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甚至正当纺织业的核心投资者们——经济史学家维拉.什拉克曼将他们称作“波士顿联合体”——还在洛威尔设立多重公司从而扩大生产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将经营范围扩张到了洛威尔以外，在新英格兰北部地区修建了许多全新的工厂城镇。他们在马萨诸塞州春田市边缘的奇科皮瀑布兴建了四家纺织公司，并且仿照洛威尔的模式另外成立了一家控制地皮、水力与机械的公司。其他厂区的兴建地点包括马萨诸塞州的汤顿与霍利奥克，新汉普郡的纳舒厄与曼彻斯特，以及缅因州的萨科与比迪福德。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洛威尔当地的建厂地点已经用光了，一群波士顿投资者又在梅里麦克河畔新建了一座名为劳伦斯的城镇，这里很快就成为了羊毛与棉花纺织的中心。在少数情况下，波士顿集团也会收购其他人建成的厂区，例如丹佛厂区。
波士顿联合体的公司全都是纯正的波士顿当地公司。公司所有者大都是波士顿当地人，早在投身纺织行业之前就已经发了财。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极少造访自己的工厂。甚至就连工厂位于远方的公司都是由一位家住波士顿的财务官来打理的，日常经营则由现场代理人负责。销售产品与货款存入银行也是在波士顿进行的。像这样的缺席所有制，再加上大多来自外地的工人，意味着工厂与工厂城镇在当地没什么根基。工业资本主义——就像在英国一样，在美国这边同样由纺织业担任排头兵——并不是从现有社区当中生长出来的，而是由外来商业资本栽种下去并且塑造成型的。*
*【当地工人确实受聘参与了与工厂有关的施工建设，但是即便在这方面公司也依然引入了一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例如爱尔兰裔的运河开掘工。】
就规模而言，波士顿商业集团修建的纺织厂区令同时代的其他工厂全都相形见绌。联邦政府在1832年进行的一次调查当中发现，当时全美国共有三十六家制造业企业向政府汇报的雇员数量超过了250人，其中有三十一家都是纺织企业。南北战争前夕，美国制造业公司的平均雇员数量只有9.34人，相比之下，梅里麦克这座规模最大的洛威尔公司在1857年足有2400名工人，城里还有另外六家公司的雇员数量超过了一千。*
*【洛威尔机械厂于1845年与船闸运河公司分离了开来。这家公司雇佣了550人，成为了机械厂当中的巨人。这家工厂不仅出产纺织器材，还生产刨床、蒸汽锅炉、工厂传动轴甚至火车头。】
不过持续增长并不意味着持续创新。在早期的创新大爆发之后，波士顿的工厂主与经理们很快就显露出了保守派的本色，整整几十年都没有引入任何重大科技变革。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单独的厂房建筑依然很少超过第二座沃特海姆工厂的规模——这座厂房里的工人人数约为250到300人。这些公司提升产量的主要方式是加快机器运转速度以及按照早已建立的模板修建新工厂。波士顿的投资者们并不觉得有多少创新的必要，因为只要重复现有套路就能够得到相当不错的投资回报。
工厂的动力问题很能说明这一点。鉴于水力十分充沛，再加上与英国相比煤炭产地更远且价格更贵，新英格兰的工厂主们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才开始广泛采用蒸汽动力，此时蒸汽动力早已在英国流行了开来。新英格兰的纺织城镇之所以不像英国纺织城镇那样满天黑霾遍地煤烟，原因正在于此。洛威尔的增长与劳伦斯的筹建让人们意识到梅里麦克的公司有可能会耗尽水力，但是工厂所有者们并未安装蒸汽机，而是在六十英里之外的新汉普郡买下了当地温尼泼索克湖出水口的周边地皮与用水权，从而将更多的水流导入河中（这种做法气坏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他看来此等行径实在狂妄至极）。*
*【洛威尔的公司最终采用效率更高的水涡轮来取代了原本的水轮。甚至直到南北战争之后，这些公司也只是逐步安装了蒸汽机而已。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布特的工厂还有一半动力来自水力。】
波士顿纺织业投资者们采取的公司架构使得他们能够以制造业当中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扩张。在1850年，全美国棉纺总量的五分之一都是由他们控制的工厂来完成的。仅在洛威尔一地，1857年十家纺织公司、洛威尔漂白公司以及洛威尔机械厂的用工总量就超过了一万三千人。
但是洛威尔模式并未充分开发工厂规模带来的潜在效率。公司内部的每一座厂房都是自成一体的生产单位。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某些共享的生产职能确实降低了成本——尤其是在购买生棉与销售成品的时候——但是在其他方面，每一座工厂其实都是一家独立的中等企业。完全实现一体化并且合理规划生产流程的多厂址公司还要等到未来才会出现。洛威尔工厂甚至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计算单位成本，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不同生产流程安排的优势与劣势，而是习惯性地谨守着洛威尔当年在第一座沃特海姆工厂采用的体系。后来这些公司开始将原本相互独立的厂房连接起来，用建筑物将厂区的院子围了一圈——无法继续透过厂房之间远望城镇或者欣赏乡间景色的工人们对此十分不满——但是即便如此，管理层依然将每一座厂房都当成了彼此隔离的实体。而且由于每一个四五座厂房组成的群落都是作为独立公司组织起来的，这些公司也一直没能实现统购统销统一管理原本能够带来的成本节约。
阿莫斯克亚格公司是一个少有的例外。这家公司向人们暗示道，换一种组织结构兴许能提升生产效率。这家公司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期成立，其目的是在梅里麦克河的新汉普郡流域新建一座纺织中心以及配套城镇——这座城镇大言不惭地起名叫做曼彻斯特。公司成立之初同样照搬了洛威尔模式，通过创建新的企业实体来扩张。但是与洛威尔不同的是，所有这些新成立的公司最终整合在了同一个管理层之下，直到曼彻斯特的所有纺织厂都成为了阿莫斯克亚格的产业。整合后的企业结构进一步加速了扩张。在二十世纪初的巅峰时期，阿莫斯克亚格足有17000名工人在三十座纺织厂以及关联厂房里工作。所有这些厂房建筑沿着梅里麦克河岸一字排开，阵型足有一英里长，在对岸也排开了半英里。如此之大的规模让工厂几乎彻底实现了自给自足，就连厂房建设用的都是厂里的工人，厂房里的机器也是自行制造的。
事实证明，通过复制进行扩张的模式——由许多独立公司控制许多独立工厂——是一条死路。随着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标准石油公司以及美国钢铁公司之类的大型公司开始逐渐接近并最终超越波士顿联合体纺织企业网络的规模，有些公司也尝试过联锁董事体制，但是它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很快就转向了联合公司体制并且采取了财务监督制度，就连最偏远的工厂也不能例外。*不过尽管沃特海姆-洛威尔体系的组织结构如此怪异别扭，但毕竟是这套体系率先将大规模工厂带到了美国。直到南北战争之前这套体系都在政治与文化领域代表着工业化与一类全新的社会。这个新社会一方面饱受批评，同时在更多的时候还是交口称赞的对象。而沃特海姆-洛威尔体系则成为了批评与赞扬双方的标杆。
*【即便在体量飞速膨胀之后，阿莫斯克亚格公司依然只有一位身在波士顿的财务官全权负责。】
1844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在一篇关于洛威尔的文章当中这样宣称：“美国工厂里的姑娘们一般来说都是农夫的女儿，在乡村学校上过学，进工厂干上一两年，好让人生顺利起步。她每年都要回到父亲家里住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一般会在附近嫁人并且定居。白天工作结束后，很多人都会去听讲座以及上夜校。在六千多名女工当中，超过一半的人员在洛威尔的众多教堂之一当中占有固定席位并为之捐款……戒酒风气如此普及，违法行为如此少见，几乎没有其他地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这篇文章渲染了一幅过于理想的美好景象，不过总体而言写得还算准确。正是洛威尔的“姑娘们”以及她们在工厂城镇的生活为国内外访客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促使他们将美国与英国的棉纺厂进行了尖锐对比。
弗朗西斯.洛威尔及其合伙人们当初之所以要将农场姑娘们招募成为劳动力，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大批量雇佣童工的做法必定会招致社会谴责，洛威尔集团很想要避嫌。话又说回来，他们的动力织布机需要相当大的力气才能操作，因此只能招募成年人。与英国不同，美国没有多余的城市男性工人或者人口过度密集的农村地区可供利用。如果是在更早的时期，他们兴许会采用黑奴——规模远远更小的南方纺织业的确是依靠黑奴来运作的。有人估计，在1860年南方共有超过五千名黑奴在棉纺厂与毛纺厂里做工。但是当洛威尔修建沃特海姆工厂的时候，奴隶制在北方已经基本完蛋了。
于是沃特海姆-洛威尔款式的工厂找到了一个了不起的解决方案，也就是从新英格兰的农村雇佣年轻姑娘。这些姑娘全都未婚，年龄在十七八岁到二十来岁之间，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很理想的劳动力。她们在家里就见惯干惯了艰苦劳动，也习惯于听从男性权威。不过她们对于各自家庭而言并非不可或缺，就算纷纷离家进厂也不至于导致经济或者社会危机。还有一点很符合工厂主的心意：年轻女工是一支能够轮换的劳动力。当她们不想干了或者工厂里没活干的时候，她们都会各回各家而不是逗留在工厂附近惹是生非。英格兰的工厂创造出了永久性的无产阶级，导致了各种不满与混乱。洛威尔的工厂则避免了这个问题。
对于女工们来说，工厂就是机会的代名词，不仅让她们能在嫁人之前接触更广大的世界，还能顺便补贴一下自己与家人的生活。英国的女工们大都来自赤贫的家庭，急于找寻额外收入，美国的女工则大多并非如此。美国女工大多来自中等偏下的家境，她们的父亲大多是农夫或者农村匠人。但是金钱确实是她们进厂做工的主要原因之一。一般来说女工们都会把工资攒下来，买衣服，办嫁妆，积攒上师范大学的学费，或者为自己攒一份私房钱。还有很多女工会将工资寄回家里，偿付农场贷款或者家庭债务，赡养守寡的母亲或者为弟弟付学费。沃特海姆式工厂的一大诱人之处在于用现金支付工资，而不像许多罗德岛式工厂那样发放工厂商店的购物积点。当时女性并没有多少赚钱的方式，无非是做家政（许多新英格兰人都觉得低三下四辱没身份），当老师（比工厂工作更依赖淡旺季）以及当裁缝。不过金钱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工厂还为女工们提供了逃离家庭、农村、无聊与隔绝的渠道，让她们有机会体会一下更有都市范的独立新生活，享受一下消费品与火热的社交活动。自力更生让姑娘们感到独立，不再是父母的包袱。讽刺的是，恰恰正是工厂堵死了此前年轻女性为家庭财政做贡献的主要途径之一，也就是纺纱织布以供家用或者拿去卖钱。
工厂劳动力不仅只有年轻女性。尤其在早期，工厂里存在着严格的性别分工。女性占据着几乎所有操作机器的工作，除了清棉与梳棉之外。男性则从事一切建设保养与维修工作，并且把持着所有监督管理岗位。工厂还会从英格兰与苏格兰聘请熟练男性工人从事某些特种工作，例如制作印花布与羊毛织物，因为这些工种在当地实在招不到合适人选。确实有少数童工也在厂里干活（尽管洛威尔工厂一般不会雇佣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年龄较大的已婚女性也有一些。汉密尔顿制造公司在这方面堪称典型，女性占到了劳动力总量的85%。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工占比逐渐下降，至少也是略有下降。到1857年，除了全男工的洛威尔机修厂之外，洛威尔纺织厂的女工比例就整体而言略高于70%。*
*【1826年，计划生产印花布的梅里麦克制造公司派遣财务官柯克.布特前往英格兰，“旨在寻找一位第一流的雕版工，或者他能找到的最近似人才。”此外他还要收集各种“在他看来有助于制造业、印染业或者机器构建”的信息。】
洛威尔式工厂几乎用不着登广告招工。年轻女性——针对汉密尔顿工人的抽样调查显示女工的平均年龄还不到二十岁——都是自行听说了工厂的消息之后主动前来报名的，要么是来投奔姐妹闺蜜，要么会将姐妹闺蜜也拉拢过来。《洛威尔奉献报》是一份厂办刊物，刊登得都是纺织厂工人创作的诗歌与小说。这份刊物不仅赢得了访客们的广泛赞誉，还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公司的招工广告（公司也会不事声张地对其进行补贴）。厂区附近的农村地区无法进一步提供人力之后，纺织厂还会派出招聘专员前往更远的地方，在铁路改善交通条件之前用马车将新员工一车一车地拉过来。纺织女工的工期一般来说相对较短。大多数估算都认为女工一般就干四五年，任职期间还经常会回家暂住。*
*【根据一项针对汉密尔顿工厂女工的抽样调查，始终未结婚的女工动工作年限平均为3.9年，最终嫁人的女工则为2.4年。】
从一开始工厂主就认为，除非他们能确保女工的安全与健康，否则父母们肯定不会放女儿进工厂单独生活工作。1845年《伯灵顿自由报》这样写道：“为了持续不断地从乡间招纳女性人手，有必要在她们居住在洛威尔期间确保她们的品行能够得到道德保护。”于是各家公司都施行了一套被报纸称作“道德警察”的制度。无论上班还是下班，女工们都要受到精细厂规的约束。密德萨斯公司宣称“不会雇佣任何一位习惯性地缺席安息日公共礼拜活动的人，或者任何一位生活习惯不规范不正确的人。”女工们在厂区以内不得抽烟或者饮用“炽烈的酒水”，而且除非她们的家人就住在附近，否则一般来说必须租住公司名下的宿舍。这些宿舍也都有社规，包括晚上十点熄灯关门。至少有一家宿舍要求全体住客接受天花疫苗注射（费用由公司承担）。经营宿舍的舍管大妈必须向公司汇报违规情况，违规人员很可能遭到解雇。公司要求员工每年签署一年期用工合同，辞职之前必须提前两周知会。各家公司之间会相互流通被解雇人员或者合同到期前主动辞职人员的名单，并且保证不会雇佣她们。迟到或者工作表现不良都会招致罚款。
公司的家长主义并不仅仅通过规范与惩戒表现出来，尤其在早期各家公司都试图让工厂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工作场所，让工厂城镇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居住场所。洛威尔的城建规划十分用心，宽阔的街道两侧种满了绿树，工厂、宿舍与其他商业建筑井井有条地坐落其间。公司在厂区院子里种树摆花，还允许女工们在厂房窗台上栽种花卉与绿植。整洁的砖质房屋与“十分美观的街道”为一位刚刚来到曼彻斯特的女工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家信当中告诉姐妹，她觉得“这里真美”。工厂城镇尤其是洛威尔的社交活动，例如讲座与读书会之类，赢得了广泛赞誉，尽管不免有些许夸张，因为女工们的工时很长，并没有多少时间参与业余活动。就算这样，洛威尔与曼彻斯特给人留下的观感与音响依然完全不同于拥挤、肮脏、贫困的英国纺织中心，例如维根、博尔顿以及曼城。
在工厂里工作、在工厂城镇生活的经历彻底改变了蜂拥来到洛威尔、曼彻斯特、奇科皮以及类似地区的女性。有一位奥古斯塔.沃森，家住新汉普郡的萨顿（1830年的当地人口为人口1424人），她的两位姐妹都在洛威尔工作。后来她回忆道，从家乡前往洛威尔或者纳舒阿打工的同乡女孩们获得了“见识其他城镇与地方的机会，见到了此前大多数世代都没见过的新天地。她们到来的时候穿着朴素的乡下衣衫，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就会回家探亲或者嫁人，那时候她们已经换上了品味不一般的城里人服饰，她们都兜里从没装过像现在那样多的钱。”工厂工作尤其能为依赖亲属生活的寡妇与年长未婚女性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工厂工人哈莉特.罗宾逊后来回忆道，这些女性刚刚来到的时候“压抑而又低声下气，举动拘束，几乎不敢直视别人的面孔……但是自从第一个发薪日到来之后，当她们感到银币在口袋里叮当作响，感到金钱如同水银泻地一般的影响力的时候，她们抬起了低垂的头颅，她们的脖颈如同钢架加固一般挺得笔直，她们直视你的面孔，在织机周围一边忙碌一边轻声哼唱，上下班路上的每一步都格外轻盈。”
许多纺织女工离职之后都会回家结婚，有时也会一辈子安守与父母相差不多的务农生活。但是史学家托马斯.都柏林详细研究了曾经为汉密尔顿制造公司工作过的女工们离职之后的人生轨迹，发现这些女性的典型结婚时间普遍要比从未进过工厂的同乡姑娘们更晚，她们嫁给农夫的可能性远远更小，在城里定居的可能性则远远更大。很有几位女工婚后干脆就在洛威尔安了家。尽管在同一时期新英格兰的农村地区也正在经受改变，交通条件越发改善，商业联系日渐扩散，但是进厂打工的经历依然加快了这些年轻女工们从半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步入新兴商业社会的脚步。就算是那些回到家乡的女性也与从未离开过的女性不尽相同。
与英国纺织工人不同，蜂拥来到新英格兰纺织厂的美国姑娘们留下了大量文字记录。她们几乎全都识字，因此会写日记，给家里人与彼此写信，给《洛威尔贡献报》及其继承者《新英格兰贡献报》投稿,给《工业之声报》之类的工人报纸投稿，还有少数人撰写了回忆录或者自传。她们在信件当中经常讨论金钱问题：工资，换工作后的薪酬，日常开销，等等。工作本身倒是并不像业余活动，家里消息或者宗教那样被频繁提及。她们偶尔会评论一下工作节奏的快慢，但是却极少描述工厂本身。最热门的话题永远是社交生活与省钱——这也是这么多女工离开家乡的原因——工作任务与提供这些任务的工厂却似乎被女工们当成了理所当然的存在。
原因之一或许在于，至少在最初几十年里工厂的女工们一般并不觉得她们的工作有多么艰苦。1843年《洛威尔贡献报》的一篇社论注意到，“许多从乡下来到洛威尔的姑娘们从小就接受了母亲的谆谆教诲，相信吃苦耐劳是排名第一的美德。”有人声称工厂工作有着这样那样不利于健康的负面影响，这篇社论则回应道工厂里的工作“相当轻松——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姑娘们急着离开家乡，急着摆脱挤牛奶、擦地板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健康劳务。”
就像在英国一样，第一次走进工厂的美国姑娘们也往往觉得机器的噪音与运动令人手足无措，与几十名其他人在同一个巨大工作空间内共处令人晕头转向，工作本身则令人筋疲力尽。但是她们往往很快就能适应。尽管工厂工作的强度差异很大，不过许多工作都并不算特别累人，尤其是在最初几年各家公司还在完善机器与运营并且利润依然很高的时候。在纺纱织布车间，女工们在监督机器运转、等待纱线断裂或者等待线轴缠满的时候往往会享有大段的空闲时间，有时她们干脆会不顾厂规抽空看书或者聊天。
但是工作毕竟是工作。《洛威尔贡献报》刊登过一篇针对狄更斯的《游美札记》的评论文章，文中以肯定的态度引用了他对于“洛威尔的运营人员”的评价：“这是她们的工作岗位。而且她们……每天平均要工作十二小时。毫无疑问这也是工作，而且还是十分紧张的工作。”充斥着重复动作的漫长工作日让人厌倦而又劳累。车间里的空气往往十分污浊，尤其是在冬天需要点燃蜡烛与油灯照明的时候。噪音会使人头痛欲裂。车间温度要么太高要么太低。许多女工都很反感针对个人生活的严格管控，有人称之为“工厂暴政”。
