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五六名全国媒体的记者直接从大西洋城的冲突现场来到了天气炎热、民风刁蛮的佐治亚州丹尼斯维尔县（当地人口共计三百六十二人）采访勒穆尔.佩恩谋杀案的审判。记者.保罗.古德看到法院门前草坪周围的楼房外墙上一共悬挂着二十三块可口可乐标语牌，草坪上还有一块碑石，上面镌刻着本地医生克劳德.朗在1842年进行了美国第一例乙醚麻醉手术的事迹。法院外墙有一道露天楼梯，通向法院二楼露台，因为法院严格执行种族隔离，二楼是黑人区。但法官还是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审判，在法官席上称赞了当地妇女俱乐部为为本周活动准备午餐菜肴的服务。

控方传唤了一连串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出庭作证，借以证明三K党二二四号支部平日里如何耀武扬威到处施暴。一名辩方律师听到证词之后却漫不经心地嘲笑道：“在佐治亚州恐吓有色人种并不是犯罪行为。”二二四号支部所在的修车厂的厂主赫伯特.盖斯特——州大陪审团拒绝对他提起诉讼——在法庭上声称，尽管他曾经给出过誓后陈述，但是现在他却将证词内容忘光了。洛蕾塔.拉基沉默地坐在证人席上，对于法庭要求她发言的指示充耳不闻，但她却无法忍受辩护精神病学家的证词。这位精神病学家声称她丈夫詹姆斯.拉基的供词源自不正常的“偏执型人格”的错觉，究其根源或许是因为拉基的头型不正并因此感到焦虑焦虑，所以他才会作证指控自己的朋友。休庭的时候拉基夫人在走廊里喊道：“医生，你是不是想说我丈夫疯了？”

辩方首席律师在9月4日星期五这一天进行了陈述。在差一点不到两个小时的陈述当中，辩方律师将被告与整个地区都描绘成了趾高气扬的大人物们的受害者，而佩恩中校与他的两位战友反而成了加害者。首席律师总结道：“虽说我不是军官，但我们都知道军官们的待遇不错。”在结语当中——“眼下我气得五内俱焚”——辩方的协理律师告诫陪审员们切莫逆来顺受，而是要挺身反抗“联邦政府不计其数的资源”与“成群结队嚎叫不休”的联邦爪牙们。这帮人从联邦调查局总部倾巢而出来到佐治亚州，奉行着同一条指令：“‘搞不到白肉就别回来！’”当天晚些时候，陪审团前往一处卡车休息站吃了晚餐。经过八十七分钟的合议，他们宣布被告塞西尔.迈尔斯和霍华德.西姆斯无罪。受辱的州当局随即中止了针对拉基的单独谋杀审判。当地法官H.C.埃克尔斯（H. C. Echols）抱怨说联邦调查局的起诉浪费了“本县数百美元成本”，而且还向联邦调查局转述了自己收到的许多恶意信件，信中扬言要将联邦调查局“从地图上抹去”，甚至就连远在日本横滨的分局都不放过。*J.埃德加.胡佛回复称本案由佐治亚州负责起诉，联邦调查局仅仅扮演了协助角色。

*【埃克尔斯写道：“这些信件……令我忧心忡忡。”他还批评了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方式：“我个人认为，你们的探员无权向盖斯特先生送上生日蛋糕……”】

当地探员打电话向联邦调查局总部报告了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周五晚上八点四十五分，陪审团吃过晚饭回来了；十点十二分，判决下达了。胡佛经常下令将有关佩恩审判的情况通报发送给白宫的沃尔特.金肯斯。9月4日也是罗伯特.肯尼迪辞职之后尼古拉斯.卡岑巴赫正式成为代理司法部长的第一天，当天早些时候他写信给约翰逊总统，声称密西西比州新成立的联邦大陪审团“肯定会引起人们的猜测”，认为联邦调查局已经破获了内斯霍巴县民权义工三人组遇害案件，但是他强调警告总统“事实并非如此”，要知道大陪审团只是乔.苏利文督察调查“执法人员与其他人相互勾结”时所采用的工具。这封警告信针对的正是约翰逊本人，因为热切的总统曾经公开预测密西西比三尸案件即将成功告破。

在同一个周五的亚特兰大，马丁.路德.金原本正在一边享受稍纵即逝的家庭生活一边筹划两周以后觐见保禄六世教皇的事宜，没成想一通电话打断了他原本的活动。电话是从重量级拳王穆罕默德.阿里的迈阿密训练营打来的，通话人是金的老相识、曾在1960年帮助他从阿拉巴马州逃税审判当中惊险脱身的芝加哥律师昌西.艾斯克里奇。近来艾斯克里奇又成为了伊斯兰国度最高领袖以利亚.穆罕默德的代理人，代表以利亚打了好几场不甚光彩的宗教自由官司，包括以利亚的儿子华莱士因为拒服兵役而入狱的案件，以及伊斯兰国度企图购买芝加哥公交车车身广告位遭到拒绝的案件。目前艾斯克里奇正在依靠以利亚的支持忙着为阿里更换商业后台。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凯瑟斯.克莱的职业活动由路易斯维尔的商业集团负责打理，艾斯克里奇则打算为如今的阿里另寻一位东家。一番寒暄之后，艾斯克里奇让自己的两位著名客户通了电话。金祝贺年轻的拳击手新婚大喜，阿里则邀请金牧师赏光出席他与桑尼.利斯顿的复赛。根据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记录，阿里随后向金保证，他“一直会与MLK保持联系，MLK是他的兄弟，（阿里）百分百支持MLK，但是与此同时又不能冒任何风险。”心情愉快的阿里敦促金“照顾好自己”并且“小心那帮白人”。

将近五年后，在得克萨斯州某法庭上，这一通礼节性电话在巨大的秘史暗室的屋门上撬开了一道裂缝。此时阿里已经因为拒绝参加越战被剥夺了重量级冠军头衔，他的上诉律师则质疑联邦调查局窃听可能影响了政府针对阿里的刑事起诉。联邦调查局的证人R.R.尼科尔斯（R. R. Nichols）作证说，1964年9月4日的这通电话是尼科尔斯在监听金本人时截获的。这标志着联邦调查局首次正式承认了针对金或者民权运动进行窃听。胡佛立即发起了全方位反击，公然否认了尼克尔斯的证词。他给专栏作家卡尔.罗文（Carl Rowan）贴上了“种族主义者”的标签，因为罗文在文章中如实指出联邦调查局窃听了金的酒店房间，“一直跟踪（他）直到他遇害为止。”他声称任何未经指明的监视活动都是由已故的罗伯特.肯尼迪一手策划的，而且金一贯行踪可疑活该遭到监视。他开除了尼科尔斯，理由是尼科尔斯在联邦调查局俄克拉荷马分局全体人员都保持沉默的时候非得满嘴跑舌头。通过上述行径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恐吓，胡佛总算压制住了公众对这个耸人听闻的话题的猜测，阻止了机密的进一步泄露。直到1975年——也就是胡佛去世三年后——国会才开始调查联邦调查局针对金与民权运动的秘密运作。

同样是在亚特兰大，正当马丁.路德.金与穆罕默德.阿里通电话的时候，非学委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就大西洋城事件之后的新进程展开了辩论。非学委的年轻资深成员们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视为“分水岭”或者“纯真的终结”，在此之后“事情就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了。”鲍勃.摩西绝望地预测道，既然民主党人已经放弃了作为全国两大主要政党之一与民权运动公开结盟的难得机会，那么今后国家政治肯定会将种族问题淹没在其他问题之下——例如秩序、城市改建与国际事务——致使种族问题的民主意义将会变得越发含糊不清。“好吧，五十年内能解决这个问题就不算慢，”摩西慨叹道。有些学生因为大西洋城扼杀了他们的热切期望而感到震惊——“我们从未想到我们的代表团会被拒绝”——而另一些学生则声称他们自始至终都知道权力掮客只会削弱他们的事业。几乎所有非学委领导人都反对约翰逊妥协方案。就连一贯持重的非学委主席约翰.刘易斯也认为这一方案打击了民权运动长期以来依靠联邦政府扶正祛邪的策略。负责非学委佐治亚州西南地区项目的查尔斯.谢罗德愤怒地抨击道，为了击败戈德华特或者安抚那些担心发生骚乱的人们，一段时间以来民权运动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得不缩减了许多正当主张。他写道：“谁掌握权力？……就让他们为这一切而负责吧……我们这个国家是由种族主义者兴建的，继承了种族主义传统，由种族主义经济维系，说的是种族主义语言，信的是种族主义宗教，奉行的是种族主义生活哲学。我们绝不能继续自欺欺人下去了。”

在场的非学委成员们全都怀抱着源自非学委发展历程的激情。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段历程，最恰当的词应当是“浓缩”。1960年非学委刚刚成立的时候只是一个以大学校园为基地、以发动静坐示威为目标的信息交换组织，只有一名领薪水的工作人员。1962年自由乘车运动之后，非学委招募了十六名毕业生担任组织干事。1963年底非学委干事人数达到了七十人，自由之夏项目结束后则总共雇佣了一百四十四名派驻外地的现场组织员，所有人拿得都是最低保障工资。非学委的最初定位是一个便于学生们互帮互助的大家庭，组织结构也基于这一理念。但是飞速扩大的组织规模与原本的组织定位以及结构之间已经出现了明显脱节。维持纯洁与积极进取这两派观点借助本次辩论展开了交锋。有人想雇佣专业的筹款人来维持暂时还算充裕的金库——仅纽约一个账户就存有十六万五千美元。另一些人则不想继续“雇佣外来人员”，希望继续依靠正在北方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种“非学委之友”后援团体。詹姆斯.福曼表示这些后援团体可以得到有关非学委行动的内部报告作为奖励，但摩西认为“问题没那么简单。”考虑到与阿尔.洛温斯坦在夏季项目上的哲学分歧，他问道：“我们对非学委的朋友们负有什么责任呢？”作为向南方提供资金和志愿者的回报，这些后援团体是否有权参与非学委的决策呢？他们能以非学委的名义在洛杉矶或者波士顿这样的城市自行发动示威吗？

参会人员隐隐分成了摩西派与福曼派。每个人都主张严明纪律，反对依赖个人魅力。摩西想要远离大西洋城所代表的一切——新闻发布会、游说、呼吁华盛顿的关注——回到“正常”的运动轨道上来，例如开办自由学校以及前往那些存在严重压迫的社区开展登记运动，从而让非学委领导人得以通过承担个人风险来巩固其在组织内部的掌控力。福曼则打算淘汰那些闯劲过剩的浪漫主义者，通过毫不掩饰地追求权力来锤炼非学委。为了围绕特定的受压迫经历组织起来，他将会拒绝那些不值得信任的大西洋城盟友们，还提议要在非学委内部向“尚未考察完毕”的新员工赋予投票权。足有百余名夏季志愿者强烈申请成为非学委的正式员工，他们表示员工工资足以让他们放弃下一个学年的校园生活。

讽刺的是，眼下非学委面临的最迫切选择在亚特兰大辩论各方看来都很有光彩。之前贝拉方特承诺过要在夏天结束后为夏季项目的领导层安排一次解压度假之旅，现在他信守了自己的诺言，打算安排十个人前往非洲旅游，人选由他们自行决定。福曼试探性地宣布了他心目中的初步人选，包括约翰.刘易斯、非学委亚特兰大总部的朱利安.邦德和露比.多丽丝.史密斯、负责密西西比计划的鲍勃.摩西与唐娜.摩西、佐治亚州的唐.哈里斯、阿拉巴马州的普拉西亚.霍尔，或许还有福曼本人。摩西提出反对，认为不该特殊照顾自己，但他的意见被否决了。马里恩.巴里提议增加马修.琼斯作为自由歌手的代表；阿肯色州项目的白人志愿者比尔.汉森（Bill Hansen）也加入了进来，从而为代表团实现种族融合。

这份十人名单引发了不小的反对声浪。福曼解释说这份名单的用意在于涵盖整个领导层，但是反对意见并未因此而平息下去。反对者们指出，获选人员全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好几个人都会说法语，在他们的目的地几内亚可谓如鱼得水；可是以范妮.路.哈默为代表的没什么文化的佃农们却再次遭到了毫无道理的排斥。非学委在大西洋城就曾经抗议过民主党高层封杀哈默的做法，如今怎能尤而效之呢？福曼表示哈默的住址太偏远，而旅行团的出发时间又太切近，恐怕来不及为她办理出国手续以及注射黄热病疫苗。这条理由遭到了反对者们毫不留情的呵斥，于是哈默就成为了本次非洲旅行团的额外成员。接下来各位具体事务负责人们处理了一系列拖延未决的问题——1965年的南方夏季项目应当如何开展，陷入困境的当前项目要如何处理，某员工丢失了汽车该怎么办，是否应当购买一栋办公楼，非学委今年秋季的内部改选如何进行，密州自民党下一步的活动重点是什么，以及如何将一位名叫伦道夫.巴特（Randolph Battle）的同事从奥尔巴尼监狱援救出来。尽管摩西与其他几位代表团成员都不太放心在非学委正处于变革边缘的关键时刻出国旅游，但是这个由十一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还是于9月11日经塞内加尔飞向了几内亚。

初次投入非洲母亲怀抱的一行人心中全都充满了敬畏之情，哈默尤其看得两眼发直，令旅伴们忍俊不禁。在哈默看来，那么多的权威要职——飞行员、海关审查员、礼宾员、银行出纳、电视台记者——居然都由黑肤人士担任，简直就像奇迹一般难以置信。哈利与朱莉.贝拉方特夫妇安排代表团下榻在了西拉别墅，这是一片优雅的临海院落，1958年几内亚独立之前是法国历任总督的官邸。一行人刚刚进入别墅还没来得及四下里走走看看就接到了当晚前往总统府出席晚宴的邀请，然后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的专车就突然来到了别墅门前，此时哈默刚刚在自己的房间里安顿下来。

摩西、福曼和朱莉.贝拉方特都切换到了法语与总统交谈，哈利.贝拉方特则来到了哈默的屋门前敲门，哈默在门里喊道不要乱开玩笑：“我正在洗澡呢！我现在可还没准备好去见什么总统！”她慌里慌张地穿好衣服，一瘸一拐地来到客厅，身穿非洲传统款式白色长袍的杜尔总统给了她一个表示欢迎的怀抱。哈默接受了总统在自己两颊上的例行亲吻，然后十分惊讶地看到他也吻男人。在场众人将谈话切换回了英语，说着说着哈默就忍不住喜极而泣起来。想象一下吧，她告诉贝拉方特。她住在密西西比州，从未梦想过能见到一位总统。后来她又在大西洋城徒劳地恳求面见一位总统却没有结果。可是今天却有一位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家元首在她来到非洲第一天刚刚离开浴缸的时候就亲自登门拜访来了。

整个9月，来自美国的客人们围坐在一张巨大的餐桌旁吃饭，每一餐都少不了各种鲜鱼。这张餐桌俯瞰着非洲一侧的大西洋，贝拉方特像国王一样主持着宴会。身为行政人员的福曼总觉得这个代表团有些尾大不掉，不太适合进行政治简报——“在这次访问中我意识到，一个试图与当地人进行严肃深入讨论的代表团至多不能超过三个人。”——不过其他人倒是都在放松地享用着仆人们端来的葡萄酒与威士忌。只有露比.多丽丝.史密斯一个人同意像几内亚妇女那样梳成辫子，哈默拒绝了这个奇怪的习俗，因为她对自己的发型向来很挑剔。外出时代表团注意到当地十分贫困，满街都是打赤脚的穷人；当地人喜欢色彩斑斓的衣服，当地的各种艺术品也令人目不暇接。代表团成员原本对当地人抱有同宗同种的热切情谊，不过有一位当地人的吹牛却给他们浇了一盆冷水，此人声称他的曾祖父曾经“将三百多万个你们这样的人卖到那边去”。在非洲的见闻一方面深切改变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但同时也提醒了他们无论如何他们首先仍然是美国人。由于美国那边打来警告电话称非学委在领导层缺失的情况下即将陷入分裂，大部分代表都提前赶回了美国，只有两个人留了下来继续度假。

唐.哈里斯——他的亲戚在加纳的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工作——在几内亚又呆了十周，陪同约翰.刘易斯进行非学委式的访问，其间他们时而踏着红毯参加新闻发布会，时而躺在草席上打地铺过夜。两人一路穷游来到抵达卢萨卡时“身上的路费加起来只剩了一镑（二点八一美元）”，他们见证了喧闹的赞比亚独立庆典（“一个女人从看台上冲进检阅场，抱住了卡翁达博士的膝盖……”），然后又从卢萨卡继续出发，观摩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的第三十二届年度加冕仪式，走访了南非境内四处藏匿的游击队，见到了许多对他们充满好奇的非洲当地学生们——“我们讨论了各种款式匕首的利弊，点评了非洲哪个地区的女人最带劲，还半开玩笑地评选了最令我们感到气愤的白人类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走到哪个国家，两人都能发现四个月之前离开美国流亡在外的马尔科姆.X为当地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到头来两人终于在肯尼亚内罗毕的新斯坦利酒店碰上了马尔科姆。三人相处了将近两天，期间马尔科姆凭借友好的态度、时刻迸发的思想火花以及令人欲罢不能的危机意识令两名学生大为着迷。比方说他曾建议“永远背靠着墙坐着，这样你就能看到外面是谁在监视你。”两人由开罗取道巴黎离开了非洲，刘易斯在巴黎还参观了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的前妻、爵士钢琴家海兹尔.斯科特（Hazel Scott）的夜总会。到了11月，两人回到了亚特兰大，此时他们已经拟定好了一份在非学委内部设立国际事务分支的计划。

