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正说唐之梦 -- 给我打钱87405

建国七十年了，中国最落后还是仪器仪表行业，各种测试测量工具，跟西方的差距比芯片还大。

能像你这样把“定义”二字的功效看得如此真切的，并不在多数。按说，你要成为考族中的“上等”，并非难事，明白了“定义”的关键作用，考试根本不在话下。我之愚见，之所以没有成“贵”，是你身上有很多“意气”——我这不是贬义，而是说你就是这样一种人，这样一种存在，你这样的存在不会因时代的变化而消逝。

不过，我仍然有建议给你，你的思想里，少了一样东西：只见阴阳，不见太极。

估计这辈子也搞不懂太极了，“意气”就“意气”吧，成为考试贵族也未必比现在活的更好。或许老天爷就是让我“意气”一辈子呢？

玄宗和嘉靖一样，过于聪明。往近了说，薄熙来也是过于意气，放不下自己。

在玄宗手里，府兵改募兵，也是迫于形势，农民也变坏了。这一条，下次单写一篇。

我之所见，东方龙和西方龙就很形象了。东方龙，头和尾都很厉害，身子是软的——但其实身子是有脊梁的，能成为中国“中层”的脊梁，比皇帝比农民那是要厉害一万倍，但数量太少，可遇不可求，所以于个体而言，呆在中层往往是一种煎熬。西方龙恰好相反，头小尾短身子大。

中国社会的中间层级就完蛋了，考试贵族出身的士大夫，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牛皮吹的大大的，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什么为万世开太平，其实咧，连下面的胥吏都使唤不动。唯有结党营私相互攻讦，以便捞钱耳。

之所以说玄妙，玄妙就玄妙在所见非所得。

按世俗的好人坏人标准来论，中国社会最烂的在中层，可谓没有最烂只有更烂；真正的中间层在两头，一是皇帝，二是农民，二者之间有直通车，朱元璋脱下龙袍扛把锄头立刻就能变成一个如假包换的农民，毛泽东也是如此；最好的也在中层，少之又少，凤毛麟角。但要依太极的观点来看，一个都不能少，皇帝为头，农民为尾，所谓烂得不行的典型中层为身子上的肉，少之又少的极品中层为身子上的脊柱。这就是文化使然，或也可以说，这就是天命。此时兴，彼时衰，实则小事情，不足挂齿。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什么才叫大事情呢？活着。要活着，就得【全都要】。中国文化是一种关于时间的文化，西方是空间型文化。

还是要学会认怂。

所以崇祯皇帝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明知朝堂上人人可杀，偏偏没胆量没能力下手。实际上明朝并非没有贤臣良将，但是都上无援手，下无支持，全都白白葬送了。

前两个星期看到宁武关周遇吉的故事，扼腕叹息，徒呼奈何而已。国家兴亡系于官吏，贤良则兴，贪虐则亡。当今官吏如何，看看猪价就知。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一次“大事件”，它的影响之深远恐怕是所有当事人没有预料到的。

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早在唐朝，安源就被发现有丰富的煤储存。洋务运动之后，这里就成立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工矿企业——汉治萍公司，有煤矿开采，有冶炼厂，有铁路，是一家综合性企业。路矿两局共有一万多工人，光是井下采煤的工人就六千之众。

安源的煤和焦炭销路很好，但是工人的报酬却很低。井下工人每天工资2角3分，但这只是名义上的数目，拿到手并没有这么多，被包工头以各种由头给克扣了。

2角3分是个什么概念呢？看一下当时的物价。当时武汉的米价是7分钱一斤，鸡蛋3分一个，猪肉2角8分，豆油2角一斤，盐每斤4分，这是吃的方面。用的方面，细布一尺1角，肥皂每块5分，照明用的煤油每斤6分。简单说，采煤工人一天的工资买不了一斤肉。

