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要崛起，不杀足够的人是不行的。 -- 一知半解乱谈笑

[00:05]主持人：本周想要请您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最近在澳大利亚和台湾被查获的一个共谍的案件。主角的名字叫做王立强，据说他是中国布建在澳洲、台湾和香港的情报网络的一分子，他现在叛逃到澳洲。相信他的很多情报已经经过核实，台湾也迅速地在他把这个事情报出来之后逮捕了可能是他的上级的向心，在从台湾的国际机场要出境的时候被逮捕了。首先想请您分析一下，匪谍原则上应该是白区党的核心也是共产党的核心，会瓦房店到这种程度吗？

[01:01]刘仲敬：我相信，他被抛出来的时机像孟晚舟一样是有所讲究的，本身也是一个政治选择，基本上就是布拉格政变（1948年2月）以后美国干涉义大利选举（1948年4月）的那一套做法。按照民主小清新的论点来说的话，这些事情全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实际上，东欧和西欧的联合政府本身就是雅尔达国际交易的一部分，它也是随着布拉格政变而逐步解体的。义大利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机会显然比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要多一点点，比波兰统一工人党要多出几十倍来。实际上只有义大利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才是有群众基础的，而波兰统一工人党和罗马尼亚共产党纯粹就是外国人。之所以会发生相反的情况，完全是由国际干涉决定的。这里面起最大作用的仍然是民主小清新不愿意承认的暴力和暴力机关的问题。

[02:00]东欧和西欧都成立了盟国所要求的处理战后问题的联合政府。按照美国人的想法，联合政府是战时一致内阁的自然延续，会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次大选以后结束，以后就由大选来决定了；而苏联人则决定，以后就不再有大选了。关键性的因素还是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的归属。戴高乐在法国组阁的时候，法国共产党是临时政府混乱的议会的第一大党。在1945年的法国立法选举(1945 French legislative election)中，法国共产党比位居第二大的人民共和运动(Popular Republican Movement)要多7个席位，比位居第三大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French Section of the Workers' International)要多14个席位。法国共产党要求戴高乐把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或内政部长交给他们，戴高乐拒绝了多列士(Maurice Thorez)的要求。但是从数值上来讲，法国共产党在政府里面的席位还是不少的。义大利共产党也是这样的，只不过它们都没有掌握国防部和内务部。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会和政府中占的席位并不比法国共产党和义大利共产党要少，但是其中包括了国防部和内务部，因此它们可以做票，也可以发动政变。

[03:33]主要是由于地缘政治的缘故，义大利掌握了地中海的重要港口，所以它是美国人不愿意放弃的。在1947年，实际上是美国政府、黑手党和天主教会联合起来打击共产党，把义大利共产党赶出了联合政府(May 1947 crises)。以至于最差的时候至少也拥有百分之十几选票的义大利共产党，以后几十年之内在政府中的地位始终不如那些只有百分之五选票的中间派小党。那些小党基本上是准定入阁的。在始终像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一样不稳定的义大利内阁当中，你必须拉拢大批的小党。天主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cy)和社会党(Italian Socialist Party)都不可能赢得绝对多数的，但是它们只能够拉拢那些只有百分之五选票的中间派小党，却不能够拉拢有的时候能够拿到三分之一选票、最差也有百分之十几选票的义大利共产党。

[04:25]这些都是不见于宪法的，是一个身体记忆。这个身体记忆就像是马华在六十年代的暴动中得到的那个身体记忆一样。实际上这个身体记忆就是这样的：“如果让义大利共产党进入政府的话，就有发生政变的危险。”而这个身体记忆是1948年的义大利大选造就的。各式各样的谣言到处飞，说是中央情报局已经准备跟军方、天主教会和黑手党联合起来发动政变。而按照义大利南部的情况，恐怕黑手党会上街乱砍人头，使得义大利的中产阶级非常恐惧。由他们产生出来的政治家，出于恐惧而达成了以后的事实上的宪法默契。我们要按照实质宪法而不按照纸面宪法的逻辑来看问题。这一次恐惧正如六十年代的马来排华一样，才是义大利和马来西亚的实质宪法。写在纸上的那部宪法反而是不重要的，是起公关作用的。

