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中国人在古巴的一天--所谓舞厅 -- 副将

【 全世界羡慕法国和英国的人民更多，对吧？

不信？ 去做个民意调查好了，看全世界人民是想去古巴定居的人多一些，还是想去法国定居的人多一些？】

羡慕古巴人的快乐就是要去古巴定居？

（认识文革的优点就是去北朝鲜生活？）

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尽国家资源保证人民的平等和生活幸福。在全球古巴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独一无二有什么用啊？ 哪个国家不是独一无二啊？ 阿富汗就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埋葬了三个超级大国的地方。

非洲的斯威士兰，也在全世界独一无二，你看看他们国王选妃就知道了。世界上最落后国家之一。

古巴人民的生活，一直是配给制。据说（我也没证据），据去古巴旅游过的中国人写的攻略，古巴人民现在每个人每月配给三个鸡蛋。人人平等，每人三个。

这种平等，谁愿意享受谁去享受好了。估计全世界愿意享受这种所谓的平等的人，也不多。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真要你去古巴过这样“平等”的生活，你一年也过不下去。

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

真正的问题在于：

（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于世界上的意义有两个，一是生存，二是斗争。因为你不去斗人家，人家要斗你）

一，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让人民过上像古巴这样的“平等”、但是一个月只能吃三个鸡蛋的贫穷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在面对危地马拉这样的烂国家，可能还有“优越性”（因为平等嘛）。但是，面对美国这样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时候，你就没戏唱了，你的人民就想跑过去（想想以前的大陆的“逃港潮”，那还是在我们有伟大的毛主席在的时候发生的事。古巴没有那么伟大的毛主席，只会跑得更多）。

二，我们中国，尤其不能搞这样“三个鸡蛋”的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之一，不但是要维持社会主义，还要对抗美国为首、台湾为辅的资本主义。平等但是只有“三个鸡蛋”的社会主义，只会在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面前被冲击得落花流水（强大如苏联都垮了，对不？何况其他）。所以，我们宁愿选择不那么平等，但鸡蛋可以随便吃的社会主义（就像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要古巴式的社会主义。因为那样的话，在和美国对抗的过程中，会死得很快。因为你没经济实力、没有生活水平、没有吸引力。

好在，我们中国是这么选择的---改革开放。

这其实就是小平同志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的含义。

我无比的赞同小平同志的意思。

贫穷的社会主义，去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做长期的斗争，一定是死路一条。

这，一直是我的想法，没变过。

（注：我说的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不是一年、二年，而是长期的、马拉松式的斗争）

古巴应该奋起改革，这也是我的意思。

“三个鸡蛋”更多的意义，是个比喻。比喻人民生活穷困，而且难以改善；改善的时间没有希望，看不到预期。

朝鲜20年前的困难时期，好歹还向人民许了个愿：争取让人民每家每户都吃上白米饭、喝上肉汤，让人民有个盼头。尽管这样的盼头，在今天的中国人民看来就是个笑话。在美国人民看来也是笑话，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人民，早就过了这个阶段了，眼界和追求不一样了。

中国人民现在三大追求：住更大房子、开好车、子女考上好大学。

三个鸡蛋的日子，离我们中国人已经很远了。。因为我们有了改革开放。

就这一点还不够？

而不是单纯的物质满足。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这是邓副主席多次强调的。

古巴现在正努力走向富裕。这不是简单的主义的问题。资本主义必然带来贫富分化。这是共产党人努力避免的。古巴的难度比起中国来不是一个级别的。

一，中国大陆人民逃往香港，就是我们俗称的“逃港潮”，有好几次，时间发生在1957年、1962年、1972年、1978-79年。改革开放以后停止。

二，古巴人民逃往美国

三，东德人民越过柏林墙逃往西德

上面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逃往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而不是相反。难道，你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平等？ 1957年、1962年、1972年的中国，可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怎么会社会不平等？ 可人民为什么要逃往香港？ 怎么不是香港人民逃往大陆？

怎么都是古巴人民大规模跑到美国？ 有美国人民大规模逃往古巴的吗？ 这么平等的社会主义，怎么吸引不了美国人民呢?