工人的收入低，又没有文化，尽管对现实不满却无可奈何，只好喝酒赌博，打架斗殴。安源这个地方的社会治安也因此很是问题。

共产党打算进驻安源。当时共产党人的思路是，工人要想争得权益，就得有觉悟，要有觉悟，就得有文化，有文化，就得识字，所以要先办学校。于是共产党就派了两个得力干将来到安源，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李立三。李立三原名叫李隆郅，之所以改名，是因为他的原名笔画太多，工人们不认好，也不会写。以至于后来很多人都只知道 李立三，不知道还有个李隆郅。安源工人补习班很快就办了起来，不论是工人及其家属，还是矿方，持欢迎态度的还算是多数。为啥呢？工人进了学校之后，就变得文明了，赌钱、酗酒的行为变少了。

接下来，共产党开始筹划组建工会。但是工会太招摇，李立三他们想了个办法暗度陈仓，先成立一家工人俱乐部。本以为，俱乐部应该比补习学校更受欢迎，谁知道事与愿违。私下里一打听才明白，毛病出在俱乐部的口号上。俱乐部的口号叫：”联络感情，交换知识“。这对工人一点吸引力都没有。联络感情嘛，在酒桌上就联络了，至于知识，自己也没有多少，如何交换？知道 毛病出在哪就好办了，于是俱乐部调整策略，把口号改成：”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以买到便宜货“。这一改好得很，可谓立竿见影。

口号是打出去了，但光是吹牛皮那是不行的，到底怎么办才能让工人买到便宜货呢？其实共产党最开始的心思，就没放在经营上面，他们主要想的是，借机对工人进行革命启蒙，结果合作社经营一片混乱，开张没多久就换了三个经理。

1922年，安源迎来一位关键人物，他就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毛泽民一脸农民样，也没有什么“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但他可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手。毛泽民就任合作社总经理之后，搞了几个大动作。

一是增加经营品种。一开始合作社主营只有布匹，毛泽民来了之后，从油盐酱醋到日用小百货，无所不卖。此外，合作社还从长沙、汉口等地进口新潮商品。另外兼卖进步书刊。

二是加强经营管理。之前合作社没有营业计划，甚至连统一的账簿都没有，毛泽民建立了店规、簿记。合作社是股份制，毛泽民还定期向股东报告经营情况，让工人真切的体会到当家做主的滋味。

三是重新募股，扩充资本金。优惠是，入伙的工人也就是股东们从合作社里购买的商品要比在其它商店里购买的便宜，也比普通顾客购买的便宜，简单说，在安源地区股东可以享受最低价。这个政策非常有吸引力，又能买到最便宜的商品，又能分到红，所以手头有点积蓄的都想入股。合社作的本钱越来越厚，入股的工人数量也越来越多。

合作社之所以办得这么火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家作主。啥叫当家作主？股东同时也是合作社的员工，进货的时候自然就货比三家，扛包的时候自然就特别卖力。

自打合作社成立之后，安源的工人们就觉得自己的日子变了，有三样变化。一、物质生活改善了，二、社会地位提高了，三、精神面貌变好了。

当然，这世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合作社的生意火得不得了，就成了其它商家的眼中钉。安源的几家规模较大的商户打算联起手来搞垮合作社。老办法，囤货。具体怎么搞呢？先筹集资金，然后秘密派人套购、抢购合作社的廉价商品，计划把合作社一举买空，然后再加价倒卖。

合作社的经销人员一开始还以为是好事，可是慢慢就察觉出来不正常了，销售量大得惊人，来购买的顾客来回就是那么几张脸。

怎么办？是卖还是不卖？不卖，没有道理，卖的话，相当于在给对方做嫁衣裳，只会让对方的利润越来越多，资本越来越厚。毛泽民左思右想，想出了一条妙计。

这条妙计我们后来都是见识过的，如今被人嘲讽为计划经济失败的铁证：凭票购物。

这样一来，大宗采购便无法进行下去。与此同时，毛泽民又命人加快采购速度，加大采购量。那些原本计划大捞一笔的商户顿时傻了眼，不仅没有像预期中那样把对手买空，自己还积压了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后面大罢工的事我就不说了。我认为，安源合作社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为什么说它好呢？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同样是共产党，另有一些地区的人搞革命，就是另一种搞法。这种搞法，实际上，在共产党成立 初期是主流。这种主流搞法简单说，就是传播先进思想。好比今天的老师、父母教育孩子那样，讲道理。

