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结语

超大型工厂已经陪伴了人类整整三个世纪，但是没有任何一家个体工厂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世界上第一座现代化大型工厂——即洛布兄弟的德比纺丝厂——也是坚持时间最长的巨型工厂之一，尽管几经起伏，但是直到1890年工厂里依然有工人在生产丝纱，足足营业了169年。相比之下，理查德.阿克莱特的克罗姆福德棉纺厂不出七十年就关门了。梅里麦克制造公司在马萨诸塞州洛威尔修建的第一座棉纺厂倒是比前辈多坚持了几十年，总共经营时间长达134年。阿莫斯克亚格一度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纺织厂区，但是经营时间却没能超过一个世纪。宾州约翰斯镇的坎布里亚炼铁公司一直坚持到了1992年，总营业时间达到了140年，比起一度上演过劳资冲突大戏的霍姆斯塔德炼钢厂还多了三十五年。也有些地标性巨型工厂至今仍在运作。尽管雪佛兰公司位于弗林特的道奇主厂区与菲亚特的林格多厂区全都早在几十年前就关门了，但是罗格河厂区至今却依然坚持生产。尽管如今的福特公司采取了去中心化的生产体系，但是每天依然有六千名工人在这里生产F-150型卡车，这款车是美国销量最好的车型。至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马格尼托格尔斯克炼钢厂以及新胡塔炼钢厂也并未随着苏联解体而关门，而是纷纷坚持了下来。

一百年或者一百五十年的光阴看似很长，但是许多其他社会机制随随便便就会在同一座建筑当中运营远远更长的时间，例如议会、监狱、医院、教堂、清真寺、大学、中学甚至剧团等等。一旦将时间尺度拉开，巨型工厂就不像看上去那样坚不可摧了。它们虽然笼罩着令同时代的人们深信不疑的永世长存气质，但是它们的实际寿命通常来说无非相当于一两辈子的人类寿命而已。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催生了巨型工厂，也导致了它们的早夭。巨型工厂具有天然的生命周期，它们登场时总是具有爆炸性的力量，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还动摇了社会的原本结构。一般而言巨型工厂的成功至少部分取决于大力剥削此前游离于劳动市场之外的工人——童工、农民、牧民、犯人以及受到国家监护的人们。巨型工厂首先会经历一段原始积累时期，在此期间工人们往往会遭受野蛮剥削，工时漫长，工资低下，工作条件恶劣，因为他们缺乏发动劳工运动的自由，缺乏法律权利，也没有多少其他就业选择。激进的工厂革新之后紧跟着增量式改进或者停滞不前的阶段。由于巨量资本沉淀在现有的厂房设备当中，致使巨型工厂的先行者们难免陷入体制化的保守主义，也使得新兴竞争者们有机会尝试更先进的工作法与技术从而提升生产效率。与此同时，工人抗议与改革者施压将会逐步推高用工成本。有些公司会反复招募新劳动力，要么是下一批年轻工人，要么是来自远方的移民，从而成功保持住了原始积累时期的高额利润率。但是或早或晚，技术落伍、厂房老化与用工成本攀升这三大因素构成的合力都会迫使工厂主做出抉择，要么对旧工厂进行现代化改造，要么换个地方另外开张，又或者干脆小车不倒只管推，直到榨干旧工厂的最后一点价值为止。

洛威尔的布特纺织厂的所有者们就是采用第三种策略的典型人物。1902年，某位受聘于公司的顾问这样汇报道：“你们的旧厂房或许在过去完成了它们的使命，但很久以前它们就已经落伍了，如今毫无价值……因此我建议彻底拆除全部现有结构，或者至少拆除一大部分，因为这些厂房要么内里环境十分危险不适于工作，要么会妨碍第一流新式工厂的布局与施工。”但是正当许多新英格兰工厂主正在工资较低的南方斥巨资筹建新厂的时候，布特纺织厂的所有者们却决定反其道而行之，继续沿用老旧危险的原厂区。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工人们还会继续在这片厂区生产纺织品并且为投资者们牟利。

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工人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体系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而且巨型工厂在社保体系当中也占据着更为核心的地位，因此计算成本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不要说关闭工厂，哪怕仅仅只是削减用工规模都意味着令政府避之不及的巨大社会与政治风险。因此政府往往会勉强支撑着越发丧失竞争力的工厂以及与之配套的臃肿劳动力队伍。即便在今天，中国政府在关闭落后低效的巨型国有工厂时依旧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是随着苏联阵营的崩溃，共产主义世界的绝大部分剩余地区都迈向了市场经济，于是曾经的社会主义工业实践与一贯的资本主义工业实践就交汇到了一起。

一座又一座巨型工厂的发展循环在时间与空间上相互重叠，就整体而言的确体现了持续的进步。制造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效率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又始终维持着可以清晰追溯到三百年前德温特河谷的基因遗产。每一轮工厂发展的推动者们都通过模仿先进、购买许可或者盗窃机密等等手段将过往的技术革新整合进自身，驱使着工业巨型化跨过了海洋的阻隔与政治的鸿沟。然而尽管工业巨型化就整体而言活力十足且历久弥新，但是在任何一处特定地点工业巨型化都是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对于一个个具体社区来说，巨型工厂带来的并不是持续不断的进步，而是一台始乱终弃的戏码：首先是打乱原有社会秩序的变革，然后是经济增长，再然后是经济萧条，最后是拍屁股走人。正如史学家杰弗逊.考维与约瑟夫.希思科特在一本关于美国去工业化的书中指出的那样，“在混合资本投资的熔炉里锤炼出来的工业文化其本身就无法持久。千百万投身工业的男男女女原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份稳定可靠工资体面的工作，却不成想这份工作只能存在片刻。”这句话在单一工业主导的地区尤其正确。一旦巨型工厂的生死轮回向前运转，必然会让当地遭受长期的毁灭性打击，尽管与此同时正在地球其他地点冒头的新建巨型工厂将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与财富。如今的工业巨型化循环与此前的历次迭代颇有相通之处，但是差异也同样显著。首先，现代巨型工厂的兴衰周期显著缩短了。富士康在深圳兴建了第一座工厂之后仅仅过了三十年，深圳就失去了身为大规模制造业核心巅峰地位，包括富士康在内的许多公司都开始前往其他地点寻找更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另一方面，新建巨型工厂里的工人们也不像前辈们那样耽于铁饭碗的幻想。他们从进厂第一天就决心要将大部分人生花在其他地方，要么返回家乡，要么另谋高就。

尽管巨型工厂依然被视为盈利与国家经济增长的载具，但是如今的巨型工厂远不像过去那样容易受到赞扬或者被奉为全社会的典范。相反，购买巨型工厂产品的消费者们往往对这些工厂一无所知，消费者与工厂往往相距千里，两者之间还隔着好几条国境线。曾几何时，胜家缝纫机或者T型汽车的消费者很清楚这些产品来自什么地点；今天的球鞋、冰箱乃至汽车的消费者则往往说不清自己购买的产品究竟来自哪个国家，更不用说来自哪家工厂了。生产与劳动曾经骄傲地与我们需要切珍视的实体商品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今却藏匿到了人们的视野之外。作为全球现象的巨型工厂或许已经越过了顶峰，正在走下坡路。尽管人们还在建造规模很大的工厂，但是许多制造商都转向了其他方向，试图降低用工成本以及避免工人们利用生产高度集中来主张权力的可能性——就像过去那样。对于他们来说，路径之一在于机械化与自动化。美国工厂就业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此，而不是工厂搬迁至海外。就连富士康这个全球雇佣工人人数最多的企业也正在尝试推进自动化。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昆山智能手机工厂，富士康公司正在大举投资采用机器人技术，将用工人数从110000人降低到了50000人。这个数字依然很大，但是距离全世界规模最大工厂的前几名却相差甚远。其他公司也在孟加拉国这样的低工资地区开设了许多中小型工厂，乍一看去活像是昨日重现：众多刚刚离开农村的年轻女性在技术水平低下、环境拥挤且往往十分危险的环境里为沃尔玛以及H&M这样的国际巨头生产产品，此情此景看上去与现代中国的巨型工厂并无多少相似之处，倒更像是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血汗作坊。

不过就算如今的巨型工厂确实丧失了不少原有的魅力，却也总会有新一批企业家们试图在全新环境里再度开启这个循环。理想的新环境应当从未遭受过工运历史或者环境破坏的侵染。比方说有一家名为华坚鞋业的中国公司，一直是盖斯等国际品牌的制造商。2012年这家公司在埃塞俄比亚开设了一家工厂。2014年埃塞俄比亚的基本税后最低工资是每月30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国内的制造业平均工资则是560美元。投产两年之后这家工厂共有3500名工人，但是公司的计划远不止于此，下一步他们打算在阿迪达斯的当地厂区附近修建一片新厂区，这片厂区将会雇佣30000人，厂区内部将会安置工人宿舍，一座文娱中心，一座技校，一座宾馆以及一家医院。厂区的院墙将会修建成长城的造型，厂区的形状则是一只女鞋。2016年10月，华坚鞋业宣布将会把伊万卡.特朗普的个人品牌女鞋生产线从东莞转移到埃塞俄比亚。

无论巨型工厂未来将会走向何方，在它们身后已经留下了一个脱胎换骨的世界。在某些方面，工业巨兽们确实实现了推动者们的梦想。从社会福利到人均寿命，从物质财富到人身安全，人类刚刚经历了一场迅捷、宏大而且史无前例的非凡改良，而工业巨兽则是这一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巨型工厂推动的工业革命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标准，还创建了现代国家与城市化社会并且改变了这颗行星的面貌。此外工业巨兽们还创造了一类“新人”。这些新人或许并没有像亨利.福特、阿列克谢.盖斯特夫以及安东尼奥.葛兰西所各自设想的那样能够与巨型工厂的自动化机械以及工业流程契合为一体，但是新人毕竟是新人。集团化协调生产活动为他们养成了全新的时间观念，技术革新与效率提升让他们养成了对于进步的认同，这些人崇拜工厂产品与工业美学，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为了未来的收获而牺牲眼前的舒适。简而言之，巨型工厂协助了现代化的诞生，而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现代化的世界当中，哪怕这个世界已经不像当初那样令人万分惊奇了。更重要的是，现代化已经超越了特定的政治与经济体系。尽管人们经常将大型工厂描述成为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是正如前文所示，仅仅将巨型工厂视作资本主义体制就意味着忽视一大部分与其相关的历史以及好几座世上最大的工厂。实际上，巨型工厂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当中都起到了核心作用。这一核心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社会、文化以及政治方面。诚然，随着工厂遍布全世界，在一处又一处看似差异悬殊的不同区域拔地而起，文化与社会体制的不同也意味着工厂无法一贯保持同一副面目，但是工厂的最核心特色看上去却历久弥新。巨型工厂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倒不如说是现代化的特征。现代化的一切变体都必然离不开巨型工厂。

但是话又说回来，巨型工厂不仅让梦想成为了现实，也让梦魇照进了现实。无论在怎样的社会体制当中，巨型工厂的强大生产力都伴随着高昂的牺牲，而且这份牺牲的分配往往极不平均。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厂工人受苦最重。正是因为他们受尽剥削，产品与利润的大河才得以滔滔流淌。但是为工厂生产原材料的工人——根据历史时期不同，这些人当中包括种棉花的黑奴、煤矿工人、铁矿工人、割胶工人以及现代电子工业不可或缺的稀土矿工人——同样免不了承受苦痛。至于那些采用老式工作法并且被迫与工厂化生产竞争的手工匠人们就更不用说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工厂工人同样免不了吃苦受累，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更优越，住房、食品与社保条件也要优于一般公民。在这里最大的牺牲落到了远离工厂的农村与农民头上。无论是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民都曾经为了提供工业建设所需的资源而饱受压榨，甚至还一度会被逼到生死边缘。

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欧洲与美国的巨型工厂都成为了工人工资、福利与社会保障显著提升的主要载具（尽管工厂工作本身依然劳累单调，令人异化）。多亏了工会化，工人们终于分享到了大规模工业生产力提升带来的好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漫长历史当中，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刻终于难能可贵地暂时实现了相对的平等与民主。鉴于过去四十年间工人阶级收入陷入停滞且社会保障越发削弱，二战之后的那几年看上去活像是黄金时代，那时人们对于工厂的批评也全都被今人抛在了一边。但是巨型工厂留下的丑陋痕迹却很难因此就遭到忽视。创建于运营巨型工厂的成本并未得到均匀分摊，巨型工厂留在身后的环境与社会灾殃同样也会集中由一部分人来承担。密歇根州弗林特市最能象征工业巨型化步入来世之后的噩梦景象。这里曾经是通用汽车帝国的核心，如今却贫困凋敝，州政府与地方官员都懒得对其正眼相看，毫不在乎地通过州政府执行权让当地居民只能饮用遭受铅污染的水，目的无非为了省钱。弗林特遭受毒害的命运在全球各地还能找到很多变体。位于美国中西部、英格兰北部、法国北部、东欧、俄国、乌克兰以及中国东北的昔日工业中心如今纷纷陷入了萧条。失业与贫困，土壤与水污染，毒品与酗酒，以及看不到出路的绝望如同跗骨之蛆一般纠缠着这些地方。

接下来会怎样呢？现在就声称作为全球体制的巨型工厂已经走上了末路未免为时过早，但是在许多城市、地区以及国家，巨型工厂要么急剧缩水，要么就干脆消失了。被工业遗弃的城市试图改头换面，希望利用压低到极致的土地价格与空空荡荡的工业建筑作为复兴的基础，将自身打造成文化创业中心。不过就目前而言，这一策略的成效说得好听点也只是乏善可陈而已。就国家层面而言，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化先驱国家的资本正在越发从生产转向金融，从而继续通过工厂体系获取经济收益，不过现在靠得是资助工厂体系及其附属活动而非直接运营。这一策略不仅为少数人带来了大量财富，也加深了经济不平等与社会分裂。如果说巨型工厂的到来伴随着乌托邦式的愿景以及敌托邦式的恐惧，那么巨型工厂的离去则伴随着全社会的萎靡不安与想象力萎缩。工业革命与巨型工厂在身后留下了对于进步目的论以及科技决定论的持续信仰。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未来不仅早已降临，而且已经逝去。他们兴许从未来那里得到了一双球鞋或者一部智能手机作为纪念品，但是却几乎不指望或者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创建一个新世界。这个后工厂时代的新世界将会立足于巨型工厂带来的非凡进步，打造一套全新且不同的现代化。在社会层面、经济层面以及尤其重要的生态层面上，这样的新型现代化将会更加民主且可持续。

这个新世界能否降临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2016年，富士康科技公司的主要拥有者鸿海精工的第二大股东是美国先锋集团。这家互惠基金公司一直对外维持着造福社会的良好形象，其名下掌握着超过两千万人（笔者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的储蓄与养老金账户。这两千万人当中极少有人知道他们拥有某座工厂的一角，而且这座工厂里有许多工人都曾因为绝望而跳楼寻死（先锋集团同时还是富士康的最大竞争对手和硕联合科技的第三大股东以及鞋业巨头裕元集团的第九大股东）。甚至就连声称自己负有社会责任的基金公司也难免弄脏手。比方说苹果公司就是卡尔弗特投资公司的最大股东，卡尔弗特号称“本公司的创始理念在于：妥善管理的投资资本可以为人间的弱势居民们营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苹果公司则是富士康的合作伙伴与最大客户。

当然，就算你并不通过养老金账户或者储蓄账户拥有巨型工厂的一点零头，那你也几乎肯定拥有巨型工厂的产品。巨型工厂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充满纠结的遗产与无数经验教训。它们用务实可靠的方式彰显了人类驾驭自然（哪怕仅仅只是片刻而已）的能力，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极大提升了几十亿人的生活标准，但同时也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地球。它们彰显了劳动者掌控自身生活以及寻求公道的深切渴望，这些劳动者在长达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前赴后继地对抗着剥削他们的雇主与压迫他们的国家，胜算往往不大。但是就眼下而言，巨型工厂传授给我们的最重要一课或许也是最容易被遗忘的一课：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世界绝非毫无可能的空想。我们曾经做到过这一点，我们也完全可以再次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巨型工厂并未像英国、美国、苏联与东欧的前代化身那样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社会一直很关心移民工人的艰苦境遇，尤其是在电影里，但却并不特别关心他们身处的工厂。部分原因当然在于工厂主惯于保密，认为向外人开放自家厂区以供参观记录有百弊而无一利。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西方公司将工厂视作现成的广告，象征着他们身处工业前沿的地位，还能让消费者们更好地了解自家产品。苏联与东欧当局则将巨型工厂当成了社会主义的展示橱窗，从不同的角度吸引着广大公众的关注。相比之下，中越两国举行制造企业的所有者们根本不想与公众扯上任何关系。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顾客并不是终端用户，而是其他公司。在这些客户公司看来，产品制造过程越保密越好。苹果与阿迪达斯这样的公司一方面想要维护知识产权性质的工作法，并且预防最新产品的细节在上市之前就偷跑出去，另一方面也害怕生产自家产品的加工厂里的工作环境会招致批评，尤其是来自国际社会正义团体的批评，因为此类团体十分擅长传播关于工人遭受虐待的影像与信息。当年与今天的游客都可以步入罗格河厂区游玩，不过将厂区当成景点的主意在富士康以及绝大多数巨型工厂的所有者们看来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学者、记者还是纪录片拍摄者想要穿过层层把守的工厂大门都殊为不易，进入厂区之后也必须紧跟向导，不能随意走动。当年的主要媒体上充满了关于英格兰纺织厂、洛威尔纺织厂、霍姆斯塔德炼钢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以及新胡塔炼钢厂的影像。相比之下，富士康、和硕科技与裕元集团旗下工厂的照片却少得可怜，关于厂区内部活动的照片就更稀少了。

