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主要领导人（狸井泉）主观臆断，独断专行，搞瞎指挥。举的例子就是破坏了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冬水田制度。他不管水利条件如何，硬性规定必须放多少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小麦收后马上要栽秧，天不下雨，田中无水秧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为了表面好看，他还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高产路”，把远离公路地方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只图表面好看，造成新的“一平二调”。同时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都要同时栽种收割。”

复东夫《川西大饥荒纪实》

家园

听着这货的名字就是一股浓浓的民运味道，是第二个老鬼吗？

看看可以，不要被骗了。

好吧，我承认他还可以，既然戚本禹支持，那应该有点聊，但是川西就死了几百万人吗？你觉得可能妈？

还是你从川西的死亡推算出全四川的死亡呢？我个人认为推算不可靠啊。没看到他有调查啊。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634537453473038428

除了广东高州那个照片说不上来，其他的大部分是民国饥荒的照片啊。

曾希圣那个不知道。其他的都是民国的。

东夫为人坦诚，在“极左”的戚本禹面前也毫不讳言自己的观点，戚老评价其为“中右”，但欣赏其为人。——令人感叹的是，数年之后，当“党史权威”逄先知等人以所谓《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为名，攻击戚本禹美化江青、为文革翻案，以此否定《戚本禹回忆录》的真实性的时候，就是这位“中右”观点的朋友挺身而出，以自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接连写出了《一个“中右”眼中的戚本禹》、《你可以不同意他讲的道理，但必须面对他摆的事实》等内容详实、有理有据的文章，为戚本禹这个已不能开口申辩的“极左分子”和“文革余孽”仗义执言，将那些所谓的“权威”驳斥得体无完肤。

这个世界有点乱套，但是可以看出来，戚本禹定义他为中右，此事有点意思啊。

通宝推：燕人,

复听着这货的名字就是一股浓浓的民运味道，是第二个老鬼吗？

家园

川西饿死多少人我记不住了，四川全省非正常死亡是八百万。

“万死难平川人恨，有口皆骂李井泉。”

我劝你思想上离狸远点，别老替他开脱。

大饥荒的照片几乎找不到。

“（饿）死人都不敢上报，共产党领导下的朗朗乾坤怎么会有（饿）死人？！”

另外统计资料也不一定可信，有个霍邱县的例子：

“我采访了1959年的县委常委、1960年的县委副书记张德新，

张德新向我介绍了县里的情况。1962年初，中央召开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县长代表本县参加。为了上报死亡人数问题，县委常委开了两晚上会，最后决定了7万人的上报数。这里顺便交代一句，后来我终于从县志第三章“农业”中找到一句话：“1959年至1960年两年，全县非正常死亡农业人口七万多人”。显然这个“七万多人”来自县常委会议决定的上报数。“七千人大会”期间，省委给县委打电话，要求如实上报死亡人数，这次报了十二三万。这位当年的副县长十分肯定地说，实际上死亡的人要多，估计在十六七万，至少不会少于15万。”

“六安行署计划委员会1980年编写的六安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8年）》（上册），霍邱县1959年死亡人数为9670，1960年为41360人，两年相加为51030人，资料上的死亡人口总数只相当于这两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

“县志上说1958年、1959年是大旱年头，其中1958年的旱情更大。1959年夏天少雨，5月有小雨，一直到种麦时才下了一场透雨。实际上，由于各个公社地理条件不同，受灾程度也不一样。我们县北部三分之二的面积是平原，南部三分之一是丘陵，——人们习惯称之为岗区，叶集公社当时有18个大队，10个大队属岗区，8个大队在湾区。岗区容易受旱，平原和湾区的旱情并不严重，镇志记载1959年只是“偏旱”年份。在叶集采访的人都说1959年没有灾情。全县尽管夏季作物歉收，然而黄豆、花生等获得了大丰收，光花生就收了400多万斤。1958年粮食产量725.3707万市担，仍明显高于前面三年，而1959年的总产量则锐减为454.873万市担。造成农业产量剧减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农村室的张厚义研究员告诉我，对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一般估计为两千万。他还说，河南有人完成了关于大饥荒的著作，有关方面不让出版。”

撰文：黄开发

复 1976年, 毛主席要开除邓小平党籍, 被老干部拦住了.

家园

以讹传讹，然后一群人献花送宝外加元宝

西河现在的水平，呵呵😜

全看树展主题 · 分页首页上页下页末页

有趣有益，互惠互利；开阔视野，博采众长。
虚拟的网络，真实的人。天南地北客，相逢皆朋友

版面群落趣味社区帮助常见问题网站简介基本河规隐私条款使用条款广告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