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56项工程最失败的项目—包钢，投产后连续亏损17年 -- 乾道学派

1953年初中国政府决定在包头建设一个规模为年产钢30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委托前苏联设计并提供主要设备。

54年开始研究包头矿的冶炼问题，54年3月发现含氟矿渣对粘土砖侵蚀严重，此后又进行了研究和几次试验，但未能解决包头矿的选冶问题。

54年5月1日正式成立包头钢铁公司。

55年12月，苏联提交了包钢初步设计八十八卷，56年国务院批准苏联提交的“包钢初步设计任务书”，同意包钢按年产300万吨的规模一次建成（鞍钢规模为320万吨）。57年7月，包钢厂区建设大幕拉开。58年，包钢一号高炉破土动工。59年1月19日，《人民日报》根据六中全会的精神，专门在一版发表《保证重点，支援包钢》的社论，提出了“包钢为全国，全国为包钢”的口号。

59年9月26日，提前一年建成了当时我国最大的容量为1513立方米的一号高炉，并流出第一炉铁水，10月15日周恩来亲临现场为一号高炉出铁剪彩。

高炉建成投产后，遇到一系列技术问题，难以正常生产。

60年5月1日，1号平炉炼出了第一炉钢。

63年8月2日，冶金部党组向党中央、国务院呈报《冶金部关于包钢建设方针的意见》,建议包钢仍按原设计方案建设，可先建成150万吨规模，在设计和建设中可以贯彻钢铁和稀土同时并举，并提出应彻底搞清地质资源和加强科学研究。

......

包钢在文革中问题突出，国务院于73年3月1日专门召开包钢座谈会，会议由李先念亲自主持。他在会上尖锐地指出，包钢建设二十年，投资20亿，设备拥有量20万吨，而当时月产量仅有1万吨钢，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

70年代中期开始，冶金部组织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技术攻关，到80年代初才解决包头矿的冶炼问题。

78年，包钢终于结束了连年亏损的历史。

79年，产量突破100万吨。

85年，包钢年产量达到150万吨。

86年，攻克包头矿的选矿难题。

93年，包钢钢产量达到308.03万吨。

本贴内容大部分来自《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

• 工业在一五还不错？

1955 国家批准武钢一期工程年产钢120～150万吨的初步设计规模，青山厂区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1956冶金部批准武钢续建300万吨二期工程。

1958毛泽东主席登上一号高炉炉台观看一号高炉炼出的第一炉铁水。

1959一号平炉出钢。

1960 初轧厂1150轧机试轧成功，武钢完成一期工程建设。

1964武钢进行年产钢200万吨的配套设计。

1970 武钢钢铁生产突破“双100”万吨。

1973 国家批准武钢钢铁“双400万吨”的初步设计。

1978 武钢钢铁生产突破“双200”万吨。

1983 武钢钢铁生产突破“双300”万吨。

1986 武钢钢铁生产突破 “双400”万吨。

一期工程58年投产，60年全部建成，70年尚未达到设计产量。

　　变模糊的传奇:风波中的凤凰自行车

　　1970年1月14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河南岳县天然油石厂的“天然油石”广告成为“文革”中最后一个广告，“文革”期间再无广告出现，一直到1979年，广告才在媒体上恢复刊登。但是凤凰自行车不用广告，整个70年代，它是当时所有家庭的“大件”梦想，中国最出名的自行车名牌肯定是“凤凰”，“文革”前的评比中它已经连续多届获得第一名。

　　已经70多岁的沈德出总觉得，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经历就是在上海第三自行车工作，而最复杂的经历也是那段——1976年的凤凰自行车厂反复出现“大事件”，而随着大事件，他也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

　　“那时候走在家门口的弄堂里，我穿着最时兴的灰色的确良衬衫，连里弄主任都热情地招呼我。邻居们更是尊敬地叫我沈家伯伯，其实那时候我也就40多岁——目的还不是看看我有没有办法搞到自行车票。”30年过去了，他还住在老弄堂里，家中家具显得陈旧，头发却还是梳得油亮。周围的新邻居早就不认识当年这个弄堂里最辉煌的人，昔日荣光一去不复返。

