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此时电视依然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媒体，绝大多数时候只会播出黑白图像，只有极少数综艺娱乐节目除外——报纸上的电视节目预告会在这些节目的名称前头加个“（c）”以示彩色之意。有些电视台主管们觉得假如一切节目都走上了偏重感官享受的路线，恐怕会导致道德问题。有一位广告导演注意到，“尤其是喝啤酒的人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格外阳光明媚的世界里……所有人都笑得那么灿烂，眼珠子都乐得要瞪出来了。”他告诫自己的同事们，“目前在电视当中经常得到应用的戏耍欢笑、地位象征与性感内容是败坏社会风气的嫌疑犯，必须加以密切关注。”尽管这么多人心存疑虑，不敢放开手脚，但是在电视网管理层当中依然存在着一支势力强大的革新派系，这些人相信电视工业即将随着战后经济的成熟迎来一轮井喷式利润增长，而且在收视率竞争当中赢得主宰地位的关键就在于新闻节目——至少当时的圈内人都这么认为。1956年两党各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国家广播公司的大卫.布林克利与切特.亨特利双人档新闻访谈在全国上下大受欢迎，以至于就连黄金时段节目都要蹭一蹭这档深夜新闻的人气。从那以后，重视新闻就成了电视圈里的不成文规矩。

大游行过后的周一，国家广播公司的老对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出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台戏，推出了电视史上第一档半小时电视新闻播报节目，由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播，由此将原本的每日常规新闻报道时间翻了一番。这档节目事先经历了长达两年的策划，在眼下这个时间点开播的用意则是为了抓紧时间提高克朗凯特的知名度与可信度，好让他在即将到来的1964总统选举年具备采访政治大会的底气。在第一期节目当中，肯尼迪总统接受了克伦凯特的独家采访。采访一开头他就坦然承认民权议题让他在好几个对于连任至关重要的州都付出了沉重代价，尤其是在南方。*在采访结尾，两人还讨论了越南内战的局势。肯尼迪总统认为南越政府与越共叛军之间的对抗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斗争”。迄今为止已经有四十七名美国士兵死在了这场内战当中。评论界认为这场肯尼迪专访的风格相当“悠闲”。至于这档节目得到的总体评价则褒贬不一。确实有些评论家很欢迎拿出更多的时间来报道引人思考或者逗人发笑的“软新闻”（他们特别表扬了克朗凯特在本期节目当中对于日本演艺界的报道，当时东京正在排演音乐剧版《窈窕淑女》，各位歌手为了掌握拗口的英文唱词而花费了极大气力），不过其他人却怀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究竟能不能每晚都凑够三十分钟的新闻报道素材。

*【“我们正在试图完成的事情远比任何国家在同一领域的所作所为都更加困难，”总统这样告诉克朗凯特，以此来回敬针对肯尼迪政府的种族政策的批评。“许多建议我们放手大干的海外人士根本不理解六十年代的美国人民面临着怎样困难的任务。”】

国家广播公司等了一个礼拜之后也扩充了大卫.布林克利与切特.亨特利新闻访谈的长度，从而回应克朗凯特的节目。*为了与肯尼迪总统专访这样的重量级开局相抗衡，国家广播公司押上了重注。改版后的第一期节目就是长达三个小时的种族问题特别报道，题目是《1963年的美国革命》。三个小时当中没有插播一条广告，倒不是因为节目组想要保持种族问题的严肃性，而是因为赞助商们不希望自家品牌与争议不断的种族问题扯上关系。公司上层对于这期节目也颇为顾虑，比方说他们不允许节目组提到任何关于教会内部种族隔离的问题或者民权与反民权双方各自的教会活动。而且为了尽量避免提出结构化的概念，节目组并没有按照种族冲突的激烈程度来安排各个城市在节目当中的出场顺序，而是采用了字母排序的古怪方法。节目一开场介绍完了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种族抗议之后，随即又谈起了马萨诸塞州阿莫赫斯特的内战前废奴主义者们。

*【相比之下美国广播公司直到1967年还在坚持每天一刻钟的新闻播报模式。】

这期节目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着置身事外的职业基调，只有一个时刻是例外。解说员实在无法承受个人理念的大步跨越，在重压之下流露出了个人情绪，就像婚礼现场新郎忍不住双膝打颤一样。“在人类事务当中总会有这样的时段甚至这样的时刻，让人感到他们的人生遭到了永久性的改变，”记者弗兰克.麦基（Frank McGee）如是说道，“……我们即将迎来一场革命。”麦基告诉观众们，他上次有这种感觉还是在好几年前的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期间，当时他还是某地方电视台的新闻编导。*其他解说员则提到了电视屏幕上针对儿童的暴力正在导致怎样日渐累积的影响：“伯明翰的怒火正在将火花撒向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一个州。”

*【在解说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的影像时，麦基认为蒙哥马利“并不是一座邪恶的城市……只不过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再也不能将要求获得更好待遇的黑人当成晚上过了九点半还不想睡觉的未成年人那样教训两句就打发掉了。”】

节目采访了好几位种族隔离主义者，其中也包括了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巴奈特。他认为目前的国内乱局根本就是电视行业刻意炮制的阴险幻象：“你们正在目睹所谓的电视革命的最新一章。”巴奈特在电视屏幕上宣扬了他思考很久的全新意识形态，滋生这一意识形态的执念认定了新媒体的驱动力是秘密的种族路线。在巴奈特看来，过去一年的电视报道“大肆炒作种族问题，远远超过了这一问题的实际重要程度”。这种故意的媒体偏见“无非是烟幕弹而已，旨在掩盖美国历史上最大一场的权力争夺……这场阴谋的真正目的是将一切权力集中在华盛顿的中央政府手里。”

国家广播公司的纪录片用一段拍摄于麦迪逊大道上的镜头间接回应了巴奈特的控诉。“上周在这幢大楼门外拉起了一条纠察线，”一名记者严肃地说道。这段画外音搭配了之前从未使用过的影像，来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纠察者们在镜头前抱怨道，黑人不仅被排除在电视和广播广告之外——换句话说就是被排除在消费者幻想之外——而且还被排除到了新闻和娱乐节目之外。美国三大电视网都是在去年才聘请了各自的第一位黑人记者；大多数主要报社里根本没有黑人记者；甚至就连一贯在名义上支持民权运动的教育广播频道旗下的黑人雇员数量也不到1%。美国电视史上最初两部主打黑人演员的情景喜剧——一部名叫《比乌拉》（Beulah），另一部名叫《阿莫斯与安迪》（Amos ’n’ Andy）——都以刻板印象为笑点，并且都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后遭到了取消。

当字母排序排到了蒙大拿州时，切特.亨特利告诉观众，在他出身的这个州，各家学校都已经将州境内为数不多的有色人种接纳了进来。身为全国广播公司主打新闻节目的两位主力之一，亨特利的风格向来更偏向保守，气场更加强硬可畏，与万宝路香烟广告当中的牛仔形象如出一辙，从而制衡了温文尔雅的大卫.布林克利。他那情感内敛的口吻不由分说地推动观众们陷入了反思：“我们美国人是为了开拓边疆而生的族群，至少我们的父辈是这样的人。依据才干与品德衡量一个人的边疆传统绝对没有消失。不过奇怪的是，黑人从来都不是这一传统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看到过黑人，我们看待黑人的方式不同于看待朋友的方式。见到一只蚂蚱，我们会仔细检查这只昆虫的解剖结构；上学的时候我们没见过老师下班后的生活，但是总还可以猜测；但我们却从未采用同样诚恳的态度来看待黑人。从来都有人告诉我们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接下来屏幕上闪过了一连串惯常与黑人联系在一起的影像：私刑，黑人吃西瓜，三K党焚烧十字架，涂黑脸的演员表演歌舞。亨特利的画外音这样评价这些反映种族隔阂的影像：“当然，这些镜头真正展示的并不是黑人，而是我们自己的先入之见。”

早在大游行之前，《新闻周刊》杂志发行了题为《美国黑人》的特刊。编辑们问道：“这些革命者是谁？他们想要什么？”接下来他们又补充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位于一个对于大多数美国白人来说都遥远而又陌生的世界，就像月亮的另一边那样——那里就是美国的暗面。”“《新闻周刊》还进行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全美国的黑人当中有88%支持马丁.路德.金，68%支持罗伊.威尔金斯，51%支持亚当.克莱顿.鲍威尔，15%支持以利亚.穆罕默德，还有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没听说过马尔科姆.X，或者叫不出任何一位知名穆斯林的名字。这份报告声称大多数黑人都表示自己会在放弃之前进行激烈的战斗，但占比更大的一部分黑人则表示自己更倾向于借助温和、非暴力的方式“加入白人当中”，他们的目标是赢得“洗碗机、烘干机以及人权。”《新闻周刊》的结论是黑人“做好了奉陪到底的准备，他们相信自己能赢。”

这份特刊一经问世就招致了雪崩一般的大量读者来信，《新闻周刊》趁势推出了第二期特刊，题目是《白人对黑人起义的看法》。这一期特刊提出的问题是“白人愿意给予黑人多少平等？”根据这期特刊进行的民调，约有80%的白人——包括60%的南方白人——表示他们确实认为黑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理应享有平等权利。但大多数白人都希望事态能够自行好转，不要将自己直接牵扯进去。加州某妇女告诉民调人员，“我们不恨黑鬼，只是不想让他们靠近我们而已。”85%的白人认为黑人特别爱笑，70%认为黑人的道德观很松懈而且具有不同于白人的体味，50%认为黑人的智力更加低下。在“科学意见”专栏当中，有些专家声称黑人头盖骨较小，意味着他们智力较低。另一部分人类学家则指出，根据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爱斯基摩人可是要比更白人聪明，因为前者的大脑相对而言尺寸更大。一位精神科医生认为，传说中更加旺盛的黑人性欲其实是贫困的副作用，“步入中产阶级的黑人同样也会面临雄风不振的问题。”根据《新闻周刊》的调查结果，“肯尼迪总统在1964年大选的各条战线上都将取得压倒性胜利，唯有在种族领域是个例外。”黑人与白人意见分歧最大的问题在于种族融合的进度。只有3%的黑人同意“黑人前进得太快了”这一主张，认同这一主张的白人却有74%。

大游行之后几个月，各家报纸依然在底版跟踪报道着美国各地的种族新闻，例如佐治亚州阿梅里克斯死刑事件。8月份，四名非学委义工在阿梅里克斯参加街头自由集会的时候拒绝遵照警方命令停止歌唱并且被捕，接下来当地公诉方搬出了一套尘封几十年的种族叛乱法案来起诉他们犯有煽动罪，一旦定罪将会判处死刑。当地公诉方表示他们已经受够了示威活动，这次就要杀一儆百。不过如此大动干戈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遭受死刑指控的嫌疑人要在开庭之前遭受无限期监禁且不得保释。不久后在印第安纳州举行的全国学联年度大会上——阿尔.洛温斯坦在这次大会上招募了一批学生前往密西西比州参加自由投票运动——有人宣读了关于阿梅里克斯监狱恶劣环境的电话交谈记录，“致使全场一片愕然。”佐治亚州官员不依不饶地将四名非学委义工从8月一直关押到了11月，律师们——包括最近刚刚从教会投奔到民权阵营的麻烦解决人杰克.普拉特——接连发动了好几场司法攻势，最终将四位囚犯保释了出来。

7月中旬，圣奥古斯丁的罗伯特.赫凌将协进会青年理事会的成员们派到种族隔离午餐柜台门外，布设了几条规模不大的纠察线。当地法官查尔斯.马西斯（Charles Mathis）下令将七名尚不满十七周岁的示威者关押金了县监狱，因为该地区没有青少年拘留设施。五天后——在这五天里赫凌一直在监狱门外举行集会抗议监狱内部的残忍待遇——马西斯法官向七名囚犯的父母开出了条件：只要他们签署不让子女在二十一岁之前参加种族抗议的保证书，他就释放这七个孩子。四户家庭拒绝签字，于是马西斯法官将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无限期关押了起来，等待着将他们移交给工读改造学校。赫凌不顾一切地想要引起人们对于此案的注意。他给各家报社记者、协进会上级、司法部以及杰克逊维尔的联邦调查局当地办事处打了一圈电话。办事处的记录显示，赫凌“似乎情绪烦乱，有时说话也语无伦次。”杰克逊维尔办事处发回联邦调查局总部的电传还进一步记录道，赫凌在电话中暗示当地联邦调查局探员作风松懈，未能充分保护这四名青少年的权利，而且他这套说辞受到了当地探员的“严厉训诫”。

附近代托纳海滩的《晨报》对马西斯法官的“极权主义”行为表示愤慨，将他的命令比作菲德尔.卡斯特罗把孩子送到莫斯科接受灌输的做法。这家地方小报社预测道：“这起案件将会给佛罗里达州留下一个黑眼圈。”但大多数报纸对这起失踪事件的反应更为冷静。《纽约时报》记者在事发一周后来到圣奥古斯丁，并且报道称这座城市“今天也在佛罗里达的烈日下昏昏欲睡，黑人游行的脚步并没能打动这座城市……”《时代》发现当地夏季旅游季节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仿古马车依然在街头辚辚前行”——而且圣奥古斯丁的普遍观点都认为“种族问题就整体而言”远远没有失控，最好置之不理。《时代》的报道写道，“镇上的人……丝毫不认为这件事有多么严重。” 这篇文章还指出这四名黑人青少年遭受的处置在佛罗里达州法律界并无先例。

圣奥古斯丁的四位学生注定要被关到12月，刑法系统与儿童福利系统期间一直在相互甩锅，以至于四个人的上诉一度失去了音讯。未成年人在监狱里受罪总会引发黑人群体内部的争议。然而对于当地黑人来说，这四个孩子全都出身于名声良好的家庭，因此这一次的责任就从当事人家庭头上转移到了成年运动领导人头上，就像伯明翰那样。人们认为这四个孩子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都怪民权领导人们在他们的履历表上留下了污点。但是白人当局的冷酷无情逐渐改变了许多人的看法，他们意识到四个青少年不仅将要失去自由，还会错过秋季学期。到了劳动节，怨恨与激愤共同促成了圣奥古斯丁的第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一百多名成年人拿着主张种族融合的标语牌来到了老奴隶市场。警方打断了这场显然是在模仿华盛顿大游行的活动，逮捕了包括赫凌在内的二十七名抗议者。

两个星期日之后的9月15日，一枚炸弹在伯明翰第十六街浸信会的东墙撕开了一个大洞，抹平了教堂外侧的石质楼梯间，将教堂座钟的指针定格在了10点22分。裹挟着砖块与碎玻璃的震荡波摧毁了楼梯墙内的一间厕所，四个小姑娘正在厕所里换上一身白衣服，准备在11点的时候主持一年一度的青年节礼拜仪式。 几秒钟后，爆炸现场多了一位神情恍惚的老者，手里攥着一只从十一岁的孙女脚上摘下来的舞鞋，他的孙女已经沦为了瓦砾堆中的四具残尸之一。夜幕尚未降临，这名老者歇斯底里的哭喊声就搭乘着无线电波传遍了世界各地。莫斯科的官方媒体《消息报》与罗马梵蒂冈的教会报纸发出了不约而同的痛惜，哀悼这场“针对无辜者的屠杀”。

《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当天下大力气整理出了自1956年12月弗雷德.夏特沃斯住宅遇袭以来发生在“炸弹之乡伯明翰”的全部二十起炸弹袭击事件——全都是未能解决的悬案，遇袭地点全都是民权活动人士的私宅或者教堂，夏特沃斯曾经任职的教堂足有三次遇袭记录。远离爆炸现场的人们做出了麻木的姿态来纪念伯明翰的遭遇。麦肯的梅瑟大学成为了南方第一所招收黑人学生的浸信会大学。*在纽约，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宣布计划支持夏特沃斯与《纽约时报》打赢苏利文诽谤诉讼。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在1963年秋季对本案进行复审。在辩方律师们看来，这场官司的胜败关系到阿拉巴马州政府是否具有“比起1798年的《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更加激烈凶狠的”压制权力。在纳什维尔，白人浸信会领袖起草了一份同情第十六街受难会众的决议，内容包括“我们和你们一样为死者感到痛惜”以及“我们将会鼓励会众们为贵教堂的修复工作做出贡献”。但是南方浸信会大会执行委员会不认可这样的措辞并且将这份决议扣留了下来。未来整整三十年这份决议以及委员会的顾虑都将藏在暗处不见天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伯明翰教堂爆炸案发生之后的第二天，萨姆.杰瑞.奥尼（Sam Jerry Oni）得到了梅瑟大学的录取。入学之后他足足等了三年才在1966年9月26日来到校园隔壁的塔特纳尔广场浸信会教堂想要参加敬拜活动，结果被执事们用身体挡了出来。这一天教会里的白人会众们投票决定解雇全体三名欢迎奥尼进入教堂的牧师。奥尼来自尼日利亚，在家乡接受了浸信会传教学校的教育。】

