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智者邓小平 (１) 从稻公之称说起 -- 响水湾

毛泽东说：军令状有时也靠不住。关云长立了军令状，结果华容道上曹操还是走掉了。公社党委书记、管理区总支书记、县委书记，主要是这三级，这些人的话就是不能都听，比如增产这样的问题，不能听。生产队长比较可靠。过去不大听支部书记的话，但是现在证明非听支部书记的话不行，真理比较在支部书记手里和一部分总支书记手里。工业方面是否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总是听这些厂长、党委书记，司局长，各级党委的工业书记、计划委员会主任的话，把统计数字一累计。真要研究一下，用几天工夫，要工段长、车间主任、支部书记、总支书记来，最好再有一些有经验的工人和积极分子，他们同意了，他们都觉得可行，我看就差不多了。农村支部书记、农民向我们提出了问题，并且很明显，瞒产私分，搞粮食风潮，我们才开郑州会议。所以，真理总是来自群众。

通宝推：青青的蓝,十亿星阵,阴霾信仰,桥上,

复本大稻表示，反对称邓小平为“智者”

家园

之后会写一节，叫智者推动历史

敬请看我的解释。

复这个不一定算错误，应该是失误，可以理解。

家园

兄弟我一直好奇怀仁堂内部的陈设

据说怀仁堂是在前清房屋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改成了大礼堂，从卫星图上看，怀仁堂占地面积并不算大啊，怎么能容下那么多人。

第一届全国人大就是在怀仁堂开的，两千多代表怎么坐得下？

希望能有大佬来科普一下怀仁堂内部的陈设

复不知道作者当时生活在哪里的城镇农村

匿名

其实当时跟现在挺像的

高级干部一个接一个被打倒，然后有的又被复出，然后又被打倒。例如邓小平。搞到最后人民群众都疲掉了，跟现在看高官昨天台上讲反腐今天被抓差不多。反正紧跟党中央就是了。

另一个像的地方就是都有一些人通过表现自己的“红”、“忠诚”来向上爬，老挑其他人的毛病，挺让人烦的。

老邓文革中和文革后的复出其实是得人心的，就是正规化，建立正常的生产和学习秩序。工业上整顿“软懒散”，恢复高考，都是这个思路，也都是得到大家支持的。但是支持的情况也很复杂，等触动到自己利益的时候可能又不支持了。

复以前河里推荐过一本书《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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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县委书记的回忆：我参加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回忆（宫家和/一九六二年一月）

