洞见却令他饱受非议。公共舆论普遍认为他是个走火入魔的人，一心想要发动一场不可理喻的复仇，甚至还存着夺权的心思。

尽管如此，此时的丘吉尔却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大批爱国且不守规矩的公务员们为丘吉尔提供了许多政府内部情报，凭借这些情报他开始做各位大臣们的工作。大臣们起初被丘吉尔闹得不胜其烦，然后就慢慢被他争取了过来。比方说帝国国防参谋部工业情报处的领头人戴斯蒙.莫顿【1】就是丘吉尔的关键情报源之一，此人向丘吉尔传递了大量机密文件。外交部的拉尔夫.维格拉姆【2】与他的妻子都曾为丘吉尔输送过情报，而且维格拉姆的上司罗伯特.文斯塔特爵士【3】对于手下人的小动作心知肚明。维格拉姆不惜违反全套公务员行为准则前往查特韦尔与丘吉尔见面，还会将丘吉尔请到自家做客。此人在五十六岁那年原因不明地去世了，死因要么是心脏病要么是自杀，总之令丘吉尔十分难过。文斯塔特本人同样与丘吉尔保持着密切交流。丘吉尔经常大步走进外交部，直接闯进文斯塔特的办公室，软磨硬泡地想要多了解一点最新情报，害的文斯塔特整天提心吊胆——再怎么说文斯塔特也是外交部公务员队伍的领头人，而且此时外交部依然掌握在丘吉尔的反对者手里。此外外交部的新闻主管雷金纳德.利珀【4】也是丘吉尔的情报源之一。丘吉尔的线人总数大约有二十人之多，其中还包括海陆空三军的现役军官，这些军人们非常反对现任政府迟缓绥靖缺乏想象力的做派，而丘吉尔则是他们发动反击的唯一武器。有了这些人的暗中相助，丘吉尔可谓消息灵通——他知道英军现有坦克技术以及夜间飞行训练科目多么孱弱，马耳他布置了多少高射炮，以及皇家空军地勤人员的培训水平多么低下，机翼除冰的手段，以及推进器技术的最新攻关课题。在泄露情报的外交官与商人的帮助下，他也很清楚德国航空工业的现状以及对方在英国的采购清单。一次又一次，他在公开批评政府的时候甚至比大臣们知道得更多。

有些内部情报简直能把人吓得哑口无言。比方说德国观察员们有一次获准观看最新式的皇家空军飞机，但是这些飞机完全没有准备好接受检阅，飞机上的炮塔是临时装上去的样子货，飞行员也是赶鸭子上架，为的是在德国人面前充门面。到了1937年，就连内阁都知道德国空军的战机数量与训练水平超过了皇家空军，而且丘吉尔的意见从来都是正确的。面对这位窝火老人发动的宣传攻势，鲍德温-张伯伦内阁的态度始终有些模棱两可——从一开始他们两个就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丘吉尔在一定程度上所言不虚的可能性，尽管他们都很希望他是错的。1935年丘吉尔赢得了一场选战大捷，不过鲍德温依然拒绝让他加入内阁。在写给保守党党务干事的信中，鲍德温声称丘吉尔“应当养精蓄锐，从而在日后担任我们的战时首相。”这句话并不是纯粹的挖苦。与此同时丘吉尔也在竭尽所能地向政府施压。他撰写了大量文章，还将几家报社——尤其是《每日邮报》——拉拢到了自己这一边。他在下院无休止地发言，他给各位大臣们写私信，聚拢在他身边的追随者也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哈罗德.麦克米伦与布伦丹.布雷肯这样的议员以及越来越多的报界人士。另外他还与好几名工党成员甚至少数工会领袖关系不错。他经常在萨沃伊饭店设宴款待这些人。就这样，公众意见一点一点地被他争取了过来。

1935年之后，英国开始秘密重整军备，尽管进度并不算快。许多尽心尽责的公务员都认为丘吉尔的攻击简直无法忍受。其中有一位亨利.提扎德【5】推动了英格兰南部地区无线电监测站的发展与部署，美国人日后会将这项发明简称为雷达。英国雷达网的建立要归功于两个人，一位自然是雷达技术的发明人、苏格兰科学家罗伯特.沃特森.瓦特，另一位就是看清了这项技术多么意义重大的提扎德。要是没有这两个人，不列颠之战很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至于空军本身也没闲着，筹建了一整套秘密军工厂体系，随时都可以全面投产。1936年2月，第一架飓风式战斗机的原型机进行了试飞。这款飞机的私营制造商霍克公司正确地预测了政府立场的转变，开始计划这款飞机的大规模量产。1940年的不列颠之战期间飓风将会成为英国空军的主力。这份先见之明在1936年7月得到了回报，空军一次下单订购了六百架战斗机。尽管如此，政府的宣传口径在过去好几年里毕竟一直在淡化军事需求的重要性，因此工厂的重新开动与战机设计的改进都需要时间。至1939年9月皇家空军下单购买了3500架飓风，但是交货数量只有不到500架。飓风首飞之后过了几个月，R.J.米切尔设计的喷火马克1型战斗机也进行了试飞。米切尔认为喷火“是个傻乎乎的名字”。他在1937年罹患癌症逝世，将这款战斗机的进一步改进工作留给了别人。第一批喷火于1938年8月交付给了皇家空军，但是超级马林公司难以应付订单总量，于是将一部分订单转包给了一家汽车公司纳菲尔德。但是纳菲尔德的努力成果并不比超级马林更好看。至1939年初只有四十六架喷火交付使用。

