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茗谈201：海上余绪 -- 本嘉明

最近上海出了部电影《爱情神话》，泰囧的徐铮带了群上海女演员，用上海咸话来演，据说票房不错。片子里的背景，是 “长富巨”地区的市井人家的生活，上海牌人间烟火气。“长富巨”是卢湾区（现在卢湾区被分拆，应该属于黄浦区了）的长乐路、巨鹿路、富民路，我家在卢湾区的另一片，但从“长富巨”出身，一起玩了6年的中学同学，我有一大票，所以很熟悉那里。

我爷爷老来无事，在政协挂个虚衔，特别爱看一本杂志，好像叫《上海滩》，里面都是说老上海的掌故，娓娓道来。我近朱者赤，也多少知道一些上海的旧事。趁现在还记得一些，就随口说几桩。

今天先说一个上海的本地家族。

这里我要感谢上海的一个专家，薛理勇老师，他在微信公众号《黄浦文博》里说了很多老城厢的掌故。下面这个故事里，引用了薛老师的一些资料，但他的资料不全，也有部分不准确，所以我根据自己了解的，再加补充，得以成文。

（一）

这个“本帮（上海本地的自称，比如上海土菜叫《本帮菜》）家族”，姓艾。

根据《上海艾氏宗族家谱》记载，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祸及曲阜孔家，孔氏一个族人为避祸，“伏于谷间藁艾，得免”，后迁居江西抚州，易姓为艾，自称艾孔。今天，抚州还有不少人姓艾。

明初，抚州艾家开枝散叶，一支北迁去了陕西米脂，一支东去江南水乡。东迁的领头人名字叫艾舟里（也有称“艾倜俚”），他少年从军，跟随一名姓颜的将军在大明南京城里的虎贲卫任职，也就是御林军军官。

朱棣夺位后，南京的御林军被裁撤，艾舟里带了一家人，辗转到松江北门定居。从此，江南艾姓尊艾舟里为“始迁祖”，凡江南艾姓，皆从此出。

艾舟里几个儿子中（也有说是几代后），一个叫艾升的，又迁移到今天的上海浦东三林塘。艾氏本分务农，不见经传，默默传了两三代后，出了一个叫艾元美（字充之，号小峰）的名医。当时有荐贤的做法，就被选拔到南京太医院任吏目（估计是人事科之类）。明帝国一国两京，南京也有一整套皇家制度，但不是主流。

艾元美有个争气的儿子叫艾可久，字德征，号恒所，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中进士，官授太常博士，后累官至南京御史、湖南衡州知府、山东按察副使、江西参政、山西布政使、南京太常卿、通政使等等。

嘉靖帝的故事，建议大家看神剧《大明王朝1566》，虽然不尽符合史实，但演得着实精彩。嘉靖之后，是穆宗（年号隆庆），因为即位前一直生活在宫外藩邸，较为体查民情，登基后用人不疑，朝中人才辈出，史称隆庆新政，就是大明的开放时代。中国学者王裕巽认为，从隆庆元年（1567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海外流入大明的白银为3亿3千万两，是当时全世界白银总开采量的三分之一。

大河涨水小河满，盛世的隆庆三年，艾元美去世，由于艾可久不断进步，老爸被追赠“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以老干部规格入葬立碑。艾墓建在浦东“横泾东”，当地至今有地名“艾家坟”。到了清末，当地聚民成镇，易名为“艾镇”，在今天浦三路、北艾公路交会处，工厂林立。

艾可久任南京通政使期间，把家族从浦东迁移到浦西，在“虹桥”（今复兴东路/光启路口）置业，南市区老城厢里的艾家弄因此得名。

艾可久有二子，长子艾大有，次子艾小有。艾大有的长子叫艾庭槐，字台符。艾可久与徐光启家族交情甚密，艾庭槐娶了徐光启的儿子徐骥的女儿（也就是徐光启的孙女）。

（二）

徐光启自万历二十五年（1597）初识西洋传教士郭居静开始，至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病逝，其间近40年，与其接触交往的传教士多达20余人。其中有多人与其朝夕相处，如利玛窦、郭居静、庞迪我、熊三拔、毕方济、汤若望。其中互相影响最深的，是徐光启和利玛窦。