宫家和时任四川南川县委书记，他的回忆互相佐证：

1月11日上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这天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德、邓小平、陈云、林彪等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我们几个人坐在楼上，我是前排看中央领导较清楚。为了观看更清楚，不少人在会前还买了小望远镜，我也买了一个。大家见毛主席入场，全体起立，响起长时间的掌声。毛主席等领导招呼让大家就位，掌声才停止。不少同志其中也包括我，除从电影上（那时还没有电视）和报刊中见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外，没有直接见到过，这次不但见了毛主席，还听到毛主席给大家讲话，并一起照像合影，不少同志都高兴得热泪盈眶。开幕后，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代表中央讲了这次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和时间安排。并讲了地方上同志这几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工作出了问题不怨地方上同志，主要由中央负责。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把今后工作做好，与会同志要安下心来开好会接着，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报告他没有照稿子读，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二是关于民主集中制和统一领导问题；三是关于党的问题，报告主要讲了这几年党内作风出了毛病，表现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既缺少民主、叉缺少集中，瞎指挥、乱指挥，个人说了算。刘少奇同志讲到这几年工作，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问题，而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问题（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出现这些错误主要由中央负责，其次才是中央局和省市委负责这个报告为地县同志承担了责任，参加会的地县同志都很兴奋，觉得中央英明，少奇同志报告正确，又一次起立鼓掌不息大会从1月I 1日至1月29日，共18天时间，主要学习和讨论了少奇同志报告。一个省是一个大组，一个地区是一个小组，先学习报告全文，细读一天后，开始讨论报告和提出修改意见在讨论报告和对中央提意见后，地共同志和省直机关同志觉得还不过瘾，认为这几年出错误，省上有很大责任，为什么一样执行中央指示，有些省工作就好，有些省问题多，难道省委没责任吗？但提了省上意见后，有些省领导同志找各种原因不准向省上提，这样中央派到各省联络员又利用晚上到房间找地县同志了解情况。有几个省的地县同志对省上很有“气”，又不准在会上提，说什么这次主要的是解决中央问题和修改报告，对省上有意见，回省上再提。大家则认为在毛主席、党中央面前不准提，那回去谁还敢提？这些联络员把各省地方上意见反映到中央后，毛主席和常委同志商量，决定大会延长时间（原定1962年1月30日结束，31日代表离京回到冬地过春节（2月5日春节）。于是1月29日开大会，主要由毛主席讲话。毛主席讲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现在要解决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一些同志的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有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作了准备的，而且作了几年自我批评了，有好几个省的领导同志从59年起就自我批评，不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都不爱听了，说“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不自我批评了，就取得了主动我看这个会是不是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右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毛主席继续说，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自己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还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吃干饭、馒头）、一稀（稀饭馒头）。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了。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毛主席讲话完后，全场起立热烈鼓掌，经久不息，直到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离开主席台才停止鼓掌我当时觉得手掌都鼓痛了，生怕掌声小了。这次毛主席可讲到每个人心坎上了，特别是地县同志和省直机关同志散会走出大会堂门口，均是笑语欢歌，心潮澎湃。当晚各中央局召开了会，迅速部署贯彻好毛主席讲话．一定要在后一段会议使到会同志把“气”出出来出“气”重点是对省委领导。毛主席又趁热打铁，在1月30日晚上召开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一再强调要让到会同志把对省上的“气”出完，不要憋着一肚子“气”，回去怎能工作。