在其他方面，丘吉尔与大臣们玩弄的数字游戏同样造成了不良后果。为了与德国空军的优势力量相抗衡，皇家空军在三十年代后期一股脑地采用了现有一切半现代化设计，其中包括好几款到1940年就要落伍淘汰的飞机，例如命途多舛的巴特尔轰炸机与布伦海姆式轰炸机。丘吉尔与绝大多数皇家空军指挥员们依然相信轰炸机总能进入敌国领空的过时信念，因此高估了空袭轰炸的效能。二战开始之后，能够抵达柏林上空的英国轰炸机其实数量并不多，而且载弹量也不算大。就像鲍德温与绝大多数其他政客一样，丘吉尔对空袭杀伤人数的估计达到了实际数量的十到二十倍，他还相信交战双方都会使用化学武器。丘吉尔一直在不假辞色地警告人们要为下一场战争早做准备，而且人们也普遍很害怕全面空袭，因为英国并没有多少防御手段。正因为如此，英国公众对于丘吉尔的看法才如此矛盾。他是个快人快语之辈，但是他的言论却充满了恐怖与绝望。1938年弗吉尼亚.伍尔芙在日记中写道，当地邮递员认为英国人现在可能会为张伯伦欢呼，“但是再过五年我们可能就会后悔，当初真应该早点把那个独裁者希特勒干掉。独裁者的权欲没有止境，他只会变得越来越强大。”不过这位送信的哲学家接下来又补充了一句：“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还是很想要和平。人性就是这样的。”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smond_Morton_(civil_servant)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lph_Wigram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Vansittart,_1st_Baron_Vansittart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ginald_Leeper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nry_Tizard

关于1936年的逊位危机，最难理解的一点就在于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后人的记忆中居然被抬举得如此之高，达到了国家创伤的程度。毕竟当时值得担心的事情还有很多。大规模失业依然维持在吓人的高水平，独裁者正在欧洲耀武扬威，西班牙内战更是打得热火朝天。然而当时任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前来通知首相自己最近的活动时，鲍德温却呵斥道：“我希望你现在不要拿着太多外国事务来麻烦我。”此时此刻更令他忧心忡忡的麻烦是爱德华八世国王与美国离异女性华里丝.辛普森之间的情事。鲍德温花费了好几天时间与其他大臣们、他的私人朋友们以及反对党领袖们反复争执究竟应该怎么办。在长达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正常的政治活动几乎遭到了搁置。大主教们，报社老板们，议员们，著名律师们以及王室顾问们一直在与四十一岁的国王摆事实讲道理，此外这些人彼此之间同样吵得不亦乐乎。在国际广播或者互联网出现之前，大部分英国公众都不知道这个故事。当然，谣言是免不了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报纸都在不吝笔墨地详细报道国王与性感的辛普森夫人（尽管她并不算美丽）之间的浪漫情节。下院里有议员质问为什么在英国出售的外国新闻杂志的特定几页被撕掉了。心照不宣的知情人们全都不肯开口。稍微有头有脸的人物全都知道这其中的猫腻。旅居海外的英国公民们向国内发送了大量通风报信的信件。其中有一封信来自美国，收信人是《泰晤士报》的主编。这封信抱怨道，混合着污泥与粘液的雪崩已经掩埋了英国在海外的声誉。国王的行径“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扭转了普通美国人眼中大不列颠的形象，从冷静体面的领土变成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巴尔干音乐喜剧，而且伴奏音乐还是爵士乐。”

但是直到整个事件临近尾声之前，直到国王踏上逊位与流放之路之前，英国国内的报纸对于这件事都只字不提，BBC更是三缄其口。比佛布鲁克勋爵曾经被爱德华国王叫到白金汉宫，国王希望在英国彻底封锁关于辛普森夫人的第二次离婚的一切新闻，从而为他们两个的婚姻扫清障碍。用国王的话来说，辛普森夫人“身体欠佳，情绪低落，一想到自己将会恶名狼藉就心焦不已。”比佛布鲁克很爽快地答应了国王的要求，随即与罗瑟米尔一起拉拢各位报业巨头们集体保持沉默。等到这条新闻最终被捅出来，英国即将失去新任君主的时候，比佛布鲁克的《每日快报》还会与《每日邮报》合力打造一个“国王党”，企图支持国王继续抗争下去。丘吉尔也会加入他们。这帮人自视为集浪漫与英勇于一身的局外人，对抗着懦弱正统且依然由鲍德温领导的政治与宗教建制派。鲍德温自然另有看法。哈姆兹沃斯向鲍德温提出了“贵贱通婚”的理念，按照这样的安排，国王与辛普森夫人可以结婚，只不过辛普森夫人不会成为王后。鲍德温反唇相讥道，“他与他那份肮脏的报纸并不像我这样理解英国人的心态。”接下来鲍德温的另一句评语则十分贴切地解释了为什么国王的婚姻大事将会搅乱英国的领导层。“你说的很对，自从战争结束之后，关于道德、责任、自我牺牲与体面的理念确实日益衰落，但是关于国王的理念却日益增强……所以我告诉你，英国人绝对不会接受你这套安排。”