肯尼迪总统在袭击事件后宣称：“我知道我接下来的话能够代表所有美国人的意见：我对于本次惨案感到极其愤慨与悲痛。”他随即将司法部的伯克.马歇尔派到了种族战争一触即发的伯明翰去缓解局势。炸弹袭击之后已有一名黑人男孩在街头遭到射杀，行凶者是一位骑自行车路过他身边的白鹰童子军。这名开枪的少年完全无法解释自己处于神经反射的举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挥舞的枪支，以至于联邦官员拒绝护送马歇尔进入黑人社区。遇害者的葬礼是伯明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跨种族神职人员集体行动，但是市政官员无一人出面。这次爆炸案件充满了黑白分明的意象：一袭白衣白裙的年轻黑人女孩死在了深不可测的邪恶手下，心肠污黑的凶手几乎可以肯定披着一张白皮。如此鲜明的意象足以打破最戒备的心防。5月份的时候，一连串炸弹袭击刺破了伯明翰儿童游行取得成功的喜悦气氛。就像当时那样，教堂遇袭的恐怖同样使得许多伯明翰黑人心里充满了反对马丁.路德.金的情绪。金对此大发雷霆，认为本次惨剧的罪魁祸首其实是“许多黑人的冷漠与自满情绪……他们不肯为了彻底根除邪恶而参与创造性的抗议活动。”另一方面，一位白人律师谴责了每一位不声不响地享受着种族隔离带来的舒适生活的白人同胞们：“我们全都是凶手。”这句话让他在余生当中沦为了伯明翰的弃民。伯明翰市长阿尔伯特.鲍特韦尔则坚定地主张：“我们全都是受害者。”肯尼迪总统在全国讲话中小心翼翼地宣誓要动用联邦政府的全部权力来“抓获”凶手，而不是审判凶手。

黛安.纳什和詹姆斯.贝弗尔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威廉斯顿听到了伯明翰教堂遇袭的消息。夫妻二人正在当地协助一项最不同寻常的伯明翰运动外围衍生项目。自从伯明翰以来这一项目的规模一直在不断壮大。来自金手下的领导大会新英格兰分会的白人神学学生正在纷纷来到南方与他们的老师——例如哈佛神学家哈维.考克斯与耶鲁大学附属教堂牧师小威廉.斯隆.科芬——一起发动示威。克莱伦斯.琼斯还从纽约请来了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在以斯贴诽谤诉讼当中的首席律师查尔斯.麦金尼（Charles McKinney）。麦金尼素来因为自己祖上八辈都是北方自由黑人而自豪，来到南方之后他很快就与当地领导人戈登.弗林克斯（GoldenFrinks）一见如故，甚至不惜为了弗林克斯去坐牢。弗林克斯是一位夜店老板，平时说话很不讲究语法，全身洋溢着富有洞见的魅力。此外他也是一位善于营造戏剧效果的战略家，不久之后他就会设法在州议会大楼里撒出一群活鸡，为的是抗议一份去隔离法案遭到搁置。弗林克斯热烈欢迎了贝弗尔和纳什这两位忘年小友，还在周日邀请夫妻二人到家里做客。就是在这次做客的时候，伯明翰教堂爆炸的消息传了过来。

突闻噩耗的贝弗尔与纳什情绪过于激动，无法继续与弗林克斯攀谈下去，只得在他家里找了一个空房间，悲痛欲绝地将自己反锁了整整一下午，心里只想着如何以同等强度的举措来回敬伯明翰的罪行。两人的第一反应是成为义警，甩开腐败的白人司法体系，自行找到并且杀死凶手。贝弗尔相信这样做完全可行，因为白人私刑犯的身份往往总会或多或少地成为公开的秘密。不过两人的情绪此时动荡极大，很快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将效仿“黑人穆斯林”的选项抛到脑后，转而成为了非暴力领域的先锋。他们决心把密西西比州的选民登记工作与伯明翰直接行动的策略——包括儿童游行在内——结合起来，在阿拉巴马州全境组建一支非暴力军队，将蒙哥马利当成各地人马的会合地点，除非阿拉巴马州的每一位成年黑人都获得完全投票权，否则绝不收兵。到了周一晚上，满脑子都是这项大计划的夫妻二人决心向参加伯明翰死难者葬礼的民权运动领导人们提出自己的构想。贝弗尔还要继续给戈登.弗林帮忙，于是纳什将一岁的女儿留给他照看，自己则独自乘坐长途车奔赴了伯明翰。

周二下午纳什抵达伯明翰，正好赶上弗雷德.夏特沃斯为四名死难者之一卡萝尔.罗伯逊的家庭葬礼进行布道。葬礼结束后，纳什挤过一层层哀悼者与布道人组成的人墙来到夏特沃斯面前，向对方勾勒出了自己的宏大构想。上次她像这样在夏特沃斯面前侃侃而谈还是在自由乘车运动的时候，当时第一批自由乘车者刚刚在蒙哥马利遭到暴力袭击，她就断然宣称必须从外地调集人手将自由乘车运动继续下去。无论是上一次还是这一次，纳什都把夏特沃斯吓得不轻，因为夏特沃斯素来是个大胆无畏之人，极少遇到其他人比自己更胆大的情况。此前夏特沃斯已经与拉尔夫.阿博纳西一起提出了一项相当大胆的主张，认为应当组织一支送葬队伍前往蒙哥马利，在阿拉巴马州政府门前安放一个花圈。但是在纳什面前他依然感到相形见绌，因为纳什的提议远不仅限于象征姿态。于是夏特沃斯告诉纳什将她的想法精简一下之后直接去找马丁.路德.金汇报。纳什随即找到一台打字机一直忙到深夜，写下了一份如何发动军事热情以及如何组织人员的行动大纲：“……各个战斗群的游行以及关于指挥与协调的演习……监狱常识指导：配合或者不配合入狱以及审判流程的要领……如何在集体遭受囚禁时维持士气……应对高压水枪、警犬、催泪瓦斯、赶牛棒以及其他警察暴力的演习……在跑道与铁路等地组成人体路障的练习……”她提议本次运动的开局应当将刚刚在伯明翰参加完葬礼的学生们发动起来，将他们派往阿拉巴马州各地招兵买马，进行招募和培训，最终目标是包围华莱士州长的州政府，通过静坐示威、躺卧示威、停车示威以及非暴力抗议者组成的人海“隔绝各个城市与州首府的通信，隔绝州政府大楼与蒙哥马利市各地的通信。”“这是一支军队，”纳什总结道。“应当配备旗帜，发放徽章、别针或者纽扣之类的身份识别标志。”

第二天纳什怀揣着赶工完成的提案参加了其他三名死者的公开葬礼，听到了金在死者棺木旁边发表的布道。“死亡具有惊人的民主特质，”金如是说道。他敦促哀悼者不要被严酷的现实所压倒——哪怕这现实“就像百炼钢一样坚硬”——而是要在死者留下的信息当中得到安慰：“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不应得的痛苦能够起到救赎的效用……这些小姑娘的无辜鲜血很可能成为救赎的力量，为这座黑暗的城市带来新的光明……我们不能对我们的白人兄弟失去信心。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相信，他们当中最误入歧途的人也依然可以学会尊重人格的尊严与价值。”

悼念仪式结束后，金跟随送葬车队前往了墓地，纳什则落在了几千名送葬者当中。这群人跟在在车队末尾后走了一小段路，然后就停了下来，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我们必胜》。虽然他们当中有许多领导人——鲍勃.摩西也在人群当中，而且他还从格林伍德带来了一大批资深民权运动参与者——但是人群依然缺乏前进方向，只是漫无目的地朝着四面八方分散开来，直到被白人警察的封锁挡住为止，无论往哪边走都只能前进两三个街区的距离。此情此景让纳什感到极为不安。她看到人群和警察都没有相互容忍的意思，于是试图挤到队伍最前方来引导游行，结果却发现“最前方”的位置一直在不断变化。自由歌声与岩石和软饮料瓶砸向警察队伍的零星声音混杂在一起。纳什大喊道这样做行不通——假如没有组织和明确的目的，示威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正在束手无策之际，她挤到了艾德.金牧师身边——此时艾德牧师刚刚做完面部塑形手术，脸上依然裹着厚厚一层绷带。纳什赶紧请求艾德.金帮助她控制住漩涡一般的人潮。一番努力之后，人群最终平息了下来。

当天晚上，纳什来到加斯顿汽车旅馆，硬闯进了金的房间。屋里的人们正在通宵讨论下一步的计划，讨论时常会被威胁电话打断。有传言说金很快还要再去一次白宫。纳什看准时机向金呈交了非暴力围困蒙哥马利的计划。金的态度十分客气，但是对于计划内容却很不以为然。有人认为纳什的计划是在没事找事，只会酿成大祸——更不用说骤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伯明翰以外会造成多大影响了。纳什则坚称运动领袖的第一责任是为心中燃烧着着非暴力精神的人们找到建设性的宣泄渠道。眼看着一屋子人对于自己的计划都没多大兴趣，纳什转而一对一地游说每一个人，向他们散发计划书，指责布道人们一心只想去华盛顿出风头。受雇于司法部的年轻黑人律师赛尔顿.亨德森将一份计划书邮寄到了华盛顿。华盛顿方面的态度就像接到了一个手榴弹那样。伯克.马歇尔认为这份文件的态度“很有革命性”。

伯明翰葬礼在星期三举行。也是在这一天晚上，三K党在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举行了一场集会。罗伯特.赫凌决定绝不能让这场集会不受挑战地顺利进行——至少在伯明翰教堂爆炸事件之后绝对不行，至少在圣奥古斯丁的第一次种族民主集会遭到地方当局强硬镇压之后绝对不行。他打电话给当地电视台，敦促他们对三K党集会进行报道。此外他还向协进会的朋友们提出了一项更大胆的请求：他打算带几个人去三K党集会现场探查一下情况，从而证明他们的隐形帝国再也吓不倒黑人了。赫凌在协进会的大多数联系人都担心他是不是疯了，有几个人自告奋勇愿意与他同去但很快又拿出了推脱搪塞的借口，其中有一位邮递员亨利.特文（Henry Twine）后来坚称自己一直在指定的集合地点，但是赫凌并没有见到他。最终只有三名最坚定的协进会支持者与赫凌同去，包括曾与他一起在市政厅留下录音投诉的理发师克莱德.詹金斯。集会地点位于高速公路旁边一所保龄球馆后面的树林里。赫凌一行四人缓慢地向集会场地驶去。在靠近集会地点的时候，赫凌犹豫不决地停了下来，然后将车开到了一条土路上——或许是因为他想要从侧面接近集会地点，又或者他听从了同车乘客歇斯底里的劝告，决定仓皇撤退。正当一行人进退不决之时，一辆车停在了他们旁边，一名男子端着猎枪命令他们不许动。赫凌的挡风玻璃的协进会宣传贴纸暴露了他们的身份，于是持枪男子与同车人员砸碎了赫凌的车窗，把俘虏们拖到了集会现场.

三百余名三K党徒此前聚集在这里准备焚烧一座二十英尺高的十字架，此外还有一名高阶三K党成员要来讲话。此人就是全国州权党创始人、来自加州的康尼.林奇牧师（Connie Lynch）。林奇开着定制的红珊瑚色凯迪拉克来到现场，脖子上扎着标志性的绳子领带。林奇的演讲风格慷慨激昂，咬牙切齿，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完善。他宣布三K党已经复兴并且正在采取行动，势必摧毁全球范围内黑人与犹太人沆瀣一气的阴谋。“你们中有些人或许会说，‘可是耶稣是犹太人呀？’”林奇拿腔作调地说道。“所以说你们都让那些口若毒蛇的白痴欺骗了！耶稣不是犹太人！他是个白人！”

此外林奇还严厉批驳了伯明翰教堂爆炸案之后某些三K党成员流露出来的畏难情绪。他声称被炸死的根本不是什么纯真少女，而是四个“年龄大到可以得性病”的娘们，从头到脚没有一丝人性，就像响尾蛇一样活该去死。“所以我把她们四个全都宰了，”他叫嚣道。“这世上又少了四个黑鬼。无论是谁安放了炸弹都是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接下来林奇将话题转向了当地政治。他斥骂赫凌是个“冒充牙医的毛脑袋王八蛋”并且煽动党徒们“在日出前杀了他”。此时人群的精力已经耗散得差不多了，接连上台的演讲者与三K党公告让他们感到有些厌烦。就在此时，场地边缘的夜色当中传来了一阵振奋人心的呼喊声：“黑鬼来了！黑鬼来了！”林奇赶紧冲到凯迪拉克车旁边拿出了一支步枪。等到哨兵将四名俘虏押到台上的时候，观众们手里也都纷纷拿上了威力较小的武器。

三K党徒们用小刀戳刺赫凌一行人，用枪威胁他们，将他们团团围住。四人当中有一个人声称他们是在钓鱼返程途中迷了路，引来了党徒们的阵阵叫骂，吓得四人手足无措。通过翻查钱包，党徒们发现了赫凌的真实身份。谁也没想到不久前自己还在鼓掌叫嚣要杀掉的那个“想当金第二的黑鬼”居然就在眼前，杀气腾腾的呼喊声立刻响成了一片。现场有一位偷偷摸摸潜入进来研究三K党的公理会牧师强忍着反胃的感觉旁观着这歇斯底里的一幕，心想这肯定是事先安排好的戏码，因为赫凌肯定不可能如此不偏不倚地送上门来。男性党徒绕着四名俘虏昂首阔步地兜着圈子，但却迟迟不肯下杀手。气势汹汹的动作逐渐变成了空洞的姿态。眼前这四名俘虏毕竟手无寸铁，不管他们是不是黑人，针对像这样没有自卫能力的人下杀手都难免让人感到心里别扭。如此超现实的混乱场景持续了一阵，然后现场的女性三K党徒就发出了一阵阵尖叫，督促犹豫不决的打手们别再磨蹭了。起初还犹豫不决的男性党徒们逐渐克服了不适心理，纷纷朝着赫凌等人冲了过来，先是从他们的衣服上撕下一条条碎布，然后就用上了拳头、铁链与长短棍棒。惊骇的公理会牧师眼看着如此血腥的景象，终于意识到这一切绝不是在做戏。他压抑着上前干预的冲动，唯恐流露出哪怕一点点同情也会引火烧身。他一点一点慢慢地向人群后排挪动过去。事后他在证词中声称：“我当时摆出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向我的汽车走去…一边走脚下一边漫无目的地踢着沙子。”

正当三K党徒们兴奋得不能自已时，一声霰弹枪响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几名警察冲进人群，将早已瘫成一堆的四名受害者抢了出来。四人身上的伤情包括挫伤、脑震荡以及牙齿脱落，不得不进医院就诊。然而当局对于这起事件的解读却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上。联邦调查局对于这起事件的最初电传报道声称“三K党徒发现一群黑人接近林地里的集会区域，双方随即发生了殴斗。”地方当局将这种一碗水端平的态度进一步发扬光大，同时起诉了赫凌四人与四名三K党徒。警方赶到现场时这四位党徒正在手拿武器践踏他们的受害者。11月4日，四名党徒均被宣告无罪，但是陪审团却认为赫凌犯有人身攻击罪。鉴于三K党徒全身完好，赫凌却遍体鳞伤，主审法官马文.格利尔（Marvin Grier）并未判处赫凌入狱服刑，仅仅罚了他一百美元了事。

9月19日，肯尼迪总统接见了金、弗雷德.夏特沃斯以及另外五名伯明翰黑人领导人。在这次会面期间谁也没有提到圣奥古斯丁三K党打人事件。打头发言的是J. L.韦尔牧师，此人是一位立场保守的高阶教士，曾抵制过金在当年春天发动的伯明翰运动，但如今就连他也忍不下去了。他在总统面前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伯明翰白人当局的失望之情。现在伯明翰当局不仅拒绝执行春季和解协议的内容，甚至都不肯与黑人代表见面。州骑警甚至还在他自己的教堂门前用枪指着他并且辱骂他。“人们都很害怕，”他告诉总统。“……有些人现在都不敢白天去教堂了。警察尤其野蛮……”闻听此言，肯尼迪总统忍不住插嘴问道：“要真是这样伯明翰还有什么希望呢？”韦尔被总统的突然动怒吓了一跳，他表示自己认为派遣军队可能是唯一的答案。肯尼迪总统毫不留情地继续逼问道：“那么伯明翰还有什么长远的希望呢？”金见状不妙赶紧站出来打圆场：“我仍然有信心，伯明翰的前景依然充满了可能性。伯明翰还有许多善意的白人。他们同样需要帮助。”