省上同志不要压制民主，要让大家讲话毛主席讲话传达后，各省很快活跃起来，各组争先发言，特别是有中央联络员同志在场，大家更无顾虑了。我们四川各小组同志主要对当时西南局书记兼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提的意见多，主要集中在五个问题上：一是不执行毛主席指示，在1959年4月29日，为了纠正当时“左”的错误，毛主席亲自向全国省、地、县、社、大队、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发了一封信，名为“党内通信” 。毛主席讲了不要听上边那一套和脱离实际的高指标、瞎指挥。生产队、大队根据实际情况和群众意见，自己定指标，自己种什么自己定不要搞公社所有制，大队所有制，要以生产队为基础这本是纠“左”的正确指示，而在四川省向各地下发时，李井泉同志又在“党内通信”上加了要从积极方面去贯彻毛主席指示，那就意味着毛主席的指示纠“左”是消极的，结果四川仍照搞“左”的那一套二是大战钢铁 1958年发动大战钢铁消耗了不少钱财不说，又砍伐了不少森林，而炼出的铁叉不合格，要各地方小铁炉下马，而李井泉同志为了争光荣超额完成炼钢任务，叫各地出铁好的小土炉不要停，又继续烧了几个月，破坏了不少森林，烧出些不合格的烧结铁，真是劳民伤财三是公共食堂党中央1959年下半年就指示各省，办不好、群众意见大的就把供应粮发给社员，由社员自己做饭吃，全国大部分省均撤了食堂，而李井泉同志为了面子，叉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赞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心脏，指示一定不能把公共食堂撤了。结果四川多办了两年，办大食堂出了不少问题，直到7000人大会期间，我们在北京打电话回县才撤掉。四是全省农业上推行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的所谓“三个一”运动这个运动结果，使三年栽秧时为了一个样，不论山上山下都要扯绳子栽，并要沟向一个方向，结果延误了季节，刚栽上就来了伏旱，使粮食从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减产第五是四川过去称天府之国，由于瞎指挥，粮食大减产，不向中央讲实话，还一个劲向外省调粮，自己无法供应了就压缩自己城乡供应标准我们在北京开会，同云南、贵州、西藏几省住一个饭店。因熟人多，一了解，西藏供应未减少，云南只减一斤，而四川农村食堂只供应老称4两（小孩），六两（老人），八两（中年劳力）所谓4、6、8两，结果造成饿肚子，营养不够，病饿而死不少人。还有工资级别也比云、贵、藏低，其他省都比四川高，人家县书、县长是13级，而四川规定只定14级，地书、专员人家评10级，而四川只评到l l级，区乡干部比人家更低：还有地区类别，人家是五类地区，四川是一、二类地区再就是四川物价比哪个省都高，所谓“三低一高”这几条意见提得最尖锐从省级机关和专县到厂矿、大专院校，没有不气愤的特别省上参加会议同志，不少是随同李井泉同志一起从晋绥分局来四川的，都知道他是兼任成都大军区政委，他因进军来就是兵团政委，所以一直在军区领工资和供给，当然很高他工资比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高。又联系到他不但在生活上不关心干部，政治上还打击干部。在晋绥1947年土改时，所谓搬石头撤了不少干部，受到毛主席批评。这几年又犯同样毛病，工作出问题，就不检查他自己，就拿干部出气。这几年县委书记撤了一半多，抓起来判刑就有两个。提到这些事，大家更是气愤，非要他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当面检讨不可。意见通过联络员反映上去，中央领导指示四川，于2月1日开全省大组会这次会议朱德、邓小平同志均出席李井泉同志在大会上痛哭流涕的作了检讨朱德、邓小平同志在李井泉检讨后也部讲了话。他们代表中央向大会作检讨，并讲了这几年四川向外省调粮多了一些，致使四川粮食少了，饿死了一些人，中央有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四川搞瞎指挥，不实事求是上报，这和作风不民主有关系，希望井泉同志和省委同志通过这次会，根据大家所提意见，很好总结经验教训，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把今后工作做好小平同志还号召到会同志敞开思想，把心里不舒服的话都说出来，把中央和省上错误都讲够。这次扩大的工作会是中央召开的，允许到会同志把要说的话都要吐出来按四川方言所讲的．就是竹筒倒豆子同时还讲了毛主席宣布的三条纪律，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应是大会发扬民主的宗旨，二位领导的讲话，博得阵阵掌声。大会后又开小组会，大家对省上意见提得差不多了，这时到会的县书、县长思想也放开了，把憋着几年的气也都吐出来了。当会议进入对地委提意见时，在地委书记孙俊卿同志启发下，在联络员鼓励下，到会一位同志引用一句古语讲：“为臣者有言在喉，不吐不忠也”，这样就向地委开炮了。地委主要领导这几年跟省上错误路线太紧了，工作上瞎指挥，出了问题就拿县书、县长开刀，几年时间十个县书撤了八个，其中一人坐监狱，一人病死，只南川和秀山两县未撤，还对不关心干部群众等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对地委全面工作提意见后，各县同志意见最大的是对一位副书记，大家对这位同志不学习，主观、武断、暴躁，不讲政策、瞎指挥、乱批评人等错误提了很多批评意见，使这位同志思想很紧张。我同石德奎同志时这位副书记，也有意见，他对南川县工作和对我二人的批评带有个人主义成份，不是从工作出发，但我们考虑到此人有狭隘思想不接受别人批评的个性，就没有在小组会上提了，准备个别交换意见这位同志出于良心责备，晚上主动到我们二人住的房间，流着眼泪向我二人作了检讨，说自己脾气不好，对别人批评是工作问题，对你们二人批评是我个人主义，不是从工作出发，现在回想起来很痛心，希望你们二位谅解我，通过这次会议受到教育，我一定痛下决心改正错误我二人当即表示，我们都是同志，为了革命才走到一起了，互相有错误，认识了改正就好，今后我们有错误也望领导多批评。

