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桂月大反覆——丙辰丁酉28天序时记事 -- 老老狐狸
在叶选基回忆里，邓当时在宽街住宅处于软禁状态，与外界是隔绝的。
在小平还被软禁于宽街住地期间，1976年10月末的一天，原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等人到军科2号楼（叶帅在军事科学院的办公室所在地）去看望叶帅，叶帅留他们一起吃饭。席间，王炳南说：“我可不可以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叶帅说：“可以。”王炳南在饭后回家的途中就闯到宽街去看望小平了。当时邓家的人感觉很突然，因为他们当时还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王炳南怎么会三更半夜敲门要看小平呢？于是卓琳只好婉言闭门谢客，让王炳南吃了闭门羹。关于这件事，后来毛毛（邓榕）也对叶选基说：“不知道怎么搞的，王炳南突然间闯来了，我们搞不清楚，就没让他进去。”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让王炳南进去，邓小平会更早知道叶帅对他的关注。
邓那段时间的心态。
贺平告诉吕彤岩，他是听到这个消息后便“飞车”赶回宽街小平的住处，把这个消息告诉邓家人的。得知这个消息，邓小平及其全家无比振奋，邓还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及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同志）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我一直觉得，80年末逼华下台，始作俑者不是邓。
那好、我再补两句：一个政权初建的合法性可以被后人继承、但永远不会解决合法性延续的问题，后人必须在承接以往与对未来不确定的试探中前行。我前述即是来源于毛的一生的＂斗＂（我对毛提倡的斗倾向于是一种对未知的探索尝试、并不仅是一种豪情或激情）、也适用于当初华的选择与作为、亦可作为对今上言行的一个小结。我言毕，不会再参与这个话题了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2012年第1期刊载的一篇题为《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的论文，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李中清和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等人。该项研究基于对1952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近50年间的学生档案，对学生的社会来源做了详尽分析和研究。
有点遗憾的是，北大档案馆56-66学籍卡丢失，缺了一段。
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
但是也说明当时还是考虑到各方面尤其是思想进步青年的情况。
我母亲当时还在朝鲜抗美援朝，组织上通知她回国考试上了大学，并且是全额奖学金。她本身出生在地主家庭，但是解放前在中学接触到进步思想最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那个时候的人真是单纯，如果只考虑自己的生活幸福是不会革命的。
敢爱敢恨，独立自主，铁骨铮铮，一点不让须眉。
一直看人不准的能成事？呵呵。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也有不少这类发黄的纸张。当时父亲是很小心的锁在办公资料（案情）柜子里，不准孩子随意翻看。
我小时候手贱，迷上了撬锁，发展到自己动手私配钥匙，又不敢到别人家做实验，所以把父亲的锁撬了个遍，才有幸读到一些，印象最深的，还是邓公那个《用不翻案》。
后来也是搬家太频，再也找不到了，大概率被我妈处理掉了
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１日至６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共３１２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议所列文件中，毛泽东于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写给江青的信被当作是“最重要的一篇”
一提那个“外事无小事”我就来气，搞的今天还要伺候一堆洋大爷
从老干部罪行看死有余辜，光亩产万斤大兴道县惨案等多少人家破人亡。习仲勋我印象是邓下手的吧，五马进京，他最年轻，自然不会放过他，改开后还对习下黑手。
有成分论而不唯成分论，是主席的一贯思路：
以我父母的大学及毕业后的亲身经历为例。
我母亲保送的中办43班，有很多高干子弟，比如至今一直保持联系的好友，文革前的武汉军区第一政委余非之女；比如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之子张牢生（确实是牢里出生的，随母亲在武汉坐国民党的牢，后湖北省民政厅长退休）
母亲1965年入学，文革开始后，全校师生先到条件艰苦的张家口劳动改造三年（我母亲作为南方人，从此习惯了窝窝头与香菜），然后到江西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包括老狐狸兄提到的怀仁堂事变的关键人物之一张耀词，也包括主席的女儿李讷：
期间，中办干校由本科降级为大专，最后降级为中专。母亲也放弃了回中办，选择了留在九江一家普通工厂（因此我本人也算半个江西人）
回忆起当年的劳动改造期间，出身贫农的母亲说，她不觉得有多大问题，100多斤的担子，挑起来健步如飞。问题是，那些一起劳动改造的高干家庭的子女往往觉得苦得受不了，最怕的是光脚下田（有血吸虫）、怕挑粪肥。
主席把贴身的警卫与心爱的女儿一起送到五七干校，可见五七干校的在主席心里，算不上是什么牛棚，也谈不上迫害----主席不会连自己与江青唯一的女儿也迫害吧？
我父亲五年大学毕业后，作为湖北省要的3个苗子之一分配到省委组织部，首先也是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三年，包括带队（干部子女的劳动改造）。父亲说：劳动之余，每天来回游一次汉水。
父亲对待那些自己管理的一起劳动改造的干部子女（改开后，其中一女成为武汉市第二大商业集团也是上市公司的中南集团党委书记）非常照顾，因为他们的干部父母大多数进了学习班。干部子弟下乡，从劳动到生活，自然有很多不适应，也是艰苦的。父亲安排他们每周一次去周边的（犯人）劳改农场洗一次热水澡，喝一次牛奶。
说到牛奶，直至80年代还是个稀罕物。我父亲因工作劳累，很早就得过黄疸肝炎，家里有一段时间订了牛奶给他补身子，我们这些孩子都没钱喝。
主席始终相信：出身不是问题的关键，出身不好的，也要给机会，看表现，尤其是通过劳动改造，改造自己。
另一方面，出身好的，就一定好嘛？现在被反贪的，有多少是本来是苦出身、靠自己读书读出来的农家子弟？
包括台湾省省长陈水扁也表示有话要说。
这也是邓比当时他们那批人高明的地方。
完全否定教员、...、过功三七...当时他们那些大头目用这样的不同地评定主张去争取支持者，培育自己的阵营。完全否定教员，彻底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过功三七，才能中国特色嘛，有政策转向的空间又能基本不牵扯政权合法性的问题。
我个人的观点，教员从没有真正推出“接班人”，推出的前台人物都是为了阶段性的成事。比如，若教员朝鲜战争后直接退，以刘修养的能力，几个大军头他能管得住谁？比如，文革的其中之一目标就是针对官僚系统，推出林帅这个大军头是恰当的，但人民尚未觉醒，失败在所难免。....
教员生命最后的几年，已经把改开的所有需求准备好，至于谁去执行，曾把“文革遗产”交付（试探）邓希贤...他已经无时间了，只能留下一个平衡局。后续是，华、邓等都在做改开的事情，不同的人做法会不一样罢了。（合教员心意的人选很难有，最好还是他自己亲自执行，才能平衡好各方，农民、工人等也不会被抛弃。）
纵观中国历史，为了传承，大多是大杀一番，清除各个山头；当然，赵宋这种杯酒释兵权的做法也有，但却埋下了“靖康之耻”的祸根。
嘿嘿，教员还是太仁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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