关于这段令人乍舌的中西人文碰撞史，今天有大量学者在研究，中国学者有徐宗泽、席泽宗、方豪、罗光、梁家勉、胡道静、朱维铮、郭熹微、古伟瀛、李天纲，国外学者有裴德生、谢和耐（Jacques Gemet）、邓恩（George H.Dunne）、卜正民（Timothy Brook）、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余蓓荷（Monica Ubelhor）、Gregory Blue、Joseph de la Serviere及日本学者安部力等。徐秋鑫先生和孙尚杨先生有《徐光启与利玛窦》及《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专书研究。

晚清教会史家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记述：徐光启“万历二十七年，偶闻利玛窦名，特来南京问道”。而徐光启《跋（二十五言）》则自述：“昔游岭嵩则尝瞻仰天主像设，盖从欧罗巴海舶来也。已见赵中丞、吴铨部前后所勒舆图，乃知有利先生焉。间邂逅留都，略偕之语，窃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矣”。正如徐光启所述，其首次接触西学，乃1595年客居岭南时瞻仰天主圣像一事。至于真正知晓西人利玛窦，待到“已见赵中丞、吴铨部前后所勒舆图”，即首次看到世界地图。

晚明来华教士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记载：“大宗伯徐公玄扈博学多才，欲参透生死大事，惜儒者未道其详。诸凡禅学、玄学及三教等学无不拜求名师。然于生死事，竞无着落，心终不安。万历庚子，至南都见利子（利玛窦），而略通其旨，回家得一奇梦，如见圆圆堂中设有三台。一有像，二无像。盖天主预启以三位一体、降生妙义”。

西人柏应理《徐光启行略》亦称：“庚子（1600），（徐）再入南都，知利玛窦先生来自大西，传天主教，因往候，略闻其旨。归来得一梦，见一圆堂中，设有三台，一有像，二无像。既醒，不识何解，大以为异。”

此事在利玛窦1605年的信中也有记录：“他（徐光启）曾向我说，他在南京和我会面，仅仅听见我讲恭敬唯一的天主，他回家忽然得一梦。梦中看见一座大庙，其中有三间小圣堂，在第一圣堂中间有一老人像，有人说这是天主圣父，在第二间圣堂中又见一像，有人说这是天主圣子。在第三间圣堂中，则无所见。”

李杕《徐文定公行实》：“庚子抵白下，遇利子玛窦。……逮闻利子言天地有主宰，万物不能生。人间祸福，皆一主宰掌握。人负气以活，具形体，秉灵性，形必归灰，而灵性永无泯灭。善其生则获祜，恶其生则罹殃，失毫谬千，攸关重要。公恍然，为之低徊久之”。

1604年初，徐光启入北京参加科举会试，中进士，留京当官，利玛窦也正在京城。徐生平自负，又多疑，会试登甲榜，入翰林，当然不会立刻接受西学，反复求学于利玛窦，终于摒弃儒学，1605年5月10日利玛窦致信高斯塔神父：“他把从我们这里所听见的好事和有益的事，或是关于圣教道理．或是关于西方科学，凡可以加重我们声誉的，他都笔录下来，预备编辑成书，他已经开始听我们讲授逻辑学和几何学，但他不能继续听讲，因为不愿意耽误他再升一级（徐要外放升官了）”。

1608年3月6日利玛窦发自北京的信称：“（去年），这位绅士（徐光启）和我一起把欧几里德《几何原本》译成中文。……徐进士还为这部书撰写了一篇文辞典雅的序文，由他亲手书写刻本付印。”“徐进步很大，他已用优美的中国文字写出来他学到的一切东西。一年之内，他们就用清晰而优美中文体裁，出版一套很像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