当然，我们今天并不能肯定当时的英国人到底都在想些什么。科学的民调手段当时还没有出现，也没有人组织英国民众对于这次事件进行投票表决。我们现在可以依靠的资料只有当时的日记以及对于街头人群规模的报道。总而言之，鲍德温的看法似乎要比“国王党”更贴近事实。比方说丘吉尔就因为支持国王在下院里遭到了嘲讽与呵斥。他在私下里因为国王遭到如此粗鲁的对待而气得破口大骂，甚至还流下了眼泪。在他最需要政治信誉从而推进重整军备的大计时，却遭受了政治生涯当中最丢人的一段情节。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这一回他再也不可能恢复声誉了，因为他的失算实在太严重了。离婚在当时的英国依然被视作丑闻，像辛普森夫人那样先后两次离婚更是骇人听闻的丑事。此外当时的英国人还普遍认为国家领导人的言行举止理应比一般人更加正派。日后走下王位的温莎公爵在著名的逊位广播当中声称自己要在爱情与责任之间进行近乎不可能的选择。如今的社会环境让我们倾向于认为爱情总能赢得最终胜利——甚至在1936年，美国人与其他许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在英国针对温莎公爵的民怨却十分深厚，英国人普遍认为他抛弃了自己的职责。等到整个事件终于被捅出来之后，绝大多数报纸都采取了凶狠的批判口径，甚至还有报道称有些体面的中产阶级成员干脆拒绝歌唱“天佑国王”。

鲍德温、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英联邦国家的领导人们都希望国王能主动放弃辛普森夫人。但是真正让他们心惊胆战的可能性却是国王一方面不会这么做，另一方面也不打算舍弃王位。现实历史当中的国王选择了逊位，因此人们极少讨论上述可能性的全部后果。包括鲍德温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假如国王一意孤行，必然会导致大英帝国的崩溃，因为君主正是维持帝国体制的基石。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的总理也都这样认为。假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观点相近的南非在二战开始之前就切断了他们与联合王国的正式联系，那么1939至1945年之间的故事恐怕就会是另一番面貌了。在英国内部，国王与政府将会陷入情绪激烈的对峙。鲍德温很可能会辞职。接下来将会举行大选，而两个反对党都不支持国王。按照英联邦高阶官员的预测，支持君主制的王室年俸将会遭到大幅削减，民愤也会日益高涨，最终迫使国王逊位。自从查理二世以来，这还是英国最接近彻底抛弃君主立宪体制的时刻。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猜测，但是确实解释了为什么鲍德温会对汇报海外事务的艾登不假辞色。

立宪君主的存续完全仰仗象征与符号。1936年1月28日，乔治五世国王的遗体在一小群人的护送下从国王十字车站来到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以供民众瞻仰悼念。在此之前，爱德华八世国王早已尝试了好几招象征主义手法。乔治五世国王与他的父亲爱德华七世国王都习惯于将桑德灵汉姆宫的所有钟表拨快半个小时，为的是保重国王永远不会迟到。先王尸骨未寒，新任国王就下令将钟表全都拨回了正点。他专门雇了一个钟表匠在子夜时分悄悄完成了这项工作。这一举动似乎象征着他将会成为一名不同以往的新型国王。但是一个人未必总能挑选自己的象征。这天早上，不戴帽子的爱德华八世行走在父亲的灵柩后面，他能看到棺材盖上固定着王冠的标志。运送灵柩的炮车拐弯驶进宫院的时候，两名保守党议员突然看到王冠上的马耳他十字从王冠上掉了下来。一位护送灵柩的军士长赶紧弯腰捡起十字架揣进了兜里。两名议员听到新国王发出一声感叹：“天啊！接下来还会怎么样呢？”一名议员随即向同伴半开玩笑地表示这句话不妨当做新王朝的格言。1936年12月1日，国王的恋爱风波终于登上了英国报纸。也就在这一天，一场大火焚毁了水晶宫。用一份报纸上的话来说，“就在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的伟大标志之一灰飞烟灭的这一天”，一位主教发言斥责了君主的行为，这两件事凑在一起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但是在许多方面，爱德华八世（家里人与朋友都坚持将他称作大卫）一开始看来都是一名很值得看好的君主。他虽然身材不高，但却仪表堂堂。他开口说话时并不像今天的君主那样抱有浓重的上层阶级口音，而是相当平易近人。他穿着考究，而且大多数时候都很善于倾听。对于千百万英国人来说他曾一度是现代化的象征。在英国缺乏本土魅力的时代，他就是一名光华夺目却又不摆架子的超级明星。尽管他与华里丝.辛普森的恋爱将会毁掉他的名声与统治，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将这场恋爱视为国王与现代化保持同步的又一项尝试。毕竟当时的作家与知识分子都主张两性关系应当坦诚。他的爷爷包养过情妇，而且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但是只要不在公开场合讨论这种事就一点问题也没有。爱德华八世认为这样做既陈腐又虚伪，而且毫无荣誉可言。很多人都反复告诉他只要藏着掖着就尽管可以包养情妇，唯一的禁忌就是带着情妇在公开场合“炫耀张扬”。但是爱德华八世从一开始就决心一定要开诚布公，要让辛普森夫人拥有配得上她的名分。他深爱着这位泼辣风趣、果敢自信的美国女性。不过辛普森夫人并不是一个特别上相的人，因此后世的阴谋论爱好者往往认为她掌握了一套效力非凡的房中秘术——甚至还有人认为她是男扮女装。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认识辛普森夫人的人普遍认为她富有魅力，并且承认她与爱德华八世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