　　1976年，当时在第三自行车厂工作的沈德出印象最深的是“换货”风波。“当时凤凰的质量已经靠不住了。整天搞运动，全厂基本上没心情提高质量。”

　　沈德出当时负责处理要求换货的来信，北京西单自行车商店第一季度凤凰的换货率是38%，而且要求换的都是自行车最主要的部分，车架、车圈、车把和前叉，即所谓的“四大件”，而他处理直接寄到工厂的来信，“一个月就有1050封信要求换货”。而那些信件，在他印象中，语言全部客气得很，因为如此紧俏的物资，好不容易到手，1050封信件没有一封敢于提及退货，全部是谦恭地要求“伟大的工人师傅帮助我们”，把某个重要的部件换掉。

　　相比之下，国外市场就没有这么客气了。1975年10月，外贸简报上刊登《出口自行车质量下降严重》，遭遇国外的大量退货，主要是电镀裂纹和防锈差，“零件精度下降，车架管子弯曲”。简直浑身都是毛病，以至于当时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李先念专门批示自行车三厂要“限期解决”。

　　“刚刚抓质量没几天，就停了。”8个质量攻关组全部解散。沈德出还记得，王洪文提拔起来的当时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王秀珍亲自带队来工厂，“她是纺织女工出身，据说当年她的工厂和王洪文所在的工厂只是一墙之隔，她曾经带领女工造反派去支援王洪文，她的嗓门又尖又大，向我们宣布根本不用改进质量，因为王洪文说了，谁说质量有问题就是攻击上海，是往上海100万产业工人脸上抹黑”。王秀珍的报告传达下来:“攻击自行车质量是假，攻击文化大革命是真。”

　　当时被派遣到上海轻工业局当局党委副书记和革委会副主任的是马振龙，他原来是上海搪瓷机修厂的工人，脸很长，一直跟着王洪文造反，王管他叫“马头”，因为轻工局油水大，所以被派到那里，虽是副职，但那里的老干部根本不敢得罪他。他常年把上海的轻工业产品手表、罐头、糖果、照相机、录音机带到北京去送给王“试用，试吃”，而王洪文则将一把上海手表装在口袋里，随时送人，甚至包括人民大会堂的女服务员。

　　马振龙派了蹲点组到了自行车三厂来检查，解散了质量攻关小组。“清仓翻箱”，厂房狭窄的自行车三厂因此而停产三天，质量问题不了了之。

　　不仅仅是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当时中国自行车的质量确实也存在落后的地方，沈德出记得，整个三厂没有流水线，基本上还是一个个机器前站着工人，“像小作坊”。现上海师范大学老师、1976年在上海汽车齿轮厂工作的萧功秦也深刻地感觉到中国的工业落后，他们的厂在上海闵行，也是大厂，一个车间就有3000平方米，可是大家全部是站在车床前生产，有次厂里放日本丰田汽车的内部资料片，“我们全部都傻了。那才是自动化生产”。他觉得，在蒙昧无知的状态下还好，反正也没有比较。可是一旦知道了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就极其痛苦。

　　“凤凰”永远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工人们要常常加班。“加班其实也没有奖金，最多有点加班补贴，2毛钱，吃碗一毛钱的肉汤阳春面外还节余1毛。”因为加班多，整个第三自行车厂的工人中洋溢着普遍的自豪感。拿补贴，是当时工作的人的最“重大”的外快，复旦大学教授、当时在上海一所中学当老师的葛剑雄，还记得当时各项补贴控制严格。当时他经常出差，坐火车时，晚上23点后到第二天6点，如果没有坐卧铺，可以拿“无卧补贴”，但是一定不能早于这时间下车，哪怕夜间3点下火车，也没有这项补贴了。出差有2毛钱的误餐补贴，“觉得这笔钱真多”。

