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追求正义的角度有两个，其一是因为自身受到限制乃至压迫而进行反抗，不妨称作“叛逆的正义”，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典型代表是孙悟空与贾宝玉，在现当代政治当中的体现则是“造反有理”。

另一个角度则是追求某种超验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不妨称作“天道的正义”，在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典型代表是梁山集团与蜀汉集团，在现当代政治当中的体现则是“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两种角度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关键就在于“天道”本身是否正确。大闹天宫时期的孙悟空显然不这么认为，背负金玉良缘的贾宝玉显然不这么认为，被魏延踢翻七星灯的诸葛亮恐怕也有话要说。

不过我个人觉得中国文化确实更倾向前者。梁山集团的政治口号虽然是“替天行道”，但是在实操层面始终没有提升到这个高度。这样一来，四大名著当中叛逆派对天道派的票数并不是二比二，而是三比一。

所以上半场天道vs叛逆是1:3

到了下半场变成了3:1

最后还是打平了

各个民族的文学中，最光彩照人的都应该是叛逆型的。

英国古代作品最脍炙人口的形象是罗宾汉，现在还时不时被搬上屏幕。

相比之下，亚瑟王手下有个模范骑士，只有他才能找到圣杯----这位老兄的大名，我想不起来了，估计大多数英国人也记不住。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里面

一千人有一千个的哈姆雷特

反种族歧视的奥赛罗夫妻

女话剧演员的极限挑战的麦克白夫人，都是离经叛道的人物。

就算李尔王是建制派，那也是3比1.

谁也猜不到前路上还会有怎样的颠簸——美国副总统本人肯定没猜到。林登.约翰逊正在对美国最古老的城市进行仪式访问，这座城市即将迎来建城四百周年纪念日。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用不了多久，种族斗争的第一轮震荡波就会席卷全国各地，改变所到之处每一个人的生活，圣奥古斯丁自然不能幸免。约翰逊的来访时机恰好赶上了暴风雨前夕的宁静一刻，关于种族隔离法律存废的冲突此时依然还能捂得住盖子，上层政客依然有闲心将这点小事交给手下人去处理。3月11日在圣奥古斯丁，林登.约翰逊站在一座经过修复的西班牙公寓的阳台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当地人都很清楚，对于圣奥古斯丁这样只有一万五千人口的小型旅游城镇来说，现任副总统的访问堪称极其稀罕的大事。公寓周边看不到碍眼的黑人纠察线——约翰逊想当然地接受了这场隐形的胜利。他的助手乔治.里迪（George Reedy）为了确保种族休战前往其他地点进行安排，约翰逊的车队则驶向了欧洲文化在北美大地上修建的第一座永久前哨站。

在农布雷-德-迪奥斯传教公馆里，副总统暂时脱离了陪同人员，独自走进了礼拜堂。在一处昏暗的壁龛里，一位紧张的神父向他展示了西班牙探险家兼殖民地总督唐佩德罗.梅内德兹.德阿维莱斯的木制棺材。当年正是此人将这个定居点取名为圣奥古斯丁——在基督教创始早期担任非洲希波主教的圣奥古斯丁是一位性情沉郁的天才，多亏了他的苦心经营，早期基督教会才得以与罗马帝国的世俗统治并存。圣奥古斯丁于公元430年8月28日逝世。几百年后的1565年8月28日，在海上漂流许久的梅内德兹终于发现了佛罗里达海岸线。于是圣奥古斯丁的忌辰就在他兴建的定居点成为了重大节庆日。

梅内德兹登陆之后不久，他的随船教士在9月8日举行了一场露天弥撒。基督教从此在农布雷-德-迪奥斯扎下了根。接下来梅内德兹迅速向内陆前进，消灭了一个法国胡格诺教徒修建的殖民点，将反宗教改革战争的战火烧到了大西洋的西岸。接下来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向梅内德兹颁发了贩奴执照，允许他将五百名非洲奴隶带进新大陆，虽然没有任何存世证据证明梅内德兹使用过这份执照，但是传教公馆关于驻留在圣奥古斯丁的西班牙人的文书资料仍然是奴隶制在北美洲留下的最早记录——史学界的流行看法认为美国的奴隶制起源于1619年，比起这些文书晚了五十多年。*

*【按照惯常的1619年算法，美国领土上的奴隶制开始于这一年8月，一艘荷兰船只在弗吉尼亚州詹姆斯镇出售了“二十名黑人”。更早以前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地区的蓄奴行为几乎被史学界普遍抛弃或者忽略了。原因可能在于当时的黑奴并不是作为商品运来的，因此缺乏象征性。此外，就算是存心关注文化压迫的编年史作者通常也难免以英国定居者的经历为线索来叙述美国历史，因为英国殖民者毕竟将西班牙殖民者赶跑了。】

在梅内德兹的时代之后又过了接近两个世纪，为了迫使英国人向北撤退，西班牙人兴建了摩西堡——这是北美第一座由全幅武装的自由黑人来经营的独立定居点，位置就在圣奥古斯丁城外。（摩西堡自从建成之日就是南卡罗来纳州新教徒殖民者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曾经不止一次用阉割之刑来惩罚试图逃往圣奥古斯丁投奔西班牙人的黑奴。佐治亚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督詹姆斯.奥格尔索普还曾亲自带兵多次攻打过摩西堡，战斗旷日持久，场面极其血腥。在新教殖民者看来，摩西堡简直是集万恶于一身的渊薮，包庇了不知多少叛逆逃奴与教皇支持者。）1763年英国人首次控制了佛罗里达州之后，摩西堡全体居民都跟着西班牙人撤到了古巴。不久之后，一位富有进取精神的苏格兰人安德鲁.特恩布尔在佛罗里达州引入了北美规模最大的一批白人契约奴。当地人将他们称作“特恩布尔的黑鬼”——他们当中有希腊人，也有意大利人，还有来自西班牙海岸梅诺卡岛的大约三百户家庭。特恩布尔的靛蓝种植园最终毁在了疾病与自然灾害手里，在此之前许多契约奴都逃到了附近的圣奥古斯丁寻求庇护。这些梅诺卡人的后裔也来到了欢迎副总统的现场。

佛罗里达州隐藏着美国历史上许多稀奇古怪的侧面。到了现代，这里的人们尤其擅长向外人售卖疏浚过后的沼泽地与充满阳光的梦想。几代人以来，圣奥古斯丁的上层家族一直把持着当地主要旅游景点的特许经营权。当然，很多此类景点都是瞎编出来专门坑外地人的人造景点，例如庞塞.德莱昂追寻终生的不老泉。城市历史委员会里面很有几位纯粹主义者一直坚定主张要在此类景点的介绍词当中加入免责声明，但事实在想象面前总是相形见绌。始建于1893年的鳄鱼农场纯粹依靠历史氛围吸引游客。旅行家罗伯特.里普利的“信不信由你”展览馆也装满了双头牛犊之类最受花边小报追捧的奇特展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民调显示，罗伯特.里普利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人，比起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略高一筹，并且远远超过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

自从三十年代以来，圣奥古斯丁一直能从佛罗里达州的观光客流当中分一杯羹，一方面靠得是满嘴跑火车的旅游景点宣传，另一方面靠得是在公共争议面前严格保守对外一致口径。当地大主教约瑟夫.赫尔利（Joseph Hurley）总是在布道期间充满恐惧地抨击梵蒂冈那边的教会改革，特别是要求神职人员在主持弥撒期间要面对而不是背对会众的提案。所有基督教的教士都主张自己的教牧权威可以一路追溯到耶稣本人，背对会众也就意味面对耶稣。对于赫尔利来说，这项提案纯粹是在自找麻烦，只会促使公众怀疑教士的权威主张。赫尔利与市政当局一致认为，种族问题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层面上都说不得。城里唯一一个与种族问题沾边的旅游景点就是人称老奴隶市场的市中心柱廊广场。马车车夫总会轻描淡写地将这个名字抛给游客，名字背后的故事也令许多游客为之着迷。

为副总统担任导游的神父是一位业余史学家，此人还要负责为美国最古老城市的四百岁生日筹备天主教庆祝活动。这一天将于1965年到来。肯尼迪总统已经任命了一个联邦委员会来计划本次庆典，约翰逊本次访问圣奥古斯丁的官方目的就是主持委员会成员的宣誓就职仪式。神父一直认为圣奥古斯丁的文化遗产当中有很多值得玩味的侧面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因此他抓住与副总统私下独处的机会好好给对方上了一课：比方说当地某些历史事件的确切日期与流行说法并不一致，比方说西班牙人的美洲殖民史长期以来遭到了忽视，比方说跷跷板一般的殖民战争对于宗教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除此之外，圣奥古斯丁的神圣性不仅源自梵蒂冈，还源自东正教教会，因为西半球的第一个希腊移民定居点也位于圣奥古斯丁，东正教也在这里修建了圣所。不过尽管神父说得滔滔不绝，副总统却始终一言不发。正当神父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约翰逊终于开口了：“五十五岁。”心里发毛的神父注意到副总统正在盯着木棺下的一个标志。他赶紧解释说征服者梅内德兹确实在1574年去世，终年五十五岁。大约三百五十年后西班牙将他的棺木送回了他在圣奥古斯丁建立的传教公馆。

“五十五岁啊，”约翰逊喃喃地重复道。工作经验丰富的神父立刻意识到副总统想到了他自己的生命无常。不过神父并不知道约翰逊8月份就要迎来他本人的五十五岁生日了。就在八年前，约翰逊依然保持着每天抽三包烟的习惯，还经历过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离开传教公馆之后，约翰逊重新亮出了精力充沛的一面，检阅了一支由天主教学校学生们组成的仪仗队。他并没有例行公事地向孩子们挥手致意，而是坚持要与小仪仗队员们一一握手，抱抱这个孩子，捏捏那个孩子的耳朵。在孩子们兴奋的尖叫声中，副总统突然再次露出了疲态。他宣布他要赶快回酒店做个按摩再打个盹。

在林格维尔的黑人社区，乔治.里迪来到了协进会当地主管范妮.富尔伍德夫人（Fannie Fulwood）的家中，一整天都在进行紧张的调解工作。里迪早就见惯了威胁和混乱，富尔伍德则并非如此。她出身于一个铁路工人家庭，平时的做派既谦和又严正。年逾四十的她眼下正在国民警卫队军械库总指挥的家里帮佣，日常工作十分繁重。她正在针对约翰逊副总统发起一场信件攻势，要求副总统不要划拨三十五万美元联邦援助金来庆祝圣奥古斯丁建城四百年，因为这座城市仍然通过种族隔离法律将黑人公民排除在庆祝活动之外。起草这封信的耗时之长堪比马拉松，随之而来的兴奋氛围此时已经让她有点遭不住了。在寄信之前，当地协进会的理事会议将信件草稿公开讨论了三次，还咨询了当地黑人学院校长的意见，从而确保行文效果。几天前约翰逊终于表态：“我本人在圣奥古斯丁参加的一切庆祝活动都不会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理事会成员们还没来得及感到如释重负就被一连串棘手问题淹没了。仙童公司在当地有一家军工厂，这里也是约翰逊在四百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的预定走访地点。工厂会在副总统走访之前就在工人当中实现种族融合吗？又或者只要副总统在走访工厂期间有黑人陪同就算数呢？以私人邀请的名义访问一家奉行种族隔离的公司，这一行为本身算不算支持种族隔离呢？副总统的承诺是否意味着目前完全由白人组成的四百周年庆祝委员会当中至少会增加一名黑人成员呢？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算不算庆祝活动呢？市中心的“仅限白人”标志要怎样处理呢？假如这些标志在庆祝期间并不会撤下来，而且副总统又在奴隶广场附近转了几圈，这算不算参与了种族隔离活动呢？

约翰逊承诺的具体含义引发了激烈的隔空争论，简直要把电话线都烧热了。佛罗里达州参议员乔治.斯马瑟斯（George Smathers）的首席助手很快就来到了富尔伍德家门口。此人走后不久乔治.里迪就到了。满头银发的里迪来自芝加哥，曾经是一位社会主义者，长期服务于信奉种族隔离的得克萨斯州前任副州长。前后两位访客都花了很长时间来安抚协进会代表团，但似乎每次他们两个给华盛顿或者圣奥古斯丁白人当局打电话落实情况的时候，电话对面都会死抠字眼不肯松口。在谈判期间，电话对面曾经提出任何任何出席副总统欢迎宴会的黑人都必须以“特邀嘉宾”的名义到场，而不是支付票款的一般宾客。这又引发了社交惯例的例外情况是否会破坏种族隔离的新问题。黑人是谁的特邀嘉宾？如果黑人愿意支付票款又如何？谈判拖延了很长时间，期间富尔伍德为了完成军械库总指挥家里的保洁工作而不得不多次离场。