前六卷的翻译，只花了8个月时间，此二人的配合无间和勤勉，可见一斑。

《利玛窦中国札记》称：“利玛窦神父开始时是讲授地理学和天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他最初教的并没有超出任何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所知道的东西，但是对于那些固执地维护从自己的祖先传下来的错误的人。他教的东西简直是骇人听闻，是超出他们想象之外的东西。”

徐光启这边，也是如此，他因“已见赵中丞、吴铨部前后所勒舆图，乃知有利先生焉”。赵可怀、吴中明所刻世界地图两次冲击着徐光启的精神世界，徐的《致友书》写道：“西泰诸书，致多奇妙，如天文一节，是其最精要者，而翻译之功，计非岁月不可。用是未暇，以待他日图之耳。”

1605年，徐光启撰写《题万国二圜图序》，认同利玛窦所说“天地圆体”说，以为“西泰子言天地圆体也，犹二五之为十也”，这就跟二五等于十，是一样浅显的道理嘛。

徐光启求学，其目的在于“广其术而以之治水、治田之利巨”，注重实用。他在翻译了《泰西水法》后，撰写序言说：“昔与利先生游，尝为我言：‘薄游数十百国，所见中土土地人民，深明礼乐，实海内冠冕，而其民顾多贫乏，一遇水旱则有道瑾，国计亦诎焉者，何也？身被主上礼遇隆恩，思得当以报。顾已久谢人间事矣，筋力之用无所可效。有所闻水法一事，象数之流也，可以言传器写，倘得布在将作，即富国足民，或且岁月见效，私愿以此为主上代天养民之助，特恐羁旅孤踪，有言不信耳。’余尝留意兹事二十余年矣，询诸人人，最多画饼，骤闻若言则唐子之见故人也，就而请益，辄为余说其大指，悉皆意外奇妙，了非畴昔所及。值余衔恤归言别，则以其友熊先生来谓余：‘咋所言水法不获竞之，他日以叩之此公可也。’讫余服阕趋朝，而先生已长逝矣。间以请于熊先生，唯唯者久之。都下诸公闻而亟赏之，多募巧工，从受其法，器成，既又人人亟赏之。余因笔记其说，实不文，抑六载成言。亦以此竞利先生之志也”。这翻译成白话就是说，翻译《泰西水法》是利玛窦最先提出的。徐光启受其影响，原准备同利氏合作翻译，但由于利氏去世，遂与熊三拔合作完成。曹于忭《泰西水法序》亦称：“太史玄扈徐公轸念民隐，举凡农事之可兴，靡不採萝。阅泰西水器及水库之法，精巧奇绝，译为书而传之。盖肇议于利君西泰，其同修共共终厥志，而器械成于熊君有纲”。

徐光启还向利玛窦学习西洋军事科学知识，制造火器及筑造铳台等。《明史·徐光启传》称“从西洋人利玛窦学……火器，尽其术。”万历三十二年（1605），徐光启进京向利玛窦学习西学时，就已注重火器等攻守器具，万历三十二年《拟上安边御虏疏》中称：“攻守器具最利者，则无如近世之火器”。

一开始，徐光启虽因见天主圣像、世界地图等西方实用器物，但真正引起其疑问和好奇的，还是生死和灵魂问题。1603年，徐光启受洗为天主教徒，阖族信教。

根据天主教的教规，非教内人不得通婚，因为艾、徐联姻，松江艾氏也举族入教。根据现有的资料，艾家应该是继徐光启家族外，中国第二个举族入教的家族。信教后，为了宗教仪式的方便，艾家在老宅自设了一个家庭教堂（私堂），只在重大节日对家族以外的教民开放。

