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胡搅蛮缠，不值一驳 -- 红军迷
比如有个同事经常发神经诅咒中国人，说中国人是人类之害，全部不该生存在世界上（他显然忘了他也是中国人）。我以其人之道还治了其人之身，顺着他的逻辑回了他一句：“如果真像你说的是这样，你是不是考虑下举家投海，先带头为人类除上几害，好不好？”我的话虽然也很毒，但是完全符合他的逻辑吧？结果人家气得好多天不理我。
还有些人简直幼稚地可笑，有个入籍加麻大的人，自认为绝对享受了“民主自由”。对于当时小郭子（文贵）在美国“爆料”73的时候十分兴奋，声称TG的末日已经到了，说美国之音断播是被TG收买，认为小郭子绝对不允许上海的人进入政治局，否则将如何如何。。。竟然也有人附合。不过由于太过荒谬，连平时跟他同一阵线的人也看不过眼了， 也跟他有争执，而他却肯定、确定以及笃定自己的观点。后来我实在受不了就退了群，不知道他后来是怎么自圆其说的。
大跃进犯了左倾错误不假，但反冒进也是犯了右倾错误的。
57年工业总产值计划仅增长4.5%，其中机械工业更是只有2.5%。
1957年，因为钢材不够，所以缩减基本建设投资，大型炼钢厂建设也因此推迟。这样搞计划经济还不如让市场自发调节，至少市场在钢材紧俏的时候会加大钢铁产能投资而不是相反。
另外中央安排土法炼铁也是从57年开始的。
调整时期也存在同样问题。
邓61年5月讲话：
‘钢，也要退一下，但也要有个限度。总理提的，今后4个月每天只有1万吨，鞍钢只日产3000吨，这样连设备都要坏，退也不能说退就退，退有退的困难。现在鞍钢只产二分之一（9000-10000吨），是保命限度，不能再退。你还能再退呀？去年，哈尔滨飞机工厂的型架都冻坏，不生产也得保持20℃。还能退呀？现在要在退里努力奋斗，保住这个限度。关键在于煤，要保命。所谓退够，如果不努力奋斗，保住一条线，就是溃退。
鞍钢在61年6月，平均日产钢1.48万吨，用电631万度，每生产一吨钢用电426度；1962年1月下降为3060吨，用电407万度，每产一吨钢用电1330度。
......
调整时期强调的工业为农业服务同样存在瞎指挥：
生产火车头的四方机车厂去生产小农具，成本高又不好用。
江苏搞电力灌溉，一亩地要2元，农民都嫌贵，认为还是用水车合算。
山东一个生产队地里扔了1000件小农具。
两个感觉。一是国内的人似乎对国家、共产党、政府的意见很大，比我们这些在国外的华人大得多。并且不是理性的有意见，而是受到不良引导的胡搅蛮缠式的抱怨。政府公务员尤其如此。感觉国内的舆论环境很不正常。
二是觉得当年革命和阶级斗争得罪了一批没有完全改造过来的阶级敌人，遗毒未肃。一是台湾香港海外华人众多，未经改造；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开门揖盗，陈渣泛起；三是近年来社会结构变化，新兴剥削阶级挟着旧观念卷土重来；四是受国际敌对势力影响，国内舆论环境不靖。
其实那些发牢骚的亲朋反倒都是普通劳动阶级，完全没有自己的阶级自觉性。
有个问题，你怎么看1954年宪法的“无产阶级专政”和1984年宪法的“人民民主专政”？
狭义的无产阶级，应该主要是失业工人，广义的无产阶级，则包括了所有的工人，无论失业的，还是有工作的，因此，很多时候将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等同起来。
但是，中国革命真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么？是也不是。
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参与者，革命队伍里真没几个工人出身，因此，有人说中国革命压根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少数知识分子与广大农民发动的革命，因为照搬苏联模式，基本没干什么的中国工人，反而成了革命的领导阶级。
还有一种看法，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只要参加了革命队伍，将身家性命交给了组织，就自然成了无产阶级，这种无私产，依赖配给制的状态，其实是一种战时共产主义。
在俺看来，将中国革命称作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准确的，应该称作共产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真正主导者，不是工人阶级，而是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
强调无产阶级，强调工人阶级，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都是照搬苏联模式的历史误读。
所以，淡化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阶级属性，而强调人民是正确的做法。
人民这个概念有两大政治含义，一是广大劳动者，无论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服务业从业人员等等都是劳动者。二是广大爱国者，也就是资本家，艺术家，官员等掌握财富，名望，权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人。
人类的政治历史，主要是属人的派系势力，属地的地方势力所主导的，而无论是派系势力，还是地方势力，都有上中下的等级制度。
以阶级斗争为基础，而发动的共产主义革命，却废除了等级制，以平等作为核心价值观，在世界上掀起了一场共运风暴。
共产主义运动的平等，主要是通过配给制来实现的，遗憾的是这种制度必然难以持久，延安时期还是开始按资历，按功劳建立了等级制度，但这种等级制，还是令人信服的，还在公平的范畴。
但是，当战争结束了，革命者有了孩子，还是好几个孩子，那么，这种等级制度还能维系公平吗？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屠龙者，也许不会变成恶龙，屠龙者的后代一定会变成恶龙，甚至恶龙会以倍数扩张，这便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同样是邓严格计划生育的重要原因之一 ，控制人口只是一方面，生育公平也是及其重要的。
西西河有很多人反对计划生育，却没有考虑生育公平的问题，计划生育绝对正确，错误的只是生一个，两个，还是三个的问题。美国最大的问题就在生育公平上，无论是上层寄生者，还是下层寄生者，都生了一大堆孩子，中间阶层的劳动者却少生孩子，这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
富不过三代，革命却二代就难以为继，这便是继续革命，打倒走资的当权派的思想根源。
阶级理论的最大价值，在于平等，在于公平，一旦丧失了平等，丧失了公平，阶级理论也就失去了主要价值，这便是一人一票的民主普选被西方推行后，马克思主义就丧失影响力的主要原因。