不过就算这些会谈没能取得成效，会谈本身就标志着当地协进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圣奥古斯丁已经经历了两次无甚可观的种族抗议活动，而且协进会一直没有主动参与。1960年，一群当地学生受到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的学生静坐示威的激励，也来到当地的伍尔沃斯百货店自发静坐，结果遭到了现场人员的呵斥与驱散。几个月后又有一位才具不俗的本地学生亨利.托马斯（Henry Thomas）发动了第二轮抗议。托马斯从学校回家后，发现家乡的学生圈子里弥漫着失败情绪，于是决定采用他在华盛顿霍华德大学上大一时观摩到的更精确的非暴力技术。他招募了几位朋友，对好了手表，准备在马克瑞快餐店再次举行静坐示威。但是托马斯来到午餐柜台的时候却发现同学们一个都没来。更糟糕的是，快餐店经理根本没看明白他是来干什么的。经理认识这位当地黑人小伙子已经很久了，根本没想到他会故意跟自己捣乱。托马斯劝经理赶紧报警，结果却把经理逗乐了。当托马斯在警察面前主动伸出双手要戴上手铐时，现场所有人都忍不住笑了出来。同样认识他的警官根本懒得掏出手铐，只是挥挥手让他跟着自己离开。终于进了监狱之后，托马斯还要忍受母亲脸上痛心疾首的表情。母亲来到监狱接他的时候忙不迭地给前台接待警员道歉赔不是——这位警员也是他家的街坊。她的儿子可是托马斯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她实在不明白儿子这是犯了什么邪劲。小时候曾经为托马斯家出诊的白人家庭医生对托马斯进行了一次漫长的问诊，最终确定他并没有精神问题。然后托马斯才被释放出狱，迎接他的是来自黑白双方的嘲笑。

这位临时担任精神健康检查员的约瑟夫.雪莱医生（Joseph Shelley）后来当选成为了圣奥古斯丁市长，而亨利.托马斯则成为了1961年自由乘车运动当中一名头破血流却又名不见经传的参与者。他不仅是最初十四名自由乘车者当中的一员，而且还是除了约翰.刘易斯之外其余十三人当中唯一一位既经历过阿拉巴马州伏击又在密西西比州帕克曼监狱吃过苦的人。托马斯的遭遇让圣奥古斯丁的黑人社区陷入了恐慌，成年人们吓得要么坐立不安，要么手足无措。直到一天晚上，第一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在主持协进会地方分会会议期间突然卡壳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且通常的专业人员全都没有出面，于是有人将范妮.富尔伍德推到了主持人的座位上。她毕生都在为黑人社区服务，并且坚信即将到来的四百周年建城纪念日是纠正种族关系的好机会。不过担任当地协进会青年顾问的罗伯特.赫凌医生（Robert Hayling）却有不同意见。亨利.托马斯的教训让他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种族对抗在街坊邻里之间很难得到严肃对待，个人挑战的非凡火花更可能被陌生人点燃。作为新近来到圣奥古斯丁的黑人牙医，赫凌与镇上大多数人都不熟，也不知道他们的生平。他认为只要拉上几条纠察线，自然就能解决当地黑人抹不开面子的问题。

正是因为赫凌威胁要发动纠察线，政府代表才来到范妮.富尔伍德家谈判。代表约翰逊副总统的里迪借此机会了解了一下圣奥古斯丁当地黑白双方各自的内部政治问题。罗伊.威尔金斯从纽约打电话提醒圣奥古斯丁分部，协进会总部还没有批准在当地发动纠察线的计划——协进会的管理制度几乎与联邦调查局一样中央集权——而且在四百周年纪念日发动纠察线还可能由于西班牙大使的到场而导致“国际事件”。忠于总部的人们支持威尔金斯与久经考验的指挥系统，赫凌的支持者则抱怨说总部的那帮“全国精英们”总是对地方事务指手画脚，假装自己正在驾驭一台精心调试的国家级政治机器，尽管协进会在佛罗里达州只有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一台电话，而且还由于拖欠一百五十九美元的电话账单在几个月前就被停机了。发动纠察线很简单，只需要少数几名勇敢者以及几块彰显美国精神的标语牌就就行了。这样做有什么错呢？

对于里迪来说，可恶的黑人纠察线固然是个棘手的威胁，但同时又让他在面对奥古斯丁白人当局的时候有了发力点。约翰逊副总统的最主要诉求就是要举行一场种族融合的四百周年纪念宴会，在外界面前把样子做足。第二天，圣奥古斯丁白人当局不仅同意了里迪代表副总统提出来的要求，还同意成立特别委员会来讨论宴会以外的长期种族隔离问题，例如城市街道上的“有色人种”标志以及只许白人进入的城市图书馆。于是里迪又去劝说协进会一方放弃纠察线计划。但是话还没说两句他就不得不再次改变谈判方向，因为富尔伍德的一部分同事陷入了恐慌：既然出席宴会的问题已经从谈判议题升级成为了谈判成果，那么黑人一方究竟应该让谁去赴宴呢？很多人都不愿做出头椽子，要么表示自己没有出席正式场合所必须的礼服，要么抛出其他冠冕堂皇的理由。此外还有人担心如此抛头露面会砸掉自己的饭碗。有些黑人告诉里迪他们已经收到了不让他们赴宴的电话威胁。所有人都知道，黑人前往蓬塞.德.莱昂酒店参加宴会是一项极其敏感的行为。要论起触犯种族隔离的程度，这种做法可谓无出其右。这座采用摩尔式建筑风格、豪华程度堪比阿尔汉布拉宫的双塔城堡由亨利.弗拉格勒兴建——此人是老约翰.D.洛克菲勒的合伙人，也是佛罗里达旅游营销行业的先驱。第一个以客人而不是门卫身份出现在那里的黑人必定会吸引所有人的眼球。

到了来年，马丁.路德.金本人将会亲临圣奥古斯丁，参加一场极其血腥的反种族隔离示威。那时候的冲突虽然场面更大且烈度更强，但是论及参与者的紧张程度却根本无法与本次宴会之前的静水微澜相比。黑人赴宴代表当中有一位凯瑟琳.吐温（Katherine Twine），她是协进会的一员干将，曾在1964年，先后带领四支志愿者队伍走进监狱。临行前她原本已经穿上了最好的晚礼服，但是由于过度紧张又将礼服全都脱了下来，实在无法成行。她的丈夫亨利是一位邮差，他答应将范妮.富尔伍德送到他们与里迪预先约好的碰头地点。十名志愿者组成的车队紧张地来到酒店，发现副总统的助理果然没有爽约。他将他们迎进酒店，引导他们穿过棕榈花园和西班牙拱门，穿过喷泉，穿过茫然盯着他们看的其他白人宾客，安全地来到了预定座位上。他们的头顶是大幅彩绘壁画，周遭陈设全都出自伯纳德.梅贝克的设计。

宴会厅虽大，其间却只有两张专供黑人宾客的桌子。乔治.斯马瑟斯参议员的助理斯科特.皮克（Scott Peek）过来与黑人宾客们寒暄了几句，然后就离开宴会厅上楼去找副总统，因为副总统迟迟不肯下楼露面。约翰逊自从访问学校回来之后就一直精神不济，尽管已经小睡了一觉，依然觉得有些困乏。因此他决定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完晚饭再下楼发表演讲。但是皮克克极力抗议这种做法，因为楼下的政治环境实在不容轻忽。姑且不论美国最古老的城市正在筹备四百岁生日庆典，就算仅仅从党派利益出发副总统也不能怠慢了今天的活动。圣奥古斯丁虽小，对于佛罗里达的两位参议员来说却堪称咽喉要地，而这两位参议员的支持对于约翰逊和肯尼迪总统来说同样至关重要。这座小城居住着一位名叫赫伯特.伍尔夫（Herbert Wolfe）的银行家，他是民主党在佛州的主要筹款人，也是斯马瑟斯参议员当年竞选期间的财务主管。如今他奉肯尼迪总统之命担任了四百周年纪念委员会主席，当地白人围绕着纪念活动向黑人做出的所有让步都经过了他的首肯。正是因为他向庞塞酒店的管理层施压，宴会厅才为黑人宾客摆了两张桌子。现在沃尔夫与两位佛州参议员都在楼下与其他贵客们一起等待着副总统大驾光临。

重压之下的皮克越说调门越高，最后干脆操起了训斥的口吻，丝毫不顾面前的听话对象曾经是参议院里的一把手。他表示楼下的人们全都正在伸长了脖子等着约翰逊发表国家政策演讲，眼看就要撑不住了。如果身为主宾的约翰逊不下去吃饭，所有人都会认定他这是在进行政治表态，谁都不会相信他只是累了而已。就算只是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他也必须露面，要不然黑人难免认为自己被白人当局摆了一道：之前好说歹说他们才放弃了针对副总统的抵制，现在副总统反倒抵制起他们来了。“我都和他们一起吃过饭了！您至少也得下来露个脸吧？”皮克大喊道。不堪其扰的约翰逊终于强打精神走进了宴会厅，在走向讲台途中他特意在黑人餐桌旁边停了一停，与各位宾客握手。 （“不要忘了我们，副总统先生，”罗伯特.赫凌说道。）走完过场之后，约翰逊气呼呼地回到楼上，一边自斟自饮一边抱怨这天晚上多么辛苦，还认为斯马瑟斯应该开除掉皮克，“就冲着他跟我说话的态度也得炒了他。”但是他不仅很快就消了气，还邀请皮克与自己同乘一架专机飞回了华盛顿。

第二天的报纸以丰富的细节报道了这场宴会，并且欢迎西班牙与美国政府打算补贴四百周年庆祝活动的计划。报道没有提到宴会上的种族融合措施、宴会之前的谈判或者任何涉及种族的内容。即使在私人交流当中，佛罗里达州的政客也总会回避种族问题。乔治.里迪在后续备忘录中记载道，有一位谈判代表坚持使用自创的委婉语——“存在于圣奥古斯丁的地方性问题”——来指代种族隔离，从而避免与黑人发生正面冲突。约翰逊前脚刚刚飞回华盛顿，白人市政当局就彻底丧失了进一步谈判的兴趣。宴会过后的第二天一大早，九位协进会代表按照昨天晚上约好的时间来到市政厅与各位市政专员们见面——范妮.富尔伍德这次没来，因为这次会面安排过于仓促，她无法在短时间内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但是迎接他们的却只有一张空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台录音机。一名市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市政专员们全都脱不开身，他们有什么意见可以留言。

九位代表丝毫不为所动，轮流朝着录音机俯身过去。J.H.麦凯克斯克牧师 （J.H. McKissick）指出，法院和城市游艇码头依然悬挂着“有色人种”标志，“如果这些标志能摘下来的话，这座城市将会变得更加民主一点。”他还请求至少让一名黑人工作人员参与市政选举的筹备工作。理发师克莱德.詹金斯（Clyde Jenkins）抗议市政府的黑人员工都只能从事打扫卫生之类的体力工作。罗伯特.赫凌希望自来水办公室、停尸房以及其他公共机构在接待黑人的时候能够遵循惯常的社交礼节，而不是目中无人呼来喝去。J.E.普罗科特（J.E.Proctor）是一位木匠，他回忆起了自己为去世的妹妹办理后事时遭到的刁难。他的家人去停尸房领取死亡证明时，“我们不能进屋，必须站在大门外面托人将他们要的资料捎进去。我认为这不公平。那天天气很冷，还下雨。我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人，我们也在努力做正确的事。”

下一位发言的罗斯科.哈尔亚德（Roscoe Halyard）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于本次所谓“会面”的失望情绪。协进会代表团之前得到的保证是与市政专员们面谈，“根本没有录音机什么事。”现在的安排让他感到非常失望。 “我们离得太远，根本没有取得任何谅解，”后来哈尔亚德这样告诉记者，“因为我们并没有面对面。”其他人则为斯马瑟斯参议员参议员甚至约翰逊副总统感到不值，因为这两人都被市政府的虚假承诺蒙骗了。有一位代表干脆表示，如果市政专员们根本不关心黑人的福祉，“那么他们至少应该有胆量当面挑明。”既然他们没这个胆量，那就应该认真听取一下黑人的诉求，最好能亲自露面。