工厂城镇的生活也有令人不喜的一面。有些新来者此前一直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农场或者小村，现在身边一下子围拢了这么多陌生人，让她们感到十分不安。宿舍十分拥挤，一般四到六人共用一个房间（一张床上睡两个人），基本没有隐私（这一点对于在新英格兰农场大家庭成长起来的姑娘们来说到是并不新鲜，她们从小的居住条件就很逼仄）。但是进工厂依然意味着有可能享受到比家乡更丰富的社交、智识与宗教生活——更不用说还能挣钱了。对于大多数新来者来说，这样的机会似乎压倒了城市生活带来的挑战。
但是工厂的环境并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时间不断恶化。厂房建设的长期大爆发——包括斯莱特式厂房与洛威尔式厂房——开始收窄棉布的供求差距。1832年，新英格兰已经开设了五百多家棉纺厂。竞争日益加剧，价格一降再降。为了继续分红，立足波士顿的公司试图削减成本。劳动力成本并不是各项成本当中最突出的一项。某几年里公司收购生棉的开销都比雇佣工人将其变成棉布的开销更大。但是这项开销完全受到公司的控制，因此也就成了首当其冲的削减对象。
公司削减劳动力成本的方式有很多，有时仅仅就是下调工资率而已。很多女工拿得都是计件工资。例如1840年3月，梅里麦克制造公司的主管们就投票通过了以下决定：“鉴于当前正值衰退时期，削减操作人员的工资是不可避免的。”这项决定授权公司财务官将工资削减到“可行且实际的程度”。公司还利用传动轴与装备制造技术不断改良的优势加快了机器的运转速度，并且委派纺纱工与织布工们监管数量更多的机器。起初一名织布工要监管一到两台织布机，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个人监管三四台机器已经成了常态。尽管产量——以及工作压力——有所提升，但是计件工资的工资率却遭到了下调，因此工人工资的涨幅并不大。
像这样削减工资的做法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激发了若干场持续时间不长但却十分引人注目的抗议活动。此时恰逢美国劳工组织的发展时期，工人运动正在生成属于自己的语言与政治生态。1834年初洛威尔纺织厂发布声明，宣布要将现有工资下调12.5%，引发了接连好几轮集会、请愿与骚动，试图扭转这一决定。倘若工厂管理人员解雇了某一场抗议的领头人，其他女工也会与她一起走出工厂，在街头游行，并且访问其他工厂，号召厂里女工效仿她们一起游行。这次共有八百多名女工参与了抗议，但是抗议持续时间很短且并不成功。不出一礼拜，抗议者们要么返工要么辞职，削减工资的计划也顺利推行了下去。
两年之后，又有1500到2000名女工参与了一场组织更加严密的抗议活动。本次抗议的目标是公司宿舍租金的猛涨，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变相的削减工资。某些纺织厂的罢工持续了好几周，至少有一家公司不得不关闭一座纺织厂，将没有参与罢工的女工们送进其他工厂里，从而维持生产。协调本次罢工的主谋是一个新近成立的工厂女孩联合会，据称有2500名会员。关于本次罢工的具体结果，史料并无明确记载。但是至少有若干座纺织厂部分或彻底取消了增加房租的决定。
这并不是最早的纺织工人罢工。更早些的时候，在泡图科特、罗德岛、沃特海姆、多佛以及曼彻斯特都发生过为期不长的罢工。但是洛威尔罢工规模更大且更有象征意义，因为罢工发生在全国最负盛名的工厂城镇。而且尽管独立战争之后不久有组织劳工运动就在美国时断时续地发展了起来，但是由女工与工厂工人发动的罢工依然还是新生事物。
不过在其他方面，洛威尔罢工确实符合全国常见的模式。这里的罢工组织者们同样采用了共和主义的话术并且诉诸于革命精神，从而动员工人们对抗他们眼中正在滋长的经济强权暴政。1834年罢工期间散发的一份传单这样写道：“我们之所以传播这些纸张，是希望能够获取每一位浸透了爱国先辈精神的人们的姓名，这些人宁肯忍受穷困而非束缚……贪欲的压迫之手妄图奴役我们……只要我们还是自由人，就将会一直保有良善天命赐予我们的品质，身为自由人的女儿们继续生活下去。”在罢工参与者们看来，削减工资以及这样做的权力不仅威胁到了她们的经济利益，还损害了她们独立生活与受人尊敬的能力，威胁要让她们沦为自由人——或者自由人的女儿——的反面，也就是奴隶。就像在英国一样，美国工人同样担心工厂恐怕并不是自由之源，而是恰恰相反。1836年的一次罢工期间，列队走上洛威尔街头的女工们唱着这样一首歌谣：
多么可怜！我这样的姑娘
被送进工厂里凋零死亡！
啊，我决不能做奴隶，
我绝不会做奴隶
我如此热爱自由
我无法成为奴隶。
这首歌其实有些诙谐调笑的成分——这段歌词其实仿写了另一首歌曲《我绝不会当修女》：“我如此热爱玩乐/我无法成为修女”——但是与此同时也具有严肃的成分。
洛威尔的罢工运动并未持续多久，但是女工们对于工厂体系的批评却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变得更加常见起来。就像在英国一样，美国的改良人士也很关注工时过长的问题。《纽约每日论坛报》这样写道：“洛威尔运营的邪恶之主在美国各地的工厂里都很常见，也就是过度的劳动时间。”新英格兰的工厂极少全天连轴转，但是开工时间却很长。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洛威尔工厂周一到周五的开工时间长达11又1/2到13又1/2个小时之间，周六短一些，周日放假。
遵循着英国的道路，新英格兰的纺织工人们也试图通过立法来限制工作时长——她们的目标也是每天十小时，首先为童工争取这项福利，然后又推广到了全体工人。纺织工人请愿通过立法，形成各种组织，包括洛威尔与曼彻斯特两地的女性劳工改良联合会。她们组织野餐与游行，引发恳请缩短工作时长的请愿书。马萨诸塞州与康涅狄克州都通过了限制童工工时的法律。但是与英国不同，美国的纺织工人没能争取到覆盖成年人并且足够有意义的立法。某些洛威尔纺织厂略微削减了一下工时。但是尽管女工们进行了可观的组织工作，十小时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
*【马萨诸塞州规定十二岁以下儿童每天至多工作十小时，康涅迪克州的规定则是十四岁。新汉普郡的立法要求普遍推行十小时工作制，但是又规定用工合同可以增加工作时长，等于废掉了这条法律的效力。】
尽管纺织女工们对于工作以及雇主抱有这样那样的不满，并且认为工人与雇主之间巨大的财富与权力差距有悖共和精神，但是她们的怨言并没能给络绎不绝参观工厂的访客们留下多少印象。*1834年洛威尔罢工结束之后没出几个月，时任田纳西州辉格党众议员的大卫.克洛科特走访了这座城市（此时距离他最终战死在阿拉莫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克洛科特写道，他“想要看看机器之力……以及这些北方人怎样买了我们的棉花，拿回家里，加工一番，又运回来，卖得这么便宜，与此同时还过得挺好，而且有钱可赚。”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也对制造过程以及满眼的“姑娘们”十分着迷，她们“看上去就好像正在一起缝被子玩一样。”他还写到，“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流露出厌倦工作或者受到压迫的情绪。”他会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因为当时最显赫的工厂主之一阿伯特.劳伦斯全程陪同了他的参观。克洛科特继续写道：“我实在忍不住反思这些女性与其他人口大国的女性之间的区别，这些女性有工作，那些女性却陷入了悲惨的奴役。”
*【多年之后的左翼史学家们或许过度解读了停工与骚动的意义。卡洛琳.F.韦尔则对停工活动很有些不以为然。在她看来，女工们的举动“与其说是罢工，倒不如说是示威，是缺乏组织的情绪爆发，领头的少数人虽然斗争精神熊熊燃烧，但却并没想清楚自己究竟要达成什么目标，但是正是这些人让其他姑娘们兴奋了起来。”她还注意到“公众情绪一般来说并不支持‘罢工的女性’。”】
尽管克洛科特与安德鲁.杰克逊是政坛死敌，但是他看待洛威尔的视角却与总统相差不大。在他这次访问之前一年，总统也来过洛威尔（杰克逊并不是第一位走访纺织厂的美国总统；1817年詹姆斯.门罗就访问过沃特海姆）。当时正值关税辩论热火朝天之际，这个话题牵扯到了洛威尔主要投资人们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们很希望能够为杰克逊总统留下美好印象。他们组织了上千名女工列队上街欢迎总统，女工们一个个身穿白衣白裙，手里擎着遮阳伞，身上斜挎着写有“保护美国工业”字样的肩带。总统在投资人们的陪同之下参观了好几家梅里麦克纺织厂。这次大张旗鼓的接待基本上取得了成功。
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政坛敌手们对于洛威尔式制造业抱有相近的看法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早在独立战争期间，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许多领导人们曾经担心制造业会威胁到美国的农业国本质。他们相信农业是自由、美德以及共和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而工业则会招致早已在英国孳生成灾的社会弊病与分裂。但是自从1812年战争之后，美国朝野达成了另一项更广泛的共识：美国需要制造业来确保国力强盛与国家独立。此外就连很多工业发展的批评家们都相信美国的自然与政治环境可以塑造一个更好的制造业体系，免于欧洲体系的各种弊病。利用水力而非蒸汽意味着美国纺织厂分散在各个村镇与小型城市里，因此并不会像曼城以及其他英国棉纺城市那样招致拥堵之类的都市病。美国纺织厂采用年轻的农村女性担任短期工人，因此不至于产生一个地位低下的无产阶级。美国的政客与知识分子们都相信，旧世界制造业的弊病并不在于制造业，而是在于旧世界。许多人都辩称洛威尔表明新世界的制造业可以与民主价值、纯洁道德以及和谐田园生活并行不悖。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昂扬乐观。诗人与废奴主义者约翰.G.惠蒂埃曾在1846年写下过一段广受引用的文辞，总能让读者不自觉地露出笑意。这段文字描述了“洛威尔的工厂姑娘们”：“广大的土地上有那么多姑娘——她们的美丽足有好几杆那么宽，好几英里那么长！——青春、气质与欢乐——新英格兰一千座青山翠谷的鲜花都在这里汇合。”惠蒂埃歌颂洛威尔的女工们具备“由希望点燃的勤奋”，向世人传授着“自由劳动的教诲”，与南方各州黑奴种植园里“皮鞭驱动的劳役”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在同一篇文章的随后段落当中，他又痛斥道：“太多愚不可及的文章吹捧劳动的美丽与圣洁，写文章的人却根本不知道汗浸眉头挣钱糊口的感受——他们从来不曾年复一年地在织布机面前躬身弯腰，抬头看不到蓝天，环顾看不到青草溪流，受苦受累毫无喘息之机，以至于头晕目眩，心跳无力，四肢颤抖。”惠蒂埃承认“工厂操作员的生活充满了疲惫与厌烦。”
劳工改革家希斯.卢瑟也毫不留情地责备了匆匆走访一番之后就对棉纺厂不吝溢美之词的政客们：“在一个钟头或者更多一点（而不是整整十四个钟头）的时间里，他似乎身处东方歌曲唱诵的美丽异邦，他的感受遭到了强化……他的心智充满了各种新颖且无以名状的刺激，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来到了乐园。”但是在卢瑟看来，“棉纺厂与其说是乐园，倒不如说是失乐园，这里的漫长工时摧残着人们的健康，工人的工资低得可怜，监工一个个好似暴君。”
与英国不同，新英格兰棉纺厂工作环境的批评者们极少宣称工厂里的环境就像奴隶制一样差甚至更糟。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少数例外之一。他在一篇针对洛威尔的激烈评论当中将南方黑奴的境遇与纺织厂女工“奴隶”相提并论，并且批评工厂主们只想要奢侈享乐却不愿干活，沉湎于“不必用汗水换取的享受”。*不过批评家们依然会采用奴隶制来比喻压迫。1844年《曼彻斯特操作员报》上刊登的一封公开信就将通知上工的大钟比作了“奴隶主的皮鞭”。新汉普郡工人也惯于将权力不受约束的监工比作奴隶主。少数批评家甚至进一步承认，尽管纺织厂本身并非奴隶制，但却深深根植于奴隶制的基础之上，依赖黑奴出产棉花，又将棉布销售给奴隶主为奴隶做衣服。
*【较早的时候爱默生也曾歌颂过制造业，因为制造业将新英格兰从不利于务农的自然环境当中解放了出来：“让身处阳光普照之地的人们去栽种培植吧；我们这些见不到阳光的人要依靠笔墨与水轮来劳动。”】
尽管支持者与批评者们大致同意新英格兰纺织厂的状况并不像英国那样恶劣，但是有些人却主张这样的差异或许维持不了多久。希斯.卢瑟宣称“英国制造业地区……的可怖苦难”是“制造业运营的直接产物”，而且美国“正在以骇人的速度追赶‘英格兰的光辉榜样’”。卢瑟强调了在罗德岛十分常见的雇佣童工行为，这一严苛事实经常遭到同时期观察家与研究洛威尔式工厂的后世史学家的忽略。卢瑟大声疾呼道，“穷人的宫殿”里令人精疲力尽的漫长工时不可避免地导致童工们缺乏教育。工厂主们声称“这里的情况还不如英国那样糟糕”，卢瑟则反唇相讥道，“这种说法无异于声称波士顿的霍乱疫情尚且赶不上纽约那样严重，因此不必担心。”
安东尼.特罗洛普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他看来，洛威尔纺织厂的较好环境与家长主义体制之所以能够存在，仅仅是因为美国纺织业的规模按照英国标准来衡量相对较小（在南北战争前夕，英国纺织工人数量接近美国的四倍）。特罗洛普预言道，美国纺织业规模的扩大必然意味着从水轮动力过渡到蒸汽动力。假如洛威尔做出了这一转变并且“快速扩张开来”，那么“它就必然会丧失乌托邦的特质。”英国保皇党成员约翰.罗伯特.戈德利在1844年的《美国书信》当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在信中质疑洛威尔究竟能否证明“在欧洲与制造业形影不离的邪恶其实并非不可避免。”他注意到，洛威尔的建立与发展“都赶上了极其有利的条件。”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人口将会不断增长，工资将会降低，制造业的重要性将会越发显著，到时候他很怀疑“眼下新英格兰工厂与英国、法国以及德国工厂相比起来的更优越形象能否持续下去。”二十五年之后，作家爱德华.贝拉米同样认为欧洲的贫困与社会分裂正在潜入美国。贝拉米一辈子都住在奇科皮瀑布附近，他的乌托邦小说《回顾》一度曾是畅销书。他写道，他可以“毫无困难地在美国——甚至在我那相对富庶的家乡——辨识出进步发展之路早已在别处营造过的同一套苦境。”
1855年，赫尔曼.麦尔维尔写了一篇题为《单身汉的天堂与少女的地狱》的小说，在文中曲笔暗示美国早已出现了制造业带给英国的社会分化。小说的前半部分描写了一群养尊处优的伦敦律师，后半部分则记述了某年冬天访问新英格兰某偏僻山谷里的一座造纸厂的经历，显然取材于麦尔维尔本人访问马萨诸塞州代顿市造纸厂的见闻（这座工厂至今仍在运营）。造纸机器的巧妙设计与运行令叙事者叹为观止，“这头坚定不屈的铁兽”当真堪称是“精密非凡的奇迹。”但是与此同时，车间里那些面色苍白、气色孱弱、默默无语的“姑娘们”又令叙事者惊恐万分。这些操作机器的未婚女性来自“遥远的村庄”，如今“无非是大转盘上的小小齿轮而已”。这段描写与洛威尔女工的惯常宣传形象可谓相去甚远。麦尔维尔笔下的年轻女工远非在“商业乌托邦”工作，而是受困于“塔尔塔洛斯”，或者说阴间的某一区域。与此同时，远方的富有律师们却在吃喝作乐。
新英格兰改革家奥利斯特斯.布朗森的行文则更加直白，认为美国早已分裂成了“两大阶级”。他写过一篇备受争议的文章，题为《论劳动阶级》，在文中他用洛威尔来举例揭露了工厂劳动对于工人的伤害以及工业巨头们与手下雇员之间不断拓宽的鸿沟，并且暗示道只有社会结构的激烈重塑才能重新创建真正的社区。希斯.卢瑟表示附议：“新英格兰的劳工体系——尤其是在棉纺厂当中——旨在残忍地压榨生产者阶级的肉体与心智，摧毁这两者的活力，唯一目的就是让‘富人’得以‘照顾好自己’，并且让‘穷人要么干活要么饿死’。”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同样看到了工厂生产导致美国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的现象。他预言大型工厂的高效生产将会让工厂主极其富有，以至于成为全新的贵族阶级并且威胁到民主制度的存续，与此同时工厂工作狭隘重复的性质则会让工人阶级在身体与心理两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工人越发将官能集中在单一细节方面，工厂主却要审视更加宽泛的整体，因此后者的心智将会不断拓宽，前者的心智则会等比例不断收窄。”工业领域的阶级分化，工人的高度集中以及经济的循环特质很可能危及“公众的平静”。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个问题唯有依靠更多的政府监管才能避免。
关于洛威尔的辩论提起了一个早已反复出现过许多次的问题：工厂体系是否具有压迫工人与威胁社会凝聚力的先天本性呢？还是说工厂的性质也会随着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们都开始接受了布朗森、托克维尔与卢瑟的观点。在英国，棉纺厂很快就让人们广泛认同了工厂正在创建一个全新阶级社会的理念，这一理念在美国的传播则遭遇了一段空白期，在此期间大型工厂与另一项理念联系在了一起：工业与共和主义社群完全可以共存。不过到了南北战争时期，工厂体系本身的变革已经在洛威尔与其他棉纺中心显现了出来，致使“商业乌托邦”的愿景也失去了光泽。
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组成的变化改变了公众对于新英格兰纺织厂的认知。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新英格兰的年轻人们对于工资、工时以及加重工作量的不满越发加剧，三十年代的系列罢工与十小时运动都是明证。于是前往工厂城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了。另一方面，留在农村的年轻女性面前也冒出了更多选择。铁路使得进城或者前往西部都更加容易了。公共教育的普及则使得教师职位的数量大幅攀升，工资也随之提高。
对于工厂来说十分幸运的是，正当来自农村的人流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逐渐消退之际，因为饥荒而大批逃离爱尔兰的移民又提供了全新的劳动力来源。1846-1847年之间，美国的爱尔兰移民数量翻了一番还多，到1851年又再次翻了一番还多。洛威尔与其他棉纺城镇历来都有爱尔兰工人，当初开掘运河以及兴建厂房都有爱尔兰男性的一份力量。但是直到1840年以前纺织公司一般都并不待见爱尔兰女性。1845年，洛威尔纺织厂的女工当中只有7%是爱尔兰裔。不过人力短缺的实际情况终究还是压倒了偏见与歧视。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爱尔兰裔女性在洛威尔与其他棉纺城镇已经占到了纺织女工总数的一半。1860年，汉密尔顿工厂60%的雇员都出生在国外。
移民工人数量的增加还带来了其它改变。比方说洛威尔式工厂倒退回了早先的斯莱特模式，开始越来越多地雇佣童工尤其是男孩，因为移民家庭需要全家人一起工作才能糊口。男性移民开始从事原本只有女性才会做的工作，并且接受原本只有女性才会接受的工资，就此消解了工厂里原本的的性别分工。同样是在1860年的汉密尔顿工厂，成年男性已经占到了员工总数的30%。
