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备个查：计划生育政策演进 -- 老老狐狸

五次会议形成共识“要少生”

1980年，是中国人口政策的关键节点。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了五次人口座谈会。作为人口学研究者，我受邀参加了这五次座谈会。

第一和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规模很大，至少都是百人以上。参会人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部门：国家计委、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劳动总局、妇联等，大都是部长级别的领导，还有一些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会议由中办副主任冯文彬主持，他开宗明义，说中央准备研究人口问题，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至今仍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开会的气氛相当好，大家畅所欲言，此前也没有任何所谓的布置。

座谈会参与人员随着议题的明确慢慢减少，第四次讨论会，人员减少到二十来人，带有总结的性质，就座谈会取得的共识，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应对的政策措施。最后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同志二十多人出席，讨论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稿。会后根据提出的意见，由我来对报告做最后一次修改。平心而论，这一过程并不是如同有的文章或网上帖子所说的那样，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决定。相反，座谈会做了当时最大限度的民主讨论，和尽可能严谨的科学分析。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可不可行，是当时会议的核心议题。这是一个前提性质的命题。1980年全国人口接近十亿，显著特点是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比较轻、增长势能较强。当时普遍的社会状况是住房困难，生活必需品供给紧张，买米买布还需要粮票、布票等。劳动就业也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绝非长久之计，每年国民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被新增长人口消费掉了，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也跟不上。“要少生”成为座谈会上的共识。

记得会上有的同志颇为激动，讲全世界不到五个人就有一个中国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口?应该来一个“急刹车”。会下甚至有人问我：搞一个“无婴年”行不行?大家的愿望可以理解，但从科学的角度说，这恐怕就属于操之过急了。

其实我向来不赞成“只生一个孩子好”。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邀去一个省做报告，讲完后到附近一个村庄的独女户家庭做调查。走访的五个家庭都自愿只生一个孩子，奇怪的是我问他们为什么只生一个时，都只回答说“就是好”，“好就是好呗”。到了晚上，我和主管计生工作的副省长吃饭，他问起来时，我说，他们的回答让我想起“文革”时的一首歌，叫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从头至尾一句话，唱到最后，再唱成口号结束。

我说完这话，同桌的人都笑了，副省长不好意思地承认，这些走访的家庭是事先“打过招呼”的。然后我们和这五家独女户再聊，他们就坦言，没有男孩子会在劳动上遇到困难，还会被农村里个别人看不起，视为“绝户”等等。

我当时就说，生育一个孩子对国家民族是好，因为可以减轻国家负担;但对个人和家庭来说，如果也那么好，还给予奖励干什么呢?好事都占了，还要给奖励?这对家庭和个人是一种损失。因此，大家为了国家利益作出牺牲，国家理应给予一定补偿。这样实事求是地解释后，农民群众才会心里服气。

一个孩子会不会影响智商?

1980年座谈会上的讨论极为热烈，决策者们慎之又慎。座谈中如有一些问题引起争议，我们都会暂时休会，用十几天时间大家分头去做调查研究。

比如卫生部一位领导发言，举出民间的一种说法，叫做“老大憨，老二聪明，最机灵的数老三”。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只留下老大，没有老二和老三了，会不会引起整个社会人口的智商下降呢?此话一出，语惊四座，大家都交头接耳议论开来。是不是真的这样，必须经过分析论证。假如是真的，那就不能提倡只生一个，否则人口智商下降，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后来大家便各自去查资料、做调查，等到下次开会，就拿出了结论性的意见：“老大憨”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记得当时有的同志列举美国飞行员的材料，说美国空军飞行员中约有百分之四十是家里的老大。众所周知，空军飞行员对身体素质、科学教育素质以及反应能力要求很高，意味着第一个孩子照样有足够的智力从事复杂的工作。另外还有专家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老大憨”往往建立在大家庭的基础上，第一个孩子率先长大，自然担负着协助父母照料弟妹的义务，起到“半个爹妈”的作用，所以往往表现出忍让和憨厚。后面出生的弟弟妹妹常围着大哥大姐转，显得要更调皮些，于是给人更聪明的印象。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小细节。1982年我去美国访问时，隔壁公寓住进一位陌生的美国人，一聊才知道他是一位智商专家。有一天，他神秘地对我说，他对世界各国不同民族和种族的智商做了项研究，最后得出了一张智商表，问我要不要看。但前提是不能外传，起码排名第五位以后的不能讲出去。我接受了。这张智商表上排名前三位的，第一是犹太人，我心想这没得说，从马克思到爱因斯坦，犹太人出了多少大师啊。第二名是日耳曼人，他们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有目共睹。排第三位的，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我认真想了一下，就智商而言，这是可以认可的。

1980年我们还考虑到，计划经济将被商品经济替代，当时还没有提出市场经济的说法。在商品经济主导的时代，交换价值升值，金钱将占据重要地位，到时势必会冲击人们的传统观念，婚姻和生育观念不可避免也要随之发生改变。可以预料的是，诸如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人工流产、离婚率升高的情形，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加。这些也会改变怀孕和实际生育孩子的次序，妇女生育的第一个孩子很可能并不是怀孕的第一胎。今天看来，当时的估计并不过分，实际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控制一代人”期限已过

座谈会上的讨论结果送至中央书记处，在报告材料中，对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专家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所以当时提出的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座谈会上有人担心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不是没有理由的。在西欧、北欧一些人口较少的国家，当他们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接近零以后，确实出现了这些社会问题。我国由于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轻等特点，情况与那些国家有很大不同。

在会后提交的报告中，我们就生育率提出了低、中、高三种预测，即使以生育率下降最快、老龄化最严重的低方案而论，到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仅占全部人口的8.9%，2017年将占16.2%，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国家的水平。到2021年，每五个中国人中有一个65岁以上老人，2027年，每四个人中有一个65岁以上老人。会上就这一问题提出的意见是，要将人口老龄化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经过调查和数据分析，会上讨论达成的共识是：提倡一个夫妇生一个孩子，如果这种情况实现，老年人口虽然增长比较快一些，但未成年人口减少也比较快，两项相抵，抚养指数(每个劳动力负担的抚养人口数)在1998年以前一直是下降的。1999年以后开始上升，但要回到1980年的水平，需要到2035年。当时的预估是，二十世纪余下的二十年时间里，不存在老龄化和劳动力、兵源不足等问题。这里已将后来称之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或“人口红利”等问题提了出来。

从人口变动的角度来说，计划生育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一次机遇。我们应当充分抓住机遇，利用劳动力比较充裕、社会负担比较轻的比较优势，尽可能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改革开放后经济起飞发展很快，与这一点密不可分。当时我们是按照生育率下降最快的第三方案，提出老龄化可能达到水平的严重程度，即对老龄化可能达到的水平做了最高的估计。座谈会上，还有一位领导同志提出：如果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孩子结婚后再生育一个孩子，这个家庭不就成了老年人为四、成年人为二、少年人口为一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了吗?一时之间引来热议。有人说，四个老人怎么养活?也有人说，这一代独生子女的责任太重了，承担不起啊。

我们认为，“四二一”家庭结构中的老年人“为四”的情况，是不可能普遍存在的。假定二十五岁结婚并生育一个孩子的父母，三十五年后都活到六十岁，四十年后都活到六十五岁以上，就个案而论，这种假定是可能成立的，但就全社会而言则不可能。同样道理，“为二”的成年人，因为受到自然死亡率的影响，也要打一点折扣。“四二一”家庭结构中的第三代人“为一”是否存在呢?只有独生子女结婚后再生育一个孩子，“为一”才有可能成立。

而当时为尽量避开“四二一”这种亚家庭结构陷阱，专家们提出制定人口政策应当遵循一条原则：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因为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也自然控制了下一代成为父母的人口数量，因而可以起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为什么不能搞两代人、三代人?如果实行两代人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人口年龄结构就会向着“倒金字塔”方向转化，而这种年龄结构没有先例，实践上必然会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社会负担过重等问题。当时提出，要有计划地辅以实行社会保险。