不过爱德华八世本人可没这么简单。他从小生活在一个不苟言笑的家庭里，他的母亲很不擅长表达感情。至于乔治五世本人，有一则可靠性存疑的故事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对待子女的态度。国王的长兄德比侯爵觉得国王将子女教训得太狠，于是有一天与国王一起散步的时候就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一阵漫长的沉默之后乔治五世答道：“我父亲害怕他的母亲，我又害怕我的父亲。所以我也非得让我的子女怕我不可。”前文当中已经反复提到了乔治五世是个十分精明的君主。尽管外人往往认为他头脑简单，只知道一味强调着装规范，除了集邮什么都不关心，但是这只是表象而已。在他的统治期间，全世界共有五位皇帝、八位国王以及十八个其他王朝化为乌有。因此直到三十年代后期依然受人爱戴的他着实不可谓不成功。但是他为子女营造的成长环境的确只能用了无生趣来形容。爱德华八世从小挺过了这一切，还经受住了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当中严苛环境的考验，长成了一名充满活力且略显叛逆的年轻人。他骑术精湛，大胆无畏，一战期间曾经不顾一切地想要赶赴堑壕战现场。他的名字成为了冒险的同义词。就连基钦纳都抱怨他总喜欢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在二十年代受封威尔士亲王之后，他在英联邦内部四处巡游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即便在印度也是一样——当时阿姆利则大屠杀刚刚过去，访问印度的英国王室成员面临着切实的风险。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是个喜欢耍性子的人，酷爱寻欢作乐，并且一直在寻找母爱的替代品。他首先找到了一位杜德丽.沃德夫人【1】，两人在1918年3月相识。当时沃德夫人为了躲避空袭跑进了梅菲尔区的一栋公寓，碰巧威尔士亲王与几位朋友也在里面。很难说他们两个之间只是萍水相逢，因为两人总共相处了十五年。在此期间沃德夫人与丈夫分居并且离婚，威尔士亲王只要人在伦敦就一定每天都会去探望她，并且与她的子女关系很好，他们都叫他“小王子”。但是当他遇到辛普森夫人之后，立刻就以最渣男的方式抛弃了杜德丽。他再也不在杜德丽面前露面了。不知有变的杜德丽向平时一样给圣詹姆斯宫打电话，可是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哭哭啼啼的声音。这位伤心的接线员告诉她，自己有一句非常糟糕的话不知应当如何启齿：“我接到命令，不能让你把电话打进来。”日后爱德华八世还会毫无怜惜之心地抛弃掉给他找别扭的老朋友，例如他的侍从武官弗卢迪.梅特卡夫【2】。在二十年代的伦敦，他身边总是环绕着一群红男绿女，其中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小说家康普顿.麦肯齐将这帮人蔑称做“入侵者”，认为他们都是“一帮最没心肝、最耽于享乐的超富阶层，全英国最死硬且最招人恨的一帮人。”简而言之，爱德华八世不仅是个风流倜傥的现代派，还是个被娇惯坏了的公子哥。

当威尔士亲王刚开始在比亚里茨追求离婚再嫁的辛普森夫人时，她非常坦诚地承认亲王的地位是他的吸引力的一部分。后来她表示，结识威尔士亲王就好比在宝库门前念诵“芝麻开门”的咒语，一个流光溢彩的新世界随即展现在了她的眼前，她还从来没有过如此激动的经历。亲王拥有“不容错认的威仪气场。他的最微不足道的念头似乎也总会在顷刻间转变成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现实。火车要为了他而停开，游艇会凭空出现在他的面前，最豪华酒店的最上等套房永远向他敞开大门，飞机会留在地面上等待他的驾临。最让我惊叹的是，他做到这一切似乎全然不费吹灰之力。”亲王还有自己专属的玩具城堡，也就是温莎附近的贝维德雷堡。只要愿意，他随时都能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尽管亲王其实并没有酗酒与滥交的习惯，乔治五世依然感到忧心忡忡。有一次国王曾经表示：“我死了之后这孩子不出十二个月就会毁掉自己。”爱德华八世登基之后，一方面大刀阔斧地削减了廷臣与随员们的工资，另一方面又不吝钱财地购买珠宝首饰与其他礼物来取悦辛普森夫人。用他的传记作家的话来说，当时社会公众都很同情白金汉宫的员工，“这些人眼看着自己的啤酒钱遭到削减，与此同时却又经常要向辛普森夫人的公寓运送成箱成箱的香槟酒、家具或者瓷器，因此他们满腹怨气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今天记忆当中的爱德华八世是一位天然的社会改革家，他的作风与鲍德温治下充斥着保守主义的英国格格不入。不过上述事例与这些回忆并不太相容。诚然，当爱德华八世直面贫困或者其他形式的苦难时，他的良心确实总会受到触动。早在登基称王之前，威尔士亲王就是全国社会服务理事会的赞助人之一。他的行程遍及了英国国内处境最凄惨的地区，一路上都在募捐善款以及招募志愿者。他在威尔士向失业家庭赠送了土地，旨在让他们实现自给自足。他还经常探访伤残老兵。但是他最出名的访贫问苦行程发生在登基之后，而且基本上毫无意义。那一次他前往威尔士南部访问行情萧条的煤矿与关闭的炼铁厂，并且感情外露地宣称“必须要采取行动帮助这些人找到工作”。他承诺自己会竭尽所能地帮助这些人并且应对失业问题。但是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不仅没有权力这么做，而且不久之后就要永远离开英国。他早已告诉家人与鲍德温自己打算逊位了。

