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三：与领导相处那些事（一） -- 孤星

一、有事没事多汇报

主动汇报工作，有助于领导及时掌握情况，帮助你解决难题、推动工作；有助于你及时掌握领导意图，听取指导意见，办好自己的事；有助于加深领导对你的了解，及时消除误解、化解矛盾，拉近与领导的感情。没有具体工作汇报，还可以汇报学习、思想、生活情况。即使什么事都没有，过去蹭吃蹭喝，只要对脾气，领导也不会往外赶嘛。

《陈锡联回忆录》中提到，1943年8月，陈锡联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他之前没上过学，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学习很认真。读不懂毛泽东的著作，就专门去请教。第一次紧张，就拉了陈赓一起去。他俩还经常结伴去看朱德。朱德的窑洞外有一棵果树，每次陈锡联敲门，陈赓就在后边拿棍子或土块打果子。朱德出来送他俩，陈赓就故作惊讶状，怎么地上掉了这么多果子？于是二人就有果子吃了。

很多老干部都是贫苦人家出身，念过书的不多，渴望有机会进学校系统学习。李志民高小毕业，当过几年小学教员，算个知识分子。他在中央苏区时期几次向彭德怀提出去学习，都未被批准。《李志民回忆录》提到，1937年6月，红二十六军（李时任政治部主任）划归陕甘宁留守兵团，编为陕甘宁警备团。有一天，他从宜川到延安向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汇报工作，感觉张际春诚恳热情，就提出希望到抗大学习。张际春很支持，当天下午就带他去见毛泽东。

看李志民怎么说的：“我自从参加革命以后一直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自己感到跟不上形势。在大相寺会议上，我听主席的报告后，更深刻认识到应该利用全面抗战之前这个有利时机，学习深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素质，才能更好地工作。最近听说抗大第三期又开始招生，所以特地来请求主席批准我到抗大学习。”讲到这份了，领导能不欣然批准吗？他带着毛泽东给罗瑞卿写的便条就到抗大学习了。

上完学，涉及到毕业分配问题。大多数学员想上前方，不愿留在后方。前方打仗多，可能流血牺牲，当然锻炼机会也多，进步快。那个年代，人的境界、觉悟、追求大不一样。可不是像某些自以为是的导演说的，没人愿意打仗。当然，总得有人留在后方。于是，很多人为了上前线找领导“走后门”。《耿飚回忆录》中提到，1944年秋天，他结束了在延安的学习，贺龙想调他到抗大五分校任教育长，他在后方蹲久了，更想上前线，于是就给毛泽东打了电话，拉着曹里怀一起去汇报。他俩对1943年下半年中央撤销陕甘宁留守兵团、处理肖劲光的问题有一些看法，趁机反映问题，提了建议，得到毛泽东重视。谈及调抗大五分校的事，毛泽东让耿飚直接去找贺龙谈，并专门给贺龙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耿飚又拉着曹里怀去见贺龙，谈得很愉快，蹭了一顿午饭，并交流了炖狗肉的方法。贺龙尊重他的意愿，于是不用去抗大五分校了。后来，耿飚就被聂荣臻要到晋察冀去了。

《王世泰回忆录》中提到，他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工作期间，有件事终身难忘，那就是第一次当面向毛泽东汇报。1939年5月，国民党安定县县长田杰生蓄意制造了瓦窑堡反共摩擦事件。高岗派王世泰（时任边保副司令员）去处理。当时，驻在瓦窑堡的还有抗大分校一大队、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四团、安定县政府机关。几方之前没通过气，临时开会商量，要尽快赶走国民党县政府，消灭县保安队，并委托王世泰向中央汇报。

回延安后，王世泰请示高岗，高岗让他先向统战部长王明汇报。王世泰找到王明的秘书廖鲁言，王明开始说他不管，后又推托有病。因此，廖鲁言把他领到毛泽东那里直接汇报。两人聊了一会，气氛比较轻松，王世泰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开始吐槽：“安定、延安、甘泉三县是我们流血打下来的，是谁同意国民党派县长和保安队进来的？像甘泉县的县长徐绍林就是陕北三大反动文人之一，让他们进来当县长我有意见。”毛泽东了解了一些情况，觉得问题比较复杂，让他通知高岗（代表边保）、罗瑞卿（代表抗大）、肖劲光（代表留守兵团）次日下午一起开会。第二天，毛泽东首先分析了全国抗日形势，讲了对敌斗争的策略方式，然后语重心长地对三位负责人说：“你们都派人去，互相不通气，又不讲政治策略，这不乱套了嘛？”接着，他让肖劲光总负责，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具体处理，新华社写文章向全国披露事件真相。事情就这么处理了。

想找领导汇报，但由于一些原因，无法或不便当面汇报，该怎么办？

《万毅将军回忆录》中深情回忆了万毅与林彪的第一次见面、两次谈话，对林彪评价很高。万毅出身于东北军，1942年8月随111师师长常恩多起义过来的，身份特殊，是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北满刚组建1、2、6三个野战纵队和七个独立师时，万毅就是一纵司令员。一起搭班子的是李作鹏（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梁兴初（副司令员兼l师师长）、周赤萍（副政委）。这么安排是有特殊考虑的，万毅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与老红军相比能力有差距，不能胜任，着实有顾虑。但林彪和罗荣桓对他是信任的，觉得他可以培养。

l947年4月底，“三下江南”战役之后，东野总部在双城开议。会议期间，林彪找万毅谈话，准备让他与松江军区司令员兼代哈尔滨卫戍司令员李天佑对调。万毅不愿离开一线作战部队，再加上会外有一些传闻，很不爽，询问为何要这样调动。林彪马上不耐烦地说“不用说了”。之后，林彪第二次找他谈话，问他是不是有情绪，依据是有人讲他回去后大发牢骚，在屋里唱京剧《霸王别姬》的“力拔山兮气盖世…… ”一段，也不参加集体合影（可见，打小报告的人无处不在）。

