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桂月大反覆——丙辰丁酉28天序时记事 -- 老老狐狸
1975年秋，重病缠身的康生，已感到将不久于人世。当王海容和唐闻生前去看望病重中的康生时，他说有重要情况要转告毛主席，康生说江青历史上有问题，是叛徒，知情者可找王观澜(徐明清的丈夫)、徐明清。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在清理江青档案时，发现有一份延安时期徐明清为江青写的证明材料，有关部门据此怀疑徐明清与江青关系密切，互相包庇，徐明清被捕入狱。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以10号文件的形式，对徐明清和江青的关系加以定性。在这个“红头文件”定性之下，徐明清被关押到秦城监狱，坐了两年多冤狱。
王观澜是余明清丈夫，原农业部副部长、北京农大校长。
中央专案组开始审查江青的历史和罪行时，从江青的档案材料中发现：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晨更工学团”时，徐明清曾是江青的领导，两人有过一段来往；1937年在延安时，徐明清还为江青写过一份证明她在上海参加过革命活动、表现进步的材料。
于是，专案组通过公安部找到了徐明清，要她揭发江青的罪行。徐明清记得，在那几天里，一位副部长带着一个书记员，每天乘一辆灰色吉姆车来王观澜家，一谈就是一上午，非常严肃，连口水也不喝。他们要求徐明清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
但徐明清认为自己并不知晓江青的历史问题，无法作出揭发。她的态度是，无论对待什么人，都应该实事求是，自己不知道的不能乱说，不能不顾事实去造谣捏造。
就此，有关方面以“帮助江青混入革命队伍，给江青写过信，长期包庇江青”的罪名，将徐明清正式逮捕，关押在一个至今她和她的家人都弄不清楚的地点。
徐明清写下的材料，被审讯人员认为是“客观主义”，不老实，总也通不过。每次谈完话，那些人都放下几张纸，让她继续写。几轮下来，他们仍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些人急了，大声训斥徐明清：“你这个人，不吃敬酒吃罚酒。让你写江青怎么叛变的，你写了不就没问题了嘛，不就可以放你回家了嘛！”
徐明清说道：“江青被捕和我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并不清楚她被捕后是否叛变，更不知道她叛变的细节，我怎么能写呢？我也写不出来啊！”
于是，审讯人员对徐明清实行“车轮战”，一天提审数次，白天黑夜不让她睡觉。如此的精神和肉体摧残，巨大的政治压力，折磨得徐明清头脑晕痛，握笔颤抖，几乎神经错乱。
1977年1月8日，徐明清被迫写下了一份交代材料。
徐明清万万没料到，两个多月后，她写的那份材料竟被影印收入一份“红头”文件，即《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之中，并于1977年3月6日印发全国。文件的按语中说：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10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部分了解徐明清历史的老同志不断为徐明清鸣冤。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后，着手清理冤假错案，他在一次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四人帮”粉碎后，我们还在搞“左”的那一套，还乱抓人。现在要赶快放。他一口气说了20多个被乱抓的人名，其中就提及了徐明清。
1980年3月10日，农业部党组经中央组织部审批后正式向徐明清本人和其亲属宣布：撤销“文革”中于1972年错定徐明清为叛徒的决定；恢复她的党组织生活和行政十级的待遇；恢复名誉。
1982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1号上，特别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
《复查结果》指出：“徐明清同志和江青的关系问题，经中央组织部核实，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泾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材料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她自由的当时，即申明推翻了。”
《复查结果》还说：“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7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1981年9月1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
1975年10月，邓小平转交清华副书记刘冰给教员的第二封信（继续举报新说：“你不要回沈阳了，留在我身边做我和政治局的联络员吧，那两个‘小耗子’跳船了”（《关于毛远新的几件事情》，载《问史求信集》。）
这段应该是：
1975年10月，邓小平转交清华副书记刘冰给教员的第二封信（继续举报迟群，还新加了谢静宜。教员对从新疆返回沈阳途径北京的毛远新说：“你不要回沈阳了，留在我身边做我和政治局的联络员吧，那两个‘小耗子’跳船了”（《关于毛远新的几件事情》，载《问史求信集》。）
中间少了粗体的一段。
应该是“1976年2月底，尼克松二度访华。。。。”
因为知识阶层生产世界绝大部分财富。
人工智能发展一定阶段，将消灭工人农民，50后就可能会看到，什么996，有工作，就是地位的象征!