移民家庭的全家打工模式促成了宿舍体系与公司家长主义的衰退。洛威尔的各家公司修建工厂的速度逐渐超过了修建宿舍的速度，到1848年干脆不再修建宿舍了。曾几何时各家公司还需要依靠体制安排来吸引年轻的农村姑娘前来打工并且宽慰她们的父母不要担心，如今这些体制安排已经变得越来越流于表面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各家公司逐渐放弃了单身女工必须参与教堂礼拜并且住在公司宿舍里的规定。占比越来越大的劳动力——其中也包括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要么住在并非公司所有的宿舍里，要么干脆自己租房住。公司宿舍体制坚持延续了一段时间——1888至1891年之间布特工厂仍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住在公司宿舍里——但是随着移民工人的数量日益增长，公司宿舍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小了。
随着工厂带给人们的新奇感逐渐褪去，“广大的土地上有那么多姑娘”——至少是生在美国本土的姑娘——这样的盛景日渐萎缩，公司家长主义逐步衰退，游客、政客与作家们也失去了对于洛威尔的兴趣。但是尽管公众关注转向了其他地方，工厂却依然还在继续扩张。南北战争刺激了工厂的增长。由于搞不到棉花，生棉价格一路飙升，于是许多洛威尔工厂都抛售了手头的生棉存货，从而获取了一笔意外之财。接下来这些没了原料的公司纷纷减产或者停产，其中一部分公司趁着休憩之机进行了扩建或者现代化改造。布特工厂添了两栋厂房并且更换掉了大部分机器，战后又新添了一座厂房并且开始用蒸汽动力来补充水力。1890年工厂雇佣了超过两千名工人。这个规模固然不小，但是与依然无法梅里麦克以及洛威尔相比，前者雇佣了超过三千人，后者雇佣了超过四千五百人。
在附近的劳伦斯，1857年的经济下行迫使三家工厂破产。但是南北战争也带来了一轮繁荣。与洛威尔不同，劳伦斯的工厂大都紧握着生棉存货从而维持生产。原有工厂扩大了规模，新工厂不断拔地而起并且在战后继续扩张，增长规模远远压倒了洛威尔。为了对冲棉花产品的繁荣崩溃循环，绝大多数劳伦斯工厂也会生产羊毛或者毛毡织品。劳伦斯有一家名叫伍德纺织厂的工厂，由美国羊毛公司控股，在二十世纪初期雇佣了七千多名工人。总体来看，马萨诸塞州棉纺行业的用工人数从1870年的135000人增加到了1905年的310000人。在新汉普郡，阿莫斯克亚格公司不断扩张，最终拥有了全世界最大的纺织厂区。
随着新英格兰的纺织厂不断增长，法属加拿大移民也跟随着爱尔兰移民的脚步走进了工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后者。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其他移民团体也开始在纺织厂工作，主要是东南欧移民，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叙利亚等地的较小团体。对于一部分新来者来说，工厂工作给他们带来的感受与早年间的新英格兰人大同小异。法属加拿大移民珂拉.派勒林于1912年来到阿莫斯克亚格工作，当时年仅十一岁。她觉得“这里好比天堂，因为你能拿到属于你自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但是对于许多其他人来说，工厂工作与工厂城镇生活的体验远远没这么积极，因为工作环境不断恶化，广泛扩散的贫困也成为了工厂城镇的特征。根据史学家阿迪斯.卡梅伦的说法，“到了1910年，狄更斯小说的读者们肯定会觉得劳伦斯的市容市貌十分熟悉：灰蒙蒙的街道，凌乱不堪的小巷，黝黑的水沟，恶臭的紫色河流，一堆堆覆盖着煤烟的砖质建筑，墙壁单薄、内里潮湿、秽物满溢的公厕——这些秽物流淌进一条条露天式排水道，排水道又蜿蜒穿过了这座城市的最阴暗角落。”
自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新英格兰纺织厂但凡登上新闻大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丑事。1860年1月，位于劳伦斯、建厂七年的彭伯顿纺织厂垮塌了，原因是质量低劣的铸铁梁柱无法承受机器的重量与震动。工厂垮塌后随即又爆发火灾，烧尽了废墟与受困其中的工人们。这次事故造成百余人死亡，重伤人数远远更多，直到今天依然是美国工业历史上最惨重的生产事故。远在夏威夷的报刊杂志都报道了这场灾难，描述了“令人心痛的骇人景象”，还搭配了救援现场与焦黑遗骸的手绘图片。还有些报纸更进一步，不满足于事故调查人员认为工厂建筑师要负主要责任的结论，认为酿成灾难的罪魁祸首是拥有这家工厂的“富有的波士顿慈善家们”以及“全然罔顾……雇员人身安全”的工厂管理者们，认为这些人玷污了工厂主群体的声誉。此外童工也为纺织厂招来了不少负面关注。二十世纪初期，美国掀起了禁止童工进入煤矿与工厂的运动，纺织也成为了遭受针对的行业之一。列维.海因在1909年为全国童工委员会拍摄的阿莫斯克亚格童工组照已经成为了一代经典。*
*【实际上，当海因造访阿莫斯克亚格的时候，十六岁以下的童工仅仅占到了新英格兰纺织业劳动力的很小一部分：在新汉普郡占到2%，在马萨诸塞州占到5.7%，在罗德岛占到6%。相比之下，十六岁以下童工在全国劳动力当中的占比则高达10.4%，在密西西比州更是高达20.3%。】
劳务冲突进一步埋葬了新英格兰纺织厂能够避免欧洲工业弊病的理念。南北战争之后，纺织行业罢工越发司空见惯，有些罢工的参与者主要是人数有限的男性熟练技工，例如骡机纺纱工。还有些时候女工或者跨越性别与技能分界的同盟也会发动罢工。劳伦斯的工人在1867年、1875年以及1881年各自发动过一次短期罢工，又在1882年发动了一次长期罢工并且招致了全国关注。此外在1902年的劳伦斯以及1903年的洛威尔还各自发生过一次失败的罢工。
1912年，源自新英格兰纺织厂的未来愿景最后一次吸引了全体美国人的注意力。这一年政府通过了限制工时的法律，劳伦斯工厂主的应对之策则是削减工资，于是一万四千名工人随即发动了为期两个月的罢工。社会主义者、国会众议员维克多.博格声称：“劳伦斯的罢工是工资阶级反抗无法忍受的恶劣环境的义举。”在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派来的热切领导人的组织之下，四十个不同族裔群体的男女工人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个多语言委员会来指挥斗争。劳伦斯罢工者大都是半熟练移民工人，主流劳工运动领导人曾经断言谁也不可能将这些人组织起来。但是这些工人展现出来的斗争精神与团结意识却激励了全国各地的激进分子与工会主义者去畅想全新劳工运动的来临以及一个脱胎换骨的美国。为了镇压罢工，工厂主与政府官员们宣布施行戒严法律，禁止公众集会，用莫须有的罪名逮捕罢工领袖，调动国民警卫队，殴打罢工者及其支持者。耗尽食物与金钱的罢工者试图将子女送到外地与支持者同住，警察与打手们则试图阻止孩子们离开。他们在火车站抡起棍棒，无论对面是成人还是儿童都没头没脑地一通砸下去。工厂主的这一举措终于玩过了火，激发了全国上下的一片声讨，最终促使他们决定放弃削减工资的决定，转而提升工资。这次罢工以工人们的胜利而告终。*
*【博格还说过，“任何国家的白人男女都情愿忍受一定程度的奴役，但是不能超过这个限度。劳伦斯似乎已经迫使他们逼近了忍耐的极限。”诚然，这话有点种族主义色彩，不过那时候很多社会主义者都这么说话。】
不过罢工胜利之后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并没能趁机巩固自己的权力。还要再等二十年新英格兰纺织工人才会最终创建稳定的工会。此时洛威尔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波士顿联合体修建的纺织厂现代化进度很慢，并且时刻面对着南方纺织厂的低成本竞争（其中有些工厂还是新英格兰工厂主资助修建的）。因此这些工厂在二十世纪初接二连三地关门大吉了。阿莫斯克亚格纺织厂于1936年停产。重建后的彭伯顿纺织厂于1938年停产。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后几家最早兴建的洛威尔工厂也先后停产了。劳伦斯以及新英格兰其他地区还在零敲碎打地进行纺织生产，但是弗朗西斯.卡波特.洛威尔发起的伟大实验已经结束了。
早在洛威尔工厂纷纷关门之前很久，美国就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了全球最强大的工业国。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工厂产品的出口量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到一战时期，美国制造业总产量已经超过了英法德三国的总和。美国制造业一飞冲天式的增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本身的规模增长。1890年美国人口达到了6300万人，远远超过了英国的3300万人，*法国的3800万人以及德国的4900万人。正是巨大的国内市场保障了廉价标准化商品的大量生产。
*【这里的英国人口并不包括爱尔兰。】
洛威尔助推美国开启了工业时代并且最终登上了全球工业霸主的宝座。这套体系在诞生之初曾经饱受好评，因为它承诺要将机械化制造业与共和主义价值融合在一起，从而创建一个“商业乌托邦”。人们常说美国是一片充满新起点与无限可能的土地，不会像旧世界那样遭受阶级分裂与不平等的荼毒，洛威尔商业乌托邦的创建则将会成为这种说法的明证。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担心工业化会对他们的农业共和国造成不良影响，而洛威尔则为美国制造业成功创建了一套不同的社会与文化模式，不仅缓解了人们的顾虑，还促成了一项全新的社会共识：进步就等于通过机械化与大型企业来提高生产力。当洛威尔淡出世人的视野时，美国人已经结结实实地拥抱了美国未来要以工业为基石的愿景。1912年，洛威尔在陷入遗忘与朽坏之前最后一次主导了全国新闻。讽刺的是，洛威尔的推广者们一直声称这套工业体系能够避免阶级战争，但恰恰正是阶级战争成为了这一轮新闻报道的题材。
1876年5月10日，为庆祝《独立宣言》签署一百周年，国际艺术、制造业及农矿产品博览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共有十万名游客参与了盛大的开幕式，听到了各界名流的演讲与十六国的国歌，听到了理查德.瓦格纳的《百年庆典进行曲》的首演，听到了千人唱诗班合唱《哈利路亚》，还听到了一百门礼炮震天齐鸣。但是对于许多游客来说，这一天的最大亮点是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与巴西皇帝唐佩德罗二世引领参观者们走进了宏大的机械展厅，大厅里陈列着一台四十英尺高的科里斯双步进梁蒸汽机。总统与皇帝登上了蒸汽机的展台，两人同时转动了各自面前的阀门。这台重达56吨、功率1400马力的机器随之活了过来，带动了总长度二十三英里的传动轴，启动了这座木材与玻璃建筑内部的上百台机器。这场被世人称作独立百年博览会的盛会占地285公顷，为期长达六个月，参观总人数将近一千万人，相当于当时美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共有三十七个国家参展，展品包罗万象，从奇花异草到上等肥牛，从高雅艺术到历史文物，真可谓无所不有。但是机器与机器制造的产品却压倒了其他所有一切。
机械大厅占地十四公顷，内里陈列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工业设备，其中包括一整套每天印制两期报纸的印刷生产线，一具火车头，各种金属与木材加工机械，好几款制砖机械，以及来自缅因州萨科市的纺织机械。展览会惯用分类学术语来命名各个展区。在名为“用于缝纫、制作成衣与其他装饰品的机械、装备与设备”展区跟前，游客们可以让机器为他们现场制作一对吊袜带，织物的纹理花样则是他们的名字。各种新发明纷纷亮相，例如打字机、电话机以及机械计算器。从主展厅到小一点的次级展厅——例如胜家缝纫机公司展厅与鞋类与皮革制品展厅——全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机器与机器制造产品。甚至就连农业展厅里都摆满了各种机器，从收割机到风车驱动的水泵再到制作巧克力的装置，真可谓应有尽有。用这种方式来纪念美国建国一百周年着实意味深长。展览会上自然少不了各种爱国主义意象与刻奇作品，但是展览会的真正分量却在于庆祝当前的科技奇迹，在于彰显今日美国的强大生产力与发明能力，在于展现美国的进步程度，而衡量进步程度的标准则是精通机械的水平。唯有在意识形态层面跃出一大步，才能看清美国革命与科里斯蒸汽机之间的联系。
像这样着力关注机械奇迹与工业成果的做法表明，自从洛威尔纺织厂开张以来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人看待伟大与进步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此时他们几乎毫无异议地将机器与及其产品当成了国民体验的核心意义以及现代化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美国人对于社会结构与价值观的看法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有时还会因此而诉诸暴力。南方战后重建的收场十分苦涩，毁灭性的经济萧条迫使工人们发动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几轮罢工，针对印第安人的灭族之战正在西部打得如火如荼。但是说到机器与机器带来的可能性，却几乎听不到不和谐的声音。美国人相信机器正在开启新时代的大门，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自由与国家实力。舞台的中央正是蒸汽机。蒸汽机看上去具有悖逆神灵的力量，就像普罗米修斯那样捕捉了火焰并且号令其为人类做工。费城商人滕奇.考克斯曾在十八世纪末期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密切合作推进美国制造业，甚至赶干脆将蒸汽机称作“火机”。
独立战争之后不久，美国就出现了第一艘实用的蒸汽船，彰显了神迹一般的蒸汽动力。早在1790年，就有一位约翰.芬奇开通了特伦顿与费城之间的蒸汽轮渡。1807年，罗伯特.富尔顿推出了装配英国造蒸汽机的北河号明轮船，沿着哈德逊河从纽约驶向了奥尔巴尼。四年之后他又造出了新奥尔良号，将蒸汽船带到了俄亥俄-密西西比水系，就此打通了美国商业开发西部边疆的路径。密西西比河的双向通航促进了棉花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成为了奴隶制的背后推手。
但是蒸汽船不仅依靠自己的功能来吸引人们的钦慕。兼具速度、力量与超越自然造物的美感，蒸汽船本身就是惹人钦慕的对象。将蒸汽机安装上船只彻底改变了人们体验时间、空间与距离的方式。曾几何时从圣路易斯前往新奥尔良的旅程还像史诗那样可歌可泣，如今任何人只要花上几天时间就能完成。作家埃德蒙.弗拉格宣称，“与一艘在西部激流当中奋力前行的蒸汽船相比，这世上并没有多少真正更加壮丽的事物——我差点想用‘崇高’这个词。”对于弗拉格以及许多其他人来说，人类创造的蒸汽船与密西西比的野性大自然之间的对比构成了近乎崇高的难忘景观。对于十九世纪的观察家来说，崇高一词不仅意味着宏伟或者美丽，还意味着令人惊惧不安，无所适从。
来到新近开拓的土地上的美国人与欧洲人往往将蒸汽船视作文明的载体，或者说至少是他们的文明理念的载体。但是就算没有蛮荒西部背景的衬托，蒸汽船看上去依然超凡脱俗。1848年，沃尔特.惠特曼应和了弗拉格的文字，描写了一艘布鲁克林独轮的引擎舱：“眼前是一幅近乎崇高的景象：极少有手工造物能像迅捷运转的强大蒸汽机那样壮丽。”三年之后他又表示，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绝不会将蒸汽机视作恶之象征”的国家。*
*【据说当惠特曼参观建国百年博览会的时候，曾经在科里斯蒸汽机面前默默无语地坐了半个小时。】
铁路很快侵蚀了蒸汽船作为现代化象征的地位。与蒸汽船相比，蒸汽火车抛头露面的范围更广，应用地域更广，来自社会各界的赞誉也更广。就在百年大庆这一年，惠特曼写下了《致冬日的火车头》一诗：“现代的化身！运动与力量的徽章！大陆的脉搏！”铁路大幅削减了运送人员与物资的时间、成本与难度，将整个国家连成了一体，推广了商业纽带，传播了新思想与新理念。全新的地理景观，全新的时间观念，以及全新的世界主义全都伴随着铁路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就算静止不动，蒸汽机依然成为了进步与国家实力的象征。建国百年博览会彰显了对于机器以及机器产品的广泛弘扬，而蒸汽机正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分。早在费城博览会之前，人们就举办过很多次围绕着机械制造业的工序、象征与产品而进行的博览会，博览会结束之后很久此类展会依然持续不断。所有这些博览会都将机器与现代化等同了起来。比方说在1839年，马萨诸塞州慈善机械联合会就在波士顿的昆西时常举办了第二届展览会，为期共计十二天，共有七万人参展。展会现场有一条实际运行的迷你铁路，一台驱动其他机器的小型蒸汽机，好几款刨床，一台薄毛呢剪裁机，印刷机以及针织机。展出的商品则包括来自洛威尔的纺织物，放大镜，木屋，马车，马鞍，袜子，礼帽，便帽，毛皮制品，糖果，肥皂，香水，皮靴，大炮，步枪，刀剑，五金，餐具，锁具，水泵，消防车以及各种乐器。当时有人认为制造业会损害民主价值，时任马萨诸塞州总检察长的詹姆斯.特里克希克.奥斯汀在展会致辞当中针对这种看法提出了反驳。他试图以不屑一顾的口吻来谈论“臆想当中美国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冲突”，并且表示“假如用白银叉子吃饭也是反对民主的罪孽，那么我国卓越的白银制造业确实比无用更糟糕。”
1851年，伦敦举行了水晶宫博览会，官方名称是“万国工业产品大型博览会”。这次展会标志着大型国际展览会时代的开端。这些展览会可谓是献给进步与现代的庙宇，其中装满了机器与机器制造的物品。承载展会的建筑物本身至少也像产品一样引人注目。水晶宫是一座钢铁与玻璃制成的硕大温室，所有部件都是机器制造出来的。展会闭幕之后很容易就能加以拆除并且在其他地点重新组装起来。英国的展会是直至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博览会，展会现场分成了高雅艺术区，原材料区，机械区以及制造业区。当年只有人脉发达之辈才能在工厂里享受到的工业旅游如今被普及到了广大公众当中。十五台蒸汽驱动的机器在观众面前完成了梳棉、纺纱与织布的全过程，将生棉变成了一匹匹棉布。种类繁多的制造产品让参观者们了解到了正在成型的消费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让他们看到了无数产品的制造过程以及这些产品将会如何改善他们是生活质量。日后瓦尔特.本雅明将会这样写道，“世界博览会”其实就是“商品恋物崇拜的朝圣地点”。
1853年，美国也组织了自己的水晶宫展览会，也就是纽约万国工业博览会。钢铁与玻璃质地的展览厅位于今天的布莱恩特公园所在地，基本上就是小一号的伦敦水晶宫，不过多了一个穹顶。这次展会引发了一片轰动，因为此前还从没有人在新世界建造过这样的建筑。至于展品则也像伦敦博览会一样是艺术、机械与制造产品的大杂烩。
其他国家也组织过国际博览会。比方说法国人就在巴黎举办过一系列展会，打头一炮是1855年万国博览会，拿破仑三世举办展会的用意自然是压伦敦一头。接下来巴黎还在1867年、1878年、1889年与1900年四次举办国际博览会。维也纳在1873年举办了博览会，芝加哥在1893年举办了规模庞大、参与人数众多且广受好评的哥伦布博览会。接下来美国多个城市连珠炮一般地承办了好几场博览会，例如1899年的奥马哈博览会，1901年的水牛城博览会以及1904年的圣路易斯博览会。