在“出气”这一段，中间还穿插着开了两次大会，主要是中央几位常委同志讲话邓小平同志作为总书记，还讲了党的建设问题他着重讲如何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健全党内生活，坚持实事求是，各级党委要定期过民主生活，建立正常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培养选拔干部，加强学习等小平同志还引用一句古话，说一个开明领导，关键在于用人，“用一贤人则贤人竞至，用一小人则小人趋附” 周总理着重讲了这几年来计划工作中的失误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讲了当前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提出如何克服困难的办法朱德同志讲了要坚持马列主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问题林彪除讲了军事战略和城市防空等问题外，还讲了党的政治工作他讲的话同别的常委不一样，不讲这几年工作错误在中央，他讲的主要没有突出政治和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认为我们党的工作什么时候离开毛主席领导和毛泽东思想就会犯错误，这些年工作中出现问题就是没按毛主席指示办虽然他腔调不一样，但那时还认为他讲得对陈云同志在大会没有讲话，而在陕西省大组会发了言，主要讲实事求是，不要办那些脱离实际的事，不要去瞎指挥和侈谈妄想。

通宝推：桥上,

复一个县委书记的回忆：我参加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回忆（宫家和/一九六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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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县三年灾荒的前前后后（宫家和/一九五九年五月）

提起三年灾荒的1959年至1961年，中老年人都记忆犹新，这三年是全国解放后最困难的三年，在四川省涪陵地区更是难上加难。本来党中央毛主席已先发现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于1959年4月29日以他本人名义给省地县社（乡）大队（村）生产队发了一封信。当时我在南川主持县委工作，于5月2日收到这封信，常委先学习后，认为很及时、很有必要，坚决纠正大跃进以来各级领导头脑发高烧，推行大跃进瞎指挥、高指标、高估产的浮夸风，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等共产风决定当晚召开区社在家领导和县机关各部门领导干部电话会，先由县长石德奎同志宣读信的全文，我又反复讲了毛主席写这封信的内容、目的就是要我们各级领导头脑要清醒，克服不实事求是的瞎指挥，一定马上贯彻下去。

会后，常委又分工下到各区社去检查贯彻情况，我同副书记陈光明、农工部长韦山银去先锋公社找到社长向光弟、书记广仲淑，了解贯彻情况，他们都觉得毛主席这封信很及时，当天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大家拍手叫好，生产今年一定赶过去年刚谈完，接县委办公室电话要我们三人马上回县看地委紧急通知，我三人看后大吃一惊，内容讲省委李井泉政委批示要各级对毛主席《党内通信》从积极方面去领会贯彻，有的地方贯彻后认为不搞大跃进了，这是错误领会，不能给大跃进泼冷水，更不能下马钢铁厂。地委还强调1959年各项工农业指标不能少，要力争超额才行。省、地委指示就是否定了毛主席《党内通信》，还是照旧搞大跃进，本来毛主席指示纠左的错误被省、地委否定了，作为县一级的领导来讲，无条件执行省、地指示，不可能也不敢丢开省、地指示去执行中央的，我三人看后没别的话说，还是违心的按原计划去搞。到下半年问题已开始暴露了，应该纠正错误的时候，结果7-8月份中央又开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等同志错误从反左，又开始了反彭总的右倾错误。四川省又另搞一套，用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的信，在全省召开地、县委书记、分区司令员、武装部长、团委书记会议，叫大家先学习彭总信，又不加任何说明，看后叫大家表态，结果有同志表态，认为彭总是实事求是，是反映问题，就遭上纲上线的批判，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省上会议后，地委布置参加省上会议同志回去要保密，不传达会议内容只布置三秋工作，文件地委收回去，那个县泄露出去要受处分地委于1959年l0月初召开县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用省上办法来考试，结果不少同志未考起，南川因我回县后为了不使同志们犯错误，我个别向常委们透了下风，所以很快过了关，地委一位领导找我询问是不是回去透了风，我便向他讲了，南川离万盛区近，又是南川才划出去的一个区，重庆贯彻早，我回到县上大家都知道万盛传达了，这位领导才没有追问了。我们回到县上照样按地委布置考区、社同志，这样三级考试结果，使南川有265名同志因同意彭总意见书，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用这种打闷棒办法来考试干部，违背了党对党员干部培养教育的责任，是完全错误的中央7千人大会时，了解到全国都未用四川的办法，所以在会上对四川省李井泉政委指出了他的严重错误。

