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太祖与计划生育 -- 钱六

80年代，只要邓继续延续毛周的，以说服教育为主的一个家庭鼓励生两个小孩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结构现在将会是处于最佳状态。强迫执行的一胎化政策,为中共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代价，也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其实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能否应对中国人口结构失衡，将是对中共智慧的巨大考验。80年代的时候，西方尤其是美国，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很多基金会，积极主动的对中国在计划生育上给予了舆论上和资金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李光耀访问中国和邓小平谈计划生育，向邓小平介绍他所谓的的一胎化政策，其背后的动机，难道不应该让我们深思吗？

如果说苏联在采取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上可能是中了别人的计，难道中国贸然采取现在看来完全没有必要的激进的一胎化政策，不也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中了人家的计了吗？其实多年来，西方智库每当有人强调中国不是美国最大威胁的时候，总是以令他们窃喜的中国未来人口断崖式结构失衡少子化老龄化为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奇怪的是中国这么多研究美国，研究西方的专家智库 ，竟然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反馈给中国决策机构。当然也许是反馈了也根本没有人重视负责。我有时候在想，现在美国精英智库几乎一致的把中国当作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因为今上不糊涂有担当一接大位就立即放开二胎，现在更是以机构改革的名义将计生委将级裁併，断了人家的念想指望。David goldman 在谈到伊朗的人口问题时，认为伊朗由于即将到来的急剧的人口结构失衡，就要成为经济上的僵尸，而伊朗政权将来也会不堪一击。在被问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他却不太确定，认为中国目前看来人口问题没有伊朗那么糟糕。理由包括中国已经放开二胎，而且据说中国有大概3000万没有上户口的计划生育外的小孩（其实据官方统计，政策放开后只有1000多万没有户口的小孩重新上了户口）。即便如此，他也认为中国将在二三十年内面临人口结构问题的巨大挑战。

讲一个从网上一篇文章上看到的与太祖和计划生育有关的一段小事，60年代毛周刚开始启动计划生育，有一高人向太祖献一妙计，说如果有人多生孩子的话就减他的工资，如此计划生育一定会顺利推进。遗憾的是太祖不解其妙，略一思索就说:不行,人家家里人口多，本来工资就不够花，你还要减人家的工资，还要人活不活。本人近年来常觉记忆力减退。不料这一小段多年来一直没有忘记。

不知是否合乎河里规定。

就在于任何政策的推出之前，都会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太祖肯定心想：是不是除了罚钱之外就别无他法呢？

人生都生出来了，你降他的工资，还能让人把娃娃塞回去不成？本来就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又要降工资，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么

我一向以为，在我们中国，当到实权大于等于县委书记的官，有坏的，绝没有一个蠢的。当然，我们文化向来对蠢比对坏宽容，所以有坏人扮蠢的。

邓小平这样人精里的人精，怎么看不出来我们村子里老汉们都看出来的门道，中别人的计？对他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它代表的官僚阶级的利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为了配合变天行为，一切都要为之让路。计生政策，民族政策无不如此。一胎化计生政策享受毛时代创造的巨大人口红利，同时大大减轻当时劳动力的负担，造成生活变好的假象，为他的“改革”作经济上的护航。少民“两少一宽”，是拉拢被打倒的有实力的反动上层，打击被毛解放的下层出身的干部。作的是组织上的护航。他成功的变了天，各种手段很高明，一点不蠢。觉得他蠢的，是没看出他的坏罢了。就像以前我们村里拿粮食换水果的小贩，经常算错账，但是从来没有算过他吃亏的错账。

任何时候，所谓的智囊团，国内外的各路“高人”，作用就是编制各色的遮羞布换点汤水罢了。

起点不同，两个人同时考公务员，一个考省直，一个考基层。

基层能爬到县处级的，你的话可以成立。

省直或者国家部委的，就难说，有的是真蠢，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而且不算少，所以挂职锻炼真不能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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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他，拯救了几千万超生80后的生命

　　我国在78年确立了独生子女政策。但是在80年代，出生率为什么不降反升？整个80年代，妇女生育率为2.3左右（其意义是相当于平均每个妇女终生生育2.3个孩子）。这意味着，80后有大量超生，这个超生人群的数量，少说有好几千万人，甚至接近1亿人。我们观察1960-2000年40年新出生人口数据（数据来源于2010年六普），可发现：在8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相对出生低谷期。但在1985-1990之间，中国出生人口数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婴儿潮 ，尤其是80年代末段。而到了90年代又快速衰减。1990年高峰期为2803万，到1999年衰减到1394万，9年下降了50%。1985-1990年之间的婴儿潮，与政策生育率相比，多出生了几千万人。