两个月之后，范妮.富尔伍德给肯尼迪总统寄去了一封信，信中指出圣奥古斯丁市政府仍然没有对录音带做出回应，也没有履行他们对约翰逊副总统的承诺。“由于圣奥古斯丁是这个国家最古老的城市，我们觉得民主应该在这里开始实施，但直到1963年这座城市都算不上民主。”肯尼迪总统没有回信。直到这一年晚些时候，民权运动大环境的压力才迫使雪莱市长做出了回应。这次他提出了一条角度新颖的反对意见：跨种族对话的实际效果“与此类行为的原本目的相违背，只能导致白人与黑人进一步两极分化，并且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差异。”在以雪莱市长为代表的白人领导层看来，录音机会议与种族融合宴会之类的让步已经很过分了，黑人不应该继续得寸进尺。一份在华盛顿传阅的联邦情报报告声称：“当地人表示圣奥古斯丁市不会采取任何进一步的种族融合措施。市政府官员认为他们目前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他们在副总统访问期间做出的承诺……”

正义必然伴随着邪恶，而自然灾害是无所谓邪恶的。

1963年4月是伯明翰抗议运动正式开始的时期，标志着民权运动走势迎来了转折。在这个月份里，马丁.路德.金的律师克拉伦斯.琼斯正在同时应对三场意义重大的诉讼，因此三天两头就往美国最高法院跑。这三起案件分别是以斯贴.詹姆斯诉小鲍威尔，蒙哥马利警务专员苏利文诉《纽约时报》，以及伯明翰市政府诉怀亚特.沃克。琼斯之所以能一人承担多个角色，都要归功于他的独特出身背景。他的父母都是新泽西州利平科特家族的仆人，从小就看惯了父亲身穿司机制服的身影与上流社会成员的举止做派。环境迫使他在童年时期先后被送进了好几户天主教寄养家庭，接受了关于德摩斯梯尼与演讲术的教育。他曾站在镜子面前一连几个小时练习吐字发音，到最后张口闭口都是各种名词术语。1956年他获得了法律学位与足够亮眼的包装，迎娶了一位出版业大亨的女儿，在纽约上层社会的注目之下举行了一场宛如童话故事场景的跨种族婚礼，新娘忙着招呼金融贵族阶层的宾客，琼斯的自家亲戚则在婚宴后台帮厨或者在婚宴现场演奏音乐。

4月3日上午——也就是伯明翰的第一批非暴力志愿者走上街头准备接受逮捕的时候——琼斯正在纽约出庭参与埃丝特.詹姆斯诉小鲍威尔案件。他与本案的首席律师查尔斯.麦金尼（Charles McKinney）将一位哈利斯顿.“凉风”帕特森（Harleston “Cool Breeze” Patterson）请上了证人席。这位帕特森是一位玩世不恭的帮派成员，人生哲学是“赌运一糟糕，马子肯定跑”，不过证人席上的他还是给出了很有价值的证词。自从四十年代后期以来，他一直在不情不愿却又定时定量地向埃丝特.詹姆斯支付保护费，直到1958年的某一天有人试图在开车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射杀她。根据帕特森的说法，当时警方认为就算不是他本人亲自开枪试图射杀詹姆斯，那他至少一定知道哪些道上成员因为厌恶她随意设定保护费金额的做法而想要做掉她，于是在案发之后第一时间就拘捕了他。最后警方采信了帕特森一口咬定自己与本案无关的口供，但是以斯贴.詹姆斯本人却认定他与枪手勾结一气，于是就在哈莱姆区的街头针对他下达了道上的判决：“凉风！这片地界不许你再开张了！你完了。你完了。得罪了你家詹姆斯姑奶奶就别想再开张！”按照帕特森的证词，自从那天起他在道上就麻烦不断。

以斯贴.詹姆斯起诉小鲍威尔的罪名是诽谤，因为她一直以虔诚信教的良家妇女形象示人，小鲍威尔却在电视上声称她是黑警敛财的爪牙。借助帕特森的口供，琼斯和麦金尼确实有效地打击了詹姆斯的可信度。为了扩大战果，接下来两名律师又提起了之前詹姆斯背负的锤击邻居头部等等罪名。他们在交叉质询环节紧紧逼问詹姆斯各种涉及日常勒索行为的细节，一度迫使她抛开了无辜妇女的伪装。（她在陈述的时候不慎说漏了嘴，告诉大家每天早晨地下黑彩的承接人们在接受投注之后都会碰头，根据投注号码的分布来决定当天的中奖号码究竟是什么。辩方律师问她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她突然失态地叫道：“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傻？”） 尽管如此，凉风帕特森在证词当中并没有提到自己亲眼看到詹姆斯将收上来的保护费交给黑警。尽管他在此前的宣誓书种承诺要在法庭上挑明这个关键点，事到临头却又怂了。常言说枪打出头鸟，他这个现行勒索犯要是独自一个人跳出来指控警察收黑钱，无异于洗干净脖子请别人来砍。到时候他不仅要面对道上同行们的报复，黑警们也饶不了他——黑警们甚至都不用亲自下场收拾他，只要一致咬定他血口喷人就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正当两位律师使尽浑身解数掩盖帕特森证词的不足之处时，一名秘书突然溜进法庭来到被告席旁边，悄悄告诉两位律师，他们的委托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突然决定不打算出庭参加自己案件的审判。这条消息差点噎得麦金尼和琼斯当场背过气去。无论是他们还是鲍威尔的贴身助理都想不通鲍威尔这是唱的哪一出。最有可能的猜测就是这位国会大人物害怕在被告席上露面有损他的社会地位。 控方律师煞有介事地传唤鲍威尔登上证人席，法警随即喊出了不见踪迹的被告人的名字。接下来陪审员只用四个小时就裁定鲍威尔有罪，判处他向詹姆斯支付二十一万一千一百五十美元赔偿金。 喜出望外的以斯贴.詹姆斯当庭宣布她将会将一部分赔款捐献给一家残疾犹太儿童看护所，具体金额不便透露。

这一判决致使鲍威尔从此厄运缠身。他要在最高法院应对蔑视法庭罪的起诉，国会打算将他驱逐出去，同时他还要想尽办法避免赔款。即便如此，要说起针对鲍威尔本人造成的打击与刺激，詹姆斯起诉的判决结果依然赶不上马丁.路德.金社会声誉的一路走高。此时金与鲍威尔一样面对着诽谤案诉讼，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两人的案件同步推进，各自经受着法庭和媒体的过滤。但是他们的名声却背向而行，堪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金卷入的诽谤案件正是大名鼎鼎的苏利文诉《纽约时报》案。1960年，金的朋友们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募捐广告，呼吁金的支持者们帮忙反对阿拉巴马州的最新起诉书。广告文案谴责这次起诉无非是“刻意违宪的南方人”为了粉碎反对种族隔离非暴力抗议运动而使出的伎俩。阿拉巴马州官员立刻提出了起诉。不过这场起诉至少在三个方面有些站不住脚。首先，联名提出起诉的阿拉巴马州官员的名字全都没有在广告当中出现过——包括蒙哥马利警务专员苏利文在内——但是他们依然声称自己遭到了羞辱。其次，与一般诽谤案件不同，广告文案并非出自单一作者之手，因此原告起诉了《纽约时报》报社、金在阿拉巴马州的四名同工以及六十多位在广告文案下方署名“表示热烈支持”的社会人士，包括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诗人兰斯顿.休斯以及女演员雪莉.温特斯。最后，本案的争议焦点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原告声称广告内容不属实，因为在广告提到的那场示威活动当中，黑人学生们演唱的歌曲其实是“星条旗永不落”，而不是“我的国家属于你”。阿拉巴马州的法律赋予了陪审团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决定任何形式的事实错误是否具有诽性质。因此一审陪审团判处《纽约时报》向苏利文赔偿五十万美元——阿拉巴马州历史上赔偿金额最大的诽谤判决。二审陪审团做出了相同的判决。共计索要二百万美元赔偿金的另外三场诉讼暂时搁置，等待着苏利文案件在最高法院的上诉结果。

鲍威尔的案子则开始于一场堪比神风特攻的圣战。他在众议院接连进行了十次演讲，彻底揭露了哈莱姆区黑社会的内幕。他宣称“我手里拿着警察收取保护费记录的影印件……我的教堂门前有个瘸子路易斯，他在哈莱姆有五处收款地点……”他列举了许多姓名与地址，并且声称在哈莱姆区存在一个上百人的黑社会团伙，“既做地下黑彩生意也贩卖毒品。”鲍威尔指责有组织犯罪“榨干了哈莱姆”。在他看来，由于名纽约全部二百一十二名警察局长与六十名检察官当中的五十九人都是白人，黑人居住区就首当其冲地成为了犯罪分子的牟利场所。这些地区从来都很穷，遭受系统性的盘剥与腐化之后就更穷了。鲍威尔有一位个人助理是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奥博拉.戴普西（Oberia Dempsey），此人平时枪不离身，经常面向吸毒人员布道。鲍威尔引用此人的言论，抨击了美国城市中心移民黑人聚集区的社会影响：“我们毁掉了整整一代人……再过五十年我的同族也无法克服这样的邪恶。”

鲍威尔发动的第一轮进攻没能引起其他议员的足够兴趣，于是接下来他进一步详细介绍了警方在敲诈活动当中扮演的角色。“缴纳保护费的时间是每月第一天，”他在众议院如是说道。一位典型的犯罪银行家每月大约能收集到两千七百美元，上游下游的黑警都要分成——“各个小区的警察局能分到二百七十五美元……二十三名分区队长每人能分到是美元。”此外他还直接点出了若干名哈莱姆区高层黑警的名字。 尽管他的指控如此激烈，但却只有一名警长悄然辞职。（“之后在新泽西州过上了舒舒服服的退休生活。”）有气难出的鲍威尔于是登上了纽约电视台——这样做也就等于放弃了国会内部发言的诽谤豁免权——将矛头指向了保护费体系的中间人，其中就包括以斯贴.詹姆斯。代表詹姆斯的律师们随即将他告上了法庭。一心想着揭露社会丑闻鲍威尔本人反而沦为了丑闻的当事人。

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在鲍威尔案件审判之前先研究一下苏利文案件。两起案件的案情都十分敏感，判决结果也都远远不仅只会影响到案件当事人，因此两起案件原本的种族背景几乎都被抹掉了。但是两起案件的公共形象却急剧分化。鲍威尔原本打算抨击犯罪、腐败与内城社会的败落，最终却陷入了一场不合时宜的争吵。在外人看来，一位有权有势的国会议员毫无理由地侮辱了一个穷困卑微的老年寡妇。在《纽约时报》笔下，以斯贴.詹姆斯是一位“六十六岁的居民，生活来源是帮佣的收入以及曾为铁路工作的已故丈夫的养老金。”相比之下，苏利文案件一开始只是种族隔离主义者们协同发动的报复行为，最终却上升到了纯粹的法律理论层面，成为了二十世纪涉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最重要案例。

金的律师团成员——其中除了克拉伦斯.琼斯之外还有新近加入团队的犹太裔金融司法专家哈里.瓦赫特尔——一致同意要尽量淡化苏利文案件的种族背景。鉴于阿拉巴马州政府惩罚黑人抗议的意图如此昭然若揭，假如金的团队将辩护中点放在种族问题上，那么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做出的任何有利于他们这边的裁决都是在抨击阿拉巴马州法院以及基层执法人员品德有亏。另外十几个与阿拉巴马州或多或少立场一致的南方各州也会站到最高法院的对立面上。 从战略现实主义出发，金的团队必须小心诠释这场冲突的本质，不能让最高法院与任何种族问题扯上关系。此外他们也很乐意看到《纽约时报》成为吸引火力的连带被告，尽管这家报社卷入诉讼完全是个商业意外。（涉案广告文本并非出自新闻记者之手，没有得到任何一名记者的批准，文本送达《纽约时代》广告部门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哪个记者见过。）讽刺的是，报社的疏忽大意反迫使具体案情细节退居次位，并且将苏利文案件包装成为了针对美国主流新闻刊物的打压以及对于国家级公民辩论的普遍威胁。金的首席顾问斯坦利.莱维森尤其看好这种做法。在他看来，民权运动目前特别需要工会、宗教团体、新闻机构以及大型公司的援助，而苏利文案件恰好促使这些团体与民权阵营结成了紧急同盟，因为这些团体完全可以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也会遭到狭隘政治或者失控陪审团的打压。