[05:34]所以，五眼联盟(Five Eyes)的情报机构干的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干涉义大利大选的类似活动。它针对的就是台湾本身，涉及的当事人怎么样是不重要的。它要达到的效果不是具体的法律效果，而是由此而造成的麦卡锡式的恐惧。这些恐惧使大批的两面人感到，“也许有事情也许没有事情，但是我日子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冒这个不必要的危险呢？”出于这个想法，他们做出了理论上并不存在、实际上你也不可能证实它存在的那种做法。就好像说，你在男权社会去散布一个女人不是处女的谣言，不会有人去证实的，但是这个谣言会发生它的作用。所有的男人，你如果问他，“你有没有处女情结？是不是因为听到张小姐不是处女的谣言才不肯上门提亲的？”所有的男人都会指天画地地说，这种事情绝对不存在。然而张小姐他们家却会痛苦地感到，就是没有男人上门提亲。他们坚信这件事情一定是由于造谣的人造成的，但是你让他们提出法律上的证据是不可能的。麦卡锡主义的真正用途就是制造出这样一个效果，使民主政治一本正经地称之为中间大多数、实际上是懦夫和墙头草的那一大批人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实主义地讲，民主是需要靠操纵这样一批人的人性弱点来维持的，而共产党能够击破民主也是依靠操纵这批人的弱点。如果人类真的像是民族发明家或者伟大作家描绘的那样充满了高贵伟大的情操的话，这些事情都是不会发生的。而情报机构是了解这些的。

[07:27]情报机构的大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以前虽然有特务和间谍这种人，但是其实都是业余的。比如说像在蒙古人那个时代招募上几个和尚，或者像在镰仓幕府那个时代招募上几个走方的、可以到各国之间旅行的和尚，让他们送蜡丸之类的。那都是非常业余性质的事情，为一个临时需要临时招募一批人。有组织的情报机构实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基本上是苏联制造出来的，因为苏联就是一个有国家的情报机构。用莱辛(Doris Lessing)的那句话来说，它不是一个有情报机构的国家，而是一个有国家的情报机构。这样搞得其他人都受不了了。事实证明，没有情报机构的国家很容易被共产党颠覆。尤其是民主国家，因为它们依赖的选民中间有大量的这样的人，是经不起诸如此类的操作的。

[08:19]义大利的事件以及后来智利的弗雷(Eduardo Frei Montalva)当选总统的那一次诸如此类的事件，都是美国情报机构用其实是共产党发明的那套手段逆向操作第三世界国家的选举所造成的。现在他们搞的路数，对于我来说，我找不出任何证据，就像我找不出别人是不是处女的证据一样，我也不想去找。但是我一看这个路数就知道，这就是在义大利和智利玩过的那同一套招数。它要造成的就是，在犹豫不决的普通人当中唤醒人性的怯懦那一面，然后适当地达到相应的后果。当然，这个相应的后果打击的也是两面人。对于真正的死不悔改的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这些做法是毫无用处的。但是如果把两面人打掉了，国民党也就不存在了，而共产党就会变成只有百分之十核心在内的、被谨小慎微的中产阶级视为洪水猛兽的一批跟恐怖分子差不了多少的人。而他们要取得成功，正如“党的三大法宝”那个经典文献所说的那样，是要依靠统一战线的，统一战线的主力就是首鼠两端的两面人。等我们取得胜利以后再把他们统统打倒，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用传染病学的原理来说的话，它是一种针对易感人群的操作。

[09:56]主持人：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放出来是因为：第一，国民党已经没有机会再换人了；第二，即使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查不出任何证据，不管中国在台湾布了什么线，几乎也都不能用。