我倒觉得，王唐替康生传话这事对教员影响很大。康生举报一事教员并未扩散，冷处理了，外界知道这事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下发材料以及康生秘书黄宗汉等对外宣讲“康老与四人帮斗争的功绩”之后才广为人知的。
康邓关系密切，且70年九届二中之后康明显疏远江（黄宗汉语），这点，教员是知道的。
康的举报、各地整顿清派性将“文革一系”全去掉、政治局会议批江“围攻”（江青语）、刘冰来信举报迟群谢静宜，一系列串起来，邓和老干部一系牵头是不会包容“文革一系”的，这样下去，教员期望的“三结合”、“团结”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结合”、“团结”一直是教员孜孜以求的，即便是让远新担任了联络员、收回存放在“两个小耗子”处的文稿，毛对外交部斗得厉害的两派（王唐pk乔章）依然是劝和，12月他亲自召集四人，说，老的不要滚，小的也不要滚。收到章含之76·4·25信，他的批示是：借刀杀人、借中央的刀杀王海容唐闻生。即便是小耗子跳了船，教员还是要保的，对于乔章，教员也只是不再收他们送的材料而已，并无处理。
1975年11月4日，开了第一次政治局帮助邓小平八人会议，当天晚上，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谈到会上有的同志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又说：开会就是帮助他（指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一手抓笔杆子...
这两杆子本身是很难相容的...但在主席的目标达到前要合作...
林委托江文艺座谈会这事即是一例...
但在目标达到后...九大会毕即两杆子矛盾激化...
江去拍林彪读毛著的照片...表示和缓...
从批林的材料看...根本就是一个瞧不起笔杆子...
文革小组初始...那边的人都有...这是个文革招牌...
九大召开...文革胜利结束...小组使命也结束了...
实际上小组里...老干部力不从心...先下了...
只留下文革派和军队为主力...
文革派点火...军队灭火...
才有了九大前的局面...枪杆子略占上风...
党章写入林接班...
人大是五年一届...
三届人大是64开的...只开了第一次会...主席是刘...
九大开完要开四届了吧...
林要设国家主席...
主席不同意...是你要想做国家主席...
枪杆子坐大...招致出局...
叫回邓维持平衡...
75召开四届人大...
此时很难再......
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写的是九大前的日子...
“阳光”是“灿烂”...不是明媚...
九大后...用温度表达...就是一个“冷”...
开始时都听主席的话...慢慢就脱缰了...
到去世...主席都是被动的处理眼前紧要的事情...
九大后...会见尼克松是最大的亮点...
1976年9月至10月间，中国政坛围绕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逮捕“四人帮”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阐述了抓捕“四人帮”的理由，其中提到两篇文章：一篇是1976年9月16日“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篇是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两报一刊”社论，但参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两家。红旗杂志社一人参加了领导机构“六人小组”，并任召集人，另一人则为写作小组成员（以下分别简称“召集人”和“成员”）。“成员”是姚文元亲自从上海调入红旗杂志社的，他参加了社论起草的全过程。1976年12月11日和1976年12月12日晚，“召集人”和“成员”分别详细回忆了社论的写作经过。两人基本一致：姚文元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这句话在文章送审稿上就有；社论起草者也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是他们从别处引用过来的。
他们写“按既定方针办”的根据有三：一是中央6月电报提到毛泽东的两条最新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二是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均有人参加七八月间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听到过谷牧传达“按既定方针办”；三是新华社8月或9月的《内部参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体引用“按既定方针办”。
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于1976年7月6日至8月1日在北京召开，谷牧主持会议，华国锋于7月30日晚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召集人”和“成员”多次谈到这次会议与“按既定方针办”的关系。
1977年5月9日，“成员”又说：
10月17日上午，我在三楼走廊上，拉着林某某到360室，向他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我想不通，明明是早在社论之前就有了，怎么会算在张、姚的账上？我记得你在7月底去听谷牧副总理传达，你回来时也传达说‘按既定方针办’，情况你是知道的，如果说有错，那么是谷牧传达错了。”林听了，很害怕，急忙说：“你不能这样讲，千万不能。即使有怀疑，也不能讲。要讲，只能去对老狄他们讲。”下午，我在236室又问“召集人”：“对于‘按既定方针办’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召集人”说：“具体的我也说不清，只能放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大背景中才能看清这是阴谋。”10月18日上午，林告诉我说，他在7月底听谷牧同志传达时笔记上记的那句话是“照过去的既定方针办”。我当时也不相信，以为他在笔记本上作了修改。我在10月下旬，还跑到党刊室找刘某某同志，翻看9月初的新华社《内部参考》，以证实当时我参加炮制社论时的印象。
“召集人”、“成员”关于“按既定方针办”源于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说法，还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比如，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也谈及此事。不同的是，他说传达“按既定方针办”的是华国锋，而不是谷牧。