就连美国的传统农业区也不能免俗。1895年亚特兰大举办了产棉州国际博览会，旨在彰显白人领导下南方各州的经济复苏与棉花大王一如既往的统治地位。但是即便在这次展会现场依然开设了机械大厅。有人干脆将这座展厅称作展览会的“心脏”：“大大小小的轮盘无时无刻不在运转，发电机生成了无数伏特的电流；水泵、车窗、刨床与钻头，所有这些机器都在温顺地遵从着一股隐而不现却又无可抗拒的伟力。”史学家C.凡.伍德沃德这样描写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南方博览会：“南方人与千百万北方宾客们走到了一起，并肩召唤进步的精灵并且崇拜机器。”
为了1889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专门打造的埃菲尔铁塔成为了国际博览会的最突出象征。古斯塔夫.埃菲尔是一位成功的法国工程师。巴黎万国博览会的举办名义是为了庆祝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政府想要为本次展会打造一件核心展品，于是面向社会招标，埃菲尔成了招标竞争的最终赢家。铁塔由超过一万八千个锻铁部件构成，全都是在远离施工现场的工厂里预制完成的。此前世界最高建筑是美国的华盛顿纪念碑。在纪念碑竣工五年之后拔地而起的铁塔则高达312米，几乎达到了纪念碑的一倍。人们在塔顶可以看到此前只有极少数有幸搭乘热气球的人们才能看到的壮丽美景，以鸟瞰视角打量脚下这座宏伟的国际大都市——当然此时谁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飞机的问世还将会让远远更多的人们看到同样的景象。
在铁塔兴建之前，一群著名法国艺术家、音乐家与作家联名提出抗议，反对这座他们看来“百无一用而又奇形怪状的埃菲尔铁塔”，“这根钢铁与铆钉构成的可恨立柱”，他们宣称铁塔将会败坏巴黎的美丽与声誉。但是铁塔落成之后几乎立刻就被人们奉为了现代化的象征并且被描述成为了某种全新的美丽。甚至早在铁塔竣工之前，乔治.修拉就绘制了以半截铁塔为题材的画作。铁塔竣工之后，各种相关的素描、油画以及版画作品更是举不胜举。亨利.卢梭、迭戈.里维拉、马克.夏加尔以及罗伯特.德劳内都曾以埃菲尔铁塔为题大展才情，德劳内更是忍不住一画再画。对于点彩画派与立体主义这样的现代派艺术表现手段来说，埃菲尔铁塔是十分理想的创作对象。此外电影行业的先锋们同样对铁塔情有独钟，路易.卢米埃尔与乔治.梅里埃都分别在1897年与1900年创作过以铁塔为背景的短片。此外铁塔还激发了作家们的灵感。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诗作《区域》当中宣称铁塔驱赶着这个世界走向了现代化：
你终于厌倦了这个老旧的世界
哦埃菲尔铁塔你这牧羊女今天早晨桥梁们都在咩咩倾诉
你已经受够了栖身陈腐当中
布莱斯.桑德拉尔在1913年创作了献给德劳内的诗作《高塔》：
你们全都是
高塔
古代的神灵
现代的野兽
太阳的光谱
我的诗题
高塔
世界之塔
运动之塔
数量庞大的博览会观光者与洪流一般的正面舆论证明了对于新兴工业主义的钦慕多么广泛——蒸汽机，举行钢铁结构以及机器成为了展览会上的明星。*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为之着迷。例如居伊.德.莫泊桑就放话宣称：“因为埃菲尔铁塔，我离开了巴黎乃至法国。不仅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它，而且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它的形象。各种材质的铁塔模型应有尽有，每一扇窗户上都展示着铁塔的图形，简直就是无处不在、摧筋断骨的梦魇。”1889年博览会吸引来的人流让莫泊桑感到不胜其烦，他还注意到观光客当中“有不少人一看就是苦工出身，全身散发着精疲力竭的恶臭。”
*【十九世纪大型博览会的用意不仅在于展示工业与消费产品，还在于塑造国民身份，并且通过艺术与帝国物产来体现国家的伟大。帝国则与种族等级的理念密不可分，这也是各家展会上反复出现的主题。先进技术与种族优越论历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今很难讲究竟有多少工人阶级成员当真参加了这些展会。显然观光者的主体是中上层阶级，因为这些人更有能力支付出行与门票费用。伦敦水晶宫展览会的筹划者们确实花费了不少心思来吸引与控制工人阶级访客。周一到周四的门票相对便宜，方便工人及其家人前来参观，而较富有的主顾们则可以在周五周六这两天或多或少地独享园区。此外许多公司也会补贴员工参观博览会。由于当地教士们的抗议，费城建国百年博览会在每周日闭展。一般来说工人们每周只有这一天休假，因此很难参加展会。不过在英国，雇主出钱让工人参观展会的情况倒是时有发生。
总体而言工人阶级观光客还算挺喜欢展会的——有报道称他们与经济层次更高的游客相比更喜欢观看机器而不是高雅艺术——但是许多工人运动领导人都另有看法。各项展品在他们眼中全都是剥削行径的罪证，展会上大肆炫耀的工业物质丰富完全依赖剥削为基础才能存在。激进派宪章主义者G.朱利安.哈尼痛斥1851年博览会上的展品“无非是贼赃，由征服者、嗜血者、特权者与资本从每一片土地上的人民手中强夺而来。”1889年巴黎展会期间，欧洲与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们聚集在巴黎市政厅门前进行抗议。此时已经从曼城棉纺厂管理岗位上退休的恩格斯倒是没去凑热闹。他在写给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奇的信中表示，“基于做人的原则，这世上有两处地点我尽量避免造访，除非受到强迫：市政厅与博览会。”劳拉的丈夫保罗.拉法奇也在信中向恩格斯抱怨道，“资本家们邀请权贵们来到万国博览会观看与钦慕工人们的血汗成果，而工人们明明置身于人类社会生产过的最伟大财富当中，却依然被迫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
伦敦与纽约的水晶宫，恢弘的机器大厅，还有埃菲尔铁塔，这一切之所以成为现实全靠了钢铁工业的进步。如果说十九世纪上半叶是棉花的时代，那么自从1850年之后就是钢铁的时代。到了建国百年博览会的时候，欧洲与美国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工厂生产得都是钢铁产品而不是纺织品。炼铁厂与随后的炼钢厂取代了纺织厂，成为了现代化的最新象征，也成为了关于社会本质与理想未来的辩论标杆。
直到十九世纪，铁的产量都很小，专门用来制作特定产品。欧洲与北美的典型做法都是由一小群熟练技工负责开采铁矿石并且在采矿现场进行冶炼以及制成成品。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对于铁的需求超过了传统生产技术的极限。传统技术采用燃烧木炭或者焦炭的小型熔炉来去除铁矿石当中的氧元素与其他杂质，冶炼之后的铁可以铸造成为成品，或者在重新加热之后锻造成为强度更高且可塑性更好的熟铁。铁路的扩张致使铁的需求量陡然膨胀起来，因为铁路离不开铁轨。1840年全世界铁路总长度为4500英里，到1860年就增加到了66300英里，到1880年又变成了228400英里。起初铁轨生产可谓费工费力。由于缺乏足够的铁一次性制成一根铁轨，人们不得不将许多铁条碾压成片重叠起来，加热之后再次碾压成型。这样制成的铁轨质量自然很差。有时铁轨的各层结合处会分离开来，运量特别大的线路上此类铁轨不出三个月就会磨损殆尽。美国冶金学家弗雷德里克.奥维曼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写道：“科学与机械在铁制品制造当中的应用并没有展现出……印花纺织品与丝绸制造业当中那样的高超水平。”
一系列技术革新改变了这一现状，极大提升了铁的产量与质量。首先是高炉。高炉最早于1828年在英格兰得到应用，六年后这一技术又传到了美国。一般的熔炉强迫冷空气通过加热的铁矿石，从而除去其中的碳元素。而高炉则会使用已经被加热过的排气再次通过铁矿石，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冶炼过程的速度与效率。增加注入空气的温度与压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产量。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典型炼铁作坊的产量是每天一到六吨，到1880年高炉炼铁的产量已经逼近了每天一百吨。高炉炼出来的生铁可以可以制作铸铁产品，例如炉子与犁头。但是生铁实在太脆，因此用途很有限。进一步降低生铁的碳含量使之成为熟铁可以增加其强度以及弹性，但是制造熟铁的过程极其耗费人力，要么要在锻铁炉里反复锻打生铁，要么依靠名为搅炼的化学方法。搅炼工要将生铁棒重新加热，并且与碎铁一起扔进特制的熔炉里，之后不断搅拌铁水混合物，让碳元素氧化并且烧掉杂质。这一过程需要经验、技巧与体力兼备的工人才能实现。
搅炼工具备强大的行业文化，而且工会化程度也很高，以至于强迫制造商们与他们结成了类似合伙人的关系。工人们自行监管着搅炼工序的各个方面，包括每一轮生产多少铁以及每天的工作时长。他们还经常动用自己的工资来自行聘任小工与助手。在美国最重要的炼铁中心匹兹堡，搅炼工拿的是浮动工资，具体数额由产量与熟铁的价格共同决定，因此只要生产力提高或者市场环境改善导致公司盈利上升，搅炼工人们准能跟着分润。此外制作铁轨与其他物品的轧制机操作员对于自己的生产流程同样具有近乎绝对的控制权。在某些工厂里，他们甚至会与厂方谈判商定整个生产团队每生产一吨产品应得多少工资，然后在团队内部自行分配。
早期炼铁厂的规模往往不大，因为搅炼工艺每批次至多只能生产六百英磅熟铁。但是很快技术与财政考量就加大了厂房的规模。制作铁轨的轧制机十分昂贵，因此铁轨工厂必须二十四小时连轴转才能盈利，这样一来对于熟铁的需求自然水涨船高。有些铁轨公司从其他公司买铁，但是业内领先的几家大公司全都选择了内向一体化，自行修建了高炉与搅炼炉。炼铁的燃料从木炭转为煤炭使得这些公司不必非得将厂房修建在靠近大片森林的地方。地下的煤层与地面的主要铁路线路使得宾夕法尼亚州格外吸引大规模铁轨生产。宾州约翰斯镇的坎布里亚炼铁公司是当时全美国最先进的炼铁厂。这家工厂采用了三辊轧制体系，三根辊子竖直排列，熟铁在上一层两根辊子之间向前推送轧制一遍之后，立刻就可以下降到下一层两根辊子之间再反方向推送轧制一遍，从而尽量减少了重新加热的必要性。这家公司的铁轨厂房长一千英尺，宽一百英尺，足以令当时最大的棉纺厂相形见绌。1860年仅仅这一座厂房就雇佣了1948名工人，同样超过了规模最大的洛威尔纺织厂。位于宾州中部的蒙托尔炼铁公司也是一家铁轨生产厂，雇佣了三千多人。尽管炼铁厂就像早期纺织厂一样往往位于河流附近的农村地区或者小型乡镇，但是炼铁厂对于环境的影响却远远更加显著。这些厂房占地面积很大而且终日喷吐黑烟。有一位欧洲游客形容匹兹堡炼铁厂的浓烟就好像“为周围的美丽青山裹上了一层阴郁的外壳。”
炼铁厂规模的进一步跃升靠得是贝塞麦转炉炼钢法的引进。长期以来搅炼一直是限制钢铁产品产量的瓶颈，一方面因为搅炼只能小批量生产，另一方面是因为搅炼工对于生产过程的严格控制。英国人亨利.贝塞麦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发明的转炉炼钢法为炼铁行业提供了搅炼以外的另一个选项。转炉炼钢法能够将高炉生产出来的生铁变成一种强度更高且可塑性更强的金属。经过后续发明家的改进之后，这种工艺首先迫使空气通过融化的生铁，让氧气与生铁里的碳元素相结合，从而将其去除，然后再加入锰矿砂来去除多余了氧元素与硫元素。最终成品的碳含量位于生铁与熟铁之间，比搅炼制成的金属更适合制作铁轨。这种新材料的推广者们将其称作钢材，这个名字来自一种历史更悠久并且制造难度极大的高纯度铁。
贝塞麦转炉炼钢法最适合加工含磷量低的铁矿石，而这种铁矿石在美国的储量远比在欧洲更丰富。因此南北战争刚刚结束，贝塞麦转炉炼钢法以及随后问世的平炉炼钢法就率先在美国推广了开来。尽管如此，例如管道、撬棍与铁皮之类的产品依然还在依靠搅炼法制作。有一家琼斯-劳林公司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还有110座搅炼炉。不过在此以后铁的产量就一落千丈，钢的时代稳稳地站住了脚跟。甚至在技术刚刚问世之初，贝塞麦转炉炼钢法一个批次就能将五吨还多的铁炼制成钢。为了喂饱转炉，各家公司修建了越来越大的高炉。他们不再制造需要再次加热的生铁锭，而是直接将熔化的铁水倒进转炉里面。匹兹堡与杨斯镇甚至修建了专门的桥梁，让装载着铁水的火车从河流这边的高炉开到河对岸的转炉那里。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有些公司又开始将刚出转炉的滚烫钢锭直接送进辊轧车间，在均热炉里调节一下温度之后不再重新加热就直接轧制成型。从最初的炼制到最后产品成型，整个生产过程绝不允许熔化的金属彻底冷却下来，从而节省了能量。*
*【还有些公司会进行反方向的生产集成，即购买或者租赁铁矿并且自行生产焦炭。】
产量提升、工序集成以及种类越来越多的终端产品——例如结构性钢材、钢丝、钢板等等，每一样都需要专门的加工厂——刺激着炼铁与炼钢厂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德国埃森的克虏伯钢铁厂——该厂出产的钢制火炮在水晶宫博览会以及其他许多展会上都得到了观众们的交口称赞——在1848年才只有72名工人，到了1873年已经有了12000名工人。位于法国勒克鲁佐的施耐德钢铁厂——就像克虏伯一样专精军火制造——在1870年共有工人12500名。美国钢铁公司的机械化速度很快，因此用工人数较少，但是规模同样在不断攀升。1880年康伯利亚钢铁厂具有业内最大的劳动力规模，足有4200人。安德鲁.卡内基的霍姆斯塔德钢铁厂在1889年有1600名工人，到了1892年就上升到了4000名。这家工厂取代了康伯利亚成为了美国最先进的钢铁厂，并且像克虏伯与施耐德一样深度参与了军火制造。到了1900年，全美国共有443座制造企业雇佣了超过一千名工人，其中120座是纺织企业，大部分从事棉纺。还有103座是钢铁企业。换句话说纺织与钢铁共同占据了美国大型工厂领域的半壁江山。工人数量超过八千名的美国制造业公司有四座，其中三座都是钢铁公司（康伯利亚、霍姆斯塔德以及琼斯-劳林的匹兹堡冶炼厂），第四家公司的主业则是生产火车头。另外还有三家炼钢厂的工人数量在六千到八千之间。
钢铁厂的生产体系远比纺织厂更加复杂。首先，钢铁厂产品的一致性更低。钢铁厂固然要大量生产标准规格的铁轨，但是加工厂还要满足其他各种各样的订单，而且许多单子都不算大：各种造型的结构性钢材，各种尺寸的钢板，各种厚度与强度的装甲，管道，钢丝，钢棍，马口铁，等等。生产要求千变万化，需要极为熟练的工人以及随时调整的机器才能应付得来。卡内基之所以能够统治钢铁行业，靠得是按照洛威尔纺织厂的经营方式来运营企业。他相信，“确保行业领导地位的最有效方法……就是销售少数几样需求量极大的成品。”卡内基认为钢架桥的“每一份订单要求都不一样，因此没什么赚头。”但是在铁轨市场以外，卡内基的策略其实很难模仿。而且铁轨的重要性相对而言也正在减弱，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铁路体系已经基本铺开，另一方面是因为钢制铁轨更加耐久，因此替换频率也更低。
其次，一名工人操作一台机器就能将粗纱变成细纱或者将细纱纺成布，但是没有任何工人可以独自生产一锭生铁或者一根钢轨。钢铁生产必须依靠协调一致的团队合作。就连搅炼工这样自主性最强的冶炼工人都要两两一组地工作，因为高强度劳动与高温极其消耗体力，以至于两人不得不轮替作业。此外每一组搅炼工都要配备一名助手，有时还要配备一名“跟班”。操作高炉、贝塞麦转炉、平炉以及轧制机的工人团队人数更多，其中既有技术工人也有一般劳力。
其三，与纺纱织布不同，绝大部分炼钢炼铁的生产工序并不是连续性的。高炉的确全天候运转，矿石从顶部扔进去，铁水从底部流出来，直到炉内壁的炉衬烧完或者发生其他问题才会降低炉温并且拆除重建。但是其他生产工序大都是分批次进行的。贝塞麦转炉装满铁水之后只要八到十分钟就能倒出钢水并且重新投入下一轮生产。相比之下平炉则需要八个小时才能炼出一炉钢——这也是各家公司迟迟不愿采用平炉的原因之一，尽管平炉炼制的钢材质量的确更高。纺织工人往往一整天只做一件事，炼钢炼铁工人却经常要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而且集中大干一阵就要休息恢复一阵。
其四，纺织厂往往将许多同一款机器并列安置，全都由同一个动力源驱动。整合工序的钢铁厂里机器数量少很多（而且往往每台机器都配备了独立的发动机），但是机器之间的生产顺序联系却更加紧密。有些此类机器的体量堪称硕大无朋。例如在霍姆斯塔德，工人们制作装甲所用的钢锭每一块都有一百吨重。辊轧机将钢锭轧制成合适的尺寸，然后由一台2500吨的水压机将钢板边缘修剪整齐。接下来钢板要重新加热并且在装有100000加仑冷油的池子里淬火。最后的车床加工也少不了大型器械，比方说有一台刨床足有两百吨。钢梁车间的一台发动机上面光是飞轮就有一百吨。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装甲车间里有一座125吨重的蒸汽锤，宛如铁塔一般矗立在车间里，让周围的人们相形见绌。甚至就连处理原材料的机器都非常巨大。有些机器可以提起一节装满铁矿石或者石灰石的火车车皮并将其翻个底朝天，将车上装载的原材料倒进高炉里。马里兰州麻雀角有一座炼钢厂在1890年建成投产，投产仪式当天各界显贵乘坐着装饰精美的小车被提升到八层楼高的装料台，沿着铁矿石的运转路线走了一圈。
作家约翰.费奇在1910年的匹兹堡炼钢工人研究的一开篇写道：“炼钢自有其魅力。各种器物的尺寸——从巨型工具到生产规模——以压倒性的力量感攫住了人们的心智……如此壮丽且无法限制。”众多作家、艺术家与记者都曾因为炼钢炼铁的过程而倾倒，费奇只是其中之一。大约五十多年以前，纳撒尼尔.霍桑访问利物浦某铸造厂时就曾经对“人与机器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一见倾心。他在这家工厂里观看了一门二十三吨重的大炮的铸造过程。“我们看到一堆差点就要熔化的白热铁坯通过一连串辊子的下方……变形成为长长的铁条，蜿蜒波动地从辊轧机另一头伸展出来，好似赤红色的缎带一般。”霍桑还觉得“观看熔化的铁水在炉内沸腾冒泡令人身心愉悦……炉壁一圈围满了无数小火苗，耀眼的光芒令我们难以直视。”钢铁冶炼行业的一大部分吸引力源自于火焰——酷烈的高温，白炽的铁水，红亮的铁锭。十九世纪新闻报道当中经常能见到钢铁工人们勇斗烈火从而将矿石变成金属的英雄形象。记者们描绘的冶炼场景往往发生在晚上，从而进一步凸显高炉或者贝塞麦转炉当中的夺目金属。约瑟夫.斯泰拉为二十世纪初期匹兹堡调查绘制的画作凸显了钢铁工人们被铁水照亮的面庞。
在撰写涉及工业革命的文章时，人们最常引用的典故就是将神力带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的故事。火焰是他带给人类的最伟大礼物，钢铁冶炼则是最贴近普罗米修斯的工业。钢铁冶炼看上去就好像炼金术一般，完全超出了肉体凡胎的能力极限。为了在古典文学当中寻求参照，作家们还经常将目光投向古罗马的火焰与金属锻造之神伏尔坎。1858年匹兹堡地区的搅炼工们成立工会，为自己起名就叫做伏尔坎之子。1890年关于英国纽卡斯尔某大型炼钢厂的记录则写道：“这些身穿短袖，双腿健全的当代伏尔坎们依然还在铸造闪电。”艺术家笔下的钢铁工人总是阳刚健美，胸膛赤裸，肌肉隆起，看上去确实有点像古代神话当中伏尔坎本尊的形象。对比鲜明的是，宣传领域里英国纺织工人的典型形象是个病恹恹的孩子，新英格兰纺织工人的典型形象则是打扮入时的少女。
不过如果说有些人认为钢铁冶炼是神祇的领域，在另一些人眼中此等行径则无异于恶魔的手段。威廉.布莱克将早期英国纺织厂与撒旦相提并论，霍桑则认为缎带一般的赤红铁条“好似从陀斐特钻出来的火蛇”——陀斐特是旧约当中邪神摩洛与巴力的崇拜者们活活烧死亲生子女作为祭品的地方，堪称是人间地狱。二十世纪初期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市某钢铁厂经理这样写道：“蒸汽，火焰，铁水，铁渣，机器飞转，看上去活像是魔鬼的作坊。”约瑟夫.斯泰拉眼中的匹兹堡“经常烟雾笼罩……永远悸动着，抽搐着，炼钢厂里充斥着无数爆炸——简直就像但丁唱诵的最可怖的地狱图景令人惊骇地化为了现实。”知名记者、扒粪运动发起人林肯.斯蒂芬斯也写道：“我永远无法忘却我前往匹兹堡进行采访时的第一印象。毫不夸张的说，这里看上去活像地狱……满眼是烈焰熊熊的熔炉，以及两条向其中倾注火焰的大河。”