因为最大的亚洲工厂并不作为产品的象征或者广告而存在，各家公司自然缺乏动力投资兴建独树一帜或者采用创新技术的厂房建筑，就像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前辈们所做的那样。当代中国并没有贝尔坡圆形工厂或者菲亚特林格多厂区这样的工厂建筑。中国的巨型工厂外观可谓千人一面，造型虽然现代，却全无装饰与特色可言，甚至都看不到一度作为制造业建筑标志的大尺寸窗户。许多中国工厂乍一看去活像是城市写字楼。《布隆伯格商业周刊》这样描写富士康之城：一栋栋多层建筑的表面覆盖着白色或者灰色的水泥，看上去“既乏味又功利”。近十几年来中国一直是国际建筑界的核心试验场，众多业界名人都受聘来到中国兴建了一座座不走寻常路的现代大型建筑。但是这些建筑当中却一座工厂都没有，全都是办公楼、音乐厅、博物馆、图书馆、购物中心以及酒店。中越两国工厂近几年兴建的并未被视为国家骄傲的源头，就像美国宾州的布拉德克炼钢厂与波兰的新胡塔炼钢厂那样。与以往的样板式工厂巨兽相比，中越两国的新建巨型工厂大都是外资所有，由外籍管理人员运营，绝大部分产品都要销往海外。与其说这些工厂彰显了中越两国的工业与经济进步，倒不如说它们提醒了中越两国要看清自身在科技、设计与管理方面与韩国、台湾以及日本等先进国家地区之间还存在着多大差距。

话又说回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们如今已经不再一味追求本国资本所有的大规模制造业了。在他们看来，这一类企业既不是真正的发展目标，也不能成为标志第一世界俱乐部成员身份的徽章。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例如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正在像蜕皮那样逐渐摆脱大规模制造业生产，转而集中资源主抓特种商品的高端生产与设计、科技创新、营销、服务业与金融业。无论利弊几何，基础制造业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当中似乎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只有没那么发达的国家还会将其视作值得攀登的高峰。中国领导层与精英阶层都不认为流水线等同于现代化，而是将大规模制造业视为现代化进程当中必须经历并且超越的必然阶段。中国官员依然认为大规模制造业有助于提升生活标准，近年来他们正在不断地将低薪酬低端制造业向贫困内陆地区转移。但是在较为富裕的地区——尤其是当年走在改革前列的几个经济特区——人们正在奋力摆脱基础流水线生产模式。作为第二轮中国工业巨型化的源头，深圳如今正在拆除老式工厂，腾出地皮来修建住宅楼与商用建筑。

既然中越两国的巨型工厂被视为不得不然的存在而不是凯旋胜利的象征，这些工厂自然不具备早期大规模工业项目或者现代中国巨型基建项目——例如彻底改变了中国地貌的三峡大坝、摩天楼、高难度桥梁以及高铁网络——那样的英雄主义气质。这一现象部分源于性别问题。现代服装、鞋类以及电子产品生产的女性从业者比例极高，相比之下时至今日钢铁与汽车行业以及大型建筑施工现场的劳动力依然以男性为主。以女工为主的工业往往会与乌托邦梦想有关，例如早期新英格兰纺织厂。肌肉发达的男性工人则往往与普罗米修斯的大胆斗志有关，工人们的魁梧身材也很契合普罗米修斯的常见形象。另一方面，亚洲工厂巨兽出产的产品也加强了工厂的日常乏味气质。二十一世纪工人数量最多的工厂出产得都是咖啡壶、球鞋或者智能手机这样的日用品，大一点的一个纸盒子就能装下，小一点的干脆可以攥在手心里。相比之下，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的最大型工厂生产的则是震慑人心的火炮、钢梁、机械、汽车以及飞机。全世界几十亿消费者都想要苹果手机或者耐克球鞋并将其当做现代化的象征，但是这些产品的气场终归差了一点。相比之下，往昔的巨型炼钢厂与汽车厂的产品则笼罩着一层立足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气质。以往的巨型工厂彰显了人类精神的加强放大，现代的巨型工厂则往往象征了人类精神的削弱缩水。典型化的中国巨型工厂影像资料当中往往看不到对于机械力量或者人定胜天的赞颂，只有平淡无味的内部结构与一味重复——工厂规模仅仅意味着无休止的复制。爱德华.伯汀斯基拍摄的中国工厂照片之所以非同寻常，并非因为它们彰显了人类力量对于原材料与机器的非凡掌控或者机器本身的美丽——就像此前那么多工业摄影作品所表现的那样——而是因为它们体现了人的尺度的萎缩。照片上的工人排成死板的长队或者方阵，局限在硕大无朋的厂房里。德国摄影师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同样因为拍摄中越两国工厂工厂与公共空间的壮观照片而闻名，伯汀斯基的创作思路也与古尔斯基一样。他的照片里的工人往往只是抽象模式的组成部分，这些照片几乎从不关注个人。相比之下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与沃克.埃文斯这样的早期工业摄影师至少偶尔还会拍几张工人特写。

富士康、裕元以及其他现代亚洲巨型制造商体现了工业巨型化历史的顶点。这些工厂立足于过往，集中采用了此前世代流传下来的一切经验教训，包括如何组织协调大量工人，如何细致分工，如何使用外力驱动的机器，如何采用机械装置输送零部件以及设定工作节奏，如何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以及如何掌控工人日常生活的各方各面。工业巨型化的一切过往在今天依然活跃，但是这段过往却并无未来可言，除非是在最局限最技术化的层面上。巨型工厂再也不能代表与今日截然不同的新世界愿景了，再也不能成为乌托邦未来或者全新噩梦的化身了。富士康风格的现代化或许确实会与生活标准提高一级科技创新联系在一起，但是却与人类历史的新阶段无关。英国与美国曾经认为巨型工厂意味着全新的阶级社会，苏联与波兰曾经认为巨型工厂意味着全新的无阶级社会。可是如今未来已经降临，而且我们似乎没有了出路。

法洛斯认为中国是一个感觉良好的故事，这里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迅速从威廉.布莱克时代的英格兰进步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而且还在继续提升。自从中国开始允许外资入境建设运营工厂以来，贫困水平出现了显著下降。越南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假如将贫困人口定义为每人每日开销不高于1.90美元（以2011年的美元购买力为准），那么在1981年到2012年之间中国共有超过五亿人口脱贫。中国人的新生儿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六十七岁上升到了2014年的七十六岁。尽管如此，即便在中越两国最为现代化的巨型工业区当中，工人也依然会通过高离职率、罢工与抗议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在近二三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一轮大规模罢工潮，尽管极少得到宣传。根据香港非盈利组织中国劳工公报的统计，在2014到2015年之间，中国大陆地区爆发了180起参与人数不少于一千人的罢工，并且估计这一数字仅仅是实际罢工总数的10%到15%。相比之下，同样是在这两年里，美国仅仅爆发了二十三起同等规模的罢工。*

*【越南的扶贫工作同样颇具成效，不过与中国不同的是并未出现显著的社会不平等加剧现象。】

在中国，各种工厂都曾遭受过罢工的打击，无论工厂规模是大是小，工厂产权归国有还是私有。电子与制鞋行业的领军巨头们都因为工资、福利与工时等问题经历过罢工。工人们的战术除了停止工作以外，还包括威胁自杀、堵塞道路以及集体前往当地政府门前上访。由于许多罢工者都住在厂区宿舍里，停工往往会变成实质上的占厂罢工，因为资方就算招来新人也没地方安置。就算是规模最大的承包制造商也会受到影响。2012年，150名富士康武汉厂区的工人集体登上楼顶威胁要跳楼，因为他们即将被转移到深圳厂区，不仅工作环境有所恶化，而且工资也遭到了削减。2014年春天，裕元集团位于广东省的某座工厂当中的大部分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公司不按照法律要求缴纳养老金。这次罢工的规模在近几年的中国足以位居前列。还有些抗议活动会演化成为暴力冲突。富士康成都厂区的工人就因为住宿条件恶劣以及工资下调而暴动过好几次，当地政府一度出动过二百名警察去平息事态。

在中国，罢工活动位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自从中共执政以来，工人们在许多年里都享有依法罢工的权利，1975年与1978年版的宪法都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是自从1982年以来，中共政府开始吸引外资并且排斥文革期间的大规模动员做法，于是罢工权也就从法条当中消失了。现在中国工人不能公开组织或者宣传罢工，但他们依然还会罢工。大部分罢工事先都无人组织，没有工会的参与，也没有明确的领导人，至多只能维持一两天，往往以政府出面斡旋而告终。只要罢工活动局限于当地，时间不算长，而且不涉及政治议题，政府往往总会睁一眼闭一眼。但是一旦罢工规模失控或者持续时间太长，当局就会采用武力镇压与逮捕等手段来破坏罢工。当局的关切在于劳资冲突不能吓跑外资或者扰乱政治现状。而外资工厂所有者也很信任政府肯定能控制住工人们的激进行为，因此会毫不犹豫地建设超大型工厂并且进行集中化生产，并不担心工厂停工会终止某一特定产品的大部分或者全部生产活动。

罢工在越南甚至要比在中国更加常见。越南工人有依法罢工的明确权利，尽管在实际层面上大部分罢工都不会事先完成繁复的罢工审批手续。2007、2008、2010、2012以及2015年，越南工人先后发动了针对韩国与台湾大型加工厂的多次罢工，这些工厂的客户包括耐克、阿迪达斯以及其他许多国际知名品牌。2011年裕元工厂的大规模罢工尤其因为规模浩大而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三年之后，越南又爆发了一场更加激烈的暴乱，这次暴乱发生在胡志明市市郊，捣毁了几十家外国工厂。事件的起因是越南工人上街游行抗议中国在越南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修建钻井平台，但是抗议者很快就将怒火转向了附近的球鞋厂与服装厂，其中大部分都是由来自台湾、韩国、日本与马来西亚的外籍投资者兴建的。这些工厂迟迟不涨工资以及剥削严重的行为早已让工人们积攒了满腔怒火。台湾全麟纺织公司成衣厂的一名管理员工报告称将近八千到一万名工人参与了袭击工厂的行动，“烧毁了一切，原料、电脑还有机器全都没剩下。”*

*【总体而言，越南政府要比中国政府更加支持针对外资企业的罢工，使用强制手段打压罢工的次数也比较少。】

在中国，工人们的激进行动推高了工资并且改善了工作环境。来自国际劳工权益团体压力以及国际品牌唯恐声誉受到玷污的担心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尽管如此，大型工厂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里依然面临着越发严重的招工难问题。中国制造业飞速膨胀，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却在日益缩减，重男轻女的风气导致男女比例失衡，再加上服务行业的增长吸纳了大量女工，所有这些因素都意味着巨型工厂最喜欢雇佣的农村年轻女性人口正在耗尽。富士康与其他公司不得不放宽招工标准，将目光转向了男性——目前富士康工人当中男性已经占到了多数——与年龄更大的工人。为了应对工资上涨与劳动力短缺，各家公司纷纷在工资水平较低的中国中部地区建起了新厂。还有很多公司在招工用工的时候采用了半胁迫的手段——就像工厂问世之初英格兰工厂主们的所作所为那样，尽管在烈度上不可同日而语。有些公司要求移民工人入职之前先交定金，除非离职时得到公司批准才能退钱。还有些公司会每月克扣一部分工人工资，承诺到年底一并发放。越是运营正规且遵守国际标准的大公司就越不倾向于使用此类手段。他们将在校实习生当成了全新的廉价劳动力来源。

中国的职业技校要求学生们在毕业之前必须实习半年到一年。富士康与其他公司于是利用了这一要求，与地方政府以及教育局联手将大量实习学生送进了他们的工厂，带队老师则成为了工头。2010年夏天共有15万名实习生为富士康工作，其中超过28000人在深圳观澜厂区制造苹果公司的产品。一般来说，实习生们只会从事最基本的生产工作，与他们的课堂所学完全扯不上关系。实际上所谓的实习其实就是强制劳动——哪个学生想提前走人就领不到毕业证。实习生只能拿到基本工资而没有福利待遇，因此要比一般工人更便宜。固然，这些学生的人身自由并不像英格兰纺织厂雇佣的教区学徒那样受限，但是这些正在日益成为中国工厂劳动力重要补充部分的学生们严格说来也并不是通过公开市场招募而来的自由工人。政府-公司体制的安排从一开始就就剥夺了他们的自由选择权。

在现代亚洲工业巨兽的体内工作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在某些方面，这样的工作体验像极了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之前英国、美国以及苏联工厂工人的生活。就像十九世纪美国的洛威尔式纺织厂一样，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的亚洲青年男女之所以会受到巨型工厂的吸引，同样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挣钱的好机会，他们的工资将会用来贴补家用，为家人盖新房，为弟弟妹妹支付学费，为自己积攒做生意的本钱或者娶亲的嫁妆与彩礼（万一婚姻破裂，嫁妆与彩礼总还能为女性提供些许保护）。有些女性进入工厂工作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父权专制或者家庭纠纷。就像洛威尔式纺织厂一样，大部分进城务工的移民工人在工厂里干上几年就会返回农村结婚并且安顿下来，要么继续务农，要么做点小生意。

但是中国的工厂工作并不仅仅为年轻工人们提供了挣钱的手段，还成为了他们逃避农村落后环境并且体验城市现代化生活的途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一代中国移民工人根本不知道在城里等待着他们的是怎样的生活。每一位返回家乡的移民工人都相当于一排人肉公告栏，上面张贴满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奇闻异事。一位来自广西省的少数民族少女曾经回忆道，当村里外出务工的同辈们穿着崭新的衣服回家过春节的时候，她心里有多么嫉妒——将近两百年之前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少女们也有过类似的心理活动——于是这位广西少女很快就离开家乡前往某电子工厂打工去了。接下来的几代移民工人思想要更复杂一些。他们在离家之前就通过电视接触到了城市生活与现代化工厂的景象，并且通过智能手机至少在表面上熟悉了时尚与时尚产品。一位出身湖南省的青年女工来到广州市郊的一座电子工厂打工，她这样回忆道：“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工厂都特别漂亮，楼房都建的特别好看，屋顶还铺着瓦，地上也特别干净，所以我觉得进厂打工挺好玩的。”

离开农村的家乡，前往千里之外的工厂打工，与成千上万名陌生人同吃同住同工作，这样的体验难免让人觉得手足无措。最近才实现工业化的中国城市看上去并不像是工业革命初期的曼城，因为工资微薄的工人大都居住在工厂宿舍里，因此城市当中并没有出现大片贫民区。类似深圳这样的工业中心城市往往会在市区里形成移民工人集中居住的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农村的生活环境，其中自然少不了为移民工人服务的各种商业业态。但是大部分新型工业地区都很现代化，规模也都很大。社会学家安德鲁.罗斯写道，从上海出发沿着黄浦江逆流而上，能够看到“一尘不染、新近铺设的高速公路通向四面八方。崭新的工业建筑将其他房舍全都挤到了一边——一座座体态肥胖的仓库蹲坐在地，头上覆盖着高科技的屋顶。一排排厂房肩并肩站在一起，每一排都有货运火车那么长。无数后现代风格的硕大盒子上挂着各自所属企业的标识，但却丝毫显示不出盒子的四壁之内正在发生些什么。”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教授纳尔逊.利希滕斯坦与理查德.阿佩尔鲍姆曾经驱车驶过东莞，看到“宽阔但是车流拥堵的街道两侧布满了各种店铺、电焊作坊、仓库、小型加工厂以及偶尔的大规模厂区院墙。曾几何时美国铁锈带地区的景象肯定也像这里一样，肯定也充斥着与这里一样的气息乃至躁动。”

