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孙权的家学渊源 -- 西瓜子

大家都在骂宋明清闭关锁国，不知其背后是有利益关系的。

明的情况最是典型，单说它好了。前面我写个帖子，写得比较浅显。大意是所谓明朝闭关锁国，其中的猫腻很大。

明朝对外贸易一直在进行，只即使在海禁时期，也是以海盗倭寇的形式进行的。

朱纨主持讨伐倭寇事之时，已经意识到倭寇背后的动力，是海禁带来的垄断利润。所以他力主废黜海禁，改为政府严格监控下的贸易，于是他被自杀了。

其中机制在于，朝中江南大族支持的大臣坚决主张海禁，然后他们凭借强大的势力，绕过海禁，直接与倭寇交易，以海盗走私的形式获取贸易禁运下必然带来的超额利润。

这种贸易模式，排斥了不能进行官商勾结的中小商人，只有同时可以摆平官府禁运机制以及勾结甚至直接组织倭寇武装的豪门大族才能进行海外贸易。

继而，海外贸易带来的超额利润又可以支持其家族投入巨额资源在科举仕途上，以培养出更多高官庇护其家族的获利模式。

在这种背景下，谁敢在朝堂上主张开海，谁就得死，谁干预江南地主出身的商人的走私贸易之赚钱大计，谁就得死。张经朱纨都是死在了这件事上。

另外一个机制就是，朝中江南海贸支持的大臣，坚决拒绝朝廷主导海贸事宜。所谓郑和之后下西洋被连根拔起，再也无人为继的机制，是官方组织的朝贡贸易的彻底断绝，而江南地主组织的私人海贸从未断绝。

由此，对外贸易的收益，全部落入江南地主出身的商人手里，朝廷从中获利微乎其微。这种明朝对全球贸易之一部分（东亚贸易）被郑芝龙垄断后，可以一年获利巨亿，支撑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舰队，其最盛时，握有兵力二十多万，战舰三千多艘。

由此可见，江南地主出身的商人宁可养痈遗患，也绝不肯让朝廷插手海贸。其原因在于，如此即可避免朝廷从获利巨大的海贸中抽税。

朝廷对海贸两眼一抹黑，自然不知道收税的数额，方式，我们由此看到明末崇祯竟然活活被财政危机逼死，实在是荒唐到了极点。殊不知，此时大明对外贸易，其获利所能养得起的舰队，至少足以建立马六甲海峡以东的东亚东南亚霸权——因为这个霸权，就握在郑芝龙手里。

这就是大明江南口口声声忠君爱国、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儒家正人君子们的所作所为。

当然，在他们这些操作的同时，山西晋商背景的知识分子也在主张与蒙古化干戈为玉帛，关键在于重开榷场，与蒙古贸易，这样才能维护其商业利益，若是我们去翻检史书，便会发现晋商背景的宣大总督王崇古（山西蒲州人，张居正后首辅张四维的同乡兼姨夫，晋商世家）的背景。

王崇古亲眷中为大商人者便有三人，其二姐便为张四维之母，张四维之妻亦是蒲州商人之家，张四维之二弟五弟妻室亦是蒲州人，家中亦是大商人，王崇古与张四维之子女，又与蒲州商人出身的兵部尚书杨博、陕西商家出身的大学士马自强联姻。以这些复杂的联姻关联，构成了晋商的政治网络。

隆兴和议打开了晋商的贸易路线，这只是贪得无厌的晋商获利的第一个目标，接下来，就是出卖一切能够获利的东西，包括对后金出卖朝廷禁运的战略物资（粮食、铁器等）甚至于军事情报，更有甚者，清军攻击明朝时，晋商竟然派出间谍领路，这就是今天带路党的先驱。有此功绩，满清才会在平定天下后把自己看不起的汉人出身的晋商看做自己人，封了八家晋商为所谓“八大皇商”，无非就是因为这帮人卖身投靠，当汉奸当得早，为颠覆汉族政权立下大功而已。