[10:15]刘仲敬：查不出任何证据、甚至是查出相反的证据都没关系。例如，你等到事情全部过去、一切目的都达到以后，再宣布这些全是谣言。我举一个具体例子(Blomberg - Fritsch affair)。希特勒在掌权以后，众所周知，德国军方是由普鲁士贵族组成的，对他看得很不顺眼，而他也不可能按照魏玛共和国留下来的那套公务员法或者其他方式对并没有行为不当的军官进行惩戒。他的办法就是让纳粹党去造谣，说国防军总司令(Werner von Fritsch)是一个同性恋者。这件事情当然是子虚乌有的，但是按照贵族的荣誉法典，凯撒的妻子是不能被人怀疑的，该军官就按照俾斯麦时代那种动不动就要决斗的作风：第一，他宣布辞职，向他的同僚表示他是一个对荣誉一丝不苟的人；第二，他想要跟造谣的人（希姆莱）决斗。

[11:25]然后希特勒装模作样地进行调查。调查进行了若干时间以后，他宣布总司令是无辜的。这件事情其实内行人早就知道，但是在这段调查的时间内，希特勒趁着总司令辞职的这段时间，把他自己的人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填进去做了新任总司令，然后对军队实行了一通大清洗。最后他站出来宣布前总司令无辜的时候，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前总司令得到的仅仅是中共喜欢的那种平反昭雪。平反昭雪以后，他已经什么也没有了，而他的同僚老将们也都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12:01]其实共产党的平反昭雪也是这样。为什么可以平反昭雪呢？那是因为你的势力已经被打垮了好不好。打倒了你二十年，估计你再也没法翻身了，然后我们宣布平反昭雪。广大民主小清新感动得不得了，其实真实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目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生物上的。我杀掉了你，你这一百多斤肉对我有毛的用处，我要杀掉的是你的政治势力。先把你搞垮搞臭，然后过二十年再宣布这都是红卫兵的错，或者是江青和林彪的错，不是我的错。皇上英明，恢复你……你过去的关系网已经打散了，恢复你什么呢？只能恢复你的退休金对不对。实际上人家的政治效果已经达到了。

[12:48]很好，那你去调查吧。你看，这个时间点是选择得非常好的。 11月20号，所有的候选人都各就各位。你也不能在12月开始。 12月开始调查，还没有到白热化的时候选举就已经举行了。 11月底开始，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月，张三、李四、王五纷纷蒙受嫌疑。像著名处女王小姐的遭遇那样，像尼古拉沙皇说的那样，“我命令各位贵族，我们要把她当作处女来对待。”这样做的效果实际上就是告诉广大公卿大臣，这家伙可能就不是处女了。等到一切都白热化了，选举已经结束了，席位都已经产生了，倒楣的人已经倒楣定了，然后你再站出来调查研究说，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前总司令其实是清白的。佛兰克林·罗斯福在1940年也曾经玩过这种手段。政治家和女人一样是耽误不起的。宋楚瑜在2000年不能当总统，那以后就别想了。女人在20岁的时候不嫁人，你不能说是我在40岁的时候给她平反，说她还是一个处女。

[14:10]主持人：可是照您这样讲的话，这完全都是站在你的立场来说的。你站在五眼联盟这边，你当然说，哇，这真是做得好啊；可是站在共产党和国民党这边，他很可能觉得他受了不白之冤，因为你挂出来的根本就是假的啊。

[14:28]刘仲敬：这个区别就不大了。你知道，按照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原则来说，政治家的是非跟普通的道德观念不一样，它不是以人为单位的，而是以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所谓的那种没有灵魂的国家为单位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当时是被人攻击说，你这样搞下去，你像一个基督徒吗？他回答说，人有永恒的灵魂，而国家却只有现世的这顶多几百年时间。人类永恒的灵魂在上帝那里是会得到公正的，即使他死了也没关系；而国家一旦灭亡，就永远不会复活。我是要为国家利益负责，国家利益像是古代希腊罗马无神论者所设想的人那样，它就只有这几十年，没有了就没有了，是吃不起亏的；人作为基督徒，他的生命是永恒的，而公正的上帝是无法被欺骗的。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你做了初一而我不做初二，这是不行的，因为我的单位不是个别的人，而是国家。

