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再谈周人灭商1----牧野之战 -- 回车

而且南方的潮湿环境他们也很难适应。商人虽然注重商业，但商业的前提是有足够的可交换物，哪怕是发展手工业也需要有足够粮食支援，像埃及金字塔的修建最起码也要施工的人员能吃得饱。纯商业国家仅仅适用于城邦，对于商这种规模的肯定不够，只不过他们是把商业和农业的放在不同的地位上罢了，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一旦发生饥荒洪水指望靠商业买粮食么？商人的卜辞中多次有祈雨和询问是否下雨，这是明显的农业生产需求。后世沿袭周的重农抑商政策很容易把商代的农业彻底贬低，其实从甲骨文记录中还是可以看到商王多次对农业生产进行的指示。但是周人是把农业当成根本，所以对农业开发的技术和人力都是非常重视的。

但是商末周初似乎有一次气候变冷.

南方作物的种植方法北方人没有经验，相反也一样，尽管殷商多次对南方用兵。

不过记得模模糊糊的，未必对。

许倬云的《西周史》对此有过论述，从考古看双方技术水平一致，军事上甲胄、战车几乎都一样，就周人用短剑（轻吕），商人用短兵（短戈），但这点差别不是压倒性的。

许认为周的成功在于战略高明和时机的当。

季历之前商就多次伐过周，大概把周打服了。

季历归附于商，为商之“牧师”也就是马官，一边偷偷发展自己的实力。然后被商猜忌，季历被文丁囚禁后杀死。

文王“始实剪商”，开始东方经略。一面派出兄弟太伯虞仲迂回远方，一面和山西的姬姓同族邦“召”联络（此可能即召公之召），一面同盟楚濮庸蜀等小国（这些小国当时都在南阳盆地附近）。

文王自己开始向东进攻，一路没少打仗，陆续攻取崇、黎等亲附商的小邦。

戡黎一仗惊醒了纣王，商军从东部的讨伐东夷的战争回撤，即有“黎之搜”，一说是大规模的演习，一说是反击战。

此后文王下落不明，周即武王继位。现在的一个猜测是文王可能战败被俘，被商人杀了祭天。

击败文王后商可能又松懈了，也可能是东夷战事又急，主力军又东调。纣王自己只带一小部分亲军在朝歌镇守。

然后没想到武王开始第二次东征复仇之战（第一次各邦同盟军已聚集孟津，但估计是商军主力还在，武王没把握，第二次证实商军主力已走后才过河），过河后快速进军突袭，纣王猝不及防下，只帅自己的小部分亲军和朝歌的奴隶来应战，因而战败自杀。

但要说明的是，牧野之战其实没有灭商。纣王战败自杀后，周军实际上也只是控制了朝歌以西的地区。王子禄父（武庚）继承商王之位，依旧居住于大邑商。

武王也很快死了，周公才开始布局关东，包括营建洛邑为东部的政治、军事中心，派宗族和功臣封建四方。这时候商王朝也还是存在于大邑商的，周围安排了三个周诸侯予以监视控制而已。

直到三监之乱和武庚复国起义（此很可能是两件事，先有三监挑战周公的地位失败，武庚趁着周边没有周的控制力量才搞复国起义）商周之战才算彻底终结。

周本身在关中，东征的话，左翼（北方）是召等北方同门，右翼（南方）是楚濮庸蜀等南方同盟小邦，确实就好比一把剪子一样。

商是不是就是商业化程度很高？有大量的物品转运是不是就是商贸活动？商业化和社会分工细化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我觉得还是要从“中国”二字入手。我个人比较赞同这样一个观点：

中国的意思就是指“中央之国”被夷狄包围在中间，“中式帝国”的思维就是要建立一系列“屏藩”来达到一个设立有战略缓冲带的防御体系之目的。这种思维的萌芽或可以追溯到夏，至少可以说，至商末时期已经相当成熟。

第一次战役是周文王和纣王的黎之攻防战

文王东征灭黎，商朝震动（见“西伯戡黎”）。

为何震动？黎在今长治，即上党，太行山东南麓。从此出发到大邑商（安阳）和朝歌都只有百多里路。可见周的兵锋已直指商的心腹地区。

此时商军主力还陷于东夷战争，纣王即调回兵力进行“黎之搜（蒐）”反击。这一反击应为成功，击败周军俘杀文王（可能还有文王长子伯邑考）。此战应在武王即位同年（前1050左右？）