同样是在9月11日，正当贝拉方特代表团启程前往非洲时，马丁.路德.金也启程前往了德国。临行前他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他正式委托大学保管自己的个人文件。金在摩豪斯学院的导师本杰明.梅斯对于摩豪斯是否愿意保管这批文件始终不肯明确表态，这令金有些失望。不过在发布会上他对这一点仅仅轻描淡写地暗示了一句。根据金的说法，他之所以选择波士顿大学是因为自己的读博母校“很想接收这批文件并且予以充分关照，在我看来这批文件未来的确需要这样的照料……”一心想挖出大新闻的波士顿记者们很快就抛出了令金难以招架的问题：据传闻金与肯尼迪兄弟的电话通话留下了录音记录，能不能把这些录音放出来听听呢？新闻报道当中确实曾经含糊暗示过，在自由乘车运动以及梅瑞狄斯的密西西比大学入学危机期间曾有过电话窃听。不过记者们的提问完全基于一项错误的前提：是金本人——而不是肯尼迪兄弟——指使了窃听活动。对此金只能表示他不记得自己的藏品当中包括这样的录音内容，不过“我手里确实有他们两个的来信。”这句回答显然打消了记者们的兴趣。接下来记者们又反复询问了许多更加棘手的问题，例如他如何看待白人反弹现象，种族暴乱是否受到了共产主义者或者黑人穆斯林的影响，以及他是否倾向于“改变黑人一方的策略，或许别再那么咄咄逼人”。金的回答宛如外交发言一般委婉——“嗯，我认为我们承担不起不那么咄咄逼人的策略……现在某些地区或许确实有必要改变策略……但我仍然认为非暴力是被压迫人民所能获得的最有力的武器……”——不过接下来他确实把一部分记者吓了一跳。这些记者想知道为什么“针对波士顿本地学校体系的指控会招致南方黑人组团前来示威”，金则借这个话题预言非暴力运动将会扩大到北方，因为“北方也确实存在严重的种族不平等”。

发布会结束后，马丁.路德.金与拉尔夫.阿博纳西应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的邀请飞往德国参加一个文化节。9月13日星期天，金应邀前往东柏林的玛丽安基什教堂布道，可是他又忘记了将护照放在哪里，因此在柏林墙下被拦了下来，好在把关的士兵们都认识他这位国际名人，这才破例将他放过去。不到二十年前阿道夫.希特勒曾在这座风格素净的城市统治纳粹德国，今天金则在这座城市宣讲了以色列部族寻找迦南乐土的圣经寓言。在金的口中，美国人在多年之前历尽艰辛走出了“埃及”，如今又历尽艰辛穿过了种族隔离的“旷野”——“如今我们终于第一次站在了山顶”。金矗立在想象当中的山巅，审视着历史的选择：“当我们回顾这片旷野时，将会看到我们的同胞们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着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重担。许多人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许多人受到饥饿与营养不良的纠缠……许多人的灵魂都披挂着痛苦和仇恨的伤疤，这些伤疤是由拥挤的贫民窟、警察的残暴以及南方农村种植园的剥削所烙下的。还有一些人缺乏在这片全新土地上展开竞争的自信与勇气，沉迷于酗酒和绝望之中。”

展望未来，金描绘了跨种族自由的“应许之地”所面临的种种威胁。根据圣经的记述，摩西曾派遣探子去打探迦南地的虚实，探子回来禀报说，迦南地的当地土著全都体态魁梧不似凡人，相比之下“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金宣称：“我们看到了巨人。我们看到根深蒂固的政治机器控制着庞大的城市化社会，这些机器把新选民看作对于他们的权力的威胁。我们看到了自动化……贫民窟的房东……还有远比我们刚刚离开的旷野更加糟糕的贫困问题。”然后他向东德听众引用了一首民权运动赞美诗《谁也休想让我折返》（Ain’t Gonna Let Nobody Turn Me Around）：“我们终将学会像过去那样面对这些恶魔，而且我们也将战胜它们。”

布道结束后，金在柏林神学院接受了荣誉学位。他并没有意识到联邦调查局对于他即将觐见罗马教皇的请求有多么愤怒。两周之前一名调查局官员通过电话窃听得知了这一动向之后写道：“像金这样肆无忌惮的货色居然能与教皇会面，确实令人震惊。”调查局官员们随即针对梵蒂冈方面祭出了“我们以前用来阻止马丁.路德.金获得马凯特大学荣誉学位”的手段。在胡佛的指示下，助理局长约翰.马龙（John Malone）带着联邦调查的档案拜访了纽约红衣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档案内容涉及了“从颠覆与道德的角度来看，马丁.路德.金性格中的不光彩一面”。他警告说，教皇哪怕流露出最轻微的偏袒迹象都有可能促使金获得诺贝尔奖。

马龙遵循了两条命令：首先“必须要强调我们这份简报的机密性，以免将联邦调查局牵扯进来”，其次是要查证斯佩尔曼是否直接抵达了梵蒂冈，这样万一他没有到达，联邦调查局还可以使用“其他渠道”。后来马龙汇报了成功的消息并通知总部说“红衣主教对于局长如此信任他并且愿意依靠他来处理如此微妙的事务感到非常高兴并表示感谢。”斯佩尔曼不仅给教皇的国务卿、枢机主教西科尼亚尼打了电话，还向马龙保证他将亲自前往罗马，“进一步确保教皇不会因为与金进行任何接触而陷入尴尬境地。”

此时全球各地两千余名红衣主教正齐聚在梵蒂冈参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斯佩尔曼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巧合的是，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此时也悄悄来到了罗马寻求向教皇进言。他背负着像马龙一样秘密的任务，但是目的却截然相反。就像金一样，赫歇尔也主张通过跨教派联合来对抗信仰与部族之间的分歧。去年11月枢机团宣布第二次全体会议休会，借此推迟审议了一份与犹太教进行兄弟和解的声明。根据内部人士泄露给《纽约时报》的消息，从那以后教会内部的传统派系已经“大幅淡化”了奥古斯汀.比阿红衣主教为犹太教张目的历史文本。在教团内部，传统派通过注释经文与操纵政治做了不少小动作。纳粹大屠杀之前的天主教会教义历来诅咒犹太人是“弑神之族”，1960年犹太裔法国史学家、大屠杀幸存者儒略.以撒（Jules Isaac）觐见了约翰二十三世并表达了不满，此后这句话就被去除了，可是这一次传统派们却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这句话保留在了教义当中。然后到了9月，他们又在教义当中插入了一条“皈依条款”，该条款“凭借着不可动摇的信仰”三次表达了“让犹太民族与教会重为一体”的期待。

传闻当中促使犹太人改宗的条款令赫歇尔十分难受：“如果非得在改宗与死亡之间二选一的话，那我宁愿被关进奥斯维辛。”与此同时，他支持已故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设计的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持久承诺：“我们热切地祈祷这份伟大的祝福不会消失。”历史上只有极少数高阶天主教士曾经劝说过教皇更改教义纲领，做过这种事的新教徒干脆一个都没有，可是如今身为正统派犹太教信徒的赫歇尔却打算冒天下之大不韪，当面游说保禄六世。这样做自然让他心里忍不住七上八下，因为一旦失利他必将招致各方各面的反扑——阴谋论者早就在指控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的暗桩正在贿赂梵蒂冈宽恕犹太人在耶稣之死当中的罪责，而犹太教三大分支的领导人也正在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切”隔绝开来。*尽管很多人都恳求他不要走这一趟，但是赫歇尔还是出发了。临行前他也安排了一些小措施来保护自己，以免神学院同事路易斯.芬克尔斯坦拉比（Louis Finkelstein）对自己不利，然后在9月14日壮着胆子独自来到了保禄六世教皇面前。听完了赫歇尔的陈情之后，保禄六世十分庄重地在他面前的羊皮纸上重重地划了一道，抹掉了据他所称的皈依条款。

*【正统派拉比约瑟夫.索罗维奇克（Joseph Soloveitchik）曾经在《时代周刊》上驳斥了“将任何其他信仰社群视为‘弟兄’”的套近乎言论。《时代周刊》的文章题目是“拉比声称各种信仰并不相关”。】

一名与会人员记录道，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依靠言语”恢复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斗争，“然而这是一场针对一切邪恶的战争。”穆斯林国家的主教们预测，如果教会缓和对犹太人的传统反感，他们所在地区的基督教少数民族将会遭受大屠杀。流言蜚语在罗马流传。奇科尼亚尼红衣主教在会上宣称——明面上他是在代表教皇发言——去掉皈依条款的新版教义纲领草稿再次遭到撤回，令全体参会人员大为震惊。比阿的欧洲盟友随即发动了反击，向保禄六世呈交了一封痛彻心扉的请愿信，信件的开头写到“Magno cum dolore”（本着极其悲哀的心情）。最终他们成功地采用另一句祷文替代了被撤销的皈依条款：“各族人民将以同一个声音求告主的名并且‘同心合意地事奉祂’”。另一方面，比阿关于天主教会涉及犹太教的教诲的标志性修订虽然并没有得到第三次全体大会的最终通过，但是也并没有遭到全盘否定，而是留待1965年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进行投票表决。这一修订的死里逃生致使反改革派系在新闻标题当中痛苦哀叹道：“谁钉死了基督？是1964年的梵蒂冈。”

赫歇尔拉比急匆匆赶回纽约参加了9月16日日落时分的赎罪日纪念活动。同一天，亚特兰大基督教领导大会办公室宣布保禄六世教皇将在马丁.路德.金离开欧洲之前接见他。这一消息在联邦调查局听来无异于当头一棒。调查局高层当即下令进行紧急审查“以确定是否有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斯佩尔曼红衣主教的助理确实将联邦调查局的警告传达给了奇科尼亚尼红衣主教——仅就时长而言，此人在梵蒂冈的迷宫里度过的职业生涯足以与胡佛投身联邦调查局的年月相提并论——但是保禄六世依然于9月18日周五晚上在梵蒂冈图书馆与金面谈了二十五分钟，与此同时大公会议还在紧张地进行着。会谈结束后，满面春风的金出现了在媒体面前。他对美国国内绝大多数新教徒可能不赞成他与教皇接触的说法不屑一顾，并且表示教皇对美国民权运动了如指掌，对最新民权立法得到和平遵守也持乐观态度。金开玩笑说，现在教皇都能与“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家伙”坐下来聊天，这肯定意味着“新的日子即将到来”。众多媒体竞相报道了这一幕和谐景象，胡佛在华盛顿看过一段新闻剪辑之后则愤怒地写道：“教皇竟然接见了一名如此堕落不堪之辈，我感到十分惊讶。”

针对马丁.路德.金的法外监听此时已经成为了轻车熟路的勾当，以至于监听人员对于发动监听所必需的内部文件也越发草率起来。比方说在9月底，联邦调查局打算窃听第八届领导大会年会。监听人员一开始声称他们需要监控哈利.瓦赫特尔的颠覆性影响——历史学家大卫.加罗后来将这条借口称作“全新且公然的惺惺作态”——因为有两名未经证实的线人声称瓦赫特尔夫妇在四十年代曾经是左翼分子。身为斯坦利.利维森的继任者，瓦赫特尔在调查局眼中同样具有很方便的对称身份：在现实中他是金的纽约顾问，在纸面上他又是联邦调查局发动监听的万能理由。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年会召开之前瓦赫特尔突然因为另有要事决定不来了。监听人员只得在文件堆里手忙脚乱地翻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条金的父亲有美共嫌疑的早期情报来填补瓦赫特尔留下的空白。亚特兰大当地分局的探员们对金老爹都知根知底，因此一看见这条显然是胡说八道的申请窃听理由就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挖出这条理由的派系在调查局内部的确与亚特兰大的一线探员们不太对付——但是作为申请窃听许可的官僚体系伪装，这种程度的胡说八道已经很够用了。

金从罗马启程，途经西班牙与英国返回了美国。一路上他写下了几十条员工活动指示与“行政命令”，为即将到来的领导大会年会做准备。本次年会将会有五百余人参加。根据金的指示，C.T.维维安要去通知艾伦.亨利做好在本次年会上获得罗莎.帕克斯奖的心理准备，维维安要确保帕克斯作为贵宾出席年会并且“将会议项目打印出来”；安德鲁.扬将“以我的名义写信”，提醒领导大会董事会全体成员每人位领导大会捐献五十美元，作为他们整天长篇大论的代价。金本人也对节节走高的差旅费与员工电话费采取了通常的限制措施，他指出今年还没过完领导大会的开销就已经超过了六十二万六千美元的年度总收入。回国之后他首先在纽约参加了研究委员会的会议，然后匆匆赶赴辛辛那提担任了弗雷德.夏特沃斯的特邀布道嘉宾。由于走得匆忙，他还把西装外套落在了丽兹酒店的房间里。金以疲惫为由请求取消了一次社交活动，然后在9月28日来到年会举办地佐治亚州萨凡纳，入住了领导大会在曼格尔酒店预订的五十间客房当中的一间。就在一年前，何西阿.威廉姆斯在曼格尔酒店招募了行李员威利.鲍登成为全职民权义工，参与了抗议该市严格肤色界线的示威活动。

本届领导大会年会是萨凡纳在新版民权法案获得通过之后首次迎来大规模的种族融合。参会人员大都赞扬了在马格酒店得到的热情接待，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的内部电文也赞扬了酒店管理层“非常合作且可靠”的私密立场：酒店将金安排在了九零二号房间，楼上一零零二号房间的房客们正是联邦调查局的监听小队。在金入住之前，调查局的技术员刚刚在房间的墙壁里安装了三个窃听器。在为期一周的会议期间，这些窃听器与肉身盯梢的探员并没能搜集到任何对金不利的信息。对于调查局来说本次行动的唯一亮点在于避免了一起泄密威胁。年会召开期间遭到了种族隔离主义者的炸弹威胁，不过目标并不是曼格尔酒店，而是领导大会在附近的德索托举办的一场宴会，金与杰基.罗宾逊当时都在宴会现场致辞。要是酒店遭到炸弹威胁，必然要疏散全体人员，这样一来一零零二号房间里的监听小队非得暴露不可。

会场之外还发生了另外几件更贴近会议议题的事情。昌西.埃斯克里奇为新成立的南方基督教领导基金会建立了一项信托协议，该基金会的总部位于芝加哥，从根本上替代了几乎已经停转的纽约甘地协会。金手下的律师团成员都在争先恐后地为金的慈善筹款争取永久性免税待遇，埃斯克里奇这一招让他成为了同僚当中的领跑者。怀亚特.沃克的拥趸们开玩笑说金整整招募了四名助理——詹姆斯.贝弗尔、安德鲁.扬、伦道夫.布莱克威尔（Randolph Blackwell）以及何西阿.威廉姆斯——才能完成沃克一个人的工作量。金老爹听到领导大会董事会口头报告说他的儿子可能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时激动得当场跳了起来，提议将这条喜讯印刷成传单公开分发。

10月1日，金在年会上向五百名参会代表发表了讲话。金在讲话当中指出，自从紧跟在伯明翰教堂爆炸案之后召开的1963年领导大会年会以来，民权斗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且革命性的变化”。他试图描述一个颤动不休的斗争中心，法律层面的种族隔离正在这里遭到抹杀，自由的新含义也正在从这里传播开来。金在正式致辞当中重申了气势恢宏的出埃及记主题：“的确，总的来说我们已经离开了尘土飞扬的埃及土地……”他将杰弗逊宣扬的普世平等理念与圣经先知的信条搭配在一起，极其高调地采用了美国革命的意象：“我们将会迎来属于我们的福吉谷整兵，将要学会应对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夏日士兵’，甚至还将会承受本尼迪克特.阿诺德那样的有功之臣的背叛……”

比方说，金发现许多州政府正在制定“合理得令人惊讶的遵守民权法案的计划”，因此他也投桃报李，不再参加旨在测试阿拉巴马州公共设施的系统性示威活动。金预言道，随着南方各州有序地舍弃针对种族问题的公共法律，之前的非暴力见证人斗争策略将会陷入无处发力的窘境，这一标志性战术的效力也将会大打折扣，因此民权阵营必须与时俱进：“倘若我们无所事事找不到目标，大多数白人很快就会忘记我们运动开始时遭遇过怎样的不公正。”他回顾了圣奥古斯丁斗争的创痛经历，认为这场斗争体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性质，一方面“再次提醒了全国”民权法案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除了这一目标之外几乎没有在其他任何领域取得成功：“我们只能宣称自己取得了相对的胜利……”