万毅解释说，他喜欢唱京剧，但恰恰不会唱这一段；集体合影不是正式的会议项目，不是所有人都去参加了。他说：“林总都听到这样一些话了，我就无须多作解释了，最后都会查明的。”林彪还是比较客气，跟他商量，不愿去松江军区，还可以到齐齐哈尔当步兵学校校长。万毅说：“我就不多说了。”情绪更加对立。回去之后，万毅越想越觉得不合适，担心问题越弄越僵，于是专门托他认为为人正派的梁必业向林彪解释，他就是不愿意离开一线，只要留在一线，降职也可以，唱京剧的事、照相的事（梁也没参加合影）与闹情绪扯不到一起。梁必业向林彪转达了他的意见，也作了证明。后来，松江军区和齐齐哈尔都不用去了，万毅仍留在1纵，改任政委。林彪说：“你当政委可以不管政治工作，主要是学习打仗。”李天佑到任后，二人相处得很好。

文革期间，很多老干部被打倒。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言九鼎，求见老人家、给老人家写封信，就很可能改变命运。许世友当面下跪大哭，从此不再有被打倒的危险。也有很多人给周总理写信求救。不少老干部及家属四处找关系，为的就是把信递上去。张爱萍之子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提到，张爱萍与王震历史上关系不深，张胜兄弟在文革前甚至没见过王震。1972年，张爱萍仍被关押在单人牢房里之际，他的2个儿子贸然闯入了王震家门。张家的申述信由王震通过叶选宁交给叶剑英，再由叶剑英递交周恩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组长周恩来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于是，张爱萍在被关押5年后，首次与家人团聚。

当然，给老人家写信是有技巧的。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和我两人。”经常用词夸张的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他，“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1959年起，6年来从来不找我”。林彪自我爆炸之后，小平同志很快直接给老人家写信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关于解决林彪反党集团的决定。

《陈丕显回忆录》中详细介绍了陈丕显给老人家写信的情况。他在文革期间被监禁，倾心交往五十年的胡耀邦通过其子陈小津给他带话，大致意思是：

林彪垮台了，贺龙、李井泉的问题才得以解决；陈伯达垮台了，叶飞的问题才得以解决；陈丕显的问题如果要解决，必须毛主席同意才行，否则即使是周总理关心也没用。主席是大家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要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希望解除监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分配一些工作。并且要在信中表示：好多年没见到主席，很想念主席，虽然没见到主席，但一直在认真读主席的书，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继续跟战争年代一样，在主席教导下，跟主席一起干革命。

胡耀邦看得多么透彻！对陈丕显也算毫无保留、推心置腹！1974年9月，陈丕显根据胡耀邦建议，给老人家写了一封信。过了一星期，老人家批示了，对他解除了监禁，他的问题开始得以解决。

1969年国庆前夕，江渭清与其他不少老干部一起，被以战备名义疏散到外地。他被发配到长沙附近的马王堆，没事干，开自留地种菜。1973年1月，他得知华国锋到了长沙，就打电话，提出过去看望。华国锋很客气，当天就到马王堆看他。江渭清提出给老人家写封信，华国锋赞同，愿意带到北京转呈。江渭清写了六七百字，第三天当面给了华国锋。华国锋当众对他宣布，毛主席要你好好休息，保重身体，问题很快会解决，周总理还要把他接回北京。信还没到北京呢，可见要的就是一个态度！华国锋走后十来天，中办通知就来了，要他回京。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洛阳的习仲勋立即给国家领导人写信，表达决心养好身体、希望重新为国家尽力的愿望。于是，很快得以复出。

在这方面，彭总的教训极其深刻。四渡赤水期间，林彪因为部队多走路有情绪，私下里给中央军委写信，提出毛泽东、朱德随军主持大计，把战场上的指挥权（前敌指挥）交给彭德怀等建议。聂荣臻没有在信上签字。随后，为了统一思想，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林彪是个娃娃，是彭德怀在背后搞事情，在会上批评彭德怀。彭德怀不爽，但正琢磨打仗的事，没太当回事，结果被算总账。

《彭德怀自述》中提到：“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

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又重提此事，林彪当场申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写信彭不知道”，这时彭德怀才出来说明原委。但他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时，此事又成了一大罪状。《彭德怀自述》中提道：“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

毛彭二人性格气质不同，没有私交。从朝鲜战场之后，彭无事不登三宝殿，向毛主动汇报不多，毛对彭的成见、误会和猜忌有增无减。毛忍彭很久，彭却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长期缺乏沟通，彭却在庐山上放了一个大招，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这也说明，有些事是不适合留痕的，如果当时不写信，只是口头汇报，情况就不见得是这样。当然，彭的性格也决定了悲剧的发生，即使他躲过庐山会议，也很难躲过文革。当然，悲剧英雄更令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