四天后，白宫又迎来了另一场攻守易形的火爆僵局。这次肯尼迪总统接见的是伯明翰白人领袖组成的代表团。总统恳求他们雇佣至少一名黑人警察，市长助理则回答说三分之一的伯明翰警官都宁肯辞职也不愿意在种族融合的警队里当差。在谈到伯明翰教堂爆炸案时，代表团提出了一项理论：有可能教堂地下室里原本就存放着炸药，被四名女孩不小心引爆了。他们还告诉总统，有传言说教堂的黑人清洁工是本案的内应，案发之后此人就被联邦调查局偷偷送出了伯明翰。伯明翰当地电话公司的副总裁指责肯尼迪总统纵容金到处挑事，肯尼迪则强调非学委才是更大的威胁。他透露了贝弗尔-纳什夫妇打算瘫痪整个阿拉巴马州的惊人情报，并且警告说非学委“很热衷于暴力”。

“目前非学委谁当头？”电话公司副总裁问道。

“嗯，是那个刘易斯，”肯尼迪答道。

“他们全都是狗娘养的，我这么跟您说吧。”另一位伯明翰客人愤愤地表示。

“可不是么，”肯尼迪表示同意。“他们肯定会变得更加强硬，想要对付他们可不容易。”这时又有人插话道，非学委的学生们正在“机场、图书馆、公共汽车以及其他各种场所抗议种族隔离。这是一个真正的激进组织。”

总统或许是在故意诽谤非学委，目的是让白人代表团更容易接受他对金做出的让步。不过这条策略与他当天采用的其他策略一样全都失败了。他提议伯明翰白人当局“哪怕仅仅摆出几分公关姿态也好……只要能让人觉得未来会更好就行。”“白人领袖则回敬道这样做只会怂恿黑人示威者越发张狂：“总统先生，我们今天可是憋着一肚子气来见您的。”他们否定了一切认为他们做得还不够的暗示。就像黑人代表团在肯尼迪的怒火面前选择了退避一样，此时的肯尼迪同样选择了退避。肯尼迪派出了两位退伍军官——一位是杜鲁门总统手下的陆军部部长肯尼思.罗约尔，另一位是前任西点军校橄榄球教练厄尔.布雷克——前往伯明翰进行调停。金十分捧场地预言道，这两位总统特使“将会很有帮助”，但几天之内他就因为自己过于轻信而感到了遗憾。肯尼迪明确排除了联邦干预的选项，他的谈判代表消失在了伯明翰白人当局安排的秘密会议当中，会场里根本见不到黑人。为了避免争议，他们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或者建议。运动评论家们嘲笑金被肯尼迪总统摆了一道，居然相信一名橄榄球教练有能力缓解教堂爆炸案引发的国家危机。

金绝望了。将近三年的辗转腾挪之后，他与肯尼迪总统之间的关系已经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了。虽然民权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联邦政府的干预，但现实主义却告诉金他绝不能再向肯尼迪总统施加一丁点压力。他在私下里闷闷不乐地找来了司法部的年轻律师赛尔顿.亨德森。“你来旁听我们的会议这件事让我心里感到很放不下，”金说道。他煞费苦心地表示他个人很喜欢亨德森，*并且也能接受亨德森有责任向罗伯特.肯尼迪报告一切所见所闻的事实。金说最近还有更糟的事情让他操心：“我担心肯尼迪兄弟二人只不过想要提起知道我们打算干什么而已，然后他们就会采取行动阻止我们。但是白人有什么动作的时候他们却袖手旁观，听任我们再挨一顿打。”

*【过去几个月里，詹姆斯.贝弗尔一直在逗弄亨德森，想知道他情愿以一名普通黑人的身份面对多少危险才会将自己的官方身份亮出来。自从6月份罗伊.威尔金斯参加示威游行以来，亨德森已经积累了三进宫的资历，手上还被看守开了个口子，留下了一道光荣疤。其中一次在密西西比州蹲监狱的时候，牢房里满地都是呕吐物，致使实在忍不下去的亨德森终归还是亮出了自己的司法部雇员身份。】

金开始考虑是否要在其他地方再发动一场全新的运动，但是又害怕另起炉灶可能会泄掉伯明翰这边的时期，又或者会让人觉得他在伯明翰已经认输了。与此同时，非学委主席约翰.刘易斯直接从伯明翰葬礼现场拉走了好几车学生前往塞尔玛参加系统化的日常示威，这是伯纳德.拉法耶特的投票项目的一部分。接下来两周时间里足有三百人在塞尔玛走进监狱，包括刘易斯本人以及会幕浸信会的当家人、此前多次因为是否参与民权运动的问题而与会众们闹得不可开交的L.L.安德森牧师。安德森的被捕再次让他的会众们惊得全身一阵哆嗦。

此时金已经来到了里士满，咬紧牙关经受着领导大会年会的考验。他身边小圈子里的若干位教士都支持贝弗尔-纳什夫妇提出的大规模围困作战的种种变体，认为这是拯救非暴力运动的最后一搏，但是更严苛的声音确认为非暴力运动已经死透了，沦为了教堂爆炸案的第五名死难者。怀亚特.沃克因为薪酬未能翻三倍而气鼓鼓地辞去了金的幕僚长一职。至于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干脆直言不讳地告诉参会人员，国会肯定不会通过民权法案。然后他又建议金不妨前往自己的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执掌布道坛。

10月27日，金在大会闭幕式上进行了一番凄惨的告白。“我过于天真，居然相信善意的证据会如此轻易地浮现出来，”他这样评论自己支持肯尼迪特使访问伯明翰的立场。“我们一度以为救赎的黎明已经到来，没成想今天却依然要面对压迫的午夜。我们必须应对今天……我们面临着极端的环境，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极端的应对之道。”话虽如此，但是金本人却提不出什么好办法来。金设法让所有人——从华莱士州长到自己的追随者在内——都成为了教堂爆炸案的帮凶，但却没有因此而弃绝任何人。他劝说听众们要架桥而不是挖沟。他重新讲述了乞丐拉萨路与富翁达维斯的故事，再一次宣讲了他那套博采百家的布道词：耶稣关于爱敌人的论述，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关于正义的论述，亚伯拉罕.林肯关于普适公民权的论述，等等。金引用了林肯的一句名言。当年有一位报复心切的联邦主义者质问林肯为什么不肯将南方邦联分子称作敌人，林肯答道：“若是能化敌为友，岂不也就等于消灭了敌人吗？”他在这个敏感点上摇摆不定，急于前进却又身陷忧郁。他承认身为运动领袖的自己眼下“正在立足不动，无所作为，无处可去。”

国王对“敌人主义”的厌恶使致使他经常在政治领域陷入孤立，尤其是在危机政治当中。政治领导人经常通过树立反派的手段来巩固支持，对于大多数政客来说，一名精心培养而成的敌人其实反而可以成为优势、能量、理想主义甚至抚慰的源泉。肯尼迪总统的敌人很多：国内与国外的敌人，虚构与真实的敌人，种族与军事的敌人，公开与隐秘的敌人。长期以来冷战一直占据着美国人的主要精力，至于党派问题——一位民主党总统能否削弱黑人与美国主流社会之间的隔阂，同时又不至于成为南方白人的致命敌人——只得位居次席。但是在1963年秋天，冷战与种族首次紧密交织在了一起。

肯尼迪当初当选的时候将自己塑造成为了对抗冷战敌人的斗士。根据他的竞选宣传，共和党执政时期疏于武备，未能有效应对苏联势力的进逼，以至于美苏两国之间拉开了一道“导弹缺口”，而他上任之后一定要将这道缺口填平。在整个五十年代，美苏两国一直在通过恐惧的望远镜放大着彼此之间的敌意。美国情报部门预计到1958年苏联将会拥有一百枚核导弹，但是却一枚都没能找到。但是1957年旅伴一号卫星的升空依然吓坏了美国人，所有人都相信苏联人在军事科学领域大步领先，全国上下一片告急之声，以至于人们对于苏联威胁的预计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越发增强。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美国早已举全国之力制造了五千枚比广岛炸弹强大一百倍的核武器，而且如今依然以每天两枚的速度增加着核武库存。在这样的前提下还要进一步加强核武备根本就是是“狂乱”、“疯癫”且“违背良心”的军事策略。但是这位广受尊敬的诺曼底登陆总指挥也不得不承认这只是他的“个人观点而已”，他无法凭借一己之力逆转核武竞赛的狂潮。

肯尼迪总统任命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担任自己的国防部长。在就任前夕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麦克纳马拉坦言道著名的导弹缺口其实并不存在。激烈的口诛笔伐迫使他撤回了自己的言论并且私下向肯尼迪提交了辞呈。侥幸过关之后，麦克纳马拉迅速解除了艾森豪威尔对于发展战略核武器的限制政策——美军的海基核武舰队从六艘北极星潜艇扩充到了四十一艘，陆基导弹项目从四十个提升到了一千多个。如此激进的核扩军确实与动荡的时代背景相得益彰。1961年，肯尼迪在维也纳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了一场极富争议的首脑会议。这次会议对于肯尼迪冲击极大，以至于事后他开诚布公地向全体美国人谈到了全面战争的风险。“并未遭到核弹轰击直接命中的家庭还是有活路的，”他这样告诉观众们。

军备竞赛的宏大努力催生了当时隐而不显，日后好坏不一的未来现实，好的有计算机革命，坏的有钚废料污染。*但是肯尼迪总统早就见识过了几项预料之外的后果。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让全世界都度过了提心吊胆的十四天，最上层的政客与最不关心政治的民众都忍不住紧攥双拳指节惨白。（约翰逊副总统的秘书永远都会记得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当时他去某大学办事，看到平时举止端庄的学生们公然在宿舍楼的走廊里哭嚎嘶吼：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他们再也没机会破处了。）赫鲁晓夫的突然撤退让全体美国人都长出了一口气。这次经历让白宫的危机管理人员们总结出了两条相互矛盾的教训：软弱“会诱使苏联人得寸进尺”，强硬又难免导致恐慌。这些人从危机当中继承了一份晦暗难明的心理遗产，充斥着权力与无助，正义与负疚。全新类型的战争理论家们将失误与不信任总结成为了“恐怖平衡”之类的抗敌教条，但是恐怖却不愿意轻易成为遭到平衡的对象。在导弹危机的刺激之下，美国于1963年祭出了“三位一体”核威慑标准：美国战略核武备的三大分支——轰炸机、陆基导弹与潜基导弹——全都必须具备独立发动核报复并且摧毁苏联全境的能力。根据计算，要想做到这种程度的话，三大分支各自保有的核弹总威力都要达到广岛炸弹的两万倍。

*【从正面来说，美国发动的两大反苏联项目——民兵导弹与载人登月——都需要最尖端电子科技的支持。这方面的需求催生了微芯片市场的腾飞，顺便掀起了计算机革命。从负面来说，核武军备竞赛也产生了如山堆积、剧毒无匹而且无法销毁的钚废料。专家们构想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方法来处理这些废料，例如将它们装上火箭射向太阳，将它们埋在盐矿深处，或者花钱让印第安人或者贫困国家代为存贮这些毒物。】

如果将核武强权比作老虎，那么这一年里肯尼迪一直在做两方面的努力，一边饲喂老虎使其不至于立刻暴起噬人，另一边则小心翼翼地试图从老虎背上爬下来。许多政论家们都认为，硬要在美苏两国这样以同归于尽相互威胁的对头之间建立沟通渠道是愚蠢而又危险的做法，但是肯尼迪依然力排众议建立了白宫与克林姆林宫之间的第一条直通电话线——技工们安装这条新热线的时间恰好是华盛顿大游行当天。肯尼迪的抱负还不止于此，接下来他与赫鲁晓夫签订了全世界第一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了大气层内的核试验。回到国内，他则极力敦促美国人“抓紧仅剩的时间”来降低核武对轰的可能性，因为这样的前景将会“抹去超过三亿美国人、欧洲人以及俄国人……”起初参议院的内部函件显示绝大多数参议员都反对这份协议。为了赢得参议院的批准，肯尼迪向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伸出了求援之手。尽管老将军其实很看好协议内容，并且觉得协议覆盖面还是太窄，但他却并不情愿出手帮助肯尼迪，因为他十分反感肯尼迪上台之后大力扩充核武备的做法，认为这是在贬损自己在国防领域做出的成绩，自己身为军事专家的职业判断，甚至自己的爱国操守。因此艾森豪威尔不仅基本维持着两不相帮的态度，而且还不咸不淡地表达了几句对于协议内容的保留意见，致使肯尼迪政府不得不许诺要提升核武器保有数量的限额并且保留进行地下核试验的权利，从而换取参议院的支持。

还有一件事也让前总统与现总统之间的疙瘩越扭越紧：肯尼迪还希望艾森豪威尔能为即将呈交国会的民权法案说几句好话。他派遣了一位两人共同的朋友去做前总统的工作，希望这位尤金.卡森.布雷克牧师能够通过亲身造访艾森豪威尔的葛底斯堡农场来触动老将军心中的宗教侧面。但是布雷克还没成行，伯明翰教堂爆炸案就横插了进来。拜访归来的布莱克向白宫汇报了艾森豪威尔模棱两可的态度，于是这次就轮到肯尼迪来满心别扭地压制自己的私人看法了。在他看来，共和党人无论在民权问题上抱有何种立场都意味着政治加分。反过来说，不管肯尼迪在民权议题上抱有何种立场，只要他胆敢站出来把话挑明，共和党就能满面诚恳地将他从悬崖上推下去。他告诉不知所措的布莱克，“共和党未必不会觉得他们在黑人领域反正走不远，还不如转而拉拢南方的白人。”

公众舆论在种族和核恐怖的断层线上摇摆不定。在舆论的表层之下，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同样遭受了罕见的震撼。这些政府的秘密分支在冷战期间极大地扩充了自己的势力，从而应对那些在他们看来过于无情、以至于无法用民主手段加以制止的威胁。这帮人的执业特长就是辨识与对付敌人，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浸淫在一层又一层对于公众来说过于难看或者难以理解的阴谋当中。因此在政府内部就属这帮人的行事风格最为生猛。

在司法部内部，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与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已经在司法部工作大方向的问题上僵持了将近三年。罗伯特认为真正的国内敌人是有组织犯罪而不是美共渗透，在他看来美共早已“虚弱至极，无法构成任何威胁了。”胡佛则认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或者说黑手党根本就不存在，而美共人数虽少，危害性却不容小觑，因为“这些纪律严明的狂热分子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把这个自由国度置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枷锁之下。”罗伯特和胡佛一样抱有坚定反共的立场，但令他恼火的是，每一位负责调查有组织犯罪的联邦调查局探员都对应着一百多名针对美共的探员。胡佛将后者编成无数个“赤色分队”，专门对付涉嫌颠覆美国的潜在危险人物。1963年9月，罗伯特安排了一场电视听证会，向全美国的电视观众们介绍了一位名叫约瑟夫.瓦拉奇的职业杀手。此人详细揭露了由教父与大小头目组成的黑手党地下世界，令观众们无不惊骇莫名。罗伯特声称瓦拉奇的证词促使“联邦调查局改变了他们对于美国国内犯罪的全局看法。”

吃了一瘪的胡佛一方面极力淡化瓦拉奇听证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授意联邦调查局巧妙地运用情报任务来为自己辩护。坊间流传的各种有鼻子有眼的传言吓得华盛顿各位高级官员在胡佛面前全都不敢乱说乱动，唯恐胡佛哪天一不高兴抖搂出来几份关于自己的黑材料。这种恐惧本身就是实力的体现，但是胡佛用来将历任总统们与联邦调查局捆绑在一起的绳索绝非仅仅以恐惧制成，而是掺加了尊重、串通、感激以及依赖等等因素。当初联邦调查局探员们发现直接听命于肯尼迪总统的中央情报局招募了三名著名黑帮成员参与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阴谋，胡佛随即将这一情报秘密提交给了总统和司法部长，并且警告说这项怪异的国家秘密可能会因为经办人的泄密或者无能而弄巧成拙。这条警告包含两方面的言外之意：首先，如此拙劣的计划彰显了他的老对头中情局多么愚蠢无能；其次，罗伯特.肯尼迪口口声声要求将针对黑手党的起诉当成优先事项，实操当中肯尼迪政府却在与黑手党头目进行秘密合作，这种做法未免有点说嘴打嘴。