这几千万80后为什么能够摆脱胎死腹中的命运？他们为什么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在这些冰冷数字背后，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正部级干部身影。他就是王伟，1983-1988年期间的计生委主任。是他，将枪口抬高了一寸，导致上行下效，层层放松，最终出现了80年代的婴儿潮。他当了5年计生委主任，却因阳奉阴为，无为而治，饱受内部批评。他的功德无人表扬，批评他的话也不能公开，因此，他几乎要被人忘记。但在今天，那几千万因他而获得生命权的超生80后，你们能忘了这个叫王伟的老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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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危受命，坚决纠正扒房牵牛、强制堕胎等粗暴计生措施

　　1982年，一位将军当上了国家计生委主任，他就是钱信忠。当计生委主任一年，钱信忠雷厉风险，引入了扒房、牵牛、抄家、结扎、上环等强硬措施，成绩显著。他把35%的育龄妇女送上了手术台，或上环，或结扎，或流产。据统计数据，1983年，女性结扎1640万例，男性结扎426万例，人工流产1437万例。梁中堂先生曾经评价到：“如果画曲线，1983年的这3个指标绝对是一个珠峰，其他任何年份都与它不可比肩。如果没有特别的素养和训练，一般的人对于人口数据可能没有很具体的感觉。假使我们把实行人工流产和被结扎的妇女主要限制在20岁至39岁的人群里，那就是说，在1983年这一年里，全国总共1.4亿的适龄妇女里，有3000万或者被结扎，或者被施行了人工流产。”

　　在中国1979年实行“一胎化”后，由于老百姓不理解为何要采取如此强硬的措施。虽然火箭专家宋健用数学模式论证必须要实施一胎化，否则中国人口就要膨胀到42亿。但无论是农民叔叔还是农民阿姨都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只觉得几千年来没有人这样干过。因此农村干群关系突然就变得很紧张。钱信忠将军1983年搞大结扎、大上环、大流产，害得觉悟不高的老百姓很生气。为了维护稳定，中央有意纠正钱信忠的过激做法。梁中堂老师回忆道：”中央多次向钱信忠打招呼，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直接给钱信忠批示，要注意作风，赶快纠正一下，钱信忠“根本不重视，当做耳旁风，连个回信都没有”。”

　　终于，在1983年年底，中央免去钱信忠的职务，王伟“临危受命”，担任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史上最强硬的计生委主任下台了，史上最温和的计生委主任上任了。

　　王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伟曾在团中央工作，团中央有名的“三胡一王”（胡某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中的一员。据陈剑在《悼念从团中央走来的王伟》中说到：“主任伟主任的人格魅力，还在于他的清正廉洁，实事求是。他的清正廉洁是出名的。这主要体现在他日常的生活朴素，下基层的轻车简从，基层同志们经常传诵的是他下基层的多次罢宴。过高的接待标准，过多的人员陪同，都是他不喜欢且十分厌恶的。仍以在张家港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精神文明会议为例，会议承接方认为，既然来到鱼米之乡的苏州的张家港开会，当地的阳澄湖大闸蟹必不可少。王伟主任坚决反对，只要他参加这个会，就坚决不能上阳澄湖大闸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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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从计生委人员的角度，对王伟的评论不高。他们认为王伟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但计生这种工作是要见血的，人口数字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心软的人是干不了的，这决定了他不太适合干计划生育的工作。梁中堂同志这样评价：“……王伟为人忠厚，作风正派，对党忠诚，忠实执行党的政策。这放在一般的岗位上，一定是好干部，但处在80年代初中期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职位上，就注定要落一个里外不讨好的结果。”

三、在夹缝中推行工作，始终把枪口抬高一寸

1、新官上任三把火，纠正作风让部分计生人员饱受打击

　　王伟上任后，首先烧了一把火，按照中央的要求，纠正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作风”，不允许再“强制”了。《中国生育革命纪实——1978-1991》一书的作者陈剑对他的工作措施归纳为以下四方面：