除了领导大会的项目描述与预算数字这样的事务性内容之外，金这次发言的核心在于他诠释了在这动荡蔓延的一年里发生的三起标志性事件：密西西比州民权义工三人组谋杀案、北方城市的种族骚乱以及正在进行的总统竞选。在针对自由之夏的轰动宣传当中，金发现全国上下刚刚意识到一个问题：美国的政治不平等远比种族隔离的学校与午餐柜台更加严重，涉及到了按照肤色投票的要命问题：“我们的下一场斗争必将在阿拉巴马州进行。按照现行的选举规定，在那里让一万名黑人成为登记选民需要一百三十五年的时间。他简述了贝弗尔-纳什夫妇拟定的争取投票权大规模非暴力战争计划——这一计划正是在伯明翰教堂爆炸案之后不久呈现雏形的。金告诉萨凡纳的听众们，自己已经派遣贝弗尔与其他领导大会工作人员前往了罗切斯特、费城以及其他遭受种族暴乱蹂躏的北方城市测试非暴力斗争方法——“结果目前尚不明朗”——而且目前领导大会正在竭力应付向全国扩张的冲动。全国扩张的风险很高，其后果利弊难料但必将影响深远。从小处说，这一战略可能会加剧领导大会与协进会之间的龃龉。往大处说，这一战略可能会将来自北方的经济支持推向反对派那边，而且还可能促使全国上下重新评估此前几乎完全与南方捆绑在一起的种族问题。

金把北方各地的种族暴乱与约翰逊总统新近发动的反贫困战争视为一体两面的事件，将其称作这个动荡年份的第二场风暴，因为“争取权利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争取机会的斗争……黑人并不寻求施舍，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乐意依赖社会福利勉强活命。”他支持约翰逊的扶贫事业，认为这个计划在政治上完全站得住脚——因为80%的受益者将会是白人——而且开销相对而言也不算高：1964年上半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刚刚公布的税后利润总额是十七亿美元，相比之下反贫困战争的年度预算只有九点二七亿美元，仅仅相当于前者的一半多一点。然而金警告萨凡纳大会，在国会划拨给施莱佛第一块美元之前，国家政治的潜流就已经开始掩盖上述事实了：“通过诉诸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暗示反贫困战争仅仅只打算帮助有色人种的穷人，扶贫仅仅只是民权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理解像这样捣乱的动机，”金补充道。他谈到了一条源自乔治.华莱士发的信息，这条信息将种族政治诠释成了针对政府本身的蔑视。对于金来说，今年是民权得以实现的重要年份，其中挤满了互不相让的各种势力，其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就是总统选举政治的根本变化——甚至就连自由之夏提出的投票问题或者北方城市种族骚乱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所引发的种族问题全国大讨论也不如围绕总统选举上演的各种戏码那样重要。在分析竞选年时金只字未提约翰逊、达拉斯悲剧或者肯尼迪家族的任何成员，也没有提到大西洋城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或者密州自民党，而是集中分析了在旧金山牛宫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共和党迈出了远离林肯传统的一大步。”金并不太担心戈德华特身为总统竞选人能有多大能量，在他看来牛宫大会其实是白人种族吸引力与保守派经济理念的婚礼，戈德华特充其量只是婚礼上的“伴郎”，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婚礼本身。用金的话来说，“一股冰冷的恐惧触动了两千万黑人的心。”共和党是一个建立在民权基础上的全国性政党，眼下又是围绕民权问题促进两党团结的力量正处于巅峰的时刻，他万万没想到“反对黑人解放的势力”居然能在这样的时刻夺取这样一个政党的主导权。

不过金接下来又敦促萨凡纳的听众们不要惊慌。他高呼道：“我们正在行动，烧毁我们的教堂不会阻止我们，炸毁我们的住宅不会动摇我们，殴打杀害我们的年轻人不会使我们退避，肆意开释杀人凶手不会使我们气馁。我们现在已经行动起来了……”接下来他继续滔滔不绝地展开了围绕出埃及记主题的布道：历经几十年跋涉的犹太人在步入应许之地之前还要克服最后一道难关，也就是挡住他们去路的古城耶利哥。金告诫听众们，在这道难关面前并没有“宽阔的高速公路”或者“快速的解决方案”，一厢情愿的盲目乐观“是极为不负责任的……相反，我们必须穿过一座迷宫，其中充斥着相互关联与相互对立的要求、希望以及抱负，更不用说恐惧与仇恨了。但是尽管这一路上必将充满艰难困苦，我们依然必须亲身趟出一条穿越迷宫的路径。”金继续宣扬这场远征并且提醒听众们别忘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奇妙迹象”。他大声点出了自从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以来“非暴力军队”主要参与者的名字并且深情描述了他们各自的事迹。最后他总结道：“当他们迈着大步穿过种族隔离的障碍走向自由时，他们的脚步声就像约书亚的士兵在行进时发出的雷声。世界在他们的脚下颤动。我的同胞们，我的同胞们，听啊，听啊，战斗的胜负就掌握在我们手中。”

1964年约翰逊对阵戈德华特的总统选战标志着一个主打古典宏大风格的转型时代的到来。在这一年里，好莱坞大片《埃及艳后》结束了长达六十三周的首轮放映，将大银幕让给了《雄霸天下》与《奇爱博士》这样相对克制的史诗作品。美国观众在这一年里还迎来了意大利著名演员索菲亚.罗兰与马塞洛.马斯楚安尼联袂主演的两部新片《昨日、今日、明日》与《意大利式结婚》，英国谐星彼得.塞勒斯的《粉红豹之黑夜怪枪》以及由披头士乐队担任主演的另类影片《一夜狂欢》。此时的披头士乐队已经成为了全美国最当红的艺人，《纽约客》委婉地揶揄他们四个是“或许无法治愈的良性感染”。就在旧金山牛宫的戈德华特大会结束后一个月，披头士也将牛宫当成了首次美国巡演的第一站。随后乐队一路东进，所到之处的少男少女们无不如痴如狂，他们掀起的英伦旋风一直持续到9月才平息下去。在纽约，出生在俄国的法国艺术巨匠马克.夏加尔在联合国安置了以祈求和平为题的彩绘玻璃画。在圣地亚哥，麦当劳公司正在准备上市，从而向已经开上汽车的婴儿潮一代推销十五美分一个的汉堡。美国空军安全专家完成了一款新型“可操纵降落伞”的测试，为跳伞运动开启了全新的未来，底特律的工程师们秘密设计了一款前轮驱动汽车，以消除美国汽车车厢地板上的“恼人驼峰”。

从始至终，这次总统竞选始终被人视作一场根本不匹配的较量。9月7日是9月的第一个周一，也是美国劳工节，这一天标志着秋季竞选活动的开始。当天晚上，约翰逊阵营向全国五千万电视观众们推出了一条只有短短三十秒钟的竞选广告。荧幕画面上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看年龄不过五六岁。她身处一片如茵芳草之中，手拿一朵雏菊，正在一片接一片地扯下花瓣，口中奶声奶气地数着：“一，二，三，四……”数到十的时候她摘下了最后一片花瓣，与此同时一个杀气腾腾的男性画外音突然插了进来：“十，九，八，七……”。小女孩错愕地抬起头，画面当即定格并且伴随着倒计时冲着她的面容迅速推进。当倒计时数到一的时候，小女孩的眼眸已经占据了整个画面，然后只听得一声巨响，她的眼眸骤然化作了一道通天彻地的热核爆炸蘑菇云柱。这时画面之外传出了林登.约翰逊的声音：“如今正是生死攸关的局面——我们要么创造一个能让全体上帝儿女共存的世界，要么一起坠入黑暗。我们要么相互爱护，要么同归于尽。”荧幕随即转黑并且呈现出一条标语：“11月3日请投票支持约翰逊总统。”接下来的电视节目是“周一电影之夜”，放映的影片是格里高利.派克与和苏珊.海沃德联袂主演的《大卫与拔示巴》。

人们都说1960年尼克松与肯尼迪进行电视辩论时胡子没刮干净的漏算彰显了图像对于同步文字的放大作用，就此改变了大众传媒时代的政治发言规则。可是与“雏菊女孩”广告相比，尼克松的胡子的影响力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因为这则广告证明了精心制作的影视图像就算不依靠语言也同样具有巨大的潜能。从此之后竞选辩论将会迅速演变为广告业的一个专门分支，其性质与成本将会由三十二秒的电视广告时段来决定。广告刚刚结束，全国各地的电话交换台就都被情绪激动的呼叫者们挤满了。各家电视台也将这则广告当成了新闻素材并且对于约翰逊竞选团队的高超手段大为感慨：广告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戈德华特的名字，可是却将他与世界末日的威胁绑定在了一起。约翰逊的竞选经理们本能地取消了这则广告的进一步播出计划，以免造成“过度杀伤”——这个词正是核战争的术语之一。

在整场竞选期间，戈德华特的电视宣传开销将会比约翰逊多出40%。不过他将大部分时间用来宣读冗长的“立场文件”，反而在观众心目当中进一步加深了他试图批驳的印象。在一次时长半小时的付费广播当中，戈德华特的表现令他自己的策略人员都忍不住扶额皱眉，因为他几乎每分钟都要用一次“核毁灭”与“大屠杀”之类的骇人词汇。尽管他语气沉闷地保证绝不会轻率使用核武器，可是却又忍不住夸口“要往克林姆林宫的男厕所里面扔一发”。报纸上排满了严肃的社论——“总统与炸弹”——宣称戈德华特并不能算是老成持重的可信之辈，反倒更像是一介莽夫。

戈德华特对待某些话题的公开态度要比批评人士与仰慕者更加轻松。比方说他对于自己的家世就很津津乐道。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他的祖父，来自科宁的“大麦克”戈德瓦塞尔逃离波兰来到美国，成为了率先在西部边疆定居的犹太家庭。戈德华特从小在二元文化的环境里长大，他的父亲巴隆是一位受诫的犹太人，他的母亲约瑟芬则是一位喜欢打牌的圣公会教徒。戈德华特的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有着直系犹太裔先祖的总统候选人。从正面来说，他这段家世是美国梦的骄傲体现，甚至比起饱受争论的肯尼迪的天主教出身更有卖点；从反面来说，有些政论家们觉得他的言行有些过度补偿的迹象（比方说他曾公然称赞过纳粹国防军）。不管怎样，这一点至少值得提一下。但是在选战期间几乎所有人都回避了这一点。

身为参议员的戈德华特和他的媒体报道对待种族问题的态度都不太舒服，而涉及种族的事件在这一年里却恰似井喷一般层出不穷。按照共和党内的习俗，戈德华特以总统竞选参选人的身份来到伊利诺斯州春田市，摸了摸林肯半身像的鼻子以求好运。在祈福仪式上他指责民主党人恣意纵容社会混乱与恶性犯罪，但是并没有明刀明枪地亮出自己的种族立场，仅仅暗示道“每一位妻子和母亲，每一位女性与女孩都知道我的意思，知道我在说什么。”他赞同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指控，即新的民权法是不公正的原因而非解决之道——”……联邦政府越是试图通过立法来规范道德，实际上就越会煽动仇恨和暴力”——但他同时又宣称他本人并不支持种族隔离。戈德华特在9月巡游了南方各州，一路上赞扬了各州的权利和南方口音，同时抨击了“中央政府”方方面面的恶政，包括最高法院“命令”、强加的社会保障号码、“告诉你应该在香烟盒上印什么”的新提案，等等。然而他给人的印象却是既坚定又开朗，而且学术气质很浓，强调宪法概念而非一味高谈阔论。在南卡罗莱纳州被他吸引过来的全白人听众群体也因为他的表现而打消了几分躁气。

在白宫，伯德.约翰逊夫人计划乘火车走访南方各大城市，与戈德华特进行对抗。她利用三十年来的经验游说民主党领导人协助自己，但是政治局势绷紧了旧日的人情纽带。第一夫人在日记中写道，当她明确要求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伯德公开支持她时，“他的声音里蒙上了一层隐形的丝帘。”在竞选期间，许多像伯德一样的南方民主党人始终回避着约翰逊夫妇，“他们当中最亲密的老友”就是理查德.拉塞尔。不过拉塞尔也始终没有向伯德夫人提起他与总统在民权领域的分歧或者其他任何扫兴的话题，而且还谨慎地派助手陪同她参观了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资深参议员兼州长勇敢地自荐与她一路同行，还带上了“两个女儿，她们都是非常努力工作的民主党人”。不过资历较浅的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却因为遭遇到了“一个真正基本的决定”而叫苦不迭。

瑟蒙德既是南方民主党政治的风向标，也是南方民主党当中的异类。他比约翰逊总统大六岁，出生于1902年，当时南卡罗来纳州还是全国唯一一个黑人占多数选票的州。正是在这一年，南卡通过清洗黑人选民赶走了该州的最后一位共和党官员。瑟蒙德的生平基本反映了二十世纪南卡罗来纳州的种族政治进程。在他的童年时代，南卡颁布了吉姆克劳法，内容十分广泛，以至于就连兄弟会都成了非法组织，因为兄弟会的章程在理论上可能迫使不同种族的成员以“兄弟”相称；他从二十年代末开始投身民选政治，当时民主党彻底称霸南卡，以至于当地98%的选票都投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四十年代他成为了南卡州长并且在1948年总统竞选期间自愿代表南方民主党团参选，以此抗议二战对于民主党白宫施加的种族融合影响；在布朗案最终宣判的1953年，他通过一场历史性的递补选举打入了华盛顿。瑟蒙德是一位才干过人并且精神专注的政客——据说选区里的每一户家庭都受过他的恩惠——在种族问题上则喜欢清晰直白地表达立场。在针对6月民权法案最终通过的抗辩当中，瑟蒙德告诉参议院的同事们，该法案“将使得美国总统成为沙皇，司法部长成为拉斯普京。”

从那以后，巴里.戈德华特一直在秘密地拉拢瑟蒙德，不仅希望对方跨越党派界线支持他竞选总统，而且还想说服对方“干脆改换门庭”。9月16日，瑟蒙德凭借着骇人的无畏气概面向全州发表了变更党派的电视讲话。他的讲稿共有二十二段，每一段都像子弹一般犀利。他在第一段就毫不留情地宣称“民主党已经抛弃了人民……”紧接着又将自己曾经为之献身的党派描绘成了彻头彻尾的邪恶化身：“民主党侵入了人民的私人生活……资助了我们的共产主义敌人……他们崇拜权力与物质的宝座……凭借司法专制庇护着最高法院的恶行。”瑟蒙德宣称11月的大选将会是撼动时代的支点。“我们的前辈们创立的政党已经死了，”如果这一回民主党获胜，“我们所知道的的自由就注定要在这个国家走向灭亡。”

第二天，瑟蒙德戴着一枚造型别致的翻领别针——一头金色的大象，戴着一副小巧的戈德华特风格角框眼镜——欢迎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来到南卡，然后他与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林德.佩雷兹（Leander Perez）一起主持了一场戈德华特竞选宣传大会，再然后又宣誓要在整个秋天为戈德华特积极助选。南卡的民主党人震惊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尽管瑟蒙德的大多数同事都赞同他反对林登.约翰逊的立场，认为约翰逊是一个吃里扒外的南方叛徒，但却没有一个人胆敢追随他改换门庭。毕竟，此时民主党党籍在南方还是地位与权力的象征，而共和党在南方则是人微言轻的少数派，“共和党”这三个字在南方人口中也依然是骂人的脏话，更何况华盛顿的共和党党团还是投票支持民权的主要力量之一。在华盛顿还是一个支持民权的投票集团。孟德尔.里弗斯和其他民主党主席尽管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但是在私下里却忍不住对瑟蒙德的决绝之举感到诧异：瑟蒙德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退路，一旦戈德华特败选，那他的处境就尴尬了。《纽约时报》轻描淡写地将这次换边事件称作两个不受信任的种族——南蛮子民主党人和莲花白共和党人——在走投无路之下的合体。南卡的州民主党主席则质疑瑟蒙德还有没有“道德权利”继续保有他在参议院的席位，因为这个席位可是民主党选民在民主党初选当中托付给他的。主席认为戈德华特无法赢得一个连艾森豪威尔都未能拿下的州——这一点他说错了——并预测瑟蒙德对南方民主党政治遗产的“暴力”攻击将促使南卡罗莱纳的民主党人重新团结起来。

在密西西比州霍姆斯县，霍利斯.沃特金斯声称纪律是民权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正是因为纪律严明，他所在的地区在夏季项目期间才相对未受伤害。因此他格外注重整肃纪律。此前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打算任命一位“生手”黑人大学生担任县级运动主管，地位还在沃特金斯之上，结果这一想法被沃特金斯顶了回去。二十三名夏季项目志愿者来到霍姆斯县的当天晚上，沃特金斯就向他们申明了严格的行为规范：不许喝酒，不许与当地人约会，不许进行虚张声势的种族融合实验，不同种族的志愿者不许一起在街头露面，不许与当地的种族隔离主义者进行辩论。有一位女性志愿者坚持认为自己有权在公共场合与别人牵手，于是沃特金斯立刻就将她打发了回去。他反复向志愿者们强调此前自己在格林伍德的经历——仅仅就在一年之前他曾被警方从街头拖走，关进帕奇曼监狱的死囚牢，手腕被手铐挂在牢房门楣上——以及更早些时候在他的家乡派克县的经历。