对于此前几乎没有离开过家乡小村的青少年男女们来说，进入富士康这样的巨型厂区之后哪怕是只想不迷路都殊为不易。龙华工业园占地面积足有两平方公里，从厂区一头步行到另一头需要一个小时，许多路标与标识牌上写的都是英文缩写，只能让新来者一头雾水。突然陷入异世界的挫折感与异样感受想必也促成了富士康的自杀狂潮。但是兴奋的情绪同样少不了。许多移民工人都惊叹于全新的眼界与体验。一位来自湖南省的工人住进工厂宿舍之后这样表示：“我还从来没住过楼房呢，每天爬楼梯住在高层也挺兴奋的。”就像三十年代的苏联那样，即便是楼梯这样简单并且在城里人眼中司空见惯的东西也足以彰显两个世界之间的隔阂。

现代中国与越南的巨型工厂远远算不上血汗作坊。一般来说这些工厂全都兴建不久，造型尽管缺乏特色，却也十分现代。厂房内部大都整洁有序，光照充足。一部分厂房还安装了空调。总体而言，外资巨型工厂的工作环境与待遇总要优于当地人开设的小型工厂与作坊。此外外资巨型工厂也远远不像许多本地小型工厂那样整天想方设法拖欠工人工资——这一点在中国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过巨型工厂里的工作往往更加困难，工作气氛也更加压抑。许多台资巨型工厂都采用了准军事化规章来控制劳动力。工人每天上班都要穿制服，工厂里的安保业十分严密。富士康之城的外围完全被高墙环绕，墙头上还挂着铁丝网。就像罗格河厂区一样，出入富士康之城必须通过戒备森严的安检门。大部分厂房与许多专门建筑都要凭通行证出入。监视摄像头更是无处不在。富士康尤其强调要严格遵循一套极其详尽的规章与工作指导——可以视为超强化的泰勒主义——多层叠加的等级管理体系确保了这些章程的执行。最底层的管理者是线长——这些人的工资就像其他工人一样微薄——负责监督各条生产线，线长头上还压着一层又一层的监管人员。工人在工作期间禁止聊天（尽管这条规则的执行力度因人因地而差异悬殊）或者随意走动。车间墙壁上贴满了口号与标语，有些标语难免让人想起阿列克谢.盖斯特夫：“分分秒秒关注效益”；另一些标语的口吻则要更夸张一些：“任务完不成，太阳不东升”；更有些标语摆出了赤裸裸的恐吓口吻：“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工厂里，当年一度搞得如火如荼的工人参与管理的社会实验如今多少还能听到些许回响，不过在富士康以及其他中国境内的外资工厂里却一点也听不到。现代中国工厂管理体制的源流并非来自中共执政早期阶段，而是源自西方与日本的管理体系。在这样的体系当中，等级划分不可违背，规章条例无所不在，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引进的质量监管体系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自上而下的组织形态。

组装厂里的工作需要工人们在长时间内快速反复重复一系列动作，这样的工作不仅十分累人，还会让人感到心力交瘁，难免让人想起工业革命早期英国纺织厂里的童工们因为长期从事重复工作而饱受摧残的惨状。在富士康成都厂区，有些工人由于长期站立而双腿浮肿，下班之后甚至难以行走。极长的工作时间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尽管中国法律要求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十小时，加班时间不得超过九小时，但是这些法条往往会遭到忽视。外资巨型工厂经常每周安排六十小时工作时间，富士康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包括加班）也很常见，订单截止日期逼近时还会将工作时间进一步延长。富士康的工人每月会交替一次早晚班，就像当年美国炼钢工人每两周交替一次早晚班一样。这样的安排自然导致了睡眠缺失与精神恍惚。尽管长期加班确实能大幅提升工人们的收入水平，但他们依然不得不为了控制工时与提升工资而抗争。在裕元集团的某座巨型工厂里，工人们觉得强制加班实在过于劳累，于是罢工以示抗议。就像在马克思那时一样，今天巨型工厂里的大部分劳资纠纷同样是由工作时长引发的。

纪律是另一个争议热点。在中国的许多巨型工厂里，执行纪律的手段既严苛又侮辱人格。公司往往会用罚款来惩罚怠工或者轻微过犯，例如在工作期间说笑。这种做法应和了当年马克思关于英格兰纺织厂的论述：“惩罚自然而然地以罚款与降薪等形式体现出来。掌管工厂的莱克格斯具有制定律法的天赋。他挖空心思将厂规设计得如此巧妙，以至于违反厂规的工人反而要比遵守厂规的工人更能让他牟利。”（相比之下，越南法律倒是禁止企业将罚款当做惩罚工人的手段。）有些外籍经理相信在中国要采取格外严格的执行纪律手段，因为中国工人难以摆脱源自社会主义的散漫工作步调，而且中国文化在付出与回报的问题上强调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一个碗里盛饭吃”，进一步压抑了工人的干劲。在富士康，监工们经常辱骂违反纪律的工人。有一位监工让违纪工人抄写郭台铭语录三百遍——可谓是学校惩戒手段与文革遗风的杂糅。厂里的保安有时甚至会殴打有盗窃嫌疑或者违规严重的工人（难免让人想起罗格河的安保部）。还有些工厂会雇佣离职的警察担任安保人员，这些人动起手来尤其无所顾忌。

许立志是一位在2014年自杀的富士康工人。他曾在富士康的厂报《富士康人》上刊登过自己的诗作《车间，我的青春在此搁浅》，描述了工厂里的纪律执行情况：

白炽灯为谁点亮

流水线旁，万千打工者一字排开

快，再快

站立其中，我听到线长急切的催促

怪不得谁，既已来到车间

选择的只能是服从

流动，流动

物料与我的血液一同流动

左手用于白班，右手用于晚班

老茧夜以继日地成长

啊，车间，我的青春在此搁浅

我眼睁睁看着它在你怀里

被日夜打磨，冲压，抛光，成型

最终获得几张饥饿的，所谓薪水

我听到的打工生活略显疲惫

流经血管，它终于抵达笔端

扎根于纸上

这文字，只有打工者的内心可以阅读

许立志还有另一篇诗作，名叫《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眼前的纸张微微发黄

我用钢笔在上面凿下深浅不一的黑

里面盛满打工的词汇

车间，流水线，机台，上岗证，加班，薪水……

我被它们治得服服贴贴

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

不会控诉，不会埋怨

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

驻足时光之初

我只盼望每月十号那张灰色的薪资单

赐我以迟到的安慰

为此我必须磨去棱角，磨去语言

拒绝旷工，拒绝病假，拒绝事假

拒绝迟到，拒绝早退

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

多少白天，多少黑夜

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许多亚洲巨型工厂都有着严重的健康与安全问题。1997年耐克公司发布的内部报告发现一座由韩国人所有、位于越南的大型加工厂在加工时存在着有害化学品使用严重不当的问题，车间空气当中的甲苯含量远远超过了美国以及越南当地的安全标准。此外车间里粉尘飞扬，闷热难耐，噪音震天，进一步恶化了工作环境。中国的制鞋工厂车间同样存在着空气中甲苯、苯以及二甲苯含量超标的问题。电子工厂里用来清洗屏幕的溶剂同样毒性很强。制造与抛光iPad外壳产生的铝粉尘则构成了另外的危险，不仅会被工人吸入体内，还很可能导致爆炸。2011年富士康成都厂区某车间就因为粉尘爆炸而导致了四名工人死亡与十八名工人重伤。*

*【诚然，这些问题的确不可等闲视之。但是总体而言大型工厂的健康与安全措施以及记录还是要优于小型工厂，因为后者的资源更少，维护健康与安全的相对成本更高，而且更不容易受到国际压力的制约。比方说自从耐克公司施压之后，越南加工厂就改善了工作环境，并且增加了无毒水溶性溶剂的使用比例。】

洛威尔纺织厂的借宿楼尽管受到公司的严密监管，但却依然成为了女工们的社交与放松中心，也为这些整天身处于单调、疲劳且死板的工厂环境里的女工们提供了喘息空间。在许多中国工厂里，宿舍往往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在富士康的深圳厂区，大约四分之一的工人依靠公司解决住宿问题。他们的住所或许位于厂区内部的三十三座宿舍楼之内，又或许位于厂区附近公司租赁的一百二十座出租屋当中。富士康的宿舍单元一般会容纳六到十二名工人，高于洛威尔的借宿楼。与洛威尔不同的是，工人们不会打通铺，而是睡架子床。（许多台湾工厂还会为管理层提供高档住宿条件。）宿舍是随机分配的，因此朋友、亲属、同车间工友或者老乡们很难住在一起。同一间寝室里有人上白班，有人上夜班，因此时常有人进出，很难安静休息。社交更是无从谈起。就像洛威尔一样，富士康的宿舍行为条例也很严格，包括宵禁、限制访客以及禁止在寝室内烹饪。*

*【有些中国工厂会有意识地将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工人安排在同一工段，从而增加工人们抱团的难度。相比之下，许多小型工厂通常只会在一个地区招工，于是乡土关系网就自然而然地覆盖了车间与宿舍。】

不过另一方面，中国的许多工业巨兽——包括一部分富士康工厂——都会在厂区内部兴建大规模社交娱乐设施，为工人们提供了社交、放松与娱乐的机会。富士康之城里不仅有宿舍、车间与仓库，还有图书馆、书店、咖啡厅、餐厅、超市、大型体育设施——包括游泳池、篮球场、足球场以及一座体育馆、电影院、游戏机厅、网吧、婚纱店、银行、自动取款机、两家医院、一家消防局以及一家邮局。厂区里到处可见播放公告与动画片的LED大屏幕。2012年，厂区中央食堂每天平均要消耗掉三吨猪肉与十三吨大米。富士康的另一片厂区专门生产小家电使用的小型马达以及汽车配件。这里有一座溜冰场、许多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桌球台以及一座网吧（不过工人们依然抱怨寝室里不通WiFi）。在富士康之城，巨型室外大屏电视与大型购物娱乐设施将工人们辛勤创造的消费主义现代化引入了厂区内部，让工人们多少体会了一下他们背井离乡外出找寻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滋味。移民工人往往很快就会浸淫其中不可自拔。记者詹姆斯.法洛斯在2012年访问龙华之后写道：“以前我在中国工厂里见到的工人从气质到举止都像是从小吃苦受累惯了的农村人，相比之下绝大部分富士康的工人看上去就像是一帮大专学生。”许多第二代移民工人都拥有——或者正在攒钱购买——自己亲手组装起来、象征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产品，例如智能手机与时尚球鞋。

移民工人使得中国——以及越南——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得以蓬勃发展，但却并不能解释前所未见的大型工厂如何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工厂的庞大规模并非出于生产活动的技术需求。只要顺便找一张越南某大型球鞋工厂的内部照片看一下，人们就会发现工厂车间里满是一排排各自坐在单独工位边上的女工忙着组装预先剪裁好的部件（球鞋与便鞋的制作需要用胶水与针线将众多橡胶、合成纤维、人造革乃至真皮皮革裁片拼接在一起）。尽管同一个车间里的工人数量很多，但这些工人大都在以个人或者小团体为单位进行劳动，他们的工作内容也与临近的个人或者小团体没有区别，而且还并不会与其他个人或者团体发生互动。这样看来，这些厂房并不太像罗格河或者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倒更像是早期英国纺织厂，纺纱工人与织布工人在同一个车间里各忙各的。

*【就像在中国一样，越南外资工厂里的大部分劳动力也是移民工人，在胡志明市附近尤其如此。】

甚至就在产品组装过程更加复杂的时候，制造特定产品所需的工人数量与工厂规模之间往往也没有明确联系。比方说台湾小家电公司灿坤集团的厂房——也就是《人造风景》开篇长镜头所拍摄的那家工厂，爱德华.伯汀斯基曾在这里拍摄过许多最著名的作品——将组装工人集中在了一座庞大而又现代的一层车间里，但是车间里的每一条流水线都很短而且相对而言很简单：三十条流水线生产的是电烤架，每一条流水线上平均只有二十八人，而并不像汽车或者拖拉机工厂的流水线上那样聚集了上百人。成排的组装工人面面相对，中间夹着一条速度缓慢的传送带。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用得都是简单的手持工具，生产步调并不由大型机械决定。他们从传送带上拿下零件组装完成后又放回去，而不像汽车流水线那样围绕着不断前进的组件进行工作。电子公司素来喜欢保密，因此很难充分了解他们的生产过程。但是根据一份来自富士康龙华厂区苹果组装区的陈述，每条流水线上少则几十人，多则一百来人。这个规模比起制鞋工厂或者小家电工厂当然要大很多，但是与工厂员工几十万人的整体规模相比依然小得可怜。

垂直整合确实有助于工厂规模的扩大。比方说有些制鞋工厂会自行生产制鞋所需的合成面料，将其压塑剪切成型，再绣上企业标识。灿坤集团也会自行生产组装小家电所需的大部分零件。富士康同样会生产一部分组装所需的零部件，不过最高端的精密元件还是要靠客户提供。就算这样，仅凭技术需求依然不足以解释厂房的庞大规模。当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评价英格兰棉纺厂时认为“所谓大型工厂其实也不过是若干家挤在同一屋檐下的小型工厂而已”，富士康之城的情况与这句话可谓十分契合，相互独立的厂房建筑会为不同的客户公司生产类似的产品。一旦超过特定的限度，规模经济的生产效益就会递减。小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经典研究著作《规模和范围》一书中注意到，全世界柴油产量的将近四分之一曾一度仅仅出自标准石油旗下的三家炼油厂。接下来他颇为感慨地写道：“设想一下吧，假如全世界将近四分之一的鞋类、纺织品或者原木的产能都集中在三座工厂里，那么生产规模对于总体经济的妨害会有多么大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工厂运营的行政协调将会变得极其困难，机器将会排出几英里的长龙，操作这些机器所需的劳工将会极端集中，以至于这样的生产安排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上都无异于胡闹。”但是类似这段文字所描写的情况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现今世界的电子产品与特定鞋类的生产领域当中。比方说苹果系列产品的生产集中程度就已经远远超过了钱德勒眼中无异于胡闹的极限：全世界的每一台iPad都是同一家工厂制造的，绝大多数iPhone也出自两座工厂当中的一座。

那么这些工厂到底为什么这么大呢？答案似乎依然是规模经济与竞争优势，只不过这份优势并不属于制造商，而是属于分销产品的零售商。这一现象反映了双方关系的根本变化。直到不久前，某一款消费品的设计、制造与营销活动都会发生在同一家公司当中。但是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这三项活动就开始脱节了。理查德.A.阿尔佩鲍姆曾经辩称，在当今全球供应链当中，反而是零售商与品牌商（也就是依赖其他公司制造实体产品的设计与营销人员们）掌握了最大的权力。与工厂主相比，反而是是零售商与品牌商更有权力决定生产活动的安排与条款。工厂的巨型化正是为了迎合他们的利益。早在工厂生产历史的初期，有些最成功的制造商就通过打响品牌与控制经销渠道建立了主宰市场的地位。洛威尔纺织厂在美国率先尝试了这种商业模式，接下来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也效仿了这一模式。胜家缝纫机公司将这一模式扩展到了全球。公司的推销员与经销商将大部分产自两座工厂的缝纫机卖遍了美国与欧洲各地。大型汽车制造公司同样采取了这一模式，委托由他们控制的独立代理商来销售各自品牌的汽车——世间由此才留下了诸如福特、雪佛兰、克莱斯勒与凯迪拉克这样响当当的名字。通用电气、IBM与美国广播唱片公司也会凭借各自品牌来出售或者租借自己的产品并且对经销网络施加了可观的控制，尽管还算不上完全控制。制造商主宰品牌产品的体系在欧洲与美国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例如大众汽车、通用汽车、西门子、索尼、福特、惠而浦、李维斯以及其乐鞋业（这家公司的产品曾在1851年水晶宫博览会上赢得了许多奖项，并且首次得到了广泛关注）至今依然是家喻户晓的名字。品牌公司、他们的产品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工厂无论在现实还是想象当中都密不可分。

但是七十年代的全球经济衰退以及一系列后续发展打散了这三者之间的联系。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能源成本与劳工成本日益攀升、信贷紧缩以及通货膨胀，各家公司的利润率也一路走低。许多面临着恶意收购压力的美国公司都在试图通过摆脱利润较低的运营活动来降低成本。为了让企业变得更加精炼且富有弹性并且迅速降低支出，这些公司开始将自己的一部分传统职能外包出去。一开始的外包项目都是些辅助性职能，例如数据处理与通信。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许多核心职能也被外包了出去，这其中就包括制造业。

以球鞋为例：自从十九世纪初次面世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球鞋的设计与制作一般都是由同一家公司完成的，通常都是体量庞大的橡胶公司，例如美国橡胶公司（Keds球鞋）与百路驰公司（PF Flyers球鞋）。但是这些公司的市场主导权很快就落到了阿迪达斯、彪马、锐步以及耐克等等后起之秀的手里。后一组公司的经营核心并不是橡胶，而是运动鞋与运动服。他们的关注焦点则是科技创新、时尚设计与市场营销。八十年代刚开始的时候，包括耐克在内的大部分行业领军企业还会至少生产一部分自己的产品，但是后来他们逐渐将生产活动彻底外包了出去，其自身则成为了完全的品牌公司。再来看看电子与计算机行业：这里的领军企业同样在这一时期开始将一部分制造业务外包了出去。例如硅谷的两大巨头太阳公司