柏林墙建立起来以后，防止的都是东德人民逃往西德，对吧？

我还要说的是，这三个地方的人民外逃，都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对！冒着生命危险的！

到底是什么使得人民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外逃？ 是因为要去的地方---香港、美国、西德，有更多的平等吗？

我想知道答案。

一定程度与中国联美抗苏的策略有关，如果中国继续与美国对立，苏联未必要急着搞什么新思维，一下子断送了苏联。历史上，当中苏关系密切的时候，美国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后来中美接近，就轮到苏联的日子难过了。在中美苏这个三国游戏中，中国虽然力量不足，但是加到哪一头，另外一边就会很难受。

如果主席在，应该不会用牺牲台湾利益的方法与美国建交，当时的形势是美国人有求与我们，中国其实不用急。因为不和中国搞好关系，美国就无法集中精力对付苏联，就好像今天老美为了对付中国要从阿富汗撤军的道理一样。所以，如果美国不和中国友好，仍然用两个拳头打人，大概率是无法击倒苏联的，也就不存在什么‘苏联倒了，美国没必要和中国建交’的情况。

另外，1980年中国东风4服役，东风5试验成功，就算打不到美国，打美国的盟友和驻韩日美军是可以的，并非毫无威慑力。

以下是摘录的“逃港”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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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新中国成立期间，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这只是建国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

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在广东宝安县，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宝安外事办公室《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宝外字10号，1959年1月28日）显示，1956—1958年，经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宝安县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宝安县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避孕套当“救生圈”，撒老虎的粪便防警犬

当时在广东偷渡， 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 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到达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

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还有人将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一直游过去。广州人把从水路偷渡逃港称作“督卒”，借用下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民众也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以便日后“逃港”派上用场。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要顺利游到香港，除了最佳下水地点外，还需要更多技巧。准备充分的人在偷渡时，会带上一个小型的充气救生圈之类的可供漂浮的物体，但并不是一下水就用，因为那样会影响速度，也容易被发现。相反，他们会将这些充气物腔内的空气放掉，折叠好带下水，等到游到中途累了时，拿出来吹上气漂浮水上稍作休息。有些人在下水前喝上一大碗煮好的姜汤，虽然辛辣，但能驱寒，不至于在途中被冻死。

从陆上偷渡， 便是通常的中线，即在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港，广东人戏称“扑网”。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 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探照灯、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为了防狗，偷渡逃港者临行前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虎，就不敢追了。有人为防止被边防军看到，将西瓜挖空，瓜皮套在头上，只把眼睛露出来。

陆上越“网”， 海上破浪， 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 相对而言较安全， 但带有集团性质， 出了事问题较严重， 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笔不小的费用， 但为“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倾家荡产。乘船偷渡会偏向于东线，即大鹏湾水路，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十多公里的水面，而且海浪很大，经常发生偷渡时溺亡的情况。

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直接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千万民众死于饥荒、疾病。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终于在1962年如火山喷发。

1962年“五月大逃亡”

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边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 ，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后来曾回忆道。

除了人数众多外，有些逃港者还有组织、有指挥，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扬言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也有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此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责成广东省委，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香港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5月22日至7月8日，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

这次逃港，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也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超过十万人次涌入深圳。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内地。内地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更是有增无减。

拿青春赌明天，知青成“港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广州一带，“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 “思想教育”，对香港的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时不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回“新奇”的物品和见闻，什么威化饼、塑料雨衣等，这一切，让许多返城无门的知青们，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舍弃北京的优越生活，携家带口乘坐一艘布满标语和口号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不久，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拉开了序幕。

知青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最近的一个下水点在海边公路125公里路标处。最适合的时间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间。根据海潮涨退规律，当地人总结出谚语：初三十八水顶流。在这段时间下水为顺水，不用太费力就能游到对面。

当时，边防军巡查得很严格，但总有人能蒙混过去。海边是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士兵换岗的短暂时间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无权再管。

泳圈、气枕等在当时属于违禁品，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海岸沿线，知青便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篮球塞到网袋里，就是泅渡的“救生衣”了，也有人拿乒乓球拍当桨，用被子当帆，下水后努力往对岸划，并且下水前一般都会准备好一些炒米饼当干粮，随身携带，以防发生不测，好歹有东西充饥。