[15:31]什么叫主权者呢？我们要注意，现代主权者的理论来自于中世纪基督教的王权理论。包括伊斯兰世界和其他异教世界的所有共和国，它的主权理论也是来自于基督教的理论，而不是来自于伊斯兰教、儒教、印度教或者其他什么传统。共和国的代表主权者的大公、总统、总督，它的主权概念是十六世纪政治学家的基督教王权概念的扩大化处理，其实也是同一个来源。王国是一个政治婚姻，国王是新郎，王国是新娘。由兰斯大主教或者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的加冕礼，就是由牧师主持的新郎和新娘的婚礼。国王在上帝的代表主持的结婚典礼上跟新娘交换了誓词，这个誓词是要对上帝负责，而不是仅仅对人和人之间负责的。丈夫作为一家之主，要为妻子而向上帝负责，这个不是两个个人之间的事情。妻子方面，也就是王国各等级方面，所做出的是基于责任、荣誉、信仰的自愿效忠，而不是基于利害关系、恐惧、威胁、暴力的被迫服从。如果他需要强迫妻子——也就是王国各等级服从，那么基督教的婚姻就实际上已经破裂了，双方都已经背弃了对上帝的承诺。这个婚姻观念跟希腊罗马或者其他异教世界当中的那种相对比较随便的婚姻观念来说就差别很大了。可以说，按照这种理论来看的话，东方各国的国家观念就相当于是一个没有办法把妻子跟妓女区别开来的家庭，它自然而然要产生出没有办法把小孩跟小猪区别开来、小孩和小猪一样都可以烤着吃的政治社会。

[17:52]这种观念在十六世纪变成了包括各共和国的观念。主权者是什么呢？主权者就是，像丈夫命令妻子那样，他替你去承担正义或者不正义的选择。比如说法兰西国王决心跟土耳其人联盟或者去打西班牙国王，这是不是正义战争的问题，由法兰西国王作为神圣正统的君主替你承担。法兰西的国民执行这个命令，如果这个命令是非正义或有罪的，国王要负责替他承担罪行。就好像说，一个家庭作为一个单位，妻子的行为不是由妻子自己负责的。如果妻子做错了什么事情，她是为她的丈夫做的。丈夫就像在婚姻誓言中所说的那样，作为一家之主，为他的妻子在上帝面前负责，妻子的罪也是他的罪。换句话说，包括国王和共和国元首在内的主权者，他像是医生特别容易死于败血症一样，是特别容易下地狱的。医生之所以容易死，是因为他要替他的病人去死。国王的一切荣华富贵都建立在，他要替他的臣民下地狱，替他的臣民做出极其艰难的道德选择，其中就包括为国家利益而做出按照个人道德来说是不道德的事情。

[19:12]例如，假如黎塞留的神学理论是正确的，由于法兰西国王是基督教世界的台柱，如果被假冒为善的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打倒了，基督教世界蒙受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因此即使用土耳其人来打击西班牙国王，也是为了基督教世界的利益。如果这种理论是错误的话，法兰西国王是要为他的臣民勾引土耳其人而下地狱的。相对而言，他的臣民在为土耳其人屠杀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时候是没有良心负担的。如果法兰西王国的臣民并不是根据法兰西国王的命令去这样做，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跟土耳其海盗勾结，去杀了一个英国和西班牙的基督徒，他肯定是要下地狱的；但是如果国王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命令臣民，根据他在国王加冕典礼上所做出的效忠誓言去执行这个命令，那么如果有罪的话，完全由法兰西国王承担。