参加座谈会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一致赞成奖励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处罚除政策允许外生育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因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奖惩办法很不统一，所以建议中央拿出一个统一的办法，尽早制定计划生育法。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性别比升高，也作为“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会上提了出来。可能有的人子嗣观念比较浓厚，要男不要女，溺死、抛弃女婴的情况可能产生，应在法律上加以禁止。

我感到遗憾的是，当初开会时达成的共识，即“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实行二十五年或最多三十年。如今期限已过，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大调整。作为一个学者，也是1980年人口座谈会的直接参与者，我有义务把这一点向公众阐明：计划生育政策并不等同于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

1980年的五次座谈会开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方向已经明朗。1980 年 9 月 25 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从1953年8月起，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就一再指示卫生部改正限制避孕和节育的政策。（42）1954年2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目前提出避孕问题是可以的，只是不要写在决议上。（43）检索《人民日报》，1949年-1952年，每年都有几篇把节制生育当作马尔萨斯主义进行批判的文章。而1953年和1954年，有两年不再有节制生育这个词汇，即不再把节制生育当作马尔萨斯主义批判，应该是体现了期间中央的态度。1954年12月，刘少奇召开国家机关节制生育问题座谈会，明确提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44）会后，中央又在卫生部的报告上批示说：

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45）

根据中央3月份明确的批示精神，卫生部在该年5月就开始举办机关干部避孕知识讲座宣传节育知识，安排避孕药具的销售工作。（46）公开出版的《避孕常识》，当年就销售了102万册。（47）卫生部、商业部和轻工部等也改变禁止生产和销售避孕药械的做法，开始在江苏省生产外用避孕药，广州第十一橡胶厂引进了一套日本避孕套生产设备开始自动化生产，天津制药厂成功生产外用避孕药栓。（48）

也就是在党中央对于节育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转变，但规定暂不登报宣传的时候，（49）邵力子和马寅初先后在公开场合表明了节制生育的主张。邵力子是国民党元老，共产党的老朋友，曾参加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任以周恩来为总理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50）邵力子早年就主张节制生育，为此写了许多文章。（51）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妇女节制会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即担任北京市妇女节制会的负责人。（52）1954年9月，邵力子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以学习宪法的名义谈论避孕问题。（53）然而，不少文章据此把邵力子当作新中国最早提出节制生育的人，是不确实的。且不说周恩来在半年前的政务院的会议上已经有过节制生育的话，按照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的说法，节制生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54）因为邵力子和邓小平都是政务院政务委员会成员，周恩来的话应该是有依据的。如果熟悉毛泽东时代党内生活的原则，就能够进一步认识到，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明确意见，这一涉及党的指导思想以及一系列重大政策的人口问题的态度转变，不仅尚未进入政治局的邓小平不会有那样的观点，就连刘少奇也不敢贸然召开国家机关节制生育座谈会。（55）

我们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马寅初也在这个时期获悉了党对节制生育问题的认识，但是，马寅初谈论人口比邵力子晚了将近一年。在此期间，中央和卫生部已经有不少关于开展节育工作的文件。并且，大学是卫生部门宣传避孕和节育方法的重点，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应该对此有所了解或所闻。何况，马寅初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会有许多机会了解到党的领导人对这一问题发表的意见。解放前，马寅初就主张节制生育。（56）1949年以后，马寅初也一度不再提这方面的主张了。1955年7月，马寅初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第一次公开谈论人口问题，遇到不少代表的反对。

分析新华社当天的报道、隔3天校刊上的通讯，以及经过陈伯达审阅后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讲话，首先，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北大旧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仍然是周恩来在1951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经典叙述，经过七八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老教授必然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死猪不怕开水烫，这时都已经没有多大的压力了。但是，陈伯达在这里要表达的是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是长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次，3份稿件中除了新华社没点名外，其他两份稿件一致点名是冯友兰、贺麟。还有，3份稿件还都一致显示陈伯达是以哲学领域为例，而且是经过选择的两个典型，一个是治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另一个是研究康德哲学的贺麟。所以，这个地方不该有经济学家马寅初出现。退一万步，如果陈伯达在演说中确曾点了马寅初的名，即使陈伯达审阅的稿件上没有了，但校刊发表时是不敢取消的。所以，真实的情况应该是陈伯达讲演中没有点过马寅初的名。

有说康生在北大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7周年纪念会上批判马寅初。查1958年7月1日北京大学校刊，有“昨晚，陈伯达同志向师生员工作‘在毛泽东旗帜下’报告”。（103）陈伯达的报告发表在当年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半月刊第4期上，该文并不涉及点名批判的内容。康生在1958年7月16日到过北京大学，参观了物理系半导体工厂、数力系电子计算机工厂和化学系化工厂，没有召集大会作报告。（104）

所以，1958年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受到群众大字报的批评和批判，与陈伯达、康生没有关系。

　　自从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一文以来，毛泽东长期被指责因为“错批马寅初”而导致中国“多生三亿人”，这种说法至今仍然广为流传。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不断有学者指出这种说法不科学。他们争辩说，毛泽东不仅是计划生育概念的提出者，而且是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奠基人;“错批马寅初”的主要责任在康生、陈伯达，而不在毛泽东;“错批马寅初”对人口政策的影响不大;1957年至1979年间增加的3亿多人不可能都是“错批马寅初”的结果;等等。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这种说法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了。为此，本文将依次回答这样一系列问题：一、如果从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的1957年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到“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开始流传的1979年为止，中国到是否有可能少生三亿人?或者说，“多生三亿人”有多大的真实性?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否具有足够的理论说服力，足以使中国自1957年开始就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三、毛泽东与“错批马寅初”有多大关系?四、毛泽东为什么在计划生育决策上发生动摇?

　　“多生三亿人”有多大的真实性？

　　“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有一个原始版本：“批了一个马寅初，人口增长了六亿”，见之于1979年7月23日北大党委经北京市委送呈党中央的《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报告》，其中写道：“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完全是为了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为党献计献策，不料他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却遭到陈伯达、康生之流的迫害，何罪之有?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国批了一个马寅初，人口增长了六亿。”[①]这种说法因为距离事实太远而夭折。

　　实际情况是，从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的1957年，到为马寅初平反的1979年，中国人口只增长了3亿多。1957年我国人口为64563万人，1978年为96259万人，1979年为97542万人[②]，1978年、1979年分别比1957年增加31696万人、32979万人。这就是“多生三亿人”的由来。

　　但是，由此断言“多生三亿人”，就等于说拥有6亿多人口的中国在22年内只应增加不到3000万人，这几乎等于零增长。但是，这种设想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这是因为：

　　(一)由于建国初期我国人口增长迅速，并在1952年至1957年之间经历了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期，即使能从1958年开始就将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1上，我国人口仍将保持增长。

　　所谓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一般指15岁到44岁或49岁之间)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更替水平，是指一位妇女生育的子女刚好可以替代她和她的伴侣。更替水平之所以是2.1，而不是2.0，是因为考虑到子女在进入育龄前的死亡问题。

　　为什么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时人口仍有可能继续增长呢?这是因为更替水平是就子女更替父母而言的，并不是说当年的出生人口更替当年的死亡人口(从这种意义上理解“更替”，无异于说每年应出生人数取决于死亡人数，是毫无道理的。人口生产不是物质生产，不能因为存货没有用完就停产或随意减产)。由于不同年龄段上的人口数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总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上时，人口总量很少保持不变;某年总人口是增还是减，取决于这年出生人口数量与死亡人口数量的对比，但如果是事先预测的话，就应当将育龄人口数量与进入预期寿命终点的人口数量加以对比。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战乱结束、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特别是由于医疗卫生水平迅速提高，我国人口增长模式迅速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并在1952年至1957年迎来了第一个增长高峰期，年自然增长率都在20‰以上。1950年至1957年8年间，我国累计出生约16709万人。[③]这批新增人口将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陆续进入育龄。在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的情况下，他们的生育仍将带动我国人口继续增长，并且这个数字是可以大致估算出来的，应当不少于1亿。具体计算为：1966年到1979年间我国每年死亡的人口在650万左右，并且大多数年份都在650万以下[④]，任意10年死亡总数不到6500万;假定1950年到1957年这8年出生的16709万人在这期间任意10年(比如1970年到1979年)完成更替生育(当时盛行早婚早育，且生育间隔短，这种假设是很合理的)，则10年出生应该不少于16709万人，减去不到6500万的死亡人数，人口总量的增加应该不会少于1亿。因此，断言“多生三亿人”，就意味着要我国必须从1958年开始将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就连马寅初所主张的“生育两人有奖，三人有税”[⑤]也是不够的。