毫无疑问，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毛泽东明明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或谷牧为什么传达成“按既定方针办”呢？
最近看到阎长贵、苌江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一文，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按既定方针办”竟然是会议记录者笔误造成的！文章说：
陈斐章从20世纪50年代起，20多年一直在国家计委办公厅工作，参加党组会议作记录，或起草负责人讲话和有关文件等。
在一次谈话中，陈斐章告诉我们，毛主席逝世后引起非常轰动的一句话，即“按既定方针办”一语的造成和出现，同他作记录时的失误有关，并讲了细节。我们听后都很震惊，我们觉得对历史负责，还历史本来面貌，很有必要把这个鲜为人知的情况告诉世人……
在1976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捣乱，斗争很激烈，加之发生百年不遇的唐山大地震，会场乱哄哄。一天，华国锋拿着陈斐章等人起草的稿子宣读，中间离开稿子讲了几句话，内容即是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华说，毛主席讲：“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在华国锋停顿的时候，王洪文突然插话，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呢。接着，华国锋又把“你办事，我放心”说了一遍。由于人多听不清，担任记录的陈斐章只听清“不要着急”，至于什么“方针办”，没听清。情急中，陈斐章顺连其意，写成“按既定方针办”。会后，陈斐章整理华国锋讲话稿，发现记录与原话不一致，即请示当时的领导，也是组织和服务这次座谈会的计委一位副主任核实，而他未核实就发文了。
萧木传达张春桥意见给上海，收信人是：
朱、王、王、陈、顾、章
我以前听说过的上海四人帮余党就徐景贤马天水，怎么这俩在这列表里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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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解读萧木传话如下：
....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坏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
邓罪该万死，不能放过他
.....
第二天，我看见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领导身体万寿无疆，各位别担心
我们没掌握军队，咋整？领导说他们没组织起来没帅才，不怕啦
放心，我们能掌握会议多数（常委2:2;中委占多数）
坚持一下，过一段就好了
国庆前争取选出毛主席论接班人五条标准的。
接班人的标准我们会掌握的
【啥时候了扯这没用的】
从批邓入手，准备搞斗争
【没有暗黑内容，毁啥？苦啥？】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
......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 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上海别搞别的，要准备打仗，扎实一些！
朱、王、王、陈、顾、章：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顾澄海、章树焜
9月24日或25日，叶在住地同粟裕（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宋时轮（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谈话，告知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粟裕传》说，毛的追悼活动结束后，叶剑英就找了粟裕，要他摸一下北京周围部队的情况，粟知道解决“四人帮”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了解了部队情况，向叶作过汇报。
九大开完要开四届了吧...
林要设国家主席...
主席不同意...是你要想做国家主席...
从现在能找到的资料看，说“林想做国家主席”依据不充分，吴法宪出狱后已经否认叶群对他说过“林彪咋摆？”（参见徐明清揭发江青一文），林彪自己的谈话记录都是：教员当，我不当。
我认为关注重点有二：
1、后101时代谁接班？教员和101严重分歧；
2、天才论+吹捧超天才。
九届二中，101是借“不设国家主席”、“删掉4个副词”、“否认领袖们是天才”等上纲上线敲打张，挑起了会议气氛，早就对张等不满的的，如二陈等老干群体和军头们群起而攻，许、汪等也参加了，小张当时非常狼狈，教员不得不出手，拿下陈老夫子才稳住。
这事导致了教员和101分歧公开化，也让教员看到老干部群体不可能接受小张的现实，这才有王、华等人进京，还让王读《汉书·刘盆子传》。
另，康生秘书黄宗汉说，这以后，康生与江青越来越疏远。
从逻辑上说，“发枪一事”既然不能作为“四人帮”准备在上海作乱的证据，那么远新回不回辽宁与粟裕、徐向前有关吗？
都可以从教员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听取远新汇报时的谈话记录看出来。
经毛泽东批准，从二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多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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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
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QUOTE]
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
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在《指示》当中，毛泽东错误地点名批评邓小平，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但即便事情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表示：“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传（1949-1976）》（金冲及，200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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