四川省还办了一件大错事，就是要全省在水稻栽插上，制定了《一务心，一股劲，一个样》的“三个一”方针，要全省按成都平坝标准2x5的株行距一律扯起绳子栽，在南川山区也一样用这个办法，结果推迟了季节，栽后又来了伏旱，使粮食减产，再加上大战钢铁，仍执行以钢为纲，全县投入14万劳力大战钢铁，地区在水江区建立工委，负责地区在水江所建钢铁厂、水江铝氧厂和三座大煤矿，还有矿山机械厂、汽车队等几个大企业，用人、供应都要南川负责。地委党校也迂南川办学，每期几百学员也要南川供应，本县又建立820多座土炼铁炉，还有炼焦厂、烧木炭厂、挖铁矿厂、挖煤厂，又要修矿山公路等。全县主要劳力部投上了，使1958年1959年农业生产长的好，而收获的差，有些水稻、玉米、红苕等无劳力收回来，有的烂在地里了本来中央有指示：用禾炭炼铁小炉子赶快停下，用这样办法炼铁是劳民伤财，常委研究认为很好，准备马上开电话会布置下去，正在开会时，地委叉电话通知转省委李政委比示，1959年钢铁任务还没完成，土炉子一律不准下马，这样又瞎烧了半年多时间，浪费了许多木材，才算清醒过来，停止了劳民伤财的大战钢铁。

在公社化运动中还有大办食堂，南川400多个村要求一个村办一个大食堂，平坝好一点，山区困难更大．县委研究山区一个队建一个，叉怕上级不同意，只好偷着办，因李井泉政委在红旗杂志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心脏，所以四川省各县办了三年多食堂，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使群众生活受到极大困难，直到7千人大会时听到别的省早就不办食堂，四川省委才同意办得不好可撤消。我同石德奎同志商量打电话回县全撤消算了，以后回来听说乡村干部高兴的拍手说，这些年害病、死人、牛猪减少就是遭在背时的公共食堂上还有大办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中小学等，这些大办结果，造成全县粮食减产，人口死亡多、肝肿病员多，耕牛、毛猪减少一半多，从这些减少数字来看，教训是沉痛的，更严重的是干群思想搞混乱了，正常工作秩序打乱了。

在这三年中，县委作为一级指挥机关，又是执行机关，首先是执行、是被动作战、上级指挥怎样办，就得怎样办，不能半点打折扣再加1959年反右倾时不少干部受处分，涪陵地区十个县委书记（包括黔江地区）有8个变动，一个被判刑（丰都）．累死一个（垫江），六个被撤职和调职，只剩我同秀山县书，那时心情可以理解三年中，天天提心吊胆的工作和生活，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我是看得到，听得到，时如何渡过灾年和当前困难，县委一班人是出了力献了策的全县党员干部也是同甘共苦，艰难奋斗的当时摆在县委常委首要任务是，保证干群不饿肚子，不害病，减少非正常死亡当时南川县还担负着这三年从南川调出三亿斤粮食支援涪陵和其他兄弟县，分工县长石德奎同志带领粮食局干部负责这件事，涪陵县委还派了一位副书记、一位副县长带领2000多民工专门到南川把不通公路粮库粮运到公路上，再装车运回涪陵自己存粮已调空，我们县怎么保证全县干群不饿饭，大家讨论出几条办法：