　　(二)由于传统生育文化和现实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要想迅速地把我国当时高达6.0左右的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乃至更替水平以下，是不可能的。

　　在1949年到1957年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在5.70到6.47[⑥]的情况下，要想一下子它降到2.1的更替水平，乃至更替水平以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其障碍不仅来自传统生育文化，更来自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

　　在当时，人们在传统经济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早婚早育、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生育观念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条件下，经济严重地依赖于劳动力，加上天灾人祸不断、医疗水平低下、社会保障严重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形成了以早生、多生、生男子为主要特征的生育文化。这种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因为经济社会条件发生变化而马上发生变化。

　　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也在某种程度上起着鼓励生育的作用。从生产方面来看，当时的工农业生产除了重工业部门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外，农业轻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劳动力的追加投入。从就业和分配来看，就业在城市由统一安排，农村由集体统一安排，无失业之忧;分配则带有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色彩，在城市实行八级工资制，在农村实行基本口粮和评工记分、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制度;这种就业和分配制度在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对于确保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鼓励生育的效应：一方面就业无忧，另一方面劳动力越多，家庭可支配的工资、粮食等等就越多，因此多生孩子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同时，实行这种就业和分配制度，加上人民的生活水平被压得很低，也意味着计划生育工作几乎没有经济手段可用。

　　此外，当时绝大多数人是羞于谈论性话题的，就连说服人们接受节育手术或采取避孕措施，都存在不小的麻烦;人口生产又不同于物质生产，在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期内必须以家庭为单位实现，不像物质生产可以通过国有化、集体化来克服自发性;因此，在当时要推行计划生育，就不能不经过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就不能不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期，立竿见影是不可能的事情。最有说服力的是，80年代以来，我国对计划生育不可谓不高度重视，而且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行又多出了罚款等经济手段，但整个80年代也没将能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降到更替水平是1990年的事情，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

　　(三)由于计划生育工作已经于60年代初启动，1957年至1979年人口只增长3亿多，已经初步体现了计划生育的成果，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发挥作用的余地。

　　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因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主张计划生育的，所以批判“新人口论”就等于批判计划生育。这种想法是很武断的，似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垄断了对计划生育的解释权。实际上，当时很多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文章都是主张节育的，而且往往指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给节育泼了污水。他们主张节育的依据，主要是周恩来在八大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到的“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⑦](当时，毛泽东1956年至1957年关于计划生育的一系列谈话没有公开发表)自然，仅仅从保护妇幼健康的角度谈节育，无疑会影响计划生育的力度，但也足以说明对马寅初的批判并没有导致计划生育政策的中断。同样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在马寅初被批判的过程中，1958年国家还出版了《节制生育宣传手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避孕常识》等宣传节育、计划生育的书籍。[⑧]1958年3月28日至4月2日，卫生部还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节育工作汇报会。

　　如果说前面所提到的还是务虚工作的话，那么国家对计划生育工作的真抓实干从60年初就开始了。1962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被业内人士视为里程碑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文件开篇就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文件还强调：“决不能把我国提倡节制生育，同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混为一谈。”[⑨]这后一句话是为了排除人口理论上的争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干扰。1965年9月，在城市计划生育初见成效之后，中共中央在当时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指示：计划生育的重点应当转向农村。[⑩]

　　从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来看，六七十年代取得的主要进展有：(1)自上而下建立了专门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1962年末，卫生部妇幼卫生司设立了计划生育处。1964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兼任主任。1963-1964年，全国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计划生育行政领导机构。(2)提出了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和相应的生育政策。周恩来提出要在20世纪内把我国的人口增长率降到1%以下，各省市也制定了相应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的近期和远期目标。生育政策方面，1963年2月周恩来开始提出“一对夫妇生两个就够了”的想法，一些地方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和“晚、少、稀”的口号，这种口号在1973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的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上被确立为全国的生育政策。(3)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节育技术指导，明确了计划生育经费的开支渠道;加强了避孕宣传，改善了避孕药具的供应，为计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1964年4月，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财政部《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开支问题的规定》，将计划生育费用列入国家和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计划之内。(4)总和生育率从1964开始逐渐下降。1963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创造了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达到了7.50个，但1964年以后基本上呈逐年下降趋势，1964年6.18个，1965年6.08个，1966年6.26个，1967年5.31个，1968年6.45个，1969年5.72个，1970年5.81个，1971年5.44个，1972年4.98个，1973年4.54个，1974年4.17个，1975年3.57个，1976年3.24个，1977年2.84个，1978年2.72个。[11]

　　就像海绵里的水一样，只要去挤，总是会有的;但如果已经挤过了，以后再挤，可以挤出来的水就不会多了。对于从1957年起就执行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假设，也应该这样看。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有的人口学者批评“多生三亿人”的说法是“违背人口学基本常识的最大笑话”。[12]还有人口学者以发达国家为参照指出，就是“多生两亿人”也根本不能成立。“1960年，中国的人口(66207万人)和苏、美、日、英、西德、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家人口的总和(66357万人)差不多(相差150万人)。1977年中国人口(94974万人)比这些国家人口(合计为78640万人)多增加了16484万人，1980年多增加了18183万人。这就是说，经过20多年，中国比这些发达国家多增加的人口数不仅不是3忆人，就是2亿人也远未达到。何况这些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到70年代中后期人口自然增长率降的很低很低，有些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接近零，个别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即使我们国家在50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也绝对达不到发达国家60 ~ 70年代的低出生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水平。”[13]

　　不过，正如一些反对“多生三亿人”说法的人口学者、人口工作者也承认的，如果从1957年开始就认真抓计划生育工作，我国的人口形势肯定会比后来要好一些。

　　现在的问题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否有足够的理论说服力，使我国从1957年开始就认真地抓计划生育工作呢?

　　“新人口论”的理论说服力究竟如何？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而不仅仅是指他1957年发表的《新人口论》这本小册子。“新人口论”不仅体现在《新人口论》这本小册子中，而且体现在1959年发表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等文献中。

　　不管谁强调控制人口，他心目中一定有一个理想人口或者适度人口，因为现实的人口规模或增长速度与心目中的适度人口相偏离，所以才要控制，而适度人口又是服务一定的经济或政治目标的。那么马寅初“新人口论”的目标是什么，其追求的适度人口又是什么呢?