爱德华八世涉猎社会政策的经历至多只能算是蜻蜓点水，相比之下他对于纳粹德国的热情更值得关注。他是认真的吗？柏林方面显然是这么认为的。三十年代中期德国驻英国大使利奥波德.冯.赫施【3】尽管本人并不是纳粹党徒，但却依然向自己的雇主表示爱德华八世“对于德国抱有热切的同情”，最起码“我们可以期待英国王座上出现一位充分理解德国国情的君主。”登基之前的威尔士亲王就很反感英国外交部的反德基调。（另一方面，等到亲王登基之后，外交部也留了一手。由于担心他在贝维德雷堡将官方文件到处乱放，外交部特意拣选审查了呈交国王御览的红色公文箱里的内容。这种事迄今为止仅仅发生过这一次。）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4】甚至比赫施走的更远。此人是乔治五世的叔叔，维多利亚时代的德国缺乏青少年王子，于是他就从伊顿被打发了德国并且一直定居下来。一战之后他成为一名极右翼份子。1936年他面见国王之后将谈话备忘录交给了希特勒，其中提到了爱德华对于英德联盟的热情。接下来他还声称，“我问道国王是否希望看到鲍德温与希特勒举行会谈，他的回答如下：‘谁才是国王？是我还是鲍德温？我希望与希特勒谈一谈，在这里也行，在德国也行。请跟他这么说吧。’”我们当然可以不屑一顾地认为这些言辞只是油滑的外交官对于独裁者的奉承，尽管意大利大使以及希特勒的外交部长也提供了类似的报告。但是甚至就连一部分国王的支持者，例如托利党议员兼日记作家亨利.查农爵士【5】也认为爱德华八世“行事作风太像独裁者而且太亲德国……他反对太过分的低劣民主制度……假如他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温和的独裁者，我丝毫不会感到奇怪。”此外爱德华八十在逊位之后不久就以温莎公爵的身份携新婚妻子访问了纳粹德国。并且会见了包括希特勒在内的所有纳粹显贵。

包括纳粹高层在内的很多人都相信。爱德华八世之所以在鲍德温以及反德国党团的逼迫下放弃王位，原因在于他的政治观点。的确，希特勒在1940年夏天筹备入侵英国之际，他的爪牙正在葡萄牙诱惑或者说诱拐温莎公爵，希望他能成为一名成为潜在的傀儡统治者。丘吉尔对于这件事相当上心，最终派人急匆匆地将公爵夫妇护送到了巴哈马，公爵在那里以总督的身份度过了整场战争。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爱德华八世的逊位原因在于他是个绥靖主义者或者是个半纳粹并且因此而遭到了强迫。逊位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在当时或者不久之后都得到了关键参与者的详细记述。鲍德温极力劝说国王放弃辛普森夫人并且保留王位，他认为相反的做法非常悲哀且伤害极大。其他人则试图说服爱德华八世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暂且将辛普森夫人送到国外躲躲风头，他本人先行加冕，等到全国人民逐渐熟悉了他之后两人再团聚。前文还提到了国王的许多朋友都提出了贵贱通婚的主张。总而言之爱德华八世保留王位的机会十分充分。逊位之所以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国王决心在辛普森夫人第二次离婚之后就立即迎娶她。

至于鲍德温，他绝不是一个欺负人的恶棍。面对着比他年轻的国王，鲍德温的态度堪称耐心细致。我们之所以认为爱德华八世由于亲纳粹德国而遭到建制派密谋驱逐的说法不值一驳，最明显的原因就在于许多纳粹德国最坚定的敌人都站在国王这边——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丘吉尔，此外还有托利党大臣兼日记作家多弗.柯柏以及报业巨头比佛布鲁克。反过来说，绥靖主义者们总体而言都对国王抱有敌视态度，尽管必须指出的是就算敌视国王的人们至少也会在明面上表示他们希望国王不要逊位——尊崇君主的传统习惯并不会在一朝一夕之间就消失掉。事后看来，逊位危机对于英国来说称得上是塞翁失马。爱德华八世将王位让出来之后，他那位勤勉尽责的弟弟接替了他，英国也迎来了又一位乔治国王（他的小女儿伊丽莎白一开始很不喜欢这项变动，因为原本宁静舒适的家庭生活从此以后就被冰冷死板的白金汉宫礼节取代了）。鲍德温在首相岗位上继续坚持了一段时间，等到乔治六世国王正式加冕之后就辞职了，将权力转交给了自己的财长与长期同事内维尔.张伯伦。乔治六世将会成为一名贤王。三十年代末的逊位危机为英国除去了一位政治幼稚、生活虚荣、情感不稳定的君主。事后看来逊位危机绝不是英国的损失，反而是英国国运的神来一笔。话说得不好听一点，富兰克林.罗斯福并不是这一时期唯一一个为英国提供过重大帮助的美国人。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eda_Dudley_Ward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uity_Metcalfe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opold_von_Hoesch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Edward,_Duke_of_Saxe-Coburg_and_Gotha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nry_Channon

《原野》【1】是一份面向地产士绅阶层的杂志，也是猎狐运动与购买田庄的圣经。这份杂志的主编极少在全国舞台上亮相。但是1937年10月他在舞台上跑了一次龙套。他给外交部二号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提笔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参加国际狩猎展览会。这种事本来没什么好奇怪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或者说曾经的欧文勋爵，也就是曾经与甘地面谈的印度总督——是一位酷爱猎狐的专家。不过这份请柬的发出方是德国狩猎协会的主管洛温斯坦亲王，展览会的举办地点则是柏林。1937-1939年英德两国之间的外交象棋就这样不动声色地走出了第一招。如今我们将这盘棋局简称为绥靖。这个词的原意是寻求和平，如今则成为了耻辱与尴尬的象征。为了下赢这盘棋，众多英国政客、外交家以及许多其他人施展出了全部手段、决心乃至胆略。唯一的问题在于希特勒从一开始就打算掀棋盘。