　　一是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三为主”方针的提出，这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工作方向的改变；

　　二是以堵大口，开小口，煞歪口”为主要内容的中央七号文件的制定；

　　三是为落实中央7号文件精神，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自1984年4月起，在全国选择了一些地区进行二胎的试点。1987年9月，王伟主持在翼城县召开全国11个生育二胎的试点的现场会。当时梁中堂曾经做王伟的工作，想通过他实现全国普遍二胎的政策。

　　他的这三把火，否决了前任钱信忠将军的做法。我相信钱信忠将军肯定是不满意的。自从实行“一胎化”以来，钱信忠发明了计划生育有效措施，如拆房、扒房，强制计生对象结扎、流产。虽然偶尔有致人死命，甚至都不是少数，但在计生委的一些人来看，这些都是必然的，是必要的代价，不死人怎么搞计生工作。现在说成是“纠正作风”，这就已经决定问题的性质了。所以，从上到下，大家都没有动真格的。

　　王伟的做法，也让计生委一些同志饱受打击，计生委的人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他们的人生理想，早就寄托在扒房牵牛、结扎流产上了。王伟的所作所为，严重打击了计生干部的感情，计划生育系统的干部很多人想不通。作为钱信忠原来的班底，他们搞扒房牵牛、结扎流产习惯了，已没有首次干事的负罪感，反而认为王伟的政策让他们无所适从。

2、将枪口抬高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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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对于总设计师一胎化政策，似乎不太认可，但从来没有表达过，但他的做法，似乎总是有将枪口抬高一寸的感觉。当然，王伟这样做，也是有人支持的。“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有效果的政策。但可惜的是，当时的胡某邦和赵某阳，却不希望执行“一胎化”，他们无力反对总设计师的一胎化基调。只好搞一些变通，如承载“女儿户”的11号文件，就是在胡某邦的支持下由赵某阳提出来的。

　　公正地说，胡某帮和赵某阳在关于国家大方向的问题上，是犯了大错的。胡某邦的一些政策，到现在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争议非常大。但是，他们在人口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却让几千万80后获得了生命。王伟就是他们人口思想的忠实执行人。可以说王伟同志虽然忠实地执行总设计师一胎化的精神，但是，他总是把枪口抬高一寸，我们可以看这些例子。

　　（1）84年11号文，只敢开个10%的小口子

　　胡某帮和赵某阳在内心是反对一胎化的，但总设计师已定了一胎化的基调，因此只好搞了个“女儿户”的11号文件。但几乎整个80年代，由于批评太多压力太大，11号文件都没有被贯彻执行。王伟上任之初，他能作为依据的是中办37号文，这个文件是钱信忠游说中央发布的，核心是反对11号文。1984年，王伟又搞了个7号文，这个文件既不能否定一胎化，甚至不能坚持11号文件的女户二胎政策。他只开了个10%的口子。

　　84年的7号文，定了一个10%的严格指标。在计划生育制度下，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到底允许人们生几个。王伟却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只是在7号文件里规定，每年允许生二胎的比例不许突破当年规划第一胎的10%。这个10%，又是一个很严格的指标。当时，王伟在全国搞做实验，试点单位就有40多个。但是，所有的实验，生育二胎的幅度却都必须限制在10%的范围以内。

　　（2）自相矛盾的艺术，计生作风纠偏，在执行力度上作文章

　　由于7号文只开了个10%的口子，所以，王伟只好在执行层面上作文章，强调工作作风问题。84年7号文，最大的特点是自相矛盾。一方面，强调二胎不超过10%，另一方面，该文件从胡某邦的理想主义出发，提出“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王伟则要求全国各地实行试点，探索符合胡某邦这一要求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这两个目标明显自相矛盾。如果要严格执行不超过10%的目标，不采取扒房牵牛等粗暴手段怎么行呢？如果只是说服教育，不突破10%显然不可能。

　　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似乎是不顾计生工作者的死活，让计生工作者无所适合，严重打击了计生工作者的积极性。因此，他成了一些计生工作者不喜欢的计生委主作。对于一些计生工作者来说，即使“一胎化”民声怨道，却因为简单化，一刀切，可以不做思想工作，省事，只需昧着良心，可以迅速出成绩升官，所以得到了计划生育系统的一些干部的拥护。而王伟身居计生委主任高位，一手“纠正作风”，另一手又不让二胎超过10%，自相矛盾，却又没有任何错误，这必然招致不少的非议。梁中堂先生回忆道：“……过去的“一胎化”虽不失简单、粗暴，却因为所有人都“平等”，而好实行。现在不让强制了，还是不让生育二胎，又如何执行？因为基层的党组织和政府无所适从，都有了怨言。”