与思科公司就开始与专业制造商——例如旭电公司与伟创力公司（富士康崛起之前全球最大的电子加工公司）——签订合同，让对方替自己制造先进产品，然后借助自己的品牌销售出去。还有一些公司——包括IBM、得州仪器以及爱立信在内——干脆将自己旗下的工厂乃至整个制造业分支都出售给了其他规模较小的公司，然后又与这些公司签订了制造合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签约制造商的设计与物流能力变得越发精细，借助电子数据通信科技与各位合作客户之间形成了一体化、多公司的生产体系。

同样还是在八十年代，销售领域也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具有两大侧面，首先是全新的巨型廉价零售公司的崛起，其次是几乎不从事制造业务的全球性品牌公司的崭露头角。美国大型零售商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例如沃尔玛与塔吉特这样的大型折扣连锁店都成立于这一时期。但是这些公司直到八十年代才真正发展壮大起来。沃尔玛利用廉价劳动力、低价商品、先进科技与高效物流等优势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零售公司。2007年公司在美国开设了4000家店铺，在世界其他地区则开设了2800家。其他位于欧洲与美国的零售公司也通过扩张与收购极大地扩充了体量，例如家乐福、特易购与家得宝，尽管这些公司的规模全都不足以与沃尔玛相提并论。具备强大购买力的零售业巨头们在与供货商的议价谈判当中享有很大优势，无论供货商是李维斯这样的知名品牌还是顶着零售商的自主品牌进行生产的小公司。全新的通信与物流技术——包括条形码、计算机追踪体系以及互联网——使得零售公司可以几乎即时地针对供货商进行监督、沟通与指导。面对着失去大批订单的可能性，为巨型零售商制造商品的公司只能仰仗客户的鼻息，并且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与要求来重组自己的生产活动。

另一类品牌产品公司的成长则遵循着平行的路线，例如苹果、耐克与迪士尼。这些公司通过关注产品设计以及将营销摆在第一位实现了庞大的全球销量。他们将自己产品包装成为了青春时尚、全球视野、现代气质以及无限乐趣的象征。许多大型品牌都曾一度自行制造过自己的产品，但是最终都将自己的大部分乃至全部生产活动外包了出去。旭电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西村孝一曾经在1998年这样评论自己的顾客：“越是复杂精细的公司就越关注创造财富与创造需求，至于这两者之间的其他杂务就全都被他们交给别人去操心了。”苹果公司一开始也会制造自己的产品，还在硅谷总部附近开设了工厂。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公司开始将这些工厂脱手或者关停，将几乎所有实体生产活动全都外包了出去。2016年苹果仅仅在美国制造了一款主要产品，也就是iMac一体机。阿迪达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公司的球鞋原本大都出自德国工厂，不过在这一时期公司开始逐渐淡出制造业务，关闭了手下绝大多数厂房，仅仅保留了一家小型工厂充当研发中心。

正所谓君子远庖厨，制造业外包的一大优势就在于能让品牌公司与制造产品的工作环境拉开距离。寻求较低的劳动成本往往意味着要将制造活动搬迁到低工资地区，这些地方的当地政府往往专权腐败。而且制造业搬迁还往往意味着躲避工会以及在工人劳保与权益方面放松要求。假如某品牌公司的自有生产设施里面雇佣童工，任意加班，滥用有毒化学品以及压制工会活动，那么公司的形象必然受损，而形象正是品牌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但是假如这些问题都能推给供应链下游的承包商，那么问题造成的损害将会小得多并且更容易加以控制。比方说耐克与苹果的外包工厂都曾闹出过工作环境恶劣与工人待遇低下的丑闻，两家公司的应对手段也很一致：大力谴责承包商并且承诺加强监管与增强透明度，还发布了全新的工作行为规范。这一套组合拳效果奇佳，两家公司几乎都没有遭受长期损害。

效力于大型零售公司与品牌公司的承包工厂的选址与规模千差万别，并且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换。起初许多美国电子公司都会与当地外包公司签约生产自家产品，不少外包公司都位于硅谷附近甚至硅谷以内。但是物流技术的发展与国际政治局势的变迁使得人们更容易将制造工厂建设在距离签约公司很远的地区。集装箱船运与空运运力的提升加快了货运速度并且降低了成本。低廉的国际长途电话费、卫星链接以及互联网极大地改善了通信条件。降低的关税也减少了跨国制造活动的附加费用。随着沃尔玛与苹果这样的品牌公司毫不留情地迫使供货商与转包商压低价格，从事实体生产的公司也开始在全球各地寻找工资水平足够低的地区来开设工厂。墨西哥一度是业内看好的地点，然后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东欧国家。纺织品与成衣制造商将工厂修建在了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南亚与非洲。马来西亚、新加坡与泰国都吸引了不少电子设备制造商。再接下来各路制造商就越发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庞大且价格低廉，政府当局也很配合。

来自惠普、阿迪达斯以及沃尔玛这样的跨国企业集团的订单规模大得令人瞠目结舌，因此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依赖高度集中的生产中心，从而尽量减少行政与物流工作。倘若依靠分布全球各地的供货商，那么这两项工作必然极其繁重。运输经济的变革使得他们可以将生产活动集中在单独一块小型区域之内，甚至进一步集中在单独一座工厂里。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前期，即便像福特公司这样以集中化垂直整合生产方式而著称的公司也会建设许多分支工厂来供应远离主厂区的市场。但是运输成本的显著下降与运输速度的提升——主要归功于集装箱船运的问世与港口物流效率的改进——意味着苹果这样的公司仅凭一两处生产地点就足以向全世界的零售网点与网购顾客提供某一款产品。当然，集中化生产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型工厂，有时也意味着由许多小型工厂以及辅助服务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工业区。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中期，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袜子——或者说每年九十亿双袜子——产自中国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这些袜子并非产自同一家公司，而是由许多公司共同生产而成，收购袜子的客户则是诸如沃尔玛这样的零售业巨头。临近的绍兴市嵊州县自从1985年某香港公司将生产活动搬到这里之后就成为了中国的领带之乡。众多当地经理很快就纷纷创办了自己的领带公司，促使产量一路上升，最终使得这座县城成为了全球领带生产的领头人，具备了一次性承接几十万条领带的大型订单的生产能力。同样位于浙江省的义乌在全盛时期开设过六百家工厂，这里的工人生产了全球超过60%的圣诞节装饰品，尽管许多当地工人并没有圣诞节的概念。

不过有些时候增大规模确实意味着修建单独一座大型工厂。对于包括鞋类与电子产品在内的某些产品来说，大买家——尤其是品牌经销商——特别偏爱大型工厂，因为大型工厂可以持续不断地提供他们销售的大量产品，还可以迅速提速生产新产品或者应对紧急订单。苹果公司尤其将这一倾向彰显得淋漓尽致。苹果系列产品的种类十分有限，但是产量却大得惊人。公司的营销策略基础是精心安排且大举宣传的年度或者半年度新品发布活动，从而在全球各地掀起一股购买狂潮。拥挤拼抢的消费者们全都急着上手最新的苹果产品，从而彰显自己紧跟尖端科技潮流、时尚潮流以及现代化潮流的人生本色。2010年6月苹果推出iPhone 4s之后仅用三天就卖掉了170万台产品；2012年9月iPhone 5s问世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就卖出了500万台产品；三年之后iPhone6与6Plus问世三天之内更是卖出了1300万台产品。为了保密，苹果公司往往会在新品上市前不久才将产品设计提供给制造商，因此公司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动员极其大量的劳动力来生产出足以应对抢购狂潮的存货。工厂巨型化正是苹果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尽管这里的巨型工厂并不属于苹果公司。利用富士康与裕元这样的巨型承包制造商来进行生产使得苹果与耐克这样的品牌公司免去了常年维持大量存货的麻烦，解放了原本要用作仓储费用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即时生产让品牌公司不至于生产出一大堆过时产品，因为品牌公司归根结底都是时尚行业的从业者，无论他们的产品究竟是手机、笔记本电脑还是球鞋。苹果公司现任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从史蒂夫.乔布斯手里接班之前就一手策划了公司从自主生产模式向外包生产模式的转型，他曾经将库存称作“根本之恶……管理库存的方式应当像是管理乳制品一样，一旦过了保质期还没卖出去那就出问题了。”

为了让苹果公司的牛奶保持新鲜，富士康与和硕科技总会迅速动员几十万工资微薄的年轻中国工人投入生产。他们的工作环境往往十分恶劣（或许比起库存更接近根本之恶）。2007年，就在第一代iPhone即将问世之前几周，乔布斯突然决定要将手机的塑料触屏改成玻璃触屏。第一批玻璃触屏运到富士康龙华工业园时正值午夜，厂房当即叫醒了八千名正在宿舍里睡觉的工人，发给每人一块饼干与一杯茶水，然后就打发他们投入了长达十二小时的一班生产，为的是将玻璃触屏装进机框。这一天的工厂连轴运转，总共生产了一万台iPhone手机。有时为了完成一份订单，富士康会将大批工人从某座工厂转移到另一片地区。为了应对需求激增，不仅需要一支庞大的劳动力队伍，还需要规模同样可观的基层管理人员以及上千名组装与维护流水线的工程师——好在职业教育规模十分广大的中国并不缺乏工程师。苹果与其他名牌公司之所以如此看好东亚地区涌现出来的巨型工厂，正是因为这些工厂具有迅速提升生产规模（以及在需求高峰期过后迅速下调生产规模）的能力。福特主义与泰勒主义的结合使得迅速动员大量非技术工人成为了可能。这种工作法尤其适合苹果公司，因为苹果出品的是种类极其有限且高度标准化的产品，就像当年的福特公司一样。苹果电脑、手机以及平板的一部分最终组装工序已经实现了高度自动化，但是大部分工序依然离不开手工。苹果产品的组装工序分工极其细致，工人们要将十分简单的任务重复千百遍，学会这些组装动作根本花不了多少时间——鉴于移民工人居高不下的人员流动性（由于待遇低下，这些工人丝毫没有忠于某一家企业的理由，跳槽对于他们而言是家常便饭），再加上大笔订单突然到来时必须立刻引入大量新手工人，上岗培训必须尽量简化。富士康的新员工入职指南包括了介绍企业文化与规章的课程，但是并不包括涉及具体生产的培训。

许多大型承包制造业公司碰上大批量紧急订单的时候都会向与自己有业务往来的较小公司进行转包。在这种商业模式当中，大工厂与小工厂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共生关系。较大的公司往往会帮助小型公司——有时这些小公司只是些家庭作坊——成为零部件供应商、转包组装商或者加工商。这样的业务网络同样有助于大型公司迅速提升生产规模而不必添加固定成本。也有些承包制造商并非出于客户的偏好，而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或者干脆为了企业虚荣心而热衷于大型工厂。某家专门制造个人电脑与游戏主机外壳的公司的一把手曾经表示，他特别喜欢在邻近主要市场的低工资地区收购地皮，修建大型工厂，然后将供货商安顿在那里。他的公司并不依赖众多小型工厂供货，而是在全球建立了六座大型工业园。裕元集团正在朝着成为最大全球鞋业公司的目标胜利挺进，公司建设巨型工厂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短时间内突击生产大量鞋子的需求。富士康龙华工业园不仅是为了突击加大生产规模而建设得极大，还要担当公司以及首席执行官郭台铭对外宣传形象的平台。至于园区经理则觉得园区规模实在太大，并不利于日常管理。富士康在龙华工业园建成之后继续修建的几座工厂相对而言都要小很多，尽管绝对体量依然十分可观。

亚洲工业巨型化离不开国家支持。近几十年来中共政府一直秉承着苏联以及毛泽东时代早期的理念，即规模极大的集中产能是实现工业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最快途径（越南也遵循了同样的政策），而分散小型化制造业已经不再被视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了。当然，产能集中并不必然意味着巨型工厂。中共政府一直在积极鼓励生产特定产品的中小型企业集群的发展与扩张，为其划拨了大片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地皮，创建了工业园，建设了基础设施与交通线路，还提供了税收优惠。不过产能集中确实往往意味着规模超过常规的工厂。中国某汽车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由政府部分持股并且很大程度上受政府指导——曾经表示：“政府想要大公司。为了在短时间内实现大规模高产量的生产，我们不仅要依靠高度先进的设备，还要依靠勤劳的工人——后者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中国的各个省政府都将工业巨型化当成了发展策略。试图兴建大型工厂的公司能够得到土地（有时甚至能得到免费土地）、免税优惠与低价电力，政府还会出面帮忙招工（招来的许多工人都是在校实习生，这些年轻人正在成为制造商眼中越发重要的廉价劳动力来源）。

要想衡量爆炸性的出口导向中国制造业究竟规模几何，不妨看一看深圳市令人目眩的人口增长。1980年的深圳市人口是321000人，到2000年已经突破了七百万，在全世界城市人口增长史上都位居前列。大部分新居民都来自中国其他地区，来到深圳的目的则是在遍地开花的工厂里找一份工作。随着深圳当地的劳动力迅速耗尽，一套移民工人体系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成为了中国工业革命第二阶段的主心骨，也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制造业的超级巨型化提供了物质基础。苏联与东欧的巨型工厂招募的都是因为农业集体化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中国的情况则恰好相反，正是因为农业去集体化才将中国农村的劳动力从集体公社的福利与制约当中解放了出来。毛泽东去世后，集体公社遭到拆分，农民通过包产到户制度租赁小片土地进行生产，使得他们得以将超过公粮定额的盈余粮食拿到公开市场上销售。这套新体系一开始飞速提升了农村的生活标准，但是接下来的进一步变革，包括开放粮食进口，医疗教育成本提升，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的缩水，致使农村变得远比城市更加贫困。许多农村家庭子女认为家乡的经济与社会进阶机会极其有限，于是就来到了出口导向制造业中心碰碰运气。

不过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临时工。与当年的英国或者苏联不同，中国农民并未丧失私有财产。尽管一切农业用地都归国家所有，但是农民家庭可以签订长达三十年的租约，从而成为农田的实际控制者。工人们可以在家乡的农田与他乡的工厂之间来回往返——很多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当他们在外打工的时候也很清楚家乡还有一份为他们托底的产业。话说回来，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最终也不得不返乡，因为中国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推行户口制度，致使每一位中国公民都需要特定许可才能居住在特定地区。中国的绝大多数社会福利——包括医保与公立学校入学权——都与户口挂钩。移民工人能得到雇主签发的临时居住许可，不过一旦离职该许可就会作废。外来人口想要获取某个城市的正式户口几乎是痴人说梦。对于第一代移民工人来说，工厂工作（以及城市里的建筑与服务工作）只是人生当中的一段插曲，至多持续几年，往往发生在中学毕业或者辍学之后与成家之前，就像当年新英格兰的纺织女工那样。

移民工厂工人的社会地位要低于国企工人。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之前，中国的国有企业都会为工人提供一套范围广泛的福利，包括永久性工作职位或者说“铁饭碗”、在岗培训、住房分配、终生医保以及养老金等等，国企工人甚至就连理发都有补贴。一般来说国企工人的工作量都不算太大，来自管理层的约束也不算太严。随着国企日渐萎缩，私企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私企里的工作环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经济特区的离职率高得吓人。许多私企确实会为移民工人提供免费或者廉价住宿，但是除此之外并不会提供其他福利。移民工人理应享有的一切福利——包括子女受教育权与本人养老金——都来自他们的家乡或者说户口所在地。法律要求私营业主为工人缴纳社会福利基金，还要求确保最低工资并且对加班做出了规定，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往往会遭到忽视。私营工厂的工作强度往往很高，纪律也十分严苛。换言之，中国发展了两套迥然不同的工厂体系，一套是国有或者说集体所有制体系，另一套是私有体系。两套体系的意识形态、工作习惯、工人生活水平与劳动力组成结构全都相差悬殊。两个体系的从业者甚至还有不同的称谓。只有国企员工才算是“工人”，至少在理论上属于中国社会地位最高的阶层；来自农村的移民工人则获得了另一个新近问世的新名称：打工妹或者打工仔，这个名称暗示着他们社会地位较低，只是卖力挣钱的苦工而已。

移民工人体系为雇主提供了庞大的劳动力储备，而且其规模还可以任意扩充缩减。中国农村青年男女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还要再过两代人的时间才会出现用工荒。而且他们提供的劳动非常廉价。大多数私企工厂都只会向移民工人支付法定最低工资（这一额度由地方政府决定），有时甚至更低。政府在这方面的执法力度也十分软弱。由于农村用工市场的生活标准与工资远低于城市规范，沿海出口工厂在农村劳务市场招工时并不必提供足以与当地工人或者国企工人相媲美的工资水平来吸引工人，因为他们的低工资放在农村依然算得上很高。更有甚者，因为私企工厂不会为移民工人支付大部分社会福利基金，这笔钱只能由工人家乡的当地政府来支付，换句话说私企雇佣移民工人实际上等于拿到了工人家乡当地政府的补贴，使得他们的用工成本可以低于工厂所在地的社会再生产成本。*就像当年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一样，中国的工业化同样依赖于挤榨农村财富。