第二大战役就是牧野之战。武王即位后迅即召集同盟策划复仇，而此时纣王可能以为西部威胁解除，商军又调动继续东夷战争。

东夷（主要是淮夷、徐夷、莱夷）一直是商的大患，商的都邑一直南北迁徙就有东夷威胁因素，所谓九世之乱也很可能是几代商王在战争中被杀所导致。纣王全军之力讨伐东夷，朝歌很可能是征伐东夷的陪都或前线指挥部，商对东夷已有优势，但军队主力长期陷于东方，无力应对周的西部威胁。

武王东征的主力应是沿黄河一线快速东下，而不像文王那样慢吞吞走太行山的陆路，所以才有两次孟津会兵。第一次是发觉商军主力还没有离开西线而放弃，第二次是有可靠情报（估计是微子之流纣王的反对派，带路党）后迅即东征，兵力并不很多，但行动很快。

诗经称为”燮伐大商“、”“肆伐大商“都是偷袭的意思。

牧野之战周军以快打慢，直接打掉了纣王的司令部。

第三次大战役是武庚复国之战，这个才是规模最大的战争，也是周最后灭商的战争。

牧野战后导致东部的商军主力瓦解，一部分投降后被收编为周之”殷六师“，配合周军“成周八师”驻守洛邑监控东方，犹如后世之绿营、伪军。而留恋故主的还是留在王子禄父手下“殷顽”。

殷商毕竟是大邦，即便牧野之战后还很强。而周本为小邦，侥幸取胜后实力依旧不足。武王留下三监在大邑商周边控扼，但武王很快去世，导致周中央发生权力斗争。三监不满周公把持朝政而发出挑战，而武庚也趁此机会发动殷遗民、联络东夷发起复国之战。

这仗规模之大，从河北一直到江淮都有殷遗民和东夷暴动，而周也是全国总动员，老将太公望（吕尚）、宗室疏属老臣召公、周公毕公毛公等等全部出动，战争中甚至有”寿幼勿遗“的大屠杀命令。

战争最后的结果是武庚战败被杀，箕子带领一部分殷遗远遁东北（召公率军一路追击的应该就是这部分殷遗，最后在燕山驻下，称为燕国），微子带领一部分殷遗成为宋国，但是已在姬周一等诸侯（鲁，卫，郑等）的严密包围下。

商代的商人，肯定不是只从事商业，至少手工业也十分发达，农业也必不可少，畜牧业更是十分发达，大量养牛，说明农业占的比例不太多，土地还没有完全种植。但无疑商人确实占据了重要商路上的重要地位。

至于中央之国，似乎那时还没有这个概念，我记得有《夷夏东西说》，夏和商各据东西，各自有某些夷狄的因素，似乎是到了周才更强调夷夏之分的。

当然以上都是模模糊糊的猜测。

梦溪笔谈的记载：

你真当神臂弓是宋人发明的哪

除了晚近点的金文铭文和甲骨文解读之外，我觉得文献上可信度最高的还是诗经。因为这是各国以歌诗纪念祖先功绩的，吹牛美化可能有，但都有事情都影，不会瞎说。

尚书就不好说了，有真有假，要自己去辨别文本。有些话语很明显是战国以后的。西周及早周的文体高度凝练，非常好认。竹书纪年其实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之下的左传之流，可能会侧面提及一些历史大事，但未必准确。

比如“西伯戡黎”，尚书就留下这么一段：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易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

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这里说西伯攻打黎，祖伊作为商王朝的贤臣非常惊恐，奔走而告，纣王开始不在意，祖伊上升到天要灭殷的高度来警告了。

——关于黎之战的惨烈，可见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可见黎基本被灭族了，“靡有孑遗”。

——关于黎之蒐，左传有“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这句怎么理解一直争议很大，有人认为是在纣王在黎丘阅兵田猎导致东夷反叛，但情理不通。因为之前纣王就和东夷作战，如果在黎丘（今山东）阅兵只会起到震慑作用，东夷怎么会就反了呢？我《西周史》里面的解释更说的通一些：纣王调兵去反击西线打下黎国的周军，导致东夷前线空虚，原被重兵镇服的东夷于是再次暴动。

类似的例子很多咯。总之商周之际的文献可信度高的不多，又都是碎片化，只能自己脑补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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