　　当然，这种自相矛盾，也是一种艺术，也许10%的严格标准是给外人看的，那个胡某邦理想主义的柔性执法，才是真正要做的。总设计师79年拍板搞一胎化，即便王伟不认可一胎化，他也不可能公然违抗，只好在工作作风上大作文章，要求执行胡某邦的精神，即“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这样实际上隐性开了一个口子。他开了一个小口子，上行下效，这个口子越开越大，几千万80后婴儿也因此取得出生的机会，获得了宝贵的生命。

　　（4）将人口控制目标由12亿改为12.5亿。20世纪末期人口控制目标本来是12亿以内，他却先修正为12亿左右，然后再修正为12.5亿。陈剑曾经回忆道：“…史料记载，1986年底国务院计划生育会议上，王伟问当时的总理，请中央明确“12亿左右”的含义。总理回答：“左右”不过五嘛。自此，中国2000年的人口控制指标从“12亿以内”、“12亿左右”正式明确为12.5亿。”

　　总之：虽然王伟只开了10%的小口子，但他以工作作风为由，在执行过程中，却将这个口子却越开越大，创造了85-90年的婴儿潮。

四、因工作不力包受火箭专家批判，最后黯然去职

1、一位火箭专家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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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火箭专家宋建非常生气，他是对王伟批评最激烈的，这位火箭专家叫宋建。作为一个火箭专家，他于1980年春出山干起了计划生育，1980年9月中央的“公开信”，就是宋健起草的初稿，从此，以宋健为首的一帮火箭专家，干起了计划生育。虽然隔行如隔山，但作为数学专家他们有天然优势，几千上万上亿的婴儿生命，在他们眼中，也是数字而已。因此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摆脱了良心与道德的束缚，别人迫于良心不敢说的话，他们敢说。其他人怕遭天谴而不敢做的事情，他们敢做。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都是数字，这些数字，是他们的理想、政绩、人生成功的基石。宋建最后因功勋卓著成为了副国级领导人。

　　有人怀疑，火箭专家怎么能干计划生育了。有这种想法的人错得很离谱。干计划生育最需要的素质就是一副铁石心肠，至于理论水平不重要。在路边随便拉一个屠夫或阉匠，他们的人口理论水平，就一定比宋建差吗？千万不要歧视屠夫和阉匠这样的底层劳动者。屠夫在杀猪屠狗的职业经历中，其积累的雷厉风行、作风强硬的实践经验，难道不是计划生育干扒房牵牛需要的吗？阉匠在阉猪阉狗的过程中，其积累的医学经验，难道不和上环、结扎、流产有异曲同工之妙吗？至少他们不会得出“中国人口会膨胀到42亿”的结论。如果屠夫、阉匠与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比赛二胎人口预测，他们一定不会输给翟会长。千万不要看不起劳动人民。

　　火箭专家宋某似乎并未在火箭上搞出什么成绩，却一直把“一胎化”当作是他们的功劳。对王伟意见很大。梁中堂回忆道：“……1984年，宋健当上了国家科委主任。1986年，宋健又以国务委员的身份兼任国家科委主任。所以，批评计划生育政策偏离“一胎化”的人，就都云集在国家科委的周围。那还是不可“妄议”中央的历史时代。所以，从1985年前后开始，人们就借着生育率的回升，批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认为“王伟的政策”导致人口失控。实际上，王伟时期的人口没有“失控”，85-90年期间的出生人口上升，与60年代末的婴儿潮也有关系……”

2、领导帮他挡枪，去职后他的政策又延续了2年，创造了80年代的婴儿潮

　　1988年3月，王伟卸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职务，宋某以首的火箭专家开始批判王伟。光明日报发表题为《长官意志的干扰是出生率回升重要原因》，矛头直指王伟，意思大概是不执行“一胎化”基本国策，造成了“人口失控”。88年3月两会，火箭专家的“人口研究小组”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投递材料，借批评王伟宣传计划生育离开“一胎化”，造成中国的人口失控。面对这些批评，时任大领导替他挡了枪，1988年3月31日，赵某阳主持会议，研究计划生育工作。宋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王伟列席了会议。赵某阳说：“要明确地说清楚，现行的政策是中央的决策，不是国家计生委的决策，不是王伟的决策……”有了赵某阳为王伟说话，对他的批评才告一段落。

