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记忆：1976 -- 商略
很形象! 
邻居一个小学生来告诉我说毛主席那个了，我觉得这完全不合逻辑，就象有人告诉你宇宙无边界一样不能理解，我说你昨天说事儿还“向毛主席保证”呢，以后怎么办？他也好像很担心这件事，眉头深锁，顾虑重重。这时候太阳正快下山，记得那天太阳照的院子里是深黄的颜色，很暖和，也很安全，满不象发生了大事的样子。
打错字了，不是江东兴，呵呵。
最初还是因为看到你的大作的转帖，才追到西西河潜水的呢。。。哈哈
小孩子比较容易忘事，所以，9月还没过完，脸上的笑容有时会绷不住绽出来，不过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会很快收敛起笑容，在心里自我检讨反省，自觉罪孽深重。
我的负罪感可能比谁都要重得多，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件非常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
那时我们有很多毛主席像章，我们家的全家福上，人人都别有像章，手里还拿着一本红宝书，就是毛主席语录。别像章的事情我是记得的，拿红宝书的事情，我却不记得了，后来看照片时才知道。
像章大小不一，小的像五角的硬币，大的像大人的手掌，都刻着字，有的刻着“毛主席万岁”，有的刻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有一种刻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好像是林彪写的字。林彪要篡党夺权，所以他写的字是大毒草，字都划掉了，过去林彪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林彪说的一个“忠”字，都是大毒草，都用钢笔涂掉了。最多的一种像章，大概直径六厘米。我做的坏事情，就是在这样一枚像章上。
像章的背面有一个别针。有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呆在家里没事干，就拿出一个像章看，不小心掰断了别针。
我吓得脑袋里一片空白，倒抽一口冷气，四面张望，确信没有人看到，偷偷地将像章塞进了抽屉的最下面。
我想，我一定已经成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了，只是别人没有发现，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暗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如果这件事被别人知道，一定会开万人大会，将我押到台上，胸前挂上一块“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批倒批臭，民兵从后面将我的头按住，按得深深地低下去。那些地富反坏右也挂着牌子陪斗。
不过当时我还很小，心里盼望着出现奇迹，希望别针会重新抽芽长好。蟹弄断了脚会长出来，壁虎弄断了尾巴会长出来，笋折断了，有时也会长出来，别的别针不会长，难道毛主席像上的别针也不会长吗。
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去看看那枚像章，但别针总是没有抽芽。有一次，我躲在一个角落里，看见哥哥拿着那枚像章看了半天，吓得我躲起来，大气都不敢喘。幸好，公安局一直没有来。
这种事情，其实也碰到过好几次。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一个同学写作文，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这句话中的“不”字漏掉了。老师在课堂上批评了他，不过没有将他说成反革命。毛主席逝世以后，我们都写了悼念文章，老师叫一个女同学朗读自己的作文，开头一句话，就惹得我们憋不住的要笑，可是那句话实在严重，我们都不敢笑出来。她是这样念的：“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大喜日子里。”
那时候，我们写作文有一个套路，简称“三下一奋斗”，开头是三个下，比如，“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九大的春风鼓舞下”，如果党中央正好开了一个比较大的会，就会出现“大喜日子里”这几个字，因为既然党中央开了会，我们就应该喜气洋洋了。然后再说国际形势一派大好，国内形势也一派大好。后来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又有了新的说法，叫做“不是小好，是大好”。接着再写作文内容，写到最后要结尾了，通常是这么一句话：“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有时略加变化，不说奋斗，而是说“贡献我们的力量”。