以为仅仅是通过传播先进思想，中国就能旧貌换新颜，以为仅仅是通过给孩子讲一番道理，他就能懂事。

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用上百万人的命做了代价。就拿 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来说吧，这二位，就是天天讲，处处讲，”我们要革命，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新生活……“讲的结果就是学生上街游行，然后被机枪扫射，李大钊自己也被张作霖给吊死了。

共产党不是一个人的政党，它是一个组织，有那么多人，那么多所谓见多识广的人，那么多旅欧、旅日鼻孔朝天谁都瞧不起的人，怎么连这点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呢？从古至今，哪一个政权是能用讲道理讲出来的？

幼稚。非常幼稚。为什么这么幼稚？自大，异常自大。

毛泽东为什么最开始受排挤？说他没留过洋，土包子。再看毛泽民吧，但凡看过他照片的人，只会认为这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老实、平庸，毫无特点可言。但就是这样的的农民，把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办得有声有色。我们难道不应该自问一下自己学的都是什么玩意吗？

毛泽东也好，毛泽民也罢，他们最重要的特质不在于会打仗，会做生意，而在于实在。

实在的人，是面对现实，应对现实。而不实在的人，就天天谈理想，讲梦想，大白天睁着眼睛都能做梦，甚至一辈子都活在梦里面，天天讲现实不如自己的意。

泰戈尔说：不是世界欺骗了我们，而是我们欺骗了世界。他说话太婉转，太客气，依我这种暴脾气，我就不会这么说：有的人就是整天做梦。就是因为做梦的人太多，活在自己的梦里面不愿意醒来，所以快一百年过去了，今天，还有人，一天的收入买不起一斤猪肉。

我曾经怀疑，这世界有些人应该做开颅手术，让医生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哪根神经搭错线了，要不然为什么总是想着，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呢？要不然为什么总是认为，我是没有错的，都是别人的不是呢？

我后来想通了，这叫分工，有的人专门负责做梦，做美梦，有的人专门负责睁眼，尽量不做梦。

这些天，我开始给我闺女讲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正好她学校历史也学到近代史了。我讲的重点就是：怎么才叫实在。

李大钊，早年就读东京早稻田大学，只读了一年半就被学校除名，原因是无故旷课。鲁迅也没毕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不敢说李大钊跟鲁迅都是方鸿渐、王思聪似的人物，但多少可以说一句，他们喜欢政治，而不喜欢做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实事。

这里面我很关心一个问题：文凭的泡沫化。在《围城》中，方鸿渐在美国搞了一张野鸡大学的文凭，回国就成了“人物”。在这一点上，李大钊和鲁迅享受了同等待遇。比如李大钊在北大做图书馆主任时，月薪是120元，而拉黄包车的“骆驼祥子”们一个月只能挣8、9块。

这是快100年前的事了，那会，只要是所谓的留过洋的，一回国，身价飙升。这里面，除了对外国的崇拜之外，还有对“文凭”的崇拜。文凭，就像黄金、钻石那样，其“价格”早就超过了其“价值”，故王健林这曾经的中国首富，也不得不给他儿子王思聪买一张英国的哲学文凭。

不讳言的说，文凭的泡沫，老师是“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李大钊跟陈独秀，堪称典型。

为什么这两位中共创始人，不会搞革命呢？因为他们很不实在——这不是说他们不实诚。

比如，什么叫自由？有具体内容吗？怎么才能得到自由，知道怎么干吗？又比如问，谁是革命的主体？为什么要干革命？能说出个一二三吗？我不知道 他们能不能说出来，但是看他们做的事，却知道 他们是不会做事的。