第一，根据先锋公社，在成立社时，社长向光弟向我和副书记陈光明、农工部长韦山银提出的把社员屋前屋后的自留地留给社员种菜和种苎麻苎麻，妇女打鞋底用将地收回社上，种东西也收不到，但这又不合公社条例，陈光明和韦山银讲，干脆叫“鸡啄地”，向光弟很同意，说要得，我也表示同意，但不要向外讲，自留山也不动算了，免得破坏森林公社化后先锋公社，群众生活比较好，他们没有毁社员家的锅灶．这样把食堂的饭领回去吃当时供应虽少，按省上规定一天实行4（小孩）6（老年人）8（中青年人）两，再加上自己种蔬菜一起作成混合饭还是吃得饱的当时先锋公社肝肿痛少、非正常死亡也少，所以常委研究全县推广这个办法当时县长石德奎同志也提出公社集体养猪要饲料地，社员私人养猪也要划才行，种猪一头划二分地，单身猪划一分他叉提农村一些中老年人喜欢吸叶子烟，现在市场价责，供销社也没有供应，是否农村吸叶子烟人每人也划一分“烟杆地” 副书记王松样考虑用到，他讲几种地有个原则，“三地”（鸡啄地、饲料地、烟杆地）不超过原高级社时自留地标准，人平5-7%的耕地数，自留山保持原标准不动，这“三地一山”在三年灾荒中起到很大作用，救了不少的人命这“三地一山”按当时政策是不合法的，怎么办？当时反右倾时四川泸州地委书记邓子力就因划小生产队，保留自留地遭批判撤职。当时常委孙振堂、于德洪二人提出来，常委定了，不开会布置分头下去打招呼，对外不宣传，不承认，我当时也同意他二人意见我同石德奎同志讲，自留地、自留山由我负责，饲料地、烟杆地由你负责，上级追查下来我二人顶罪，大家也赞成，现在是救人要紧，那个没良心人去报告，就这样决定下来。