苏利文案件还在阿拉巴马州法院接受审理的时候，《纽约时报》的律师几乎一直没有与黑人共同被告的律师联系过，并且还设法将报社拆分出来发起了独立上诉。T这样的分离以及阿拉巴马州法院做出的恶意司法程序裁决为阿拉巴马州政府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诉讼期间强行扣押了四名涉案布道人的财产。治安官们拿着法院命令扣押并出售了弗雷德.夏特沃斯、拉尔夫.阿博纳西以及约瑟夫.洛厄里的汽车，拍卖了老S. S.西伊牧师在蒙哥马利的土地，扣押了阿博纳西与他的兄弟姐妹共同继承的农田，并提出动议要主动搜索四位被告是否还有其他可供没收的资产。（夏特沃斯与阿博纳西都被迫离开了阿拉巴马州，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进一步的经济迫害。）《纽约时报》的发行商阿瑟.苏兹贝格（Arthur Sulzberger）私下询问律师，报社能否采取些手段来阻止如此肆无忌惮的司法权力滥用。律师遗憾地回答说，《纽约时报》与布道人之间的隔离意味着巨大战术优势，要想维持这样的优势就不能随便出手帮忙。

与金这边不同，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完全将《纽约时报》当成了对头，丝毫没有显示出任何战略克制，更不曾体谅新闻机构的立场。他将《纽约时报》称为“全美国对我最不友好的报刊。”在鲍威尔看来，既然《纽约时报》自己也是阿拉巴马州诉讼的被告，那就理应对于其他身陷诽谤案的难友网开一面。从客观角度来说，两起案件都威胁到了对于重大社会议题的公共讨论。而且金是被动迎战，鲍威尔却是主动挑战，承担了更大的动机风险，因此理应得到额外的认可。但是从主观角度来说，人们却普遍认为《纽约时报》案件关乎言论自由的生死存亡，而鲍威尔案件至多只关系到他本人是否会坐实流氓恶棍的名声。有一次一位国会议员发表讲话谴责鲍威尔是挥霍无度的花花公子，《纽约时代》立刻在头版刊登了一份详细报道。但是这份报纸从来没有提到过他对于纽约警界腐败问题的深入批判。后来有一天中午在哈莱姆区，一位名叫阿瑟.鲍尔斯的赌徒在十几个目击者面前头部中弹而死，以斯贴.詹姆斯就在他身边站着，可是即便在这次行凶之后，《纽约时报》依然没有将鲍威尔涉及本案的言论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鲍威尔平安但却一无所获地回到了众议院，报出了三名刺客的姓名，并且预言这三个人肯定不会遭到逮捕，因为这场杀戮与警界贪污的牵扯太深了。以斯帖.詹姆斯是这场谋杀的幕后主使，杀人动机则是因为鲍尔斯贸然跑到她的地盘来收取保护费。。 鲍威尔告诉众议院的同事们，黑帮分子“享有十分周到的保护”，正因为如此“美国一半的毒品才会涌进哈莱姆。”

不过鲍威尔对待黑人帮派的态度并非只会一味地喊打喊杀。国会当中无论是权谋派还是理想主义者都觉得鲍威尔涉及黑人帮派的言论有时简直就像流氓撒泼一样难以理解。他曾经在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里大声疾呼：“我反对任何形式的黑帮组织，但是在哈莱姆的黑帮遭到彻底消灭之前——我真不愿意在布道坛上说这种话——我宁愿为了让黑人能有机会像意大利人一样赚黑钱而斗争到底！”在哈莱姆区选民面前，鲍威尔一提到整天自以为明理的《纽约时报》就没有好话，选民们也很吃他这一套。反过来说，《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同样很看不惯鲍威尔的做派：他娶了一名歌舞女郎为妻，整天叼着高档雪茄，对于犹太帮派，爱尔兰警官以及黑人的彼此忠诚都提出过言辞犀利且朴实的评论。报社编辑谴责他这人一身毛病，包括“显著的种族主义态度”。

此时的美国社会还没有能力消化掉鲍威尔的警告，部分原因在于谁都没有准备好听到一名咋咋呼呼的捣乱分子宣称社会公众在种族问题上的麻木不仁可能会加剧北方大型城市的普遍腐败。鲍威尔这个刺头出现得太早，也走得太远，一方面像马里.奥普佐描写的黑手党文化那样揭露黑人帮派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像马尔科姆.X一样抨击北方黑人遭受的结构性剥削。十年后，纽约市的形象终于发生了转变，市政委员会确认了弗兰克.塞尔皮科警探关于敲诈与保护费的痛苦指控。此时人们已经忘记了早已去世的鲍威尔，忘记了他曾经为了扫清市政而一马当先。

对于克拉伦斯.琼斯来说，从鲍威尔案件庭审现场到伯明翰监狱之间的物理距离并不很远，但是情感距离却相差了千万里。4月5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宣布了以斯贴.詹姆斯的胜利，又在十六版报道称，“种族融合势头减缓/静坐示威未能收到实效——金博士率先垂范。”按照伯明翰抗议运动的时间表，4月4日原本是抗议势头的最高峰，将会有上百人投向监狱，但是实际上却只有四名纠察员入狱。为了抵挡抗议势头崩溃，弗雷德.夏特沃斯在4月6日主动被捕，金还亲自出面劝说包括他弟弟在内的其他三位布道人与夏特沃斯同去。1956年，夏特沃斯的住宅曾经遭到过炸弹袭击，那一次他本人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从那以后他就坚信上帝对他自有安排，并且成为了民权阵营的一员猛将。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反复遭到逮捕与定罪，留下了一套层次繁多的厚实案底。最高法院下一次开庭的时候就会审阅1961年自由乘车运动期间夏特沃斯遭受的荒谬指控（召集白人暴徒闹事）以及他在苏利文诽谤案中的民事责任认定。尽管夏特沃斯此前被迫离开了伯明翰，但是他却将自己的离场当成了武器。搬到辛辛那提的之后他依然经常回访伯明翰，当伯明翰四百多名黑人布道人当中有四分之三投票反对在他们的城市里进行任何形式的非暴力抗议大决战时，也是夏特沃斯出面向金保证，只有他才能阻止伯明翰黑人布道人群体的溃逃。

这一次夏特沃斯出狱之后没过六天就再次返回了监狱。在此期间伯明翰的局势宛如漩涡一般动荡——失业、法庭听证会、禁令、自由歌曲、布道、关于政治策略与监狱虐待的谣言全都搅在了一起。根据克拉伦斯.琼斯在纽约听到的消息，金在1月份制定的萨凡纳计划如今惨遭重创一蹶不振，以至于原本一直身居幕后的抗议活动总协调人怀亚特.沃克都觉得自己有必要亲自投入监狱与夏特沃斯作伴。4月12日耶稣受难日，抗议活动指挥部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术争论，这场争论之后拉尔夫.阿博纳西也投入了监狱。争论现场气氛极其恶劣，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致使马丁.路德.金实在无法用言语传达自己也要亲自入狱的决定，于是干脆一言不发地换上了牛仔布质地的入狱服装。尽管他的父亲心焦难耐地反对他的做法，金依然决定要“本着信仰采取行动”。对于琼斯来说，金的被捕意味着过去一个月以来的狂热全都塞进了眼下这个周末。无数紧急请愿摆在联邦政府面前，司法部长亲自出面拉网搜集保释金，琼斯则单枪匹马乘飞机闯进了种族隔离南方的心腹地区。

独自一人走进监狱之后，琼斯在充满敌意的看守面前摆足了专业人士的架子。但是身处敌营的他依然难免紧张，因此一见到金之后就立刻拿出了一张内容繁多的紧急事宜处理清单。可他没想到金对于这些具体事务并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而是将讨论转向了形而上的方向：“我写了封公开信，你得帮我带出。”说着话金鬼鬼祟祟地从铁栏之间递出来一份报纸——因为监狱规章不允许单独关押的囚犯保留任何个人物品——这是上次探监的时候有人给他偷运进来的《伯明翰新闻报》，报纸边缘的每一寸空白处都写满了蝇头小字。这是一封充满激情的回信，所要回应的则是这份报纸上的一则次要新闻：《白人神职人员敦促当地黑人退出示威》。在阿拉巴马州圣公会主教C.C.J.卡彭特的领导下，一个由八名基督教领袖组成的跨教派团体——八个人历来全都反对种族隔离，其中态度最温和的人对于种族隔离也持批评态度——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金的伯明翰示威运动“既不明智也不合时宜。”这八个人正是有机会就会出席芝加哥种族与宗教会议的那一类神职人员，但在危机期间他们却认为最谨慎的做法是面向金的基本盘直接发言，反而将金本人晾在一边，仅仅含糊地将他当成某种刺激因素。

琼斯并不认为这八位教士的言论多么重要。一开始他还以为金无非是陷入了一场只有神学家才会关心的语义学混战，又或者只是想找点分心的事情来舒缓蹲监狱的紧张压力。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金不惜耗费宝贵的探视时间要求琼斯偷偷带给他更多的白纸，并且详细指示了已经捎带出去的公开信稿件的段落排序，与此同时却毫不关心更迫切的抗议运动实务问题。这一切使得琼斯不禁担心金的精神是否不太稳定。此外还有一种更糟糕的可能：这封写不完的公开信兴许是金预感到伯明翰运动的失败结局之后提前唱响的挽歌。

在金本人看来，写这封信的部分缘由在于宣泄情绪，因为“忍耐之杯已经干涸了。”与1月份的芝加哥大会发言相比，他在这封信中的口吻更加无所顾忌，声若惊雷地抨击了一切“本着家长作风想当然地相信自己有权为其他人争取自由的进程设置时间表的人”，还声色俱厉地痛斥了既想行善又想保持体面的惰性心态：“心怀善意之人的浅薄理解比起心怀恶意之人的绝对误解更令人难受。”他一连换了好几种口吻来与八位伯明翰神职人员沟通——时而乞求，时而责骂，时而辩解，刚才还在采用耳鬓厮磨的绵软语调，一转脸又冷冰冰地将他们当成了值得共商大计的专业人士。他向对方尽情泼洒着无辜受难的苦楚，其中既包括圣保罗殉教与苏格拉底赴死这样的宏大叙事，也包括他自己的小女儿得知有色人种的孩子们不能进入游乐园时流下的泪水。他大量引用了马丁.布伯、圣奥古斯丁、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以及其他人的言论，他的关注焦点有时会完全脱离伯明翰的同工们，转而投向他自己的内心，指向了他不得不亲身入狱的核心理由。

金将世俗信仰与宗教信仰搭配在一起充当了希望的源泉：“我们必将赢得自由，因为自由正是我国的神圣遗产，我们渴求自由的呼声则体现了上帝的永恒意志。”他在公开信中至少五次用不同笔法提到了“宪法与上帝赋予的权利”这套短语，将这两者当成了自己的世界观的两大支柱。将民主价值观视为神意体现的理念可以说是典型的美国人思路。但是金自己与绝望的斗争却将这一信念推回到了最早的一神论先知时期。这些先知们早在柏拉图之前几百年就向人类社会引入了一位要求君主与庶民遵守同一套道德法则的神祇，并且认定国家暴力的强制权威是邪恶的体现。早在民主社会的普选权原则出现之前上千年，这些人就提出了灵魂一概平等的理念，为前者的最终问世打下了基础。

金将基于灵魂平等的正义理念当成了他本人的宗教与政治立场的关键核心。这种做法似乎既疯狂又高贵，胜算近乎为零，而且洋溢着赤裸裸的人性。在公开信当中他声称这种做法是大胆的“极端举措”。他赞颂了一系列名垂青史的极端分子并且将他们按照事迹两两配对，彻底拒绝仇恨的耶稣搭配了主张人人生来平等的杰斐逊，歌颂公义如江河滔滔的阿摩司搭配了粉身碎骨也要将民主承诺进行到底的林肯：“这个国家不可能以一半奴隶一半自由人的状态长期生存下去。”他警告听众们不要一心以为民权运动多么出格，却忽视了新近崛起的黑人民族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以利亚.穆罕默德领导的穆斯林运动”。 金确凿无疑地指出，穆斯林不仅拒绝基督教与白人，还否定了民主价值观，因为他们已经“对美国失去了信心。”以利亚.穆罕默德在美国既不曾指望民主为自己造福也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一丁点民主的迹象，因此他领导的伊斯兰国度也不支持民主。实际上，金提供了两条交汇在一处的路径来理解他为什么要主动投入伯明翰的监狱，表述这两条路径的关键词都是正义。如果宇宙的本性确实倾向于正义，并且人们能够证明宇宙是友好的，那么屠宰场一般的邪恶在历史进程当中的缓慢败退不仅能够有力地证明宇宙的幕后存在一位良善的设计师，而且还能证明人性与民主存在天然纽带。按照金的惯常笔法，他并没有给出证明这一切的证据，只能以自己的行为来充当见证。