整个夏天，特别是在受过专门训练的志愿者在7月初开设了一个派克县选民登记项目之后，沃特金斯一直在向这些新来的同事们讲述关于麦库姆附近的慢性三K党暴力的故事。有些志愿者觉得一味局限于开设自由学校太过温和，不过很快就有三座开办自由学校的教堂在一周之内被接连焚毁，沃特金斯则凭借着自己对于受害者的个人了解给这些原本还不太服气的志愿者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实物课。沃特金斯把霍姆斯县的志愿者限制在七所新成立的自由学校里，直到他能分辨出哪些人学会了尊重看不见的危险，这才批准其中几人从事危险的户外选民登记宣传工作，其中包括哲学系学生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此人刚来的时候有明显口吃而且惯于过度思考，一番磨练之后他把这两个毛病都改了过来。

萨维奥在秋季开学后回到了加州大学。其他来自加州的学生则继续留在密西西比参加由贝拉方特救援计划资助的扩大登记项目，那些在麦库姆的学生则见识到了民间武装分子的暴行。一名联组委支持者的住宅在8月底遭到了炸弹袭击，麦库姆警方来到现场之后发现这名身为维修工的受害人一直在院子里为一名登记志愿者修车，于是以无证经营为由逮捕了他。9月2日，三K党党徒在麦库姆街头公然殴打了一名登记志愿者。9月5日，因为与黑人志愿者丹尼斯.斯威尼交谈而饱受迫害的玛尔瓦与瑞德.海夫纳夫妇在搬离麦库姆之前请来当地报社记者哭诉了一番，斯威尼也在场证实了夫妻二人所言不虚。9月7日，有人用炸弹袭击了麦库姆的三处黑人聚集地，两天后一名牧师的住宅也遭到了炸弹袭击。当晚，项目主管杰西.哈里斯（Jesse Harris）给司法部的伯克.马歇尔写了一封求救信：“……我们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

在加州的伯克利，马里奥.萨维奥在一排户外咨询台前强调了来自麦库姆的紧急消息。许多其他学生们也都在桌前滔滔不绝地宣扬着类似的内容。一年前，美国青年商会伯克利分会取消了一年一度的橄榄球皇后节，以此阻止第一个黑人学生加入游行队伍。不久之后，马尔科姆.X来到伯克利大学发表了一篇言辞犀利的演讲，指责那些还没走出校园的社会活动家们一厢情愿地以为种族问题仅仅存在于密西西比。从此以后，知耻而后勇的伯克利学生们将目光转向了身边。有些学生开始反对第十四号提案，这是一项旨在废除加州新出台的《公平住房法》的未决投票倡议；有些学生来到伯克利大学附近的旧金山市，抗议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戈德华特所代表的种族主义议程；还有一些学生在9月份来到《奥克兰论坛报》报社门口拉起了纠察线，因为《奥克兰论坛报》的所有者是美国前参议员威廉.诺兰德（William Knowland），他是戈德华特加州竞选活动的主席，也是十四号提案的主要支持者。《奥克兰论坛报》则针锋相对地将学生们的纠察线描绘成了既讨人厌又幼稚无知的胡闹，而且很可能遭到了共产主义份子的渗透。报社的调查人员向伯克利大学管理层提交了一套财产记录，上面显示学生们用来摆放咨询台的区域——位于班克罗夫路旁的人行道与大学校门之间的一片二十英尺乘六英尺的砖铺地——的所有权属于大学而不是城市。于是校方宣布有权且有责任要求学生们将咨询台撤掉，最后期限是9月21日。

***

9月20日深夜的麦库姆，四名三K党成员朝着某户黑人民宅的门廊投掷了十四根炸药，炸毁了前厅。丹尼斯.斯威尼在一份志愿者报告中写道:“屋里的人们随便抓起一件衣服披上就冲出房屋来到了街头……这是奎恩妈妈（艾莱妮.奎恩女士）——的住所。没有比这更糟的事情了。人人都爱奎恩妈妈。她有一家很受欢迎的咖啡馆。”当救援人员把两个奎恩家的孩子从坍塌的天花板下的床上拖出来的时候——其中一个耳膜被震破，另一个受了轻伤——第二颗威力更大的炸弹炸毁了社会山浸信会教堂，C.C.布莱恩特是这家教会的执事，也是唯一一个愿意赞助非学委在密西西比州的最早期登记项目的成年人。1961年鲍勃.摩西退出了这个项目，霍利斯.沃特金斯和柯蒂斯.海耶斯都是这个项目的青少年门徒。奎恩咖啡馆曾经是他们的避难所。

第二天一大早，伯克利大学里各式各样的学生纠察队——和平主义者，宗教俱乐部，民权团体，基督教青年会，还有戈德华特青年会——全都聚到了一起，抗议校方无端驱逐了班克罗夫特大道旁的咨询台。接下来学生们与校方围绕着校区范围的起止界线之类的问题僵持了几天，然后就有几个学生小组故意又将咨询台摆到了班克罗夫路旁的砖铺地上，就像以前一样。校长点了其中五个学生的名字，让他们来到校长室接受校规训诫，没成想却有将近五百多名学生自发签署了一份团结请愿书——“咨询台是我们一起摆在那里的”——并且一起涌入行政办公楼旁听了针对这几名学生的处分听证会。最后这五名学生外加马里奥.萨维奥以及两名请愿组织人员受到了停课的处罚。一位教授在斯普劳尔礼堂的台阶告学生们要谨言慎行，不要“一意孤行地触犯校规校纪。”闻听此言，喧闹的学生群体当中传出了萨维奥的声音：“您曾经说过，大学必须顶住来自外界的压力。可是在我看来如今大学已经与外界压力沆瀣一气了！”这一嗓子引得欢呼声四起，同学们纷纷喊道：“让萨维奥说两句！”

就像鲍勃.摩西那样，萨维奥一开口同样牢牢抓住了同学们的注意力。他围绕着法律中立与政治中立之间的区别发表了一篇形散神聚的演讲。在他看来，通过禁止摆设咨询台与请愿并坚持要求对校外演讲者提前进行监管，校董会对学校的言论自由的限制已经超越了法律的要求。“比方说——这个比方与我的关系很深——在密西西比州的麦库姆，有几个孩子在教堂爆炸中丧生了……假设有人从密西西比来到我们这里想要讲话却不得不等待批准……而且每个人都会完全忘记那些小孩子，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是黑人，在密西西比就没有人会在乎你的死活……”

萨维奥宣称：“现在的问题是言论自由。”他认为限制言论仅仅是更大范围的反民主恐慌的表面症状。“自从北部湾交火事件之后，”两位总统候选人一致同意“越南问题并不是本次选战的议题之一。”因此，有权投票的伯克利学生们“不能选择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外交政策，”这种局面距离核弹临头只有一步之遥。“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加州大学直接参与了更新更好的原子弹的研制。不管这样做是好是坏……你难道不认为……本着政治中立的精神……应该施加些许民主控制吗？”

学生们就校方的停课处分召开了一整夜的会议。尽管伯克利的故事此时依然仅仅局限在《加州日报》这份校办刊物上，但是这一事件的影响却扩散到了全国各地的民权阵营，因为萨维奥希望《加州日报》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将自己称作“非学委之友加州大学分会主席”。尽管非学委之友的许多分会都是萨维奥的热切支持者，但是他们还是在奥克兰的一次峰会上针对萨维奥的主张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对于非学委这三个字的“正式”引用在亚特兰大的非学委总部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尤其是在大西洋城的民主党党代会之后。湾区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此人也是一名夏季志愿者——认为“自发组织的”民权项目只会模糊非学委的目的，非学委之友的各地分会必须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为南方运动筹款这一方面。萨维奥不情愿地同意了控制一下自己的言论自由，不再彰显自己的励志身份。

9月18日，各大民权组织在纽约举行了一场休战会议，结果闹得不欢而散，此后控制二字就变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敏感的问题。会议一开始，身为东道主的全国教会委员会的罗伯特.斯派克呼吁大家在大西洋城的挫败之后要保持善意——“让我们尽量避免重翻旧账吧”——可是他刚刚结束演讲，协进会的参会代表格罗斯特.柯林特就指责密西西比的非学委义工们都是一帮头脑发热的“迟到者”，鲍勃.摩西尤其是个整天嘟嘟囔囔的二流子，为协进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留下了“非常坏的印象”。

在领导大会的安德鲁.扬的支持下，斯派克再次请求参会各方保持和平从而“消除我们之间的怀疑”。尽管如此，会场上还是很快就吵成了一团。非学委的一名代表抗议“针对鲍勃与非学委的谩骂”，另一名代表则邀请纽约的高管们亲自前往密西西比州与当地普通民众一起举行“低层会议”，顺便治一治自己的势利眼。一听这话柯林特就气炸了：“我不想听斯特普托说话（即派克县的农民E.W.斯特普托）！只有通过高层会议才能根除底层的问题。”协进会副主任约翰.莫塞尔（John Morsell）为协进会的传统等级制度进行了辩护。他的态度极其自信，简直堪比胡佛对于联邦调查局的坚定信念：“我们是一个官僚机构。很多备忘录都要摆到我们的办公桌上，等待我们的决定。”

全国教会委员会的一位牧师评论道，会场里充斥着“不真实的气息”，阿尔.洛温斯坦则提出要以程序性的方式在密西西比问题上“最大限度地加强合作”。在他看来，“目前的决策是都形而上的……我们需要有组织的民主，而不是无定形的民主。”非学委的领导人对洛温斯坦的批评表示不满，部分原因是他的批评确实戳到了痛处。在非学委内部，政治抱负的确正在撕扯他们的非正式传统，即不以级别作为决策依据，而是追求全体成员的平等认可。年轻的资深活动家们与新来者正在将非学委的名字朝着各自中意的方向奋力拉扯，大有五马分尸之势。非学委的看护人们对于这一现状非常担心，于是提前把摩西和福曼从非洲叫了回来。

斯派克手下的教士们努力充当着不同民权组织之间的中立调解人。9月20日的麦库姆爆炸案发生后不到事实小时，教士们就把艾莱妮.奎恩与此前的另外两名受害者从密西西比州护送到了华盛顿司法部与伯克.马歇尔、约翰.多尔以及李.怀特会面。另外两名受害者分别是玛蒂.狄龙（Matti Dillon）与奥拉.布莱恩特（Ora Bryant）。玛蒂与丈夫威利是9月2日炸弹袭击的受害者，袭击过后警方不分青红皂白地以非法经营汽修业务的罪名抓走了威利，至今仍将他关在狱中。“我们家就连车库都没有啊，”她哭诉道。她的丈夫威利就一直在监狱里。奥拉.布莱恩特讲述了她的住宅与她所属的社会山浸礼会教堂怎样在时隔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遭到炸弹袭击。奎恩则告诉司法部官员，她和孩子们在麦库姆已经没有落脚之地了，“如今谁都不敢收留我们。”根据李.怀特在备忘录中的记录，斯派克与其他教会官员代表这三名妇女“极力主张”总统本人应该接见这三名妇女，以此表示对于她们的支持以及直面三K党猖狂攻势的决心。约翰逊的顾问们则认为接见这三名妇女“无法为总统带来任何政治利益……尽管麦库姆的问题的确极其严重且令人动容，但现在不是利用总统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恰当时机。”三位不肯善罢甘休的麦库姆女性发誓一定要讨个说法，无论要在华盛顿呆多久。第二天，她们的坚定立场扭转了白宫方面的态度。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Drew Pearson）与她们会面并且成为了她们的宣传员。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艾莱妮.奎恩愤怒地驳斥了派克县治安官的公开声明。治安官声称她和其他黑人受害者肯定是自己炸毁了自己家之后还要贼喊捉贼，艾莱妮则反唇相讥道：“你觉得我会在背着房贷操劳了十一年之后，趁着我的两个孩子都在屋里的时候在房子下面安装炸弹，是吗？”

长老会领袖、斯派克手下的宗教种族委员会主席尤金.卡森.布莱克告诉记者，“在基督教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与密西西比州的暴徒们针对上帝之家的大规模亵渎行径相提并论。”不过后续事件要比他的言论更能造成新闻压力。9月23日麦库姆又发生了两起爆炸事件，然后麦库姆警方又逮捕了二十五名民权运动支持者，其中包括丹尼斯.斯威尼。

9月24日周四上午，李.怀特为约翰逊总统的日程添加了接见三位麦库姆女性的内容。他告诉总统：“她们将会从地下室的入口进来，并将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不过很显然她们会将本次接见的情况告诉媒体。”下午一点，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和他的六名委员正式提交了一份关于肯尼迪遇刺案的事先报告，然后三位麦库姆女性与约翰逊进行了几分钟的交谈。或许是在司法部的授意下，麦库姆-宗种委代表团巧妙地编造了一套新闻故事，声称约翰逊总统打算把艾伦.杜勒斯送回密西西比州：“杜勒斯受命执行新任务”。考虑到杜勒斯在6月的三名民权义工谋杀案后对胡佛起到的煽动作用，麦库姆的支持者们声称这位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放下沃伦委员会的工作，前去调查密西西比爆炸案，因为这些至今未能破获的案件堪称“国家耻辱”。

这一次约翰逊手下的官员认为胡佛不再是主要障碍了。就像夏季项目本身一样，新成立的联邦调查局杰克逊分局在覆盖密西西比州西南部地区时也遇到了困难。这片地区的恐惧情绪无处不在，就连最坚定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有时也难免体验一把令人寒毛倒数的三K党暴力。例如有传言说纳齐兹市长声称他打算在当地新建的购物中心雇佣一批黑人员工，然后他家的庭院就挨了一颗炸弹。又例如在维克斯堡市，一枚炸弹炸毁了当地的联组委自由之家，约翰.霍兰德市长（John Holland）的第一反应不是谴责凶徒，而是撇清自己的干系。他在书面声明当中矢口否认自己与自由之家的成员们有过瓜葛：“我从来没有说他们是好孩子，也从没有夸奖过他们……”联邦调查局密西西比州主管罗伊.摩尔早已忙得焦头烂额，平均每个月都要应付八百起案件，更何况西南地区的优先级原本就比较低。摩尔坚持着自己制定的内部工作条件——他只接受自愿来到密西西比州工作的特工，联邦调查局总部指派的一般人员他一概不收*。他按照辖区内各部分的局势紧张程度来分配人手，西南地区几乎不派人。为了震慑凶徒，联邦政府的线人在9月25日的一份麦库姆当地报纸上声称当地即将实施军管。

*【前来投奔摩尔的志愿者当中有一大部分来自纽约分局。这批探员之所以志愿来到密西西比，主要是希望借此摆脱约翰“混凝土脑袋”.马龙副局长的碍事管束。】

此时摩尔手头最迫切的急务依然是内斯霍巴县的三义工谋杀案，不过联邦调查局与地方当局的全面摩擦却让他忙得抽不出手来。在这一周，根据乔.苏利文督察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工作小组发掘出来的线索，司法部律师传唤了一百位证人前往比洛克西在美国大陪审团面前作证。密西西比州政府随即也将这一百人当中的绝大部分传唤到内斯霍巴县的州大陪审团面前，质问他们都跟联邦调查局说了些什么。国家级大陪审团与州级大陪审团就这样打起了擂台。O.H.巴内特法官（O. H. Barnett）告诉州大陪审团，负责调查本次事件的陪审团团长是“全美最勇敢的警长劳伦斯.雷尼”，也就是苏利文眼中三义工谋杀案的主要嫌疑人。

联邦调查局官员起初以为巴内特法官是前州长罗斯.巴内特的兄弟，后来发现他们是堂兄弟。巴内特法官或许觉得自己与胡佛在政坛的关系十分和谐融洽，不过他显然低估了联邦调查局的地盘意识：他要求获知联邦调查局目前掌握了哪些关于三义工谋杀案的线索，又找到了哪些线人。这些信息都是胡佛的心头肉，甚至就连他在司法部的名义上级都很难从他嘴里撬出来，可是巴内特法官却大大咧咧地打电话给胡佛，要求对方不仅指示乔.苏利文和罗伊.摩尔与自己合作，而且“每一位掌握了涉及三名民权工作者死亡事件的相关信息的探员……都要亲自到县法院出庭……时间是1964年9月28日星期一。”胡佛随即请出了代理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出面抵制这一要求。卡岑巴赫在周五向摩尔发出正式命令，要求全体探员必须拒绝作证。司法部的律师们在整个周末都忙着撤销州法院的传票，并且推出了一项八点应急计划，以防联邦调查局探员因为拒绝出庭而可能遭到监禁。