第二，对机关学校企业，也因灾年吃粮、油、肉标准降低了，全省规定吃商品粮的降到一月19斤大米，每天只六两多一点，那时副食品也少，市场什么都没有卖的，猪肉一个月只供应一斤，布票一个人一年只一丈五尺只能作一套衣服，烟、盐、油、粮均实行计划供应，所以机关食堂也很困难大家提出来像抗日战争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一样开荒种地，自力更生，县委机关带头先在先锋公社田家大队租种队里种不好的30亩，按规定向他本队交平均400斤亩产的粮，机关用精耕细作科学种田，当年亩产800多斤，除交队上租子外，机关就分得12000多斤，对县委食堂100多人是一笔大收入，还养了十多头猪，肥料下田，每月杀头肥猪，按人头分吃，骨头和油留食堂炒菜吃，在机关食堂每人每天补助三两粮，加供应六两再加些代食品可填饱肚子。王松辉同志分管机关他考虑周到，对炊事员和10多个青壮年大汉每人每天多补助二两，现在说二两粮食没什么了不起，当时是起了大作用的其他各机关也根据人数多少下乡开荒地或租生产队的地采种对学校首先是南川中学是钉重点完全中学，不能停课，地委还要求每年高考人数不能少，当时老师供应标准也是19斤大米，学生由35斤降为28斤，再加肉食品叉少我去看了师生食堂后，只能吃半饱，我当即找张德敷、夏仕莲两校长商量是否也同机关一样划些公地采种，办小农场，师生轮流去劳动，平时找几个干部和老师管理，他们很同意，夏校长还讲，我们有老师学农的当技术指导一定能种好我当即同他们二位校长去了城北北固公社找到书记、社长，他们很支持，把公社土改时留作办农场公田200多亩，现在也种不好．全划给了学校种，只每年交点公粮就是我回县同常委同志讲了这个办法，大家都很同意，当时怕不合法，武春荣起了个名字，机关小农场叫“干部参加劳动基地”，学校叫“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基地”，由武春荣同志（因分管文卫）找教育局长贾玉书、周朴汉等同志商量召开全县中小学校长会都按南中办法在本区、本社、本队有公地先划公地，没公地划队上地，按在校人数每人二至三分来办小农场政协因党外朋友多原打算不划，但他们要求也办小农场，统战部长郝平一同志帮助在离城近的让水坝．划了十多亩地种郝平一同志还带我去看了一下，种得不错，一亩水稻也收七八百斤对卫生和医护人员，因它们忙于抢救肝肿病人就不让他们办小农场，县上决定每人每月补助二斤黄豆、一斤白糖、一斤猪肉其他厂矿、企业、手工业社，也在离厂近地方划些地采种粮和补充供应不足这些办法对南川城镇机关学校厂矿渡过灾年起了很重要作用，很少发生肝肿病员和非正常死亡当时四川省委纪委书记梁岐山从省上到涪陵（那时只有南川到涪陵有公路），在南川住下准备第二天下乡了解下南川这几年调三亿多斤粮外运，又没有看到机关、城里有肝肿病员，庄稼也长得不错，想调查下（他是涪陵地区的前任地委书记，叉很务实）我们几位常委商量怎样向梁书记汇报．大家说梁书记来涪陵主要是了解涪陵前几年出现问题，也知道梁书记为人，干脆全照实讲了算了，反正早晚要捅开所以我向他汇报工作时讲了以上那些措施，第二天他要我同王松辉陪他去先锋公社，在大兴大队察看了向光弟及队上几户社员自留地、饲料地，他还叫秘书丈量了向光弟一家五口人自留地，一人大约一分半多一点，饲料地他家二头猪有4分，又看了向光弟家和几户社员吃早餐情况他们大都从食堂把饭按人口打回家，再加上自留地种的青菜煮咸菜稀饭放些油盐，还有自己泡的成菜，吃起来合口味，又能管饱，他还拿了只碗从锅里舀了一勺吃了认为很好他很赞成这种吃法，当时向光弟汇报还不敢说自留地，叫鸡啄地，梁书记讲我不管你叫什么，只要群众有饭吃就好，并向我讲你为啥不早讲，我说不敢讲，怕戡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梁书记这时很气愤地讲，这几年有些人手中拿着右倾帽子到处给人扣，这也是资本主义，那也是右倾，弄得没有粮食吃饿死人才叫社会主义并对向光弟讲不要怕了，自留地是合法的，不要叫什么鸡啄地、猪啄地了梁书记又向我和王松辉讲，我下午回涪陵，今晚上叫地委开电话会，你老宫就介绍南川公社化后保留“三地一山”和机关学校办小农场的情况我认为全区各县都应这样做，有些县荒地多的还可多划点，早用这个办法涪陵地区不会饿死那么多人。这次梁书记采南川检查工作，才给南川县委“一班人”放下了包袱。

第三，恢复大跃进几年前被去掉的一些好制度。首先把赶场天由十天一场，恢复过去三天一场公社化时取消赶场，后叉规定十天赶一场，妨碍物资交流，群众也不习惯还有公社所有制下放到生产队所有制，种什么作物要因地制宜由生产队同社员商量种，不能瞎指挥（现在是包产到户）再有社员自留地产品，猪牛羊鸡鸭鹅等均可到市场自由销售，国营食堂和合作食店可在市场上收购产品加工出售，不要只卖大合汤机关、学校、厂矿、企业所办小农场合法化，不要叫什么基地，继续办好。允许农村五匠人员自由外出找活干，收入归个人所有（公社化时不允许的）最后一条，我讲了星期天机关、学校可按规定放假，不要再加班加点了。在7千人大会后，我同石德奎同志传达大会精神时我讲了上述七条，全场鼓掌有的社干部向我讲，这才像共产党毛主席政策，按这些办法去办，保证两年就超过1958年水平。

通宝推：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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