很多美国人都已经厌倦了假大空式的政治口号和竞选演讲。对于这部分美国人来说，将单调枯燥的民主制度运作机制与对于上帝的信仰相提并论不仅十分别扭，甚至还有些亵渎。但是从奴隶的历史视角来看，民主与信仰都是上帝赐予的奇迹。在南北战争期间，参战双方都声称自己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与南方势力相比，林肯的区别在于他致力于维护民主的直觉。身陷囹圄的金毫不犹豫地面向伯明翰神职人员强调了宗教信仰的政治意味，并且毫不顾及种族差异，在迫害者面前扮演起了救赎先知的形象。他在信件结尾这样总结道：“总有一天南方将会知道，这些被剥夺遗产的上帝子女在午餐柜台边上坐下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正在为了美国梦的精华以及犹太-基督教文化遗产当中最神圣的价值观而奋斗，从而使我们的国家回归到民主的伟大深井旁边……”

监狱之外的工作人员将这封长达二十页的信件工整地打印了出来，然后就通过人手或者邮寄的方式广泛散发了出去。怀亚特.沃克在信件的注释栏里尽可能地补充了关于伯明翰入狱游行的详细情况以及金目前的个人细节，例如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在遭受单独关押与全天候监视，被剥夺了一切个人用品，更不能查阅参考资料。但是他的请愿并没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收到这封信的八个地址全都没有回应。只有一家贵格教期刊表现出了发表这封信的兴趣。新闻记者们都觉得这封信不过是一份内容充实的布道稿件而已，讲得都是金惯用的主题，因此并没有报道价值。

不到三年之前，记者们惊讶地意识到约翰.肯尼迪之所以能够赢得1960年总统选举，制胜因素之一很可能在于他小小地干预了一下金在佐治亚州遭受监禁的情况。不过当时他们并没有大肆宣传这一点，现在全国主要新闻媒体更是着力强调非党派政治才是种族关系进步的关键——批评金的教士们也采用了同一套口吻。《时代周刊》与《纽约时报》都指责金在伯明翰“煽动紧张气氛”，致使“当地的紧张气氛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增长。”4月24日，非暴力运动的资深参与者们围住了伯明翰街头的每一架电视摄像机，不顾一切地想要向全国各地争取支持。同样在这一天，肯尼迪总统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例如核试验以及与古巴开战之类的宏大话题。没有哪位记者问及伯明翰的入狱游行、过去八天金在监狱里的情况或者金的公开信。

此时怀亚特.沃克正在准备撤退路线。他向司法部长助理伯克.马歇尔暗示说伯明翰运动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将斗争方向转向对抗性较弱的投票权方面，肯尼迪政府的官员们历来更看好这条战线。关于金的审判与定罪的报道从头版转移到了副版。与此同时，琼斯以及律师团队在最高法院那边除了要应对苏利文案件与鲍威尔案件之外还有第三起同样堪称里程碑的官司需要打赢，这场官司的争论焦点在于明显违背宪法的法院禁制令是否依然必须得到遵守，直到上级法院将其取消为止。在1967年末之前，历史机遇将会向金敞开大门，随即又紧紧关闭。最高法院关于伯明翰市政府诉沃克一案的裁决将会把一位全球知名的公开信作者送回伯明翰监狱。

文中提到的蓬塞德莱昂酒店如今是当地某大学的教学楼。

密西西比的种族关系在全国堪称垫底。此前民权工作者在这里经历了至少四个阶段的撤退。相比起来伯明翰和圣奥古斯丁的民权进程尽管同样充满挫折，但还是要比这里先进了不少——甚至堪称令人羡慕。一年前，鲍勃.摩西在密西西比州协进会地方分会负责人全体会议上寻求栖身之所，当时他在民权领域的全部资质就只有身边两个刚刚招来的新人与一套充满艰辛的个人事迹。摩西不是密西西比州本地人，也不是协进会成员。他是一名二十七岁的纽约客，拥有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他单枪匹马冒险来到美国西南地区，在麦库姆附近的木材产区展开了民权工作。他的身份是非暴力学生运动委员会的特派员，这个青年组织诞生于此前的多场静坐示威。摩西在当地的民权工作者心目当中简直就是奇迹的化身。为了护送潜在选民进行登记，他不止一次被逮捕，在法院里遭到暴徒的殴打，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阿米特郡治安官的堂兄痛殴。最后这次袭击刚刚结束，头破血流的摩西立即走进法院，针对治安官的堂兄提起了刑事指控并且表示愿意出庭作证。但是当地检察官却劝他赶紧逃命，陪审团随后作出了惯常的无罪判决，就好像当街暴打黑人是白人的天然权利一样。这条想当然的假设比起鲜血与恐怖更能震慑密西西比的黑人居民。

司法部高级官员约翰.多尔来到阿米特县，向摩西了解当地种族暴力行为的详细情况。上一次他来密西西比秘密考察的时候结识了协进会的当地负责人梅德加.埃弗斯以及弗农.达默尔（Vernon Dahmer）。那一回为了隐蔽行踪，他效仿当地农民的装束换上了卡其裤和胶皮靴，因为他很清楚当地的凶徒都能干出什么事来。多尔是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人。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他应邀继续在司法部留任，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率先开展了一套下基层找案子的民权诉讼模式，这使得他在华盛顿的律师行业里脱颖而出。多尔与摩西一起拜访了许多害怕参加选民登记会议的黑人农民。他们的恐惧源于看得见摸不着的农村生活现实——女佣和佃农们都听说了很多不祥的消息——有几个人特别担心密西西比州参议员、阿米特县的头号人物E.H.赫斯特最近打算逞凶，下手对象则是当地农民赫伯特.李，因为此人曾参加过摩西的选民注册会议。多尔承诺下一次来密西西比调研的时候要亲自开车前往李的农场了解情况。第二天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等待摩西的消息，结果却得知赫斯特刚刚一枪打死了李，行凶地点照例是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

正当摩西徒劳无功地敦促当地法院逮捕李谋杀案的嫌疑人时，在附近的麦库姆，一群年轻的仰慕者们因为静坐示威而入狱。一百多名受到激励的高中生随即自发组织了抗议游行。摩西与聚集在此的其他非学委领导人未能说服他们打消这个主意，于是决定陪同他们一起去。麦库姆的警察们将摩西与其他十七人——几乎是非学委的全部领导层从）示威队伍当中抓出来推向愤怒的围观人群，等到他们饱受了拳打脚踢之后才将他们押送到了密西西比州玉兰县监狱。一个多月后，哈利.贝拉方特将他们保释了出来。出狱之后摩西随即写信要求协进会县领导人资助他们再次发动一场突击，地点可以是除了暴力横行的麦库姆之外任何地方： “话说得客气一点，我们已经打湿了鞋，我们现在终于知道在密西西比州进行选民登记活动的正确方式了。”

许多协进会官员对于摩西则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摩西只是一个年轻且难以捉摸的业余人士——他曾在日本旅休期间研究过禅宗佛教——在实务层面的表现只能算是乏善可陈：他在密西西比折腾了这么久，可是黑人选民的数量却没有增加一个，一名协进会成员暴尸街头，他自己与非学委的学生们遭受了不必要的殴打，协进会的成年人接到了诉讼账单，许多学生则被驱逐出了学校。身为协进会当地负责人的梅德加.埃弗斯一直在严厉批评非学委进入密西西比州的做法，协进会总部办公室也通过传阅文件紧急警告了民权组织之间相互竞争这一“长期问题”。摩西之所以没有被赶出密西西比，仅仅是因为顽固且务实的弗农.达默尔为他提供了落脚点。达默尔的朋友克莱德.肯纳德不久前被地方当局构陷入狱，并且丧失了读大学的资格，因此愤愤不平的达默尔很希望给摩西帮忙。

在1961年末的一次协进会宴会上——当时摩西还在麦库姆——梅德加.埃弗斯汇报了肯纳德案件的情况，说着说着他就情绪崩溃了。克莱德.肯纳德曾经是一名伞兵，在德国与朝鲜都服役过。去年因为母亲患病，他不得不离开芝加哥大学，回到家里经营他在哈蒂斯堡郊外为母亲购买的农场。但他并不想因此而放弃学业，于是就小心翼翼地申请进入南密西西比州大学——该地区唯一的大学——从而将学位拿到手。诚然，肯纳德的性格十分高尚正直，他的家庭情况也确实很困难。但是这两点都不足以让他成为第一个公开进入密西西比州白人大学的黑人。灾难很快就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一天早晨有人在他家谷仓里发现了五袋被盗的鸡饲料，他随即遭到了逮捕。尽管只有一名证人不甚可靠地指控肯纳德策划了这场既无意义又不合时宜的抢劫——在埃弗斯看来他显然遭到了构陷——但是肯纳德还是遭受了七年苦役徒刑的重罪判决。根据法律，重刑犯人就算出狱之后也仍然没有资格在任何州立大学就读。

不幸的是，肯纳德恐怕活不到出狱那一天了，因为他已经被确诊患上了直肠癌。说到这里，埃弗斯再次流下了眼泪，痛斥自己软弱无能。埃弗斯向来是个少言寡语一板一眼的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就算他妻子也要称呼他“埃弗斯先生”。自1955年艾米特.提尔私刑案件以来，他每每遇到这种事都会板着脸孔硬撑过去。但是这一次他实在绷不住了。他不停地告诉人们仇恨与厄运怎样摧残了这个朴实无华的人，并且认为肯纳德在正反两方面都比自己更强——在参军的时候比自己更守纪律且贡献更大，平时为人也比自己更热情且更宽宏大量。说到这里他第三次哭了出来。 “没关系，孩子，”台下的一名女性喊道。 “我们也跟你一样难受。”

膀大腰圆的五十三岁农民弗农.达默尔同样很熟悉肯纳德。两家人的农场相隔只有几里地。自从肯纳德进了监狱之后，达默尔的儿子每天早上都要去肯纳德家的鸡舍里收集鸡蛋拿去卖钱，然后将钱交给肯纳德的老母亲。近几年达默尔还招募了肯纳德来管理协进会福瑞斯县地方分会的青年委员会。现在达默尔操心的是更实际且更紧迫的问题：要是没有肯纳德的日常操持，他家的农场与鸡就必须出售，到时候他的母亲不仅要寄人篱下，而且就连鸡蛋钱都拿不到了。

达默尔告诉协进会哈蒂斯堡分会，他决心通过一次特别的选民登记会议来纪念肯纳德的牺牲。他自告奋勇地提出，协进会可以将自己所在的树荫苑浸信会教堂当成集会地点。但是公众们并不敢围绕这个话题进行公共集会。目前县政府的选民注册员名叫瑟昂.莱德（Theron Lynd），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戴着厚厚的角质眼镜，体重超过三百磅。自1959年上任以来——这一年临近的白杨镇发生了马克.查尔斯.帕克（Mack Charles Parker）私刑案件——还没有一名黑人在他手下注册成功。福瑞斯县共有八千名达到投票年龄的黑人，但是当真有权投票的却不到一百个。此外全县上下的黑人教会或俱乐部都被吓破了胆，多年来从不敢向敞开大门让出场地。达默尔失去了他的银行信用和所有保险，全凭在当地黑人当中独一无二的独立财务实力才得以幸存。奄奄一息的协进会当地分会眼下就只剩下了一名秘书以及寥寥几位在达默尔家客厅里秘密集会的老人。

尽管如此，达默尔依然在周日的教会礼拜现场站起身来主张树荫苑教会理应为了肯纳德承担些许风险，因为联邦政府的有关人员正在起诉莱德，利用国家权力为黑人投票权撑腰。 每个人都知道司法部的律师不止一次地访问了达默尔家的农场，旨在确定潜在证人的身份——包括符合选民资质但未能获准注册的黑人的名字，以及不符合选民资质乃至不认字却依然经常投票的白人的名字。 达默尔告诉大家，即使申请注册遭到拒绝的黑人也能以证人的身份支持黑人选举权事业。但是话又说回来，要想享受公民权，首先他们自己总得摆出公民的样子来。