*【所谓“低于社会再生产成本”的意思就是移民工人的工资与福利不足以支持当地家庭，也无法满足他们所享有的各项社会服务。】

对于大型出口工厂来说，让工人住宿在工厂宿舍里既有必要又能带来竞争优势，因为工厂城镇难免住房短缺，而且移民工人由于没有户口也很难在当地找到栖身之所。为了吸引工人，中国的私营工厂开始自行提供住所，就像当年的洛威尔纺织厂与苏联工业巨兽做过的那样。假如工人不得不在公开市场自行寻找住房，那么这些工厂也将不得不向工人们支付更高的报酬。在私人工厂发展初期，大部分移民工人都是青年女性。因此宿舍体系也起到了维护贞洁环境的作用。某大型电子公司曾经要求全部年轻单身女工都要住在厂区内部的宿舍里。甚至等到男性工人也开始投入制造业之后，宿舍体系依然维持着性别隔离。宿舍体系为公司提供了控制工人的强大能力。就像当年的洛威尔纺织厂一样，许多中国工厂都设置了详细的工人行为规范，不仅迟到、怠工或者在工位上交头接耳要罚钱，而且乱扔垃圾或者寝室环境脏乱也要罚钱。富士康禁止异性工人相互去对方宿舍串门，禁止饮酒赌博，还实施了宵禁。此外让大量工人住在工厂里也让工厂能够在工作任务紧急时快速动员大量工人，还能让大量女工值夜班。而且让工人住在厂区里也使得极长的工作时间——有时一班足有十二小时，尤其是在旺季——也更容易安排。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大约有五千万到七千万移民工人，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了一亿两千万，2014年则突破了两亿七千万，几乎达到了美国全部民用生产领域工人人数的两倍。每年这股如同大海一般浩瀚的人潮都会在农田与工厂之间来回奔流。乡土网络在这股运动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移民工人回家之后必然会向兄弟姐妹与街坊四邻讲述城里的生活与工作机会并且帮助后来者找工作。各级省市政府对于农民外出务工也乐见其成。内陆省份的政府往往会帮助外地工厂在本省招工，因为务工人员寄回家里的汇款很能滋养当地经济。有些地方政府干脆在深圳开设了办事处，专门为本省务工人员在外资工厂找工作。总之移民工人体系离开了政府的积极参与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城市里的农村务工人员如此之多，以至于每年春节前后一周的中国总会迎来一轮人流物流、情感宣泄以及工厂招工的高峰期。上亿名移民工人将要踏上归途，与父母子女以及故乡的亲朋好友团聚。这个被中国人称为“春运”的年度事件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流动现象。2009年的中国铁路在春运期间运载了1亿8800万名旅客。候车的人群从火车站大门一直挤到了附近的街道上，电子售票系统因为不堪重负而崩溃，火车与汽车都被携带着大包小包的旅客挤得水泄不通（尽管近几年中国铁路运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如此混乱的局面）。春运结束后并非所有人都会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上。每年都会有上千万移民工人选择留在家里，迫使工厂不得不另行招人。

*【2009年范立欣导演的纪录片《归途列车》对移民工人家庭及其返乡之路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

"毛主义巨型化"的这段值得一看。

以文化大革命为分界，可以将中国的工业革命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基础是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生产的大都是钢材与石化产品之类的生产产品；后一个阶段则由劳动密集型私有企业为主导，主要生产消费品。文革导致的混乱局势再加上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为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们打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得以重振停滞的中国经济并且改善人民生活。许多改革派成员都曾在文革期间遭受过冲击与迫害，他们上台之后首先否定了毛主义的许多基本信条，包括群众动员的核心地位以及反对一切资本主义组织形态的必要性。到了七十年代后期，许多中共领导人都开始相信，中国之所以长期积贫积弱，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都赶不上新加坡这样飞速发展的亚洲国家，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缺乏市场经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改革派们试图至少有限度地引入市场机制，还试图将国家投资从重工业转向其他领域。就像五十多年前的布哈林与其他苏共领导人那样，中共改革派同样认为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生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资本但是人力资源却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国家来说是实现经济增长与提升生活标准的最有效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轻工制造业积累下来的资金还可以输送回更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尖端工业当中。

邓小平和他的盟友们一方面寻求外国资本与专业知识来帮助中国工业发展，同时又并未制定中国工业发展的长期蓝图，而是采取了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1979年，政府在广东与福建建立了实验性质的“经济特区”，旨在吸引外资。经济特区内部的公司税率低于全国其他地区，企业还能享受到最长五年的免税期。特区允许外资公司将利润汇回本国，还会在合同期满之后返还前期资本投资。在特区里办厂的公司可以免关税进口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用来生产出口产品，并且不必缴纳出口税。特区地方政府被赋予了极大的自主权，并且往往与招引而来的私企保持一致。一段时间以后，改革派们认为经济特区取得了成功，于是又在八十年代新开设了一系列沿海经济特区，1990年更是设立了上海浦东新区。1992年中国又推出了一批特区。八十年代的西方世界正值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掌权，这二位领导人及其支持者们全都对市场机制的力量与效用抱有邪教崇拜一般的坚定信念。中共领导层也未能免俗地受到了这股信念的沾染。在香港社会科学家潘毅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梦想“与资本以及市场的伟大信仰结合了起来”。此前中共领导层相信社会主义代表着更先进的历史阶段，如今他们的理念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掉头。随着中国这个一度几乎完全遵循社会主义原则的经济体走上市场化道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也成为了火热一时的口号。

越南也经历了类似的政策转向。越南与美国、柬埔寨以及中国之间先后进行了总共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并且还因为与柬埔寨的冲突遭受了国际禁运，致使越南经济元气大伤。越共领导人始终为了如何将南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北越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整合在一起而头痛不已。根据人均收入衡量，此时的越南是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为了振兴南越经济，越共地方当局在1981年与1982年之间允许西贡的中国商人恢复经营活动，引发了一阵经济繁荣。1986年，成功改善西贡经济的地方越共派系掌握了中央权力并且开始推行市场化改革。他们推行的经济开放政策意味着推动越南成为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具体措施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市场行为解禁以及鼓励出口工业。就像在中国一样，意识形态的转向与具体政策的更改是同步进行的。此时的越共领导层谈论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口吻就像十几年前主张统筹规划的优越性那样笃定。2007年越南加入了世贸组织，进一步融入了国际市场并且加强了出口制造业。

在中国这边，市场导向的新经济政策不出几年就彻底更换了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面貌。珠江三角洲之所以入选第一批经济特区，原因在于当地与主要人口居住区以及权力中心相对隔离，同时又临近香港与澳门。最后这一点对于特区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依然在英国控制下的）香港高度依赖制造业、贸易与运输来支撑经济。随着香港当地土地与劳动力成本与日俱增，临近大陆地区的开放政策为香港人提供了转移制造业的大好机会。内地的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香港，而且往往与港商之间存在着家族纽带。一开始香港商界在大陆的经营主要针对大陆的内部市场。但是随着中共政府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逐渐放开了针对外资直接投资的限制，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也变得越来越时兴起来，首先是制衣业，然后是鞋类与塑料产品，最后终于发展到了电子产品。香港与广东的组合成为了一台实力可畏的盈利机器，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所具有的优势。香港商界具备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一开始他们先将最简单、劳动密集程度最高的生产活动搬到了内地，从而利用远远更低的人力与土地成本以及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内地政府提供的自由裁量权。与此同时，他们又将行政、设计与营销工作留在了香港，并且利用香港当地的先进基础设施——包括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码头与强大的空运能力——将内地生产的产品出口到海外。套用某位珠江三角洲研究者的话来说：“第三世界的成本与第一世界的管理、基础设施以及市场经验在这里结合到了一起。”

香港商界在内地的制造业尝试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中共政府进一步放松了针对经济特区的管制并且在特区里斥重金进行基建，从而吸引来了更多的投资。香港公司也开始将更加复杂的制造、物流、质检、采购以及包装活动转移到了内地。与此同时台湾公司也开始将制造业活动迁往大陆地区，日本与韩国公司也紧随其后，一开始几乎总要委托香港与澳门的中间商来牵线搭桥。许多台湾公司的一把手都在大陆地区有亲人，比方说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他于1988年在深圳开设了第一家大陆工厂——的祖籍就位于东北，他父亲是1949年跟着蒋介石撤到台湾的一名老兵。2000年美国正式赋予中国最惠国待遇，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于是美国公司也开始将制造活动迁往了中国。

过去二十年的中国与越南修建了很多巨型工厂，在此之前两国都经历了迄今为止最后一轮将工厂重新诠释为社会体制的切实努力。1949年中共势力胜利夺取全国政权之后随即试图通过工业化来实现全国现代化，并且留下了一个一言难尽的关于规模与奋斗的故事。中共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将资本主义世界与斯大林苏联的工厂照搬到中国，而是断断续续地尝试了许多组织生产的新方式。这些尝试争议极大，造成了几乎撕裂国家的社会分歧，最终导致了政经层面的激烈转向。

一开始共产主义中国的工厂故事看上去好像是复刻了苏联的经验以及同时期正在东欧进行的工业化进程。内战结束后，中共政府先是让国家休养生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在1953年遵循苏联的建议发动了自己的一五计划。中国的一五计划效仿苏联的先例，同样主抓重工业。对于这个压倒性的农业国来说，重工业领域将会占据一五计划的一半投资，其中地位尤其优先的产业包括钢铁、机械制造、发电、石油冶炼与化工。中国的一五计划包括了六百九十四个大规模资本密集型项目，旨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其中有四分之一是由苏联援建的。中国实现一五计划所需的大部分机械设备也是借助短期贷款从苏联进口的。就像东欧一样，中国也成为了由美国流传到苏联的工业传统的继承者，并且格外强调了特化任务与设备、高产量、层级管理结构以及收入激励制度。*但是还没等一五计划落幕，中共领导人就开始逐渐远离了苏联模式。首先，中国人排斥了苏联的一长制管理制度，转而试图让党组织与工人更广泛地参与到管理活动当中来，并且逐渐抛弃了针对个人的收入激励。接下来到了二五计划的筹划阶段，项目优先程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资本密集大型项目转向了分布更广泛的中小型项目，因为中国人认为这样做更适合中国当时有限的财政能力。

*【当时有一万多名苏联技术人员来到中国协助工业化进程，前往苏联接受培训的中国技术人员数量更是逼近了三万人。】

随着1958年大跃进的发生，中国的二五计划遭到了打断。大跃进的本意是通过全民动员与去中心化创新来加速经济增长，在操作层面上则具有深切的反官僚动机。中共在工业领域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新政策，一方面继续发展大规模资本密集型现代工厂，同时也不放松依赖当地资源的的小规模人力密集型初级技术工业。大力发展后一类小微企业的用意在于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与原材料，不仅直接反哺农业，而且还要为大规模工业供应初加工物料。这一思路催生的最著名实例就是大炼钢铁。中国各地兴建了几十万座规模极小的后院式高炉，这些高炉再加上供应它们的小煤矿小铁矿一度雇佣过六千万人。中央指导的重要性遭到削弱，地方能动性则扮演了更显著的角色。除了尝试工厂规模之外，大跃进的支持者们还试图打破工厂内部管理层与工人的分界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与特权不平衡。1957年5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工厂的行政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都要抽一部分时间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亲自接触工人们的工作环境、日常关切与所思所想。另一方面，工人们则获得了参与工厂管理的更大机会，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评判管理人员表现的话语权。定期召开的工人大会会评估管理人员的举措，黑板报则为工人们提供了即时发表批评的渠道。有些行政任务——包括会计、工期安排、质检、工作分配以及维持纪律——也从管理层手里转移到了工人小队手里。为了确保工人们在参与技术行政工作时不至于两眼一抹黑，中共发动了大规模职业技术教育项目，像极了苏联在三十年代的作为。

根据毛主义的理念，动员群众是经济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创建小规模农村工业以及在工厂管理问题上赋予工人更大话语权都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但是事实证明大跃进以及关于工业规模的激进社会实验完全是一场灾难。一部分商品的产量的确大幅上升，但是产品质量却极其低下，而且往往属于用不着的门类。与此同时，地方工业吸纳了太多的农业人口，中央规划的削弱导致了生产混乱，再加上对于粮食产量的大幅估算失误，最终导致了人称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饥荒。见此情形，就连大跃进的最坚定支持者——包括毛泽东本人——都不得不承认单纯依靠大规模动员搞不好经济。但是尽管中共领导层关停了绝大多数小高炉，恢复了中央控制，并且重新让技术专家主管工业，涉及工业的社会实验却并未因此而终止。毛泽东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推手。这些实验的目的不仅在于避免中国人眼中苏联工业模式的弊病，而且还要避免工业管理等级体制与官僚体制的不断固化殃及共产主义理念。虽说毛泽东再次接受了工业巨型化是国家发展必由之路的主张，但是他依然希望赋予大型企业足够的自主权，从而削弱中央规划复杂死板的弊端，同时为工人参与管理创造更大的机会。

毛泽东历来推崇左派路线的工业管理法，当时中国工业界在这方面有两大榜样，其一是大庆油田，其二是鞍山钢铁公司。早在中共掌权之前，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鞍钢公司就是全国最大的两家炼钢企业之一。一五计划期间这家公司依靠苏联援助进行了扩建。1960年，毛泽东亲自批示全国学习“鞍钢宪法”——即由鞍钢工人起草的一套工厂管理规程。尽管鞍钢宪法的具体细节从未得到过公布，但是其一般原则强调了政治挂帅与群众运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鞍钢宪法是中国人对于所谓“马钢宪法”（也就是马格尼托格尔斯克管理法）的明确回应，后者主张用严格的限制性规章条例来约束工人，前者则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毛泽东相信，巨型工业企业可以成为巩固全新社会结构的锚定点。炼钢厂的责任不应局限于生产范围狭窄的某几类产品，而是应当在机械、化工、建筑以及其他领域同时运营，从而成为一家全能的社会机构，担负起商业、社会、教育乃至农业与军事组织等等方面的各种责任。工厂将会成为全覆盖社区的核心。与苏联与东欧的工厂相比，中国工厂所扮演的角色还要更加重要。就像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一样，大庆油田也是在一片地广人稀的荒野里建设起来的。设计师们因而有机会构想一种打破城乡分界的全新定居模式。苏联人统在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修建了一座常规制式的城市，中国人在大庆则营造了许多分散定居点，这些定居点不仅要容纳工人，还要协助周边地区进行农业生产以及提供一系列社会与教育服务。

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社会要想取得进步，要想实现更显著的社会平等与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关键并不仅仅在于物质发展水平，还在于生产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谁在工厂里说了算。但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围绕经济政策与工业化实践进行的高层论战当中，中共领导层却针对这一主张提出了许多批评——难免让人想起二十年代苏联的类似场景。大跃进之后，许多中共领导人都不再推进企业自主与工人自治，而是将重点转向了企业与工人的专业化以及物质激励的应用。时任劳动部长马文瑞在1964年提出的主张集中体现了这一派观点：就像几十年前的托洛斯基一样，马文瑞也主张由复杂的机器与大量工人的协调行动构成的现代工业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组织结构，不可能资本主义社会搞一套社会主义社会搞另一套。国有企业的基本任务依然是实现产量最大化从而满足社会需求。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工厂的全部产出都是为了全社会的整体福祉，工人与管理人员的利益不分彼此，因而消灭了资本主义体制下工厂内部固有的阶级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体制下工厂内部的实际运营结构就一定非要与资本主义那边天差地别。马文瑞支持工人参与监督管理层，但并不指望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区别完全消失。与马文瑞针锋相对的另一派意见则认为所有权的转移才仅仅是改造工厂与更广大社会的第一步，无论在工厂内外都应当实现政治挂帅，不仅推进平等，还要实现“人的革命”。社会主义理应弱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以及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区别。从实操层面来说就是要让工厂的所有相关人员都接触一下体力劳动，要让工人加入行政与领导群体，还要让管理层接受党的监督。工人依然还要在分工高度细化的生产体系内从事专业工作，但他们的作为将会不止于此。工人、技术员、党政干部以及管理人员将会共同决定工厂运营的一切方面。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加剧了关于工厂里谁该说了算以及工厂应该干什么的斗争。工厂卷入不断升级的政治纷争的速度虽然很慢，但最终还是成为了冲突的核心。动荡的政治气候鼓励工人们攻击所谓的“走资派”工厂领导层以及他们享有的权力与特权。工人批评家及其政坛盟友们大力抨击他们眼中叠床架屋的官僚体系，官员人浮于事，工人则无法参与技术革新之类的关键领域。造反派们还提出了更加激进的观点，质疑工厂是否仅仅应当被视为实现生产力最大化的经济单位而存在。他们重新拾起了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的观点，认为工厂首先应该是社会机构，其作用在于满足工人以及周边社区的多种需求，哪怕为此要付出生产力与利润降低的代价。还有些人着力推动工厂去专业化，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为的是利用工厂设备与专业技能来满足当地需求，生产各种满足当地消费的产品，而不是为了满足全国市场而生产范围狭窄的特定产品。不过像这样的激进实验持续的时间很短。随着学校、政府机关以及工厂里的政治冲突即将陷入彻底失控的境地，中共高层不得不发动军队成立军宣队在基层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此时各地党支部都已经被冲击得气息奄奄了。随着秩序逐渐恢复，工厂也重新树立起了等级体系，尽管各家工厂之间在这方面差异悬殊。工人们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着工厂管理，关于工厂组织形式的实验也还在继续，不过潮流更改的趋势依然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在文革期间有人试图推动工厂的去专业化，但显然从未有人试图针对生产过程中工人们的具体工作进行去专业化，尽管这一时期的工人更广泛地参与到了工厂管理以及其他方面的工厂职能当中。】