此外胡佛还建议肯尼迪总统尽快与他的一名情妇撇清关系，这位该名女子同时还与刺杀卡斯特罗计划涉及的三名黑帮头目之一、芝加哥教父山姆.詹卡纳有染。为了避免白宫日后遭到各方各面的敲诈，还是尽早堵住祸水为妙。.华盛顿大游行之前不久，胡佛再次以私人身份警告罗伯特.肯尼迪赶紧将总统的另一位情妇——一位名叫埃伦.罗梅奇的东德女人——打发出国。罗梅奇离境之后，政治威胁依然挥之不去。共和党人要想追究白宫性丑闻，如今只剩下了唯一一条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上能够得到接受的道路：潜入铁幕背后，找到一名逃犯，然后要求得知哪些国家机密可能遭到总统的泄露。兄长的沾花惹草让罗伯特背负了沉重的负担，消弭灾祸的重任如今落到了他的肩头。到了10月份，司法部长不得不向胡佛求援。他要求联邦调查局局长警告参议院领袖，如果他们企图通过罗梅奇事件来伤害肯尼迪政府，联邦调查局情报文件当中有关罗梅奇与她的朋友们的污点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美国政府体系蒙羞含辱，民主党与共和党的许多参议员都会被拉下水。

所有这些肮脏的勾当——黑帮间谍暗杀阴谋，针对总统的美人计，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勒索——全都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恶意想象的极限。身为政客的胡佛极富耐心且长于权术。他不仅无所不知，而且办事百无禁忌。联邦调查局的情报人员搜集到人们对于政府内部各种脏事的看法之后，胡佛用语气中立的官场套话整理了这些言论，并且就像一位尽职尽责的公务员那样将整理好的材料交了出去。此外尽管他十分看不上罗伯特.肯尼迪，但是却将这些秘密一直保守到了自己的生命终了。多年之后这些猛料才逐一曝光。就为这一条司法部长也很有理由承他的情。罗伯特平时经常在背后数落胡佛是个老糊涂，“一时蒙混一时明白”，抓着种族隔离的老一套办事方法不肯松手，整天就知道撒出大批线人团团包围住三五名爪牙丧尽的老年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话又说回来，他同样很难开口辩称肯尼迪政府在机密事务领域的道德水准下跌都是被胡佛一手拽下来的。归根结底，要不是有这么多行止不端的政客将把柄扔得满世界都是，胡佛也不会掌握如此强大的权力。而且联邦调查局探查一切的职业冲动不仅顺遂了胡佛的心意，对于肯尼迪兄弟同样十分有用。因此在9月份，罗伯特小心翼翼地与胡佛相互靠拢，两人一致同意针对马丁.路德.金实施电话窃听。

就在8月底联邦调查局将金评定为“未来美国最危险的黑人”的同一天，身在西贡的美国大使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向美国的盟友之一宣战了。他在发给华盛顿的密电当中这样写道：“我们已经踏上了一条无法体面回头的道路，即颠覆吴庭艳政府。”洛奇代表了肯尼迪政府当中的一派主流势力。他认为南越总统吴庭艳过于专制，无法有效地动员战争力量来打击亲北越的反叛势力。在9月与10月期间，洛奇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着针对吴庭艳的背叛与政变，有时一天之内就要与华盛顿进行好几次密电通信。正当胡佛忙着对付金的时候，负责对外政策的高层人员也深深卷入了洛奇的致命阴谋。无论对于胡佛还是洛奇一派来说，台面以下的阴谋都远比明面上的职责更加耗费他们的精力。

9月的第一周，胡佛命令技术人员展开前期查探工作，确保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针对金的私宅以及他在亚特兰大以及纽约的领导大会办公室进行窃听。同样在这一周，洛奇大使开始担心南越领导人对于美国这位海外盟友的反感程度有可能会超过他对于北越敌军的厌恶，换句话说吴庭艳未必就一定不会与越共势力握手言和、达成统一并且要求美国人撤出他的国家。“这显然是他唯一的王牌，也是最重要的一张牌，”洛奇在发给华盛顿的密电当中写道。“此外在我看来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国家，问题在于要想找到继续留在这个国家的恰当基础并不容易。”9月16日，也就是伯明翰教堂爆炸案之后的第二天，联邦调查局情报部门不仅建议扩大窃听计划的覆盖面，而且还建议联邦调查局针对民权运动发起一场法律框架之外的秘密战争。调查局副局长威廉.苏利文敦促胡佛实施这一计划，理由是美国“正在遭受社会革命的侵袭”，只有依靠战争手段才能做出恰当应对。

10月7日星期一，信念与背叛在各个层面上纵横交错。肯尼迪总统大张旗鼓地集结了众多政界要人来到白宫目睹新近得到批准的禁止核试验协议正式签署。肯尼迪宣称：“如果这项条约失败了，肯定不会是因为我们。即使条约当真失败，我们也不会后悔自己做出了这项明确而又光荣的国家承诺。”签约仪式结束后，肯尼迪总统躲进密室之中，与诸位高参们深入磋商了如何处理吴庭艳家族的问题（吴庭艳本人是南越总统，他弟弟吴廷瑈则统管着南越的秘密警察）。来自洛奇大使的最新密电警告说：“我们不可能采用非暴力手段迫使吴庭艳下台。”在这个周一之前的周末两天，美国特工与正在策划政变的南越将军们暗中碰了头。关于这些会面的四份交叉报告都提到了政变细节包括刺杀吴庭艳本人。与政变策划者的接触本来就极其敏感，更何况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仍然认为美国与吴总统在过去十年里结成的同盟是打赢这一仗的唯一机会。来自白宫的指示要求情报人员们仔细研究一下怎样才能发动一场“完全安全并且能够完全撇清关系”的成功政变。与此同时，在几个街区以外的司法部，一名特使亲手向司法部长递交了胡佛的书面请求，要求授权针对金在亚特兰大的住宅与办公室进行窃听。面对如此事关重大的决定，罗伯特一时间很有些踌躇。

与此同时，金本人则在伯明翰的一次弥撒大会上发表了讲话。面对着民权运动再次陷入瘫痪的窘境，他也再次依靠热情洋溢的集会氛围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如果致使四名漂亮的小女孩死于炸药攻击的前提条件没有得到改变，那么我们就要穿上健步鞋在全城各地示威。”在塞尔玛，10月7日是自由日，仿照得是即将到来的密西西比州自由投票运动。非学委领导人邀请各界名人与全国记者前来做见证：假如每个月只有两天允许公民进行选民登记，那么在其中的一天里究竟会发生什么呢？在这天上午，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两名司法部律师、四名联邦调查局探员、非学委领导人詹姆斯.福曼、十多名记者以及几名摄影师看到了整整三百五十名前来申请选民登记的黑人排成的长队。在绿色岩石砌成的法院门前，从门里伸出来的队伍顺着台阶延展到了人行道上。近百名州骑警。代理治安官以及匆忙招募起来的武装平民们密切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现场的气氛好似发生在白天的守夜。大约在正午之前五分钟，一阵来自警方的骚动打破了现场原本的沉寂。治安官吉姆.克拉克派警察前往马路对面去逮捕两名年轻黑人。这两人出现在观察人员身后的联邦大楼台阶上，手里高举着纸板牌，上面写着“登记为了投票”与“现在登记为了自由”。警方围困着选民登记申请人，观察人员在更靠外一层包围着警方，这样的局面一直沉默无声地持续到了下午两点钟，这时一名非学委志愿者将自己的钱包交给福曼——依照传统，这是进监狱之前的准备动作——然后就和一位朋友穿过马路走向了警方的封锁线。在封锁线的外侧，两名志愿者试图告诉各位申请人，没有任何法律阻止他们暂时离队找水喝或者去上厕所，但是申请人的回答却十分冰冷。队伍当中有一位满脸恐惧的女人绝望地低声说道：“你不能跟我们说话。”两位志愿者这才意识到，让这些申请人在警察的逼视之下站上整整一天就已经耗尽了他们的全部勇气。于是他们两个试图绕过警戒线为申请人们送去几个三明治，可是警察当即一拥而上用警棍将他们击倒在地，并且沿着街道将他们拖向了监狱。

当天只有寥寥几名黑人在法院下班之前成功进行了登记申请。詹姆斯.鲍德温公开宣称塞尔玛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地方之一”。司法部律师赛尔顿.亨德森喃喃自语道：“我受够了。”此前围绕着塞尔玛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联邦诉讼，这项诉讼仅仅在前一周才带来了另一项强制令，要求黑人登记申请人得到公平对待。可是克拉克警长却将这份强制令当成了一纸空文，明目张胆地禁止申请人休息进食，还将善意的接触诬蔑成为了干涉登记的罪行。亨德森的搭档是一位资深白人律师，华盛顿方面的后续举动气得此人声称要辞职：尽管塞尔玛警方在投票队列周边使用了暴力，还在联邦地产区域内进行了非法逮捕，华盛顿却不允许他们针对这些行径提出起诉。

不过也有不少人对于自由日表示热烈欢迎，认为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塞尔玛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位七十三岁的一战老兵在当晚的弥撒大会上惊呼道。他就像詹姆斯.福曼那样欣喜若狂地看到，在5月弥撒大会上重生的勇气已经从室内走向户外并且持续了一整天。那天晚上，阿梅利亚.博恩顿与马丁.路德.金取得了联系，激动地请求他支持自己。此外塞尔玛的白人同样对于自由日大感意外，没想到阿拉巴马州公民委员会的成立地点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从没想过这一幕居然也会发生在塞尔玛,”公民委员会某官员宣称，“但我告诉你，我们绝不会就此屈服的。“

10月10日星期四，分发三明治的志愿者们在塞尔玛被控犯有挑衅罪。在纽约，联合国与美国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南非取消针对十一名政治犯的叛国罪审判，他们被控密谋反对种族隔离政府。*洛奇大使从西贡发来的绝密电文警告华盛顿要当心南越政府的对等威胁。“对于吴家兄弟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构想一下针对我的行刺也依然是愚不可及的行为，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断然拒绝这个念头。”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洛奇还是向南越领导人传递了一条信息：万一他本人当真死在了越南，“美国的报复将会极其迅速、可怖且无法形容。”

*【这十一人当中就包括了非洲国大党领袖纳尔逊.曼德拉与沃尔特.西苏鲁。】

当天下午，苏联驻美国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访问了白宫。与上午的事务相比，这次来访的气氛还算欢快。大使一行人即将起身告辞的时候，肯尼迪总统还安排他们与下一波受到接见的访客以及陪同访客一起前来的司法部长打了个照面。厄尔.布雷克与肯尼思.罗约尔这两位特使原本打算坐下来在私下里与总统讨论一下伯明翰的现状，但是两人还没来得及开口，总统的一对年幼儿女就跑进了椭圆办公室，咯咯笑着满屋兜圈子，一名满脸尴尬的保姆紧赶慢赶地追在后面。一时间童心大发的罗伯特.肯尼迪半推半就地被侄子侄女扑倒在了地毯上。一位专门抓拍白宫日常的摄影师捕捉到了接下来的一刻：即将满三岁的小约翰.肯尼迪不知怎的打开了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的古董写字台下方的一个暗格，于是就兴致勃勃地钻了进去。总统赶紧把玩兴未尽的儿子拽出来，挥挥手让保姆将孩子们带出了门外。总统很高兴地得知两位特使在伯明翰得到了热情款待并且协助抑制了教堂爆炸案发生之后三周以来随时可能引爆的当地局势。布雷克很反感自己的同伴在伯明翰提出的“寡淡无味的公关套路”，希望能向总统介绍一下更加困难且更有实际意义的选项。在他开口之前，总统接听了好几通来自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电话，对方向他通报了美军东德境内某高速公路上与苏军的对峙。等到总统将手头的麻烦暂时料理停当之后，布雷克提到了自己与罗约尔在伯明翰见到的一张保险杠贴纸：“肯尼迪当国王——戈德沃特当总统（Kennedy for King—Goldwater for President）。”饶是总统向来才思敏捷，也没能立刻绕过弯来，因为他对王室历来很有好感，所以第一反应并没觉得这句话是在骂自己。想了一会儿他才明白，满腹敌意的伯明翰司机们这是在骂他与马丁.路德.金是一丘之貉，共和党人巴里.戈德沃特才应该入主白宫。想通这一节的总统情不自禁地与弟弟一起放声大笑起来。接下来他与布雷克聊了一会儿橄榄球，最终决定推迟发布之前承诺过的伯明翰考察报告。

相比之下司法部长要想打发掉胡佛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同一天下午，他与联邦调查局驻司法部联络员考特尼.埃文斯一起审视了一番调查局申请对金进行电话窃听可能带来的麻烦。在他看来这样做的风险简直高昂得无以复加。一旦走漏风声，肯尼迪政府在黑人当中的口碑必将遭到粉碎，而且千百万将金视作民主良知化身的自由派白人也必将背弃肯尼迪政府。更有甚者，国会与南方的反民权势力历来认为民权运动受到了共产主义势力的指使，一旦他们得知政府正在监听金，必然会理直气壮地掀起更加激烈的反抗。但是话说回来，恰恰正是因为金在伯明翰运动与华盛顿大游行之后声望日隆，罗伯特才需要掌握对付他的手段。窃听情报能让肯尼迪政府更有效地应对金，哪怕只是提前得知他想干什么也好。罗伯特告诉埃文斯，如果金当真与共党势力有勾结，电话窃听是确证这一点的最佳手段，尽管在过去两年里针对金身边最有可能是共党联络人的斯坦利.利维森的窃听始终一无所获，未能拦截到一丁点涉及苏联或者间谍事务的内容。但是一旦将窃听诠释成为知情与不知情之间的区别，司法部长还是倾向于依赖胡佛。罗伯特最终批准了窃听。根据埃文斯发回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司法部长再三强调了“这一事宜的微妙性质。”

10月10日的电话窃听决策不出一周就引发了令罗伯特猝不及防的暗流。在胡佛授意下，联邦调查局完成了一份专题报告并且在政府内部到处分发，这份报告声称马丁.路德.金是一个“毫无原则可言的人”，并且一直在“自觉、自愿且经常性地接受共党指使。”得知此事的罗伯特大惊失色，亲自赶到联邦调查局要求胡佛立刻将这批报告一份不剩地收回来，以免其中足以毁灭政治生命的指控从国务院或者五角大楼泄露出去。胡佛当即欣然从命——根据罗伯特日后的回忆，联邦调查局亲自负责了文件的回收——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散发这份文件的用意就是昭告各个政府部门，联邦调查局刚刚在国家安全领域获得了独立行事的权限。日后万一国会或者政府内部有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提出质疑，胡佛大可以亮出罗伯特.肯尼迪在金的窃听授权书上的签名，这个签名足以抵挡住来自民权阵营的一切抨击。更重要的是，这个签名严重削弱了罗伯特干涉联邦调查局优先工作方向的能力。此外他身为总统亲弟弟的独特优势也遭到了动摇——眼下他尤其需要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档案来保护总统闯过参议院听证会，以免埃伦.罗梅奇丑闻大白于天下。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优势，胡佛进一步要求针对金在亚特兰大的领导大会办公室的全部四条电话线路都实施窃听。尽管罗伯特.肯尼迪“依然犹豫不决……依然打不定主意”，但还是在10月21日签署了这份申请。同样是在这一天，安德鲁.扬闷闷不乐地私下向金提议要将领导大会撤出南方，集中力量抓好北方的选民登记。几天之后联邦调查局又获得了针对贝亚德.拉斯廷进行窃听的申请。依然因为胡佛散播监听报告而惊魂未定的司法部长为自己找了许多理由，比方说这样做是为了安抚联邦调查局，是为了在政治领域两面下注，又或者是为了采取额外的安保手段。但是不管说多少漂亮话也改变不了以下事实：针对金的窃听极大地削弱了罗伯特.肯尼迪控制联邦调查局的能力。此时的金尚且不知道自己遭到了窃听，也不知道自己刚刚多了一位不死不休的仇敌。无论今后的民权运动以何等形式开展，无论民权阵营究竟是受困浅滩还是滚滚前进，金都必须双线作战。他不仅要克服顽固执拗的种族偏见与仇恨，还要应对来自联邦调查局的肆无忌惮的敌意。