尽管看上去好似地狱，但是主流舆论依然歌颂钢铁厂是国家伟大与文明进步的标志。钢铁厂让钢铁器具走进了农场与家庭，为其他工业的机械化提供了物质保障，铁路、桥梁与摩天楼改变了地形地貌，巨炮与铁甲战舰则成为了帝国强权的象征。作家乔治.瑟斯顿在1876年这样描述宾夕法尼亚州布拉德克市最近兴建的埃德加.汤姆森炼钢厂：“文明进步的……一副夺目图景……要想彰显美国的成长……或者美国制造业与美国机械化的凯旋得胜……这就是最壮丽的纪念碑。”左翼记者玛丽.西顿.沃斯尽管政治立场不同，却也在1920年的《人与钢》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意见：“炼钢的城镇铸造了我们的文明。”而且不仅是文明，就连现代化也依靠炼钢才能实现。“铁与钢开启了现代世界的生命。”社会学家莎伦.祖金指出，“钢材具有权力，因为钢材是工业社会的生命线……钢材向上通过战争与国际贸易与国家政府相连，向下则作为经济力量的徽章与地方制造业社区相连。”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畅销书作家兼记者约翰.冈瑟则宣称：“任何国家的基本实力决定因素都在于钢产量。”
钢铁工厂之所以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不仅靠得是火焰与权力，劳资冲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英国纺织工业激起了关于童工与工作环境的激烈辩论，不过并没能催生有效的工人组织。美国纺织工业则被不无夸张地赞颂成为了劳资关系和谐的典范。相比之下，劳资冲突与钢铁行业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钢铁行业是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几起大规模冲突事件的发生场景，这些事件只能用阶级战争这四个字来形容。
南北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工业资本的力量在美国与日俱增，掀起了激烈的经济与政治斗争。从最广义上来说，斗争的焦点在于美国将会成为怎样一个社会以及谁有权决定这一点。解放黑奴、农民、女性与失业者全都动员了起来，发出了远比今天更加五花八门的声音——民粹主义者、货币改革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基督教改革者、女权主义者以及合作主义者纷纷跳进辩论场里，为了社会价值与社会结构的话题而争论不休。马克.吐温十分贴切地将这一时期命名为镀金时代，这一时期的工业家与金融家们在政经领域越发占据了主宰地位，而工人以及他们创建的组织则成为了挑战前者霸权的最重要力量，钢铁工业劳资冲突的烈度在各行各业当中更是无可匹敌。
钢铁行业似乎远比其它任何行业都更加刺眼地表明工厂体系正在培育两个相互敌对的全新阶级。由于创建钢铁厂的成本远比创建纺织厂更高，钢铁行业的资本往往集中在少数大型公司手里，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往往亲力亲为。这些公司并不是公司所有者手中众多投资之一——就好比纺织厂与波士顿联合体的关系那样——而是他们全部财富与权力的根源所在，是他们在美国成为顶尖巨富的手段。他们手下的工人很清楚自己要与怎样强大的势力作对。钢铁工人联合总会章程的序言这样写道：“年复一年，这个国家的资本越发集中在寥寥几个人手里……而劳动阶级也或多或少地因此陷入了贫困。所以我们这些不得不与严苛的现实生活奋力搏斗的人们有责任直面这个问题。”钢铁工人联合总会是一个只招收技术工人的工人组织，自从成立以来力量强弱波动很大，1891年的最鼎盛时期足有24000名成员。联合总会的力量源自成员们的团结意识与技能，离开了他们的技能钢铁厂就没法运营。*
*【钢铁工人联合总会是由上文提到过的伏尔坎之子于1876年吞并了另外两个小型组织之后成立的。】
当然，一旦钢铁厂实现了机械化，离开若干技术工人就未必非得关门不可了。新技术的问世以及行业整体从炼铁向炼钢的转移一方面削减了技术工人的数量，同时也降低了各个生产环节对于工人技术的要求。此外炼钢的兴起还增大了公司的规模并且营造了高度竞争的环境，两者都对工人很不利。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一直在驱动炼钢工业的铁轨市场上下波动极大，致使炼钢行业的管理层也养成了冷血无情的管理文化。经济上行时期各家公司自然都不缺订单，但是到了经济下行时期各家公司就不得不一边拼命抢单一边竭力削减成本才能维持经营。为了维持价格与瓜分市场，炼钢公司之间经常连横合纵，立约与毁约都是家常便饭。为了降低成本，炼钢公司的管理人员则必须向雇员们一再施压。机械化是降低成本的一条途径，削减工资与延长工时则是另一条。但是削减用工成本就意味着与工会正面冲突，致使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炼钢行业的劳资斗争愈演愈烈。*
*【也有些公司坚持只炼铁不炼钢，从而回避大型炼钢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
大型公司在对抗联合总会的斗争当中一马当先。它们掌握着丰富的财政资源与多家工厂，足以拖垮联合总会发动的长期罢工。好几场最激烈的冲突都发生在霍姆斯塔德。1882年，工厂管理层（此时工厂尚未被卡内基收购）坚持要让每一位工人都签署一份不加入工会的协议书，协议书的内容滴水不漏，全无破绽。拒绝接受这份协议书的工人们举行了长达两个月的罢工，期间与工厂的私人保安以及州境内的民兵多次交手，最终迫使工厂总经理认输投降。六年之后，卷土重来的卡内基先发制人，在埃德加.汤姆森工厂发动了一场长达四个月的强行闭厂，还聘请平克顿侦探社来破坏工会组织，最终将场内原本的八小时三班倒工作制改成了十二小时两班倒工作制。这一仗不仅重创了工会组织，还颠覆了工会历来维护的待遇标准。第二年，也就是1889年，卡内基打算在他于1883年收购的霍姆斯塔德工厂重现汤姆森大捷。筹划本次闭厂的时候他本人正在欧洲旅行，为的是参观巴黎博览会。这次他的公司再次向工人们发出了不接受就走人的最后通牒，将拒接接受协议的工人们挡在工厂门外，并且雇佣了平克顿的安保人员。但是厂方一连两次试图将不愿罢工的工人送进工厂里，两次都被大批炼钢工人与霍姆斯塔德当地居民拦了下来。当地经理不得不做出让步，与联合总会商定了一份新协议。
1892年6月底，这份协议到期了。这一回卡内基铁了心要彻底干掉工会。此时工业领域的冲突将劳资关系置于美国生活的核心已经有将近十年之久了。观察家们都认定这一次的霍姆斯塔德冲突将会成为未来美国阶级关系的风向标。霍姆斯塔德工厂的产量很高，而且联合总会在这里推行了工资与产量挂钩的浮动制度，因此根据卡内基的计算这座工厂的劳务成本高于正常值。厂里技术工人的生活标准相对而言十分不错，在镇上买了小房子安身（并且选举一名工人进入了当地政府），还有闲钱添置家具。不过霍姆斯塔德冲突并不是单纯的经济纷争，意识形态因素也不容忽视。决心压低用工成本的卡内基及其合伙人们认为工厂完全是他们的产业，自己理应有权享有设定工资与用工条件的绝对自由，不该受到工会的横加干涉。反之，工人们则认为公司理应有自己一份，因为正是自己的技能与辛劳才保障了公司的成功。许多工人都抱有在当时十分普及的民主愿景：工人们（或者至少是说英语的白人男性工人们）理应在公民生活与行业生活当中享有话语权——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霍姆斯塔德确实曾经实现过这样的愿景。
随着战云密布越发阴沉，卡内基再次躲到了欧洲，将现场指挥的责任交给了合伙人亨利.克雷.弗里克。公司再次拿出了一份工会方面肯定不会接受的协议，然后就顺理成章地再次封闭了工厂并且拦阻了工人。弗里克绕着工厂修建了一道十一英尺高的藩篱，配备了铁丝网与持枪岗哨，还从平克顿雇佣了三百名安保人员。一开始局面还算和平，直到公司试图趁着半夜时分将平克顿的人马用驳船偷偷运进霍姆斯塔德为止。工会的岗哨发现了这批人的行踪，立刻发出了全城警告。《纽约先锋报》这样描述了接下来的景象：“就好像审判日的号角陡然吹响一般，今天凌晨差二十分钟不到三点的时候，镇上突然响起了蒸汽笛的呼啸，电灯全都亮了起来。这是战斗、谋杀与惨遭横死的信号。虽然有上千人在听到警报之后一跃而起翻身下床，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接下来究竟要流多少血才能回应这声呼唤。”驻扎在莫农加希拉河的陡峭河岸上的工人们与城镇居民们阻挡了这支装备精良的私人军队离船登岸并且向他们开炮（结果误杀了一名工会支持者），将燃烧的火车车厢推下堤岸向着驳船滚过去，冲着驳船发射烟花并且投掷炸药，在堤岸上倒油并且点燃。最终寡不敌众的平克顿安保人员只得投降，随即遭到了大批罢工工人与当地居民的殴打、搜刮与羞辱。七名工人与三名平克顿人员在本次冲突当中丧生。
但是工会的胜利并没能持续太久。不出一星期，宾州州长就派出8500人——或者说宾州国民警卫队的全部人马——占领了霍姆斯塔德并且一直驻扎到了10月份。州政府如此大动干戈的介入成为了公司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与此同时还有百余名工人遭到了谋杀、暴乱与阴谋指控。有了军队撑腰，公司开始从全国各地招收反罢工工人。7月23日，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博克曼企图刺杀弗里克——美国人很少像欧洲人那样用实际行动宣传自己的主张，这起刺杀算是个少有的反例——但是这位卡内基公司的执行官生命力十分顽强，尽管身中一枪一刀却依旧活了下来，甚至还在刺杀现场协助他人制服了刺客。博克曼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行刑人员捆住他的两个大拇指将他吊起来示众，一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在一旁大喊道：“为枪击弗里克的人高呼三声！”到了11月，工会终于认输了。*
*【大部分针对工人们的指控都在一审宣判无罪之后遭到了撤销。】
卡内基工厂里的斗争吸引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来自匹兹堡、纽约、圣路易斯、芝加哥、费城、巴尔的摩以及伦敦的大型杂志社、报社以及新闻集团的记者与素描画师齐聚霍姆斯塔德报道冲突实况。特别架设的有线电报线路将冲突前线的消息在第一时间扩散了开来。摄影师们也来到了现场。还有若干家公司甚至制作了专供家庭观看的立体画，在三维层面上描绘了这场工业战争。工人们的最终失败产生了深远的反响。自从被全国最先进的炼钢厂驱逐出门之后，联合总会对于炼钢行业的掌控力一落千丈。不出一年，宾州西南部六十四家炼钢厂里就有三十多家摆脱了联合总会。炼铁行业的情况略好一点，工会依然在搅炼工人、铁皮工人与马口铁工人当中维持着一定实力。但是即便在这些领域，公司的阻挠与工会领导层的无能依然导致了工会权力的日渐衰落。等到1914年，联合总会的成员就只剩下了6500名。
就像英国的早期纺织工业一样，美国钢铁工业也是在不承认工人政治权利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法治都与工人无关。待到工会遭到削弱乃至根除之后，炼钢公司不仅在工厂里乾纲独断，甚至在工厂所在的社区都具有了一言九鼎的权威。霍姆斯塔德就此陷入了猜忌横行意气消沉的黑暗时期。1894年中期，汉姆林.加兰德为《迈克克洛杂志》供稿写道：“这个镇子极其肮脏可厌，达到了想象力的极致。这里的人们大都无精打采闷闷不乐。凡是在劳动已经沦为蛮横折磨的地方总能见到这样的人们。”同样是在1894年，西奥多.德莱赛在霍姆斯塔德住了半年，感到“这里笼罩着失败与万念俱灰的气息。”十多年以后，约翰.芬奇来到霍姆斯塔德，当地居民依然不敢跟他交谈，唯恐被公司间谍发现之后遭到报复。炼钢公司的势力如此之大，以至于镇上根本没有一座可供任何工会进行集会的建筑。直到1933年，距离上次封锁工厂已经过了四十年，霍姆斯塔德劳工秘书长弗朗西斯.珀金斯依然只能在邮局里面向工人讲话，因为联邦政府的管辖权就仅限于邮局的四壁之内。
1919年，激进派批评家弗洛伊德.戴尔这样评论河对岸同样由钢铁工业主宰的匹兹堡：“武装到牙齿的资本主义性情极度暴躁……训练有素的立法人员小心翼翼地将私刑纳入了法典之内，执法者则是一帮身穿制服的亡命凶徒。”在他看来，不妨将匹兹堡这座城市称作“超级资本主义的试验场。这里正在进行一场社会学实验，有点类似于勤勉而又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者们时而在各地建立的乌托邦社区（尽管这样的对比未免有些别扭）。别处的乌托邦实验区总是一副贫穷萧条、岌岌可危、步履蹒跚、食不果腹、毫无前途可言的惨状，这里的乌托邦却欣欣向荣并且到目前为止始终凯歌高奏。这里是属于亿万美元资本家的乌托邦。”
当然，资本家们经常将压迫与家长主义掺杂在一起运用。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期间，欧洲的主要钢铁公司修建了不少工业城镇，例如克虏伯在埃森以及施耐德在勒克鲁佐都这样做过。许多美国公司也依样画瓢。就像洛威尔的纺织公司那样，地处偏远的钢铁公司为了吸引劳动力同样要提供住宿条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宾州钢铁公司在麻雀角——这里是巴尔的摩港口北部的一片空地——修建厂区的时候，也在距离高炉半英里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城镇。在马里兰州州长的安排下，公司直接管理着这个社区，当地毫无任何民主体制可言。设计这座城镇的公司主管鲁弗斯.伍德是洛威尔布特棉纺厂一位工头的儿子，他修建麻雀角参考了洛威尔的城市布局，不过其中大部分建筑都是民宅而不是宿舍楼。这里的住宅档次高低不齐，最高的自然是伍德本人的住所，一座三层楼十八个房间的殖民风格别墅；最低的则是黑人工人的住所，不过是简陋的木板房，还没有室内上下水。就像洛威尔一样，这里也有一套细致复杂的规则约束着工作场所与住宿空间的行为规范。*
*【日后伯利恒钢铁公司将会收购麻雀角炼钢厂，使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炼钢厂区。】
最具雄心的炼钢厂城镇兴建计划源自于1895年。阿波罗钢铁公司在宾州西部原本有一座炼钢厂，这一年他们打算在距离这座工厂一英里半的地方再修建一座工厂。阿波罗公司与美国最具盛名的景观建筑师与城镇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领导的设计公司签订了合同，兴建一座名叫范德格里夫特的新城镇——这个名字源自于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合伙人，此人也是阿波罗的最大投资人。由于成本所限，奥姆斯特德的构想并未能完全付诸实施。不过这座城镇的一部分地区确实具有蜿蜒的街巷，宽阔的观光步道，星罗棋布的小公园，以及一大片绿地。这些都是正在逐步包围较老城市的高端郊区的特征。当然，只有工资最高的工人才能负担得起这样的居住环境，大部分工人都住在城镇另一边没那么赏心悦目的棋盘街区或者彼此堆叠毫无规划可言的棚户区。公司管理层将修建住房视为留住工人的手段之一。有些公司会向工人们提供低于市场水平的房租，也有些公司直接向工人出售住房。比方说卡内基就在霍姆斯泰德城外为工人们修建了一批住房并且提供了可以通过小额抵扣工资来偿付的低息购房贷款。由于许多炼钢厂都是所在城镇的唯一雇主，老板们很清楚买了房的工人往往不情愿以任何方式危及自己的工作，因为一旦没了工作他们就不得不搬家。公司希望管理有序的社区——麻雀角与范德格里夫特都禁止卖酒——也能培养出守规矩讲纪律的工人。
二十世纪初期，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修建了全世界最大的炼钢厂，同时也兴建了一座依附于公司的城镇。随着美国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萧条当中恢复过来，一轮企业合并大潮席卷了早已高度集中化的炼钢行业。1901年，有几家一直从卡内基手里购买钢锭的公司打算建设自己的炼钢产能，卡内基随即威胁要扩大生产压低钢锭价格。为了避免总体产能过剩与同归于尽式的竞争，美国最大的金融商J.P.摩根出面安排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炼钢产业合并。卡内基出售了自己的公司，拿到了2亿2600万美元的款项（相当于今天的几十亿美元）。新成立的美国钢铁公司控制了将近60%的美国钢材产量，被世人视作工业资本主义的化身。公司成立四年之后美国钢铁公司在芝加哥以东密歇根湖畔买下了九千公顷土地，建造了一座四面蔓伸的巨型钢铁厂。为了用船只将明尼苏达铁矿出产的矿石运过来，公司在工厂边上修建了一座深水码头。此外这座工厂还兴建了一座全新的加里市，名字来自公司董事长埃尔伯特.加里——美国工业家特别喜欢用自己与彼此的名字来为新建城镇命名——一方面向外出售空白宅基地，同时也自己修建出租屋。此时已经被纳入美国钢铁公司帝国版图的范德格里夫特多少成为了加里市的模板。但是这一次公司彻底撕下了洛威尔与范德格里夫特一度采用过的伪装，明确表示自己不打算创造一个模范社区，只打算在新厂区附近为工人修建必需的栖身场所。*
*【为了避免日后的罢工工人包围或者夺取工厂，公司将附近的河流导引进入了水泥渠，用这道护城河将厂区与城镇隔离了开来。】
甚至在工会一败涂地，工人抵抗遭到粉碎之后，炼钢公司依然很难完全控制厂房里的工人从而削减成本。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降低成本是势在必行的做法。随着实体厂房设施不断扩张，名目繁多的工作岗位层出不穷，管理人员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他们就连手下所有工人都在干什么都很难知晓，更不用说工作效率如何了。熟练工人依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利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学徒时期积累下来的经验来决定自己的工作方法，往往能有效地设定自己的工作节奏。监工只会依靠威胁与辱骂来逼迫一般工人，几乎不做工作计划，也没有衡量生产表现的标准。在美国的工业领域，工厂的规模与复杂程度一直在飞快膨胀，但是管理人员与管理方法却没有呈现出相应的提升。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大型公司依然要依靠高管亲自出面来管理工人。塞勒斯.麦考密克的兄弟与四位助手长期以来一直管理着芝加哥的巨型麦考密特工厂。托马斯.爱迪生与三位助手一直亲自监督他位于哈里森、新泽西与纽约三地的工厂的生产情况。但是随着巨型多厂房工厂的问世，像这样个人化非正式的控制方式再也吃不开了。