2010年中期，一连串工人自杀事件将全球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华尔街周刊》曾在三年前将其称作“你从没听说过的最大出口商”。这家公司名叫鸿海精密集团，在中国大陆地区采用的名称则是富士康。2010年全年间，富士康在大陆开设的工厂里共有十八名工人企图自杀，年龄最小的十七岁，最大的二十五岁，其中共有十四人自杀成功，这十四人当中除一人外全都选择了从公司楼房上一跃而下。这些自杀事件本身固然已经十分触目惊心了，但是真正让这些事件成为全球新闻的要点在于它们的发生地点是负责组装iPad与iPhone的工厂，而这两款产品当时正是全球最火爆的消费品，也是现代化与优越生活的标志。自杀事件将两个极端并排摆在了世人面前，一边是感到深受压迫与异化、宁肯自我了断的工人，另一边是设计优美精致、造型简约奢华、充满未来气息的苹果公司电子产品。这样的并列对比迫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许多极不舒服的问题：制作现代化牌香肠的肉品加工厂究竟用的是什么原料呢？厂房内部究竟干不干净呢？为了让消费者们拿到有型有款方便好用的高科技产品，都有哪些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企业界对于自杀事件的反应几乎就像自杀事件本身那样令人不安。苹果、戴尔以及惠普等等委托富士康组装自家产品的公司应对自杀事件的态度全都十分低调，一方面表示关切，另一方面又表示调查正在进行。时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史蒂夫.乔布斯声称这些自杀事件“令人难以释怀……我们正在全面解决这个问题。”2012年，随着富士康进一步爆出负面舆情，苹果公司与非营利组织公平劳动联合会签订合同，委托该机构检查富士康厂房的工作环境以及厂内生产活动是否符合监督团体的工作场合行为规范。但是富士康的全部主要客户——包括苹果在内——全都没有终止与富士康的合作。另一方面，富士康创始人兼董事长郭台铭一开始声称自杀事件微不足道，因为富士康的员工数量实在太多。但是随着自杀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负面舆情日渐累积，富士康的股票价格也日益走低，迫使公司不得不采取行动。2010年6月，富士康将深圳厂区的基本工资从法定最低工资月薪人民币900元（132美元）提升到了1200元（176美元）——深圳厂区也是自杀事件发生最集中的地点。到了这一年10月深圳厂区又再次加薪。*此外富士康还开设了二十四小时心理咨询中心，并且在最大场厂区举行了花样繁多的庆祝活动，包括花车游行、啦啦队、蜘蛛人变装、杂技、烟火以及各种口号，例如“关爱生命”与“相互关怀共创美好未来”。

*【为了抵消加薪的影响，富士康相应提升了加工价格。】

但是富士康的应对手段还有更黑暗的一面。为了限制自身要为未来自杀事件承担的责任，富士康要求工人签署免责协议：“如果非公司责任原因的员工意外伤亡事件（自杀、自残），员工应同意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绝不提出之外的过当诉求，绝不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公司名誉受损和影响公司生产秩序。”这份协议刚刚露头就激起了工人们的满腔怒火，以至于公司方面没过几天就草草放弃了这项尝试。此外富士康还开始将生产活动从深圳这样的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主要原因当然在于内陆地区工资水平较低，但同时公司方面也相信流动务工人员——或者说富士康劳动力队伍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距离家乡越近就越不倾向于自杀。最后，公司用铁丝网围住了宿舍楼的阳台与外置楼梯，高层窗户也一律锁死，还围绕着所有厂房宿舍拉了一圈离地二十英尺的黄色防护网，总面积达到了三百万平方米，差一点就能铺遍纽约中央公园，从而确保执意跳楼的工人不至于丧命。如此令人无语的应对手段——不去考虑如何改进逼迫青年男女自寻短见的生产体制，只想着怎样在他们落地之前接住他们——难免让人回想起狄更斯笔下的汤玛斯.葛莱恩那套扭曲的实用主义哲学，只不过如今应用这套哲学的工厂规模如此硕大无朋，相比之下当年葛莱恩赖以发家的曼城纺织厂看上去活像是家庭作坊。

尽管有些关于富士康自杀事件的新闻报道确实提到了涉事工厂的庞大规模，但是有一项事实却遭到了所有新闻报道的忽略：富士康旗下的深圳龙华科技园——俗称“富士康之城”——是迄今为止就员工数量而言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工厂。富士康的保密政策极端严格，以至于外界就连员工数量的基本信息都搞不到。根据媒体与学者的估算，2010年龙华科技园工人数量至少超过了三十万人，甚至还有可能达到四十万人，哪怕是罗格河与马格尼托格尔斯克这样的工业里程碑在其面前也要甘拜下风——就算把这两家工厂的工人加在一起也依然远远赶不上富士康之城。曾有一名苹果高管前来富士康视察，汽车开进厂区的时候正赶上换班时间，汹涌而出的人流愣是把车堵在了半道上。事后他感慨道：“这里的规模太惊人了。”

尽管龙华的用工数量在全世界都无可匹敌，但是在东亚地区的其他超大规模工厂确实还有不少，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富士康的产业。2016年富士康在三十个国家雇佣了共计一百四十万工人，其中超过一百万人位于中国，他们所处的工厂最小的也有八万人，大一些的则以十万计。富士康还在深圳修建了与龙华密切协调的第二座工厂，在2010年雇佣了十三万人。足有十六万五千名工人在成都的一座富士康工厂里组装iPad，这片厂区比龙华还要大好几倍，占地面积十平方公里。2016年，专门组装iPhone的富士康郑州厂区曾经一度在用工高峰时期聘用过令人瞠目结舌的三十五万名工人，成为了世界史上用工人数前几名的工厂之一。*其他电子公司也在中国开设了极大的工厂。富士康自杀危机过后，苹果于2011年将一部分iPhone与iPad组装业务交给了与富士康一样来自台湾的和硕联合科技公司。2013年下半年，和硕的上海厂区已经雇佣了超过十万人，其中有八万人住在拥挤不堪的厂区宿舍里。员工人数达到一万、两万甚至四万人的电子工厂在中国并不稀罕。尽管按照富士康的标准这些工厂都不算大，但是要比几乎所有美国工厂都大得多。2006年出品了一部关注加拿大摄影师爱德华.伯汀斯基的纪录片《人造风景》，影片一开头就是一个沿着厦门某工厂走廊缓缓推进的追踪长镜头。这家工厂雇佣了两万名工人，产品包括电咖啡壶、电熨斗以及其他小家电。这个镜头延续了整整八分钟，将这座两万人的工厂拍出了无边无际的气势。在亚洲地区，电子行业之外还有几个行业修建过极大的工厂。在中国首屈一指的纺织生产商华芳集团拥有一片各类建筑上百、员工足有三万人的厂区。另外亚洲还有几座规模可观的玩具厂以及体量惊人的球鞋与便鞋制造工厂。

*【中国境外的富士康工厂大都小得多，某些情况下只是些供应地区市场的中性组装厂，其兴建目的在于逃避关税。有些富士康工厂会为多家客户制造零部件或者组装成品，其中包括微软、IBM、因特尔、思科、通用电气、亚马逊、惠普、戴尔、摩托罗拉、松下。索尼、东芝、任天堂、三星、LG、诺基亚、宏碁以及联想。还有一部分工厂仅为一家客户服务甚至仅仅生产一种产品。】

制鞋工业领域的富士康是裕元工业集团，这家公司是成立于1969年的台湾宝成集团旗下的一家子公司。裕元工业在大陆开设的工厂位于东莞，从富士康之城出发驾车向北走一个小时就能抵达。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中期这家工厂雇佣了十一万人，成为了史上最大的鞋类工厂。这里的工人每月要为耐克这样的国际名牌（耐克公司在厂区设有办事处）以及裕元的自有品牌胜道体育生产一百万双鞋，然后通过公司遍布全中国的零售连锁店分销出去。就像富士康之城以及中国的许多其他工厂一样，厂区里有工人宿舍与食堂，还有耐克公司投资修建的阅览室与迪斯科舞厅。裕元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还有五家工厂，其中三家位于广东省。另一家鞋业公司宝成国际集团于2015年创收84亿美元，旗下工厂分布在台湾、印尼、越南、美国、墨西哥、孟加拉、柬埔寨与缅甸等地。2011年6月，裕元公司某越南工厂当中有超过九万名工人发动罢工。这恐怕是近几十年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单一工厂罢工了。

工厂巨型化的最新章节具有两大成因。首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与越南都在试图提升居民生活标准并且拥抱现代化，而现代化的程度又越发受到大体上由资本主义制定的全球化标准的衡量，于是两国就都向私人资本与境外资本开放了市场。其次，美国与西欧各国在同一时期经历了一场零售业革命，经销商而非制造商成为了决定多种产品的设计、营销与物流的关键角色。正是这两大变革的合流催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厂。二十一*世纪的工厂巨型化在许多方面都像极了工厂历史初期的超大型工业化项目，有时这份相似性简直令人有些心悸。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些最新的巨型工厂又与前辈们差异极大，代表了巨兽谱系当中的全新物种。当代亚洲的工厂巨兽一方面学习借鉴了二百年来的前辈们在组织、管理、劳资关系以及技术等方面积累下来的经验教训，同时又担任了不同于前辈们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角色。就像过往各个时代最大最先进的工厂一样，今天的工业巨兽同样体现了大规模工业化的无限可能与无尽恐怖。但是今天的巨兽却不像前辈们那样饱受称颂，而是大体上躲在聚光灯的照射范围之外。

在冷战期间，美国公司转向了更小更分散的工厂，苏联则坚持着巨型工厂模式并且将其扩散到了东欧。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依然还在兴建与宣传规模极大的工厂。比方说西欧尤其是德国就在这一时期兴建了几座巨型工厂。还有几座相当大的工厂在发展中国家崭露头角。今天全球最大的汽车工厂位于德国沃尔夫斯堡，厂区占地1600公顷，员工人数72000人，年产830000辆大众汽车。就算这样，沃尔夫斯堡的员工人数依然只是大众公司员工总数的12%。不过话又说回来，如今在北美与欧洲也再没有第二家公司会将这么多工人集中在同一地点了。

德国的工业历史沿革与英美两国都有所不同。早在十九世纪，埃森的克虏伯钢铁公司就拥有规模位居全球前列的炼钢工厂。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上半期之后，德国工业界却被相互合作频繁密切的众多中小型公司把持着，因为德国工业的长项并非大量生产标准化低成本产品，而是生产品种繁多的高质量产品。德国并不缺少生产初级产品——尤其是钢铁与化工制品——的大型工厂，但是生产消费品的工厂始终要更小一些。尽管福特主义也在德国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德国公司却并不乐意在实践当中推行福特工作法，理由包括缺乏资本，欧洲各国间贸易壁垒限制了市场规模，以及高技能劳动力队伍的生产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德国汽车公司早在二十年代初就尝试过流水线作业，但是他们转向集成化大规模生产的速度却相当缓慢。纳粹掌权之后，一贯仰慕福特的阿道夫.希特勒督促德国汽车公司也要拿出一款能与T型汽车相提并论的大规模量产汽车或者说“人民之车”。各家公司不愿从命，于是纳粹政府就自行承担了这项任务。1938年，希特勒亲自为一家人民之车工厂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这家工厂所在的厂区名叫法勒斯雷本全民汽车城（法勒斯雷本是附近的一个村镇）。就像苏联人一样，纳粹也从美国进口了一批专用加工机械，但是人民之车来没来得及投产二战就爆发了，工厂转而投入了战时生产，工人都是从东欧地区强征来的强制劳工。

通过在战时制造军械，德国制造商们终于补上了大规模生产这一课。到了五十年代初，西德的局势促使他们将这些经验施展在了民用领域。几乎未受战火破坏的沃尔夫斯堡工厂在战后恢复了原本的设计目的。就像当年的福特公司那样，一连好几年这家工厂仅仅制造一款汽车，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大众甲壳虫，后来又增加了一款与甲壳虫联系紧密的货车。大众公司抵制住了在海外建厂从而维持产量的设想，并且大量采取了自动化手段从而维持盈利。德国工厂管理采用的是共决制模式，这一模式为工会在企业管理方面提供了重要角色，提供了高工资与优厚的社会福利（包括额度甚高的分润工资体制），从而确保了和平的劳资关系。与同时期的美国同行们相比，大众汽车不必担心工人会利用生产集中化来干扰生产活动并且迫使公司就范，于是就放心大胆地修建起了巨型工厂。

尽管中小型企业依然是西德以及统一后德国经济的主流，但是除了大众汽车之外依然还有几家企业修建了特大型工厂。比方说化工巨头巴斯夫集团——曾经隶属于法本化学公司，二战之后拆分了出来——就将生产活动集中在了路德维希港的莱茵河畔地区。1963年，公司管理层承认“一家公司假如将产量集中在单独一个地理点位，那就难免受制于许多因素（例如罢工、地震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尽管如此，公司依然决定扩建历史深厚的主厂房，接下来又修建了几座厂房来增加产能。2016年厂区占地四平方英里，员工人数39000人，建筑约有2000座。但是大众汽车依然是德国工业的样板企业，沃尔夫斯堡也依然是德国工业巨型化的圣殿。就像当年的亨利.福特一样，大众汽车的管理层同样意识到了工厂可以成为推销周边产品的工具。于是他们就在主厂区边上修建了一座汽车主题公园，2014年游园总人数达到了220万人。许多顾客都选择了在公园里喜提新车。东西德统一之后，大众汽车又在德莱斯顿修建了一座新厂，专门生产售价最高的车型。车间四壁都是玻璃材质，生产过程一览无余，成品汽车摆放在一座十二层的玻璃塔里供人参观。当年的世博会水晶宫就这样在二***纪再次呈现在了世人眼前。

大众汽车集中体现了战后西欧的工业巨型化，巨型化的根基则在于公司层面的稳定劳资关系与国家层面的社会民主政策。相比之下，位于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核心地带的马哈拉库卜拉市的米萨尔棉纺厂则再次彰显了工业巨型化的危险一面：一旦巨型工厂聚集了大量待遇低下的工人，那么只需一点火星就能释放出爆炸性的破坏潜力。年复一年，政权更替，可是马哈拉库卜拉的工人们始终走在埃及劳工运动的最前沿，一边捍卫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越发参与到了国家政治事件当中。米萨尔公司始建于1927年的米萨尔河岸，当时英国依然占据着埃及全境，企业自从创始之初就明确打出了民族主义旗号，为的是资助埃及人自己的商业。尽管埃及棉纺工业历史悠久，但是米萨尔却是第一家由埃及穆斯林拥有的现代化机械化工厂。二战结束时，这座整合化厂房已经实现了纺纱、织布与印染的一条龙生产，雇佣了两万五千名工人，成为了中东地区最大的工业区。埃及当局与公司管理层都将这座机械化纺织厂视作“现代化、国家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堡垒”。但是主要从农民当中招收而来的工厂劳动力们却不肯接受精英眼中将工厂视为全民项目的理念，并且反复因为工作环境恶劣与工资低下而发动抗议。1938年，工厂发动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并且将十二小时一班的工作制改成八小时一班。1946年工厂里发动了短期罢工，第二年又发动了大规模离厂罢工，为的是抗议裁员与管理层独断专行。为了镇压罢工，当局将坦克开进了工厂，冲突导致三名工人死亡。1952年，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率领一干少壮派军官推翻埃及君主制并且夺取了政权。米萨尔的工人们原本指望今后日子能好过一点，可是当他们再次罢工的时候依然遭到了军队镇压。