艾可久的后代才具平平，艾大有是“贡生，文华殿中书舍人，敕授文林郎”，艾庭槐只是“太学生”。但这也使得艾家正好躲过了明末的戚风惨雨。野史有一种说法，徐光启病逝前，已经知道大明帝国事不可为，必然败亡，所以合理推断一下，老徐留下遗嘱，徐家以及姻亲家族开始刻意远庙堂以避祸，也是很可能的。但是数百年里，艾家是华东天主教界的中坚力量，直到民国期间，始终是上海天主教区的“四大家族”之一。

（三）

明帝国史，尤其是后半部，非常有值得挖掘的深度。徐光启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信外教/交际洋人，还能凭个人工作能力，从平民上升到副国级的技术官僚。能信任他/容忍他的大明，又是何等特出的一个皇朝。我觉得中国拿那么多电脑特效资源，去拍《流浪地球》，不如去认真拍一部借鉴《角斗士》风格的《徐光启传》。

清康熙年，帝国开始取缔天主教活动。雍正二年（1724年）全面禁洋教，直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廷被迫“开教禁”，这百余年间，所有洋教士被驱逐出境。上海的教众，只能在三家私人小教堂（陆、艾、施）偷偷开展活动。

陆家在近代出了海上闻人陆伯鸿（实业家），他是艾可久下传的第十一代------艾恒镇的女婿。

上图：艾恒镇同族同辈------艾恒锦的贡卷，上推十一世就是艾可久

艾恒镇下传的四代孙艾祖章（也就是艾可久下传的第十五代），是徐家汇伊纳爵堂（徐家汇大教堂）本堂神父，天主教上海教区副主教，于2012年8月去世。

施家在小刀会起义中被毁，小教堂也一并消失了。

法国人史式徽(Joseph de la Serviere，1866—1937)所著《江南传教史》（1914年上海出版了法文版，国内现有中文译本）中记载，1844年上海已经是大型城市，但城内仅剩近百名天主教徒，只能不公开地在这三所小教堂集会。1842年偷渡来沪的外籍教士南格禄、艾方济、李秀芳，就藏身艾家，随后转赴佘山张扑桥------今天上海天主教区最重要最宏大的两座大教堂，就是徐家汇天主堂和佘山圣母堂。

据后人考证，在1846年恢复合法地位前，整个上海地区（包括乡间）也就只有二百余天主教教徒。

这里我们回去说说一个前辈传教士，意大利人潘国光（Frarcuis Brancati，1607～1671）。历来在中国活动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不论中外籍，其实分两部分：耶稣会会士，和正统（法国）系天主教。上海解放时的大主教龚品梅，是正统系，为人方正，教廷承认而新中国不承认；其后的金鲁贤是耶稣会系，难得是两边都承认。这一方面是中国改革开放了，落实宗教政策；另一方面就是耶稣会系在教理上比较“叛逆”，处事圆融，愿意与中国政府改善关系。

潘国光1624年入耶稣会，崇祯十年（1637年）来上海。他才30岁，会讲汉语，也尊重乡亲，深得上海本土人士欢迎，是第一个常驻上海的耶稣会传教士。崇祯十二年有1124人经他受洗；十三年有1240人。崇祯十三年，因原有教堂太小，潘国光筹划另建新堂,得到徐光启第四孙女(圣名玛尔弟)帮助，购买潘氏世春堂旧址改建“敬一堂”（所在地址，今属南市区），世称“老天主堂”，当时为上海天主教的活动中心。此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本属于豫园的一部分，豫园原主人是明朝四川布政使潘允端家族，后家道逐步中落，徐光启的这位“第四孙女”，就嫁入了潘家。

崇祯十七年国事动荡，一年里有3000人经潘国光施洗入教。

清军南下后，1665年康熙禁教，潘国光曾藏身艾家，后来避居广州，到羊城不久病逝，临终惦念上海，艾家又冒险把遗骨迁回上海，葬于城南，以了却他的遗愿。某种意义上说，艾家是把潘国光视作家族一员了。