鉴于全副武装的联邦探员都要承受如此大的压力，当地少数几名同情调查的白人都恳求联邦大陪审团不要传唤自己。据说三K党的汽车在通往比洛克西的高速公路上跟踪过疑似证人，还有传言说黑人花钱买通了假证人让他们就密西西比的当地情况撒谎。苏利文劝诱证人只要在大陪审团面前确证最基本的信息就好，例如证明雷尼治安官及其副手们的确是三K党。有时他也会改变主意，说服律师不要传唤证人，因为他们的证词价值并不太高，而他们本人却很可能因为作证而蒙受远远更加高昂的损失。苏利文的优势之一在于他手下的工作组挺住了与众多敌对分子多次交谈的考验，眼下正在三K党白骑士团内部发展两名线人。

罗伊.米切尔（Roy Mitchell）是一名新入职的探员，主要负责跑腿。当地有一位聒噪的年轻警察当面嘲笑了他，可是他却在嘲笑当中听到了些许言外之意，于是第一个将情况报告了上去。这位警官名叫华莱士.米勒（Wallace Miller），在默里迪恩工作。此前他曾在新闻照片中顽皮地比划三K党的秘密手势，因此在当地小有名气。但是如今三K党的致命暴力行径让他感到痛苦不堪，也败坏了他对于这一组织的热情，于是他费尽心思联系上了米切尔。苏利文一开始很担心这两个人会泄露机密，因为身为联系员的米切尔太缺乏经验，身为线人的米勒又一贯具有粗枝大叶的名声——“就算让华莱士.米勒穿过一片四十英亩的农场，农场里只有一堆牛粪，他也肯定会一脚踩上去”——不过这两人的交流的确让联邦调查局了解到了许多三K党徒的详细情况。比方说在6月的那个星期天夜晚，临近的内斯霍巴县党支部传来了多名黑人结伴上路的警报，于是足有十几名党徒聚集在了默里迪恩的长角汽车餐厅。这十几人的身份信息全都被米勒透露给了联邦调查局。在调查局工作组内部，苏利文一直敦促他的手下干将们不要被一名年轻的菜鸟比下去。到了9月份，终于有两名资深探员再次取得了突破。这二位分别名叫约翰.马丁（John Martin）与汤姆.范.里珀（Tom Van Riper）。用招揽线人的专职探员们的话来说，这俩人投了一百球总算中了一球。

“我一直在等你们，”兼职卫理公会牧师兼三K党党团牧师德尔马.丹尼斯（Delmar Dennis）这样告诉两位探员。

丹尼斯同意为了每周一百美元的线人津贴冒一冒生命危险。在第一次密会期间，马丁与里珀将丹尼斯提供的情报整理成了整整四十页笔记。丹尼斯证实了此前华莱士.米勒的证词：白骑士团的确下令将米奇.施维尔纳当成了特别目标。此外丹尼斯还指认了三K党徒奥尔顿.韦恩.罗伯茨（Alton Wayne Roberts）在贝拉特莉丝.科尔的锡安山教堂门前犯下的罪行。他在6月16日亲眼见到罗伯茨气喘吁吁地从锡安山教堂的伏击圈与纵火现场赶回来，双手的手指关节都浸透了鲜血。9月27日星期天，丹尼斯和米勒都参加了白骑士团的峰会。峰会地点是默里迪恩郊外的一座工厂，武装三K党徒带着对讲机在工厂外围巡逻。帝国巫师山姆.鲍尔斯援引罗马书中的语句，宣布任何“四级制裁”——这是白骑士团内部指代谋杀的委婉语——都应当本着基督教士兵的精神得到执行，执行人应当一码归一码，心中“不怀恶意”。联邦调查局特别工作组在当天午夜之前收到了两位线人关于本次他讲话的报告。当然，这些报告只能算是道听途说，远远算不上可以用来破获三义工谋杀案的直接证据。但是利用这些报告来玩心理战又是另一回事。来自线人的情报让探员们披上了无所不知的伪装。苏利文日后回忆道：“在米勒和丹尼斯提供了大量信息之后，我们就很难被打败了。”

同样是在9月25日星期天，《纽约时报》集结大批排字工人通宵赶工，忙着印制长达四十八页的特刊，内容是沃伦委员会针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调查报告。詹姆斯.莱斯顿将这份报告称作“自从林肯遇害以来关于总统政治历史、戏剧与虚构的最伟大汇总……”报告当中提出的每一条线索都指向了“一整套全新的谜题”。他还宣称肯尼迪遇刺“涉及到了当前时代最复杂且最基本的冲突。许多重要问题依然存在，未竟的解谜任务将不得不托付给哲学家、小说家和剧作家来完成。”

沃伦报告对于美国读者造成了极大的情感冲击，完全掩盖了此前一天同样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联邦调查局关于北方种族骚乱的报告。胡佛治下的联邦调查局在这份报告当中试图将黑人穆斯林当做罪魁祸首，与此同时费城当局集结了几个排的防暴警力袭击了一处他们认定的黑人穆斯林据点，结果却发现这个所谓的据点里面只有一个人，而且此人之前还曾与协进会的领导人一起乘车上街敦促各方保持冷静。《纽约时报》强调了这名孤独的被捕人员的陌生身份：此人有一个异域风味十足的名字，叫做阿比西尼亚.海耶斯（Abyssinia Hayes），又名沙克吉.穆罕默德（Shakkyh Muhammad）。《纽约时报》称他是“来自黑人穆斯林的叛教者，现在领导着自己的教团。”

诚然，此时正处于萌芽阶段的美国黑人穆斯林并不拒绝暴力，但是在实操层面上他们采取的暴力十分精确，十分节制，而且几乎是隐形的，远远不像黑白双方所恐惧的种族暴乱那样张牙舞爪。伊斯兰国度一方面牢牢把持住核心信徒组成的基本盘，同时又将怀疑伊斯兰国度的“叛逆”、各处圣殿的债主以及追随马尔科姆.X的“伪君子”们混为一谈并且针对这些人展开了猛烈攻击。在洛杉矶，少数几家评论黑人内部冲突的黑人报社之一遭到了燃烧瓶的袭击。伊斯兰国度在大多数大城市的私法执行力度都在升级。周日下午，波士顿十一号圣殿的克拉伦斯.X队长率领一队人马在蓝山大道袭击了伊斯兰国度的前任前国务卿奥布里.巴内特（Aubrey Barnette）。他们将巴内特与一名同伴从车里拖出来之后就是一顿践踏，踩断了巴内特的脚踝、两根肋骨和一节脊椎。领导大会的维吉尔.伍德牧师（Virgil Wood）在他的非暴力培训中心里面听到警笛声大作，于是循着警笛声冲出培训中心，沿着蓝山大道汇入了人头攒动的旁观队伍，只见一名血迹斑斑的年轻人躺在担架上。他从周围人员的言谈中得知此人是一名曾与黑人穆斯林混在一起的波士顿大学毕业生。巴内特认为，这次袭击对于那些想跟着他脱离圣殿的人来说是一个残酷的教训，对于他本人来说则是一条严厉的警告。6月14日伊斯兰国度针对马尔科姆.X发动了一场追车伏击，逼迫马尔科姆的助手本杰明.2X逃进了洛根机场，后来巴内特出庭指认了参与追车的黑人穆斯林被告，显然令伊斯兰国度大为不满。巴内特与他的表兄罗纳德.斯托克斯是以利亚.默罕默德手下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的圣殿秘书，对此两人都十分引以为豪。但仅仅三年后，斯托克斯就在轰动全国的1962年洛杉矶警民枪击案当中死于警方暴力，伊斯兰国度内部的腐败则耗尽了巴内特的积蓄与宗教信念，伊斯兰国度对于斯托克斯遗属的剥削利用更是令巴内特耿耿于怀。*因此他决定指认他还能记得的十三名追车袭击者。

*【巴内特在1965年的一次采访中说：“黑人穆斯林总是说他们彼此支持互相照顾，但是罗纳德.斯托克斯遇害之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他的孩子不得不在我姑姑家住了一年——她还是个基督徒。没有哪怕一个穆斯林从波士顿赶过来看望那个孩子……”】

9月早些时候，马尔科姆的亲信为迷失方向的残余追随者们临时组织了一场鼓劲会，总共有二十二个人参加。本杰明.2X在会上宣读了一封马尔科姆的来信，在信中他大无畏地宣称他自愿组建一支由一万名哈莱姆居民组成的远征军，把白人雇佣兵赶出非洲刚果。与此同时马尔科姆的电话线路也遭到了窃听，据称马尔科姆正在非洲敦促各国政要“赶在联合国之前解决好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将其视为威胁世界和平的祸患来严肃对待。”这番言辞令司法部与政府大为光火，打算在马尔科姆回国之后对其提起刑事起诉。两者都要求联邦调查局停止任何有可能不利于刑事起诉的做法。*联邦调查局芝加哥分局针对以利亚.穆罕默德的窃听倒是没被叫停，窃听人员听到以利亚刻薄地讥讽马尔科姆之所以呆在非洲不回来是因为他“在美国就连一百个信徒都凑不齐。”至于阿拉伯人则“正在嘲笑他，不肯与他站在一起。”

*【在最后一次监听当中，联邦调查局记录了一名不知名外籍教士的来电，此人宣称马尔科姆是一名正统穆斯林，有资格“在非裔美国人当中传播伊斯兰教”。】

以利亚最小的两个儿子华莱士和阿克巴此时都已经叛逃出了伊斯兰国度，以利亚对于这一点采取了尽量轻描淡写的态度。阿克巴眼下正在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正统伊斯兰教，在埃及期间他一直与马尔科姆在一起，不过似乎并不打算因此就与父亲翻脸。用他的话来说：“像摩西和大卫王这样的信使也曾与自己的儿子发生过纠纷。”另一方面，华莱士则向父亲发出了公开挑战。他声称他父亲历来决心“试图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黑人”，而他偏要与父亲唱唱对台戏。9月27日星期天，来自几个城市的二百名穆斯林响应了他的号召，来到费城的温纳葛舞厅。鉴于马尔科姆不在国内，他的妻子贝蒂.X与来自纽约的本杰明.2X一起主持了聚会。阿比西尼亚.海耶斯也穿着飘逸的白色长袍来到了现场。华莱士告诉大家，自从出狱之后他决心不再说谎，并郑重宣布穆斯林应该忘记以利亚.穆罕默德关于伊斯兰教的一切教诲。他指示大家一开始不妨停止申请和使用“X”作为自己的名字，尽管他们可以向法院申请改用非洲或者阿拉伯风格的名字。华莱士声称自己有权取代伊斯兰国度并且借此有意发动了一场积极的反对运动，正是这场运动让他父亲帐下的宗派分子们纷纷成为了马尔科姆的对头。至于华莱士在宗派分子面前则具有两重保护。首先，尽管他麻烦缠身，但无论如何都依然还是以利亚“皇室”家族的指定继承人；其次，他在宗教领域向来具有直言不讳的名声。人们认为他既是个真诚的人，又软弱得极其不堪。华莱士告诉温纳葛的听众们，他憎恶暴力，因此不能与历来具有“暴力形象”的马尔科姆彻底合作。

贝蒂.X站起来表示反对，声称自己的丈夫没有针对任何人采取过犯罪或者报复行为。华莱士谨慎地回答说，虽然他钦佩马尔科姆蔑视伊斯兰国度暴徒的气概，也并不认为马尔科姆的本性或者行为有多么暴力，但是马尔科姆的确培养了暴力的气氛，这种气氛与真正的伊斯兰教或者黑人反对偏见的圣战运动格格不入。

种族问题再一次为遥远而神秘的社会动荡担任了隐身的助产士。正如林肯在他所处的更可怕时代所说的那样：“不知何故，一切麻烦全都源于这一点。”9月初，现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恩迪科特.皮博迪（Endicott Peabody）出人意料地输掉了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初选。政论专家们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输在态度死板，也有人认为他的母亲在圣奥古斯丁的志愿入狱对他的选情不利，后者要么将他塑造成了英雄，要么把他与惹人烦的多管闲事扯在了一起。民意调查显示，纽约州的绝大多数人一方面非常支持民权法案，同时也对民权运动“走得太远”感到不满。《纽约时报》的一篇头版调查报道援引某白人受访者的话，认为黑人希望“将一切好东西都用银盘子托到他们面前”。

9月28日——也就是沃伦委员会报告与公众见面的当天——约翰逊总统从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市的街道上向北进发，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大型巡回竞选。人山人海一般的支持者们堵塞了道路，致使总统车队寸步难行。狂热乃至狂乱的现场气氛令特勤人员如坐针毡，生怕这次总统再有什么闪失。火上浇油的是，车队当中有一辆轿车因为引擎过热而自燃了起来。可是约翰逊却似乎丝毫意识不到潜在的风险：他将足足十五名幸运路人请进了自己的加长敞篷轿车，让他们跟着自己沾沾喜气。9月29日星期二黎明前夕，新英格兰的六个州足有一百万人亲自向他致敬喝彩。在旅程的终点，约翰逊前往医院看望了仍在从6月的坠机事故当中缓慢复原的爱德华.肯尼迪。拥挤的人群在约翰逊的白宫房车“玛丽女王号”的车身上留下了许多凹痕，还将车顶挤弯了一处。约翰逊的双手也因为握手次数太多而磨出了血，不过他本人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10月1日星期四早晨，伯克利大学的学生们在斯普劳尔大厅的台阶上象征性地摆放了三张咨询台，以此抗议班克罗夫特大道的关闭。平等大会的杰克.温伯格（Jack Weinberg）负责分发在密西西比州遇害的两名平等大会员工钱尼与施维尔纳的资料，但他拒绝向一名助理院长透露自己的身份，后者决定叫来警察逮捕温伯格。前来逮捕温伯格的警官眼看着大厅门口的人群越聚人越多，实在不想押解着他穿过人群，于是就用对讲机叫来了一辆巡逻警车停在大厅门前的广场上。尽管温伯格被关进了警车，可是他却依然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与校方代表热烈辩论。几十名学生围坐在汽车四周，齐声唱着《我们必不动摇》，任凭警察将警车引擎轰得隆隆作响并且喝令他们立刻让道。

马里奥.萨维奥当天原定在中午来到斯普劳尔大厅门口组织集会。刚刚按时赶来他就看到同学们包围住了一辆警车，不由得大吃一惊。此时各界媒体以及警方的增援力量已经将广场围了个里外三层，萨维奥费尽气力挤进人群中心，然后爬上警车车顶发表了一番即兴演讲，警车里的警用电台发出断断续续的噼啪声为他伴奏。萨维奥利用希罗多德的寓言解释了温伯格被捕的原因。他的演讲让警车车顶成为了各方意见代表轮流发言的平台，所有人都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学生会主席恳求萨维奥加入他的行列，与校方进行谈判。“好吧，”萨维奥喊道，“但我想让大家明白，在这辆车里的这个人得到释放之前，任何人都不会离开！”整个下午和晚上，警车与温伯格都被困在广场上无法脱身。如此之多的学生们聚集在一起，以至于广场都容纳不下，只得打发一支五百人的队伍去别处进行静坐示威。

在黑人穆斯林的世界里，这天早上路易.X阿訇通过电话向以利亚.穆罕默德报告了巴内特遇袭案件在波士顿的审理情况。路易一方面重申自己的手下并非蓄意打人，而是遭到了“伪君子”奥布里.巴内特及其同伴的挑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不利于自己手下的证据实在难以辩驳：医生证明巴内特遭受了骨折与肾脏破裂，目击者也指出“穆斯林开车堵在他们前面，然后又把他们从车里拖出来痛打了一顿。”接下来路易又补充道，主审本案的法官是一位“正宗人”——这是伊斯兰国度对于黑人的称呼——而且迄今为止对控方评价甚高。因此他想请示一下信使大人，是否应当让自己的手下主动认罪以求轻判。以利亚断然否决了这一提议。在他看来，巴内特这样的叛徒威胁到了伊斯兰国度的信仰根基：“这种人打得多狠都不够，就应该当场打死他们。”他告诉路易.X，他宁愿让伊斯兰国度的成员们顶格服刑也不愿向活该挨打的伪君子赔付哪怕一分钱的医药费。于是包括克拉伦斯.X队长在内的九名被告在审判期间始终坚持不肯认罪并且最终在来年1月被判刑。

还是在周四这天，联邦调查局的德克.德洛奇向白宫通报了密西西比州麦库姆的情况。自从约翰逊总统接待了由三名麦库姆女性组成的代表团以来，这一周全国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这里。麦库姆某白人报社编辑冒险刊发了第一条间接的社区警告——“爆炸造成紧张”——然后就有一枚燃烧瓶飞进了他的办公室窗户，他家的庭院里则树起了燃烧的十字架。（一位匿名来电者就燃烧十字架一事表达了一丝颇具骑士精神的遗憾。此人声称“如果我们知道你母亲的死讯”，三K党肯定不会在那个特定的夜晚拜访他家的庭院。）