创办了《中外影画》的香港影评人列孚是偷渡者之一。当年，他响应毛主席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从广州来到与香港毗邻的宝安县插队落户。几年下来，列孚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在确切地明白回广州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他选择了对岸的“资本主义香港”。

1973年5月31日凌晨，当时列孚还叫王凯南，他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一头扑进深圳河，手脚并用地去了香港。

同样，后来成为香港“金牌编剧”的梁立人、“乐坛教父”罗文、“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也先后偷渡逃往香港。刘梦熊回忆自己偷渡经历：走了六天六夜到海边，天黑就下水，游到天亮还没有上岸。巡逻艇追上来了，他一边划水一边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鼓励自己游过海。

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野的知青，由于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重体力劳动与离乡背井的苦楚，便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成功者毕竟是少数。有偷渡客说，香港很好，却没有自己的位置，漂在那里没有根。相对于时下流行的“北漂”、“南漂”来说，偷渡香港的这群知青，很早便已是“港漂”了。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6年“文革”结束，内地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

较之以前，“文革”刚刚结束的“逃港”风波，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文革”后，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支队伍。

在广州，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党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与他同行。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对越演越烈的“逃港”，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如果再加强力量，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

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这也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港。仅1978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耐人寻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

中国最高决策者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场新的“逃港”潮再次席卷而来。

“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

1979年春节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

在广东一些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更是满天飞，什么“边防口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

那时，来自各地的偷渡客都是背着一锅饭来的，当时深圳所有食品杂货店的饼干面包都被买光了，连咸鱼都断货。据统计，1月至5月份，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62年。这一年的春夏之间，尽管设立了70多个哨站，日夜加强巡逻，外逃偷渡的人依然如永不退潮的潮水，不断涌向边防卡哨。

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如数十条汹涌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当时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农民一听说“边境开放”的谣言，脚都没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儿带女就往香港方向跑。为了堵截偷渡者冲关，港英当局差不多动用了香港警力的整个家底，还出动了7架直升飞机，2艘军舰，军警4000人，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海陆空立体巡逻。

此次外逃的不仅是普通百姓。深圳自1978年以来，有119名干部和193名干部子女，经申请批准，以“合法”身份去了香港，全市干部逃港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发生子女外逃问题，共逃出56人。造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

迅猛的外逃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拉尸行”。鼎盛时，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如尸体已经腐烂，甚为难闻，掩埋困难，就加至20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村民10天的收入。

说起“5·6”事件，一位深圳老人，不胜唏嘘：1957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也带来很大的困难。1979年上半年，深圳、东莞等地收容人员跳车跑掉了1万多人，摔死摔伤200多人（其中死亡40人）。押送人员从安全考虑，曾采用手铐和绳索捆绑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香港方面1月至6月初，遣送3.3万多偷渡者，为过去4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倍。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再次惊动了中央。1979年6月10日至1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军区和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在听取广东汇报之后，研究了制止偷渡外逃的紧急措施。当年7月5日，华国锋计划访问英国，当时港英政府对中国外逃反应强烈，香港舆论界大量报道广东的外逃偷渡之风，称中国“政局不稳”，共产党对局势“失去了控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当前，要把迅速刹住外逃风，当作一项紧急任务，由党委第一把手挂帅，组织专门力量，采取有效措施……七月五日前（即华国锋访问英国前），基本刹住外逃风。

高层反偷渡外逃决心很大，李先念在会上指出：“中央是明确的，外逃就是要反。”并指示在当前，要“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对引渡犯，要制裁他几个。”

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解决偷渡外逃的根本，还在于发展生产力。李先念说：有些地方生产倒退下来，是个严重问题。人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东县港口、大洲两个渔业公社），太不像话了。省委要把生产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嘛！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听起来寒心。

结果编辑 语音

“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中央指示广东省委要加强反偷渡外逃工作后，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在6月17、18日主持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对开展反外逃斗争作了部署。省委成立了由10人组成的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习仲勋任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省委常委寇庆延任副组长。兵分三路，把反偷渡外逃当成一个大战役来打。