在那个年代，革命的主体，就是安源路矿那些一天挣不了一斤猪肉的工人们，他们想要的，就是所谓的庸俗的——钱。简单说，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改善生活。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呢？两条路，和平谈判或者暴力夺取。

而不论是哪一种方式，都得有力量。显然，一个人的力量太小。比如我对我闺女说，如果你的同学集体罢课，某些耀武扬威的老师立刻就会“懂得”：没你们，他们得喝西北风。所以首先要把工人组织起来。然而，工人们不是你给他们【传播一通先进思想】，他们就会组建、加入工会的。道理很简单：说的好听，做起来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 。

毛泽东和毛泽民就是会做事的人。他们的办法是，首先成立合作社会，让工人在合作社里体会到“组织的力量”，胜过千言万语。

而不会做事的人呢？那就只会撺掇，如果被撺掇的对象懂事，他们就讥讽这些人“没觉悟、没文化”，换成今天的时髦词就是“低级、low”——是不是听起来非常耳熟？今天的老师、父母，就是这么训学生、训孩子的。成年人撺掇不了，靠辱骂、嘲讽也不管用，就把目标指向年轻人，于是“成功”了，娃娃们头脑一发热，上街了。然后就没有然后，站着离家，躺着回家。

安源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其它效仿的地区没有成功？因为他们瞎模仿，跳过了最重要的一步：让工人们真切的体会到【团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而是“自以为得计”的直接向工人们宣讲“安源工会胜利这一模范典型”。这些模仿者后来大多都是以失败收场，比如不讲纪律，比如出了叛徒，比如没搞几天就失去新鲜感了，唯有安源没有倒。

单从这个角度来看，李、陈，他们跟西方的传教士没有任何区别，我们今天的许多老师和父母，也跟西方的传教士没有任何区别，一贯的方法就是：“你Low，你庸俗，你得向我看齐，向我看齐你就高级了，明白了？”说完拍拍屁股去下一个地方继续“传播先进思想”。

为什么老师总是热衷于重复一些根本没法操作的所谓提醒？比如什么要认真读题啦，比如什么要多观察、勤思考啦。认真读题，怎么个认真法？有没有具体内容？多观察，何以叫多？观察什么？有没有具体内容？勤思考，何以叫勤？思考什么？有没有具体内容？除了词汇，什么都没有。

说到底，老师自己就是假把式，花架子，传教士。中国共产党早期之所以牺牲那么大，就是因为自以为传播了先进思想，“一切都【自动】会有的”。今天的老师，跟他们没有半点区别，甚至还不如他们，至少他们还敢面对死亡。

不客气的讲，今天许多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就是一个个神棍，在贩卖赎罪券。学生早晚会用各种方式来反抗的。他们虽然不能像我这样说得清楚，但是他们明白，过得痛苦。

我们今天的社会，为什么差距这么大？为什么这么多人极其迷信，迷信到了相信西方白人拉的屎都要香一些？

“双剑合璧”：西方的基督遇到了中国的科举。

可以说，没有更坏的结果了。

当然，也不全是坏，也有东西融合的，但那是少数中的少数，多数人吃的是双份砒霜。

美国为什么频发校园枪击案？香港年轻人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都是拜传教士们所赐，区别只是一个在传播福音，一个在传播先进思想，一个在传播知识，共同点都是：我来是拯救你们的灵魂的，喝了这碗孟婆汤吧，喝了之后，你连你老子都不认识了。

根据毛泽东的预言，“文化大革命”隔一阵就要搞一次，我看，快来了。

tg的革命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kmt的革命，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其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的发展传播有一个从封建贵族、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普通工农的明显过程。初期最重要的工作是宣传鼓动，在当时的民国越过知识分子直接面向普通工农宣传，效率必然很低，在向知识分子、普通工农宣传鼓动方面，陈独秀行动力还是比较强的。现在的左圈无论是那几个著名左翼网站、组织（包括湾湾的宣鼓），在这方面都不如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