米萨尔工厂在象征与实际层面上都极其重要，因此1960年纳赛尔左转主张“阿拉伯社会主义”之后，这座工厂也成为了第一批遭到国有化的企业之一。不过尽管政府拥有了这家企业，但是工人们的激进传统却保留了下来。1975年他们参加了一场长达三天的罢工并且为国企工人赢得了显著的加薪。1986年米萨尔工人再次罢工并且再次赢得加薪。1988年他们又一次举行罢工，不过这次的题目是直接批评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2006年下半年埃及政府食言而肥，取消了原本承诺的加薪政策，再一次导致米萨尔工厂罢工并且引发了其他纺织厂的接连抗议，最终引发了来年更大的一轮罢工并且赢得了显著的奖金提升。2008年4月，马哈拉库卜拉的工人们再次罢工并且遭到上千名警察的镇压，导致至少三名工人死亡。这次罢工点燃了埃及公众针对穆巴拉克的怒火，最终导致他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期间仓皇下台。2014年2月，工人们又因为穆巴拉克时代的官员依然把持着工厂管理权而罢工。即便在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代表的军方势力掌权之后，纺织工人们的激进势头依旧有增无减，依然会为了提高奖金、抗议政府终止棉花补贴以及呼吁罢免腐败的公司官员而罢工。就像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尽管兴建巨型工厂的名义离不开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这两杆大旗，但是巨型工厂培养出来的劳动力却难免对于这两杆大旗自有一套看法。而且他们还占据了重要的战略位置，以至于他们对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看法都不能等闲视之。

就像苏联的前辈们一样，东欧样板工业城市的功能也不仅局限于生产钢材、水泥与其他重要物质，还要为国家提供全新的男男女女，让这些人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公民的样板。保加利亚某青年突击队的口号就是“我们建设季米特洛夫格勒，季米特洛夫格勒塑造我们”。但是实际上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远比口号更加复杂。有些工人确实怀抱着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与新人民民主政权的纯正热情搬到了新胡塔以及其他示范城市。也确实有不少工人因为能够参与新工厂与新城市的建设与运行而心醉，多年之后仍然对于当年的经历津津乐道。但同时还有很多工人并不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动机，他们参与建设或者进厂工作的原因就是为了谋求生计。

就像在苏联一样，东欧各国招募建筑与工厂劳动力也离不开农村地区的恶劣环境，而农村地区之所以环境恶劣则是因为税收上涨、强制售粮、集体化、长期贫困以及战争蹂躏共同导致的结果。许多搬迁到斯大林瓦罗斯的保加利亚农民都对保共政权抱有敌意，因为他们觉得保共的许多政策都是在危害他们的家乡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因为斯大林瓦罗斯一座教堂都没有。至少对于这些人来说，斯大林瓦罗斯并不是光明未来的灯塔，而是社会主义政权各种弊病的集中体现。至于已经富有工业经验的工人们对于这座先锋城市的观感则更加积极正面，因为这里的住房条件与工资水平确实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不过他们也经常反感工厂里的专断威权管理，极高的劳动强度以及时长发生的食品与商品短缺。在苏联的默许之下，波兰并没有推行农业集体化，因此强制农民外出务工与新胡塔市招工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尽管如此，城里的大部分建设人力依然来自农村，其中大多数都不到三十岁。甚至就连大部分工作岗位都需要工业经验的炼钢厂也大量雇佣了农村人口。1954年新胡塔炼钢厂里足有47%的工人具有农民背景，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周边地区的无地农民。按照史学家凯瑟琳.勒博的说法，“这些人在展望未来的时候只能看到充斥着苦工与文化边缘化的一生，他们认为这样的前景根本无法容忍。”与其说这些人受到了新生活愿景的吸引，倒不如说他们被强行从旧生活当中拽了出来。他们希望能在新胡塔市学习技能并且挣钱，逃离乏味的农村生活，实现更光明的个人未来。工会成员日后回忆道，对于他们来说，新胡塔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在全国领先的工业基地工作的骄傲心情，而是更高的工资，更好的住房，以及新胡塔渡过最初困难时期之后为市民们提供的特权。

不过对于很多新来者来说，新胡塔市——尤其是草创阶段的新胡塔市——十分令人失望：这里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困难重重，工业事故频繁发生。许多人刚来不久就选择了离开，致使工人流动率居高不下（其他东欧样板城市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新胡塔市非但没能成为锻造社会主义公民的熔炉，反而似乎遭到了共产党眼中农村落后弊病的反噬。工人们住的都是同性别宿舍，而且青年男性数量远远超过了青年女性，再加上娱乐休闲以及宗教资源的极度短缺乃至彻底缺失，自然而然地致使青工群体当中倦怠低俗之风大为盛行。尽管当局严加管控，但是酗酒恶习依然猖獗蔓延，导致了大量斗殴乃至性侵事件——党政干部们将这三者统称为“流氓行为”。由于社区与家庭约束十分薄弱而宗教约束又根本不存在，性自由（以及性病）在新胡塔市遍地开花。这样一番折腾之后，曾经的村民们终于开始多少接受了一下现代化，但却未必一定是当局希望他们接受的那一类。比方说有些男青年成为了所谓的“比基尼男孩”（这里取得是氢弹爆炸地点的地名而不是三点式泳衣的名称），整天效仿美国青年文化穿衣梳头。类似的问题在其他样板城市也层出不穷。比方说在迪米特洛夫格拉德，进城的农民将公共绿地与花坛开垦成了菜地，还在宿舍楼的地下室里养羊养鸡养兔子。这一现象直到六十年代才被当局彻底压制下去。在斯大林瓦罗斯，出身城市的工厂青工们经常与出身农村的建筑工人打群架。

东欧各国当局眼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工人阶级居然表现如此不堪，一个个急得火烧火燎，纷纷加强了灌输社会主义城市化理念的力度。各国领导人都曾在私下里——有时甚至在公开场合——承认社会主义人格的跃进式养成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不过只要上述不良行为并不触及政治领域，他们就不会采取激烈手段。但是严重政治问题最终还是爆发了出来。第一个出问题的样板城市是斯大林瓦罗斯，导火索并非炼钢厂里的某一项恶劣条件，而是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一部分。斯大林瓦罗斯是革命的中心，还成立了对抗政府权威的工人理事会。匈牙利军方向示威人群开枪并且打死八人之后，工人们发动了反击，逼退了军队，还占领了广播站。等到苏军前来镇压的时候，工人们与脱离部队的匈军官兵们一起依托城市进行防御，并且将这座城市更名为登纳皮特勒——也就是曾经位于炼钢厂厂址的那个村庄的名字。这座城市以及工厂的名称原本是苏匈友谊的见证，现在城市与工厂本身却变成了反抗苏军的堡垒。讽刺的是，此时工人们似乎终于接受了与样板工业化项目相关的身份认同，因为他们的战斗口号是要捍卫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苏军强占——斯大林瓦罗斯的规划者们当初大概没想到工人们会采用这样的民族主义表达方式。1956年之后，由苏联直接扶植的新一届匈共领导层采用提升工资与改善福利等手段来拉拢工人，最终扭转了这座曾经名为斯大林瓦罗斯的城市里的主流民意。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当地的社会主义爱国理念逐渐发展起来，当地居民也逐渐养成了共通的阶级经历与骄傲。

下一座出问题的样板城市是新胡塔，这里的问题属于另一套路数。当地炼钢工人引领了一场指向统治权的挑战，起初的事由并不是工作事宜，而是为了主张他们的天主教信仰。就像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与斯大林瓦罗斯一样，新胡塔市的城建规划刻意省去了教堂，因此居民们不得不前往附近村镇进行礼拜活动。克拉科夫教区反复向有关部门申请要在新胡塔市修建一座教堂但却反复遭到拒绝，直到1956年秋天。当时波共为了应对遍及全国的抗议势头将一度锒铛入狱的前任总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重新请上了台。官复原职的哥穆尔卡试图改善与教会的关系，于是终于给这份申请开了绿灯。一年之后，教会选好了地址并且在地皮上树立了十字架，可是当局却一直拖延不准开工。到了1960年，当局又把这块地皮划拨给了一座学校，并且派人前来拆除十字架。拆除人员刚刚来到现场就与一群居住在附近的妇女纠缠了起来，紧接着一群刚刚下班的工人也赶来阻止拆除人员。这些守卫者们交替演唱着《国际歌》与赞美诗，借此彰显自己的双重效忠。这一天临近结束时，共计四千多名当地居民与政府派遣的民兵之间爆发了全面冲突。民兵使用了水龙、催泪弹乃至实弹，民众们则投掷砖石，捣毁店铺，还点燃了一栋建筑。冲突过后共有五百多人被捕，相当一部分人遭受了严重的有期徒刑判罚。闹出这场乱子之后，当局这才意识到这具看似只是个符号的十字架蕴藏着多么大的爆炸能量，于是就对其听之任之了。没出几年，天主教教会领袖们又再次张罗着要在新胡塔市修建教堂。他们的主心骨是新任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也就是日后的若望.保禄二世教皇。1965年，政府终于在一片新建住房区划附近再次批给教会一块地。接下来筹措建设经费与实际施工耗费了更长的时间（政府自然没有提供任何援助），直到1977年这座我主方舟教堂才由已经升任红衣主教的沃伊蒂瓦正式祝圣。足有七万名信众参加了这场祝圣仪式。

十字架守卫战与我主方舟教堂好事多磨的建设历程共同锤炼出了一套反权威文化与地下动员网络，不出几十年这两者就会对建制化波共当局构成更严重的挑战。但是新胡塔的政治分界绝非一清二楚。比方说1968年波兰全国爆发学生抗议的时候，当局一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预防新胡塔市的中学生以及技校学生们参加克拉科夫的示威，同时又将炼钢厂工人用大巴车拉到克拉科夫去殴打雅盖隆大学的示威学生。工人们舍得朝大学生下手这一现象恐怕不仅反映了两个群体之间的政治立场差异，还反映了阶级与文化层面上的对立（与之相对的是，两年后美国建筑工人也头戴安全帽走上街头支持越南战争并且痛殴了反战的抗议学生们）。直到1980年，新胡塔炼钢厂里仍有四分之一的工人是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成员。不过到了这一时期，反对当局的波兰知识分子以及工人已经变得极为活跃并且严密组织了起来。在1979年4月的新胡塔市，一个反对派群体依据天主教社会教义起草了《劳动人民的基督教社群》一文。几个月以后，若望.保禄二世教皇访问了新胡塔市并且希望再参观一下我主方舟教堂。当局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于是教皇就在新胡塔市郊的一座修道院里发表了讲话：“十字架不能与人的劳动相分离。基督更不能与人的劳动相分离。新胡塔市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全国与地方的局势发展都在不断削弱炼钢工人对于现政权的支持。1970年与1976年波兰两次经受物价陡然上涨，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工人抗议。与此同时新胡塔市也人心惶惶，不知路在何方，因为波兰政府正在卡托维兹兴建另一座大型炼钢厂，此外列宁炼钢厂也遭到了日益强大的环保运动的批判。*1980年7月的再一次物价飙升导致了遍及全国的接连罢工，这一次新胡塔市的工人们也参与了进来。接下来的一个月，罢工工人们开始为独立的团结工会创建新胡塔分支——这家工会的成立地点位于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新胡塔市从来都有工会但是没什么权威，工人们想要争取待遇的时候从来都会直接去找说话真正说了算的党委。现在有了替代选项之后，他们自然趋之若鹜。1980年7月，90%的新胡塔工人们都加入了团结工会，使得新胡塔炼钢厂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团结工会分支，地位仅次于格但斯克的总部。组织起来的工人们拥有了全新的信心，并且决定公开主张自己的价值观：他们开始将我主方舟教堂祝圣过的十字架（以及团结工会的旗帜）带进工厂里。共产主义领导人们曾经设想工厂能成为哺育民间文化生活的源头，可是现在来自民间的文化创造却反哺了工厂。新胡塔的团结工会活动家们还参与了所谓“工人网络”的创建，在波兰最大的几座工业工作地点之间沟通消息并且承认它们的先锋角色。

*【克拉科夫当地的环保人士一贯指责新胡塔炼钢厂是城市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但是当地的主要风向是东风，只会将炼钢厂的废气吹向远离城市的方向。实际上克拉科夫的主要空气污染源还是当地工厂、城西工业区、燃煤炉以及日益增长的汽车交通。】

1981年12月13日，波兰政府宣布全国戒严。新胡塔（以及其他工业城市）的团结工会与政府就此进入了战争状态。团结工会就此转入了地下活动。工人们将列宁炼钢厂占据了三天，然后民兵才在装甲车支援下夺回了工厂控制权。到了1982年，工人们开始在新胡塔炼钢厂里构建一套秘密的团结工会结构。这座样板企业的规模与资源为工人们的组织活动提供了很大便利。他们利用工厂里的印刷机与办公耗材偷偷印发了大量地下报纸与宣传材料，在厂区内外广泛流传。厂里的技术人员协助架设了覆盖波兰南部的地下广播网络。团结工会的活动家们还会挪动厂内物资来支援其他地区的活动。海外支持者们也为新胡塔团结工会提供了可观的援助，以至于早在工厂管理层之前工会活动人员们就购买了自己的第一台个人电脑。这么多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自然使得抵抗网络与抵抗运动规范在厂区内外蔓延生根。新胡塔由此成为了最激进的反政府中心之一。1982年，城里开始发生经常性的抗议游行，一开始由工人领头，后来青年人的领导权也越来越显著了。抗议者往往会在教堂集合，然后再向市中心进发并且正面撞上警察与民兵。至少有三名工人在例行发生的冲突当中死亡。团结工会还试图在工厂内部发动抗议罢工，但是成效要差一些。到了1988年，波兰已经陷入了长期经济与政治危机。这一次又是新胡塔推动这个国家采取了一项激进解决策略。这一次的抗议依然还是由涨价引发的。4月26日，列宁炼钢厂——此时依然是波兰最大的工业企业——的工人发动了静坐罢工，诉求包括涨工资以及团结工会合法化。罢工人员控制了厂区之后，工人家属、同情罢工的教士以及厂区以外的团结工会领导人纷纷赶来增援。5月4日，军队强行进入工厂，夺回了控制权并且逮捕了罢工领导人，但是此时罢工的火种已经播撒了开来，尤其烧到了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为了平息抗议，当局联系上了团结工会的创始人之一莱赫.瓦文萨，最终促成了政府与工会的圆桌谈判。独立工会得到了合法化，1989年波兰更是举行了公开议会选举，团结工会的候选人在这场选举当中赢得了压倒式的胜利，结束了波共的统治，也加速终结了共产主义阵营对于东欧地区的掌控。*

*【即便是得到波兰政府承认的官方工会也低调支持1988年罢工，不过他们提出的要求要比团结工会更温和一些。】

团结工会的崛起与最终胜利向波兰当局彰显了工厂巨型化与工业城市化的危险性——当然等他们看明白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了。新胡塔市当初的建市用意之一就是以农民子弟为主料创建出一个具备政治意识的工人阶级。规划人员的希望确实实现了，但却并不符合他们的预期。根据团结工会成员的说法，新胡塔的工人们之所以为了自己在炼钢厂工作而感到骄傲，并不是因为这座工厂在建设社会主义波兰当中起到的作用，而是因为其在对抗社会主义波兰当中起到的作用。就像固特异、通用汽车、福特、通用电气以及其他众多美国公司在几十年前就吃尽苦头才意识到的那样，将大量工人聚集在一起工作、生活、祈祷、喝酒乃至送命足以将最大最高效的模范工厂变成主张劳工权力的武器。但是这次胜利的后果对于工人们来说却十分讽刺。为了引领波兰走向社会主义而修建起来的巨型工业要塞在波兰重返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几乎无力保全自身。绝大多数超大规模波兰工业区都遭受了投资不足、生产力下降以及由于缺乏西方先进机械而导致的员工冗余。政府补贴削减，固有市场流失以及私有化进程的开始致使这些企业根本无力竞争。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经历了一系列反复重组裁员与私有化，员工数量也从创建团结工会的1980年的17000人缩减到了2014年的2000人不到。