　　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均产出量、人民生活水平，是“新人口论”的目标。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强调自己与马尔萨斯立场的不同就在于：“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措施出发，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14]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中，他又指出，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人均产量方面赶超美国，中国也应该在人均产量方面赶超英国，而不是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有人主张把中国的人口提高到九亿、十亿，食物还是够吃的，讲到食物够吃不够吃，那是回到马尔萨斯的老路去了。我不讲食物够吃不够吃，我讲的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能不能保证全国人民早些走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15]在适度人口理论中，与劳动生产率、人均产出量、人民生活水平(这三者不是一回事，但其区别在适度人口理论分析中常常是忽略不计的)最大化相适应的人口，被称作经济适度人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实际上在追求一种经济适度人口。

　　至于对控制人口必要性的论述，“新人口论”主要是从以下几点着手的：

　　(1)强调人口增长过快与资金积累的矛盾。这是《新人口论》这本小册子的核心观点。马寅初指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因人口多，所以消费大，积累小。”“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他还指出，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加强技术装备，因此还需要加速积累资金。甚至连加强科研、解决粮食问题也被归结为资金积累：科研只有以服务工业化的需要为目标，并借助于工业化提供的技术装备，才能迅速发展，而工业化的发展需要资金积累;农业的发展需要治理自然灾害，需要修建三门峡水电站这样的水利工程，因此也需要资金积累。[16]

　　(2)强调机械化、自动化的“减人”效应。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以苏联援建的第一座大型机械化仓库为例指出，机械化、自动化将大大提高节约劳动力，会让原来95% 的人无事可干，只好多办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中小企业来安排就业，而这与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应该搞大工业是相矛盾的。另外，当年增加的1300万人，能安排在工业中的不过100万人，其余的1200万要安排在农村就业;受资金短缺制约，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短期内不能提高，而生活水平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难免影响工农关系。[17]

　　(3)强调人口增长过快影响轻工业原料的供应。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指出，轻工业需要农业提供原料，客观上存在着粮食争地的问题，两者之间需要求得一个适当的平衡。若人口无限增殖，这一平衡将被破坏，因为粮食必须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直接影响到轻工业，间接影响到重工业。[18]

　　(4)强调人口增长过快影响生活水平提高。在1958年2月发表 《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中，马寅初以四川省内江县双井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例，强调了人口增长过快影响粮食消费水平提高的事实，“社里粮食年年增产，可是有些社员粮食消费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社员在讨论中发现原来是人口增加太快，全社去年一年就增加五十二人，需要消费粮食三万一千多斤，要平均每亩多增产二十七斤才能够吃。”[19]

　　(5)强调生产单位人员过多，会造成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中，马寅初援引淮南矿务局工人的大字报指出： “人多了造成五多：思想问题多，生活问题多，工作扯皮多，官僚主义多，窝工浪费多。”[20]

　　(6)强调现代科学技术对人口质量的要求，并强调人口数量无法替代先进装备的作用。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中，马寅初针对“人多可能生产更多，积累更多”的“人手论”观点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相当的知识文化，“这些人不在乎再多，而在于精。”他援引苏联科学家的一篇文章说，计算机的效率高于计算员2万倍，但这不等于说2万名计算员可以替代计算机的工作，因为需要计算机处理的计算具有连续性，这样的工作不能由2万人同时动手，而只能交给一个计算员去做;同时需要计算机处理的问题往往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一个计算员需要花上十年时间。由此他挖苦“人手论”者说，如果敌机带着氢弹来了，不使用装备计算机的雷达制导的导弹进行拦截，必然伤亡惨重，片面鼓吹人多的好处等于用战争消灭人口，这是变相的马尔萨斯主义。[21]

　　应当说，“新人口论”从实现经济适度人口的角度论述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必要性，对于打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口问题的苏联教条、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口问题，是有开创意义的。当时，我国在人口问题上的认识深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就是人口不断地迅速增加，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得到合理而充分地利用。[22]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是不可能把实践中遇到的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上升到理论层面的。虽然在《新人口论》诞生之前，节育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毛泽东更是于1956年底到1957年初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概念。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当时人们谈节育，考虑的主要是保护妇幼健康。毛泽东提出了计划生育概念，但主要是一种经验之谈。他与大家一样，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可能发生的矛盾，没有形成概念。“新人口论”则以一个不甚明确的经济适度人口概念，确定无疑地告诉大家，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人口问题，仍然可能发生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人口过剩。这无疑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但是，马寅初对控制人口必要性的论述是初步的，很难说是成功的。

　　首先，《新人口论》的核心观点——人口增长过快影响资金积累——是缺乏充分说服力的。固然，在人口规模超出一定限度之后可能出现生产补偿不了消费、因而有害于资金积累的现象，但在此之前必定会出现资金积累随着劳动力数量和人口规模增加而增加的现象，尽管与此同时会出现劳动生产率和人均产量下降的现象。因此，《新人口论》的核心观点对计划生育来说是不充分的，温和“人手论”的批评是有力的，“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这个写进了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的观点[23]，从实践来看是不利于计划生育的，但从理论来看，它在这个问题上与“新人口论”是平分秋色的。80年代以来流行的一种批评说，“人手论”者没有看到，人口在成为劳动力之前和丧失劳动能力之后作为纯粹消费者的一面。其实，在进行适度人口理论分析时，为简便起见，人口与劳动力的差别通常是要忽略的，马寅初也是这样做的，这决不是“人手论”者的疏忽。更重要的是，指出前述事实伤不了温和“人手论”一根毫毛：即使把一个人年幼、年老时期作为纯粹消费者这一因素考虑进来，人多生产就多、积累就多的现象在一定限度内仍然是存在的，温和“人手论”这种谨慎的表述仍然是正确的。当然，“人手论”还有一个极端版本，即认为人越多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其权威出处是《红旗》杂志1958年第9期题为《大踏步前进的九年》的社论。[24]极端“人手论”是错误的。在人口规模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即使不考虑一个人年幼、年老时期作为纯粹消费者的一面，也会出现生产补偿不了消费的情况。

　　其次，机械化、自动化的“减人效应”虽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人类的科技进步除了这种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以外，还有一种资源节约(及开发)型技术进步，比如提高粮食单产(节约耕地)的良种、化肥、农药、水利建设等等。与前一种技术的“减人”效应不同的是，这种技术具有“增人”效应，它能够在不增加耕地面积的情况下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可供养的人口数量，并通过提高已有资源的利用效率或开发出新的资源，来增加社会就业容量。其实，这种技术马寅初在《新人口论》里面也提及了。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以及1958年出版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中，他甚至对兴修水利、发展化肥生产以及“农业八字宪法”[25]有过篇幅不短的专门论述。[26]但是，为了不影响控制人口的主张，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种技术的“增人”效应，比如在《新人口论》中谈到粮食问题时只说兴修水利需要资金积累，或者在有关论述中干脆避开这种技术，比如在《新人口论》中谈到轻工业原料问题时。如果在谈到轻工业原料时提到水利、化肥等问题，经济作物与粮食争地的说法立即就成疑问了。

　　马寅初对资源节约(及开发)型技术进步的这种含糊态度，不仅损害了他对计划生育必要性所做论证的说服力，而且使得他对马尔萨斯主义撇而不清。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以1798年英国传教士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书出版而闻名于世的。它将人口生产视为人的本能，并以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为基础，杜撰了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的两个级数(比率)，“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由此它断言：贫困和罪恶是恢复人口同生活资料平衡的必要机制，济贫不会增加食物，只会增加人口，反而会使贫困加剧;任何企图通过社会改革、实现社会平等以解决失业和贫困的做法都是不能成功的。[27]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将人口问题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提出，从而奠定了人口学的基础;它所借用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在不发生资源节约(开发)型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是正确的，并且这种技术进步的潜力终将受到地球的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因而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可能性在人类历史上始终是存在的。但马尔萨斯写《人口原理》一书旨在反对法国革命及其在英国引发的社会改革思潮，马尔萨斯人口论无视或者回避科学技术进步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克服，将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可能性夸大为必然规律，以此掩盖与资本积累相联系的失业和贫困，以及其它种种矛盾，对抗革命和改良，因此是一种错误的、保守的甚至反动的理论，是社会进步的敌人。在当时中国，是学界避之唯恐不及的一盆污水。

　　《新人口论》之所以要以“新”命名，就是为了要划清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界限。马寅初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批判其动机，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目的在于为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辩护，推卸其社会责任。[28]二是指出两个级数是错误的，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由于人们节育，人口增长并不是总是超过粮食增长。[29]三是批判以瘟疫、疾病、战争等残酷的手段削减人口的主张。[30]但是，资源节约(及开发)型技术进步才是驳倒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关键，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闪烁其词，被泼马尔萨斯主义的污水，并遭遇一系列诛心之论，不完全是批判者之过。这样说是不是对马寅初太苛刻了呢?不是的，因为被吹毛求疵本来就是先知的宿命。