　　梁中堂回忆道：“…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新一任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听明白了，大领导力推“女儿户”政策。1988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借助贯彻中央政治局第18次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在全国推动实行“女儿户”。……但因为全国有了一个非常明晰的统一政策，就基本上消弭了争论，从而也没有人非议了。”正因为如此，88年之后的2-3年，计划生育仍然执行王伟的政策，80后在最后3年迎来了最后的婴儿潮。直到赵某阳下台，彭珮云在全国推行一票否决制，计划生育又重回扒房牵牛的流派。大批妇女又被送到了手术台上，导致了90年代的人口雪崩。

五、超生的80后不能忘记王伟，他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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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17日，王伟主任去世了，享年97年。在百度网上几乎很难找到王伟的详细资料，这或许也符合他低调、少张扬的个性。王伟，这是中国最为流行的名字之一。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共有290619个王伟，仅次于“张伟”。但也许这个王伟，最值得纪念。

　　随着钱信忠、陈慕华，以及王伟，80年代的三个计生委主任的去世，一个时代正在结束。这一代人已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们只记得搞一胎化的奠基者陈慕华，只记得一年将35%育龄妇女送上手术台、搞扒房牵牛的钱信忠（他还得了中国唯一一个联合国人口奖），却不记得救了几千万超生80后的王伟，这也许不太合理。超生的80后，请记得你们的救命恩人。

邓小平不爱读书，不思考哲学问题，有空打桥牌。

但是执行力超强，看他在反右和大跃进的作用就知道了。

宋健插手人口政策的背景资料

　　梁中堂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1979年12月11-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1]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的主题当然是人口控制问题了。令人完全可以感受到，会议的主题是迎合全国的气氛，有不少的人文章都是鼓吹“人口革命”，认为实行“一胎化”不仅可以削平中国人口生育高峰，而且是中国人口史上的革命。

我在发言中主要讲了实行“一胎化”政策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

　　　　（1）人口老化过程由于出生率连续剧烈降低，将十分严重。

　　　　（2）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

　　　　（3）经济年龄结构特殊，社会负担加重。

　　　　（4）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将带来直接的影响。

　　　　（5）人口政策的反复变化，将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一个时期只听一种声音，猛然听了这不同的批评观点，一下子炸了锅，会上就有不同的反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栗秀珍就在参加我所在的那个小组会上说：“问题哪里会有那么严重？”那时国家还没有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有一个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卫生部。陈幕华副***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组长，栗秀珍是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是实际主持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同志。陈幕华副***是12月11日大会结束的那一天赶到成都的。她没有参加理论讨论会，而是留下各省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主任又开了五天会。在返回太原的路上听到了广播中陈幕华副***的讲话要点，可以看出，这几乎完全是反驳我论文中的观点。她总结说：“总之，对提倡‘最好生一个’的种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人口学从70年代复苏开始，大多是起因于行政因素。1978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仅限于计划生育部门、高校系统、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校系统和军队系统。成都会议又杀出一支新的生力军进入人口学领域，而且，由于特殊原因，这支队伍在之后的几年里不仅十分活跃，且在中国人口及计划生育领域里一度还执牛耳，影响极大。这就是由七机部（后称航空航天部）第二设计院和西安交大为主的搞计算机的一些同志。70年代末的还没有微电脑之类的东西，计算机在国内是很神秘的玩艺。所以，人们并不了解它。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时，七机部的李广元在北京大街上看到大街上到处张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由此向前走”的路标，不禁喜出望外，一路找到会上，要求参加会议。工作人员向刘铮请示，刘铮也以为这些搞数学的人起什么哄。但既然来了，就算列席吧。连材料也没有发给他。我在大会发言后，李广元听出我有对中国人口的象谜一样对国外既为迷惑又很有魅力的人口问题。宋键也十分奇怪用控制论还能预测人口。他把从国外带回预测，所以来和我聊天。都是年轻人，聊过之后，就已经相当熟悉了。李广元是“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70年代中后期，任他们二院副院长的宋健去欧洲做访问学者，某研究所向他提议测算的一大摞资料摔给李广元。李广元从此跑统计局，跑***部，就开始了人口预测。