之前在星期三这天，代理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向总统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详细描述了麦库姆当地的恶劣局面：“地方官员公开声称是黑人自行炸毁了他们自己的房屋。作为针对最近几起爆炸案件的回应，他们还逮捕了一批黑人。”全国教会委员会的四位圣公会牧师当天试图探视二十四名因为爆炸事件而被捕的黑人——被捕人员当中包括八名未成年人——并遭到了麦库姆地方当局的拒绝。这一事件随即登上了新闻。接下来就连约翰森州长本人都首次公开表示了对于贼喊捉贼理论的怀疑，声称“有几颗炸弹肯定是白人扔的。”日后有人声称约翰逊总统差点就在大选前夕派遣部队前往麦库姆实施军管。历史学家约翰.迪特默（John Dittmer）对这一可能性不以为然，但是当时州政府官员还是利用大量此类谣言促使地方执法部门做出了紧急反应。周四这天德洛奇注意到，联邦调查局探员与州公路巡警组织了一次联合执法行动，在麦库姆街头逮捕了三名三K党徒，这三人或多或少地承认了他们所属的支部每周都会通过抽签来决定本周要针对哪一名黑人居民实施炸弹袭击。执法人员没收了他们的汽车以及车里的全部武器，包括一把手枪，四杆大口径步枪，八根木棒，“一套黑色人造革质地的头罩与围裙”，若干件黄铜拳套，一箱炸药以及一枚代理警长徽章。

马丁.路德.金在领导大会年会上发表讲话后过了几个小时又来到萨凡纳的圣保罗CME教堂出席了周四晚上在此举行的弥撒大会。教堂里足有一千五百人，还有几百人顶着雨水聚拢在教堂门口。金向会众们宣布了这条消息。他称赞麦库姆的这次逮捕行动是“一个积极的征兆，表明非暴力运动通过无情的曝光最终渗透进了封闭的密西西比社会”。

杰克逊的WLBT电视台报道称，遭到炸弹袭击指控的三名麦库姆党徒“可能会遭到死刑指控”。*但是密西西比法官威廉.沃特金斯（William Watkins）很快就将这三人——以及另外八名已经认罪的类似案犯——判处了缓刑并且当庭释放。他告诉这十一位被告，因为他们遭到了“道德低下且肮脏的”外来人员的“无端挑衅”，法庭决定“对你等从轻发落，希望你们好自为之。”就像爆炸案本身一样，这份判决也揭示并打破了密西西比州的冥顽立场。胡佛极少公开批评保守派司法人员，可是这一次就连他也忍不住破口大骂沃特金斯“对于无耻罪行视而不见且漠不关心”。就在沃特金斯法官宣判的同一天，麦库姆当地警方逮捕了十三名联组委义工，罪名是他们没有申请食品经营执照就在马库姆的自由之家向当地人分发食品。供职于多家报社的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Drew Pearson）随即从华盛顿为这批被捕人员发送来了保释金。另外加州的《斯坦福日报》也在四天后以头版头条的规格报道了麦库姆志愿者丹尼斯.斯威尼交保获释的消息。一贯身陷重围的麦库姆当地报纸编辑奥利弗.艾默里奇（Oliver Emmerich）发表了一份革命性的“原则声明”，其中有六百五十名麦库姆市民联名支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64年3月，全国教会委员会的研究人员要求吊销WLBT电视台的联邦通信委员会经营执照，理由是该电视台的种族报道有失偏颇。电视台的律师则将这期节目的台本当做证据来证明电视台的种族报道足够公平（或者得到了改良）。这场官司将会打翻美国广播领域几十年来的既成格局。本案最终在1969年由沃伦.伯格法官（Warren Burger）一锤定音——这也是他在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前作出的最后一项判决。这项里程碑式的判决结果就此确立了一般消费者以及少数群体在广播执照颁发方面所享有的程序化权利。WLBT电视台的所有权随后落到了一个联合会手中，时任协进会主席的艾伦.亨利也是联合会成员之一。】

在比洛克西，10月2日星期五下午3点，苏利文督察的特别小组从大陪审团那里获得了一份密封起诉书。司法部的律师们随即在全国范围内的头条新闻中暗示三义工谋杀案即将迎来最终结果：“法官下令对密西西比谋杀案中等待逮捕的嫌疑人的身份保密。”

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斯普劳尔大厅门口的谈判进入了第二天。平等大会的杰克.温伯格仍然坐在警车里不得脱身，警车也依然陷在庞大的示威人群中心寸步难行。当时伯克利大学的注册学生人数已经逼近了三万人，*这么多精神活跃的年轻示威者进一步放大了本次事件的影响力。一位学院院长恳求兄弟会的学生们出面反对示威，于是在周四的整个夜晚，成群结队的示威学生与反示威学生们在宿舍、酒吧与体育馆里摆开了相互较量的阵势。示威学生们为温伯格加油，反示威学生们则为警车鼓劲，脾气更火爆的学生们则游荡在拥挤人群的外围。示威学生们齐声合唱《我们必胜》，反示威学生们则怪腔怪调地唱起了《米老鼠之歌》以示回应。由于不断有学生来到广场上为示威人群助阵，周五晚些时候加州公路巡警将示威现场的警力增加到了五百人。有些示威者见状不好离开了现场，另一些人则紧张地向同学们传达着关于如何应对警方逮捕的常识（“首先要从口袋里掏出一切利器扔掉……”）。直到晚上7点20分，克拉克.科尔校长终于签署了六点停战协议。十分钟后，得知协议内容的萨维奥喊道：“让我们以掌声接受这份文件吧！我请求你们大家安静地站起来，带着尊严回家。”在他的脚下，警车车顶已经被踩平了，在警车里整整坐了三十二个小时的温伯格终于遭到了正式逮捕，大约四千名学生也纷纷离开了广场。这次示威事件标志着学生运动开始从黑人聚居的南方向北方转移。

*【1964年加州成为了全美国人口最多的州，而且每十个美国学生当中就有一个住在加州。在全国范围内，乘着婴儿潮来到人世的第一批美国人在这一年离开了高中。与1963年相比，1964年的美国高中毕业生人数足足多出了一百万人。】

周六上午，联邦调查局探员终于逮捕了劳伦斯.雷尼警长、塞西尔.普莱斯副警长以及内斯霍巴县的其他三名警官，罪名是殴打遭到拘留的黑人。尽管有些愤怒的报纸指出这些指控涉及“与三重谋杀无关的暴力”，但是这几位地方豪强的被捕的确在三K党白骑士团内部达到了预期的心理震慑效果。线人报告说，几名过度紧张的同谋者逃到了外地。三K党的优势在于组织缜密严防死守，落单的逃亡党徒自然不具备这一优势，反而是追捕他们的联邦调查局探员们得到了发挥特长的难得机会。探员们在路易斯安那州锁定了一名党徒的行踪，在密西西比州境内则找到了一位吉米.乔丹（Jimmy Jordan）。此人是默里迪恩的一名流浪汉，平时嗜酒如命，10月5日周一这天他逃到了沿海小镇格尔夫波特。约翰.马丁与汤姆.范.里珀这对搭档发现时年三十八岁的乔丹为人极其矛盾。此人一方面十分信命，声称他早就等着联邦调查局逮捕自己，另一方面又冷酷无情，时而声称他不怕三K党的报复，时而又发狠绝不与联邦调查局合作。探员们先后三次对他进行了漫长的问话，尽管多次逼近了突破的边缘，但却始终撬不开他的嘴。约翰.普洛克特（John Proctor）在6月最先发现了三位遇害义工留下的联组委汽车火焚残骸，现在他则请求苏利文督察允许他对乔丹上手段。“我认识那个狗娘养的，如果他和这事真有关系，我保证能让他说实话。”

与此同时，事象繁芜一言难尽的自由之夏运动正面临着越发严格的审视。就在联邦调查局探员们开始审讯被捕党徒们的第一夜，非学委的运动参与者们也开始了针对自由之夏运动的过滤分析。首先在亚特兰大，然后在哈蒂斯堡以及位于维弗兰的一处度假地——此地距离吉米.乔丹的藏身之处并不远——资深运动人士与自由乘车运动的后继者们展开了激烈争论，正是这些争论迫使鲍勃.摩西等人提前结束休假从非洲赶了回来。争论焦点在于“团体之间的从属关系，黑人与白人参与者如何相处，正式员工应当以及不应当包括哪些人……我们为何要组织起来，决策的具体过程究竟是什么？”一些人认为学生运动眼下还没到深入开展批评性反思的时候，因为“大选之后，无论谁输谁赢，戈德华特背后的力量都会增强，”或者“你的个人感受算个屁！” 另一些人则抗议运动管理层独断专行（“这是谁做的决定？”），或者承认自己陷入了道德疲惫（“我已经开始分裂了”），或者因为这么多青年人被民权阵营从校园生活扯到殉难边缘而满腹怨气：“好些男生之所以反对夏季项目，原因之一在于他们觉得别人正在利用整天被他们抱怨的女生们。”在许多人看来，非学委的内部斗争其实就是以福曼与摩西各自为代表的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福曼代表的是重视夺取实际政治权力的“强硬派”，摩西代表的则是“随遇而安”的存在主义者群体。但是摩西却始终保持沉默，拒绝利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去驳斥权力派系。一名上台发言的学生一言不发，表演了一段无声的哑剧，做出了一连串非学委的特有手势，赢得了观众的掌声与窃笑。鼓掌是因为他的痛苦表达十分动人，窃笑则是因为他的表演过火得可乐。非学委的众多诗人之一多夫.格林（Dov Green）写了一段讽刺这场危机的诗:

摩西只会贪杯，

福曼赖在床上。

现在全世界都以为

非学委是一帮赤党。

纠察线已经不行了

自民党已经认命了，

我们已经败相缠身

斗争快要输定了。

协进会正在下注，

赌我们马上就要断气。

整个世界正在崩溃，

我却干坐着生闷气。

哈蒂斯堡的一名工作人员宣称：“我们必须停止白天做穆斯林、晚上做融合主义者。”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警告称：“竞争对手不是敌人。”一位关注非学委内部治理的备忘录作者写道：“如果我们要求白人员工的人数不得超过‘定额’，甚至完全将‘他们那帮人’赶走，那么我们将会成为什么人呢？”另一位作者问道：“我们是否真的相信白人告诉我们的话呢？黑人是不是真的蠢到不会去投票呢？你们知道，非学委内部都有些黑人相信这一点。”原本构想当中的自由之夏是一场旨在争取平等投票权而进行的运动，黑白双方的参与者都要为之牺牲，现在运动阵营内部的投票权分配问题却成了引战的焦点。异见人士们质问道，为什么无论黑白的自由学校教师们全都没有受邀参加讨论。此外还有人发表了一篇极富预见性的匿名文章——选择匿名自然是因为害怕遭受嘲笑——用种族问题打比方，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性别不平等：“认为男性生而具有优势的假设如此普遍且根深蒂固，对于女性造成的伤害就像白人至上假设对于黑人造成的伤害一样严重。”

学生突击部队曾经帮助麻木的国家摆脱种族隔离，但是眼下他们自己也面临着长期民主实践的陷阱。如果在非学委内部实施有约束力的多数表决规则，北方来的白人志愿者们就有可能用选票淹没黑人先驱，新来者也有可能压倒资深参与者（某位资深参与者抱怨道：“新人们都太天真了……我不能对他们说实话……”）。如果投票结果有利于黑人员工，人们难免认为根源在于非学委体制僵化，黑人员工全靠议会斗争的伎俩才占了上风，亚特兰大非学委总部背叛了民权运动的精神；如果投票结果有利于白人志愿者，人们又难免想到经典的暴民统治局面，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在过去百余年里一直打着代议制的旗号依靠人数优势统治黑人，难道现在非学委也要来这一套吗？这的确是个两难的局面。“我确信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接近真相，”非学委亚特兰大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写道。在私下里，丹尼斯.斯威尼和其他人经常念叨一句关于投票的阴暗口号，一听就让人毛骨悚然——“让一个人保持奴隶身份的最好方法就是给他一张选票并且声称他已经自由了”。不过在公开场合斯威尼仍然宣称，非学委的民选领导层必须“遭到督促，为所有这一切提供某种答案。”

10月在亚特兰大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一条罕见的——也有人说是前所未有的——要求成为了争议的根源：某人要求进行一次有约束力的投票，题目是夏季项目结束后的夏季志愿者们是否应当获得就非学委事务投票的权利。这项要求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要求本身带有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气息。非学委的内部人士们模糊了这一提议的种族意味，并且向其强加了“自由派”的头衔。“自由派”一词在这里指的是对于民主规范的肤浅理解与片面执迷。可以说这个字眼预示了未来几十年自由派在美国政坛的负面形象。仅仅在一年之前阿尔.洛温斯坦才从南非取经归来，将自己的一部分原始想法带到了密西西比的夏季项目当中，现在他却成为了自由主义者的坏典型。贝亚德.拉斯廷、约瑟夫.劳以及罗伊.威尔金斯也都与洛温斯坦一道成为了遭受鄙视的对象，遭受鄙视的原因则各不相同。针对这些领导人物的鄙视将原本人人皆兄弟的学生们切割成了许多名目各异的小圈子——激进分子，和平主义者，民族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在圈内人看来只有其他圈内人才是可信任的盟友。吊诡的是，原本处于激进爆炸边缘的社会力量就这样缩了回去，将注意力转向了相互批斗与死抠细节。詹姆斯.福曼写道，非学委的维弗兰会议“最终因为在解雇员工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而破裂了。”大约在同一时间，鲍勃.摩西来到斯坦福大学演讲，有听众问他密西西比州是否已经达到了“革命前夕的状态”，摩西则回答说任何革命最有可能在北方爆发，因为“城市就是我们的丛林”

在格尔夫波特，普洛克特在整个10月期间每隔几天就会耐心地问拜访一次吉米.乔丹。有报道称乔丹曾与朋友们谈论过“射杀一个黑鬼”，乔丹对此既没有反驳也没有证实。他恶狠狠地表达了遭到三K党抛弃的怨愤之情。普洛克特有意纵容乔丹的怨气，并且慷慨地请他喝酒，酒钱都记在联邦调查局的账上。另一方面他也一直在实事求是地警告乔丹，早晚有一天他会带着逮捕令来到对方面前。乔丹开始提到坐牢的可能性时，普洛克特向他保证，调查局可以事先安排他去佐治亚州探望临终的父亲，然后再将他送进监狱。

乔丹的供述，以及随后不久的另一名从犯的供述，让世人通过三K党徒的震惊视角重新审视了四个月之前势头最强劲之际的密西西比州自由之夏运动的内核。当时内斯霍巴县白骑士团锁定了一位代号“山羊胡子”的目标——也就是米奇.施维尔纳——以及他的两位民权义工朋友，并且决定“要把他们的屁股打开花”。供词当中提到三K党徒们偷偷摸摸地在家里与停车场招募人手，让外围人员负责递送三明治与防护手套。此外袭击参与者们还搞错了会合地点，以至于乔丹所属的默里迪恩支部的党徒们与比利.波西（Billy Posey）率领的费城支部党徒们没能在第一时间碰头。波西驾驶着一辆1955年出场的雪佛兰汽车。党徒车队趁夜色出发拦截刚刚获释的民权义工们，在路上这辆车的化油器发生了故障。塞西尔.普莱斯副警长开着巡逻车带着他们来到了一条名为切石路的偏僻小道，乔丹坐在副驾的位置。

这场丑恶的私刑包含了大量细节——比如如何搞到一把备用钥匙以便启动用来埋尸的推土机——其中唯一让三K党徒们感到困惑的细节就是施维尔纳的临终遗言。乔丹与其他几名党徒将这段话记得一字不差，探员们又将这条令人过耳不忘的信息传达给了苏利文督察。党徒们没有从他的声音当中听到任何恐惧或者挑衅的意味，甚至都没有任何逃避眼前恐怖时刻的企图，不过他们无法忘记施维尔纳在跨过生死关之前极度自律且信仰坚定的身姿。当时奥尔顿.韦恩.罗伯茨推搡开几名犹豫不定的党徒，把施维尔纳从巡逻警车里拽到了路边的水沟旁边，用手枪顶住对方的肋骨，带着野兽一般的恨意尖声叫道：“你就是那个心疼黑鬼的混蛋吗？”施维尔纳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先生，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他平生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主啊，请让我纯洁——但不是现在。”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

在美国职棒国家联盟1964年赛季的最后十二天，圣路易斯红雀队——此时已经赢得了“奇迹红雀”的美名——超过了兵败如山倒的费城费城人队，赢得了代表国家联盟出战世界大赛角逐全国总冠军的资格。这一战绩一定程度上归功于球队采取了种族融合政策与快攻战术。球队的核心是擅长快球的鲍勃.吉布森（Bob Gibson）以及两位飞毛腿外野手路.布洛克（Lou Brock）与柯特.弗拉德（Curt Flood），三位球员都是黑人。与他们的对手、代表美国联盟出战的纽约洋基队相比，红雀要算是一支弱旅。此时的洋基队早已奠定了自己的王朝霸业，自从1949年以来总共拿下了十三面美国联盟冠军锦旗与九尊全国总冠军奖杯。凭借着如此骄人的战绩，球队管理层一直在抵制黑人球员的加盟——早在1955年就加入球队的黑人球员先驱埃斯顿.霍华德（Elston Howard）姑且存而不论——因为他们不想无谓地刺激前来看球的白人观众。*洋基队的三大主力米奇.曼特尔（Mickey Mantle），罗杰.马里斯（Roger Maris）以及惠特尼.福特（Whitey Ford）都是白人。不过无论是不利的赔率还是潜在的种族意味对于圣路易斯球迷来说都不重要。10月7日星期三，全国决赛在圣路易斯的布奇体育场开赛。开赛之前圣路易斯球迷们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一支行进爵士乐队吹奏着欢闹的乐曲列队走进球场，还没等开球就炒热了全场的气氛。红雀队有一位愣头愣脑的替补球员名叫鲍勃.艾克（Bob Uecker），开赛之前他从乐队借来一把大号在场外吹着玩，正当此时一颗棒球冲他飞来，艾克想也不想就抱着大号向前一迎，棒球正好掉进喇叭口里，惹得球迷们一阵哄笑。接下来红雀队更是爆出冷门，凭借灵活机动的打法以九比五的比分拿下了洋基队，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中赢得了七轮比赛的首轮开门红。