6月18日，黄荣海带队到了深圳，19日，部队开到了指定位置。黄荣海说：“现在海上跑的占75%，陆上占5%－6%。除新疆西藏外，各省都有。”当时，为了加强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还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把200多个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起来一起动员学习。习仲勋明确指出：偷渡外逃不是敌我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据统计，1979年广东发生偷渡外逃30万人次，逃出人数75817人。1980年1月至8月，广东又发生偷渡外逃143134人次，逃出36673人。为此，香港当局也不得不于当年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抵垒政策”，转为实行“即捕即解”——所有由中国内地抵达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将被遣返中国；市民必须在本港任何地方携带身份证备查；禁止非法入境人士就业，否则雇主将被严惩。

物极必反。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长期的反偷渡斗争，使中央及广东的领导人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旨在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骤然停止。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随着内地全面改革开放波澜壮阔般展开，困扰多年的“逃港”问题终于釜底抽薪。1997年香港的回归，“个人游”的政策为内地人来港提供的方便，加上香港边境反偷渡系统的不断完善，偷渡情况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在2006年，被捕的内地非法偷渡客已经大幅降低到3173人。

我们现在很难体会，当年逃港者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我们也很难感受，那些被遣返的人的绝望。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等人的财富之路，都是从逃港开始的。数十万的逃港者，则为了生计，在把香港打造为亚洲“四小龙”的同时，默默无闻地献出了个人的青春，甚至生命。无论成功或者失败，这些逃港者注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令人心酸而意味深长的注解。 [1]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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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一，逃港潮，多次发生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大陆，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社会平等”吗？ 既然不是，那么，这么多的人民逃港，是为什么呢？

二，“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舍弃北京的优越生活，携家带口乘坐一艘布满标语和口号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

实际上，马思聪逃港后去美国，连累了很多人。包括国内帮助他逃港的他的厨师和他的一个亲戚，都被关押判刑死于非命（文革时期，你懂的）

三，逃港，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这个摘要中已经说了的。

到底是什么，使得一些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也要逃港？是因为中国没有“社会平等”？

我还是那句话，贫穷的社会主义，在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长期对抗中，只有死路一条。因为你没有经济实力、没有生活水平、没有吸引力。

你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嘛。。。

那自己那个帖子里，说得清清楚楚的啊：

“我是真心爱加拿大，跟某些拿了护照，却一心想加拿大坐稳60

北方看门狗位子的 “自称加拿大人” 不同。”

链接在此：https://www.talkcc.net/thread/4649850

这难道不是你“潜望镜”说的吗？

农村我是没有去过，但我雇导游转过一些地方，总体来说是不怎么富裕，但是也没有你文中说的那么不堪。物质是不怎么丰富，但也不至于饿着。为了买私人制作的雪茄，也去过一些人家，也路过过一些农村，导游告知过我他们几个中央常委住的地方，我就没有看出你说的那些东西。网上有中国留学生在那儿的文章，也没有看见你说的那些东西。

你不要拿一些片面的文章吓唬国内的人，为你的稻上飞辩护。

伟大的历史人物，生前常有起落，身后也会有起落。

毛主席二三十年前落过，所以现在起了，而且起得坚实。

老邓现在是落了，还没到底，要到底才会起，这样起得

才会坚实。

一部分人民群众总是蜜汁自信，一会觉得自己比毛主席

高明，一会觉得自己比老邓高明。

“越南挨着中国，古巴挨着地狱”

铁手为什么要住在地狱？？ 这个，呵呵

再说了，“越南挨着中国”，那也是因为挨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对不？ 要是挨着像古巴一样贫穷的中国呢？ 越南还有戏吗？

摘录如下：

（2018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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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朋友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当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

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同志们、朋友们！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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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足以说明问题了。

邓小平同志就是伟大！

我还号召加拿大组建军队，24 小时打到白宫呢。

应该对比的是海地，好得太多了，还是在封锁状态下。

就是因为经济原因，所以出逃。那也是因为对手宣传的结果。

我和我雇的导游说过这个问题，他说他就有护照可以出国，也去过美国，但他也没有留在美国，虽然他羡慕美国，我估计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在美国过上他在古巴一样的生活的。

这有什么？你想就出逃的问题引导什么结论？是不是邓小平的改革就是好？我不想和你讨论这个问题，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重点，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打到邓小平的时代，没别的，就是他搞得两级分化太严重了。要是按你那样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得到每一个皇帝和政治人物都是有其历史功劳的，连汪精卫也有历史功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