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史记孔子世家》中几个小故事 -- 燕人
管子生活于公元前700年，辅佐齐桓公成就五霸之首，先有管子，之后齐国临淄开设稷下学宫，诸子在那里论道。
想来诸子的学问并非都是自己想出来，带着学问去论道的，那么他们是受到谁的教育呢？猜想学的就是当时管子的学问。初读管子的遗篇，称得上包罗万象，逻辑清晰，极可能是当时集文化于大成的著作。有学者认为当时的贵族都在学管子。诸子少时读的可能就是管子的经。
诸子的思想多涉及管子的论述，但是国人能自知的不多，又好创新，善于把经读歪了。。。
就成了儒家门人，然后在史记中替孔子吹牛。这个说法你能接受？
司马迁怎末知道的。
阳虎这段的作用与孟氏的遗嘱放在一起就有明白的意义了。暗示孔子的出身嘛。孔子自知根红苗正，其他人也知道他根红苗正。
我理解《史记》文学意味很重。但是没有更可靠的资料了。
社会主体思维是黄老道家，还有法术。
他把孔子归结到帝王一类，可谓远见卓识。
另外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关系，只是论学之友，而非师生。司马迁比董仲舒大３０多岁。达雅说司马迁是儒生是错误的。
他对孔子的尊崇导致贴金是有可能的。但是关于孔子，没有更多真实史料。
孔安国、董仲舒，都是一代儒宗，甚至是百代儒宗。
真要类比，就至少是某人在清华大学校长和新竹清华校长手上各拿了一个博士，然后写文章说梅贻琦校长当年多么艰辛而成就卓著。
金圣叹算它六大“才子书”，与《西厢记》并称。
所以啊，贴金是文人的卑鄙做法，古已有之。哈哈哈。
明明是董仲舒比司马迁大。你是不是看漏了“公元前”的“前”。
另外，我很怀疑基督教的“耶稣是王”是从司马迁立孔子为世家那里学去的。
“董生”而已。这么称呼老师吗？
司马迁和董仲舒的所谓“师生关系”，从独尊儒术后无人知道，南宋后期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提出。儒生们当然喜欢这么说。
孔安国和司马迁啥关系，回头查查。
你需要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所司马迁是儒家门人。
打着文化百家的红旗，反对孔子和司马迁？
真是新鲜啊。
但司马迁称董仲舒“董生”。
下面这文章很专业的，你读读
【一、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的最根本的依据是《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史记集解》引服虔曰：“仲舒也。”将《太史公自序》所引董生之言与董仲舒《春秋繁露》相对照，可以看出服虔注是正确的。但是仅凭这些就认定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引用董生之言并不意味着司马迁受学于董仲舒。《太史公自序》明确指出《史记》的写作宗旨是“阙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春秋繁露》为《春秋》异传，正是《史记》“厥协”、“整齐”的范围。而且，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在汉武帝时期被尊为官方哲学，对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文化、学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司马迁以《史记》上继《春秋》，他无法绕过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所以《史记》采用董仲舒的一些言论，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如果我们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就会看到《史记》广为征引此前古籍，其范围包括王官之学与百家之学两大类。据金德建先生《司马迁所见书考》，《史记》征引的书有八十多种（有的学者则考订司马迁引古籍达102种）。我们可以就《史记》与六经或百家中任何一种古籍的关系写出一篇大文章。《史记》中除当代史以外，此前的历史记载都是依据古籍，基本上是由“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构成的。所以从《史记》中找出一些董仲舒的言论，实在算不得稀罕事，决不能从中得出司马迁师承董仲舒的结论。如果看到司马迁引用某家之书就断言司马迁师承某家，那么司马迁师承的就不止董仲舒一家，而是一百多家！】
链接在此。
这是很专门的学问，不是我这样的在网上妄语能整明白的，实在因为楼下任老师和达雅同学提出司马迁的儒家身份，与我的印象大相径庭，所以我去搜索了一下。任老师更持司马迁所谓儒家身份而为孔子造假的观点，尤为我所不能接受。
搜索到一篇文章，供同学们参考。
【那么，司马迁的学术思想究竟渊源何处呢？这就必须理解先秦两汉的文化学术发展大势以及史官在中国早期学术发展中的地位。从上古三代到秦汉之际，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经历了由合到分、由分到合的过程，此即《庄子·天下》所说的“道术为天下裂”和《易传》所谓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过程。史官在上古三代时期职掌文化学术，他们是当时的哲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和博物学家，是当时的通人达才，是中国最早的文化人。由于史官具有这一通才之学的传统，因而在经历了战国学术分裂之后，在秦汉之际文化学术由分裂重新走向整合的时候，史官理所当然地要肩负起整合学术的历史重任，建立起类似于上古三代时期史官职掌的通才之学。《史记·太史公自序》实际上对此有所指点：“司马氏世典周史。”又载司马谈临终遗嘱云：“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司马谈的尊祖意识和使命意识十分强烈，他想从自己这一代开始，重新继承起中断了几百年的天官家世。为此他“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积极为建立史官通才之学创造条件。从《论六家要指》来看，他对百家之学理解得很深，而从他的遗嘱中，也可以看到他对六经异传造诣非浅。他壮志未酬而离开人间，他的这些学问都传给了儿子司马迁。中国古代的文史星历、卜祝乐师及百工都是世守其业代代相传，因此司马迁的学术渊源，不是来自别人，而是来自乃父，司马谈是他的启蒙老师。由于司马谈要远绍史官家世，复兴史官通才之学的传统，因而他对司马迁的培养，必然要体现出通学的特色，而不局限于一经一技。对司马迁来说，他的父亲非常博学，已经完成了转益多师的工作，他只须从父学习就可以了。从《太史公自序》不载司马迁学于孔安国一事来看，《汉书·儒林传》所记载的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可能是司马迁在写上古三代史时遇到了疑难，于是便持此疑点向当时的《尚书》大师孔安国求教，这是一种临时性的请益，而非及门受业弟子。司马迁主要得力于家学渊源，而不属于经学中的任何一派。结合《论六家要指》与《史记》全书来看，司马谈所传给儿子的不仅仅是天官知识和学术思想，更重要的是传给司马迁一种比较自由通达的思想方法，一种包容百家的广阔的学术心胸，一种整合此前文化学术的使命意识。这种恢宏的学术心胸是任何一位恪守师法的经师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太史公自序》说《史记》著述的学术目标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司马迁的学术视野包括王官学的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两大类，董仲舒公羊学只不过《史记》“厥协”的比较重要的一家。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的要害，是将司马迁从文化昆仑的崇高地位贬到公羊学经师的水平。】
我同意这位老师的观点。把司马迁说成儒家门人，真的太过贬低司马迁的水平了。
任老师说司马迁是儒生在作品中美化孔子。你跑出来接力，说司马迁向两位“儒宗”学习，但不是纯儒。不是纯儒，是啥儒啊？黑太史公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