话说到这里，还是那句话，从古至今，“资本来到这个世上，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的代理人，无论它是拿圣经的，还是拿着论语的，无论是自称教父的，还是做网红的，抑或是自封总桶的，都是人渣中的人渣，是人类伦理下限之中的极品。

就是能够开拓的土地都被占领了，东亚大陆上这一块最适宜农耕的土地，全部在汉族手里了。

而且，所谓明清不再开拓也不公允。清朝拿下了准噶尔，拿下了云贵。

此外，还实际控制了西藏，尼泊尔侵略军被福康安打回去，然后一路打到加德满都城下，逼得尼泊尔赔款求和。

明朝灵关就是边境，其地在今天雅安市宝兴县与芦山县之间的灵关峡谷，今天叫做铜头峡。距离成都不过200公里左右。出了灵关峡谷，可以到大小金川，这就是乾隆大小金川之战的地方，有了雍正乾隆开始的改土归流，我们才能牢牢控制云贵以及川西川南各地，否则清末也保不住。

另外，据我上一个帖子所述，明朝早就把商业据点做到了整个东南亚，今天的千万东南亚华侨，就是那时候历次劫难之后的孑遗。

实际上，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东南亚是华人实际殖民控制的区域。今天我们能说，明清不开拓？难道只有政府主导的开拓才叫开拓？

只是，掌握朝堂的儒家正人君子们害怕朝廷插手后妨碍它们的超额利润，所以坚决拒绝朝廷武力覆盖这片区域，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此前它们根本没有对手，靠其家族掌握的势力进行开拓，就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待到政策变成了政治正确，待到西方殖民者烧杀抢掠摧毁了华人数百年的经营体系后，再想让朝廷出兵捍卫海外利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其原因，第一是百年以来儒家各位君子们鼓吹起来的政治正确，第二是朝廷无海军可以派出——海图以及相关资料被义正言辞的儒家君子们如刘大夏之流给烧了，架空了皇帝的儒家各位君子们又不给海军拨款，用下狱反复搞俞大猷，俞大猷们再能打，手里只有一个近岸防御的绿水海军，根本无法远洋出战，还能咋地？我小时候看书，看到尚钺还是范文澜义正辞严地控诉明朝政府不出兵讨伐在东南亚发动了大屠杀的西班牙人，感到很气愤，现在想来真是可笑，平时垄断一切利润，还生怕朝廷插手，于是阉割了朝廷一切海军向外发展的力量，紧急时刻又要求朝廷出兵，还讲不讲道理？还有王法么？

尚钺和范文澜作为打着唯物主义的史学家，其眼界也就如此了，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烙印，决定了他们的研究只是浅尝辄止，阐述不了历史真相。

其他不论，单就此条件“皇帝被架空”就几乎完全为当代影射史学造就的一种产物。“反贪官不反皇帝”情绪弥漫非常彻底。

[尚钺和范文澜作为打着唯物主义的史学家，其眼界也就如此了，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烙印，决定了他们的研究只是浅尝辄止，阐述不了历史真相。]

他们体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知的局限性，那么这层对明清不向外开拓的解释，也没脱离当代人认知的局限性。当然，同样是必然。

随着一带一路国策推行，该领域研究近年转热，部分成果开始尝试跳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 陷于被设置的前提条件打转，实际回答别人的设问，恐未见得能找到“历史真相”。

外贸利润巨大，是不能被特朗普这样的地产商所理解的

和云贵完全是两个方向。

明军进军云南是明初。贵州的千年的杨土司是万历三大征时候打掉的。杨应龙还是被眼馋播州累累沃土的明朝地方官给逼反的。。。

大西军在云贵的建设对于稳定云贵功不可没。

大小金川这块是跟灵关在一起的，位置在川西，实际上是青藏高原向成都平原过渡的东坡。

云贵这块，制度上建设归入国土，改土归流是从根子上的原因。雍正搞的这个政策，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方铁在西南边疆史地研究中就提出“改土归流”始于明，彻底推行于清。