[20:20]其实这个理论现在仍然活在所有国家的政治理论当中，包括美国总统手按圣经宣誓就职、乌克兰总统手按圣经和宪法宣誓就职的仪式。这些仪式在深受无神论传统薰陶的中国人看来基本上就是儿戏，看上去是毫无感觉的，绝对没有一套房子来得重要。所以中国人的婚姻和他们的整个社会也充满了儿戏的氛围，有些东西他们是根本理解不了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无神论者来说，现世的一套房子肯定比死后下不下地狱要重要得多，所以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会理解歪。主权者所做的事情是这样的：为了国家利益所做的事情，执行者的道德责任是归于主权者的，这一切的有罪无罪都是算在主权者头上的。所以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才说，拿破仑的军队在那不勒斯杀害了一个无辜的移民、在阿卡(Acre)杀害了一个无辜的战俘的时候，在上帝的帐簿当中就给他扣掉了一分。直到有朝一日，上帝撤销了拿破仑曾经被教皇祝福过的合法性。以拿破仑的名义曾经做过所有这些坏事的人的罪行，全都落到拿破仑一个人头上。这是拿破仑当这个皇帝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21:42]当然，所有的政权，正如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所说的那样，都有毁灭的一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圣经上说过，罪的工价乃是死(Romans 6:23)。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恶贯满盈，你就得死。国家也是这个样子的。主权者代表国家，为了国家的生存，必须做不义的事情。你想要制造一个无罪的国家，就像要做一个无罪的人一样，儒家认为这是可能的，而基督教则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存在好人和坏人的斗争，也不存在好国家和坏国家的斗争。所有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坏的，都是必须做坏事的，这些罪都要落在主权者的头上。像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上所说的那样，上帝把一堆字母交给人类，人类在沙滩上拼来拼去，拼出了巴比伦、罗马、英国和法国，一切都很美好，但是似乎总有什么地方不对。而那个不对的地方在内部发酵起来，使得美轮美奂的大厦总有一天要土崩瓦解，人类又要在沙滩上重新搭起积木。这个是人类的永恒处境，是不可能改变的。

[22:51]负现实责任的政治家，像黎塞留，他就不能像沙漠里面的基督教隐士那样说，世界是罪恶的，我只能在沙漠上忏悔。我是法兰西王国的首相，我对法兰西王国的国家利益负责，对现世的、眼前的、终有一死的、没有灵魂的国家的国家利益负责，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做不到这一点，说明你没有做主权者的资格。没有做主权者的资格，你也可以让土耳其苏丹或者其他什么人来做主权者，自己做费拉或者沙漠隐士。如果你觉得不行，那你就得自己做主权者。你必须像克伦威尔在出山以前所说的那样，要把罪恶的责任集中在自己的身上。事先知道你自己要犯罪，而且还非得要承担犯罪的责任不可，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必须做的。裁决它的标准就只能是国家利益，符合国家利益的是可以做的，以国家利益的名义维护自己的私人利益则是不可以做的。这个就是主权者的伦理观念，它跟寻常人的伦理观念是不一样的。为主权者服务的公职人员只负责技术上的东西，道德上的正义性要由主权者替他们负责。

[24:17]主持人：可是像美国人在他们的电影里面所表达的概念，任何一个人在战场上应该还是秉持自己的良知去作战，所以美国人特别讲究战争的大义名分。或者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的宪法，任何一个法官，即使在没有明文法条规定的情况下，也可以依照他对于人类的理性以及基督教文明的共通观念去创造法律。照您这样讲的话，不是说在现代社会中这些人也相当于在担负主权者的功能吗？

[25:01]刘仲敬：“主权者”本身就是一个神学概念，它是一个抽象。国王有两个身体，他作为人的那个身体并不是他的政治身体，他的政治身体就是王国本身。王国并不是国王及其臣民的简单组合，而共和国的主权当然也不是总统或者总督，而是每一个公民做出的相应选择的一个总的积分。这就像是蚂蚁窝里面的每一只蚂蚁的集体行动一样，整个蚂蚁窝像是一个有智慧的生命，而每一个蚂蚁则像是人的一片手指甲那样是没有智慧的。这样形成的公义才产生了主权者。但是公义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必须有一个具体的体现，所以它就体现为在神圣符号包围下的国家元首个人。王权的神圣性或者法统的神圣性就是这样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