达默尔的演讲简洁有力，身为教会受托人的他他教会里面也享有相当的尊重，此外他还是教会当中捐款数量最多的会众，因此其他人一开始都觉得他言之有理。但是教会牧师、福瑞斯县黑人布道人的总教长老拉尔夫.威拉德（Ralph Willard, Sr.）却不敢苟同。他在布道坛上义正辞严地宣称上帝的房舍与政治无关，并且着力提醒会众们不要忘了罪的工价是什么。接下来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动议：将达默尔本人、他的三名最亲密支持者以及这四个人的所有直系亲属都从树荫苑教会驱逐出去。教会内部随即进行了一场以喊声与呻吟声标明立场的记名投票，结果显示威拉德牧师的意见占了上风。达默尔就这样悲哀地离开了自己参与了大半辈子的教会，这座教堂的用地还是他们家捐赠的。长久以来黑人只有在教会内部才能够自由行使投票权。为了获取参与公共选举的资格，达默尔和他的支持者却丢掉了他们唯一享有过的投票权利。

树荫苑教会的分裂与非学委的年轻囚徒们从玉兰县获得保释这两件事前后相隔只有几天，树荫苑教会所在的哈蒂斯堡县就在玉兰县以西六十多英里。1962年春天摩西在协进会地方负责人会议上请求资助的时候，达默尔对他身边的两个小跟班霍利斯.沃特金斯与柯蒂斯.海耶斯产生了兴趣。两人都是普通的黑人青少年——无业、辍学、随时可能惹出麻烦。但是现在他们的精神状态却焕然一新，简直好像变了个人一样。沃特金斯出身于一户佃农家庭，是家里第十个活到长成的孩子。有一天他听说马丁.路德.金来到了麦库姆，于是就壮着胆子来到传言当中金所在的房间门口打探，结果却看到了摩西。出于好奇，他与摩西长谈了一番，摩西趁机为他上了一堂关于投票权、非暴力运动以及全球自由斗争大趋势的速成课。沃特金斯从此成为了一名民权工作者。第一次离开家里的农场准备遭受逮捕的时候，沃特金斯告诉父母他打算去朋友家里过夜以免父母感到生气或者丢人。但是被关进牢房之后他才听说父亲非但没有发火，反而在教会里大声赞扬了他的勇气。在玉兰县的监狱里，沃特金斯与他的朋友柯蒂斯.海耶斯迅速成长了起来，几代人的经历与体会在短短六个月时间里全都作用在了他们身上。鉴于摩西在麦库姆没能取得任何进展，两人决定前往新地点重新来过。

闻听此言，达默尔也打定了注意。“这俩小子我都要，”他告诉摩西，“你把他们派到哈蒂斯堡来吧。”

与此同时，摩西与纳什维尔运动的三位学生领袖——黛安.纳什、伯纳德.拉法耶特以及詹姆斯.贝弗尔——结成了联盟。结盟双方都很谨慎，结盟的理由则是双方都需要恢复元气。在五十年代后期，朝鲜战争时期的和平主义者、曾经前往印度学习甘地经验的詹姆斯.劳森在纳什维尔开设了一系列实验性质的非暴力研讨会。从那以后纳什维尔的学生们就成为了一支非暴力突击队，多次参与了静坐示威，并且成为了非学委成立初期的传奇人物。1961年5月，最早一批自由乘车者在伯明翰遭到了血腥袭击，以至于就连弗雷德.夏特沃斯都劝他们鸣金收兵。此时全靠黛安.纳什在纳什维尔掀起了全新的抗议活动，在整个夏天亲自将一队又一队志愿者络绎不绝地送进密西西比州的帕奇曼监狱，这才维持住了自由乘车运动的势头。

当最后一批大约三百名自由乘车者获得释放后，纳什维尔三人组留在了密西西比州进行跟进工作。他们惊讶地观察到当地黑人纷纷回避了自由乘车运动，眼看着新来的自由乘车者被警察拖向监狱，却依然乖乖地走进有色人种候车室。于是纳什和她的两个朋友将马丁.路德.金请到杰克逊参加集会，并在街头到处招募新兵。他们在密西西比州组织了最早反种族隔离大规模示威活动，然后州政府十分精明地起诉纳什和贝维尔怂恿未成年人犯罪，两人各自被判处了两年徒刑。就像摩西一样，他们也在恶劣的环境里寻求着全新的开始。

在转型过程中，这三位纳什维尔的学生产生了惯常的抱负，想要成为民权运动的职业活动家。这样的身份认同不仅飘忽不定，而且扩展性极强。拉法耶特是三人当中学者气质最足的一个——身材瘦削，带有一点亚洲血统，以至于在民权阵营里落了个“小甘地”的绰号。拉斐特认为自己是一个精神领域的探险家。在帕奇曼监狱度过了四十天之后，他在州首府杰克逊的街道上来回巡游，只要看见无所事事的年轻黑人就赶上前去骤然发问道：“你想去市中心和白人斗一斗吗？”他希望每五十个人中至少能有两三个人对非暴力运动产生兴趣。

他的搭档詹姆斯.贝弗尔多少要比他更传统一些。贝弗尔出生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的伊塔本纳村，平时的穿着做派看上去像是个巡回布道人。全身上下只有领口佩戴着纯白色的教士假领，此外从衬衣到马甲再到脚上蹬的史黛西.亚当斯牌高帮皮鞋——他曾戏称这款皮鞋是“布道人专用鞋”——全是纯黑色。他的头上总是戴着圆顶小帽，借以纪念耶稣与其他犹太教先知。贝弗尔的布道风格宛如充满能量和想象力的火箭那样一飞冲天。在监狱里，狱友们纷纷传言说他经常一个人嘀嘀咕咕地与上帝商量怎样才能“将魔鬼从这些白人身上驱走”。许多年轻同事都认为他的狂热做派有时简直近乎耍流氓——有一次参加教会活动的时候他想也不想就询问牧师，对方的妻子有没有长得特别漂亮的姐妹可以给他介绍一下。但是贝弗尔丝毫不介意这些认为他精神不太稳定的背后嘀咕。他相信黑人首先必须陷入疯狂，然后才能在白人社会的霸权面前梦想自由。对他来说，民权运动的长期任务就是区分创造性的积极主动与自毁性的精神错乱。

当然，运动阵营里也有更加循规蹈矩的人，贝弗尔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是个惹祸精。黛安.纳什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她是芝加哥人，从小在圣餐姐妹会里受到了天主教的熏陶，一度还打算成为一名修女。自从非学委在纳什维尔开张以来，她一直在抱怨贝弗尔空有一身才能却到处浪费。纳什曾经是一位选美小姐。她的肤色很浅，以至于在午餐柜台静坐示威的时候很容易就能渗透到愤怒的旁观白人当中。学生们无不将她视作只可远观不可亲近的纯粹领导人，她的名字就是学生运动的代名词。可是就在1961年底，纳什居然接受了贝弗尔的求婚。密西西比各地黑人大学的学生们陆续听说这条猪拱白菜的噩耗之后无不目瞪口呆。更糟糕的是，纳什似乎当真被那个疯疯癫癫的贝弗尔迷住了，把心思都放在了他身上。密西西比州的天主教机构同样被这场婚约吓得不轻。谁也没想到，一位忠实且不声不响地在白人教区参加了这么多年弥撒的年轻女性居然是自由乘车运动的煽动者以及一位重罪犯。神父们支支吾吾地告诉纳什，不是他们不想为纳什举办天主教婚礼，实在是因为她的未婚夫是一位“热切”的新教徒。哪怕他的宗教热情再收敛一点，神父们也不至于这么为难。

在伯纳德.拉法耶特的陪伴下，这对新婚夫妇首先让鲍勃.摩西借住在夫妇二人位于杰克逊的婚房里，然后又拜托四个人在三角洲的共同导师阿姆齐.穆尔收留了他。这四位年轻人的性格差异悬殊，平时坐在一起经常陷入冷场。摩西经常引用阿尔伯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平时不爱出风头，更喜欢将自己当成一名教师，认为自己的作用就是点燃学生心中对于投票权利的热情并且维护着这份热情自行延续下去。相比之下，纳什维尔的三名学生则宣扬对抗性质的基督教精神，将政治视为腐败的化身，并试图证明非暴力示威的奇观能够及大地同时影响到受害者与压迫者。摩西认为他们三个过于渴望牺牲，以至于陷入了自以为是的心态当中。假如不能让广大黑人成为稳定的票源，对抗斗争的场面再大也只是水过地皮湿而已。纳什维尔三人组则认为认为摩西身上的知识分子习气太重，没法与密西西比州的农民打成一片，而且对担任领导的各种后果太过纠结。身为哲学家和道德主义者的摩西素来反对领导阶层统御一般人的做法，哪怕是为了民主事业也不行。但是他同时又怀疑自己的反领导理念或许只是推卸自身责任的托词而已。严酷的现实为他的自我逼问抹上了越发冷峻的色彩：他与杀死赫伯特.李的凶手在多大程度上是道德同谋呢？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语气既缥缈又认命，同时还带有鲜明的骑士气质。 “狩猎之后必然紧跟着杀戮，”摩西在亚特兰大的非学委办公室写道。 “如果我们都死了，我想要火化，并且将骨灰装进围绕太阳运行的卫星里面……”

不过在实操层面上，四个人终究还是达成了妥协。贝弗尔说服摩西在杰克逊组织了国会议员初选竞选，他本人则在三角洲经营另一场竞选。这还是南北战争战后重建以来黑人第一次在密西西比州参与国会竞选。同样在这个春天，黛安.纳什怀上了第一胎。在怀孕期间，纳什一直在翻来覆去地琢磨詹姆斯.劳森的非暴力运动戒律之一：压迫需要受压迫者的参与才能成立。在她看来，自己目前背负的重罪指控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为了这样的罪名而提起上诉正是参与压迫的表现，只能让密西西比州自欺欺人地以为正义得到了伸张。因此她决定撤回上诉，将这两年徒刑扛下来。1962年4月30日的保释撤销听证会上，纳什拒绝坐在法庭的有色人种区，罗素.B.摩尔法官随即以蔑视法庭罪判处她十天拘禁。接下来为她担任律师的贝弗尔向法庭发表了演讲，纳什本人也宣读了一份堪称惊世骇俗的声明，向人们解释了她为什么选择在监狱里分娩。“这将是一个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婴儿，”她在被带到海恩兹县监狱之前宣布，“因此无论他出生在哪里都等同于在监狱里出生……为了做出这项决定，我已经检视了我的灵魂，也通过祈祷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我的结论是，从长远来看这将是我能为这个孩子做的最好的事情。”

几天后，摩尔法官叫来了贝弗尔。他坚持认为贝弗尔目前的首要任务——无论是作为纳什的律师与丈夫，她腹中胎儿的准父亲，还是一名普通公民——就是保护纳什不至于进监狱，而不是主动把她往监狱里送。 “我说孩子，你们这些人是不是都疯了？”摩尔法官沮丧地问道。

“摩尔法官，您不懂基督教，”贝弗尔回答道。 “所有早期的基督徒都进过监狱。”

“也许是这样，”法官答道， “但他们并不全都是二十一岁的孕妇啊！”

双方陷入了奇怪的僵局。贝弗尔反复向摩尔法官保证，不仅他自己不打算为纳什争取上诉，而且纳什还将会拒绝任何一位试图为她重新上诉的法庭指定律师。实在忍不下去的摩尔法官最终认定这项两年有期徒刑判决本身从一开始就不靠谱，于是就不声不响地将纳什释放了。

经历了这次考验之后，纳什开始陆续收到来自北方各地的演讲邀请函。教堂团体和黑人记者的读者们纷纷前来倾听这位年轻女士有什么话说，听一听她如何与一位密西西比法官当面顶牛，倒要看看对方敢不敢当真让她在监狱里分娩。伯纳德.拉法耶特在这一年夏天一直搭乘长途车东奔西走，到处参加筹款活动。到了8月份，他原本打算安排将纳什去底特律出席一系列当地集会，但是此时纳什的肚子已经挺得老大了。于是他找来一件特大号雨衣给纳什穿上，挡住了她的腹部，这才在没有医生许可的情况下将她偷偷送上了飞往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航班。此时马丁.路德.金正在当地努力挽救一场陷入颓势的反种族隔离运动。