　　李广元问我：“你关于今后20年的人口数字是怎么算的？”

　　“用笔算的。”我回答说。

　　“那多慢呀？用计算机简单多了。把参数向里边一代，给个指令，要多少年的结果都能很快打出来。比如今后一百年的人口预测，要不了一个小时，就全打出来了。绝对准确。”

　　李广元那时有34、5岁，长得很精干，热情活跃，很快在会上就成了令人注目的人物。不几天，许多人都知道了用计算机预测人口既准确又可靠。只要收一些手续费，不论全国的或那个省的，数字往他那里一输，计算机就打印出来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人口没有普查，包括各省的人口，虽然有个统计数据，但大家都知道是不一定可靠的。至于未来的人口，传统的办法就是手工或者手摇计算器计算，要个10年、20年的数据，也要算上个把月。各地做计划生育工作的人，莫不希望有个让别人都信服的人口数据。所以，不少人都向李广元预约，要会后替他们计算本省市的人口数字。大会最后一次发言时，李广元在会上介绍了他们怎样用控制论方法测算中国未来的人口。1979到1980年前后是我国从上至下崇尚科学技术的时代，尤其是控制论和系统工程，都是大多数人闻未所闻的学科，感觉神秘的不得了。加上李广元很会演说，进一步感染了会议的气氛。我清楚地看到坐在***台上的栗秀珍是如何被征服的，并且在那时已经意识到，国家计划生育办公室将由此转而依靠这批人。

　　其实，在会议上交流用计算机预测人口结果的，还有西安交大的一位中年女教师，叫王月娟。

　　　　无法展开的争论

　　成都会议之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活动迅速升级，同时对只生一个的政策的诠释，宣传也逐步形成强大的攻势。正如我所预料的，在这强大的宣传活动中，七机部二院搞计算机的那批很有能量的人，被紧紧地抓住，为其拼命地使劲鼓吹。1979年12月中旬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和全国省、市和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会议结束后，1980年2月13日，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应用现代控制论的方法”预测百年中国人口的研究结果就发表了。根据这个小组科学研究表明，“从现在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5年普遍做到‘一胎化’，那么本世纪末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全国总人口可控制在十一亿以下。”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我国控制论最高权威合作的“课题”结论，在中央及***中影响都相当大。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科学论证，而是以科学的形式为长官意向诠释。1980年3月7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的文章，《人民日报》3月18日发表了田雪原《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章。同时，在内部的许许多多会议上，“一胎化”被解释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唯一科学和正确的选择。

　　　　我对这一时期所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的所谓“成果”以及这些人的表现，极为不满。这种不满程度甚至超过对那些仓促制定政策的人。当然，就是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这些学者应对“一胎化”后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如果当时没有这些人装腔作势，以伪科学唬人和推波助澜，也许1980年中央不会有一个号召人们只生一个的“公开信”，全国也就没有一个“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成千上万的农民就不会经受10多年来的磨难，80年代以来的我国历史就是另外的样子。至少，现今新的国家领导人不会以为“一胎化”的政策是经过科学论证制订的，也许改变生育政策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仍然遥遥无期，农民不再无限期地经受折磨，也许……。因为，参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的各个成员，并不具有解决预测、论证我国人口发展目标这一课题的素质。可能许多人会认为我这一段话讲得过于尖刻，但我要在这里申明一下，和那些在关乎我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面前所持有的态度比较的话，我这里讲的都是相当严谨和负责任的。人们可以检索或者要求那个由“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组成的研究小组的任何一位成员自己提供一份科研成果目录，在1980年2月13日发表这个要求中国必须实行“一胎化”的结果前，有哪一位曾经有过同类的研究成果问世或者具有较长时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经历？和七机部二院大约同时以相同方法研究人口预测的是西安交大的几位搞数学和系统工程的老师，王月娟参加会议提交王浣尘、蒋正华、王月娟、邵福庆的文章《用系统工程方法研究人口问题》。从这两拨研究人员这一时期提交的文章看，我国学术界用系统工程预测和研究人口问题都刚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80年以前没有一个能像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那样具有人口研究素质的学者。田雪原刚从教育部的行政岗位上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不久。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中央要为马寅初先生平反，任务落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也可能因为田雪原刚来，加上他过去也在教育部门工作、北京大学毕业，或者还应该包括他自己也可能对这个问题具有独特、敏锐的认识和积极性，为马寅初平反的一些工作就落到他的头上。直到两个月前的成都会议上，田雪原的文章是《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及有关马寅初平反的资料，而没有涉及人口预测及人口发展目标方向的研究。我不清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具体是怎样结合的，但我知道在成都会议上还没有这样的结合。所以，满打满算所有的时间，也不到两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够做出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人口研究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的重大成果，就能够对“中国人口发展目标”发表结论性意见，并且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要求7、8亿之众的民族用自己的生活、生命实践他们仓促计算的结果，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认为这些人不仅不具有一位科学家应该具备的诚实品格，而且缺少一个为百姓、为自己民族负责的起码良知。