　　第三，其它几条控制人口的理由应该说比较勉强。双井合作社那个人口增长过快影响粮食消费水平的例子，只反映了未成年人作为纯粹消费者的影响，没有通盘考虑这些人成长为劳动力之后的贡献，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用生产单位的人浮于事论证控制人口，这个理论跨度未免过大，因为生产单位是否臃肿与人口总规模是否过大没有必然联系：在人口总规模不过剩的情况下，人浮于事的现象也比比皆是;相反，在人口总规模过剩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多设生产单位或把闲人养起来，实现生产单位的精简。现代科学技术要求高素质人才，人口数量无法替代先进装备，这只是说明了提高人口素质的必要性，并没有说明控制人口数量的必要性。

　　由此看来，“新人口论”是没有足够的理论说服力，足以使我国从1957年起就实行比六七十年代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

　　(二)初步提出计划生育的阶段(1956年10月到1957年年底)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初步认识了人口众多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他初步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思想。

　　1956年10月12日，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计划生育问题。他提出每对夫妇都应该制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的家庭计划，并与国家五年计划相配合，使人类自身生产告别无政府状态。他还提到了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的事实和节育问题。[46]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计划生育问题。

　　1957年2月14日，他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一改往日只说人多是好事的做法，提出了“中国人多也好也坏”的观点，并讲到了人口众多可能带来的安排工业、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等难题，甚至逛公园都要排队。[47]

　　同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概念，“要有计划地生育”，人口生产不能无组织、无纪律，并谈到了人口众多带来的就业、入学问题。3月1日，在马寅初在会上发表“人口多使我们的致命伤”、不实行计划生育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的一席话后，他对马寅初表示了明确的支持。[48]次日，他在这次会议的结束语提出：应该在一个时期内把人口控制在六亿，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粮食、衣服、房子、教育机会等条件供养更多的人口;政府应该设一个机构研究这个问题。

　　同年3月20日，他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粮食问题谈到了人口多的弊端：1956年我国比1949年增产粮食1400亿斤，但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1400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49]

　　同年4月30日，他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又说：我国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有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不好搞。

　　如此频繁地谈论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反映出当时毛泽东在发现新问题之后的兴奋。同样能说明这种兴奋的是把人口控制在六亿的设想，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急刹车方案。兴奋往往意味着认识的不深刻、不稳定。当“大跃进”到来时，毛泽东迅速地转变了立场。

　　(三)计划生育的决策遭受挫折的阶段(1958年1月到1959年4月)

　　在这一阶段，由于“大跃进”造成了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由于农业战线的浮夸风造成了粮食多得吃不完的假象，毛泽东对我国人口形势做出了不正确的估计，因而将计划生育的工作一再推后。

　　还在“大跃进”的酝酿过程中，毛泽东已经开始联系《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规定的三种地区粮食亩产分别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高指标，重新评估我国的人口形势。1957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做总结时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人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够吃。不过，这种人口形势估计毕竟建立在远未实现的粮食指标上，因此他并未动摇计划生育的立场，而是提出计划生育也要搞个十年计划：三年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推行。(10月25日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专门加上了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的内容)。不过，在人口控制目标上却发生了较大的松动，将六亿悄悄地变成了八亿，“不然人口达到八亿，再搞就晚了。”

　　1957年冬、1958年春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这种群众性生产运动造成了劳动力供应紧张的现象，同时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也给毛泽东留下了人多干劲大的印象，于是他开始倾向于把计划生育向后推迟。1958年1月28日，他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现在还是人多好。农民有早婚的习惯，强迫他们节育又不行，等到七亿人口就紧张起来了。邵先生之道大兴之日，是七亿人口到八亿之时。不过，他又说，节育还是要尽量宣传，工具也要制造。[50]4月15日，他在发表于《红旗》杂志创刊号上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51]5月18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讲话时又说：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占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会节育。

　　如果说这时毛泽东还因为顾虑粮食问题而有所保留的话，那么同年夏季在我国农村出现的虚报浮夸粮食产量的现象以及1958年粮食产量被严重高估(实际产量为4000亿斤，被高估为8000-10000亿斤，毛泽东一度也相信有7500亿斤)，则打消了他的这种顾虑，使得他进一步倾向于把计划生育往后推迟。8月17日，他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人口的观念要改变，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同月24日，他又在会议上说：有人说：“大国人多事难办”，看什么方法，只要方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也说：“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而这段话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补充的。[52]

　　(四)最终确立计划生育决策的阶段(1959年4月以后)

　　在对粮食与人口问题的认识回归现实的情况下，毛泽东最终确立了计划生育的决策。

　　对粮食与人口问题的认识回归现实是毛泽东最终确立计划生育决策的主要原因。1959年4月17日，他批阅了国务院秘书厅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四月初提供的两份材料，得知全国有15个省2157万人缺粮，这给他以极大的震动，使他开始从1958年的乐观情绪中猛然醒悟。4月29日，他在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中写道：“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5月6日，他甚至在接见苏联等十一国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说：“中国人很多，要吃饭穿衣。这是很麻烦的问题。”[53]

　　1959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严重困难，并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这首先应该归咎于“大跃进”这种具体实践。但从根本上来说，向重工业倾斜的产业政策制约农业的增长潜力，是当时粮食成为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在后来“三五”计划由拟议中的“吃穿用计划”变成“备战计划”时就更明显了。这是毛泽东在确立计划生育决策之后再未动摇的关键所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做好宣传和技术指导，做好避孕药品和用具的生产供应工作。

　　毛泽东本人也多次谈到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1963年5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时以很严重的语气说：“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54]1965年1月9日，当埃德加?斯诺问他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是否满意时，他说：“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同年8月20日，他在接见卫生部负责人时又说：“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1972年7月24日，他在一次谈话又说：“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55]197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中国人口太多。”[56]同年年底，他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1975年年度经济计划时又强调：“人口非控制不行。”[57]

　　因此，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决策的过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这理论、那观点只有与他对人口形势的判断相协调时才会被借用，而不会支配他对人口形势的判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温和“人手论”都在此列。“摸着石头过河”就不免发生一脚踩空的意外，1958年的这段波折就是如此。

　　综上所述，即使我国从1957年就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1957年到1979年间我国人口增长3亿多的局面也很难避免，同时马寅初对计划生育的论证是缺乏充分说服力的，因此，“错批马寅初”导致“多生三亿人”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主要是1958年，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有所批评甚至批判的，但他没有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的运动，他在计划生育决策上发生的动摇是由实践经验引发的，不是理论错误导致的，因此，用“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来指责他，是很牵强的。

　　[①] 转引自陈棻德：《周林为马寅初平反——中国批了一个马寅初，人口增长六亿》(《贵阳文史》2001年第3期。

　　[②]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彭珮云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874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司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司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

　　[⑤] 《马老在全校大会上谈人口等问题》，《马寅初全集》第十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3页。

　　[⑥]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彭珮云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874页。

　　[⑦]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⑧] 郭志仪：《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思》，《西北人口》2003年第4期。

　　[⑨]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63页。

　　[⑩]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11] 参看郭志仪：《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思》，《西北人口》2003年第4期;《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52-67页;《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彭珮云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874页。

　　[12] 郭志仪：《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思》，《西北人口》2003年第4期。

　　[13] 刘长茂：《略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人口与经济》1987年第5期。

　　[14]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15]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16]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2-13、15-19页。

　　[17]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2页。

　　[18]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19] 田雪原编：《马寅初人口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20]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页。

　　[21]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07、309页。

　　[22] 《人口学百年》，查瑞传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2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24]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彭珮云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

　　[25] “农业八字宪法”，是指毛泽东据我国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于1958年提出来的农业八项增产技术措施。即：“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肥”，合理施肥;“水”， 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