“系统化管理”，或者说日后更加广为人知的“科学管理”，发源于企业对于内部控制以及提升生产力的需求，也是旨在重组生产过程的彻底努力。科学管理理念的发展成型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期，许多不同的公司、工程师与经理人都曾经为了这一理念的不断完善而做出过贡献，他们各自进行的渐进式改良最终一致体现了制造业流程——以及日后的办公室工作流程——的本质变革。但是在公众心目当中，科学化管理始终与一个人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此人从众多同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科学管理的首席理论家、思想家以及宣传家。泰勒出身于费城一户地位显赫思想自由的家庭，他本人的人生道路颇为不俗。他不愿上大学，而是成为了一名机修与翻砂学徒，然后在一系列工厂管理岗位上历练了一番，最后成为了一名工业咨询师（1876年，还是学徒的他曾经请假半年，来到建国百年博览会会场工作）。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曾在米德瓦尔炼钢厂工作，这是一家专门生产高质量钢材的费城工厂；到了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他又跳槽到了规模更大的伯利恒钢铁公司。他的许多关键创新举措都是在这一时期构想出来的。泰勒对于炼钢与金属加工所采用的机械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高速车床，并且提出了数不清的技术改良建议。但是他在工业领域还有一项远远更重要的成就，也就是运用系统化的工程师思考方式来从事制造业管理工作。这方面的工作历来依靠经验与直觉，以至于往往一团糟，正是他改变了这一点。
泰勒的具体贡献包括改进了成本核算，库存控制，工具标准化以及车间布局。不过他最广为人知的革新还是在劳动力方面。常年与机械师一起工作的经历让泰勒意识到，工人们经常自行设定工作时段与最大产出，为的是节约体力并且分摊工作量。管理人员根本不知道这个最大产出究竟是什么，或者整整一天的工作究竟应当取得怎样的进度。泰勒相信，提升生产力的第一步就是仔细观察并测量工人的工作步骤。他先是用秒表来测量工人动作的耗时情况，然后他的学生们又用上了停格摄像机与摄影机。一旦管理人员理解了任何一项任务由哪些基本动作组成，他们就能决定完成这项任务的最佳方式与所需时间。泰勒方法的关键在于将工作的规划与执行区分开来。此前熟练技工的标志就是构想如何制作各种物品并且亲自将其制作出来的能力，泰勒方法恰恰打破了这一标志。泰勒相信一切计划都应当由管理人员来完成，应当出自专门的计划部门（这样的部门以前还从没有人听说过）。通过系统性地观察机器运动与工人活动，管理人员能够收集到大量知识，并且利用这些知识来详细指导工人们如何完成每一件任务（通常的形式是发放指示卡）。一套计件体系将会用来计算工人的报酬，符合特定生产规范的工人将会得到较高的工资率作为奖赏，不能或者不愿遵守管理层决定的工作标准的工人则会受罚。
对于技术工人来说——例如受聘于炼钢厂负责制造成品以及维护设备的机械师——泰勒主义意味着丧失自主权以及伴随技艺的骄傲，还意味着工作负担的加剧，这一观点导致了大量的激烈冲突。但是泰勒历来宣称自己的方法不仅对公司有益，而且也对工人有益，因为科学管理能够极大地提升生产力，以至于公司利润上升的同时工人的工资也能随之提高。泰勒在推广科学管理法的时候反复宣讲过一个例子。伯利恒公司有一位工人名叫施密特，工作是往火车车皮里装载生铁。这一工种的平均工作量是每天装载十二吨半生铁。通过严格遵守科学指示，他每天能装载四十七吨。这一提升使得他的工资从原本的每天1.15美元上升到了1.85美元，将近上涨了60%。与此同时他的工作量也将近翻了四番。公司自然受益匪浅，工人也得到了实惠，尽管程度上要远远小得多。至少在理论上，科学管理法或者说泰勒主义意味着劳资双方围绕工资高低展开的斗争不必非得是零和博弈不可。因此在许多进步时代改革者眼中，科学管理法意味着人们不必根本性地改变社会结构就能够消灭或者说至少缓和与工业化以及巨型工厂相伴相生的阶级冲突。
在实际层面上，科学管理法至少在短期内未能缓解炼钢工业以及全国境内越发激化的阶级矛盾。即便管理层投入了更多心力，即便机械化消灭了若干最艰苦的岗位（以及许多技能要求高且薪水丰厚的岗位），炼钢依然是一项艰苦而又危险的工作。自从卡内基取得霍姆斯塔德大捷之后，十二小时两班倒工作制就成了钢铁行业的常规（尽管若干岗位——尤其是成品加工岗位——的工时还要短一点）。操作贝塞麦转炉的的工人们往往要连续十三天每天开工十二小时，然后休息一天，再干一个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在接下来的两个礼拜继续每天开工十二小时，只不过原本的白班倒换成了夜班。这样的工时安排彻底毁掉了他们的个人生活，让他们完全无法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并且导致无数工人未老先衰。在工作期间，工人们要冒着几乎无法忍受的高温完成强度极高的体力活动。当平炉倾倒钢水的时候，熔融的金属流可以达到三千华氏度的高温。工人们要站在盛满钢水的熔炼室周围，将一袋袋沉重的边角废钢与其他合金扔进去，从而调整钢水的化学成分。在钢板车间，约翰.芬奇注意到“人们立足的地板如此炙热，以至于水滴落在地面上也会像落在炉灶上那样嘶嘶作响。”车间里的工人全都穿着特制的靴子，靴底的材质是厚木板，多少能提供一点保护。漫长的工时，无处不在的巨型机械，纵横交错的铁轨，再加上横流的钢水，使得炼钢厂成为了极度危险的场所。以宾州阿勒格尼郡为例——匹兹堡、霍姆斯塔德、布拉德克以及其他若干个金属加工城镇都在这个郡的辖区内。仅在1906年7月1日到1907年7月1日之间，这一地区钢铁行业当中有记录可查的生产事故死亡人数就达到了195人。退一步说，就算炼钢工人没有死于事故或者遭受伤残，也依然很有可能患上严重的职业病。炼钢厂里无处不在的粉尘毁掉了无数工人的肺部，轰鸣不止的噪音则夺取了他们的听力。
多年以来，炼钢公司极少关心长时间工作与危险的工作条件对于雇员们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工人——尤其是非技术工人——很容易就能替换掉。事实确实如此。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批东欧与南欧移民涌入了炼钢厂（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地区是个例外，作为南方主要钢铁产业区，大部分非技术岗位都由非裔美国人来担任）。1907年3月，在阿勒格尼郡曾经属于卡内基的工厂里共有14359个一般劳务岗位，其中有11694个岗位由东欧移民占据。这些移民来到美国之前大都是农民或者流动劳工，他们往往独身一人来到美国，原本只打算待一段有限的时间，挣够了钱就回家买地、还贷款或者开店。有些人最终决定留下并且将妻儿都接了过来，但是还有很多人选择了回家。就像在洛威尔一样，劳动力的不断轮换成为了资方的安全阀，因为这些工人组织起来的可能性要低于长期工人。此外非技术移民工人与本地技术工人之间的语言与文化屏障也增加了工人自发组织起来的难度，让炼钢公司得以便宜行事。*
*【马里兰州炼钢厂的黑人工人数量同样很可观。1892年冲突之前以及期间，霍姆斯塔德的东欧劳工与英语技术工之间都展现出了少见的坚定团结，算是大环境当中的反例。】
不过这样的局面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里，移民炼钢工人开始通过抗议与罢工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大部分此类行动都为期很短且没有工会参与。但是在1909年的宾州麦基斯罗克斯市，足有五千名移民与本地工人联合举行了一场罢工，抗议对象是美国钢铁公司的下属分公司之一，普莱斯德钢铁车辆公司。公司与地方当局企图依靠暴力来镇压罢工，导致几十名工人死亡。最终美国钢铁公司不得不做出让步，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此前美国钢铁公司在对抗工人组织的时候取得了一连串胜利，这次罢工开始之前公司也放话宣称从今往后旗下所有工厂都要严格执行无工会政策。但是这次的失利对于公司来说却无异于当头一棒。*
*【严格来说这些人并不是炼钢工人，他们的工厂制造的是钢制铁路车辆。】
间歇性的移民工人罢工迫使炼钢公司不得不更加关心自己的用工政策，并且开始寻求工人们的好感，尤其是因为这一时期美国工业遭到了中产阶级改革家们的严密审视。这些改革家们的关注范围十分广泛，所有这些关切被时人统称为“劳工问题”。从狭义上来解释的话，所谓劳工问题指的是如何维持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有序关系，从而避免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已经司空见惯的劳工战争爆发。在1875年到1910年之间，为了镇压工人动乱，美国各州的州骑警出动了将近五百次，至少有几百人死于罢工引起的暴力事件。但是对于许多工人运动家、改革家、政客甚至一部分商业领袖来说，劳工问题还具有更加宽广的意蕴：工人在美国社会究竟应当具有怎样的地位呢？他们在工作场所与政治生活当中应当具有多么大的话语权呢？从最广义的层面上来说，在一个经济不平等极其严重的工业化社会当中有可能实现民主吗？如果真有的话，这一可能性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二十世纪的开端，以工厂为基础、由企业掌控的工业革命已经将社会改造得面目全非了。千百万人离开了新英格兰、爱尔兰、意大利或者东欧的村庄与农场，成为了工厂里的一名工人。对于他们来说，领工资的工作、工业化的守时纪律以及机械化的生产过程都是全新的体验，而且往往让他们感到很不舒服。工人们觉得工业工作很别扭，更多的富裕美国人——尤其是各位雇主们——同样觉得工业工人们很别扭并且富有威胁性。1889年，也就是成功镇压霍姆斯塔德罢工之前三年，卡内基曾经这样写道：“我们在工厂里，在矿井里，在审计所里聚集了上千名工作员。雇主对于这些人几乎一无所知，这些人眼中的雇主则好比神话人物一样虚无缥缈……死板的种姓体制就此成型，就像往常一样，相互的无知导致了相互的猜忌。”
二十世纪之初，曾有许多中产阶级作家乔装打扮成工人，一头扎进工人阶级生活当中，向更上层的社会报道一个他们并不熟悉的世界。怀廷.威廉斯曾经是克利夫兰某炼钢厂的主管。他曾经花费九个月时间先后在一座炼钢厂，一座铁矿，一座煤矿以及一座炼油厂卧底做工，根据这段经历写出了《身穿工装裤的人告诉你工人都在想什么》一书。一马当先的社会工作者们与社会科学家们也投入了类似的任务。他们遵循着进步时代的理念，相信曝光有助于改革。这些中产阶级很关心工业对于道德造成的损害，也很同情移民工人的苦境，但他们依然觉得移民工人是针对美国的威胁，除非这些工人能够被美国的文明社会与国家文化所同化。炼钢工业自然是他们着重关注的焦点。钢铁在经济领域的核心地位使其具有的特殊的重要性。美国钢铁公司这一全球最大公司的创建尤其令人感到钢铁肯定是涉及公众利益的议题。一方面炼钢工人饱受摧残，另一方面炼钢厂老板日进斗金——J.P.摩根曾经告诉卡内基，美国钢铁公司的成立使得他成为了“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如此鲜明的对比不仅吸引了工会主义者与政治激进分子的关注，也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重视。
1907年到1908年之间，几十名调查员来到匹兹堡地区，针对以炼钢行业为中心的工作、工人与生活开展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在新近成立的拉塞尔.赛奇基金会的资助下，匹兹堡调查队囊括了好几位当时领先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例如经济学家约翰.L.康门斯与弗洛伦丝.凯利，后者是社区教育中心的常客，女性投票权支持者以及消费者权益支持者，当年正是她率先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翻译成了英语。本次调查成果汇集成了几十篇文章，六本厚书，一场记录匹兹堡地区工人生活与劳动状况的摄影展，以及一套依靠基金会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模式，这套模式很快就会在美国风行开来。本次调查绘制了一幅惨淡的景象：非技术炼钢工人的工资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他们的住房条件极其简陋，他们的工作极其危险，他们所处的环境充斥着压迫的气息。*
*【匹兹堡调查的对象其实是整个地区的整体经济状况，不过炼钢行业占据了调查的大部分篇幅，整整好几卷调查报告都将炼钢当成了主要内容。】
匹兹堡调查、麦基斯罗克斯罢工以及伯利恒钢铁公司位于南伯利恒的一家炼钢厂遭受集体停工之后，参议员针对炼钢工业发起了调查，司法部也针对美国钢铁公司发起了反托拉斯诉讼。这家巨型公司很清楚自己的法律处境多么岌岌可危，对于公众舆论也十分敏感。更重要的是，钢铁行业内部的竞争压力与美国钢铁公司创始之前相比已经小了很多。因此公司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工人们的工作条件。公司规定每周日放假一天，但是依然坚决攥着十二小时一班的工时制度不肯松手，声称这是出于生产需要（即便其他国家的炼钢厂没有实施这套工时制度也能照常营业）。许多钢铁公司都推出了雇员持股与养老金计划以及工作安全宣传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应对负面公共舆论，还因为越来越多的州政府都开始立法要求雇主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但是从根本上说，钢铁行业的领军者们始终站在原地，成功排斥了工人与中产阶级改革派们要求他们做出根本变革的诉求。*
*【1920年，最高法院决定不受理针对美国钢铁公司的反托拉斯起诉。】
1919年，炼钢行业迎来了最严苛的考验。这一年世界范围内改革与革命的势头风起云涌，美国各地的工人们也针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动了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挑战。一战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劳资关系。战争一方面激发了战时经济繁荣，同时又阻止了移民工人前往美国，导致美国出现了一轮用工荒，也增加了劳方讨价还价的本钱，不必再担心因为资方很容易找到顶替自己的人而随随便便就丢掉工作。随着通货膨胀推高物价，工人也频繁跳槽，参与罢工，参加工会，从而争取更好的待遇。为了避免劳资纠纷干扰战时生产，伍德罗.威尔逊政府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大力游说之下成立了一系列旨在赋予工人们全新权利的行政与监管机构。公司被迫终止针对工会成员的歧视政策并且与工人理事会坐下来谈话（尽管此时还不会直接与工会打交道）。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自1917年到1920年，美国工会的规模增长了将近70%，超过了五百万人，不到六位非农业工人当中就有一人持有工会会员卡。俄国革命掀起的激进狂热与千禧年将至的热情席卷了美国的工人阶级。1918年，制衣工人工会的年轻领导人西德尼.希尔曼为襁褓当中的女儿写了一封信：“弥赛亚正在前来的路上，随时有可能与我们同在……工人将会掌权，世界将要迎来自由。”
劳务市场环境的改变以及战时联邦政府的进步主义立场对于炼钢行业的冲击尤其显著。战争阻断了欧洲移民进入美国的渠道，也堵死了钢铁公司历来依赖的非技术劳工来源。1916年春天他们开始面向南方各州的农村地区招收黑人工人，但是军方也很快就来到了南方种植园征兵入伍，因此劳工短缺还是没能解决。这一局面使得炼钢工人们的胆气越来越足，发动了一系列罢工。与此同时，来自联邦政府的强大压力终于迫使炼钢公司将工时标准从十二小时一班改成了八小时一班。在实际生产当中工人们往往还是要干满十二小时，不过最后四个小时能拿到一点五倍的时薪。工会抓住了这样的有利条件，决定向钢铁公司再发起一轮攻击。这一次的挑头之人是芝加哥的两位激进派工会主义者，一位是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领头人约翰.菲兹帕特里克，另一位是未来美共的领头人威廉.Z.福斯特。这两人此前在肉品加工行业成功推行了工会化，并且发展了一套全新的组织模式。他们意识到，在大规模工业公司当中不可能以同业工会为基础来组织发动工人，因此他们说服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了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共有二十四个工会加入进来。组织结构采取了中央直接领导，一名工人只有加入全国委员会之后才会被分配到与工作性质相对应的工会当中。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于1918年9月在芝加哥正式成立并且打出了“八小时工作制与工会权利”的口号。委员会一经起步立刻迅速发展起来。许多移民炼钢工人都决定留在美国，因此美国未来的工作条件与他们的切身利益也更加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工会主义者们借用了战争时期宣扬民主的辞令来攻击工业独裁，为自己的行动披上了一层爱国主义保护色。尽管缺乏经费与组织人员，委员会还是很快就扩张到了匹兹堡与其他地区。
战争结束之后，工会的处境恶化了许多。各家公司开始纷纷裁员并且重新采取了死硬的反工会立场，完全无视理论上依然有效的政府法令。在匹兹堡地区，全国委员会仅仅为了维护自由集会的权利就不得不拼尽全力，因为代表炼钢公司利益的炼钢城镇地方官员们禁止工会召开会议甚至举行街头游行。大批工人遭到逮捕、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之后，全国委员会这才在资本家反民主行径的铜墙铁壁上凿开了一道缝隙。尽管如此，当地依然有十万名工人——全国委员会对外宣称是二十五万——报名参加了工会。由此可见战争带来的全新精神让炼钢工人们多么厌恶公司对于他们的个人生活的铁腕控制。炼钢工人的组织动员恰好与全国范围内的罢工潮流相互呼应。按照罢工人数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来衡量，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轮罢工潮。工会试图维持他们在战争时期赢得的组织建设成果并且根据通货膨胀的水平来增加工资，公司则试图逼退工会并且重新确立说一不二的地位。参与这一轮罢工潮的工人总数达到了四百万——或者说当时美国劳动力总量的五分之一。在此期间西雅图爆发了全行业罢工，波士顿爆发了警察罢工，新英格兰爆发了电话接线员罢工，纽约爆发了演员罢工，1919年底还有四十万煤矿工人举行了罢工。似乎所有人都离开了工作岗位。
炼钢工会的组织者们很清楚炼钢公司的势力有多么大，因此并不想一上来就发动罢工。但是美国钢铁公司乃至整个美国炼钢行业的领头人艾尔伯特.加里拒绝了一切谈判请求，甚至就连威尔逊总统的私下邀请都不给面子。工人们越发躁动，公司开除了一位又一位活动家，感到别无他法的全国委员会发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场全国钢铁行业总罢工。一周之内足有二十五万名工人——或者说全行业的一般劳动力——停止了工作。与过去惯常的模式相反，这一次最支持罢工的人们反而是移民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尽管参与罢工的技术工人数量同样不少。在芝加哥、水牛城、杨思镇以及克利夫兰等地，几乎100%的炼钢工人都参加了罢工，迫使当地工厂不得不关门停业。不过根据罢工领导人威廉.Z.福斯特的估计，在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工厂里只有一半工人参加了罢工。在匹兹堡这块必争之地，罢工人数大约是工人总数的75%到85%。至于在南方各州，罢工人数则微不足道。