　　当时供电不正常，结果自行车厂九车间自动调整班次，搞了些灵活时间，有“弹簧班”、“交叉班”什么的，结果在一季度全上海工业生产值下降的时候，九车间产量反而增加了7%。

　　1976年4月，九车间的情况被上海市领导马天水发现了，马虽是“文革”前的老干部，但一直和王洪文等人保持密切关系。他说:“我们发现太晚了。”觉得可以把九车间树立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沈德出还记得，九车间的人被要求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报告，到市委去参加试讲，但是总是被退回来。说不要强调怎么灵活地避开停电，明确说要强调“批邓”——“我们车间人傻掉了，只能说自己觉悟不够。”

　　市委亲自出马，九车间本来组织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被改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结果电影厂、报社、电台、电视台都来了，从4月到7月，这里来了700多个单位参观。一直宣传这里是“与邓小平对着干的典型”。

　　沈德出在一次小会上说，讲讲克服困难搞生产就够了，拔太高了不好吧？没想到被人汇报上去，结果厂“革命委员会”找他谈话，让他进学习班。“不许家里人看我，只许他们一天送两顿饭。好在我根正苗红，最后说我是思想落后，把我放了。”放出来后他才知道，九车间已经成了全国闻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7月份的全国计划工作会上，上海向国务院和李先念等人开炮，27炮中，有两炮是关于九车间的。“当时大家就很震惊，觉得很荒谬，那时候已经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家早已经没有政治激情了，没有人觉得这值得骄傲，只是不敢表露。”果然没等三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件事，是恢复生产仿造英国的小轮车，“文革”时期这种车停产了，因为被人说成是“阿飞车”，而凤凰的商标也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文革”中有几年，凤凰商标被说成是反动图案，不少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商标被撬掉，用红布包着自己的自行车。

这部电影里面有这么个情节，厂子新上任的这家厂是印花厂，纺织行业的，当然是映射魔都。为了扭亏扩大销售量，降质降价，剧中人说：咱们的出口标准要求衬衫质量保证十年，人家外国人衬衫穿一年就扔，你把出口质量标准订那么高干哈？完全是浪费嘛。你把质量标准降低，成本自然也就降低了，价格当然也降下来了。另一个情节是：把机器印花改手工印花，以适应国外客商的需要，工人不理解，！我们辛辛苦苦从手工劳动进步到机械化，机器印花速度快，产量高，比人工质量稳定，次品率低…等等，为什么要倒退回手工劳动？你说都不是主人翁了你操什么闲心呢？人家外国人就认纯手工，手工劳动干的多奖金多，你工人就只管干活，主意轮不到你拿了。

一把上海手表，还装在口袋里。就算不要包装，也是鼓鼓囊囊的一大坨。老王不至于这么不注重形象吧。

谈不上完全失败。 普通民众方面受害方是陕西 ，收益者是河南搭车受益的是山西与山东。 工程与科研方面经验与技术积累太值了

《乔厂长上任记》是蒋子龙79年发表的小说，讲的是一个重型电机厂的故事，乔厂长也成了第一个在文艺作品中出现的改革者的形象。和杨在葆主演的《血，总是热的》没有任何关系，除了主题都是歌颂改革之外。

那个时代能买到“出口转内销”衣服是很有面子的事……质量好，款式新。。。

很多高档面料根本不内销。

但文章的主要内容还是可信的。

那以前，中国产品质量是有口杯的，举个例子：有一部苏联电影，里面有个情节：讲三个朋友去冬钓，一个人拿保温瓶倒热茶三人喝，介绍说，这是中国产的，我爸爸从中国带回来的，用了很多年了，还很好用。电影内容本身和中国一点关系没有，是嘲笑苏联官僚主义的，随便就给中国产品点了个赞。

后来苏东（俄东）边贸大量低劣质量的商品彻底把中国产品的名誉给连根刨了。也不过就是九十年代的事情而已。

出口转內销，那是八十年代人们对商品的追求，进入九十年代后市场上已经充斥进口货以韩国料最多，还有乡镇企业的低价商品，哪还有什么出口转内销啊！老黄历翻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