　　其次，在我国的控制论专家做人口发展目标预测时，我们国家从1964年开始已经15年未做过人口普查了。搞人口学研究的人那时还不太理解，但现在终于知道，这意味着没有条件进行人口预测。人们那时能得到的人口年龄性别等构成，是从***部门得到的。这样的数字是经过许多变通处理之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数据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认为这是一种假设，是一种可能的趋势，以此作为依据制定政策，要中华民族按此付诸行动，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按照一种模式生活，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倾家荡产和流离失所，在那时所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都很明确的。在1981年初春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1987年中国人口学会召开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以及许许多多内部会议上，他们公开为“一胎化”的后果进行辩解。说中国要现代化，农民就必须做出这些牺牲，尽快地减少人口，更何况许多地方的农民生活水平极低，一代一代地周而复始地生存下去有什么意义？记得当时我就气愤地反驳说，再穷的人也有他的欢乐，他的幸福。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穷，就取消他存在的权利。有几次会议期间，我曾直接给他们说，农民被计划生育折腾成这个样子，你们这批人是有责任的。

　　如果是个人素质的不高，出道时间不长，并且没有意识到材料上不充分，所以，仍有一种自信，似乎也无可指责。“初生牛犊不怕虎”，此之谓也。但是，这些人在发表其所谓研究成果的手段和对一些计算结果的解释上瞒天过海，毫无职业道德的做法，实在让人不能不小看他们。譬如，坚持实行“一胎化”为最佳政策，就必须回答由此导致的“老化”和负担指数上升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人口生育政策引起的，它讨论的问题当然是从1980年开始执行“一胎化”的这一代年轻人老年时的人口老化程度和社会负担问题。但是，首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其报告和文章中总是喋喋不休地说“本世纪内不致发生‘人口老化’，到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内，这一问题也不严重”。我们知道，当时讨论的人口政策主要是针对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平均每年出生2500万左右总计4亿多人口的这一代人的生育行为，老化之类的社会问题也应是他们晚年的事。而这一部分人进入65岁的人口统计范围，就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之后。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之前的老化状况来搪塞，就是偷换概念，就是所答非所问，同时还是对没有人口学知识的***的误导和欺骗。为什么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和下个世纪最初二十年老化问题“不严重”？根本原因就是从50年***始的30多年的高出生率。我们由此作为“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的论据，反而是该感谢过去的高出生率。还有，这个小组称对各种方案的人口预测作了100年的测算，但在论述‘“一胎化”导致2020年以后的老化指数将可能最高时就不提了。1980年3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如果从今年起平均生育率大幅度降低，到1985年降低到并且一直保持为一（简称“一胎化”方案），2000年六十五岁以上老人所占比重为百分之八点九。二零一七年为百分之十六点二，二零二二年为百分之二十点八，二零二七年为百分之二十点六。”为什么举例分析到二零二七年嘎然而止了？我们知道，人口统计上讲的老化指数是指65岁以上老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1959-1962年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每年生育人口很少。从1963年补偿性生育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连续近15年以上的高生育时期，这些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大约在2500万，1963年开始的最初5年，每年接近3000万。比如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1963年出生的人口是2700多万，而1962年仅只有1500多万。2027年是包括1962年在内的“三年困难”时期出生少的人口进入老化年龄的统计年份，2028年是从1963年高出生年代的人口开始进入老化年龄的统计年份。就是说，2028年开始，我国老龄化指数将迅速提升。