仅仅出门坐了趟车就为金招来了敌人。10月15日在伯明翰，金与其他几位布道人原本打算去参加一场弥撒大会，但是在加斯顿汽车旅馆的停车场上因故耽搁了许久。正当此时，司法部的塞尔顿.亨德森恰好驱车前来。（身为黑人的亨德森与运动领导层一起下榻在加斯顿旅店，司法部的其他白人律师则住在别处。）金赶紧上前解释道自己正在赶时间，首先要去新朝圣者浸信会教堂主持弥撒大会，然后他还答应了阿梅利亚.博恩顿当天晚上晚些时候要去塞尔玛做演讲。于是亨德森就将自己租来的汽车借给了金一行人。三天后，华莱士州长就公然指控肯尼迪政府怂恿民权人士颠覆阿拉巴马州法律，让联邦政府雇员给金当司机。

阿拉巴马州的国会成员要求得知司法部是否正在一边巧言令色地假装中立，另一边却在与金沆瀣一气。此时伯明翰爆炸案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刑事调查往好处说也已经陷入了僵局。*但是州政府的调查人员却一窝蜂似的涌向别处，围绕着司法部律师的租车记录大动干戈地做起了文章。塞尔玛的詹姆斯.海尔法官（James Hare）声称“联邦政府高层人员正在恶意撒谎”，并且两次组织了大陪审团来收集证词。阿拉巴马州政府宣称这起搭车指控理应抵消掉司法部在阿拉巴马州开展其他工作的资质，例如正在塞尔玛进行的马拉松式投票权诉讼就理应终止。就连美国上诉法院都被本案卷了进去。

*【伯克.马歇尔与J.埃德加.胡佛都曾在私下里向司法部长汇报称阿拉巴马地方官员蓄意破坏了联邦调查。伯明翰教堂爆炸案在未来十四年里都将是一桩悬案，直到1977年州政府才认定一名三K党徒罗伯特.查布利斯（Robert Chambliss）参与了本案。此人曾在1963年被法院裁决与本案无关，仅因私自持有炸药的罪名被判处罚款。查布利斯于1985年在狱中病亡。接下来到2000年，本案另外两名嫌犯小托马斯.布兰顿（Thomas Blanton Jr）与鲍比.弗兰克.切利（Bobby Frank Cherry）也正式遭到起诉，并且分别于2001年与2002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本次审判当中，联邦调查局于1964年录制的通话记录成为了决定性的证据。当年这批录音带在胡佛的授意下遭到封存，并未向公诉方提交，直到1997年才解密。至于本案的第四名主要嫌犯赫曼.弗兰克.卡什（Herman Frank Cash）则赶在1994年检方正式针对其立案之前就病亡了。】

在密西西比州，民权阵营于10月14日宣布自由投票运动正式开始。此后不久，鲍勃.摩西找上了正在图加卢学院担任驻校牧师的埃德温.金，并且劝说埃德温充当本次模拟投票的候选人。本次模拟投票将会是二十世纪以来密西西比州第一次种族融合投票，协进会当地分会主席艾伦.亨利已经成为了模拟副州长候选人，现在除了埃德温之外找不到其他白人候选人与亨利同台竞选。埃德温一开始并不太乐意出头，不过到底没能架得住摩西的软磨硬泡，很快就与艾伦.亨利一起出现在了黑人弥撒大会现场。此时他的右脸依然没能从6月份的车祸当中完全恢复过来，依然打着绷带。如此醒目的伤情向所有人表明他参加过梅德加.埃弗斯的葬礼示威并且承受了暴力袭击。

候选人已经找好了，运动目标也确定了——“要发动二十万名黑人参与这场模拟选举，并依靠这一活动来触发进一步的选民登记势头”。运动总指挥鲍勃.摩西随即撰写了一份相当于正式招募简章的文件，任命阿尔.洛温斯坦担任“艾伦.亨利当州长”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洛温斯坦拿着这份简章在加州各个大学校园展开了一场热力十足的招募之旅，最后招募了将近一百名学生志愿者，其中大部分来自耶鲁与斯坦福。他拉到了数额巨大的捐款，捐款人包括一名纽约慈善家以及全国汽车工会主席沃尔特.路泽。此外他还将自己经营多年的人脉网络发动了起来。（“亲爱的阿尔，”北卡罗来纳大学退休校长弗兰克·波特·格雷厄姆（Frank Porter Graham）写道，“随信寄送了一张五十美元支票给你，以防你本人或耶鲁大学的任何一名学生再次需要得到保释。”）洛温斯坦回到密西西比州之后创下了一天之内在克拉克斯代尔两次被捕的记录——第一次被捕的时候他正与艾伦.亨利搭乘同一辆车前往某集会地点，第二次被捕的时候他刚刚走下停在路边的汽车想要返回自己下榻的酒店。“我们都经历了最令人不快的骚扰，”洛温斯坦在信中告诉纽约的家人，“这边的情况比以前的南非还要糟糕得多，尽管最近南非已经迎头赶上了。”

许多学生带着藤校成员特有的信心与传教士一般的热情来到了南方。某历史专业学生在招募新人的演讲当中大言不惭地宣称：“任何有幸在北方接受过平均水平教育的白人仅凭这份出身就足以拥有超过南方民权运动黑人领导人的才干，以至于在一天之内就能做出远远更加重大的贡献。” 不过这些眼高于顶的招聘人员根本没能预料密西西比州的成年人们会以怎样高度警惕的作风来对付他们。这些不去老老实实参加医学院预科班以及文学研讨会，非得千里迢迢跑来捣乱的白人学生刚刚步入南方就成了当地白人的眼中钉。第一位白人学生志愿者来到亚祖市之后直接赶到了与三名黑人领导人事先约好的会面现场。刚到会场不出半小时，当地警方就打进电话宣布他们已经包围了会场所在建筑，当地黑人领导人觉得自由投票运动实在太危险，于是就把这名学生交给警察，让警察将他护送出了城。五天后的10月28日，第一辆满载耶鲁大学志愿者的汽车经过三十个小时的颠簸抵达了刚过午夜的哈蒂斯堡堡。汽车开到某黑人社区的指定投宿地点门前，疲惫不堪的白人学生们进屋之后顾不上说客套话就纷纷扑倒在床上昏睡过去。可是第二天一早警察就闯进这所民宅，将还没起床的学生们从床上拖进了监狱。一名学生出狱之后寄送了一封发往华盛顿的信，向他的参议员描述了自己的遭遇：“这两天我在这里的所见所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寄出信件之后不久这名学生就在街头被一名愤怒的白人出租车司机殴打了一顿，因为司机看见他正在宣传自由投票运动。待到司机收起拳脚之后，姗姗来迟的哈蒂斯堡警方随即以人身攻击的罪名再次逮捕了这位学生。

按照斯坦福大学学生校报某编辑的说法，来自密西西比州各地的类似报道在大学校园里掀起了一阵群情激奋的“旋风”。10月28日，无人组织的斯坦福学生们自发串联起来举行集会，集会现场约有三百名学生自愿赶赴密西西比州增援先头部队。当天晚上，哈蒂斯堡警察局局长打电话给《斯坦福日报》编辑部，警告要对任何胆敢在他的城市里兴风作浪的“白人煽动分子”处以五百美元罚款与六个月监禁。但是早在这通电话打进来之前，就已经有一大批学生搭乘凌晨发车的长途车赶赴了密西西比州。收到警告的校园学生领袖们再次展开了凌晨战略会议，决定将主要精力从招募人员转向募集经费。第二天早上一笔巨款就离开校园朝着密西西比州发送了过去。这一积极进展让洛温斯坦看得倒吸一口凉气。“诺曼.托马斯的精神——愿上帝保佑他的心灵——在这个星期四降临在了我们眼前，”他这样谈论这位时年七十九岁的社会主义老前辈与六届总统选举参选人。“最令人惊讶与最值得欢呼的事实是斯坦福大学居然筹措了四千三百美元！”

到达密西西比州的年轻白人志愿者立刻遭受了奉承、恐惧与敬畏的连环围攻。一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哲学专业学生发现牛津大学城的黑人居民全都不敢与他交谈，因为无论他走到哪里，巡逻警车都会不紧不慢地跟在他后面，警察的视线一直锁定着他。他很快就“决定把日常活动局限在电话联络方面。”另一位来自耶鲁大学的志愿者刚刚来到三角洲就遇到了一位拿着手枪冲他比划的警察，吓得他再不敢抛头露面，而是偷偷溜进农村地区的各个种植园去进行拉票活动，那里的佃农们在交谈时总是习惯于不看他的面孔，不管他说什么都只能得到嗯嗯啊啊的应和。这位志愿者觉得或许他在与佃农们交流的时候应该“省略废话”，不再跟他们说什么亨利-金模拟选举的重要意义，只要教会他们如何在自由选票上打勾划叉就行了。他的工作一开始进展得还挺有成效，然后他就遭到了一位黑人非学委义工的申斥，对方告诫他不能在佃农面前摆架子，必须给予对方完全彻底的尊重。根据这位耶鲁大学志愿者的事后回忆，接下来他与这位黑人同事“畅谈了三十六个小时，获得了整整十年的成长。”

在这一阶段，密西西比州总共发生了二百余起有记录可查的恐吓事件。当然，并非所有恐吓的被害者都是引人注目的白人志愿者。鲍勃.摩西在兰金县机场遭到了警方拘留，四名非学委人员随即将他保释了出来。在返程路上，他们遭到了警车的尾随，并且在杰克逊附近的一座加油站被拦截了下来。巡警骂他们是到处煽风点火的“协进会黑鬼”，查尔斯.柯布则表示他们并非来自协进会——“我们是非学委的人，”他就事论事地答道。这句纠正气得警察当场将艾凡赫.唐纳森按在警车上手脚张开搜遍了全身，他的搭档则看管着其他人不许乱动。他用左轮手枪的枪托反复猛砸唐纳森的手指关节，迫使唐纳森承认自己来自协进会，可是唐纳森坚决不肯改口。暴怒的警察枪口顶在唐纳森的额头上，满口叫嚣着“老子今天就要在这里一枪毙了你”之类的话，最后还是他的搭档劝他不要在光天化日下自找麻烦。唐纳森两周前刚刚在塞尔玛被捕过一次，然后又在格林伍德被捕被捕了一次，但是这两次经历都不如今天这样凶险。脱身之后他瘫在汽车后座上半天都直不起身来。随着他的气力慢慢恢复，绞刑台上的幽默感也冒出了头。他赞扬了科布在惊慌失措之余仍不忘记教育执法人员了解民权团体常识的工作积极性，“这番教导肯定能让他们冷静下来。”

在不必参加弥撒大会或者没有那么多入狱人员需要他去保释的时候，洛温斯坦总会霸占着长途电话线不松手，狂轰滥炸地争取着电话那一头的政治支持。他在众议院的一位联系人有一次按照他的指示给参议员维恩.莫斯（Wayne Morse）打电话，结果却发现“我打过去的时候你已经提前把线路占上了。”为了支持为期三周的自由投票运动，纽约市举办了一场集会，诺曼.托马斯信守承诺飞到纽约并且在集会现场发表了讲话。当他离开会场的时候，若干名袭击者驾驶一辆轿车撞上了他乘坐的房车。接下来托马斯又在万圣节当天来到格林伍德面向当地黑人听众们发表了讲话。这两起颇为新奇的事件都勾起了全国媒体对于本次运动的兴趣。《华盛顿邮报》不无挖苦地写道：“本周六在密西西比州举行了一场投票，投票行为本身并不合法，参选人的姓名也并不在选票上。”

这场模拟选举总共回收了八万五千张选票，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教堂集会或者隐蔽投票点发放出去的——弗农.达默尔位于哈蒂斯堡的商店就是一处隐蔽投票点。模拟计票结果揭晓的前夜，艾伦.亨利与埃德温.金这两位模拟候选人在杰克逊出席了一场情绪激动的庆祝集会。摩西沉静地赞扬了各位义工们在一片死寂当中奏响希望之声的壮举。“如今密西西比的各个角落都知道了争取自由的手段，因为你们将信息传达了过去。或许你们在某些城镇仅仅回收了一两张选票，但是那里的人们已经听到了你们的声音……自由的低语正在传播。”

洛温斯坦也发表了讲话，指出了本次事件在全国层面的意义：“这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地下进行的政治宣传活动。”许多参加自由投票的黑人都将白人学生们不远千里赶到南方挨打坐牢的行为视作振奋人心的奇迹，不过洛温斯坦本人却觉得白人学生的最重要作用在于为南方腹地插上了沟通外界的天线。各家电视网的记者们都来到了庆功大会现场，争抢着要参访美国上层家族的儿女们。曾经负责招募人手的那位历史专业学生在这些日子里接受了严苛现实的充分教育，一想到此前自己嘴里的傲慢言论就臊得无地自容，因此他竭力恳求各位记者将镜头与话筒从自己的同学们身上转移开来，去对准庆功会现场的当地黑人居民。斯坦福大学为胜利归来的学生们举办了旨在接风洗尘的新闻发布会，摄影师们拍下了学生们身上的伤痕，记者们记录下了令人惊骇的细节。（“这次除了有人冲我开枪之外，还有个警察在一所教堂门口砸了我的头一下。”一名学生如是说道。） 自由投票志愿者们的冲击力不仅通过新闻界扩散了开来，而且还在大学校园文化圈里广泛传播。好奇的耶鲁学子们纷纷涌进礼堂，想听听从南方各州归来的志愿者同学们有什么话说。志愿者们举办的开放论坛吸引了许多未来的民权活动家，也让另一些人避之不及。《耶鲁每日新闻》的一位写手不无调侃地描述了革命派的激情与鸡尾酒派对氛围之间的冲突。在他看来，密西西比州的艰辛试炼已经在志愿者之间形成了“堪比一起参加过校合唱团的交情。”

11月1日星期五黎明前夕，白宫收到了一通秘密电报：南越将领正在发动旨在颠覆吴庭艳政府的政变。叛军切断了西贡的常规通讯线路，但政变策划者通过军官俱乐部和美国大使馆之间的直接电话线与洛奇大使保持着联系。在交战初期，或者说在肯尼迪总统吃早饭之前，洛奇自信地建议表示他已经邀请了各位越南将领前来大使馆做客，从而为他们的预期胜利背书。肯尼迪对于美国政府插手别国事务遭到曝光的风险历来十分敏感。他指示洛奇千万不能让政变领导人“成群结队地一起来拜访你，以免让人错误地以为他们是来向总部汇报工作的。”几个小时后，参与政变的将军们用另一场截然不同的丑恶表演彰显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在一辆运兵卡车的遮挡之下杀死了早已缴械投降并且得到天主教会庇护的吴庭艳与吴廷瑈兄弟，然后用砍刀切碎了两名被害人的尸体，并且笨拙地宣布他们的俘虏死于自杀。

这桩发生在陌生异国的弑君惨案在大海对岸却只能引起几句调侃。有人戏称越南局势这回可真是“平安‘吴’事啦”。洛奇在私下里向肯尼迪总统夸口称“能让政变的种子茁壮成长起来的土壤已经准备好了。”许多未来最严厉的越战批评家们眼下对于这场政变都抱有乐见其成的态度，认为政变虽然暂时导致了一堆烂摊子，但是对于反共战争的大局而言依旧利大于弊。尽管如此，吴家兄弟最终不得好死的下场还是让肯尼迪总统心头不安，恰似黑帮老大由于种种原因刺杀了结盟家族的成员之后的感觉一样。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里，肯尼迪政府一面要控制局势，另一面还要避免动作太明显，于是就推出了一系列托词借口与应急计划，旨在让南越政权更迭看上去尽可能地干净。吴家兄弟惨遭分尸的遗骸撕掉了肯尼迪政府的层层掩饰，催生了堆积如山的密电，内容无非是闪烁其词、悔不当初与切齿赌咒，像极了《麦克白》当中的情节。

正当肯尼迪总统紧张关注着政变事态的时候，另一出相对低调的戏码又插了进来。正当总统参加完了11月1日诸圣节的晨间弥撒回到白宫时——此时吴家兄弟的命运尚未最终确定——罗伯特.肯尼迪收到了一封令人不安的信件：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想要知道马丁.路德.金究竟是不是共党分子。面对这项质疑，总统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头一天晚上总统与司法部长以及伯克.马歇尔一直讨论到了深夜，一共准备了三份答复书，每一份都有司法部长的签字。第一稿答复书巧妙地回避了拉塞尔的提问，第三稿答复书则较为详细地将马丁.路德.金描绘成了一位抓着美共残余影响力不撒手的人。最终总统选择了较为折中的第二稿，根据这一版的描述，金的底子还算干净，而且肯尼迪政府与联邦调查局都在严密管控着他。但是现在司法部长却打电话表示胡佛不同意他们借用联邦调查局的名义来为自己打掩护。肯尼迪总统只得让弟弟在电话里读一遍经过联邦调查局修改后的三页文稿。

