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社会治理中的公地悲剧 -- 汉服

1968年，美国学者哈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的文章：

英国曾经有这样一种土地制度——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中划出一片尚未耕种的土地作为牧场(称为“公地”)，无偿向牧民开放。这本来是一件造福于民的事，但由于是无偿放牧，每个牧民都养尽可能多的牛羊。随着牛羊数量无节制地增加，公地牧场最终因“超载”而成为不毛之地，牧民的牛羊最终全部饿死。

公地悲剧在英国是和“圈地运动”联系在一起的。15，16世纪的英国，草地、森林、沼泽等都属于公共用地，耕地虽然有主人，但是庄稼收割完以后，也要把栅栏拆除，敞开作为公共牧场。由于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养羊业飞速发展，于是大量羊群进入公共草场。不久，土地开始退化，“公地悲剧”出现了。于是一些贵族通过暴力手段非法获得土地，开始用围栏将公共用地圈起来，据为己有，这就是我们历史书中学到的臭名卓著的“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使大批的农民和牧民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土地，历史书中称之为血淋淋的“羊吃人”事件。但是书中没有提到：“圈地运动”的阵痛过后，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草场变好了，英国人作为整体的收益提高了。由于土地产权的确立，土地由公地变为私人领地的同时，拥有者对土地的管理更高效了，为了长远利益，土地所有者会尽力保持草场的质量。同时，土地兼并后以户为单位的生产单元演化为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劳动效率大为提高。英国正是从“圈地运动”开始，逐渐发展为日不落帝国。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社会的治理上。

香港与新加坡都是“李家的城”，区别是新加坡完全是李光耀家的，而香港则只是李嘉诚占优，客观上李嘉诚还不得不与另外三大家族分享香港。

根据公开资料：

李嘉诚现在以312亿净资产居香港四大家族之首，其次以郭得胜家族，李兆基家族，郑裕彤家族。他们净资产分别是；郭氏净资产183亿美元，李氏净资产达180亿美元，郑氏净资产达160亿美元。四大家族所做的行业都是垄断型的间接的掌握了香港的经济。

因为新加坡完全是李光耀家的，所以李光耀家族考虑的是如何让这个家业千秋万代。因此，李光耀家族会考虑如何让新加坡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会考虑给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百姓必须能够正常生活，生儿育女，或者用学术一点的话说：完成人口再生产）。

而香港呢？就好像四伙人在一块公共草地上放羊，没有人会考虑羊的总数是不是超过了草地承载的极限，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羊是不是吃到了尽可能多的草。香港的四大家族也不会关心对百姓的掠夺是不是超过了百姓的承受能力的。香港的百姓已经住进了劏房、笼屋，四大家族也绝不肯放松半点力道给百姓一条活路，务求榨干最后一点民脂民膏。香港的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并不在四大家族的考虑之内。（注意：在这个比喻中，香港的百姓并不是羊，而是草。四大家族的产业才是羊。）

这样的局面，本质上与李光耀、李嘉诚的个人品质无关，实在是各自的制度必然导致的结果。

新加坡因为完全是李光耀家的，所以相当于是帝制，虽然现在也套了个民主选举的壳；

香港的制度，名义上是一国两制，因为充分落实了港人治港的原则，所以对内相当于是资产阶级民主制。

从香港与新加坡的对比来看，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因为众多治理者必然处于“公地悲剧”的困境之内，所以结果必然是不如帝制的。

欧美那些搞资本主义民主制的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因为其草场在世界范围内，因此暂时还没有进入到羊能将草啃光的阶段。如果哪天因为种种原因（譬如经济殖民地反抗，或者自身产业落后失去竞争力）失去了国际范围内的草场，那么资本家们必然镰刀向内收割自家百姓。届时今日的香港就是他们的榜样。当然，另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就是群雄混战，每个大佬都试图将其他大佬干掉，自己独霸天下。这个操作，相当于英国的贵族们用暴力手段独霸草场。客观上将导致草场恢复的结果，国家整体效益也能提高。不幸的是，人类已经进入热核武器时代了，通过武力统一天下的局面恐怕很难再现了。

我就反呛他，何如把一国当成恒产给一家?他只好呐呐地说，那是不一样的。

1.公地也是领主的地，不是农民的。农民只有部分使用权，还有很多限制，比如区域、牲畜数量等

2.英国的土地制度从使用权的历史来看，走过了分散到集中，再到分散的大循环。当然大循环中也有同样分散集中再分散的小循环。比如欧洲几次大瘟疫时代人口变少，粮食产量变少时，国王就会把一些土地分给农民，或者领主大幅降低种植养殖的税收，这些手段来吸引农民劳动、增加产量。

3.每次土地从分散到集中，都是因利而起。比如你说的养羊的羊毛收入。集中到分散也是因利而起，比如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的物质货币化进程中，土地这种物质从被王室和领主控制走向自由交换的过程。也是控制者看重土地租贷、交易利益大于控制养殖种植利益而起。亚当斯密、李嘉图等那个时代的经济学者提到地租理论的逻辑就是来源这个实际状态。当然他们以及后来一些学者的理论也是极力推动土地货币化的自由交换，因为这是大工业化和走进自由资本时代绝对必要的基础。（插一句，中国改开之所以飞快的顺利发展，我们当时的土地制度以及中央政权对土地的控制力起到了绝对的作用。这点印度比不上中国，包括现在印度的工业发展潜力。英国土地货币化可是走了将近两百年啊，才完成。）

所以这个使用权分散和集中的过程，并不是来源于土地退化。这里要提一句，关于英国某些时期因为土地退化而使用土地轮休种植的政策确实存在，包括美国早期历史上也有这个鼓励政策。但其中有很多具体情况。比如，具体到农业人口变化、休整后的单块田产出比等。

4.圈地运动，或者说土地集中，贯穿着英国好几百年土地史。每次不同。你上面提到的顺序有些笼统，把各种大小循环一以概之了。

5.最重要的：

没有毛主席的文革，矮子的所谓改开能否成功都是个疑问。

如果一个企业产权必须归属到企业的最高领导者个人，最高领导者才有足够的恒心来领导这个企业、企业才能够发展得好的话，显然也可以合理地认为国家必须归属到国家最高领导者个人，国家领导人才会有足够的动力来治理这个国家，国家才能够好。这就证明了帝制的合理性。

如果企业应当平均归属到每一个人（产权由企业成员平均拥有），企业才能发展得好，那么他们是在论证公有制企业的合理性。相应地，对于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当然，所有持有此论调的人，事实上支持的都是领导人独占企业的模式。但是在这种模式下，依他们的逻辑，除了最高领导人之外的所有其他企业成员因为没有恒产，都是没有恒心的。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本质上，持“有恒产者有恒心”论调的人，都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为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合理性的。但他们的逻辑往两个方向（全国产权归于一人，或者企业产权平均归于所有人）推至极限，都否定了他们主张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确实蛮难为他们的。

一般人都强烈地反对政权的世袭制，言语间感觉是世间最邪恶的制度。但人们通常会忽视了财富的世袭制，或者说从来都觉得子女继承父母的财富是天经地义的，根本就没想过财富的世袭有什么不妥。

然而事实上正是财富的世袭让社会的持续性的贫富分化成为可能。如果人死后财富回归社会而不是完全交给子女，那么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很难积累起导致多数人匮乏的财富，社会也可以长期稳定运行，不会周期性崩溃了。

遗产税就是证明，当然这也是马恩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