第一届非波共政府上台之后，新胡塔市的一位团结工会成员曾经估计道，一座产量与列宁炼钢厂相当的西方炼钢厂只需7000人就能运行，而不像前者那样需要30000人，原因在于西方工厂现代化设备的应用程度更高，工作强度更大，而且没有义务将高龄、患病甚至酗酒的工人都留在厂里。随着新胡塔炼钢厂产量锐减，新政府在1991年与多家工会进行了一系列协商（此时团结工会只能代表新胡塔炼钢厂里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了），然后就开始了一场资产剥离，将许多项辅助性功能——例如内部铁路网的运营与熔渣回收——以及生产流程当中的收尾工作外放给了二十家新企业。这些企业的用工人数总数大约是新胡塔炼钢厂的60%。剥离次要功能之后的新胡塔炼钢厂则专注于炼钢生产。为了减少污染，工厂关停了一大部分设施，包括两台高炉，烧结车间以及一部分炼焦炉。此外炼钢厂原本广泛的社会职能也遭到了削减。这么多年来炼钢厂经营过农场、食堂、医务所、疗养院以及一家足球俱乐部，这些职能同样遭到了剥离或者缩水。到2001年，新胡塔炼钢厂（此时已经按照波兰工程师泰德伍兹.森吉米尔的名字重新命名了）与波兰其他几家大型炼钢厂合并成了一家企业。在经历了私有化以及日后的另一次兼并之后，这座工厂成为了全球最大钢铁公司阿塞洛-米塔尔钢铁集团的一部分。新的企业所有者花了一笔投资对工厂进行现代化改造，一座新建的热轧车间也在2007年投产。但是到了2015年在这家工厂领工资的人数只剩下了3500人，相关公司的雇员则有12000人。这里的工资原本显著高于常规，现在已经下降到了当地的一般水平。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时代以及捍卫信仰与自由的抗争时代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就像欧洲与美国各地的许多其他工厂那样，新胡塔的工厂也步入了泯然众人的境地，雇佣着不多不少的工人，产量仅占母公司总产量的一小部分，而且还面临着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窘境，因为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依然认为炼钢是增强国力与实现现代化的必然前提。

四十年代后期，苏联一边忙着扶助东欧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巩固政权，另一边也在东欧地区推行着自己的社会主义城建模式，即围绕着大规模工业项目修建新城。就像在苏联境内一样，在东欧地区推行工业城市的动机也部分源自经济考量，也就是希望通过集中投资重工业加快经济增长。大部分东欧国家都从没发展过工业，仅有的两个例外是东德与捷克，而且这两处地区的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已经被战争摧毁了，至于德国其他地区的工业设施则被苏联当成战争赔偿的一部分全都拆卸带走了。因此这些国家地区的工业化必须从头开始。但是作为示范项目的工业城市集群同样还具备重要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功能。东欧各国共产党在二战结束时的势力都不大，全靠苏联红军撑腰才得以掌权上台。因此如何维持统治合法性，如何动员全国人口进行重建（德国与波兰的战争损失尤其严重）以及如何为庇护他们的苏联赢得本国民众的好感也就随即成为了摆在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的紧要挑战。工业样板城市——全新社会主义社会的先驱——将会实现所有这些功能。好几座此类示范城市都是为了支持新建炼钢厂而存在的，例如东德的斯大林施塔特，匈牙利的斯大林瓦罗斯，波兰的新胡塔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奥斯特拉瓦。史学家将这一轮城建与所谓的“钢铁崇拜”联系了起来，而钢铁崇拜又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密不可分（斯大林原本姓朱加什维利，斯大林这个姓氏是他成年以后自己改过来的，意为“钢铁之人”）。共产党领导人认为钢铁是工业发展与军工生产的关键，而这两者又随着冷战的降临变得越发重要起来。少数打破上述模式的城市之一是保加利亚的示范城市迪米特洛夫格拉德（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这座城市支持的是一座化工厂。迪米特洛夫格拉德与斯大林施塔特都有自己的水泥厂，为城市提供苏联阵营格外喜欢的建筑材料。

这些新工厂与新城市被大张旗鼓地推送到世人面前，成为了理想当中的社会主义的第一批活化身。新兴人民民主政权当中着力赞颂工业与工人的造像与仪式自然与这些新工厂以及新城市密不可分。1948年波兰发行的一百兹罗提面值钞票正面印着一名矿工，背面是一幅工业图景，其中坐落着相当老式的厂房建筑，一根根烟囱喷吐着浓烟（这样的设计思路与百元美钞可谓大相径庭：美钞的一面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另一面是独立厅）。东欧各国政府都呼吁国民奋力拼搏尽快建设工业基地，组织了青年突击队，还招募了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全职建筑工人。大部分工人都很年轻，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新社会的光明前景。尽管每一座示范城市都有独特的特征与历史并且反映了各自所处国家的国情，但是它们的共通之处也有很多。首先，它们的规划人员与建筑师全都向苏联专家咨询过城市的整体布局甚至每一座建筑的结构。其次，这些新城的最突出特色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倒不如说是城市主义。一开始有些城建规划设想了住房分散的布局，旨在消弭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硬分界，为城市提供更多的绿色空间与配套可耕地。但是规划人员很快就更换了档位，采用了更高的居住密度，并且抹消了城区界线以内的一切园林用地。

导致这一变迁的因素有很多。第一条就是成本。修建单元楼一般用的都是标准化设计，很多情况下还会大量采用预制建材，因此修建一栋单元楼要比修建很多小型公寓更便宜。这一点对于住房需求很大的国家来说尤其要紧。其二，布局紧密居住集中的城市更有利于当局提供社会与文化服务，而这两项对于旨在宣扬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示范城市来说也很重要。第三，东欧工业城市的城市主义鲜明驳斥了战后资本主义西方世界追求分散的建筑风潮，例如英国的新城镇，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卫星城，还有美国的大面积城郊居民区（东西对峙的柏林市成为了两种城建理念比拼高下的舞台：东柏林的楼房排列紧密，街道两侧竖立着连绵的高墙；西柏林的建筑分散错落，其间还点缀着花圃）。当然，示范城市肯定少不了宽阔的中央大道与占地面积显著的市中心广场，因为这两者都是举行游行集会的必需场所。此外城里还会有类似游乐园这样规模更小的城市主义特色。工业城市的建设用意就在于彰显现代化与新气象，充当通向未来的门户。因此任何看似旧式乡村生活的事物——包括独栋小屋与小块绿地——似乎都成了针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反动弃绝。

尽管东欧各国的示范城市全靠苏联才得以建立，但是这些城市却成为了各国民族主义的聚力核心。城市里随处可见弘扬本国与苏联友谊的套路化宣传：纪念碑、苏联捐赠的建筑，斯大林造像，以及以苏联领导人命名的工厂等等。但是这些定居点的用意并非实现抽象泛化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充当国家建设——尽管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载具。讽刺的是，由苏联强制出口到东欧各国的社会现实主义审美观反而助长了这一趋势，因为这一观念主张建筑物固然应当具备社会主义的内容，但同时还应当具备民族国家的形式。许多新工厂与配套城市的建筑也就顺势而为地采取了彰显国家历史的主题与风格。社会主义建设在比喻与字面意义上都被描绘成了一出彰显国家身份认同的戏剧。绝大多数此类工业示范城市都始终没有完工，至少没有按照原本的规划完工。斯大林在1953年亡故之后，苏联多少放松了一下控制各个卫星国的缰绳，东欧各国就此不再必须遵循套路尊崇苏联的独裁统治者了。以不管不顾的高速度建设大型工业设施与新城的代价十分高昂。人们曾经认为集中投资搞大型项目可以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并且刺激更广泛的经济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如此之多的财政与政治资本投入寥寥几个项目当中造成的扭曲效应变得越发显著，这条发展路线看上去也越来越不可取了。这些工业中心刚刚开始兴建没出几年，原本的建设计划就纷纷遭到了缩减或者废弃。少见的计划规模增长大致出于临时发挥，全无章法可言。大部分“第一批社会主义城市”很快就跌入了默默无闻的境地，城市名称遭到更改，城市本身遭到遗忘，沦为了世人眼中斯大林时代的刻奇残余。

但是新胡塔市并未遭受这样的厄运。这座城市是最大最重要的东欧新建工厂的所在地，可以算得上是最后的斯大林主义乌托邦。早在二战开始之前，早在波兰建立共产主义体制之前，就有人设想过要在波兰腹地修建一座大型炼钢厂。1947年，波兰政府向曾经在苏联工作过、并且参与过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厂区建设的美国弗里恩工程公司订购了一批大型炼钢厂设计方案。但是随着冷战紧张局势的加剧，这份合同也遭到了废弃。1948年波兰与苏联签订了经济协议，1949年苏联又成立了联通东欧各国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为东欧经济建设新开始奠定了框架。于是波兰转而与苏联合作建厂，而苏联则打算建设一座能够供应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巨型工业设施，要将东欧其他示范城市负责支援的炼钢厂全都比下去。苏联向波兰提供了4亿5000万美元的借款来修建这座工厂（要是苏联允许东欧国家参与马歇尔计划的话，美国大概也会提供类似数额的借款），在克拉科夫以东六英里处选好了厂址，设计了全套生产设备并且制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在苏联炼钢厂培训了1300名波兰工程师，还派出了熟练工人与技术专家去协助工厂投产——总而言之这一回苏联在波兰扮演了二十多年前外国公司在苏联扮演过的角色。

本着斯大林主义的精神，波兰政府开始大干快上地迅速修建新胡塔炼钢厂（后来更名为弗拉基米尔.列宁炼钢厂）。这片厂区是波兰一六计划（1950-1955年）的主打项目，厂区占地面积足有2500公顷，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分阶段兴建，最终包含了五百余座建筑（包括专属的配套发电站与供暖站）。1954年第一座高炉点火，标志着工厂正式投产。随后厂区里又修建了更多的高炉以及炼焦炉，一座烧结炉，还有若干座平炉与电炉。1958年冷轧车间投产的时候，工厂里共有员工17929人，年钢材产量160万吨（相当于二战之前波兰国内全部二十三座炼钢厂年产总量的一半），其中大部分都出口到了苏联。接下来厂区继续扩建，修建了更多的炼焦炉与平炉，一座管道焊接车间，一座电镀车间，以及一座简易氧气炼钢炉（这一回采用了一部分从西方国家进口的设备）。1967年，厂区的第五座高炉投产，其规模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超过了苏联国内的任何一座高炉，厂区内的劳动力数量也达到了29110人。波兰人的一份记述辩称如此持续不断的扩建“显而易见地证明了当局对于宏伟壮观的热爱——其主要动机并非经济而是政治。”这份记述还认为只能烧硬质无烟煤的巨型高炉是一笔很不划算的投资。接下来厂区又新建了切片车间与轧制车间，1978年厂区钢产量达到顶峰，足有650万吨；次年用工人数也达到顶峰，共有38674人（超过了美国的一切炼钢厂，尽管依然赶不上马格尼托格尔斯克）。*

*【就用工人数而言，美国钢铁公司旗下规模最大的炼钢厂是伯利恒钢铁麻雀角厂区，此地在1957年雇佣过28600人，年钢材产量达到了820万吨。排名第二的加里厂区在1976年用工人数达到顶峰，共有25000人。1996年该厂区仅剩下了7800名工人，年钢材产量为1280万吨。】

尽管新胡塔市本身就像工厂一样成为了国家骄傲的化身，但是城市的建设过程却漫长而又艰苦。炼钢厂的建设确实运用了不少重型机械，但是有限的资金意味着居民区与商业区的建设主要依靠人力、铁锹与独轮车，起重机只能偶尔用一下。物资短缺与管理不善都导致了施工进度的滞后，建材质量的低劣则留下了无数隐患。当局大力发动宣传攻势，在建筑工人直接举行生产竞赛，还额外征召义务工人，一切都是为了推进“伟大的社会主义工地”的建设速度。工厂与城市的施工现场都大量雇佣了女工，一方面是为了推进性别平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手的确不够用。许多女性都从事了以往只让男性从事的蓝领工作，工厂那边有女子铸造班组，城市里则有女子砌墙工与粉刷工。由于住房建设实在赶不上工厂的扩建速度，也应付不了不断涌入的工人洪流，许多年里新胡塔的大部分市民们都只能挤在简陋寒冷的同性别集体宿舍里。有时十几名男性或者女性只能挤在同一间房间里，缺少最基本的个人卫生条件。所有这些完全就是当年马格尼托格尔斯克的情景再现。不过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住房短缺与居住条件恶劣的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1949-1958年之间，新胡塔市新建了14885个住宅单位，1960年原定的城建规划也终于彻底完工了，此时城市人口已经逼近了十万。许多居民对于这座城市的观感都很不错。

新胡塔市的城建布局是半个八边形，八边形的中央是广场，几条主要干道从广场辐射出去直通八边形边缘（2004年该广场被正式更名为罗纳德.里根广场）。炼钢厂区的大门位于中央广场的另一侧，距离大约半英里。尽管站在广场上很难看清工厂，但是在工厂的全盛时期无疑能看到工厂烟囱里冒出的烟柱——恶名昭著的污染源。厂区与城区之间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城市中心具有显而易见的城市主义特质，还在美术馆与广场等地大胆采用了文艺复兴风格的设计元素，与同一时期规模大致相当的美国工人新城形成了鲜明反差，比方说纽约州的利维顿与加州的雷克兰。这两座城市的设计思路都是以汽车出行为基础，民居多为一家一户的独立别墅。在新胡塔市则不然：这里的干道两侧与两条干道之间都矗立着联排的单元楼，若干排楼房聚成一组，每组可容纳五六千名居民。这些楼房至少也有两层，最高则有七层。从街头看去，宛若高墙一般的联排楼房似乎有些大而无当。但是只要离开街头来到楼房背后，就会发现另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这里环境清幽且人情味十足，草坪、操场、学校、日托中心、车库以及晾衣绳填充了居住空间，每一片住宅群落的设计思路都是要尽量实现自给自足，一楼门头房里开设了商店、医务室与图书馆，还会提供许多其他服务。电影院、剧院、百货商店餐厅以及其他公共设施一般都位于住宅区的步行范围之内，还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将其与克拉科夫连接了起来（1951年克拉科夫将新胡塔纳入了自己的行政区域之内）。这样的社会组织实际上遵循了当年高尔基市早期工人定居点的建设思路，以更现实且没那么极端的方式拥抱了集体生活。

新胡塔市的城建规划一直在修改，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样的修改其实对城市有利。城里修建的第一批住房条件还很简陋。但是由于设计人员想让新胡塔市呈现出全新社会主义社会的面貌，接下来修建的很多住宅都遵循了远高于当时波兰一般水平的居住标准。这里的住宅面积更宽敞，配备了私人卫生间，内置收音机，每条楼道都安装了一部公用电话，厨房里安装了风冷柜，高层住房还配备了阳台。五十年代上半叶完工的住宅区造型还无甚特色，周身散发着社会现实主义的顽固气质。但是与其他地区的类似房屋相比——例如东柏林斯大林路（如今已经更名成为了卡尔.马克思路）两侧的建筑——新胡塔的住宅高度并不算高，尺寸也并不算大。尽管偶尔依然有人会把巨物崇拜的帽子扣在这座城市头上，但是新胡塔其实避免了这个毛病。原本的城建规划打算在城市中轴大道两头各自修建一座巍然高耸但却毫无吸引力可言的市政厅与大剧院，后来这项规划也遭到了抛弃，从而维持了这座城市的宜人规模。此外设计人员还试图将波兰文化的传统元素融入建筑当中，有些设计很精彩，也有些设计很扯淡。前者包括小巧的人民剧院楼顶的八角塔楼（全波兰最具创新精神的剧团之一就位于这里），后者包括厂区的两座办公楼之一，建筑制式效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楼顶还有一圈波兰风格的胸墙。斯大林死后，新胡塔市的建筑风格更是日渐趋于多样。比方说有一片住宅区采用了源自朗.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瑞典风格建筑”。不过为了削减成本，这批楼房并没有安装电梯或者木地板。随着城市人口超过预期，城市边缘兴建了更多住宅。许多此类住宅的外观都是现代主义风格，不过内里的建筑质量却不敢恭维。高低不一的楼房之间用绿地隔开，附近商店或者文娱设施的数量也寥寥无几。无论是在共产主义阵营还是在资本主义阵营，这种城市建筑风格都是当时的时尚。

旨在作为社会主义波兰对外宣传窗口的新胡塔市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关注。这座城市招待过的国际访客包括赫鲁晓夫、戴高乐、海尔.塞拉西、克瓦米.恩克鲁玛以及菲尔德.卡斯特罗。无数小说、新闻、电影乃至乐曲都将这座城市及其炼钢厂当成了创作题材。炼钢厂的形象曾在1951年与1964年两度登上邮票。总体而言，宣传品与艺术渲染当中的新胡塔市形象都十分积极正面，被颂扬成为了社会主义未来的起点，“国家的骄傲”，“繁荣的熔炉”。但是被共产主义当局在国家叙事当中捧得如此之高也使得新胡塔市难免木秀于林，沦为了针对社会主义建设项目的批评意见的集火目标。1955年，一贯被人视作铁杆共产主义作家的亚当.瓦泽克创作了名动一时的《写给成人的诗》，公开批评了波兰社会主义。诗中对于新胡塔市（“新的黄金国”）以及其居民（“伟大的迁徙，裹挟着乱七八糟的抱负……脏话、羽毛枕头、一加仑伏特加以及渴求姑娘的色欲全都堆叠在了一起”）的描述十分丑陋。早在炼钢城市、波兰以及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即将被下一场革命席卷而过之前，安杰伊.瓦依达就在1977年出品的电影《大理石人》当中借助新胡塔市对波兰共产主义的历史与神话进行了痛苦而又清醒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