公司发动了强大的反击。只要有可能，就算倒贴钱他们也会维持工厂运营。他们从北方各州招来白人替工，从南方各州招来黑人替工。州警察、代理警长、私人保安以及民间反罢工团体共同构成了福特所谓的“恐怖统治。”罢工参与者与组织者纷纷遭到逮捕或者被驱逐出城；骑警在游行现场大肆攻击示威者，有一次甚至连送葬队列都不肯放过；集会遭到禁止，罢工者遭到枪击。州长在加里市宣布实施戒严，1500名美军在城里驻扎了下来。冲突期间共计几十人死亡，几乎全都是罢工者与罢工同情者。另外还有上百人受了重伤。与之前的工业斗争相比，这一次罢工战线的对立双方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了争取舆论支持对于斗争结果的影响。根据公司的宣传口径，工人们的行为并非劳资纠纷，而是企图发动革命，借此激发俄国革命之后美国社会的反激进主义情绪。他们揭发了福斯特身为激进分子的过去并且广为传播。反赤化、反罢工宣传运动具有显著的民族主义口吻，将移民工人称作“非美国人”。报界总体而言支持公司，从战时进步主义立场急转后撤的威尔逊政府却没能支持罢工工人，听人他们自行对抗全世界最强大的公司。*随着一部分工人——起初主要是技术水平最高的工人——逐渐返回岗位，以及新招聘的工人纷纷完成培训投入工作，雇主们开始缓慢地增加产量。上万名罢工者一直坚持到了冬天。1920年1月8日，全国委员会承认继续坚持下去徒劳无功，要求全体成员返回工作岗位。福斯特本人将这一结果称作“无条件投降”。
*【这一次罢工工人们提出的条件丝毫算不得极端，而是相当谨慎，仅限于工资、工时与承认工会这三个方面。9月23日至26日，《纽约时报》连续四天用三行标题头版报道的规格强调了罢工的规模与暴力程度。】
1919年罢工检验了劳工组织渗透大型国家级制造业公司的能力，这些公司的背后都有最强大的金融利益撑腰并受其控制。这次罢工的失败意味着在接下来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最大最先进的工厂将不会有工会的立足之地，这些工厂里的工人也将会继续受苦受罪。但是尽管炼钢行业依然是工业独裁的堡垒，这一行业却依旧保持了自己的魅力，即便对于那些十分厌恶炼钢公司所有者的人们来说也是如此。炼钢行业依靠庞大的规模、澎湃的动力与金火交熔的壮观场景把持着公众关注，围绕这些因素而展开的社会体制安排则又是另一回事。诚然，炼钢工人们确实对于这个行业怨气冲天，巨型工厂里的工作确实充满了记载详尽的艰辛与危险，掌控炼钢行业的财阀们确实集聚了太大的权力，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打消政治立场千差万别的人们对于钢铁以及其他制造行业的工序与产品的热情，世界各地的博览会正是这份热情的骄傲体现。玛丽.西顿.沃斯曾经为1919年罢工者义务担任过宣传员，还成为了约翰.多斯.帕索斯反映劳资冲突的小说《赚大钱》当中的人物原型。尽管如此，沃斯依然在1920年写道：“倾倒钢水的声音对我来说比交响乐更加动听。”炼钢厂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崇高象征。
在1926年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一条词条当中，亨利.福特（或者说为他捉刀的公关人员）这样定义“大规模生产”：“大批量制造单一标准化产品的现代方法。”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了解“大批量制造单一标准化产品”意味着什么，那么此人非福特莫属。正是福特在1908年推出了T型汽车，将汽车从有钱人的奢侈玩物变成了走进千家万户的消费品。在此之前，汽车公司一般每年至多出产几千辆汽车。相比之下，1914年将近有二十五万辆T型汽车在福特公司滚滚下线。等到这款标志车型在1927年正式停产的时候已经生产了一千五百万辆。
亨利.福特之所以享誉全世界，不仅因为T型汽车这款产品，还因为他的公司制造这款产品的方式。为了生产T型汽车，福特汽车公司建造了此前从未有过的超大型工厂，采用了数不胜数的技术与组织方式革新，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生产线，这一创新极大地提升了生产过程的速度与效率。为了管控工厂里的上万名工人，公司设计了全新的劳动力管理手段，这套手段扩展到了工厂四壁之外，打入了工人的家庭与脑海当中。福特率先尝试了一套全新的政治经济体系，这套体系的基础是足以彻底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廉价消费商品，这些商品源自产量惊人的工厂，这些工厂又依靠高薪与严格管控来约束劳动力。早在福特本人将“大规模生产”一词普及开来之前，人们通常会采用“福特主义”、“福特方法”或者“福特体系”之类的称谓来统称这套全新的生产、配送与消费体系，因为正是福特与福特汽车公司开启了工业化的新时代，他的工厂规模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无人超越。
十九世纪早期英格兰的“工厂体系”吸引了无数记者、政治活动家、作家与艺术家的兴趣与想象，二十世纪的“福特体系”在这方面同样表现不俗。人们再次感到新世界正在降生。福特主义之所以如此迷人，是因为这一体系不仅许诺要全面提升人们的生活标准，还要缓和长期以来摇撼美国的阶级冲突。1924年，美国商人兼改革家爱德华.费林写道，福特主义当中蕴藏着“一个远比我们绝大多数人胆敢想象的极限更加优美且公平的未来”。除了社会影响之外，福特主义赖以彰显的实体结构也让许多作家、画家、电影工作者与摄影师着迷不已。与工业生产的早期时代相比，此时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本更加明确地将福特主义与艺术领域与社会层面的现代主义潮流联系在了一起。伟大的摄影师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常年为《财富》与《生活》杂志供稿，对于工业影像的流行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她用一句直白的宣言捕捉了这个时代的精神：“我崇拜工厂。”
福特体系既是此前制造业实践的集大成之作，又是与这些实践的一刀两断。美国的工厂几乎从创始之初就致力于生产“大量的单一标准商品”，无论是沃特海姆的白床单还是驱动钢铁行业扩张的铁轨都属于此列。但是汽车的复杂程度远比床单或者铁轨高出了好几个数量级。为了大规模生产如此复杂的机器，美国工业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
福特主义的根基在于两项制造业革新，其一是可互换零部件，其二是连续流。直到十九世纪初期，例如枪支与钟表这样具有互动金属质地零部件的产品还必须由经验丰富的匠人一件一件地单独制造出来。匠人们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将这些零部件拼凑在一起，这里锉一点，那里调一下，好让这些零件能够运转顺利。任意两件制成品都不完全相同。正是美国率先尝试了零件标准化。整体而言，采用标准化零件一开始其实推高了生产成本，因为标准化生产意味着斥巨资生产专门的机械、工具与量具，还要进行大量实验，唯此才能让零部件的公差足够小，从而使得任何一堆未经定制调试的零件都能拼成一件产品。这一关键革新发生在南北战争前夕的新英格兰军工厂里。军方十分看重可互换零部件，因为这一点意味着武器维修大为便捷。至于私人制造商更看重的成本问题军方倒是不怎么上心。所谓的“军工厂实践”逐渐扩散到了钟表、缝纫机、打字机、农业器械、自行车以及其他民用产品的生产领域。
美国的社会环境也很有利于标准化与可互换性的发展。美国的大众市场意味着重金投资的必要性，而且假如无法做到产品一致性，就无法充分利用巨额投资。1855年，美国生产了400000座黄铜钟，南北战争期间交战双方总共使用了三百万条步枪。技术工人的短缺以及这些工人相对较高的工资意味着采用传统的工匠手段有时无法大批量生产复杂产品。就算有了可互换零部件，仍然需要技术工人来制造专门的生产机械与加工工具，不过操作这些器械与工具来制造并且组装零件的工人就用不着掌握太高的技术能力了。
要想实现这一切殊为不易。要想体现挑战之艰巨，只要看看当时美国最负盛名的生产商之一胜家制造公司就行了。早在南北战争之前，这家公司就成为了缝纫机行业的领军者，专门出售采用传统金属加工技术制造出来的昂贵缝纫机。战争期间胜家公司开始推行机械化，但是还要过上整整二十年才能完全实现零部件互换。在此期间，公司的扩张手段是雇佣越来越多的工人利用专门的机械来制造零件，同时还要雇佣大批加工师对零件进行精加工。1873年，胜家公司在伊丽莎白港修建了一座工厂，号称是美国最大的在单一建筑内部生产单一产品的工厂。记者们纷纷撰写关于这家工厂的文章，游客们纷纷前来观光，工厂的形象还登上了明信片。这座工厂与胜家公司在苏格兰开设的第二家工厂的总产量堪称惊人，占据了全世界缝纫机生产总量的75%。但是即便到了1880年这家公司每年生产二十五万台缝纫机的时候，公司依然使用着当时几乎一切复杂金属制品的组装方式：将全部零件运到加工车间，由工人们一次一台地组装起来。每当零件做不到完全互换的时候，工人们还要对零件进行进一步的整形加工。
持续流生产最终引向了截然不同的组装方式。让物料不断前进，并且让工人围绕着前进当中的物料进行各种加工的理念最早在处理液体或者半流体产品的工业——尤其是炼油业——当中发展了起来，接下来采用这一理念的则是面粉加工、酿造以及罐头行业。不过对于福特影响力最大的还要算是肉品加工行业。为了分解一具刚刚宰杀的胴体，加工人员会将胴体用钩子与屋顶的传送带相连，将一具胴体从一名工人的岗位输送到下一名工人的岗位，每一名工人仅仅负责从胴体上切除某几个部位，不多时就能将一整头牲畜化作一堆肉块以便进一步加工。持续流意味着高度分工。传统生产方式要求工人们围绕着静止不动的工件完成全套操作，持续流则要求每一名工人仅仅负责完成一项或者几项操作，他们负责加工的工件要么从他们面前匆匆经过，要么仅仅在他们面前停留片刻。
福特在1913年开始尝试连续流工作法，此时距离T型汽车最初问世已经过了五年。亨利.福特出生在南北战争时期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附近迪尔伯恩的一户农夫家庭。起初他在一家机修厂当学徒，然后一边跳槽一边稳步攀升，最后成为了爱迪生照明公司底特律地区的总工程师。他在1896年制造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然后开着自己制造的汽车参加了好几场竞速比赛以证明自己这款车型的价值。1903年他成立了福特汽车公司，借助投资者的资本投入了昂贵的汽车制造业。1907年，他从合伙人手里夺取了公司的管理权。*福特的目标市场是美国农村，他心目当中的T型汽车是一款轻型车，一方面要足够结实，可以承受糟糕的农村路况，同时结构又要足够简单，一方面让农民能够自行维修，另一方面也让他能以农民承担得起的价格进行销售。
*【直到1915年，福特的合伙人詹姆斯.科曾斯在福特汽车公司都起到了核心作用，推出了许多创新实践举措，为公司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通过独立经销商网络投向市场的T型汽车刚刚问世就一炮走红，销量从1908年的5986台飙升到了1912年的260720台，价格则从850美元下降到了550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相当于2017年的13629美元）。福特之所以能以这么低廉的价格生产这么多汽车，原因之一就在于标准化。用福特自己的话来说：“制造汽车的正确方法就是将任意两辆汽车制造得完全一样……恰似别针工厂制造出来的两枚别针或者火柴工厂制造的两根火柴那样分毫不差。”福特在这里或许是无意识地附和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当中采用过的别针比喻，亚当.斯密的原意在于阐明生产标准化产品时可以依靠分工来节约人力物力。自从1909年之后，福特公司就只生产T型汽车这一款车型了。尽管车体造型多样，但是用得全都是同一款底盘。此外在绝大部分投产时期T型汽车都只有黑色这一款颜色。
大批量生产单一车型意味着福特可以毫无顾忌地斥巨资升级生产设施以及尝试各种提升生产效率的手段。T型汽车的丰厚利润则意味着他用不着仰赖外部投资者或者华尔街的鼻息——福特历来十分鄙视华尔街——就能扩建厂房以及增添新设备。福特手下的工具制造人员开发了各种专用的夹具来简化加速生产过程。比方说有一台机器可以同时从气缸体的四面钻四十五个孔。要想依靠传统手段达到一样的效果需要进行大量事先准备，操作过程也很繁琐。有了这样一台机器，这一切就都用不着了。单一用途机械的运用则保证了零部件公差足够小，可以实现互换并且便于装配。福特公司这样夸口：“你可以开着一辆T型汽车环游世界并且在途中与另一辆T型汽车互换曲轴，之后两辆车的引擎依然都能完美运转——所有同种类福特汽车零部件全都可以互换。”专用生产设备还有另一项作用。随着汽车工业在底特律兴起，技术工人人手短缺、工资高昂以及惯于工会化的问题也变得越发显著起来，而专用生产设备则能够有效地缓和这些问题。福特手下的工程师们将他们研发的夹具称作“农夫的工具”，因为这些器具让新入职的工人们也能生产出高质量的零部件，从而减轻了公司对于技术工人的依赖以及他们的技艺文化对于生产活动的掣肘。（美国制造商历来偏好没有技艺背景的工人，例如著名武器制造商塞缪尔.柯尔特就曾经说过：“越是无知的人就越能为我的意图腾出脑内空间来。”）此外福特公司还大量使用了冲压零部件。这项工艺是从自行车制造业借鉴而来的，成本与难度都要比铸造或者车床加工更低。*
*【尽管在当时与之后都有许多记述——包括福特公司自身在内——声称当福特公司采用流水线的时候，公司生产的零部件已经实现了完全互换，但是在接下来好几年里流水线上的零件依然时常需要最终打磨定型才能顺利安装上去。】
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机械制造厂的标准布局都是将同类型机械安排在一处。车床统一放在一个分区，钻床放在另一个分区，等等。换句话说，随着生产进度的推进，必须花费大量人力将半成品从一个分区运到另一个分区。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美国最先进的制造商——包括福特公司以及奥兹汽车公司——开始采用一套全新的厂房布局，用福特的话来说就是“将产品在车间里按照计划好的顺序向前推进”。将车床、碳化炉以及其它设备按照使用顺序排列开来，不仅能够缩短半成品的转运时间，而且能够让人一目了然地看清哪个生产环节出了问题。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就指出，“在真正的机械化生产体系当中……每一台具体的机器都负责为下一台机器提供原材料。”美国制造商们采用的厂房布局正是这一逻辑流程在空间当中的体现。福特公司一边采用了推进式机器布局，同时又推行了程度越发细致的分工。每一个工作站都有一名工人负责，这名工人仅仅从事一项或者几项任务，而且经过专门设计、旨在反复完成这些任务的机械通常又极大简化了工人的工作。这套两手抓的做法极大提升了生产力。1905年，福特能依靠三百名工人每天生产二十五辆汽车。三年之后，他手下工人的数量增加到了五百名，汽车日产量却达到了一百辆。
下一步是安装能够借助机械而非人力将零部件从一个工作站运送到另一个工作站的装置。要想在复杂制造业应用持续流，这样的装置是必须的。1913年，福特开始在铸造车间试运行传送带体系。这套体系由滑轨与工作台组成，工人们站在工作台前组装磁发电机与变速器，需要加工或者组装的零部件则在他们面前通过。这套输送体系安装之前，一名工人在静止工作台前组装一台磁发电机需要二十分钟，自从福特引入了这套后来将会被人们称作流水线的体系之后，整个组装过程被分成了二十九个独立步骤，需要十四个工人来依次完成，不过一台磁发电机的组装时间却缩短到了五分钟，生产效率提升了四倍。如此显著的工时节约促使福特公司的工程师们将流水线作业应用在了底盘与整车组装的过程当中。一开始福特公司组装汽车也会遵循制造复杂机械的标准做法。根据福特的回忆，“我们会在同一个地点拼好一辆车。完全就像盖房子一样，工人会把各种需要的零部件从别处带过来。”其他早期汽车制造商也会按照所谓的“工匠方法”在静止的木头架子上组装汽车。
T型汽车问世之后，福特不再让一队工人制造一辆整车，而是将汽车组装过程划分成了许多明确步骤。在静止工作站周围，工人们围成一圈拼装汽车，需要什么零部件就从别处拿来。但是这些工人们不会在某个工作站边上一直待到汽车完工为止，而是会在各个工作站之间绕圈子，在每个工作站都只做一件事——例如将车架固定在大轴上，将发动机安装到位，或者安装方向盘。等到最后一项操作（安装车内地板）完成之后，整车就会被送去接收测试并且运送出厂。与此同时，一辆新车需要最先组装的零部件又会摆在工作台上。1913年中期，T型汽车组装车间共有一百座工作台与五百名组装工人，另有一百人负责给他们搬运零部件。做到这种程度之后，福特距离发动一场世界历史级别的工业生产革命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下一步就是设法让工人保持不动，让接受组装的车辆动起来。1913年8月，福特的工程师试图将底盘框架拖过一条两侧预先摆好零部件的通路，工人一边跟着汽车前进一边从通路两侧拾取零件往车上安装。然后他们扭转了思路，用一根铁链拖着底盘从通路上缓缓经过，让工人站在通路两侧往底盘上安装零件。到了1914年4月，流水线将组装汽车所需的工时从十二小时半缩短到了九十三分钟。
流水线的最终成功激发了一系列相应的革新。福特手下的工程师们尝试了重力滑道、辊轮输送道、传动带、链动装配线以及其他好几种物料输送体系来应对多种次一级装配任务，从组装引擎到安装座椅软垫不一而足。许多此类次级流水线的终点都会直接指向整车组装流水线，将引擎、车轮、散热器等等部件以及车壳分别送到恰当位置，从而依次安装在不断向前进的底盘上面。就像德比丝织厂与沃特海姆棉纺厂一样，一套全新的生产体系在很短时间里就成型了。在流水线最初试运行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福特就将这套体系推广到了T型汽车生产的各个阶段。整座工厂从此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整台巨大的机器。
流水线之所以能够提升生产力，部分原因在于改善了处理物料的效率，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加大了工人们的工作强度。流水线作业意味着工人们再也不能以寻找零部件或者工具的名义在厂房里闲逛，再也不能趁着监工不注意的时候偷懒，再也不能积攒一大堆成品从而在晚些时候有空休息。流水线两边的工人毫无喘息之机，每当新的零部件、组件或者底盘来到面前时，他们都必须再次从头完成同一项或者几项任务，如此反复不休。
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管理学专家们认为提升效率与利润的最大障碍在于“磨洋工”（即工人们故意放慢工作速度，使其低于可能达到的最快节奏）。为了应对这一现象，管理人员们设计了各种机制，例如复杂的计件工资体系与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科学管理法。流水线则为同一个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题思路，利用机械而非监工或者奖惩机制来设定工作节奏。早在福特采用流水线作业之前，肉品加工场的经理们就意识到了机械化工作节奏的潜力。1903年，斯威夫特肉品厂的一位主管曾经这样说道：“如果你想提升一点产量，只需让传送带走得略快一点，工人自然会加速。”
流水线工作在生理与心理两方面都远比其他类型的工作更加累人。工人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了机器的眼神，只能听任机器的需求与运转节律恣意摆布。一名工人抱怨道：“一枚图钉在一名装垫工手里的分量自然微不足道。但是假如你要在规定时间内为每一具通过你的工作台的福特汽车坐垫都敲上八颗图钉，而且你也知道假如你没做好整个生产面都要停工，而且你还要像这样一直坚持四年，那么你肯定会因为压力而崩溃。”另一位工人则声称：“要是再让我接连86天只能拧紧86号螺丝，那我非得变成庞迪埃疯人院的第86号神经病不可。”福特手下的工人都抱怨说流水线作业会让人患上被他们成为“福特症”的神经衰弱。流水线工作不需要知识与技能，而是需要速度、敏捷与耐久。流水线旁边的工人老的很快，一过中年就干不下去了。