由于绥靖政策最终酿成了恶果，英国政客们与绥靖政策的关系直到五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依然影响着英国政坛的格局——直到1964年，时任托利党首相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的名声依然因为自己当年曾经与绥靖政策沾边而遭到玷污。如今的通俗历史观十分方便地挑出了若干名政客充当罪人，认为是他们的胆怯与愚蠢赋予了希特勒得寸进尺的胆量，却忘记了绥靖政策在当时受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拥护。成千上万的民众曾经自发涌上伦敦街头为张伯伦的外交成就喝彩。从金融城到各大报纸，从私人信件到日记，到处都洋溢着对于绥靖政策的赞扬与肯定。张伯伦在下院里享受到了将近全体议员起立鼓掌的待遇。全国各地的感恩选民们向他寄去了数不胜数的感谢信与礼物——礼物包括钓竿、金表以及西装面料。三十年代的英国故事当中就属这个故事最难理解，但是这也是最不应该被后人当成肮脏秘密遮掩起来的故事。

在绥靖问题上，哈利法克斯与张伯伦是最受后人诟病的两个人。但是哈利法克斯远远算不上是个亲德派。他出生在一个富有的高派圣公会家庭，他的几名哥哥全都早夭了，他本人天生只有一只手。他在伊顿公学与牛津大学接受了教育，成为议员之后又走上了一战战场。战后他曾经抱怨自己未能获准烧掉一两座德国城镇，好让德国人长长记性。他坚持认为不管怎样都必须将德国彻底羞辱一番。身材高瘦派头十足的哈利法克斯刚刚来到贝希特斯加登的时候将希特勒误当成了侍应生，于是就脱下大衣交到了对方手里。不过哈利法克斯并不是一个认死理的人。前文提到了他对待甘地的态度远比丘吉尔更加开放。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他已经彻底反思了自己在1918年坚持要把德国打翻在地再踩上一万只脚的主张。他认为凡尔赛条约的内容并不公道，国联通过国际外交来维持和平的努力正在走向失败。所谓捷克斯洛伐克只不过是奥匈帝国的残骸而已，如今就像白条鸡一样只等着下锅了。捷克境内的德国人想要加入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不也很合情理吗？假如波兰格但斯克市的德国人也想第三帝国，为什么就不行呢？为什么德国就不能将原本属于自己的殖民地要回来呢？

身为帝国主义者的哈利法克斯并没有多大兴趣干涉其他欧洲国家的内政。这次去德国参加狩猎展览会只是个幌子，他的实际目的是拜会纳粹高层人员。这套幌子很快就被拆穿了，于是他的朋友们纷纷督促他见到希特勒之后一定要问一问德国国内最近的压迫行为是怎么回事。他根本不打算操这份闲心。他曾经漫不经心地表示，纳粹德国体系当中确实存在很多冒犯英国民意的因素，例如“对待教会的态度与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后者的冒犯程度还要轻一点，此外还有对待工会的态度。”他还认为种族主义尽管“十分强大”，但却算不上不道德。而且纳粹至少算得上是“正心诚意的反共人士”，他本人与张伯伦都很看好这一点。简而言之，派他去给希特勒送信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他此行还带去了英国外交官内维尔.亨德森爵士【2】在1937年5月写下的备忘录，其中表示允许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合并、将势力扩展到东欧以及收回殖民地并不违反英国利益。因为所有这些做法都有助于遏制俄国，而且英德开战的后果要远远更加糟糕。亨德森认为应当抚慰希特勒而不要将他当成一条疯狗，否则他当真会变成一条疯狗。值得指出的是，日后正是亨德森在1939年担任驻柏林大使期间向德国正式递交了英国的宣战书，并且承认了自己这套政策的彻底失败。这样的历史转折放在莎士比亚戏剧里都不嫌过分。

为后来的绥靖大局奠定基调的哈利法克斯访德之旅将这条信息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了希特勒。正是哈利法克斯主动提出了捷克、格但斯克以及奥地利的德语居民的问题，并且为德国独裁者留下了清晰的印象：假如不诉诸于全面战争就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英国就不会感到不满。换句话说凡尔赛条约的时代就此结束了。接下来希特勒与哈利法克斯吃了一顿气氛压抑的午餐，饭后希特勒告诉前任印度总督，最近他刚刚组织党卫军集体观看了《傲世军魂》【3】，为的是让他们看看高等种族的办事方法，此外甘地活该被枪毙。这番话吓得哈利法克斯大惊失色。其实他大可不必。他所代表的帝国不久之前还在利用空中轰炸来杀戮毫无反击之力的部落土著，帝国政府此时依然认定非洲与印度人民无力实现自治，他本人很乐意为种族主义出言辩护，而且他就像张伯伦一样并不太喜欢犹太人。以哈利法克斯为代表的一类人与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另一类人确实有所区别，但是区别并不在于前者认为种族主义理论与高等民族统治是错误的，或者说是不自然的，或者说他本人对于普世人权的看法更加进步。更确切地说，前者只是认为后者做得有些过头，而且手段有些粗暴——英国人同样认为种族之间存在等级差异，只不过犹太人与斯拉夫人的地位要比印度人与非洲人高一层。因此轰炸部落土著是一回事，查封犹太店铺又是另一回事。换言之，德国人的活干的太糙了。会见希特勒之后，哈利法克斯来到狩猎展览会现场并且见到了戈林。戈林下身套着一条皮裤，上身穿着皮马甲，头戴绿帽，一柄匕首插在腰间的红色刀鞘里。他的态度温和而又自信，在哈利法克斯看来此人十分有趣，尽管手上已经有了许多条人命，但是看上去依旧“很有吸引力”，在他眼中戈林是“一个大男孩……电影明星，庄园主，派对发起人，查茨沃思的猎场看守等等不同个性的综合体。”