　　[26]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276、110-117页。

　　[27]参看《人口学百年》，查瑞传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9页;李宗正：《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人口原理》(马尔萨斯著)，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7页。

　　[28]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04页

　　[29]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30]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3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12页。

　　[32] 《马寅初的最后33年》，彭华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33] 《天地良知——马寅初传》，徐斌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页。

　　[34] 杨魁孚：《毛泽东人口思想初探》，《人口与计划生育》2000年第2期。

　　[35] 纪晓华：《毛泽东与计划生育》，《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

　　[36]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37]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3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158、221-225页。

　　[3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40] 梁中堂：《毛泽东人口思想研究》，《兰州商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41] 参看《人口学百年》，查瑞传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8页;牛书成：《建国初期毛泽东人口思想的形成及其成因分析》，《中州学刊》2003年第5期。

　　[42]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4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0-1512页。

　　[44]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45] 参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513、518、524、532页。

　　[46]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47]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48]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马寅初全传》，彭华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49]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50]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5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5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0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71页。

　　[5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236、248页。

　　[54]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55]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彭珮云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132-133页。

　　[5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页。

　　[57]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彭珮云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毛泽东与“错批马寅初”有多大关系？

　　提到“错批马寅初”，人们不免要往毛泽东身上联系，这很正常，因为毛泽东是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又在1958年说了一些不利于计划生育的话。但是由于缺少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特别是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运动的证据，人们虽然心存怀疑，但一般只说毛泽东在计划生育上的动摇给了康生、陈伯达可乘之机，是他们发动了对马寅初的批判运动。但也有少数人比较例外，有人公开撰文，将马寅初为计划生育而奋斗的过程描述为与毛泽东相冲突的过程，并指称是毛泽东授意批判马寅初，这种说法不仅在互联网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也被一些学者转引。有人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对马寅初的批判既不是毛泽东授意的，也不是康生、陈伯达发动的，而是北京大学师生以及《光明日报》、《新建设》的自发行为。还有人强调，毛泽东本人没有批判过马寅初。下面我们看看有关论述是否有道理。

　　指称毛泽东授意批判马寅初的典型是这样三篇内容基本雷同的文章：贺吉元：《马寅初与毛泽东人口问题的一场论争》，《中国档案报》1998年10月15日;史实：《马寅初与毛泽东的人口问题论争》，《百姓》2003年第10期;贺吉元：《新中国一场人口问题的廷争》，《档案时空》(史料版)2005年第7期。现将其关键证据罗列如下(以第一篇文章为基础，内容变动将在段尾加括号说明，非关键性文字变动忽略不计)：

　　(1)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后，马寅初为人口调查四处奔走。1954年刘少奇召集节育问题座谈会，“马寅初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然而，毛泽东的观点与马寅初完全相悖，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说，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十亿又何妨?”毛泽东表态的结果是1955年7月马寅初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提案遭到了康生、陈伯达的围攻，“由于受到毛泽东对人口问题思想和态度的影响，更由于一些人的别有用心，马寅初的提案，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第二篇没有提到马寅初参加节育工作座谈会)

　　(2)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大声疾呼计划生育，“刘少奇、周恩来等当即表示赞同。毛泽东则轻蔑地一笑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第二篇、第三篇均未采用“轻蔑一笑”，第二篇为“毛泽东则笑一笑说”;第三篇为“毛泽东说”)

　　(3)1958年下半年，“马寅初感到个人遭批判、受委屈事小，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大。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然而，他的这一恳请未被批准，没有一个与他面谈。只有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

　　(4)马寅初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之后，“后来毛泽东也看了《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

　　第一段中所提到的马寅初参加1954年12月节育工作座谈会、并为计划生育大声疾呼一事，纯属子虚乌有。这次会议的参加单位是国务院第二(文教)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宣部、全国妇联[31]，马寅初不在此列，没见过他本人提及此事(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浙江组讨论会上的事情，在《新人口论》中明确提到了)，几本马寅初传记也没有提及过此事。毛泽东说“中国人口就是再增加十亿又何妨”，应该说不完全是无中生有，不过是移花接木的结果，类似的话是毛泽东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的，“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也好办。我们的方法，反正是大鸣大放，自己管理自己。”(《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续二，1967年北京版，第60页)至于马寅初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递交提案一事，随便找本马寅初传记来翻翻，就知道真实的情况是：马寅初在浙江组讨论会上提交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书面发言稿，征求代表们的意见，由于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就收回了，根本没有作为提案提交给大会，此事与康生、陈伯达毫无关系。第二段中马寅初主动呼吁计划生育的说法是歪曲的，真实情况是马寅初响应了毛泽东。毛泽东 “轻蔑一笑” 的说法就更不值得讨论了，作者自己都不坚持了。第三段、第四段是毛泽东授意批判马寅初的关键证据，但笔者查遍正式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和非正式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北京版、1968年武汉版)，都没有找到它们的痕迹。作者好像是有意逃避查证似的，既不交代事件的具体时间，也不交代见证人(“秘书”，哪位秘书?)，而且通篇文章没有一个注释，因此极有可能是杜撰的。然而，就是这样的文章，却可以以“史实”的署名，在带有“档案”、“史料”字样的报刊上发表，并被一些学者所引用，不能不令人称奇。

　　强调批判马寅初是自发行为的主要是因在山西翼城试点“二胎”而闻名的梁中堂。他发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上的长文《马寅初事件始末》，旨在还原马寅初被过分渲染的孤胆英雄形象，其要点主要是(由于该文长达4万字，且立论新颖，材料丰富，这里的介绍和引述不可避免地较长)：

　　(1)马寅初从建国初期地位就很高，这“是理解马寅初在新中国的历史命运的枢纽”。马寅初建国前后曾担任政协筹备会成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第一届全国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等要职，经常参加国家重要政治活动。在1955年的工资定级中，马寅初被定为行政三级(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为行政二级)。在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马寅初发挥了重要作用。

　　(2)马寅初是在获悉党的领导人赞成节育后才提倡计划生育的。从1953年8月起，邓小平就一再指示卫生部改正限制避孕和节育的政策。1954年2月，周恩来在一次政务院会议上说，此事可以内部提，不做决议。同年12月，刘少奇在节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表示“党是赞成节育的”。在这种情况下，邵力子、马寅初才先后在正式场合提出节育主张。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浙江组讨论会发生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坚持节制生育的邵力子和马寅初身处高层，应该说已经获悉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张，而持反对意见的代表则相对处在国家机关较低一级的层次上，双方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央政策尚未曾向下贯彻时的一种状态。”

　　(3)1957年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新人口论》是毛泽东“讲话”以后的产物。2月27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人口生产也要有计划地进行，要设立专门机构，解决经费问题、技术问题，要做宣传。3月1日下午，马寅初在发言时的开场白是：“我听了两次毛主席的谈话，他对中国人口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也有很正确的地方，他主张我们中国人口控制在六亿左右。”

　　(4)在1958年的反保守、反浪费(简称“双反”) 运动中，马寅初因为“不谙事故，不服水土”，遭到了北大师生自发的批判，与康生、陈伯达没有关系。5月4日，陈伯达在北大60周年校庆上的讲话，当天新华社有报道，次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5月7日第一版、《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也陆续发表，三个版本的讲话都不见马寅初的名字(但是，后两份点了冯友兰、贺麟的名字)。“退一万步，如果陈伯达在演说中确曾点了马寅初的名，即使陈伯达审阅的稿件上没有了，但校刊发表时是不敢取消的。”7月1日到北大作报告的不是康生，而是陈伯达，报告发表在《红旗》半月刊第4期上，没有点名批判马寅初的内容。康生于7月16日到北京大学参观过一些系的系办工厂，没有召集大会作报告。