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毛主席逝世这样的事情，周恩来、朱德的死，对我们来说还不觉得非常可怕，也没有要求让我们写悼念文章，所以，这次那个女同学就把毛主席逝世写成了“大喜日子”，其实她根本不知道大喜日子是什么意思。我们总是在写着那些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但自以为是知道的，或者以为是一般的套路，只有形式上意义，不知道还有内容，就像每学期写决心书时，总有这么一句话：“我决心做到以下几点”，然后是一、二、三列出来，这“以下几点”，我一直没有搞懂是什么意思，直到很久以后，回想起小时候的决心书，想到以下几点的格式，才知道我那时不懂它的意思这回事情。
老师听到她读出“大喜日子里”几个字，倒也没有为难她。也许，我们住得偏僻，所以不作兴搞文字狱，也许，老师也不愿意学生出事情。
有时，老师也会有为难的时候。
粉碎了“四人帮”，华国锋当了主席，我们也放心了不少，因为毛主席一死，还有华主席出来。有一次，学校里开会，大概是传达文件，说华国锋现在是主席这件事吧。毛主席像和华主席像并排贴在黑板上，都神采奕奕。只是华主席像的一颗纽扣上有反光，像一个人头。有人偷偷告诉我说，那个像人头的反光，真的是一个人头，是蒋介石的头。华主席拍照片的时候，台湾的特务用很先进的方法，将蒋介石的头映了上去。
文件传达好以后，本来也没有什么的。问题是第二天就要上课了，老师得在黑板上写粉笔字，可是毛主席像和华主席像贴在黑板上，是用浆糊贴的，揭不下来，撕下来的话，就会撕破。撕破了主席像，那罪名可就大了。老师很着急，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也替老师着急，但都想不出办法来。
恰好，公社里管文教的干部在我们学校里，老师只好请他想办法。这个干部红光满面，站在主席像的前面，看来看去看了好久，还用手摸了摸，最后下定了决心，说：“撕下来，立即烧掉！”
我们吃了一惊。但深想了一下，觉得也只有这个办法了。老师就手忙脚乱地撕下主席像，拿到教室外面烧掉。我看他的手都在发抖了。这样的事情，毕竟冒着很大风险的。不过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是绝不能说出去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还学到一篇课文，是郭沫若写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郭沫若就是郭老不服老的郭老，是文艺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第一面旗帜是鲁迅，第二面就是他了。排在他后面的，还有茅盾和巴金，不过当时我们都还不知道这后面两个人。
郭老说的精生白骨，就是江青。江青本来是毛主席的老婆，照道理说，她应该是毛主席最亲的人了，不知道怎么的，竟然也想篡党夺权。听说，毛主席死后，她是要当主席的，王洪文当委员长，张春桥当总理，姚文元当什么，已经忘记了，好像是副主席还是副总理。在一台戏中，王张江当上了他们想当的官以后，姚文元看着急的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当什么呢，我当什么呢。
王张江姚“四人帮”，江青排名第三，结果却当主席，排名第一，这让我很意外。
可是在“四人帮”粉碎之前，我和一个同学还排过一个相声节目，叫做《胖墩儿变样》，说的好像是电影《小兵张嘎》里面演胖墩儿的小演员，怎么从坏学生变成好学生的故事。节目开始的一段话是：“江青同志批示……敢批孔老二，值得深思。”孔老二是孔丘，是儒家的头头，是林彪的祖师爷，要“克己复礼”，回到奴隶社会去。中国的历史，是儒家和法家斗争的历史。我们都批判过《三字经》、《神童诗》，昔孟母，择邻居，孟母不喜欢和普通老百姓住在一起，可见是个坏人。所以敢批孔老二，值得深思。
可是现在江青成了坏人，常常怒气冲冲用尖嗓子说话，她要批判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要倒过来歌颂呢？我知道她不但批林批孔，而且还批水浒，说宋江是投降派。不过毛主席也说宋江投降派，毛主席教导我们：“《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这句话我们都背得出来，老师说，“好就好在”，并不是说《水浒》好，而是说《水浒》不好，应该当作反面教材。
这就出问题了，我们当然听毛主席的话，而且华主席也说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可是这样一来，不是连带着听了江青的话了吗？
幸亏老师给我解开了这个结。老师说，本来，毛主席有统一的安排，批林批孔运动搞好以后，再搞批《水浒》运动，这是有步骤的，但“四人帮”却迫不及待地要批《水浒》，“三箭齐发”，打乱了毛主席的正确步骤。
听了这个解释，我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知道“四人帮”是跟毛主席捣乱的，跟“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林彪一样坏。至于先批林批孔，再批《水浒》，与“三箭齐发”之间有什么至关重要的差别，这个我没有去想，那时，我还想不到这样深刻的问题。