所以，淡化阶级，强调人民，无疑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人民的两大范畴，广大劳动者偏重于民众主义，广大爱国者则偏重于民族主义。
对于平等，对于公平的追求，不应过度迷信阶级斗争，和一人一票，而应从公有制，中性政府，和科学化，程序化，法制化等多种 途径来实现。
到了现在，迷信阶级斗争，比迷信一人一票，还更不靠谱。
可能有人会说，任何背离平等，背离公平的人 ，都绝不是毛主义者 ，你自称毛主义者，却又认为阶级斗争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又不支持在中国实行一人一票的普选，那么，你的平等，公平又如何实现呢？
稀缺垄断性资源的公有制，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切割的中性政府，更多的财富积累的市场存量和市场变量，迷信工业，迷信科技的产业链 。
人类追求平等，追求公平的根本路径，不在阶级斗争，不在一人一票，只在工业生产，只在科技进步。
所以，毛前主要就是工业党，科技党，淡化阶级，强调人民，更有利于工业和科技发展，农民的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工人的出路在于减少劳动强度，减少劳动时间，甚至于减少体力劳动的工人。
如果有一天，没了农民，也没了工人，人类从劳动中解放出来，那么人类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不过不包括邓，他不讲什么修养，但也说了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对江青我也有些同情，不过他毕竟不是什么政治家，更说不上懂经济，掌握那么大的权力却看不见危险，对他自己和中国都很糟糕，让他卷入那样的危险恐怕毛的责任更大。
你只好对牛弹琴了
但不至于饿死两千多万，修养就提前下台了
那样老彭替代它成为接班人
可能还要文革打倒
建国后肃反反右都有必要，前者不血腥，土改和镇反血腥，湖西肃托等血腥
反右时很多老干部被开除党籍，文革再反击
毛什么时候退居二线的？又是怎么承认自己错误的？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2]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3]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4]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文集》第七卷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文集》第八卷
否定之否定强调的是矛盾的统一。
而在毛的意识形态里，矛盾的统一只是相对的，对立才是绝对，所以毛时代对辩证法强调更多的是斗争，是一分为二，，，，
对于“爱国“是基于资本主义的国还是社会主义的国，这个认识上的分歧是不能凭一个“不爱国“来一棍子打死，这才是唯物辨证法的办法要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才是最大的“叶公好龙“。
互联网的一个副作用是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从被动的接受、灌输、洗脑，到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的自主控制。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在互联网上搜索感兴趣话题的信息，而不需要靠别人传输信息。
掌控信息（通常是通过媒体）是一种国家权力，自我控制信息程度的提高给人以获得权力的感觉。同时，获得、分析信息的过程又要付出相当的努力，两者结合在心理上会让很多人会认为找到了真相。但是却忽略了在搜索信息过程中会不自觉地选择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过滤掉反对的信息。结果是对某个话题，获得的真相都是有某种程度的偏离，参与讨论的人提出的真相都是不同的。
互联网又催生了社交媒体，在朋友圈中讨论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时，很自然的所持“真相”、观点相近的人会抱团攻击持相反观点的人，因为各种“真相”没有交集，争论逐步升级，如果朋友圈控制不当，会偏激甚至极端，直到对立的一方退群。最终这个朋友圈中就只有一个“真相”了。即所谓后真相时代。
网络上查到的后真相定义是：
“后真相”的实质是信息传播起到的主要是煽动情感、强化偏见的作用，其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客观事实对人们的影响，人们只在意情绪或主张，而不管事实和道理。最近国内主流媒体批判的‘低级红’、‘高级黑’应该也是后真相的一种表现。
用“后真相”来看，西西河还是相当纯净的地方，应该与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监察制度有关，在这里还是要感谢铁手。奇怪的是，这还是一种集权，言论的自由是靠集权来维护的。
而是其执政路线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走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也即精英主义路线。
精英主义路线执行下，必然会出现脱离大众的小集团，届时这个小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就会勾结外部势力。历代以来的统治阶级都曾经干过这种事情，比如满清末年曾经有过洋枪队。
你不可能只要它的生产、管理和流通的方式而不要它的分配方式。邓做的事情是迄今为止依然正确的事情。
不过物极必反，事情总走向自己的反面。自由市场制造两极分化，而分化最终摧毁市场本身。总危机爆发的时候也就是国际共运复苏的时候。
和工业是两码事。
前者是生产关系后者是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实现方式）。通俗点讲，前者只是决定了分配方式，后者是指的科技发展水平。
你讲的无法改良是对的，当然任何阶级社会里面的阶级矛盾都是无法改良的，这根邓无关。
至于目前社会仍然相对稳定，我更倾向于认为文革的对大众有了斗争的启蒙，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得阶级矛盾的表现不再如以往剧烈、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