如今的我们已经无法彻底理解如此清奇的思路了，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实在太可怕了，也太宏大了。曾经有人辩称绥靖政策从来都是明智且合理的策略，张伯伦之所以采用这一策略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英国国防开支常年不足。难道不是绥靖政策为英国争取到了备战时间吗？英国从1935年开始生产战斗机以及整顿军备从而对抗德国，而当时掌管财政部的正是张伯伦，难道他就没有功劳吗？难道不正是张伯伦与哈利法克斯通过拖延时间确保了英国在1940年的胜算吗？这套说辞确实相当聪明，确实包含了几分道理，并且十分诱人地推翻了既有的共识。但是这一论点得以成立的前提是绥靖政策的确是一套狡猾的战术，而战术执行人从一开始就坚信与希特勒开战不可避免，因此希望通过中欧地区的土地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从而推后西线战争的爆发时间。但是历史事实却绝非如此。张伯伦声称自己带来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时并没有自欺欺人的意思，他也确实相信希特勒是一个出言必践的人。哈利法克斯认为希特勒对待犹太人与国内异见人士的态度与英国无关，这番话同样发自真心。这两个人的确都认为战争或许当真有可能爆发，英国也的确需要整军备战，尤其是要应付空袭。但是他们同样认为纳粹德国的许多诉求都很合理，而且他们还可以永久性地买通希特勒从而维持和平。这正是他们两个想要达成的目的，尽管哈利法克斯早在张伯伦之前很久就醒悟了过来。反正英国肯定不会为了帮助欧洲犹太人甚至援救波兰而与德国开战。

另一项从反面下手来解释绥靖政策的理论认为关键在于内维尔.张伯伦。这位永远与绥靖政策联系在一起的首相是个眼界狭隘见识短浅之辈，丝毫不理解国际政治的运作方式，所以才会遭到希特勒的蒙蔽。这种看法同样是错误的。几乎每一位张伯伦的同事都认为他这个人不好相处。他喜好挖苦讥讽，性情冷淡，而且党派意识严重，但是他并不无知。身为上一代帝国主义伟人乔.张伯伦的儿子，他很清楚帝国与关税的意义。他在麦克唐纳与鲍德温两任首相手下干过财长，参与了三十年代初期以来几乎每一件涉及英国的国际事务。他负责执行了早期紧缩政策，启动了重整军备的计划，也很清楚各种涉及欧洲与帝国同事们的谈话与条约。他的弊病并不在于无知，而是在于自负。他成为首相的时候已经六十八岁了，以当时的标准来说已经相当老了。他在人生后半程全身心投入了国家政治，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并且始终认为全靠自己的辛勤工作历任首相们才能放心偷懒。他这套作风并不属于托利党，而是属于老派自由党。他在房租调控、廉价住房以及失业补助等方面推出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的冷硬经济主张。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对的。因此等到他终于走进唐宁街十号之后——他的父亲与同父异母的兄弟奥斯丁.张伯伦都没能走这么远——忍不住志得意满地吹嘘道：“首相职位是自己跑到我的怀里来的，我连一根手指都没有动一下……因为除了我之外就再没别人了。”全靠他的智慧英国才没有卷入西班牙内战，全靠他的努力英国才能安抚住墨索里尼。按照他的说法，身为财长的时候他就连一颗石子也动不得，现在“我只要抬抬手指，整个欧洲的面貌都会天翻地覆。”他的确是个很虚荣的老人。

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并非只有他自己抱有这种观点。英国还有千百万普通选民对于重整军备抱有彻头彻尾的敌视态度，他们就像张伯伦一样认为战争极其不可能爆发，而且战争当真爆发的前景也极其可怕。但是这种说法同样是在找替罪羊，只不过这一次的替罪羊是全体国民而已。英国当真是一个充满了正义感的国家，在放马后炮的时候尤其不缺乏智慧与道德考量。我们就像只问对错不问利害的小孩子一样看待最终抉择——阿道夫.希特勒，是战是和？——却忘记了绥靖是一个长达五年的缓慢过程，整个过程既不单纯也不清晰，但是在每个阶段都非常受欢迎。绥靖开始于1934-1935年，当时墨索里尼正在对阿比西尼亚虎视眈眈，而英国人依然十分钦佩这位意大利独裁者，希望他能制衡德国，甚至与英国结盟。英国政府暗中酝酿了许多协议与密谋，旨在将一部分阿比西尼亚交给意大利。这些计划与密谋导致一位外交大臣辞职，国联束手无策，意大利也遭到了禁运威胁。鲍德温很清楚，除非有可信的武力威胁撑腰，否则想要吓住一名独裁者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依然不愿意启动必需的大规模重整军备。两年前的1933年，东富勒姆举行了一次递补选举。当时希特勒已经掌权，欧洲的威胁已经显现了出来，可是全国政府的候选人依然被一位信奉和平主义的工党成员击败了。诚然，战争并不是这次递补选举的唯一主题，但是这次选举依然为鲍德温提供了足够有力的口实。事后他经常提起这次选举，将其当成反对重整军备的理由。