　　(5)1958年《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过程有人事因素掺杂其中，而且马寅初本人并非被动受害者。当时的《光明日报》不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之一，而是“各民主党派主办而由我党领导的国营的报纸”。1957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马寅初举行会议，正式撤销“向党猖狂进攻”的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职务，任命杨明轩为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了解马寅初参加《光明日报》这次改组会议很重要，因为知道这个细节，就可以知道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恩怨不仅仅是一般社会上理解的《光明日报》和一位被批判的读者、作者之间的关系，在马寅初那里还有具体负责这张报纸的杨明轩、陈此生——与他地位不差上下的、属于他所活动的同一个圈子里的两位民主人士。”《光明日报》的办报方针是“以报道和讨论文教工作为重点”，而“跟踪报道北京大学的运动动态是《光明日报》的一个亮点”。4月19日、25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北大哲学系讲师韩佳辰等人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是，马寅初很快写出了回应和反驳韩佳辰的文章。可能因为半年前曾以领导者身份参加了《光明日报》的改组会议，也可能因为《光明日报》发表了批判自己的文章，所以，马寅初把申辩和反批评的文章也送《光明日报》要求发表，”5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马寅初的《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一文，在文中，马寅初除了针对批判进行解释和辩驳以外，也对批判和辩论表示了欢迎。《光明日报》所加的“编者按”也表示“欢迎学术界以及各界人士发表意见。”于是，批判文章接踵而至。其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点名批评马寅初的文章(虽然将他与右派分子做了区分)，对批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1月29日，《光明日报》在署名为“本报编辑部”的文章中发出了休战信号。

　　(6)1959年《新建设》和《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是因为马寅初不肯休战引发的。“1959年，从中央这个层面来看，对马寅初的使用和安排与前些年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暂且不说年底触碰霉头的话，这还是马寅初颇为风光的一年。”在这一年，马寅初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多次参加高规格的外事活动，参加了毛泽东邀请的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会议，参加了国庆10周年招待会并在主席台上就座。1959年，社会上对马寅初的批判活动已经基本停下来。但是，马寅初不愿休战。他在《新建设》1959年11月号和《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 “一方面，作为当事人的马寅初不仅始终是把《光明日报》当作民主党派的报纸，而且具体在那里操作的杨明轩、陈此生都还是比自己资历浅、地位低的民主人士。事实上，那次《光明日报》改组的会议，由杨明轩、陈此生分别取代章伯钧、储安平的职务，马寅初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出席会议本身就具有送他们走马上任的含义，马寅初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有比他们较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地位低微的杨明轩、陈此生组织批判了别人一阵子，然后写了一篇自我感觉良好的文章，就此结束。但是，被批判的马寅初岂甘罢休?另一方面，将近一年的事实表明，那个批判并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待遇，说明作为领导者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放弃马寅初的迹象。所以，马寅初要借《光明日报》一年前‘本报编辑部’的短文为由头，向《光明日报》宣战：‘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你们)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马寅初撇开《光明日报》找《新建设》，不料《新建设》与《光明日报》站在了一起，马寅初的挑战引发了新一轮的批判。12月，马寅初又向《新建设》递交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在马寅初看来，自己与共产党的合作早在抗战的初期阶段，而后来的那些民主党派大都是内战时期，特别是在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才跑过来的。所以，马寅初敢于表达对包括《新建设》杂志在内的所有批判者的蔑视，继续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投递战书。不曾想，这一举动却又进一步促成了批判运动的升级。”《新建设》又联手北大党委，将战火烧到了北京大学。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北京日报》以及许多省市党委机关刊物基本上没有参与批判。《新建设》与康生、陈伯达没有关系，60年代曾顶住康生、陈伯达的压力，不发表批判杨献珍、孙冶方的文章。

　　(7)马寅初最后偃旗息鼓，不是因为被剥夺发言权，而是因为被揭发了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心理压力过大，因病退出。1960年1月11日下午，北京大学校办秘书韩苹卿揭发了马寅初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主要有：持有股票88000元(这个股本足以在后海买下13所四合院)，收取定息;出租房屋，每月收取160元房租(相当于4名工人的月收入——彭才栋注);对政府在土改期间没收他家的土地表示不满;1957年上半年，说中国将出匈牙利事件，发生第二次革命;对史良批判章伯钧、罗隆基表示不满;说“章乃器是个高明的经济学家，他说定息不是剥削是对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人在1957年均被划为右派分子)。马寅初不敢回应这些问题，只是继续讲述自己的学术观点。第二天，马寅初血压升至190，住院治疗。3月28日，国务院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其他职务一直没有非正常变动。

　　(8)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说法起源于1979年为马寅初平反之时，当时中央已经否定了康生、陈伯达。但是，把康生插手批判马寅初演变为康生指示当时的北京大学领导批判马寅初，是80年代末以后出版的马寅初传记，传记作者标示依据“北京大学历史档案”和“北京大学档案室校史档案”，但没有具体名目和卷宗编号。作者委托人两度向北大档案馆请求核实，但得到的答案是没有。

　　(9)批判马寅初的活动是北大师生、《光明日报》、《新建设》的自发行动。“像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国家干部，如果在运动中被批判都要按照干部管理的权限履行审批程序。被党组织明确决定的批判活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和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行为，批判前就有计划要达到某种预定的结果，运动后期还要对批判对象做一定的政治结论和进行组织处理。马寅初事件则不具有上述特征。”

　　我们认为：(1)本文对马寅初被批判一事的论述颇有独到之处，所涉及的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清晰的，所引用的资料都有权威出处(注释达172处)，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2)本文使被过分渲染的马寅初的孤胆英雄形象、殉道者形象褪色不少，对于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是很有帮助的;但它在还原“错批马寅初”事件时在个人恩怨上着墨甚多，并且比较突出马寅初的过失，而对双方为真理而斗争的一面交代甚少(真理不完全在马寅初一边)，似有剑走偏锋之嫌。当然，考虑到本文是在阐述一个过去被忽视的视角，矫枉过正也许是在所难免的。(3)本文对“错批马寅初”事件的自发性的论述虽然不能充分让人信服，但至少可以使人相信：即使康生、陈伯达煽动了对马寅初的批判，他们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本文从多方面证明康生、陈伯达与“错批马寅初”无关，但比较确定的其实只是他们没有通过组织程序在北大发动批判。陈伯达在1958年5月4日的讲话中敲打一下马寅初，然后主动示意不要刊载，康生1958年7月16日到北大参观时还有其它活动，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不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并不代表他不在其它场合批判或组织批判。从《新建设》抵制批判杨献珍、孙冶方，推断它当年批判马寅初不是受康生、陈伯达指示，也只是一种猜测。反过来讲，传说中的陈伯达点名批判不见诸文字，康生到北大低调行事，他们没有通过组织程序在北大发动对马寅初的批判，《红旗》杂志不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后来《新建设》抵制批判杨献珍、孙冶方，这些都说明康生、陈伯达办事还是要讲究规则的。(4)康生、陈伯达的表现，可以从侧面证明了毛泽东没有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的运动。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本文提供的这样的事实：其间马寅初的政治待遇不变，事后没有组织结论，特别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基本上按兵不动。

　　关于《人民日报》在批判马寅初问题上不积极，在一些马寅初传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比如，《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一书写道：“1959年12月24日，康生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大会，布置批判马寅初。他说：‘对马寅初过去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没有正规地搞，《人民日报》没有搞，还没有正规战，只是游击战。现在他挑战，应当应战。”[32]《天地良知——马寅初传》也有这样的一段话。[33]

　　强调毛泽东本人没有批判马寅初的主要是国家计生委前副主任杨魁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纪晓华。杨魁孚指出：“毛泽东没有发动人们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也没有发表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当然，作为党的领袖，没有制止康生等人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这是有责任的。”[34]纪晓华指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毛泽东直接批评或授意陈伯达、康生批评马寅初的史料。”[35]

　　如果康生、陈伯达没有组织批判马寅初，或者仅仅是私自组织批判，这个领导责任就不好讲了。毕竟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可能什么情况都掌握。况且在毛泽东那里，邵力子才是计划生育的首席形象代言人。他在1956年10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曾提到：“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36]1958年1月，他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曾将计划生育称为“邵先生之道”。[37]但没有听说过他提出“马先生之道”这样的说法。