　　从1980年初开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论证“一胎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搞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外人不知，无论中国的“自然科学”也好，或者“社会科学”也好，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论证那时必须出台的人口生育政策的条件。现在看，那时真有点“闹剧”的味道。但真实性也的确如此。我国此后就开始步入这一陷阱，至今还未能从其中走出来。

　　从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开始，到1988年，是我从事学术活动最为活跃，成果最多的10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因为直接反对“一胎化”，当然很难发表。不过，那时人口学界还有个好风气，即写下文章相互寄送，也是一种内部交流方式。那时我常常对自己说，“你存在的理由就是要表明世界上还有不同的声音”。若非如此，我可能早就告别人口学了。

　 因为那时我们从极“左”的禁锢中还没有完全走出来，科学沦为政治“婢女”的现象还很严重。在这样的条件下做研究，所以又无不时时处处感到的一种憋气。

1，从来不存在什么“人口结构的最佳状态”，因为优秀的政治家能够发掘出当下人口结构中别人看不到的潜力。四亿文盲的中国，在蒋介石就只能用绳子栓着去战场，而在毛主席就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源泉。同样地，邓小平就是领导着一个人口多而教育程度低的中国，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而实现了工业化，而这条工业化道路超出了毛主席的预料。指望前人给你一个“人口结构的最佳状态”，本质上是懒汉，恨不得前人给你把一切都做了，自己趟床上一切都送上嘴来。

2，当年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是有阻力，但是也有巨大的支持力量。计划生育至少在大中型城市里是逐渐成为人心所向的。事实上，一直到今天，也还有很多人坚持认为中国人口过多了。

3，中国的计划生育在全世界范围内，是诋毁反对多于支持的。这个事实不能否认。

4，大领导确实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上有大功。但不能忽视的是，他调整政策的时间点，恰恰是在《公开信》发表三十年后，因此完全也可以解释为他是在按照《公开信》的路线图走。事实上，如果没有《公开信》，计生委和人口学会那帮坏脑袋还会继续把“只生一个”一条道走到黑，而且你拿他们还没什么办法，因为人家是“专业的”“学术”的。在反对这些坏脑袋这一点上，《公开信》其实具有尚方宝剑的价值。

有出处可成为信史，不然只是让人感动的段子。。。

那时还没有微信，也似乎没有那么多如现在这么多的段子手鸡汤文。原文并无突出太祖慈悲之意。但这一小段对比后来他人的雷厉风行牵牛扒屋太过强烈，令本人印象深刻，无法忘怀。

宋健的人口研究，是完全符合理工科规范的。什么叫“插手”啊，难道宋健就不许去做人口研究了？

宋健他们有控制论作为理论指导，又有计算机作为新工具，所以一年就能做出别人做不出来的成果，然后用数据和曲线说服上上下下。这完全是一个学术论战的正常结果。

宋健的论文和专著现在都挂在网上，要看的自己可以去看。宋健的理论只有一个问题：他假设中国的自然资源养活7亿人是比较合适的，多了不好。这个假设今天看起来是有问题的，中国现在养活了十三亿人，而且似乎还能再养活几亿。但是，我们也不能超越时代。宋健时代的中国，是计划经济，对外贸易很少，他考虑的是完全用中国的资源来样人，没法想象现在这样满世界买大豆买石油。这一点上没理由苛责他。

宋健的结论明明白白，如果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我们的总人口将怎样变化；如果生一个半，将怎样变化；生两个，又将怎样变化；曲线全都画出来了。然后邓小平这个急性子选了只生一个，你这能怪宋健么。

而站在邓小平的角度，他必须在那个时候拿出一个人口政策出来。生一个也好，一个半或者两个也罢，他总得做个决定，因为最后生出来的孩子要吃饭。那他就选了一个，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而且他家小孩，哪怕出国的，也都是一对夫妇生一个。

人类探索的道路总是有曲折的，后人看前人，要多体会他们的艰难和决策的睿智，看人吃豆腐牙齿快是要不得的。

只是因为在城里人的工作太过重要。人们无法面对失去工作，失去公职的后果，根本不敢超生。对于城里人来说是失去工作，失去工作的恐惧是胜过农村的罚款牵牛。

一讲数量就不说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