随着T型汽车销量攀升，福特汽车公司也养成了吞吃劳工尤其是“操作员”的饕餮胃口。所谓操作员就是非技术工人，在1913年这些人是劳动力队伍当中的大多数。1908年福特公司的员工数量是450人左右，到1913年已经达到了大约14000人。生产T型汽车的高地公园工厂在1914年雇佣了12888名工人，足以令十九世纪最大的工厂相形见绌。不过高地公园工厂并非个例。大型工厂与超大型工厂此时正在美国变得越发普及起来。1914年，美国共有648座制造业设施雇佣了一千名以上的工人，到1919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021座（其中有54座制造的是汽车或者汽车零部件），这些设施总共雇佣了美国制造业劳动力的26.4%。不断攀升的市场需求促使各家公司扩建现有厂房，因为许多公司都希望制造车间集中在行政总部附近，因为这样有利于监管与协调生产活动。通用电气在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厂区雇佣了15000名工人，在马萨诸塞州林恩市厂区雇佣了11000人。生产火车的普尔曼公司与国际收割机公司在各自的芝加哥厂区都雇佣了15000人。固特异轮胎与橡胶制品公司在俄亥俄州阿克伦市雇佣了15500人。
掌握着畅销车型与流水线作业的福特很快就将厂房规模推向了全新的层次。1916年高地公园工厂雇佣了32702人，1924年达到了42000人。厂房内部的照片显示工人们挤得胳膊肘都伸展不开。这么大的工人密度在此前的纺织厂、炼钢厂或者任何其他类型的制造业厂房里都从未出现过。如此拥挤并非仅仅因为工人人数太多，而且还是刻意为之的结果。福特的工程师们想让工人与机器尽量彼此贴近，从而最大限度地削减转移零部件与组件所需要的时间。
福特最初引入流水线的时候，惊人的工人辞职率致使公司越发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工需求。高辞职率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工业各个领域普遍面临的问题。技术工人依然忠于同业而不是雇主，经常为了学习新技能或者体验新环境而跳槽。非技术工人跳槽的原因则包括寻求更高工资、给自己放假（这一时期的雇主还不会提供公休假）、与工头闹矛盾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总之在某一家工厂干到底对于工人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福特的生产实践尤其推高了手下工人的辞职率。许多工人都极其厌恶极端套路化的重复劳动与高度紧张的生产节奏，干不了几天就会离开，很多工人甚至懒得正式辞职就开溜了。1913年，也就是流水线正式投入使用的那一年，福特公司的离职率达到了令福特本人瞠目结舌的370%。为了维持一支差一点不到14000人的劳动力队伍，福特公司在这一年总共招聘了超过52000名工人。另外旷工也造成了雪上加霜的影响。随便哪一天，福特工厂的旷工工人数量都能达到工人总量的10%左右。
福特还面临着其他方面的用工问题。首先，底特律的劳动力当中移民工人的比例正在日渐提升，尤其是在非技术工人当中。1914年，福特手下的工人有71%出生在国外，总共来自二十二个不同国家，致使车间里各种语言此起彼伏好似巴别塔一般，工人与工头之间或者与彼此之间的交流十分不畅。某高管回忆道，“每一位工头都必须学会用英语、德语、波兰语与意大利语来呼喊‘别磨蹭’。”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很容易就会酿成斗殴。民族习惯也是个大麻烦。1914年1月，福特公司一次性开除了八百多名来自希腊与俄国的工人，因为他们坚持要按照东正教历法留在家里庆祝圣诞节，而这一天对于公司来说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而已。此外，包括福特在内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商们也很担心工会的问题。流水线问世的时机恰好赶上全国劳工斗争的高潮。在底特律，立场激进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以及新近成立的马车与汽车行业工人工会与立场温和的美国工人联合会携起手来，大力推进汽车行业工会化并且发动了几场短期罢工。这番斗争取得的成果并不算太大，但却足以让各位雇主们心有余悸。
为了解决劳工问题，福特一方面提升了工资，另一方面缩短了工时，在业内率先推出了“五美元工作日”。在此之前福特公司就推行了许多旨在挽留员工并且提升生产力的政策。1913年，公司推出了分层工资制度，随着工人技能的提升为他们增加工资。这样做不仅延长了工人的在职时间，还鼓励他们自我提升并且稳定工作。1914年1月初，公司更进一步，将每天的工作时长从九小时缩短到了八小时（每周依然工作六天），并且将高地公园的工作制度从两班倒改为了三班倒，显著减轻了工人们的压力。*接下来福特公司还有更加激烈的举措：公司宣布要将非技术工人的工资翻一番，从日薪不到2.5美元提升到5美元。这一轮工资上涨为日后大规模生产尤其是汽车制造业采用高薪体系创立了先例。支持者们欢呼道，高工资使得工人能够买得起他们生产的产品，从而创造了让大规模生产得以持续进行的购买力。
*【1926年，福特将每周工作日从六天改成了五天。福特公司也由此成为了第一批推行四十小时工作周的美国公司之一。】
但是五美元工作日制度远比单纯的涨工资用意更深且更加复杂。严格来说，五美元工作日并不是单纯的加薪，而是为工人们提供了参与所谓利润分享工资体系的机会，而这一体系的参与者的日薪可以提升到五美元。并非所有福特工厂的工人都自动拥有领取五美元日薪的资格。首先女工就没资格领取这份工资（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男性工人一般也要年满二十一岁才有资格。最重要的是，工人们必须遵守一整套公司设定的行为标准与规章，这些规矩的目标不仅是约束他们在工厂里的行为，还要约束他们在远离工厂时的行为。工人们必须与配偶合法完婚，“恰当地”养活家人，同时自然还要保证工作效率。福特专门成立了一个“社会学处”，负责调查工人是否有资格分享公司的利润。假如调查员认为工人没有分享利润的资格，还要引导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五十名调查员前往福特工厂的工人家中进行家访，身边往往会有翻译陪同。最初一轮走访发现，符合性别与年龄要求的工人当中有40%在某些方面存在欠缺。未能在给定时间内纠正错误行为的工人将会遭到解雇，行为表现有所改善的工人则可以领取在考察期间扣发的额外工资。福特尤其关心移民工人的“美国化”。社会学处的工作人员鼓励移民工人培养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并且教育他们的孩子遵循美国生活方式，还会强烈敦促不说英语的工人参加公司创办的英语学校，学校不仅教授语言，还会教导工人“勤奋与高效”以及美国的风俗文化。1915-1916年间大约共有16000名福特公司的工人从这所学校毕业，从而将不会说英语的工人在福特工厂劳动力当中的占比从1914年的35%下降到了1917年的12%。
福特用工政策的许多方面其实都有先例。洛威尔式纺织厂也有约束工人工作与业余时间行为表现的细致规范。为了满足工厂劳动的集体性与集成性，纺织厂主就像福特一样面临着建立工人行为规范并且督促工人自律的挑战，而且他们的道德关切同样覆盖到了工厂院墙以外。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随着许多公司——尤其是拥有巨大厂房的制造业公司——开始采用所谓的“福利工作制”来提升工人生产力并且降低离职率，新一轮行为塑造项目也随之兴起。公司修建了餐厅、图书馆与休息室，提供各种娱乐活动、医疗服务以及养老金，设立了储蓄与保险计划，偶尔也会采用福特推行的社会工作。雇主们的这番努力无非是为了塑造工人们的行为与心态，使其更能适应工厂生产体制，而福特项目的全面深入程度以及与双倍工资挂钩的做法则使得福特成为了业内的领跑者。1915年末，一位S.S.马奎斯成为了福特公司社会部的负责人（鉴于众多工人都很反感家访行为，这一部门更名成了教育部）。此人这样写道：“我们既然能在车间里依靠机器生产出我们心目当中的理想汽车，那么我们也可以依靠教育体系生产出我们心目当中的理想员工。”
福特公司的高管们肯定会认同意大利共产主义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论述：“在美国，合理化决定了有必要精心设计一款能够适应新型工作与生产流程的新人。”福特从小就受到了农村新教道德主义的熏陶。在福特的高管们——以及葛兰西——看来，为了满足大规模生产的生理与心理需求，工人们必需在生活当中遵循这套强调勤俭节约、洁身自好以及弃绝烟酒的理念。葛兰西这位意大利共产主义者还做出过另一条听上去与汽车公司高管的口吻别无二致的论述：“一夜‘过度行为’之后的雇员肯定干不好工作。”葛兰西告诫人们，“工业家针对工人私生活进行的调查以及某些公司为了监督工人‘道德’而进行的监察活动都是为了推行全新生产方式而不得不采取的举措。有些人嘲笑这些做法……认为这不过是‘清教主义’的虚伪外在体现。像这样的先入之见致使这些人完全不可能理解这一美国现象的客观重要性与显著意义。此外这一现象也是迄今为止……为了创造一类全新的工人与一类新人而做出的最大规模集体努力。”
讽刺的是，当葛兰西在论文《美国主义与福特主义》当中写下上述论断时（他于1926年遭到了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逮捕并且死在狱中，这篇文章是在入狱期间写成的），福特本人早就放弃了创造“一类新人”的努力。1920-1921年期间，经济衰退迫使福特削减成本。他逐渐削减乃至最终剥夺了社会学处的全部职责，还放弃了利润分享项目，重新采用了六美元基本日薪（这一上调的幅度要比通货膨胀的程度更低），奖金额度则由工人的技能水平与就职时长来决定。生产管理人员认为家长主义与福利工作制过于昂贵且不利于他们控制工厂，于是福特转而采用了一套复杂的间谍告密与专断管理体制来控制劳工。他还将社会学处的残余并入了服务处，这一部门的负责人哈利.本奈特是一位退役拳击手，在警察队伍与有组织犯罪团伙两边都颇有人脉。这位脚踏黑白两道的高管采用间谍与暴力来维持秩序，他的部门当中有好些成员都有案底。不过福特或许放弃了大规模生产与创造“新人”之间的联系，可是这一理念还会继续延续几十年并且在一些极其不同的地方得到体现。
为了制造T型汽车，福特不仅创造了一套全新的生产体系，还设计了一套全新的工厂建筑结构，为日后世界各地好几代巨型工厂提供了模板。它们留下的技术与理念遗产直到今天依旧清晰可见。
福特的第一家工厂位于底特律的马可大道，厂房面积很小，是一座只有一层楼的木质建筑。他的第二座工厂于1904年在皮克特大道竣工，是一座漂亮的三层砖房，面积大了很多。但是这间工厂在设计上与十九世纪早期的纺织厂并没有太大区别，厂房布局长而窄，开大窗，树立木梁木柱，铺设木质地板。甚至在T型汽车生产开始之前，福特就预料到公司的生产规模很快就会超过皮克特工厂的容纳极限，并且购买了附近高地公园的地皮准备筹建新厂。为了设计这片厂区，他聘请了底特律建筑师，日后将会成为二十世纪工厂设计领军人物的阿尔弗雷德.卡恩。卡恩在职业生涯的早年间误打误撞地闯进了工业建筑设计领域。他是一位来自德国的犹太裔移民，平时什么项目都接，设计风格走的也是折衷路线。后来他遇到了美国汽车制造业先驱帕卡德汽车公司的一把手亨利.B.乔伊。乔伊先是帮他联系了几项非工业领域的设计委任，然后就请他为自己的公司设计一片厂区。卡恩一开始为帕卡德设计的九座工厂造型都很传统，但是到了第十座工厂的时候他突然彻底舍弃了传统做法，不再采用木材与砖头，而是采用了混凝土。卡恩在设计期间与兄弟朱勒斯密切合作，因为朱勒斯开发了一项用特制金属条加固混凝土的技术。
钢筋混凝土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在欧洲得到了应用，不久后就传到了美国。这种材料强度极高且抗震性能很好，不仅廉价，而且耐火。与传统建筑材料相比，钢筋混凝土能让厂房拥有更大的连续内部空间以及更大的窗户。1903-1904年之间，有人在马萨诸塞州用钢筋混凝土修建了一座鞋厂，从此引起了工业建筑界对于这种新材料的重视。卡恩在1905年修建的钢筋混凝土帕卡德工厂第十号窗户更大，布局井然有序。第二年他又在水牛城为乔治.N.皮尔斯公司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厂房，内里配备有桥式吊车与室内铁轨，用来装卸搬运物料。这两件作品为他赢得了许多业内关注。因此当福特雇佣卡恩的时候，他在工业建筑领域已经小有名气了。
高地公园厂区是卡恩早期作品的延伸。这栋厂房高四层，外墙几乎全部由玻璃组成，室内采光条件极佳，以至于观察家们将这栋建筑昵称做“水晶宫”，将其与半个世纪以前的伦敦博览会大厅联系了起来。卡恩说服福特采用了金属窗框——当时这种做法极其背离常规，以至于窗框只得在英格兰订做——从而赋予了这座建筑格外整洁现代的外观。厂房内部宽敞的开放空间很方便工程师们进行各种实验，最终促成了流水线的问世。不过在另外一些方面，高地公园厂房也采用了许多传统工厂设计。厂房形状依旧长而窄，长宽比例与内部布局依然类似于洛威尔纺织厂，楼梯、电梯以及厕所依然安置在厂房外侧的一座塔楼里面。卡恩在这座厂房附近还安置了一座一层楼高、屋顶呈锯齿状的机修车间，看上去像极了英国的纺织工棚。就算流水线正式在厂房里投入运营之后，包括车体在内的许多零部件依然要用马车来运送。
卡恩在1914年为高地公园工厂添加的“新车间”体现了与过去的建筑造型更加彻底的决裂。高地公园工厂刚刚开张没过几天，福特就要求卡恩在早已十分紧凑的厂区里添加更多的建筑，包括一栋行政办公楼与一座大型发电厂。很快车间里也开始需要新的组装空间了。福特公司决定不再从外部供应商手里采购各种零部件，而是一切零部件都要自主生产。这一决定再加上不断增长的产量与不断扩大的劳动力队伍使得高地公园工厂的主车间刚刚建成就被挤得满满当当。此外，流水线上飞快的生产节奏也意味着物料运输的重要性越发显著。大量原材料、零部件与组件要按照特定的节奏沿着许多条流水线传送到特定的地点，既要避免物料积压，又要避免供应中断。
卡恩在修建新车间时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并排建造两排六层建筑，用一座842英尺长的钢架玻璃顶棚覆盖住两排建筑的顶部，两排建筑之间的地面上则修建了几条铁轨，好让以车皮计算的大量物资能够直接运进厂房里。屋顶安装了两台龙门吊，每台吊车一次能提起五吨物资，两排建筑则在相对一面的各个楼层上伸展出了二百多个接纳物资的平台。从车间里的任何地点出发走不了几步就能抵达二百座平台当中的一座，工人们用手推车就能将平台上的物资运往车间里的各个工作站。总而言之，厂房内部的景象极其现代化：抬头看有贯穿厂房的龙门吊轨道，环顾四周有水泥与玻璃组成的外墙，参差突出的平台错落分布在两侧，屋顶也铺设着大片玻璃。这是一种全新的室内空间，与传统工厂相比，这里看起来更像是十九世纪刚刚兴起的大型购物商城，例如米兰的伊曼纽尔二世拱廊商业街。很可能是因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提供了足够的强度，这座新厂房并没有依照惯例将锻造车间与车床车间安置在一楼，而是放在了顶层。因此整个生产流程可以遵循自上而下的方向，利用重力滑道与传送带将零件与组件从上一层楼输送到下一层楼，一直送到一楼的总装配线。中空水泥柱里的管道确保了厂房内部的空气流通。一个世纪之前的洛布、阿克莱特与斯特拉特在英格兰修建的工厂也是这么做的。
高地公园工厂刚一落成就几乎立刻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厂房本身的设计，流水线生产方式，高工资家长主义，以及源源不断驶出工厂的T型汽车无不吸引着各方各面的目光。福特本人很欢迎外界关注，将这座厂房当成了公司的活广告。（此前几十年里的制造厂商们一直在这么做，具体措施则五花八门。他们特意将厂房建造得端庄美观，装饰着硕大的标志；他们在公司专用信纸上附加了工厂外景图样的水印；他们允许发行以工厂为题材的明信片；有时他们还会邀请记者进厂参观。）坐落在一旁的行政办公楼同样具有美观的造型与精心布置的周边环境。厂房附近的发电厂安装了平板玻璃窗，让过路人也能一眼看到建筑内部的一座座硕大发电机。福特坚持要让这座发电厂修建五根烟囱，尽管实际上根本用不着这么多。因为五根烟囱之间有四处空隙，正好能摆下四个巨大的F、O、R、D（福特）字母。1915年夏天，每天都会有三四百人来到这座工厂观光游览。为了进一步宣传这座工厂，福特还对外发行了一本小册子，详细介绍了工厂里的生产流程。册子里的照片全都是福特公司自己的摄影部提供的。（这个部室还会每周制作一期电影短片，交给福特汽车经销商以及当地电影院放映。）
在高地公园工厂迎接过的各界宾客当中，最重要的一位当属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乔瓦尼.阿涅利。参观过后阿涅利就下定决心要将福特生产法照搬到欧洲汽车工业界——当时欧洲人造汽车依然主要依靠手工。为了采用福特体系，阿涅利在都灵的林格多区新建了一座工厂并于1923年投产。这座工厂是现代主义建筑流派的最伟大地标之一，就生产布局而言其实就是一座上下颠倒的高地公园工厂。这座厂房同样由两栋相互平行且联系密切的修长建筑构成，用来进行组装生产。两栋建筑各有五层，长度足有四分之一英里，中间夹着一座巨大的庭院，庭院里修建了两条巨大的螺旋状坡道，将各个楼层联通了起来。这座厂房的物料走向与高地公园恰好相反，原材料从一楼运进工厂，然后一路上行，在顶层完成总装，汽车开上楼顶，在试驾车道上转几圈——屋顶修建了很高的护坡，让司机得以放心高速行驶——然后顺着专用坡道从屋顶开下来准备交货。（这一设计反过来又被卡恩借鉴了回去。日后卡恩在曼哈顿西城为帕卡德公司修建了一座八层售后服务中心，并且在建筑内部安置了两条坡道，好让司机能够将汽车开上楼顶。）*
*【林格多工厂与帕卡德售后服务中心如今都还在。前者被伦佐.皮亚诺改建成为了一座集文化、住宿、办公、零售与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后者成了一家汽车经销门店。】
高地公园工厂让卡恩成为了汽车工业建筑领域的领军人物。随着汽车工业迅速采用了生产流水线与钢筋混凝土建筑，很快卡恩就将会为哈德森汽车公司、道奇公司、费希博德公司、别克公司以及斯蒂庞克公司设计一系列厂房。最终他的公司将会设计一大批分布广泛的工业建筑，分布在北美、南美、欧洲、亚洲乃至非洲。此外卡恩也为汽车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公司设计了一批办公楼，包括位于底特律市中心的巨型通用汽车总部（该建筑于1922年投入使用，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办公楼），以及不远处富丽堂皇的费希博德公司总部。不仅如此，好几位汽车行业高管的私宅也是出自卡恩之手，比方说帕卡德公司的亨利.佐伊以及亨利.福特的儿子艾德赛尔各自位于格罗斯波因特的湖畔豪宅。卡恩甚至还设计了亨利.福特医院。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卡恩的设计公司已经有了四百多名雇员。他的公司之所以如此高产而且完成设计的速度如此迅速，靠得也是高度分工，让不同科室专攻特定领域，换句话说就是将福特在制造业当中摸索完善出来的一部分原则应用在了白领工作当中。例如，为了追踪项目进展，卡恩的公司也采用了类似于福特在高地公园工厂使用的工作进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