贝弗尔已经先行一步赶过去了，他在当地极力劝说数量不断减少的志愿者们打起精神继续战斗。另一方面，奥尔巴尼市政当局通过切身教训学到了密西西比州的摩尔法官之前领教过的经验：将金关进监狱实在是杀敌三百自损一千的错招，对于金以及他的政治路线的打击远远赶不上他们自己受到的打击。于是他们先后两次将金从监狱里轰了出去——第一次靠得是彻头彻尾的诡计，第二次靠得是伪装的法令。但是他们同时并不介意将成百上千的当地黑人关押起来。随着痛苦与经济损失的不断累积迫使奥尔巴尼运动走向失败，国王的新助手之一安德鲁.扬）拼命试图说服纳什出面领导一场入狱游行，哪怕她的预产期就要到来。

当金被迫从奥尔巴尼撤退时，贝弗尔与纳什带着他们刚出生的女儿穿过阿拉巴马州回到了密西西比三角洲的阿姆齐.穆尔家里。鲍勃.摩西此时正在格林伍德县再次发动选民登记，这次他使用的名号是一个名叫联合组织委员会的新建安慰剂组织，将其作为小额基金会拨款的渠道。就像1955年公交抵制运动时期的蒙改联以及其后成立的若干个伞状组织一样，联组委的成立也为各个民权团体提供了暂时休战一致对外的契机。此外这个新名称还能缓冲来自白人的反对，因为这个新组织暂时还不像协进会那样恶名昭著。那些不敢向协进会敞开大门的牧师可能会在劝诱之下主持一场联组委研讨会。

贝弗尔赶回三角洲地区之后不久，在8月27日星期一，刚刚成立的联组委就在鲁韦尔村的威廉姆斯浸信会教堂里举行了一场教堂集会。贝弗尔在集会现场宣讲了马太福音16：3，“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他努力帮助贫穷佃农们摆脱个人的恐惧，让他们意识到看似强横无比的密西西比种族隔离主义者并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那么大的优势。种族隔离主义者们无非就像在这段文本当中遭到耶稣谴责的伪君子那样有眼无珠，看不清时代大势。圣经中的伪君子们整天夜观天象，对于人心所向却两眼一抹黑。种族隔离主义者可以将人类送进太空，但却看不到自由大潮正在席卷整个世界。在美国，自由意味着选票。在向日葵县，近四分之三的潜在选民是未登记的黑人。哪怕这些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走进印第安人法院大楼，也能极大地减轻弥漫在当地的卑鄙、仇恨与痛苦。

许多人都举起手来响应贝弗尔的号召，其中有一位范妮.路.哈默（Fannie Lou Hamer），她是一户佃农人家的第二十个孩子，时年四十一岁，身材矮小粗壮，走路时有些跛脚，除了圣经之外没看过别的书。此前贝弗尔的名声在就在种植园地区传扬了开来，因此哈默打算亲眼见识一下这个奇怪的密西西比布道人究竟是否名副其实。贝弗尔成功地点燃了她心中的热情，让她成为了星期五参加集体选民注册的十八名志愿者之一。这次活动将会成为在当地口口相传的热门新闻。依然由摩西带队的志愿者队伍这次在法院里并没有遭到暴力袭击，但公路巡警队在摩西返回鲁维尔的途中再次逮捕了他。那天晚上，马洛种植园的老板将哈默夫妇从他们住了十八年的小屋中赶了出去。他告诉哈默夫妇这不是他本人的意思——他很理解为什么有人想要投票——但是哈默的行为已经在周边地区造成了太多不利于他的谣传。哈默在接下来的一次登记集会上表明了自己无家可归的难民身份。恶劣的氛围扼杀了当地白人对她的任何同情，福利办公室的职员甚至不允许她申请领受紧急剩余食品。黛安.纳什立刻代表她向华盛顿去信，提醒农业部长如此对待哈默是犯法的行为，而且向日葵县收到的几乎所有公共救济资金都依赖于同一套法律，这才为哈默解了燃眉之急。新的三角洲项目几乎没有产生新的选民，但是报复黑人恣意妄为的势力却在接二连三地扩充人手。

联组委选民注册项目资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送到密西西比州南部哈蒂斯堡的非学委小型登记项目手里。这个项目一开始只有微薄的一百美元经费，这笔钱用完之后，柯蒂斯.海耶斯和霍利斯.沃特金斯花了大量时间在弗农.达默尔家的农场里帮工换取食宿——当地其他人家全都不敢接纳他们。每天天还没亮，达默尔都会来到两名年轻人栖身的棚屋外面，抡起醋钵大的拳头狠砸木板墙，将儿子们与两位非学委员工都震起来。“上工了！牛犊子们！”他喊道。几个半大小子赶紧从屋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下地干活，几个小时后才是早餐时间。吃饭的时候达默尔经常询问海耶斯与沃特金斯前一天的选民登记工作成果——去过了哪些地区，有没有人做好了跟他们去法院的准备，有哪些教堂允许他们在里面开会，从杂货店买东西出来的黑人愿不愿意与他们谈话。早饭结束之后，达默尔就会把他们全部赶回田里或者锯木厂里。他已经教会了他七岁的女儿贝蒂驾驶拖拉机，虽然她还搬不动太沉重的袋装化肥，但他还是要求她自己往拖拉机上面装载种子。达默尔不仅督促别人干活卖力，自己下力气的时候也不含糊。以至于他的儿子哈罗德这一年决定离家参军。入伍之后他在家信当中写道，他的哥哥们是正确的——在军队里受训比起在家里干活轻松多了。

在夏天结束之前，柯蒂斯.海耶斯终于气馁了。他依然害怕进监狱，而且一天到晚的农活也严重挫伤了他从事民权工作的锐气。于是他返回了杰克逊。他前脚刚走，亚特兰大非学委总部的救援信就送到了哈蒂斯堡，信封里装着一张支票。沃特金斯等待这张支票已经很久了，不幸的是支票上的收款人姓名是海耶斯，因此他拿着支票也提不出钱来。正是这样的细节往往会让早期的选民顶级项目接连陷入好几个礼拜的停滞。照理说只要打一通电话让总部那边重新签发一张支票就行了，但是在实操层面上这样做却困难重重——既要克服预算障碍，又要平复通话双方的偏执情绪，最重要的是往往找不着非学委的领导层，因为初出茅庐的非学委领导层成员经常失陷在监狱里。

独自一人留在农场的沃特金斯逐渐了解到了达默尔家族的隐秘过往。这家人的血脉传承一直在种族界限与禁忌的分界线两侧来回徘徊，简直就像福克纳的小说情节一样。 弗农.达默尔的母亲名叫艾伦.凯利，出生在南北战争战后重建时期。她的父亲是一位白人种植园主，此人的种植园位于哈蒂斯堡以北，当地人称之为凯利定居地。老凯利毕生未曾娶妻生子，仅仅养育了四个浅肤色的黑白混血女儿。他对于这个黑白混血家庭的尊重程度远远超出了当时南方社会习俗所能接受的底限。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艾伦.凯利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家庭危机：她打算嫁给一位名叫乔治.达默尔的白人男性。乔治.达默尔是一位生于1871的私生子，父母分别是一位来去匆匆的德国移民与当地某白人妇女。随着南北战争之后的密西西比陷入混乱与贫困，他的母亲嫁给了一名前黑奴，并且给达默尔添了八个皮肤黝黑的弟弟妹妹。

乔治.达默尔是一位私生子，也是一位在黑人文化圈里长大的纯种白人。不过曾经的联邦种植园主凯利并不特别介意这位求婚者乱七八糟的身份，而是反感他缺乏高等教育。直到年轻的乔治.达默尔在杰克逊州立大学——密西西比州重建时期建立的黑人学院——完成了学业，他才正式认可了这门婚事。再然后他就将自己名下的一大部分财产赠与了这对新婚夫妇：四十英亩田地，一头母牛，两头小牛，以及一张羽毛床垫双人床。尽管很有几位白人表亲认为如此慷慨的赠礼只是一名老光棍在发神经而已，但是这项赠与行为还是得到了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凯利还会将另外几块田地赠与这对夫妇。

1908年12月——也就是林登.约翰逊出生于德克萨斯州丘陵地区的四个月之后——弗农.达默尔来到了人世，成为了达默尔家十二名子女当中的第八个，其中有六个儿子六个女儿。就算没什么意外情况，达默尔也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成为当地的务农富户。不过他的三个肤色特别浅的兄弟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血统，通过联姻打入了北方白人社会，其中一个人结婚时的职业身份还是牧师，于是来自家族内部的竞争就显著减小了。这三起联姻形成了一个跨越种族分界线的大家族，而且分界线两边的家族成员们并不全都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位于分界线另一边的亲戚。弗农.达默尔成年之后最棘手的任务之一就是与知情的亲属们保持联系，同时又要不动声色地在下一代人当中抹杀这条危险的纽带。生命旅程当中的标志性大事——出生，婚姻，死亡——无不意味着最困难的决定：应该通知哪些远亲，如何避免不知情的亲戚们的好奇刺探。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是最简单的家信只要必须越过肤色分界也意味着艰难与危险。在黑人这一边，父母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是否承认特别浅肤色的孩子可能会越过肤色屏障。假如当真如此，那么向早已越过这道屏障的的亲属们寻求建议是否合适呢？这样做对于问答双方来说都足够安全吗？双方的情感又是否承受得了呢？

为了从根本上回避这个问题，弗农.达默尔在择偶的时候总会选择肤色越来越深的女性。他在大萧条时期养育了三个天生肤色很浅的儿子，长大后看起来很像他与他的父亲——换句话说他们的肤色就像密西西比州州长一样白。这段婚姻结束后他娶了一个肤色更深的女性，她在四十年代生了三个一眼就能看出来是黑人的儿子。第二任妻子去世两年后，他于1952年与艾莉.达默尔结婚，并生下了一个儿子丹尼斯和一个女儿贝蒂——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七岁小拖拉机手——这两个孩子同样一看就是非裔。在公开场合，达默尔学会了根据身边陪伴子女的不同而期待其他人的不同反应。在陌生人面前，只要艾莉不在身边，他就可以和年龄最大的几个孩子一起冒充白人家庭。假如艾丽和年幼的子女与他一起出门，那么他就要担任穿越肤色分界线的大使。在南方各州的高速公路上，他经常让家里人躲在路边车里不要出来，他本人则可以很容易从种族隔离餐厅的白人一侧买到质量显然更高的饭菜。不过有时候遇到他全家的白人陌生人也会认为达默尔是带着一群仆役出门的白人老板，还有些人会当面对他说“你手下这帮黑鬼如何如何”。

哈蒂斯堡地方不大，居民们大都彼此知根知底，这样一来肤色问题的复杂性就更加难以捉摸了。大多数当地白人认为达默尔家的全体成员都是值得尊敬的黑人，因为他们家不仅家道兴旺，而且全家人都很讲礼貌。但是在较为隐秘的层面上，白人们往往更容易接受达默尔家的孩子们而不是弗农.达默尔本人。孩子们一看就是黑人，因此威胁性相对较小，而达默尔本人却经常“假装自己是白人”，因此招致了不少反感。很少有白人意识到，达默尔非但从未打算在他们面前假装白人，而且还一直在劳心费力地以黑人的身份留在密西西比州。他很清楚，一味争取白人的接受只会触发非理性的陷阱，到时候关于种族身份的各种弯弯绕都有可能会让他的打拼精神与物质财富转而与他作对。年轻的时候他曾打算购置一台拖拉机，当时他的父亲老乔治表示反对，理由则是老人家说了一辈子的格言：“长个头不能太快。”拖拉机明显超出了当地大多数白人农民的购买力，放在家里只能招人嫉恨。乔治.达默尔既有边疆拓荒者的坚韧精神，又有敏锐的种族意识，这两者共同形成了他的身份认同，直到他那具属于高加索人种的躯体在1949年回归泥土为止，长眠地点就在树荫苑浸信会教堂的墓地里（他的妻子艾伦.凯利.达默尔在1954年布朗案宣判之后不久去世并且也安葬在这里）。虽然在1962年遭到树荫苑教会的驱逐对于弗农.达默尔来说十分伤心，也让教堂墓地变成了别人的地盘，但是他还是找机会带领霍利斯.沃特金斯参拜了他父母的墓地。在父母坟前，他语重心长地向身边的后生传授了一条从自己父亲那里学来的人生经验：永远不要购买装有自动变速器的新款汽车，以免招致白人们不必要的关注。