像胡佛这样身居内阁之外的官员居然能强迫政府重新推敲一份早已得到总统审阅的文稿，这种事在以前简直闻所未闻。总统居然要将迫在眉睫的海外危机抛在一边亲自修改文稿，这种事说起来就更稀罕了。事实证明，这个神秘问题的严重性压倒了一切。总统之所以这么着急是因为拉塞尔参议员早在三个多月前的7月27日就与胡佛通过信。那一次胡佛告诉拉塞尔，一切有关金与美共关系的问题都该去问司法部长。从那以后罗伯特.肯尼迪一直在推三阻四地不肯回答这个问题。华盛顿大游行过去了，是否针对金进行窃听的艰难长考也过去了，但是他依然没有向拉塞尔给出一个明确答复。拉塞尔的提问并非仅仅出于个人兴趣，他身后站着整整一批同样很想知道答案的选民。继续拖延下去的话，他随时都可能公然谴责肯尼迪政府疏忽无能不可原谅。当天司法部长又给白宫打了三次电话，向总统念诵最新修改版的文稿，总统则三次否决了修改方案。在此期间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一直在内阁办公室里围着总统团团转，时刻传递着来自西贡的最新消息。

当前这样进退两难的窘境一定程度上源自维护脸面的需求，*但是事件核心依然是赤裸裸的政治。肯尼迪总统需要联邦调查局来为他打掩护，唯此才能理直气壮地告诉拉塞尔参议员，超级机密的国家安全问题自然有联邦调查局去操心，他的政府完全可以担保民权运动就整体而言正当可靠。如果失去了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资质证明，那就只能依靠罗伯特.肯尼迪本人的一面之词来做担保了。正如联邦调查局总部此前不怀好意地指出的那样，司法部长早在第一稿当中就已经“‘彻底洗清’了金”。这第二种可能对于肯尼迪总统来说无异于自杀。首先，无条件地支持金与民权运动也就意味着自断退路，万一不久后民权法案闯关失败，总统必将陷入绝境。其次，这样做将会迫使总统与胡佛发生直接冲突。最后，司法部长不久前刚刚——以白纸黑字的书面形式——批准了将马丁.路德.金当成可疑敌人进行电话窃听的命令书，就此为自己埋下了一颗政治炸弹，而现在总统将不得不——以白纸黑字的书面形式——否认司法部长此前做出的决策。

*【“一段时间之前”罗伯特.肯尼迪一度打算告诉拉塞尔参议员，肯尼迪政府曾经下令联邦调查局加紧针对民权团体内部颠覆势力的戒备，但是胡佛反对这样的措辞。联邦调查局总部嗤之以鼻地表示：“我们用不着别人告诉我们加紧努力，我们早就这么做了。”】

话说回来，第一条路也没那么好走。许多针对金的指控都被外界算在了联邦调查局头上，只要罗伯特.肯尼迪本人在任何程度上采用了这些指控，那么他写给拉塞尔参议员的回信听起来难免就好像是肯尼迪政府刨出一堆颠覆性信息并且告知了最受尊重、最有权力且最坚决反对反对民权法案的南方人。与联邦调查局的情报不同，司法部长做出的结论不能保密，而是要拿到参议院会议上宣读，再多的修补增删也不能改变这份结论作为重要政治声明的本质。实际上，胡佛这是隔着金捅了肯尼迪兄弟一刀，而且捅出来的血全都被金挡住了，丝毫溅不到胡佛本人或者联邦调查局身上，就像洛奇在幕后操纵南越将军们搞掉吴庭艳一样。

肯尼迪总统最终还是攒出了一份反复修正之后的文稿。由于胡佛不肯合作，总统没办法轻易打发掉美共的问题，因此他指示罗伯特.肯尼迪在当那天下午派遣司法部副部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亲自回答拉塞尔参议员的问题。卡岑巴赫被急匆匆地拽到司法部长面前，罗伯特向他简要介绍了如何向拉塞尔解释回复拖得这么久且回复渠道如此不正式的原因。卡岑巴赫既不能说的太多也不能藏着掖着，还要充分发挥个人魅力。联邦调查局驻司法部联络人考特尼.埃文斯也陪同他一起会见了拉塞尔参议员，确保他不会在无意中透露任何关于斯坦利.利维森的估国家安全指控。胡佛向来拒绝用纸媒传递这方面的信息。

就这样，卡岑巴赫与埃文斯不请自来地走进了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的办公室，卡岑巴赫开始复述事先反复排练过的车轱辘话，不过他还没说几句拉塞尔就不耐烦了。参议员对于卡岑巴赫的言论并没有多大兴趣，反而是卡岑巴赫与埃文斯之间牢牢绑定在一起的做派让他怎么看怎么别扭。他打断了卡岑巴赫的宣讲，告诉两位客人别这么见外。他之所以向司法部长写信催问，仅仅是因为任何一位参议员向政府部门提出的问题都应当得到及时回答，这是最基本的礼数。身为佐治亚州居民的拉塞尔认识好几位黑人布道人。他不仅认识金，而且与金的父亲金老爹也颇有些交情，因此他早就知道金与美共没什么瓜葛。而且哪怕他当真怀疑金，看在金老爹的面子上他也不会跑到参议院里大鸣大放。听到这番表态的卡岑巴赫简直又惊又喜，终于长出了一口气。接下来拉塞尔又半开玩笑地调侃道，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卡岑巴赫应对乔治.华莱士州长质询的镜头，并且认为卡岑巴赫表现得过于严肃了。尽管身为南方人的拉塞尔历来主张种族隔离，但他同时也是个自恃身份的人，十分看不起华莱士那套张牙舞爪煽动民愤的做派。在他看来，华莱士一心要将黑人与美共挂钩的做法根本就是在为种族隔离事业拆台下绊子。他在将两位客人送出门外的时候这样告诉卡岑巴赫：“你我二人在民权问题上的立场固然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你要知道我与乔治.华莱士的立场同样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考特尼.埃文斯将这一出雷声大雨点小的会面场景如实汇报给了联邦调查局总部。联邦调查局原本打算以本次事件为契机大举介入种族关系领域，但是拉塞尔参议员对于颠覆势力的漠不关心却为他们平添了一道路障。不过从好的方面来看，拉塞尔也并没有指责联邦调查局多管闲事。于是埃文斯在情况汇报当中乖巧地强调了本次事件所取得的积极经验：罗伯特.肯尼迪在涉及反共的问题上很容易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正是因为罗伯特的进退失据，联邦调查局才得以将本次事件的重要性“放大到最终所达到的程度。”胡佛在批示中认为联邦调查局赢了这一局：“这一结果表明联邦调查局迅速应对国会质询信函的做法十分正确。”

另一边，卡岑巴赫回到司法部之后在任务汇报当中声称自己取得了圆满成功。拉塞尔参议员很满意；事实上他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十分反感打着反共的幌子“专攻下三路”的作风。这则好消息在周五晚上六点传到了司法部。与此同时洛奇大使也发来密电告知白宫，吴家兄弟已经投降，政变军方承诺将他们安全护送出越南。

11月5日，伯克.马歇尔在呈交给罗伯特.肯尼迪的形势分析汇报当中添加了一份关于圣奥古斯丁的简报：“总之，当地的情况已经相当糟糕了，已经发生了枪击、殴打以及一次杀人事件。“自从9月的三K党集会以来，几乎每晚都会有好几车寻欢作乐的白人冲过林肯维尔的街头，一路上胡乱开枪，最终导致一名白人少年中弹身亡。（被害人同样拿着枪，当他中弹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扣动扳机，在自己的车里打出了一个窟窿。）在这一事件之后，尤其是在康尼.林奇牧师趁葬礼之机举行了旨在统一思想的三K党徒会议之后，原本的胡乱开枪就进化成为了针对街头黑人行人的重点狙击，以至于城里的警察一度试图在万圣节之夜实施宵禁，禁止儿童上街。与此同时，自从7月份就被收监的四名年轻黑人纠察者至今依然作为州政府的囚犯而身陷囹圄。尽管协进会总部正在谨慎地采取行动，试图开除罗伯特.赫凌，从而避免未来继续发生未经授权的示威活动，但是颇有几位素来以稳健著称的黑人领导人坚称要与赫凌共同进退，并且将他视作一位不屈不挠的英雄。*愤怒的白人领导人坚决反对跨种族谈判，更不用说在1965年四百年庆典期间实现种族融合了。三K党威胁要彻底控制圣奥古斯丁。“我看不出我们还能做什么，”马歇尔承认道，“除非您想让我通过政治渠道来探索当前形势。”

*【协进会地方分会事务主管特意叮嘱佛罗里达州分会，鉴于赫凌“是当地去隔离活动的主要推手”，在解雇他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千万要小心“不要让协进会背上委过于人的罪名。”】

在密西西比州，种族冲突的阴影动摇了选举政治的基础。11月5日当选密西西比州州长的民主党人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公开否认了密西西比州存在党派竞争，因为这里的白人共和党据说比北极熊更加稀少。他的竞选宣传更是直截了当地呼吁“杀死‘两党制度’的威胁！”根据这份文案提出的警告，“邪恶的两党制”将会“将密西西比州的保守派白人男女分成两个政治阵营，从而致使权力平衡落到黑人少数派手中。”约翰逊敦促密西西比州的选民们“将共和党继续埋葬一百年”。他在司法部门的亲信们也在选举期间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对待我的竞选员工的手段就像对待黑鬼一样，”与他竞争州长之位的共和党议员卢布尔.菲利普斯（Reubel Phillips）抗议道。这位不久前刚刚脱离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宣称只有共和党人才能将密西西比州从一心奉行种族混杂的肯尼迪民主党手中拯救出来。自从1947年以来，还没有哪位共和党人费心竞选过密西西比州长，因为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人数量只有象征性的1%多一点，但菲利普斯在这次竞选当中却获得了超过40%的选票，相当于这一比例的三十倍。

在北方，马尔科姆.X直言不讳地谴责美国上下都在采取密西西比州那样赤裸裸偏好白人至上的立场。11月7日，他面向一群纽约白人大学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黑人看来，你们的民主无非是虚伪作态。”他断言当前美国国内的两千两百万前奴隶的身心全都遭到了损害——无论是在他们自己看来，在文明社会的标准看来还是在白人看来都很碍眼：“我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毛病，也知道你们有什么毛病，我们想要客观地看待两者。”在他看来，曾经的奴隶要是打算重塑自身，首先必须摒弃来自前奴隶主的甜言蜜语以及自身的廉价自尊。他们必须接受严苛的现实：无论是在种族隔离的南方还是在文明先进的北方，白人都将黑人视作臣仆，就好像古罗马人看待努比亚人或者高卢人之类的被征服种族那样。

几周前伊利亚.穆罕默德刚刚将马尔科姆.X从芝加哥四号神殿的第二任工作岗位调遣到了华盛顿。他的继任者是一位数学博士——伊斯兰国度的大部分阿訇都是自学成才，此人是第一位拿到学位证书的知识分子，因此在伊斯兰国度内部饱受赞誉——此人上任之后惊讶地注意到，伊斯兰国度芝加哥分支的管理层对于马尔科姆.X颇有微词。他们认为马尔科姆惯于自行其是，还特别喜欢出风头。马尔科姆.X则认为伊斯兰国度领导层趁着自己离开第七号神殿的时机夺取了对于神殿的控制权。伊斯兰国度的秘书长约翰.阿里（John Ali）以及芝加哥的其他管理人员有什么事的时候都不去找马尔科姆商量，而是会直接找上他手下的风纪主管约瑟夫.X。并且他们还经常访问纽约，现场监督马尔科姆的讲经内容。尽管马尔科姆曾是约瑟夫的导师，但现在约瑟夫却在私下里声称马尔科姆的宣讲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让他脊背发凉了。马尔科姆则反唇相讥声称问题在于约瑟夫本人灵性不够。“或许真是这样吧，”约瑟夫答道，“但是不管怎么说我都无法继续支持你了。”马尔科姆并没有向他忠心耿耿的助理阿訇们吐露这件事，但是各位副手们确实注意到马尔科姆在讲经的时候提到以利亚.穆罕默德的英明教诲的次数的确是越来越少了。

“我说这话你们大概不爱听，”马尔科姆.X这样告诫躁动不休的纽约城市学院学生们，“但是我说的难道不是实话吗？你们怎么能以为自己有资格不爱听实话呢？就算民主制度当真将黑人抬升到了现在的处境又怎么样呢？难道当年不正是民主制度害得黑人沦为奴隶吗？”在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与几声嘘声的映衬下，马尔科姆进一步主张了自己的论点：种族之间的野蛮分化远比民主制度的凝聚力更加强大。“正是民主制度的拥护者将我们当成棉花与牲口一般的货物在种植园之间转卖，正是民主制度的拥护者在美国各地私刑处死黑人，今天还有一帮自称民主制度捍卫者的家伙们领导着一个号称奉行民主的政府，可就是这些人与他们的政府如今正在欺骗黑人，榨取黑人手里原本就聊胜于无的权益。我的族人在这个国家经受过的所有苦难都是以民主之名实施的。”

自从在大萧条时期离开联合神学院以来，迈尔斯.霍顿在过去三十年里一直致力于种族民主实验。在包括埃莉诺.罗斯福、沃尔特.路泽、诺曼.托马斯以及他的前任神学老师雷因霍尔德.尼布尔等人的长期资助之下，霍顿在田纳西州的山区举办了好几个跨种族对话营地。早在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之前他就认识了罗莎.帕克斯，还招募了赛普提玛.克拉克担任公民教师，并与克拉克一起举行了许多场周末务虚会，帮助像詹姆斯.贝弗尔这样投奔民权阵营的学生们成长为民权运动领袖。从1963年11月11日星期一开始，霍顿在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为七十多名长期参与自由投票运动的年轻人主持了为期一周的研讨会。研讨话题范围很广，形而上的话题包括民权运动对于反对势力的报复行为负有怎样的道德责任，具体而微的话题包括招募理发师和美容师参加选民登记运动的技巧。到了周末，研讨焦点转向了一套由三个话题共同组成的议程：“A：白人的作用。B：当年夏季的运动项目。C：联邦政府的参与。”在座的许多人第一次了解到在明年夏天借助两千名白人大学生大幅度扩充自由投票运动的暂定计划。这个主意一经提出就引发了恰似水库行洪一般的激烈争论。许多选民登记运动的当地员工，尤其是来自密西西比州以外的黑人大学生——比如查理.科布（Charlie Cobb）和艾凡赫.唐纳森——以及相当一部分原本的实地工作人员——例如霍利斯.沃特金斯和柯蒂斯.海耶斯，都认为白人志愿者只会帮倒忙，因为他们态度傲慢而又天真，对于黑人文化的细微之处毫无头绪，只会给自己与身边人招致接二连三的危险。

根据非学委顾问兼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的记录，争论在周五午夜过后达到了高潮。有人主张白人学生来到南方很有政治必要性，也有人表达了个人保留意见。有些人十分反感白人义工颐指气使的派头，有些人十分钦佩白人义工高超的工作能力，还有些人十分反感其他人对于白人义工表示钦佩。用一位参会者的话来说，“（在这些白人面前）我的想法与做法总是对不上茬，这也太不理智了。”来自伊塔贝纳的威廉.麦基认为，支持种族融合主义的白人身上就算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不足，依然能对种族关系落后地区造成惊人的冲击，“能让密西西比的人们更好地理解种族融合。”反对意见则认为依赖白人充当救兵只会加剧密西西比州黑人的内心自卑。

周五深夜，参会人员进行了一场意向性投票来决定是否应当举办一场以白人志愿者为主的夏季项目，投票结果是否定的。到了周六，迟迟才到的鲍勃.摩西为劳伦斯.盖约特和范妮.路.哈默发表了辩护。哈默认为，“如果我们试图打破种族隔离的障碍，那就不能主动隔离自己。”反对哈默的声音认为在美国总该有些事情由黑人牵头发动，总不能就连民权运动也要交给白人来领导。针对这种意见，摩西意味深长地表达了他对于民权运动未来走向的复杂期许：“有一项除了我们之外任何人也无法为这个国家做出的贡献，那就是彻底超越种族问题。”在摩西的影响之下，第二次意向性投票呈现出了有利于夏季项目的结果，但是最终达成决议的时间却遭到了推迟，因为参会者都希望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能够达成共识。散会之前，疲惫不堪的参会者们携手合唱了一曲《我们必胜》。