　　不过，毛泽东对马寅初还是有过批评甚至批判的。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工作报告有段话不点名地批评了马寅初，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审读、修改的[38]，而且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作的报告，不能不说代表了毛泽东的看法，正如刘少奇在1954年节育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党是赞成节育的”的表态也代表了毛泽东的态度一样。这段话是：“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由此，他们对于我国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作了悲观的结论。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轻视我国组织起来了的革命的农民，因而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驳。今年我国农业的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不但彻底推翻了他们的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论断，而且彻底推翻了他们的人多了妨碍积累的论断。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39]

　　如前所述，这里所包含的温和“人手论”观点(“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是正确的，只不过所依据的事实是虚假的，这些都是不同观点的表达;但“这种思想的本质”这句话是典型的诛心之论，最大的问题是：最后一句话说错了，也说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否定农业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的可能性，他们只是反对马尔萨斯将这种可能性夸大为必然性、并用这种所谓必然性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

　　综上所述，我们倾向于认为，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主要是在1958年，毛泽东对马寅初是所有批评或批判的，但他没有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的运动。

　　毛泽东为什么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发生动摇？

　　毛泽东1958年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发生过动摇，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隐含的逻辑就是：毛泽东因为错批了马寅初，所以才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犯了错误。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说明，对马寅初的批判并没有妨碍计划生育在六七十年代的实行，因此毛泽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的动摇与“错批马寅初”没有逻辑上的联系。梁中堂提出了另一种看法，即认为是“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人口思想的“完全复归”导致了毛泽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的倒退，并指出：“1958年春天之后，毛泽东几乎再也没有主动讲过与经济计划相联系的计划生育。”[40]这种看法也是从理论层面解释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决策，并且与事实有较大出入。

　　根据我们的观察，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决策过程，基本上是受实践经验支配的，理论的影响很小，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动摇也应该这样解释。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决策，是他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作为起点的自由放任阶段(1956年10月以前)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主要致力于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此过程中，出于同马尔萨斯人口论论战的需要，他强调了“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在人口政策上持一种自由放任的态度。

　　马尔萨斯人口论从1880年开始传入我国，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人满为患”的舆论氛围，并被用作消解革命和改良的武器，因此遭到了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著名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批驳，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它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清算。[41]

　　毛泽东早年也曾受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某种影响，主要是对人满为患的担忧，这也是他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所阐述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理由之一。[42]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对革命和改良的消解作用，没见到他当时有所反应。

　　但是，到了全国解放前夕，当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等人利用马尔萨斯人口论曲解中国革命的原因，并妄想人口问题拖垮中国共产党时，身为领袖的他就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说：把发生革命的原因归结为人口太多，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古今中外发生革命包括美国的独立战争都是剥削和压迫引起的，而决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他针锋相对地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43]

　　在这里，毛泽东并没有深入清算马尔萨斯人口论，只是用事实批驳了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观点。他在肯定人的能动作用、“人多是好事”的观点的时候，也出现了将苏联经验、根据地解放区经验绝对化的偏差，对人在生产中的能动作用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的一面重视不够。

　　当然，毛泽东强调人多是好事，也有备战的考虑。1954年8月，他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说：“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们的两桩本钱。”[44]

　　不过，论战也好，备战也罢，毛泽东虽然肯定了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却从未提出过鼓励生育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上，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持一种自由放任的态度。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之后，人口增长过快与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的矛盾开始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外的邓小平、邓颖超、邵力子等人先后于1953年到1954年间，从有利于母婴健康、缓解家庭困难、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角度提出了节育问题。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节育问题座谈会，代表中共中央对节育表示了支持。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根据这次座谈会精神写成的报告，向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党委发出了适当宣传节育的指示。

　　这自然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不过，他本人当时重点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农业合作化，所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1955年下半年，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针对当时人们对合作化会导致大批剩余劳动力出现的担忧，多次根据手头的材料指出：合作化为扩大生产规模、发展多种经营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不仅为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甚至还会带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45]因此，当时他赞成节育带有观望的性质。

有关生育的经济学理论工作基本上都源于哈威.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和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Becker）的研究。莱宾斯坦认为，父母对生育子女的选择取决于子女的预期成本效益。子女的成本效益包括劳动—经济效益、养老—保险效益、消费—享乐效益等，养育孩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贝克尔在莱宾斯坦的理论基础上，引用消费者均衡理论，提出子女的净成本概念。若净成本为正值，则该边际子女相当于一般耐用消费品；若净成本为负值，则该边际子女相当于一种耐用生产品。家庭可依据净成本正负进行生育决策。以消费选择为基础的生育经济理论招致了非经济学家的很多批评。澳大利亚学者约翰。C.考德威尔（J.C.Caldwell）的“代际财富流”理论更具有人口社会学的性质。“财富流”被定义为一个人提供给另一个人的金钱、物品、服务以及担保等等。考德威尔特别强调他所讲的“财富”并不限于货币，而是具体到“食品；对现在和将来的安全感；办成一件小事的快意；随心所欲的乐趣等等。”考德威尔认为，“代际财富流”流动的方向决定了人们的生育数量，它本质上是由家庭生产方式决定的。在人口转变之前的社会里，代际之间财富的净流动是从孩子向上流向父母，因此生育是使父母收大于支，可以获取净财富的家庭行为。这种财富的流动方向助长了社会高出生率。

对于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持续“高生育率”现象（见表1），国内论者大多采用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解释范式。其中，翟振武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如果说“按劳分配”可以限制人口生育，“按人口分配”则为人口增长提供了强烈的刺激剂，因为孩子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收益十分显著。孩子从出生第一天起就为家庭带来口粮、蔬菜、柴草燃料、自留地、宅基地、紧缺工业商品的购买票证（工业卷、煤证、布票）等，而孩子对这些实物的实际消费远远低于分配的数额。同时，反哺式农村养老方式更强化了子女的经济效用，对农民来说，生育子女如同储蓄一样，抚养子女的成本是储蓄的本金，从储蓄第一天起，就可得到利息，以后利息越来越多，大大超过本金，所以农民无例外地选择了多子女养老策略。

孩子的经济效用理论对于解释集体化时期的农村高生育率现象是有效的。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李银河曾认为贝克尔解释农村养育孩子的成本与效用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农村；笔者也曾撰文强调要重视文化因素、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等多重因素对中国农村人口生育行为的综合影响；倪志伟（Victor Nee）甚至认为多生孩子是集体化时期农民有相当自主性的证据，农民用多生孩子的方式来“非正式”地反抗国家的粮食征购。这些不同的观点说明经济效用理论并不是集体化时期人口高生育率的唯一解释。本文旨在进一步探索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对农村人口生育的作用机制。

本文以地处鲁东南沿海地区的日照市L 区H 镇东村的实证资料为基础，综合利用山东省与地方的史志文献资料，讨论上述问题并论述如下观点：过去关于集体化时期高生育率研究着重于家庭经济支撑能力对生育的影响，集体化并没有提高中国农民的经济水平，但是改变了家庭经济支撑模式，由此促进了生育水平的提高。所以，不仅由子代流向父代的“财富流”可以促进家庭多育，财富的分配方式本身也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

为研究方便，首先界定家庭经济支撑能力与家庭经济支撑模式两个概念的涵义。支撑一般是指某物对另一物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力量或作用。家庭经济支撑能力是指作为一个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的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对家庭发展目标的支撑限度。家庭经济支撑模式是指对家庭在特定时空范围内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类型、结构和特点的概括。

东村地处鲁东南沿海地区的日照市L 区H 镇，属沿海丘陵地区，是传统农耕村庄。2004年有251户，730口人。对解放前东村社会基本情况的了解主要基于对本村75岁以上老人的访谈和对他们生育子女情况的数据统计。对解放后东村社会情况的了解则主要得益于东村保存相当完备的《东村文书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