但是我排过《胖墩儿变样》，里面有江青的话，这件事我还是比较担心的，害怕出事。幸运的是，那年元旦演出的时候，跟我搭档的同学到别的村庄喝喜酒去了，所以这个相声没有上台演出，也就没有造成恶劣影响，流毒没有蔓延开去。后来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在放寒假时的期末成绩报告单上，老师给我写的评语，是积极参加批判“四人帮”的活动。其实，在放暑假时的期末成绩报告单上，老师也给我写过类似的评话，不过那时是积极参加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篇七六年写的精彩
76年的时候还没有我呢，//sigh
“在一台戏中，王张江当上了他们想当的官以后，姚文元看着急的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当什么呢，我当什么呢。”
――是不是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年代久远，记得不是很准了。
没听说过枫叶红了的时候，与枫字有关的，只记得当时有部电影叫枫树湾，好像是打仗的。
我们看的戏是邻村草台班子排的，可能没有这么高级的题目吧，呵呵。
毛笋都长得差不多了，山上的野笋就开始猛长。山虽是集体的山，但拔野笋是不禁止的，所以我们几乎每天山上拔笋。总是两三个人约好了，中午放学回家，就换上破衣服和破鞋子，拿了装笋的工具上山去，回来再吃饭。下午放学也一样，所以一天要拔两次笋。
有一天中午，我和小舟一起去拔笋的，回到家里，头上还冒着汗，就捧起碗吃饭。这时，我妈妈轻声说：“反动标语谁刻的，已经知道了。”
我心里格登一下。
“是阿辛。”
我心里又格登一下。头上冒出更多的汗。我想起上午老师大发雷霆的事情，他说有的人生在福中不知福，对社会主义怀恨在心，在后竹园的毛竹上刻反动标语，这个人，就在这里坐东！“东”是一个语气助词，相当于“着”，但“东”字发音长，像一枝长枪戳过来一样，异常犀利。原来，老师的长枪是戳向阿辛的。
我感到握筷子的手在微微颤抖。
妈妈看着我，说：“怎么啦？”
我摇摇头：“没什么。”
其实，我是被这个答案惊呆了。上次，阿辛说过：“刻这种反动标语，他的良心肯定是被狗吃掉了！”他竟然是自己骂自己，阶级敌人果然狡猾！他潜伏在我们身边，不知道搞了多少破坏了。
他是地主的儿子，可是我们没有怀疑他，没想到他的胆子这么大，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
那时候在农村，一个家庭的成份分为六等，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雇农大概比较少，不能算一个完整的成份。
地主和富农，是专政对象。听说刚解放的时候，在二十里外有一个富人，为人特别好，所以评成份的时候，都评他为富农，可是他对照来对照去，觉得自己应该被评为地主，三番五次要求，结果真的被评为地主了。不知道他后来是怎么后悔的。富农和地主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地主有很多田地，还雇长工，和资本家一样，是真正的历史反革命，富农只是在忙的时候雇人，剥削是剥削的，性质比较轻一点。
上中农就是富裕中农，是中立分子。毛主席说，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上中农是可以团结的。
下中农和贫农，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简称贫下中农。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同盟军，只觉得很光荣，填写成份的时候，写上“贫农”两个字，觉得自己根红苗壮，可以昂首挺胸，一点没想到工人阶级只是把我们当同盟军，并没有真的当自己人。而且工人阶级住在城里，有工资领，有粮票发，还有房子分配，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生病看医生，还能报销，跟我们大不一样；他们的子女也是工人阶级，根比我们红，苗比我们壮。我们年底一算账，很多家庭还欠队里钱，叫倒挂户。贫下中农是一个光荣的名词，他们在旧社会，到年底要遇到地主逼债；但倒挂户是一个可耻的名词，到年底还欠着队里的钱。
在旧社会，贫下中农的生活是很悲惨的，这个，学校的贫管组反复跟我们说过。贫管组的全称是什么，我不大清楚，大概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工作组”吧。
听说，我们村的那个地主是被枪毙的，地主的老婆我也没看见过，但有人说，这个地主婆也很凶，人家都问她借一升米，她量上一升，手掌升得手心都突起来了，从升口平平掠过。去还米的时候，她的手掌就手背突起。这大概跟老师说的“小斗出，大斗进”差不多。还有一个泥塑收租院，不知道在哪儿，一些农民被恶霸地主毒打，留下一件血衣。后来有人在杂志上说，这个泥塑收租院是假造出来的。但它当时却是提高我们觉悟的一个重要的教育基地。还有一篇课文是这样开头的，“旧社会，大雪封门的日子里”，讲的是除夕那天，地主的狗腿子上门逼债，但这个贫农家里只有八粒米（也许是十粒，记不得了），熬了一碗粥，给生病的人吃，结果也被抢走了。