明初在云贵以及湖广的苗疆等地，出了城池基本就都是土司的天下，也是靠移民和汉化教育推广才一点点打破土司土皇帝的现状。

元朝时候在云南屯田十二处，移民一万八千五百八十八户。

明洪武26年云南布政司人户为五万九千五百七十六户、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七十口，已经是元朝的好几倍了。

没有移民，没有屯田，来啥政策都没用。

明朝主要是通过设流官主官，或添设流官佐贰，或土流参用逐步加强中央对于土司的影响。

明朝改土归流在武定府，鹤庆军民府，曲靖军民府，寻甸府，蒙自县，广西府，临安府兴化州，顺宁府，大理府云龙州等地有推行，规模不大。

改土归流这个政策倒真不算雍正的发明。

明初的重心在贵州，在明朝平定云南之后，朱元璋深感贵州宣慰司势力太大，担心“大军既回，诸蛮仍复啸聚”，不久再次戒谕傅友德说“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

看明初在贵州的卫所设置就能发现，卫所密密麻麻都集中在从贵州入云南的通道上。贵州卫所，就是为了保障这条交通要道的。

开发西南的事情，是一代又一代移民之后才能见到功效，倒真不是归功在某个皇帝头上。比如多次帮明朝出兵，和明军一起征讨藏区土司的杨应龙，汉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他的书法还有存世，当真不错。

赵文华、胡宗宪是嘉靖借严嵩派到江南搞钱的人吗。严党倒台其实是 江南的徐阶斗倒了江西的严嵩，严党想借皇权去掌握江南海外贸易网络。严党背后是江西的 瓷器生产商，别看不起，瓷器贸易是海外贸易大宗，而且获利极端丰厚，超越丝绸，就是当年的芯片贸易。（荷兰人抢一艘葡萄牙商船，一艘船的瓷器拉回荷兰拍卖就震动整个欧洲，翻了100倍！），严党是上游，江南海商主要控制出口网络。渠道主要掌控在江南富商手里。所以嘉靖这个外藩皇帝，湖北人就借严党来收权敛财。这个问题上，嘉靖和严嵩都是利益相同的。

嘉靖后期能把倭寇平掉，其实也是江南的海商被打击（倭寇汪直），同时他们选择让一部分利益出来，然后嘉靖之后有隆庆开海，为万历前十年的财政扩张奠定基础。而且嘉靖后海禁开了，对蒙古的贸易也打开了，俺答武装朝贡，这条线就扶持了晋商起家。

当然他们那一代历史学家，拉五段论生拉硬拽，确实是遗毒很深，中学历史还政治教科书还是这个分期，本身历史根底因为当年的学识修为，眼光还是浅薄了。乃至于到现在中国历史学界的 史论，历史观基本还是很弱。只能玩所谓 西方引入的实证史学，技术流这种。唯物史观方法论上面是非常了不起的创建，范文澜引进阶级观点，经济观点突破传统历史观的那个儒家正统仁义天命观是巨大进步。但是因为其认知的局限性，套五段论就错的离谱了。

他的事迹实际上我了解不多，只是他大破倭寇，坏了多少人的饭碗，有些想当然了。

有张格尔、大小和卓木是正义的起义之类的话。兆惠这些人当然是镇压起义的刽子手。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开个头，写了四十万字。这才到195年。

原本打算光写凉州益州两方军阀，结果写起来就牵扯到别处了。索性打算把三国一竿子都做了。

如果说创新之处，那就是解剖每一个麻雀，把重大事件牵涉到的每个人的决策背后的经济动机分析出来，最后指导思想就是历史发展是必然这个路数，跟道德无关，跟偶然性关系也不大，或者可以忽略偶然性。

当用最纤细的技术因素进行分析时，就会发现，千古以来，文人史家一直在撒谎，而且撒了无数个谎。

她爹坐到那个位置才多少年？再往后又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