*【时任洋基队俱乐部主席乔治.维斯（George Weiss）曾经明确指示手下的球探们：“我不许你们溜到哪个犄角旮旯随便给我签个黑鬼回来。”】

那天晚上在华盛顿，沃尔特.金肯斯代表约翰逊总统参加了由《新闻周刊》编辑部举办的办公室联谊鸡尾酒会。 散会后他独自一人步行前往了附近的基督教青年会。晚上8点35分，警察发现金肯斯与一名美国士兵之家的老年人一起走进了一间地下室付费厕所，随即上前盘问。却原来这个厕所是金肯斯惯用的私会地点，这是他第二次在此地遭到警方的跟踪逮捕。他安静地接受了逮捕与“行为不检点（变态）”的罪名，并且留下了自己的真名和职业。警方给他拍了照，取了指纹，罚了他五十美元，然后就释放了他。金肯斯回到白宫之后一直工作到了下半夜，很可能是出于惊魂未定的否认心态。

接下来好几天约翰逊总统都不知道自己的心腹捅出了怎样的篓子。此时他正一门心思琢磨着如何在巴里.戈德沃特的家乡凤凰城展开选战攻势。在这座城市，他不止一次突然号令总统车队暂停前进，然后抓过一支扩音器就开始“好言抚慰”瞪大眼睛打量着他的寥寥几位路边行人。10月9日，他乘坐空军一号经停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来到了新奥尔良。第一夫人伯德女士也乘坐专机来到了同一个机场，不过比总统晚了片刻，于是总统沿着机场二号跑道步行了半英里去迎接妻子。在机场欢迎总统夫妇的人群主要由黑人组成，其中还夹着几位显然很不自在的骑墙派民主党人，例如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约翰.麦基森。麦基森在本次选战当中的公开立场是“不参与，但也不完全中立”，实际上则在暗中支持戈德华特。总统的接风宴会在荣格酒店举行。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黑尔.博格斯（Hale Boggs）担任了宴会上的祝酒人。足有将近两千名富有影响力的民主党金主参加了宴会，因此博格斯使尽浑身解数试图缓解高度紧张的现场气氛。他将约翰逊夫妇称作南方的同族，并且颂扬伯德夫人“听惯了穿过松林的风声与知更鸟在清晨的鸣唱。”接下来轮到总统本人致辞。登上讲台之后他首先向台下的拉塞尔.朗（Russell Long）参议员点头致意，接着抛开既定讲稿回忆起了拉塞尔的父亲，曾经在大萧条前期搅动美国政坛的休依.朗。总统还记得他曾在大萧条初期亲耳听过休依.朗发表的争议性演讲。“我认为他对人民抱有一颗真心，”约翰逊总结道。休依.朗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民间英雄，从教科书到道路命名再到许多其他公共活动都在纪念他，总统也不介意利用一下当地人的美好回忆。此外当地人还觉得自从南北战争以来国家级的经济强权就一直在迫害他们的家乡，总统则进一步利用了这种感受： “这些年来，他们通过诉诸我们的敌意来分裂我们，从而一直踩着我们的脖子。”

“无论你抱有怎样的政见，”约翰逊停顿了片刻继续说道，“我们毕竟有一部宪法，也有一套权利法案，还有土地法。参议院三分之二的民主党人、四分之三的共和党人都投了赞成票。我签了字，我要执行到底，我还要带头遵守……”

约翰逊尽管没有直接提到新的民权立法，但却用这几句南方政坛的惯用暗语让全场听众都陷入了沉默。紧接着他咬牙切齿地发誓道：“我绝不会允许他们煽动仇恨并且通过诉诸人们的偏见来拉拢他们。”情绪越发激动的约翰逊身体前倾，向听众们讲述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老迈的民主党参议员——“我这里就不点名了”——此人在弥留之际哀叹自己的政治生涯遭到了荒废。他恳求国会议长山姆.雷伯恩（Sam Rayburn）允许他为了他所代表的饱受蹂躏的南方某州在参议院发表平生最后一场演讲，为了这个州的公共福祉发出最后的呼吁。总统一字不差地引用了这位参议员的原话：“‘有一句话我在肚子里憋了很久了。我那个可怜的州啊，整整三十年他们从没听过哪怕一场正经宣讲民主党政策与信念的演讲。每到选举的时候选民们都只能听见两个字：黑鬼！黑鬼！黑鬼！’”

“全场听众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记录道。一位目击者声称宴会厅里的震惊“仿佛凝成了实体——有人愕然，有人骇然——每一个人都无法理解自己究竟听见了什么。”谁也没想到堂堂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居然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连三次高声喊出此等粗鄙之语。在他所处的背景下，这三声呼号不仅揭露了美国政治的种族内核，同时也是针对这一内核的驳斥。一开始台下的掌声稀稀落落十分勉强，然后逐渐变得越发热烈，最后变成了持续七分钟的全场起立鼓掌。不过到了第二天，全国上下却没有哪怕一名记者有胆量如实报道总统的言论，无论他们在民权与种族问题上抱有怎样的立场。从《黑玉》到《新奥尔良时报》都将总统演讲的高潮改写成了“黑人！黑人！黑人！”《纽约时报》则干脆忽略了这一段落。至于各种出版书籍则将这段话改写成了“黑！黑！黑！”直到约翰逊亲自执笔撰写回忆录《我的视角》（Vantage Point）时，这段黑鬼三连击才得以重见天日，重新回到了他的口中。约翰逊的这本回忆录历来因为在越战与种族两方面存在严重的选择性叙述而饱受读者与学界的诟病——例如他对1964年大西洋城党代会遭到密州自民党挑战的情节就只字未提——但他却毫无愧怍地记录了自己在新奥尔良的惊世言论，并且认为这段讲话足以与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相媲美。

总统的勇气赢得了丰厚的回报。不敢如实报道总统言论的各家新闻机构都自觉不自觉地为他说起了好话。 《亚特兰大期刊》宣称“约翰逊抨击利用仇恨引诱南方选票的行径”，白宫助理们也在私下里报告总统，先前一直对他抱有怀疑态度的随行记者团当中正在涌现出一股“尊重与钦佩”的浪潮。贺拉斯.巴斯比告诉总统，虽然“你对民调的兴趣”等等怪癖依然让许多记者感到“厌倦与无奈”，但是“新奥尔良（黑人，黑人，黑人）的演讲牢牢抓住了他们……因此一夜之后他们就改换了口吻，将你称作‘老板’或者‘冠军’——就像当年称呼罗斯福那样。”

约翰逊的竞选活动乘着非同寻常的国家潮流一路上行，这股潮流背后的驱动力则是肯尼迪遇刺、核战威胁以及种族仇恨暴力事件引发的恐惧与懊悔。圣公会神学作家威廉.斯特兰费罗曾在1963年的芝加哥会议上建议宗教领袖们为种族正义失去希望的局面而“哭泣”，现在他收集了七百位主教与牧师的签名，抗议戈德沃特“公然利用种族主义的行径。”甚至还有几家共和党报纸都站到了约翰逊这边，尤其是纽约的《先驱论坛报》。这份报纸成立于1840年，一贯明确反对民主党。这次报社编辑们却刊登了一篇破天荒的社论来支持一位民主党总统。《纽约时报》头版转载了这篇社论的关键段落：“写下这几行字令我们感到苦痛难耐……但我们认为自己作为美国人——即使是共和党人——眼下并没有其他可以接受的选择。”

在10月份，总统的竞选经理劳伦斯.奥布莱恩向总统递交了一系列机密报道，其中他预测道，约翰逊将会“不太困难地”赢得压倒性优势，戈德华特只能拿下阿拉巴马州与密西西比州。尽管如此，他还是将铁板一块的黑人选票当成了政治机制当中棘手的新阀门：“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需要特别努力地在黑人社区拉票。”他在递交这份报告之前审视了一番总统竞选团队，发现了一项难堪的事实：民主党政客们几乎不具备任何足以跨越种族界限为总统拉票的个人关系。在南方，白人政治结构与黑人政治结构的相互孤立是天经地义的常规——“对黑人选票的依赖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今年之前他们从来没有鼓励过黑人投票，或者特别希望黑人投票。”——不过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很常见。比方说在纽约，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仍然在与白宫讨价还价，他承诺为白宫提供选票，条件是白宫要干预一下以斯帖.詹姆斯案件的判决。由于缺乏统一的政治机制，试图赢取黑人选票的民主党人只得各自为战，努力发明各种“安全”的公众呼吁口号。奥布莱恩的报告则分析了每一个州对于争取黑人选票的抵触心态。这份报告使得约翰逊忧心忡忡，不知道民主党应当怎样自我调整才能应对未来的选举。

民主党人非常谨慎地追求着关键的黑人投票率。奥布莱恩向约翰逊建议道：“显然，我们必须不事声张地传递我们的信息，从而避免进一步的强烈抵制。”这样一来，压力就传导到了马丁.路德.金的头上。他踏上了精心设计的助选之旅，一方面要为约翰逊争取到足够的黑人选票，同时还要尽量减少溢出效应对当地白人候选人的压力。金坚持要求白宫方面保证让罗伊.威尔金斯和惠特尼.扬分担一部分助选工作。这一要求是在暗示约翰逊，他不能一边指望金东奔西走地为他拉票，另一边又将那些舒舒服服地呆在后方提供资金支持的人们当成黑人领导层的主要角色。 此外金还告诉总统的助理们，孤身一人踏上助选之路难免“让外人觉得约翰逊已经收买了我。”

此时金不仅要为总统助选，还要为领导大会筹款，后者的行程同样高度紧张。10月11日星期天，金走访了三个东海岸城市，发表了四场演讲，到了星期一又赶赴圣路易斯发表了两场演讲，这才得空回家休息。一进家门他就被车马劳顿与病毒性发烧的联手袭击打倒了。星期二这天金被送进了圣约瑟夫医院，医院里第一位获得行医执照的黑人医生阿萨.扬西（Asa Yancey）收治了他。*扬西医生认为金的体力严重透支，必须卧床休息几天。接下来他又在病床前为金上了一堂即兴保健课，要求金马上戒掉炸鸡并且尽快减去三十磅体重。最后他给金开了一瓶安眠药。星期三清晨——这一天碰巧也是圣约瑟夫医院正式推行种族融合制度的第一天——睡得迷迷瞪瞪的金突然接到了妻子的电话，说他已经获选成为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各路摄影记者们得知喜讯之后纷纷涌进医院，在院方拉起临时安保屏障之前将金的病床团团围住，拍下了金依靠在床头接听电话的头版照片。

*【日后扬西将会在佐治亚州以及阿拉巴马州开设美国第一家专门面向非裔病患的住院手术机构。今天亚特兰大市的阿萨.G.扬西医护中心就是以此人命名的。】

一位早早赶来的《黑玉》杂志记者注意到，金的床头放着一本书，题目是《获奖》。这是一部当时的畅销小说，情节围绕着诺贝尔奖背后的国际阴谋展开。这本书从侧面证明此前金就意识诺贝尔奖委员会正在考虑他。但是书中的阴谋暗算再怎么复杂也不足以让金为了国内的剧烈反响做好心理准备。金正确地估计到，诺贝尔奖的高额奖金肯定会促使他的身边人们你争我夺，对此他感到忧心忡忡。为了避免这样的前景，金指示他的助手伯纳德.李发表明确声明，表示他将会把五万四千六百美元奖金当中的“每一分钱”都捐献给民权事业，不过日后的事态进展证明这一招并没有见效。不出几个小时，金就听说诺贝尔奖显然消解了多年来一直妨碍他加入摩豪斯学院校董事会的政治阻碍，现在他终于成为了校董事会的一员。罗马天主教大主教保罗.哈里南（Paul Hallinan）亲自来到病房向金道喜，并且高调而又谦卑地跪倒在病床前祈求金能以对等的祝福回馈自己。另有消息称公牛康纳对于金获奖的反应十分厌恶，认为诺贝尔委员会“只会打捞桶底的渣滓”，圣奥古斯丁警察局长维吉尔.斯图尔特则认为金的获奖是“今年最大的笑话”，这两则消息都让金忍俊不禁。一封又一封贺电乘着无线电波将电报房挤得水泄不通。艾灵顿公爵曾为1963年的伯明翰示威撰写了一曲《金的阿拉巴马之战》，这次他则称赞颁奖声明是“一道美丽明亮的希望之光”。罗伯特.肯尼迪也表示金得到了“理所应得的”荣誉，这份荣誉将会激励全世界向“最伟大的美国理念”看齐。

罗伯特发出这份贺电的时候正在纽约与约翰逊总统一起竞选，不过约翰逊总统还要再等两天才会向金致电表示热烈祝贺，因为这两天他被沃尔特.金肯斯引发的狂乱风潮缠住了。媒体针对上一周金肯斯在基督教青年会被捕的事件展开了穷追不舍的调查，随之而来的强大压力迫使金肯斯在周三下午晚些时候住进了乔治.华盛顿医院并且接受了重度镇静剂的麻醉。约翰逊的法律顾问阿贝.福塔斯和克拉克.克利福德私下恳求各位报社编辑们暂且压下这条毁灭性的新闻，直到事实得到检验为止。金肯斯则反过来恳求律师们不要告诉总统，并且可悲地一口咬定自己几乎已经忘记了被捕的详情。另一方面，共和党全国主席迪恩.伯奇（Dean Burch）将金肯斯的丑闻捅给了合众国际社，合众国际社在当晚8点09分发布消息称“白宫正拼命压制一条影响国家安全的重大新闻报道”。泪流满面的乔治.里迪很快向纽约记者们证实，他的朋友金肯斯——行为端正的天主教徒，六个孩子的父亲，约翰逊总统自1939年以来最亲信的助手——因为“极度疲劳”而住进了医院。紧接着他又在10点15分发布了一份后续公告，告诉记者们金肯斯已经辞职了。

伯德.约翰逊夫人当晚在华盛顿发表了一份以个人身份表达同情的声明：“我的心很痛……”约翰逊总统坚持在纽约发表演讲：“林肯当年废除了奴隶制，今天也让我们废除贫困吧……”在私下里，约翰逊在余生当中都坚持认为金肯斯的悲剧是戈德沃特为了窃取选举胜利而耍弄的阴谋。 他让五角大楼从戈德华特指挥的空军后备部队取回了金肯斯的全无瑕疵的人事档案，并且命令自己的律师与联邦调查局的迪克.迪洛克负责深挖本案的幕后真相。所谓的真相其实大都是不着边际的猜测，比方说10月7日《新闻周刊》派对上的侍应生们或许是共和党的爪牙，让金肯斯无意中服下了惑乱心智的药物。

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内部，金肯斯与金在同一天住进医院的巧合——前者从位高权重的白宫岗位上头破血流地落入了尘埃，后者则背负着世代为奴的重负登上了全球殊荣的领奖台——促使埃德加.胡佛将整个调查局都动员了起来。他一边给沃尔特.金肯斯送去了一束鲜花表示慰问，并且附上了一张慰问卡，落款是“J.埃德加.胡佛及全体同仁”，另一边又在自己的手下人面前谴责新科诺贝尔奖得主是个“第一等的恶棍”，并且督促他们针对金展开舆论攻势，就像金肯斯刚刚经受过的那样。调查局炮制了大量针对金的负面舆论，不过公之于众的只有一小部分。威廉.勒布、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和其他几位著名保守派都抱怨说胡佛不该给金肯斯送花，因为金肯斯的同性恋取向已经危及了国家安全，胡佛对于金肯斯的纵容无异于背叛了自己的基本原则。胡佛则声称他直到将花束送出去之后才意识到本次事件的性质。联邦调查局仅仅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洗清”了金肯斯——《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大张旗鼓地宣称“没有证据证明前任总统助理危及国家利益”——好些人都认为调查局有护短的嫌疑，而胡佛关于送花事件的托词则帮助他躲过了这种看法的纠缠。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们一直在胡佛的授意下秘密进行着一系列无谓的政治调查，例如巴里.戈德沃特是否有哪位助手具有同性恋倾向。有鉴于此，如此迅速地否认一项国家安全风险可以说是胡佛卖给约翰逊的一份大人情。