总之，我们非常痛恨地主，说阿辛的妈妈曾经穿着皮鞋踢贫农。平时开批斗会，他妈妈总是要陪斗，和另外一些四类分子一起，在台下第一排，或者在台下的左侧，面对着大家站着，胸前挂着一块牌子。农闲时候，有时会休息一天，这时，四类分子就要参加义务劳动，我常看见他们在北山下的路上扫地或者挑土。
所以，我们对阿辛也怀有一些敌意，虽然平时一起玩，但他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他能做的，其实就是想办法讨好我们，可是一不留神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我们就说他地主的儿子，他就脸色灰白。甚至他的父母，也总是讨好我们。
那时候，我们经常吃粥，因为米总是不够。有时候还吃番薯，吃麦稀饭。有一次，我们家烧了一锅番薯，还没烧熟，天已黑了，却听到打门声，原来是客人来了，我妈妈手忙脚乱地盛出番薯，重新烧饭。不过贫管组说，有粥吃，有麦稀饭吃，有番薯吃，已经很幸福了，过去，他们还吃过乌糯呢。乌糯是狼箕的块根，要从山上挖来，吃了不易消化。
我们吃粥虽然吃得多，也没有阿辛家吃得多，他们家几乎每天吃粥，但爸爸有胃病，每餐得吃米饭。有一次，我在他家里玩，一个眼睛差不多半瞎的老人，在他们家里吃饭，阿辛很小心地将鱼刺从他的碗里挑出来，我看着心里有点怪怪的。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阿辛是我们中最可怜的一个。
但他身处嫌疑之地，为什么竟然还要刻反动标语，向党和国家发出挑衅？我们当时的解释，就是阶级仇恨，就是他希望我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遭二遍罪。
既然查出来了，就要开批斗会。
阿辛没有被判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是“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听说是因为他的年纪还不到十六岁。这两个罪名之间有多大区别，我也不大明白。不过老师说，现行反革命，比历史反革命要严重得多。老师还说，阿辛的妈妈是历史反革命，阿辛是现行反革命。
批斗会先是在我们学校里开，每个人都写了一篇批斗文章，然后老师定下来，哪几个人发言。我没有发言，我的任务是领呼口号。
那天所有学生都挤在一间教室里，还来了很多大人，可能是公社里的，也可能是中学里的，贫管组的人大概也来了，都有一副严肃的面孔。不过惯常陪斗的那些人，一个都没有来。民兵也没有来。
我当时心情紧张，拿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满了各种口号，从“打倒‘四人帮’”到“批判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阿辛”都有。我怕出错，每句话都在心里过上几遍，才敢喊出来，万一喊错了，只怕接下来就要批判我了。
有好多人上台发言。一个人发言结束，我就站起来，举起右手，挑几条口号喊。我喊一句，别人也举起右手跟着喊一句，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气势，把阿辛的反革命气焰完全打下去了。
这个小规模的批斗会开过后，还要开一个万人大会，召集全公社所有的人，在我们村的大会堂里开。
上次在大会堂里开过毛主席追悼会以后，还开过一次重要的会议，主要是传达粉碎“四人帮”的文件，开完会，还举行了游行，在民兵连长阿民的带领下，零零落落的，一边游行，一边有人回家，还没走一半路，就只剩下十多个人了，在我当时看来，也认为这样的游行很不正常，没有一点严肃性。
这次，那些四类分子什么的都来陪斗了，他们站在台下，阿辛站在台上，都挂了牌子。
领呼口号的是两个大人，一男一女，听上去喊得很专业，声音尖利响亮，有穿透力，比我好多了。很多人在台上发言揭批，都是我不认识的人。我们学校发言的代表，比我高一级，声音也很宏亮，上了台一点不胆怯。我爸爸说，那个学生的发言发得很好，只读错了一个字，把“树欲静而风不止”，读成了“树要静而风不止”。我当时不但区别不出这两个字，而且也不大明白“树”和“风”有什么关系，更不明白树和风与阿辛的反革命行为有什么关系。
我坐在台下，看见民兵连长阿民忙忙碌碌的，一会儿走过去，抓住陪斗的四类分子的后脑勺，狠狠地按下去。我心里想，幸亏是阿民做这个事，要是我，长得不够高，只怕踮起脚尖也按不着他们的后脑勺。
开完了会，也没有人提起要游行示威，大家都走散了。阿辛和那些陪斗的四类分子，都挂着牌，低着头，站在大会堂门口。我们经过他们身边，看看牌子，有好多字不认识。
我经过阿辛的家，看见阿辛的姐姐一动不动地坐在家门口，怀里抱着还没上学的妹妹，脸色木呆。我想，她的弟弟被批斗了，她的妈妈在陪斗。这样想着，突然有些凄凉，又有些害怕，连忙加快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