东富勒姆递补选举并不是仅此一次的警告。前文当中已经提到了1933年牛津大学学生会辩论上学生们如何下定决心不为国王与国家战斗，也提到了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的反征兵观点。此外1934年圣保罗大教堂的一位执事理查德.谢巴德【4】给《曼城卫报》写了一封公开信，催生了倡议和平联盟的建立。到1937年该组织已经拥有了十万余名成员。反战团体遍地开花。同样是在1934年，工党反对加强皇家空军，因为这样做会增加战争爆发的风险。第二年工党又以同样的理由反对国防白皮书提高军费开支。在这一年里，一个亲国联团体举行了一次议会以外的“和平投票”。1160万人参加了本次投票，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假如某国入侵另一国，应当首先采用制裁与外交手段加以制止，只有少数人认为万不得已之际可以考虑战争。鲍德温显然学乖了。他在1935年选举期间隐藏了大幅提升军费开支的计划。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做法：“假如我对人们说，因为德国正在重整军备，所以我们也要重整军备……我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更加笃定地让我输掉大选。”嗓门最大的英国人——未必是最聪明的那一批——极其敌视备战工作。左派共产主义者遵循了莫斯科的指示，右派的英国法西斯联盟则反对与德国或者意大利开战。

在政治性没那么强的领域，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样增强了绥靖的力量。用鲍德温的话来说，轰炸机总能飞进来。对于空袭的恐惧在三十年代中期流传甚广，无论是绥靖派还是反绥靖派都高估了德国空军的实力。军方首脑与丘吉尔都认为德国人的第一轮空袭就会杀死十五万英国人——整个二战期间死于德国空袭的英国人数都没这么多。后来德国轰炸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无情袭击格尔尼卡的新闻影像进一步加剧了这方面的恐惧。希特勒的军队开进莱茵兰的时候，英国并不想开战。弗朗哥的叛乱撕裂共和国的时候，除了左派之外谁也不想出手干预。哈利法克斯见到希特勒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显而易见的模式。英国人民反对重整军备并且支持绥靖；原本应当引领人民走向相反方向的英国政府过于关心民意，以至于不敢说硬话。将全部罪责推卸到若干名昏庸官僚头上固然再容易不过，固然是一个令人宽心的民主制度神话，但是这样一来很多人都会逃脱罪责：工党，英共，和平主义者，不愿为了重整军备而破费的商界领袖，以及千百万认为张伯伦表现出色的选民。

等到张伯伦构想出Z计划的时候——根据这项戏剧性十足的计划，他将要亲自飞到慕尼黑面见希特勒，从而阻止纳粹德国入侵捷克，并且预防战争的爆发——绥靖已经成了英国上下的习惯做法。希特勒确实是个赌徒，但是这一次他已经看过了对手的底牌。1938年的希特勒还不想与英国开战——他还没准备好——但是的确想与捷克开战。在理论上，与捷克开战会将法国与英国牵扯进来，就好像结盟国家纷纷卷入一战一样。不过在实际层面上，希特勒很清楚英国人害怕打仗。重要的事情要重复一遍：张伯伦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在有意拖延时间。他真心认为自己此次德国之行的目的在于终结“疯狂的军备竞赛”并且平息紧张局势。他并没有向内阁事先通报自己的打算，直到1938年9月14日临行前一天才放出了消息。这次访问确实搞了个轰动全世界的大新闻，这种新式外交的胆量赢得了热烈称赞。第二天张伯伦拄着著名的手杖伞来到伦敦北部的海斯顿机场，租用了一家洛克希德客机，带着一帮全都不会说德语的随员飞向了德国。这是这位老人平生第一次坐飞机跨越这么长的距离。希特勒起初被吓了一跳，还以为张伯伦打算亲自跑过来宣战。首相来到慕尼黑之后受到了纳粹举手礼与震耳欲聋的“希特勒万岁”的欢迎。张伯伦则挥帽致敬。坐了三个小时的火车之后他来到贝希特斯加登并且见到了希特勒。他对于希特勒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

这次会面可以说是世界现代史上的第一次领导人峰会，会议内容基本上就是英国人开价德国人接受。尽管双方都非常正式地表达了相互敬意，希特勒也长篇大论地声讨了捷克人的野蛮行径，但是这次会面的核心依然是张伯伦主动提出愿意接受三百万名说德语的捷克公民希望加入第三帝国的现实，并且许诺愿意迫使捷克接受这一点。他所得到的无非是一阵沉默，然后希特勒就许诺不会动用军队来解决这个问题，前提是在两国交界地区不出乱子或者德国本土不会遭受“恐怖袭击”。他还承诺这次事件一定会得到井然有序的解决。把漂亮话全都撇开之后，英国实际上出卖了这个最近自己刚刚帮忙建立的国家的领土。但是张伯伦回国之后，如此丢人的结果却得到了全国上下的热烈欢迎，因为这样一来就不用打仗了。这一幕让希特勒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两周之后在联姻地区举行的第二次峰会上，希特勒提高了自己的要价，要求德军必须立刻开进捷克苏台德地区，当地捷克军队必须在两天之内全部撤离。大惊失色的张伯伦当场提出抗议，但是此时捷克军队已经开始调动，他除了略微拖延一下时间以外并没能取得任何进展。这次他回到伦敦之后发现公众情绪发生了转变。张伯伦提出英国与法国愿意保证捷克不会抵抗并且肯定会将苏台德地区交给德国，但是德国也必须保证不使用武力。此时一直在担心张伯伦办错事的外交部越发焦虑愤怒起来。外交部高阶官员亚历山大.卡德甘【5】在日记里承认此时的英国并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但是“我宁愿失败也不愿受辱。从今往后我们在外国人面前还怎么能抬得起头来呢？埃及、印度以及其他地区凭什么继续听命于我们呢？”他的一腔怒火也搅动了他的上司哈利法克斯勋爵的良心，致使外交大臣夜不能寐，第二天他就在内阁会议上站到了张伯伦的对立面。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Field_(magazine)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vile_Henderson

【3】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1293539/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ck_Sheppard_(priest)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Cadog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