金肯斯丑闻使得约翰逊与胡佛沦为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两人都需要对方为自己解围。约翰逊自然需要胡佛的国家级权威来庇护自己的竞选活动，使其不至于遭到掺杂着间谍风险的悖德丑闻的牵连；不过胡佛也需要约翰逊高抬贵手原谅他的失职，因为联邦调查局一直都掌握着金肯斯此前几次因为行为不检而被捕的档案，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却从来没有警告过约翰逊。在懒得刨根问底的新闻界的帮助下，胡佛厚颜无耻地批评当地警方与特勤部门在金肯斯问题上疏忽懈怠，并且建议联邦调查局与这起低俗的丑闻保持敏感距离。与此同时他也在背地里向白宫、司法部、联合国乃至外国使领馆的官员们滔滔不绝地编排着金的私生活（休伯特.汉弗莱在自己的笔记当中将此类信息称作“他的个人行为”）。相比之下，胡佛对待金肯斯的克制态度很难说是感情用事。为了保护约翰逊，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一度曾逼迫医生们不要将金肯斯在基督教青年会的举动称作“自愿的”同性性行为，而是将其视作“导致大脑崩解的莫名疾病”的结果，不过他们的企图并未成功。联邦调查局对待金肯斯与金的做法虽然一天一地，但却都出自敏锐的政治敏感性，因为探员们全都很清楚与胡佛同级别乃至更高级别的大人物们多么要面子。

10月15日星期四这天，金离开了圣约瑟夫医院，走进了一个重大新闻在前后几天之内层出不穷的世界：苏共中央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参与政变，解除了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全部职务，并且由自己取而代之；哈罗德.威尔逊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开启了二战之后英国的第二个工党执政时期；中国首次核弹试验取得成功，就此成为了全世界第五个有核国家。此外还有不少分量较轻的新闻充当陪衬，例如南越政府处决了去年5月企图行刺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十七岁刺客，又比如圣路易斯红雀队赢得了世界大赛的第七场胜利从而荣耀登顶，尽管洋基队的米奇.曼特尔表现神勇，在世界大赛的赛场上打出了他的第十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本垒打。另一方面，尽管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主要新闻刊物认为金肯斯丑闻“肯定会严重损害约翰逊总统的竞选活动”，但是总体而言这一丑闻引发的尴尬并未影响多少选民。此前金对于不间断地为约翰逊总统助选还抱有顾虑，这次的丑闻威胁反而让他彻底踏实了下来。

路易.马丁（Louis Martin）是一家黑人报社的老板，自1944年以来一直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少数族裔政治方面的专家。他为金专门设计了一条巡游路线，金在这条路线上进行了一场基本上只有黑人才能看见听见的撒花游行。巡游从10月21日开始，第一站是芝加哥。马丁将金安置在了一辆平板卡车的后部。这辆卡车驶过了二十多个街区，吸引了无数的喧嚣人群。马丁还派出一支轰鸣的车队穿过了克利夫兰黑人居住区的教堂和操场。经过精心的安排，金没有提到约翰逊的名字就宣扬了投票的紧迫性：“你们知道该投谁的票！是不是！”他的助手们则在一旁高呼“一路前进”，省略了原本竞选口号当中“跟着约翰逊”这部分。金不希望将自己与两大政党当中的任何一个长期绑定在一起，因此很中意像这样故作中立的姿态。马丁和劳伦斯.奥布莱恩特借助这一姿态用一条直白的信息锁定了目标选民。这一轮巡游在黑人社区以外仅仅受到了零星关注，体现形式往往是有关跨种族利益的小故事——比如芝加哥的天主教跨种族委员会向金授予了约翰.F.肯尼迪种族关系奖，又比如某白人福音派大会谴责金是假基督徒。

关于这次巡游的口口相传极其激动人心，许多人都试图抓住与金博士面对面的难得机会。在克利夫兰，由于日程安排的混乱，金的车队一不小心在某个黑人居住区的路边停了下来。刚巧附近有一座爱迪逊初中，勤勉的校长一看见车队就赶紧冲出校门跑到卡车旁边使劲敲窗户，希望金能赏光到学校里给学生们讲两句。当时车队的随行工作人员全都热得汗流浃背，他们强烈要求金赶紧上路，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尚且不能投票的小孩子们身上。金不顾他们的反对，跟着校长走进了学校，站定在走廊的角落里。全校师生从各个教室里蜂拥而出，将走廊两头都挤得水泄不通。金发表了一篇毕业典礼式的即兴演讲：“我们所有人都有幸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你们现在这个年纪正是做出几项重大决定的时候……我尤其想告诫这里的黑人学生们，你们的父母从没有机会接近的机会之门正在向你们开启。你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做好穿过大门的准备。”他告诫学生们不要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在更广大的社会当中寻找更有价值的目标去实现。接下来他回忆了伯明翰的未成年人们如何在出狱之后游说他们的长辈，以至于当地成年黑人登记选民数量在三个月内翻了一番。“这些事迹都是学生们干出来的，你们也同样能做到，”金这样鼓励四周的小听众们。

金告诉学生们，今后总有一天他们将会不得不去面对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一遍又一遍地”提出过的最困难问题——邪恶与至善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并且给出自己的答案：“我想我找到了答案，我的朋友们。最高的善就是爱，有爱的人不知怎的发现了生命与现实的意义……从现在开始要让爱成为你们生活的中心，从现在开始要保持非暴力……我坚信美国将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国家。我坚信黑人和白人将能够像兄弟一样生活在一起……所以我要求你们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做出正确的决定，加入我们争取自由的运动。”

在大选前一周，金抵达了洛杉矶。堆积如山的演讲邀约简直压得他直不起腰来。此外围绕诺贝尔奖金分配问题的争吵也愈演愈烈，闹得他头大如斗。首先他自己的妻子就站出来唱反调。科瑞塔.金不希望丈夫将这笔意外之财全部捐出去，至少也要留出两万美元作为金家子女未来的教育经费。阿博纳西的妻子胡安妮塔支持这一主张，不过她也有自己的盘算。在胡安妮塔看来，自家老公自从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的时候就是金的搭档，这么多年来两人一直平起平坐有难同当，如今的奖金理所当然也应该有自己丈夫的一半。金钱引发的争执搅扰得金心烦意乱，以至于不得不以体力不支为借口跳过了若干个助选地点。在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校方向久等不耐的师生们宣布：“金博士今天来不了了，不过我们请来了杰克.普拉特。”普拉特作为先头部队的一员早早就来到了学校，为得就是在万一的情况下上台补缺。这位满面尴尬的教会律师热情洋溢地将拉尔夫.阿博纳西请上了讲台，但是他的演讲仅仅换来了几声微弱的掌声，因为满心失望的听众们大都没心情鼓掌。阿博纳西的演讲风格略显粗俗，把戈德华特比作了监狱里的面包清水口粮。台下听众窃窃私语地议论着在公立校园发表党派言论是违法行为，阿博纳西则假装没听见，演讲结束后他就溜下了讲台。

金在讲稿空白处勾勒了几条笔记：“十四号提案十恶不赦……”他恳求加州选民拒绝这项公民表决提案，尽管这是他们的宪法权利。假如这项提案得到通过，不仅会废除一项全州范围内的公平住房法（1963年的拉姆福德法案），还会否决一切旨在限制“任何人……完全凭借个人判断拒绝向他所选择的人们出售、出租或租赁（房地产）的权利”的地方法令。在1964年民权法案得到广泛支持的大背景下，支持十四号提案的宣传攻势却不退反进，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一股令人担忧的逆流。《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困惑的社论称：“选择今年来推动进一步的种族隔离着实有些奇怪。”

金抵达洛杉矶的同一天，戈德华特竞选团队找来了一位名叫罗纳德.里根的好莱坞演员充当代理发言人。戈德华特虽然迫切希望能抓住什么契机打破不利的选战形式，但却还没迫切到不择手段的程度。他的团队制作了一部名为《选择》的政治纪录片，其中将醉酒青年和暴力场面与种族示威的影像混剪在了一起。就在这部影片即将登上全国电视之前，戈德华特将影片痛斥了一顿，认为这是一部“种族主义电影……内容极其龌龊。”这样一来，原定的竞选节目播出表里就出现了半个小时的空白急需填补。竞选经理们急着寻找替代节目，有人想重复一遍戈德华特与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对话，也有人提出可以让里根前来救急。里根是戈德华特加州公民应援会的领头人，早就练熟了一篇广受欢迎的套路讲稿，正好用在这里。戈德华特对于这一不动声色的无奈之举感到十分不满，日后他也一直掩饰着对于里根的嫉妒。在他看来，里根顶替他占据了本应属于他的决定性历史时刻。但里根确实在10月27日完美填补了戈德华特留下的空白。在全国广播公司直播的演讲当中，里根巧妙地避开了《选择》的缺点，没有直接评论种族问题，而是从反面入手，采用了自由正在陷入围攻的激愤主题（“摩西应该告诉以色列人生活在奴役之下，而不是冒险走进荒野吗？……你我与命运有个约会。”）并且将自由的敌人定义成了信奉极权主义的外敌与美国政府本身，两者几乎可以互换：“某种变态行径已经发生了。我们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现在被视作政府的给予。”里根谴责福利国家、对外绥靖政策以及“假善人们的阴谋”，认为这才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威胁：“我们面临着人类在从沼泽到群星的漫长攀登过程中所遇到的最邪恶的敌人。”一些评论家认为里根的首次政治演讲是自1896年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黄金十字架”演讲以来最好的政治演讲。数百个地方委员会争相播放这部影片，戈德华特的竞选团队还购买了10月31日周六晚上的时段，将这段影像传遍了全国的电视荧屏。

金的巡游车队经过芝加哥与底特律来到了巴尔的摩。金在当地的信仰浸信会教堂发表了演讲。这次演讲的终点在于共和党提名人对于公民公共空间的狭隘定义：“戈德华特兄弟让我进退两难，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哪位总统候选人反对过历代先知的洞见。”金站在卡车后部高谈阔论，贝亚德.拉斯廷则守在扩音器边上。金敦促挤满街道向他挥手致意的仰慕者们都投票。金在巴尔的摩的下一站是尤陶街的共济会圣殿，屋里装不下的听众们纷纷围堵在门口。巴尔的摩市长西奥多.麦克尔丁（Theodore McKeldin）也前来捧场，引起了媒体不同寻常的兴趣，因为麦克尔丁是一位共和党人。市长这样解释自己的举动：“我父亲将西奥多.罗斯福引荐进入了共和党，他的儿子这一回可要到共和党外面转一转。”接下来金就像总统候选人一样逃离了演讲过后的混乱现场，乘坐敞篷车缓缓穿过了宛如节庆一般熙攘拥挤的人群，人群当中还点缀着好些身穿万圣节服装的黑人儿童。无数人围拢在汽车周围，伸直了胳膊想要与金握手。

第二天是11月1日，金前脚刚刚回到亚特兰大的家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路易.马丁后脚就赶了过来。马丁带来了一则坏消息：在若干城市里突然出现了至少一百四十万份传单，主张要选票上记名投票支持马丁.路德.金成为总统。有公开报道称（这项报道导致了一起刑事指控）戈德华特竞选团队的人员正在购买和分发此类宣传材料。马丁不费吹灰之力就说服金了采取行动。在返回亚特兰大机场的路上，马丁在电台里听到金已经安排了一场紧急新闻发布会，会上他否认自己命人散发了这些传单，并警告说这是一个“恶毒的”阴谋，旨在诱使黑人浪费选票。

也是在这一天，多位知名宗教界人士——包括保罗.田立克，特拉普派修道士兼作家托马斯.默顿，亚伯拉罕.赫歇尔，雷茵霍尔德.尼布尔以及加德纳.泰勒——在纽约成立了一个“突发事件委员会”并且发表了一份申诉书，尖锐批判了某些人抓住沃尔特.金肯斯丑闻大肆炒作的做法。在委员会看来，这些人之所以坚持咬住私德二字大做文章，“一味迎合源自色欲的卑劣好奇心”，目的无非是为了“在涉及公共生活的关键道德问题上搅混水。”

戈德华特指责神职人员不该掺和党派斗争，约翰逊总统则亲自出面为这些宗教人士进行辩护。这一天他的竞选团队来到了他的家乡得州，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奥斯汀市。总统站在州议会的门前台阶上发表了最后的竞选演讲，并且在尽兴飞扬的演讲词当中插入了自己对于这些宗教人士的支持。当年约翰逊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了政府并不是人民的敌人，世人的敌人从来都是人们本身。”作为一名大萧条时期的年轻新政支持者，“我认识到贫穷与无知是自由社会唯一的基本弱点，而且这两者都只是坏习惯而已。”11月3日这天，约翰逊与伯德夫人及六位朋友一起待在私密之处。第一轮选举结果公布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上帝啊，我真不想让竞选结束，因为那以后才是最难受的时候。”在黎明前，约翰逊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由于风雨大作，直升机不能起飞，而且佩德纳莱斯河上爆发洪水，封锁了道路。于是约翰逊命令一架小型喷气机冒险在自家农场降落，并且乘坐这架飞机赶回了华盛顿。

约翰逊不仅以将近一千六百万张选票的优势压倒了戈德华特，而且还获得了史上空前的多数总人口票。*戈德华特仅仅拿下了南方腹地的五个州和他的家乡亚利桑那州（在亚利桑那州的领先优势也只有零点五个百分点）。此外民主党还赢得了两个参议院席位——其中一个是罗伯特.肯尼迪争取的纽约州席位——以及之前属于共和党选区的四十八个众议院席位。是否支持民权成为了预测选举结果的最准确因素：曾经投票支持1964年法案的两党议员无一落败，同时还有整整一半反对该法案的北方议员遭到了选民们的否定。同样，反民权共和党人在得州的支持率也大幅下降——他们丢掉了二十三人的得州众议院代表团当中仅有的两个席位，而且乔治.布什挑战现任得州参议员拉尔夫.亚伯勒（Ralph Yarborough）也未能得手——约翰逊对于这一结果自然乐见其成。成为少数党的共和党陷入了内部分裂。温和派指责戈德华特背弃了林肯的道路，戈德华特反过来又指责温和派不肯支持自己。保住了国会席位的共和党人们——比如尼克松——只能在一片废墟当中为自己与共和党寻找出路。

*【约翰逊赢得了61%的全国普选票，这一优势在二十世纪可谓空前绝后。优势第二大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在1936年拿下了60.8%的全国普选票。理查德.尼克松则在1972年拿下了60.7 %的全国普选票，位列第三。】

鉴于约翰逊令人震惊地拿下了96%的黑人选票，各个阵营的策略家们都预测所谓的黑人民主——对于美国历史的逆转——将成为全新的政治事实。用某位策略家的话来说：“黑人眼中的戈德华特就像约翰.威尔克斯.布斯那样不偏不倚地朝着林肯的脑袋开了一枪。”约翰逊在弗吉尼亚州以及其他几个地区都通过稳固的少数族裔支持获得了较大优势的胜利。尽管如此，分析人士并不认为民主党的基本盘将会发生与之相抗衡的变动。《时代周刊》认为“白人反弹并未发作”，史学家艾里克.戈德曼（Eric Goldman）表示认同，认为“反弹只是暂时现象”。《华盛顿邮报》则预计南方民主党团投靠戈德华特的叛党之举只是“一锤子买卖”，就像1948年的南方民主党叛乱那样。当然，有些现象确实令人介怀，比方说戈德华特这次拿下的四个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阿拉巴马州——自从战后重建时期以来首次将共和党人送进了国会，人数共有十人之多。不过分析家们认为这都是无关大局的细节问题。

关于选举的大量评论掩盖了一个警告信号。正如罗纳德.里根与房地产行业所倡导的那样，加州选民既支持约翰逊，也支持维持种族隔离社区的宪法权力。十四号提案在加州以将近二比一的票数得到通过，在加州的五十八个县当中赢得了五十七个县，比约翰逊还多赢得了将近五十万张选票。得到通过的十四号提案在正式生效之前将会经历许多年的司法审查并且最终在最高法院遭到否决，司法部将会把这一审判结果称作“十年来最重要的民权裁决”。但是眼下十四号提案依然只是全国选战大潮当中的一条脚注，仅仅限于加州境内，就好比南方的戈德华特痉挛那样。

高层人士对于本次大选结果的通行解释再一次忽视了白人选民在种族问题上的长期决心。当时谁也不敢想象，反对种族进步的逆流将会诱发大规模的改换党派并且催生全新的国家级领导人（里根就是此类领导人的范例，他不仅反对1964年的民权法，也反对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待到这一点确实发生之后又遭到了掩盖与噤声。当时的分析人士们试图掩埋掉戈德华特所代表的选项。沃尔特.李普曼声称约翰逊的胜利是“表明选民都是中间派的铁证”。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作家罗伯特.多诺万则担心打着戈德华特旗号的保守派将会让共和党“无限期地沦为少数”。两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学家干脆警告称共和党可能会彻底消失。他们预测，死缠烂打的戈德华特主义将会“终结竞争性质的两党体系”。时代的潮水正在缓慢上涨，却被错误地当成了逐渐消退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