来自外界的压力也延长了当事人们犹豫不决的时间。讨论会结束后摩西收到了威利.布兰顿的通知：选民教育项目因缺乏可靠成果而切断了划拨密西西比州的选民登记补助金。经费的突然断绝促使联组委不得不转向联邦政府寻求援助，但是与此同时非学委领导层却觉察到肯尼迪政府的立场正在逐渐转向反对干预南方各州。假如当真如此，推行夏季项目的政治理由还将会遭到进一步的削弱。不久前，《生活》杂志刚刚刊登了一篇分为上下两部分的种族问题长篇文章，作者是西奥多.H.怀特。詹姆斯.福曼正确地怀疑道，罗伯特.肯尼迪是这篇文章的幕后推手。适逢非学委即将在华盛顿召开感恩节大会，于是福曼指定一名哈佛荣誉学生在会上分析了这篇文章的内容。

身为畅销书《缔造总统，1960》的作者，怀特一手塑造了超级大国高层政治的浪漫表象。在刊载于《时代》杂志的文章当中，怀特极尽耸人听闻地描绘了当前时代美国大城市的人口构成：“黑人如同溃坝的洪水一般涌出了拥挤不堪、不宜人居的贫民窟，逃离了恶气扑鼻、老鼠横行、咯吱作响的破败房舍，泛滥淹没了附近的社区。”根据怀特的预言，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历史之眼看来几乎就是明天” ——美国十大城市当中将会有七个城市的人口以黑人为主。鉴于自从耶路撒冷和古雅典以来城市一直是西方文明的摇篮，怀特发问道，“未来的大都市文明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怀特点评了一番当前美国民权组织的优劣等级，首先是“深思熟虑”的主流团体，然后是“总能从恶作剧当中找到单纯快乐”的边缘化激进团体，再然后是类似美共残余势力这样更为阴险的团体，最后就是非学委。他声称“非学委遭到了身份不明分子的严重渗透”，还先后两次严厉抨击了这个组织：首先，“该组织的特工试图将和平游行转变为针对政府机关的暴力政变。”；其次，非学委的学生们撰写了“近期以来最令笔者感到脊背发凉的文件之一。”怀特笔下的“暴力政变”其实就是梅德加.埃弗斯葬礼现场的游行以及黛安.纳什在伯明翰竭力控制住的散漫示威，至于“令笔者感到脊背发凉的文件之一”则是贝弗尔-纳什夫妇构想出来的全面选举权运动蓝图，这份计划注定要在1965的塞尔玛创造历史。福曼指派的年轻分析师很容易就指出了文中歪曲事实的部分，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怀特的主要目的是将参与民权运动的学生们塑造成一群可悲可叹之辈——文中将他们称作“疯子与异类”。

到了11月，新闻媒体当中充斥着全新的种族形象，充分表明常规的种族身份认同正在解体与重组。据《黑玉》杂志报道，俄亥俄州某高中副校长在校园广播当中使用了“black”而非“Negro”一词，几乎引发了学生骚乱；芝加哥某教授呼吁对南方白人进行大规模的再教育，从而进行必要的补救；维吉尼亚州浸信会通过一项决议，建议神职人员“要顾及跟随者的理解能力，领导步伐不要太快，不要急于求成。”《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了一篇关于种族通婚的专题文章，文中有七名专家认为，“黑人压力集团的目标”是实现黑白混种。

罗伯特.肯尼迪在《伯明翰新闻报》报社里的密友从伯明翰发话说，由于赛尔顿.亨德森丑闻的冲击，司法部的效能“即将在这个州的任何地方遭到终结”。在这位E.L.“雷德”霍兰德主编（E. L. “Red” Holland）看来，尽管伯克.马歇尔解雇了亨德森并向阿拉巴马州公开道歉，但是“总还有些人心怀不满，他们并非不清楚金牧师事实上一直被司法部当成了某种打入伯明翰的特工。” 根据霍兰德的说法，少数支持谈判的白人如今也只剩下了手脚发颤的虚张声势。“就在昨天我刚刚与伯明翰城里三位最杰出的教士之一谈了谈。哦，我们必须表现出勇气——勇气，他是这么说的。我有个亲戚是他的会众。据我所知他的会众已经向他放出了狠话：哪怕只有一名黑人获准跨过教堂前门台阶，大多数富有的会众就会就会脱离他的教会，转而投奔小溪山的坎特伯雷教堂。他们是认真的。他本人的勇气我毫不怀疑。至于他的勇气能否体现出来，恐怕不行……当然，我希望这封信在读完之后能够得到销毁。"

11月18日，肯尼迪总统向南飞到了佛罗里达州。在迈阿密海滩上，扎着漂亮领结的总统发表了一篇外交事务演讲，抨击了古巴的军事政变与专制统治，演讲词当中也掺入了不少关于社会正义的言论：“假如一个社会当中既有千百万人得不到应有的机会，又有千百万人逃避了份内义务却不必担责，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进步，”他面向美洲出版联合会的听众们这样说道。“在我自己的国家，我们准备了立法，动员了联邦政府的力量，从而保障美国黑人以及其他各个少数族裔群体也能获得美国社会带来的福祉。其他国家也必须为了失地的农夫、一无所有的贫民窟居民以及饱受压迫的低种姓印度人提供同样的扶助。要知道，放弃特权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彩带、彩旗与欢呼人群簇拥着总统车队驶过街头，尽管圣诞节尚未到来，但是街道两旁已经能看到节日饰品了。身为美国开国以来第一位访问坦帕的总统，肯尼迪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向佛罗里达州商会寻求商业支持。根据总统的说法，在他执政以来的三年里，美国商业利润总体上升，税收额度下降，国民生产总值从五千亿美元增加到了六千亿美元，然而许多害怕社会主义与破产的商人却并不领情，这些人指出国家债务上限刚刚从三千零九十亿美元提高到三千一百五十亿美元。肯尼迪承认目前政府确实背负着一百一十亿亿美元的赤字，但是他辩称这一赤字额度要比艾森豪威尔政府1958年的赤字小得多，而且 战后联邦政府赤字相对于各州赤字以及美国经济总量而言也已经缩小了很多：“这些年联邦政府的净债务增长不到20%，但是各州政府的总赤字——不是我的债务，而是你们的债务——却增长了近200%，个人债务总额更是了300%。”话说至此，肯尼迪脸上闪过了一丝招牌式的微笑。“所以说各位先生们，究竟谁才是更加谨慎的财务经理呢？是你们还是我们？”

同一天里，肯尼迪出席了一场机场欢迎集会，在当地钢铁工人面前发表了演讲，检阅了当地的军事基地，还在一个棒球场上发表了竞选演说。尽管日程如此紧凑，但是肯尼迪还是忙里偷闲地在两位特勤人员的陪同下溜进一间储藏室，会见了一位迈克尔.甘农神父（MichaelGannon）——此人正是约翰逊副总统在3月份访问圣奥古斯丁时的导游。甘农紧张地邀请总统在美国第一市建城四百周年的时候赏光访问一下，此外他还惊讶地意识到肯尼迪的发色居然比电视影像上还要红得多。他为总统带来了一份影印件当做礼物，影印内容是1595年圣奥古斯丁教区成员登记册的第一页——这是存世最早的欧洲人在西半球活动的记录。肯尼迪对于这座城市的复兴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大受鼓励的甘农抓住时机又向总统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四百年庆典绘图、地图与模型，其中包括一座两百英尺宽的巨大十字架，届时这具十字架将会矗立在梅内德斯总督在1565年修建传教公馆的地点。告辞之前肯尼迪总统承诺与甘农神父保持联系。“您再说一遍您叫什么来着？”他问道。

11月19日，马丁.路德.金与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一起出现在了纽约州凯亚美厦湖畔美国联合会所年会的现场。自从十个月以前在芝加哥第一次见面以来，金已经在伯明翰监狱里写了一封公开信，在全国各地进行了上百场演讲——其中自然包括华盛顿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与伯明翰的教堂爆炸案死难者葬礼致辞。他的名字在美国公众当中如雷贯耳却又褒贬不一。在抗议游行的冲突现场，金很容易就能成为新闻焦点。在没有游行的时候，他也能深入民间培养人脉。他尤其盛赞了十九位曾经在伯明翰运动进入儿童游行阶段之前前来声援的保守派拉比，当时这十九人作为作为联合会所春季会议的意外援军肃穆地走进了伯明翰某弥撒大会现场，极大地振奋了人们的士气。

赫歇尔将金作为一名当代先知介绍给了参会者们：“先知们对于人类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率先意识到了人类对于邪恶的无动于衷。端庄体面之人同样可以包藏祸心，虔诚敬神之人同样可以罪孽缠身。”在称赞金的同时，赫歇尔也没忘了提醒他先知背负着怎样的重担：“单纯的知识或者信仰本身都过于孱弱，不足以治愈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敌意以及人类手足相残的天然倾向。唯一的解药在于个人牺牲，在于为了更伟大的真理而舍弃排斥自己所珍视甚至看似可信的事物——例如偏见，在于为了上帝而做出此时此刻的自己尚且不能完全理解的行为。要想纠正人性就必须破冰突进，必须采取大步跨越的行动。”

金从赫歇尔手里接过了年会颁发的所罗门.赛科特奖。他在领奖致辞当中表示：“自由并不是什么联邦政府用银盘托出来的高档菜肴，黑人只要敞开肚皮吃下去就行。倘若自由当真要成为现实，黑人就必须为之受苦、牺牲与付出。”除了惯常的演讲主题之外，金还敦促各位参会代表不要想当然地接受“民权法案在国会必然无法得到通过”的惯常看法。他们在传播信息的时候必须提醒人们，“在民权问题上我国正面临着亲手毁灭自己的灵魂的危险。”金称赞赫歇尔效仿先知们的先例，面向至亲至近之人讲述最不入耳的真理——就赫歇尔而言，他主张在共产主义政权治下甚至就连犹太人也学会了漠不关心，从而推迟属灵层面的彻底清算。第二天，金在芝加哥犹太人改造大会的年会上又着重强调了苏联治下犹太人的凄惨处境。

在前往芝加哥的路上，金在纽约艾德维尔德机场（也就是日后的约翰.F.肯尼迪机场）驻留了一下，与克莱伦斯.琼斯以及斯坦利.利维森碰头商讨自己出书的事宜。金一直打算讲述一下伯明翰运动的经过，但是出书的安排却一直好事多磨。首先，一连串各种大事——梅德加. 埃弗斯遇刺，民权法案即将在国会闯关，华盛顿大游行，伯明翰教堂爆炸案——一直在分散他的精力。其次，他失去了斯坦利.利维森的帮助，很难直接联系上自己的写手、编辑以及出版经纪人。这一年的秋天，利维森万般不情愿地切断了自己与金常年以来的联系。在埃德加.胡佛与肯尼迪兄弟的双重敕令之下，利维森选择了自我放逐，以免金不得不做出两难选择：要么恪守原则不理会政府上层的告诫，要么眼看着全国范围内的民权运动遭到威胁。（“我绝不会让马丁如此为难的，”利维森如是说道。）由于不能向任何一位惯常的联系人吐露政府正在以间谍罪名要挟金的事实，利维森只得编出了一套相当尴尬的理由，声称自己曾经因为要去度假将手头工作全都转交给了琼斯，现在他之所以不肯将这些工作要回来则是害怕伤了琼斯的感情。眼看出书计划即将泡汤，利维森不得不铤而走险。电话窃听捕捉到他向一位朋友很不自在地坦诚道：“你知道我不打算见他（金），但是我必须把已经开了头的出书工作做完。”

11月初布设在金身边的六部窃听器早早就向联邦调查局发出了警报，因此探员们提前做好了准备，从艾德维尔德机场大门到洲际饭店会客室这一路上都部署了监视手段，全程记录了金一行三人的行踪。事后调查局总部夸口声称：“尽管当时的天气环境与安保环境都很不利，我们的纽约分局探员依然成功拍摄到了上述三人的合影。”尽管盯得如此不依不饶，但是胡佛并不清楚金与利维森的会面仅仅讨论了业务问题。他将金与利维森的同框照片当成宝贝一样送到罗伯特.肯尼迪面前，以此证明自己的窃听已经取得了成果——日后如果政府打算以间谍罪名起诉金，这些照片都是证据。

金前往芝加哥的时候，赫歇尔也从艾德维尔德机场出发飞向了罗马，与梵蒂冈的比阿红衣主教进行紧急磋商。比阿长期以来一直在秘密咨询犹太教领袖，一个月之前，有人将相关情况泄露给了《纽约时报》。11月18日，梵蒂冈理事会在圣彼得大教堂正式展开了一场辩论，论题是一份仅有三百九十九的单词的概要：《论天主教徒与非基督徒尤其是犹太人的关系》。辩论现场足足来了两千名身穿华丽法衣的高阶神父们。在他们的无声衬托之下，三名老迈的神父令人惊讶地站起身来，斥责这份概要是在政治上向以色列投降。厄内斯特.鲁菲尼红衣主教（Ernesto Ruffini）——西西里帕勒莫的大主教，梵蒂冈守旧派官僚的发言人——指责比阿散布异端邪说，因为天主教信仰的纯正本质不允许信徒们为犹太人“说好话”。第二天，也就是11月19日，比阿也站起身来针对眼下这场信仰危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还没开口说一个字，现场就爆发了热烈掌声。

自从1870年第一次召开的梵蒂冈理事会此时已经召开了十三届。等到赫歇尔来到梵蒂冈的时候，会场上早就充满了阴谋论的气息与情绪的纠葛。来路不明、不知受何人差遣的信使正在会场里到处分发措辞粗陋的反犹宣传册。有传言说——事后证明传言属实——保罗六世教皇打算将一切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讨论推迟一年。这一年1月保罗六世宣称自己打算拜访一下耶路撒冷。自从使徒彼得以来他还是第一个如此大胆的教皇。这一举动招致了舆论界的一片口诛笔伐。

赫歇尔尤其反对针对这份概要提出的一项修正，这项修正认为比阿的宗教改革的最终目的应当是让犹太人接受基督教。赫歇尔在送给比阿的信中写道：“正如大人您所知，这样的暗示将会深切伤害犹太人民的感情。教会的敌人肯定会不遗余力地宣称这份文件的全部目的就是终结犹太教信仰。”凭借这封信，他终于获得了在某天晚上单独觐见焦头烂额的红衣主教的集会。比阿的员工劝慰赫歇尔不要大惊小怪。根据他们的预测，教会肯定能挫败这条冒犯人的修正案，不过眼下按兵不动才是谨慎之举，因为本次参会的主教有很多都来自非洲与南亚地区，平生几乎没有接触过犹太人，他们认为这份概要应当进一步得到完善，使其成为面向其他宗教的教会官方声明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犹太教没必要在眼下这个场合抢着出头。比阿也建议保持耐心：“再议并不等于再也不议。”

会面结束后，比阿派遣自己的助理们护送赫歇尔拉比渡过台伯河返回宾馆。在路上途径卡沃尔广场的时候，一名助理惊讶地注意到一面照壁上刻着一行字：“黑暗当中的光明。”另一位助理则突然意识到平日里惯于在罗马街头放声谈笑的青年男女们此时全都陷入了诡异的沉默，窃窃私语地谈论着一场刚刚发生在大洋彼岸达拉斯市的谋杀。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场凶案标志这个世界即将迎来怎样的改变。

“此时金已经来到了里士满，咬紧牙关经受着领导大会年会的考研” -》考验

来自媒体专用大巴车的记者们飞奔着冲进了达拉斯百货商城的双扇门，不明白总统车队为什么丢下他们先行开走了。肯尼迪总统原本要在这里出席一场竞选筹款活动，商城大厅里早早地聚集了两千多名宾客。此时所有人都在面面相觑，所有人都是一头雾水，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记者反而比总统先到。有一位记者打电话询问纽约赫斯特集团办公室，放下电话后随即高呼道：“帕克兰医院！”这一嗓子驱使着记者们又纷纷从大厅里冲了出去。一位《先驱报》记者撞翻了一名端着一大盘子沙拉的侍者，根本没有回头看一眼就继续向前跑去。根据某位旁观者的事后回忆，无法言喻的恐惧与敬畏“就像风吹麦田一般在人群当中扩散开来。”联邦地区法官萨拉.休斯的同桌食客甚至在总统遭到枪击的传闻抵达之前就吓出了眼泪。