在整个夏天，沃特金斯一直试图打破老拉尔夫.威拉德牧师对于当地黑人教会的绝对控制。直到夏天结束他才终于发现了可乘之机：当地黑人信众当中有几位卫理会信徒坚持认为浸信会的牧师管不着他们。沃特金斯随即打蛇随棍上，强调他并不打算像威拉德牧师此前激烈指责的那样为协进会寻找开会地点，而只想找个地方谈一谈投票权问题而已。就这样他终于组织了自己的第一次公开会议，地点位于哈蒂斯堡市中心一座门脸很小的圣雅各CME教堂。还没开会之前当地的局势就已经很不消停了。某天晚上，弗农.达默尔接到一通电话后立刻带着儿子们来到屋外朝天鸣枪，借以震慑藏在夜幕下的袭击者。尽管沃特金斯一头雾水，但他们依然不肯告诉他电话内容，理由是他现在不需要分心。作为一个二十出头就要操持一场会议年轻人来说，眼下需要他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真到了开会当天，教堂里总共来了二十几个人。这么大的数字简直让沃特金斯喜出望外。为了表示欢迎，他告诉各位来宾，他和柯蒂斯.海耶斯曾经面向仅有一位听众的会场演唱过自由歌曲，也曾经走遍了哈蒂斯堡周边的偏远村庄。今天居然在市中心就有这么多人来开会，这一点本身就是极大的胜利。在教授自由歌曲的间隙，他与他们谈论了自从静坐示威与自由乘车运动以来的新希望，投票资格测试的具体机制，以及此前他如何护送两三个人的小团体进入了登记员瑟昂.莱德的办公室。每次莱德见到他都要问他究竟来法院干什么，“我每次都会反问他，”沃特金斯宣布， “‘我犯了什么法？’”在第一次集会上就抛出这种猛料可以说非常大胆了。在教授最后一首自由歌曲之前，弗农.达默尔站起身来表示大家都应当为了支持选民登记运动而表达些许心意，然后就发动了一轮现场捐款。最终的捐款金额大约能买两三令传单用纸。

圣雅各教堂的会议就此告一段落。下一步——提前做广告宣传的“公民身份”会议——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因为只要将传单撒出去，就再也无法将集会伪装成自发的祷告聚会了。最终，帕尔默路口镇的圣约翰卫理会教堂的牧师和女性董事会成员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帕尔默路口镇位于哈蒂斯堡的另一边，与达默尔家的农场遥遥相对。这次会议只有十几个人参加。唱完了自由歌曲、推荐过了自由书目之后，沃特金斯宣布他需要新的志愿者和他一起再次去会一会瑟昂.莱德。 “明天早上谁愿意跟我一起去法院？”他问道。会场沉默了很久，终于有一位游方布道途经本地的L.P.庞德牧师（L. P. Ponder）举起了手。

第二天当真跟着沃特金斯来到法院接受选民资格测试的人们除了庞德牧师之外还有四个。全体五个人都没能通过莱昂的检测。他们当中有两位校车司机，一位名叫魏莉阿婶婶的游方布道人，还有一位名叫维多利亚.格雷（Victoria Gray）的创业女性。格雷一直是一名教师，后来嫁给了一名军人。结婚之后她辞职在家却又不甘心做家庭主妇，于是就身穿一件粉白相间的销售制服干起了上门推销化妆品的买卖。凭借过人的业绩与坚持不懈的申请，她成为了美妆女王公司在南方的第一位特许经营者。她的兄弟与新任协进会分会会长J.C.芬尔利（J. C. Fairley）一起开了一家电视维修店。虽然维多利亚.格雷从未参加过协进会的工作，但平时也耳闻目睹了不少。在她的联络劝导之下，又有几家卫理会教堂表示愿意听听年轻的沃特金斯有什么话说。

1962年9月17日，多尔抵达哈蒂斯堡参加美国政府诉莱德案件的最新一场庭审。他没有时间去认识格雷或者其他一百来名受到传票作证的人们，而是直接进入了法庭。他的同事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匆忙将黑人与白人证人们轮流带到证人席上，多尔则根据速记笔记的提示向他们提问。如此凌乱的证人选择制度是民权司二十名律师采取的众多适应举措之一。关于种族暴行的投诉如同雪崩一般劈头盖脸，针对学校拒绝执行种族融合的诉讼如同冰川一般步步逼近，致使民权司律师们无不心力交瘁。目前他们已经将十几起投票权案件送上了法庭，还有超过四十起案件正在筹备阶段。在涉及投票权的问题上，联邦法律要求他们一个县一个县地打官司，每次都要像西西弗斯一样从山坡底部重新开始。负责审理莱德案件的联邦地区法官哈罗德.考克斯（Harold Cox）是一名铁杆种族隔离主义者，大笔一挥就莫名其妙地决定“不受理”控方起诉的大部分内容。为了绕过考克斯，多尔手下的律师们说服第五巡回上诉法院重新审理本案，权当上一次他们的官司已经打输了，并且发布一份名为“有待上诉禁令”的法律文书。根据这款新近才发明出来的文书，莱德在上诉判决下达之前都要公平地为黑人进行选民登记。这并不是莱德接到的唯一一份法庭禁令，但他依旧我行我素，坚决不让黑人通过投票资格测试。主审法官考克斯也没有因为莱德拒绝执行上诉法庭的判决而安排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官司打到这一步，巡回上诉法庭与联邦地区法庭之间就算还没彻底撕破脸皮也差不多了。在关于投票权问题的官司正式打响之前，第五巡回法庭的法官小组在考克斯的法院里传唤了莱德，以蔑视法庭的罪名针对他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审判。

多尔这次来到哈蒂斯堡的时候满心希望能有新的证人出庭作证，尽管在实际层面上要实现这一点可谓困难重重。此外他也做好了种族隔离主义势力还要进行进一步抵抗的思想准备。维多利亚.格雷就是他想要看到的新证人之一。格雷毕生以来都相信做事要随心而行，生活要随遇而安。自从她在圣约翰卫理会教堂里举起手来表示愿意前往法院参加选民资格测试之后，一连串稀奇古怪的后续事件就闯进了她的生活，比方说在整整三位级别仅仅比最高法院大法官低一级的法官面前解释自己加盟美妆女王公司之后取得的早期成功。面对这样的怪异时刻，她一直在用“随心而行、随遇而安”这八个字安抚着自己的神经。 她哥哥的商业伙伴J. C.芬尔利每天都到法院旁听庭审，每天都坐在达默尔夫妇身边。达默尔夫妇每次都会把小女儿贝蒂带来一起旁听庭审，因为他们相信这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尽管法警严格禁止她在法庭里打瞌睡。

与莱德藐视法庭审判同步进行的另一起轰动性长跑案件是詹姆斯.梅瑞狄斯就读就读密西西比大学案件。密西西比大学的大多数校董都不愿意遵照第五巡回法庭的判决结果录取梅瑞狄斯，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当中有一位塔利.雷德尔（Tally Riddell）。莱德案件审理的第三天晚上，正当校董们为了此事而无休止地开会争论时，不堪重负的雷德尔犯了心脏病。密西西比最大的报纸掀起了一场捍卫州主权的狂潮，刊登了许多题为《小心！共党将黑人当成颠覆工具》、《上千人准备为密西西比而战》之类的新闻。至少有三名密西西比州法官下令逮捕梅瑞狄斯，州立法机关也通过了剥夺公民权的法案，旨在让梅瑞狄斯沦为成为没有资格上大学的罪犯。三名正在审理莱德案件的法官赶紧从哈蒂斯堡转战到了新奥尔良，针对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巴内特涉及梅瑞狄斯案件的蔑视法庭行为举行了紧急听证会。在这场吸引了华盛顿全部注意力的大戏进行期间，多尔一直在替梅瑞狄斯发言。正当肯尼迪总统在国家电视台宣布和平解决方案的时候，密西西比大学爆发了通宵骚乱。白人学生与带着成箱冰啤酒的附近居民与警方发生了激烈冲突，造成三名旁观者死亡，一百六十名名法警受伤——其中二十八人遭到了枪击。在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两万三千名士兵露天驻扎在校园里，为梅瑞狄斯充当保镖。有情报称白人学生正在分发樱桃炸弹，接到情报的士兵们随即端着刺刀搜查了大学宿舍楼。

密西西比大学遭受的创伤如此严重，以至于密西西比州黑人为了梅瑞狄斯入学而举行庆祝活动的时候都不敢太高调。黑人大学生们也并没有紧跟梅瑞狄斯的步伐一股脑地报考白人大学。另一方面，梅瑞狄斯取得的遍体鳞伤的成功也使得克莱德.肯纳德的持续苦境更加尖锐，特别是在哈蒂斯堡附近。在与弗农.达默尔以及梅德加.埃弗斯协商后，J.C.芬尔利自愿陪同肯纳德的母亲与《黑玉》杂志记者拉里.斯蒂尔（Larry Still）一起走进了帕奇曼监狱。一行三人向狱方提交的探监理由是要为肯纳德与母亲制作一张合影。斯蒂尔走进监狱的时候大大咧咧地拿着一台装着闪光灯的相机。他知道这部相机肯定会被狱方没收，不过这部相机的作用本来就是麻痹狱方的警惕性，因为他还在脚踝绑了一台袖珍相机。对于黑人来说，为了政治目的而渗透进入帕奇曼监狱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稍有不慎不但帮不到肯纳德，自己也会失陷在监狱里。他们有惊无险地拍下了肯纳德面色憔悴的照片，借此挑战了密西西比州的官方立场，即肯纳德的身体健康得很，不配保外就医。监狱当局只得将肯纳德押送到医院进行医学评估。这样一来巴奈特州长就陷入了两难，在种族政治全力开动的密西西比州，他不得不应对两项分别来自对立阵营的指控：白人们将会指责他居然被黑人批评家抓住了话柄，黑人们则将会指责他对待肯纳德的手段全然不讲人道主义。为了从困境中脱身，巴奈特厚颜无耻地宣称，就算肯纳德真的生病了，当初他本人在授权进行例行医院就诊时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总而言之，根据当地记者杰克逊.克拉伦-莱杰（Jackson Clarion-Ledger）的报道，“监狱医生认为该名黑人囚犯的身体状况并不像新闻报道所描绘的那样糟糕。”

回到达默尔家的农场，某天下午发生了一件让人们暂时没心思为肯纳德操心的意外：一头一岁小牛跑出了牛圈。对于农家来说牛犊有个三长两短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所有人都抛下了手里的其他活计赶来抓牛。折腾了一阵之后，经验丰富的达默尔不得不承认这头牛犊跑得太快太远，不可能抓回来了。正当他肉痛地计算损失的时候，毫无抓牛经验的霍利斯.沃特金斯却远远地跟着牛犊不管不顾地冲进了牧场里。其他几名雇工半心半意地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开玩笑说，就算沃特金斯确实长了一双飞毛腿，等他追上牛犊之后也照样无计可施，因为他的体重也就一百四十磅，牛犊的体重则至少是他的三倍。沃特金斯自然根本没听见他们在说些什么。眼看牛犊距离自己越来越近，他咬紧牙关猛冲几步抢到跟前，一胳膊勒住牛脖子，坠上全身的分量，硬生生将牛犊扳倒在了地上。达默尔领着儿子们赶上来之后照例将沃特金斯调侃了一通，但是调侃的语气却带上了些许不一样的意味。

当鲍勃.摩西把沃特金斯从哈蒂斯堡调离到近两百英里之外的北方三角洲地区接手同样严峻的选民登记项目时，沃特金斯与达默尔家的人们都有些依依不舍。沃特金斯借宿在达默尔家的九个月时间里，哈蒂斯堡总共只有七名新的黑人选民成功登记，有资格在1960年大选中投票的当地黑人就此增加到了十六名。不过尝试过选民登记的黑人则超过了五十人，其中许多人都成为了联邦诉讼当中的可靠证人，例如维多利亚.格雷。黑人在法院遭受刁难的场景也吸引来了不少新闻摄像记者。整体而言，自从沃特金斯离开格林伍德来到哈蒂斯堡之后，后者的登记项目进度就超过了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