在医院之外，广播电台传出了一个空空荡荡的声音：“美国总统已经去世——我重复一遍…”《纽约时报》记者汤姆.威克（Tom Wicker）在冲向医院的途中看到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乘坐的敞篷车斜靠在路边，车上早已没有人了。就在不远处，一群特勤人员推搡着一路小跑的约翰逊奔向三辆停成一列的无标记警车，将他塞进其中一辆，然后就不容分说地朝着机场冲了过去。为了避免刺客跟踪，一路上特勤人员向司机下达了一连串相互矛盾的指示。有些特工大声要求开快车闯红灯，尽量节约时间；另一些特工则要求不要鸣响警笛，也不要让摩托车护送左右，以免招人注意。约翰逊夫妇比萨拉.休斯法官早一步登上了空军一号。枪声响起后仅仅两个小时，约翰逊就在休斯法官面前宣读了总统就职誓言，然后喷气式飞机就抛下地面上紧赶慢赶的记者们轰鸣着飞回了华盛顿。

约翰逊的妻子伯德夫人鼓起勇气温和地询问杰奎琳.肯尼迪是否需要自己帮她换衣服。杰奎琳的粉色洋装上溅撒着点点血迹，她的一只手套与一只袜子已经被血污浸透了。这位刚刚丧夫的女性用铁石一般的冷硬怒火拒绝了伯德夫人的帮助：“我要让他们看看他们对杰克做了什么。”说完这句话她在途中再也没有开口。那天晚上，约翰逊从副总统办公室打电话通知了世界各国领导人与联系人。“您可要帮我好好想想啊，”他这样敦促最高法院法官阿瑟.戈德伯格，恳请对方为自己出谋划策，如何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团结全国并且维护我们的政治制度。如果现在我们的体系开始崩溃……那么一败涂地只在顷刻之间。”

肯尼迪总统的遗体在海军医疗中心接受了连夜尸检，并且在11月23日星期六黎明之前抵达了白宫，按照军礼停灵在白宫东大厅。萨金特.施莱弗回家取回了一具木雕十字架，这是一位本笃会牧师送给他和妻子——肯尼迪的妹妹尤妮丝——的结婚礼物。他把十字架放在棺材的拐角处，又在拐角外侧的地板上摆放了一幅肯尼迪的带框照片。早在新任总统与妻子以及其他显贵人物们一脸茫然、窃窃私语地来到白宫进行吊唁时，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依照罗伯特.肯尼迪的命令，棺材盖扣了起来，遮住了前总统遗体的蜡黄面容。

星期六早上约翰逊身为总统接听的第一通电话来自联邦调查局，J.埃德加.胡佛在电话里澄清了几点昨天的案情简介当中忙里出错的细节：刺杀总统的凶器并不是温彻斯特步枪，此外也并没有特勤人员遇害。此时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已经找到了刺客在德克萨斯教科书存放处六楼的狙杀阵地并且发现了一杆曼力克-卡尔加诺步枪。这杆步枪的卖家是芝加哥某体育用品经销商，枪支通过邮寄卖给了一位A.J.韩德尔，此人位于达拉斯的接货邮箱所对应的办公室又被一名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租用了下来。现在身为头号嫌犯的奥斯瓦尔德已经被收监了。探员们正在忙着比对弹道、指纹以及其他上千条证据，如此繁杂的局面就连胡佛这样的情报老手一时间也有些招架不住。约翰逊想知道曾经在苏联居住过的奥斯瓦尔德是否在两个月之前去过墨西哥城的苏联大使馆，胡佛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很难解释。”

根据日后的调查统计，美国成年人在这个星期六平均观看了十个小时不插广告的新闻节目——尽管新闻内容多有重复，但是每一条新闻依然像重锤那样击打着观众的心，案情的扑朔迷离令观众们感到茫然无助，总统身后的连台戏码又让人看得欲罢不能。周六晚上，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与内阁高阶成员一起前来白宫吊唁，并且向约翰逊表示愿意在眼下这样的紧要关头尽一份力量。他们走后过了一段时间，经济学家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也应邀前来觐见总统。约翰逊恳请海勒与自己说话的时候保持耐心，因为自己并不像前任那样才思敏捷。但是海勒却注意到现任总统的思维能力其实相当强。他刚刚报出了刺杀当天股市下跌了多少点，约翰逊就立刻赶在他之前算出了股市总值的下跌额度是3%。海勒告诉约翰逊，四天前的11月19号他刚刚向肯尼迪总统提交了一份经济形势汇报，约翰逊可以将这份文件找出来看看。鉴于前总统尸骨未寒，海勒并没有向约翰逊描述四天前觐见现场的细节，因为说了也只会徒增伤心：当时还在蹒跚学步的小肯尼迪端着塑料质地的玩具茶盘闯进会议室，硬要让海勒与不苟言笑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从空盘子里拿几块想象当中的樱桃香草馅饼尝一尝，两位成年人一口气吃了好几块，可是盘子里的馅饼却一点不见少。最后海勒只好告诉小肯尼迪他待会儿再吃，“我得先跟你爸爸说会儿话。”在谈话期间，肯尼迪将美国的大银行家们极其刻毒地批驳了一通。生性谨慎的海勒并没有像约翰逊转述肯尼迪的具体措辞，只是婉转地表示前总统骂得“十分精彩”。

海勒是新近成立的经济顾问理事会的主席。在眼下这样急需抚慰的场合与时刻，哪怕仅仅向总统提一句他手下神秘感十足的扶贫工作组对他来说也堪称充满冒险与冲动的向前一跃。这一年春天，肯尼迪提出了充满争议的减税计划。当时海勒手下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减税主要有利于富人而非穷人，于是就提出了一项旨在抵消减税负面效果的扶贫计划。自从6月份肯尼迪宣布要推出民权法案以来，海勒的经济学家们就推荐了另一套平衡方案，主要面向白人贫民与墨西哥移民劳工。海勒告诉约翰逊，“既然我们已经为一个劣势群体（黑人）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扶助方案，”那么趁此时机再提出另一套“专门针对其他弱势群体设计的帮扶方案……不仅很合适，而且在政治上也很能加分。”?海勒认为肯尼迪认可了他本人对于贫困的兴趣，并且指示他“不要冷落了城郊的中产阶级。”*他在这里只是稍微夸大了一下总统授权，从而继续“攻击贫困”。

*【有一件事海勒此时并不清楚。11月初的时候，1964年竞选团队的策略人员曾经警告过肯尼迪总统，致力于扶贫并不能增加他的选票数量，因为贫困人口本来就支持他。在他们看来，这一次选战的决胜关键在于新兴的城郊住宅区。】

对于约翰逊来说这就足够了。“我喜欢这种项目，”他充满热情地说道。海勒一直在“人类保存与发展”这样睡眼惺忪的测试标题之下推进着尚未完成的项目，但是现在约翰逊却让他“全速前进”。约翰逊经常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一段经历。1928年，他在德克萨斯州考图拉市担任教师，亲眼见到墨西哥裔儿童在校舍后面捡拾学生们抛弃的葡萄柚果皮*——这些孩子们的贫困处境比他自己当时的清贫更让他感到难受；他当选国会议员之后最骄傲的时刻则是在1939年，当时他力推通过了一项水坝建设计划与联邦合作项目，为德州丘陵地区90%的农场送去了电力，点亮了电灯，驱动了水泵、收音机与洗衣机，减轻了无数贫民的重担。他告诉海勒，扶贫救困本来就是政府存在的意义。约翰逊向来习惯依靠肢体语言来表达论点。当海勒起身开门想要告辞的时候，约翰逊一把关上了房门，抓住不知所措的经济学家的胳膊，面对面告诉对方自己在内心深处是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

*【“那些孩子似乎从来都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厌恶他们，”约翰逊在1965年的投票权演讲中这样说道。“只要你见过贫困与仇恨怎样在年幼儿童充满希望的小脸蛋上留下一道道疤痕，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两条祸根的威力。”】

11月24日星期日清晨，没有骑士的葬礼挽马护送着总统灵柩前往国会圆顶大厦接受公众瞻仰。约翰逊则来到国会山附近的圣马可主教教堂参加了悼念活动。比尔.巴克斯特牧师（Bill Baxter）敦促各位会众们不要忘记，这次刺杀带来的震撼与冲击如何消弭了日常生活当中麻木而又自私的分歧，揭露了这些分歧在深层人类纽带面前多么微不足道。这番布道词显然让约翰逊总统大受感动，接下来教堂里响起《美丽的美利坚》曲调时，他掏出手绢捂住了自己的脸。之后他走进教区大厅与会众们一一握手，似乎试图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寻求慰藉。达拉斯枪击之后第一次出外勤的特勤人员感到极其不安，他们十分粗暴地推开了好几名会众，将总统强行拖回了车里。几分钟之后，街头传来一声惊呼：“耶稣在上啊，他们把奥斯瓦尔德也打死了！”千百万国家广播公司的电视观众们刚刚目睹了全世界第一起得到现场直播的谋杀。

亨利.卡波特.洛奇大使刚刚从越南飞回国，原本打算面见肯尼迪总统。在教堂追悼法事结束后三个小时，他见到了新任总统约翰逊及其高级对外政策顾问。洛奇一口咬定美国卷入了三周前针对吴庭艳总统的政变，但是他脸上志得意满的神情却溢于言表。他向约翰逊出示了一张西贡街头人群欢欣鼓舞的照片，并且声称政变取得了成功，新上台的南越政府即将与北越达成有利的和解协议。洛奇表示自己现在的任务就是全线出击，不仅要在军事与外交战线上发力，就连宗教战线也不能放松——洛奇马上就要飞去罗马给保罗六世教皇喂个定心丸，让教皇知道美国政府完全理解在越南这样一个佛教占主流的国家失去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将会带来多么大的政治风险，并且已经做好了迎击“反基督教运动”的准备。在复述政变经过的时候，洛奇半遮半掩地提到了自己与吴庭艳的电话通话。吴庭艳心急火燎地询问美国是否提前就知道军事叛乱即将发生以及打算怎样应对，洛奇则干脆地回答道吴庭艳应当马上投降并且离开越南。当时在场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在事后的会面纪要当中这样写道：“洛奇声称我们对于吴家兄弟的死亡不承担任何责任，假如这两人听从了他的建议，也不至于丧命。”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与许多其他人都认为洛奇对于越南局势的看法过于乐观，因此约翰逊接待洛奇的态度既客套又冷淡。大使的豪言壮语丝毫无法缓解他对于吴庭艳惨遭横死的疑虑——1961年他曾亲口赞扬吴庭艳是“亚洲的丘吉尔”，他家里还挂着一幅吴庭艳的肖像。约翰逊很快就向亲信心腹们坦诚道，他害怕肯尼迪遇刺是针对美国密谋反对吴庭艳而施加的报复。“吴的死有我们出的一份力，”他这样告诉休伯特.汉弗莱参议员，“现在这种事也发生在美国了。” 约翰逊成为总统之后看到的第一批间谍情报汇总就充满了奥斯瓦尔德、俄国人以及古巴等等内容，而洛奇的表现丝毫没能缓解他脊背发凉的感觉。尽管洛奇并不是中央情报局的员工，但是约翰逊依然将他与中央情报局官员惯常的负面形象联系在了一起：这些人都是些才具庸常且惯于装腔作势之辈，往往出身于树大枯枝多的豪门大族。（约翰逊有一次抱怨道：“只要那些有钱人家生了个不成器的儿子，不放心让他继承家业，他们就会把这小子打发到中央情报局去当差。”）但是在就任总统之后的第一次对外政策会议上，约翰逊并没有挑明自己的怀疑。他只是告诉各位顾问们，很多人都对吴庭艳的倒台与死亡感到不满，不过现在横竖已经覆水难收了。他指示洛奇要消灭美国援越力量当中的一切内讧与私人盘算。会议结束后，记者们获准进屋拍照。约翰逊举行了一场内容平淡的新闻发布会，表示自己要继承肯尼迪的对越路线。

肯尼迪的遗体在周一下葬。葬礼结束后不出一个小时，各大电视台纷纷回复了下午肥皂剧的播出，连续三天令人头晕眼花的新闻联播就此告一段落。与此同时，约翰逊叫来了肯尼迪的首席国会说客拉里.奥布莱恩：“我可远远比他更需要你。”这番话说得奥布莱恩很不自在，他答道或许他们应当过两天再进行这场对话，因为现在他正在陪同肯尼迪的幕僚长肯尼斯.奥唐纳一起哀悼。奥唐纳与与肯尼迪一样都是爱尔兰裔出身，他是肯尼迪的贴身亲信，眼下尚且没有从悲痛当中走出来。不过约翰逊毫不顾及奥布莱恩渴望隐私的请求，反而进一步表示他同样非常需要奥唐纳的帮助。不仅如此，肯尼迪留下的一整套班子在他看来个个都是人才，他肯定要全部留任。他向奥唐纳掏心掏肺地表示：“我不指望你现在就像爱戴他那样爱戴我，但我确实希望你与我多相处一点时间之后能改善对我的看法。”奥唐纳答道：“好的，总统先生。”于是约翰逊继续向他询问即将到来的参议院投票的情况。

在这个漫长的工作日即将告终的时候，约翰逊已经安排了几十亿美元的预算去向，并且逆转了肯尼迪要将民权法案投票安排在税收改革法案投票之前不久的决策。这天晚上他向过去三天里曾经为他捧过场的社会各界人士打了一圈致谢电话，其中有一通电话打给了马丁.路德.金。他感谢金公开发言呼吁人们保持冷静。金也挤出了几句鼓励的话语，认为即将问世的民权立法将会是对于肯尼迪的“最伟大的纪念”。这两位此前几乎没有打过交道的陌生人此时相互交谈的口吻却颇为亲近——这种现象在危机期间并不少见。（金在扣电话之前说道：“请代我向遗属们问好。”约翰逊答道：“谢谢你，马丁。”）当天晚上再晚些时候，约翰逊找来了肯尼迪的文胆西奥多.索伦森。他向索伦森抱怨道这几天各种礼仪活动快要把他压垮了：“那么多的大使……我跟你说今天下午我足足接见了二十个大使……别忘了还有国家元首，法国的戴高乐，加拿大的皮尔森……到了明天还有十五个大使等着我接见……”接下来他很客气地告诉索伦森，他希望对方能为自己撰写就职以来的第一份重要演说词。“要是这么说的话，您不是一向挺喜欢加尔布雷斯的吗？”索伦森闷闷不乐地答道——不久前约翰逊曾经向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约过稿。第二天，约翰逊在百忙之中见缝插针地向好几位文字高手讨来了许多碎片段落，其中包括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以及他在参议院时期的个人助理，来自德州的霍瑞斯.“巴兹”.巴斯比（Horace?“Buzz”?Busby），此人也是之前约翰逊的葛底斯堡演讲的撰稿人。

星期三，也就是感恩节前一天，约翰逊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一场演说。社会各界广泛认为这场演讲是新任总统为了引领美国走出昏厥状态而踏出的近乎完美的第一步。《纽约时报》的评论家们注意到，演讲稿当中包含了若干条令人安心的肯尼迪风格主题作为贯穿上下文的线索，稿件的行文甚至还采取了肯尼迪惯用的招牌修辞手段，例如词语位置前后互换的对仗句式——“我们将会再一次证明，强大可以等同于正义，正义也可以等同于强大。”不过这篇讲稿的情感内核恐怕有些过于强调道德，未必符合肯尼迪的口味。约翰逊敦促美国“不要转过身去，一味沉湎于这个邪恶的时刻”他尤其直白地将刺客行凶的神秘动机与人所共见的种族仇恨联系在了一起，并且通过这两者总结道，通过民权法案的意义就在于抚平历史的伤痕。“我们在这个国家谈论平等权利已经太久了，已经有一百年都不止了。”在过去这个周末已经习惯了噩梦冲击的听众们热切地拥抱了约翰逊通俗而又朴实的演讲风格，他那慢条斯理的德州口音，他那一口南方方言（“……我在十九又五十七年以及十九又六十年这两年里都曾经……”），他对于《美丽的美利坚》歌词毫无顾忌的引用，以及他在私人层面上做出的充满人情味的姿态：他特意将约翰逊家族的厨娘赛菲尔.怀特（Zephyr Wright）安置在了听众席的前排显要位置（“老天保佑贝特西（她对约翰逊的昵称），”她这样告诉记者们，“我可从不告诉别人我的岁数。”）。许多泪眼婆娑的国会成员多次用掌声打断了约翰逊的演讲——根据他本人的计算共有三十四次——其中最热烈的掌声有两次：第一次他弃绝了“仇恨、邪恶与暴力”，另一次则是他在演讲尾声应和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让我们下定决心，绝不让约翰.菲兹杰拉德.肯尼迪的生平——与死亡——沦为毫无结果的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