清初我们中国人里还有一位奇人，吴历（1630--1717），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擅长山水画，与恽寿平、王时敏、王鉴、王翠、王原祁合称“清六家”。

大约1681年，51岁的吴历，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到澳门，入教后随洋船游历罗马，58岁时被教廷派回上海任神父，时常住在艾宅。他是名画家，但画作留世很少，据说艾家至今还有收藏，就是他客居时所作，为艾家太夫人祝寿。

上图：吴历墓碑，可以看出他是耶稣会会士

按天主教教制，神父只能在主教座堂主持大弥撒礼。为了感谢陆、艾两家在教禁期间冒着灭族风险所作的贡献，梵蒂冈教廷特敕教区神父在重大宗教节日，可以在这两个私家教堂主持大弥撒礼。为答谢艾家，天主教江南教区特颁，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Université l'Aurore）每年为艾家提供两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我们具体说说震旦。1903年2月27日，法国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震旦学院，由耶稣会奖学基金提供财政支持，马相伯神父为创始校长。1905年，马相伯率众中国教员辞职，另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到1915年，震旦升格为大学，改为六年制，分设博物医学、法政文学、算术工程3科（后来的医、法、理工3个学院），教学用法语，校长由罗马耶稣会总部任命。1937年美国圣心会在蒲石路（今长乐路）创设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现向明中学），名义上属震旦大学，但实际财政、行政、教学完全独立，教学语言则为英语。1951年2月开始，传教士退出震旦的学政管理，天主教会停止拨给震旦大学经费。1952年撤校，原震旦大学仅保留了医学院，随后接收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的师资器材，于震旦原校址组建“上海第二医学院”（现重庆南路227号和280号，被重庆南路隔开，有两个校区），即今天的交通大学医学院。

（四）

前文所提的艾祖章副主教，是艾可久的第十五代孙。早他一辈，他的族叔，艾可久的第十四代孙艾振麟，震旦大学毕业后，于1924年赴法国巴黎（今巴黎政治大学）攻读法科博士，毕业回国后与法国律师普莱梅在法租界朱葆三路（现溪口路）26号荻百客大楼里，合伙开办律师楼。

上图:左侧为26号大楼

由于艾家在上海天主教界的人脉地位，艾振麟大律师帮本地委托人在法庭上打赢了不少重要官司，有“法租界外国大律师”的外号，就是专门打外国人的大律师。

巴黎政治大学建立于1871年，其法学院强调接地气地研究法学，根据学校档案，民国期间前来求学的有顾守熙、沈家诒、徐传保、艾振麟、王自新、方镇中等多人。

这里摘录革命前辈薛耕莘的一些回忆片段。薛老在1930年代供职于法租界巡捕房，同情革命。据他亲历，三十年代，自法国本土派到上海法租界工作的法国人中，不乏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如法捕房总监法伯迩(Fabre)、政治处处长马莱中尉(Etienne Maret)、政治处查缉班班长席能(P. Gelin)、马龙(P. Maron)等等。比如席能，他本是巴黎面包工人出身，在法国也受阶级压迫。由于法租界很多法籍人士的政治面貌比起公共租界（即英美租界）同僚要偏左，更由于有一些比较正直的法籍高级警官，所以上海市民的左翼爱国活动，在法租界要比在公共租界安全，法租界成为左派的重要阵地，如《生活》、《新生》等进步刊物，得以在法租界内出版，并在法捕房对国民党当局的敷衍周旋下而生存。作为华籍警官的薛老，则在既是法国上司、又是法国友人的庇护支持下，实实在在为左翼做了一些其他华籍和外籍警官不能做、不敢做、或不愿做的事情。

上图：法租界中央捕房，在今日建国中路上

1935年初，法捕房拘捕来一位女子，带着一个小女孩，该女子疑为共产党重要人物，必须转给南京当局。当时薛耕莘只知道女子姓方，毕业于北京大学，小孩名叫方小宝，时年五岁。席能班长审讯后，方女士用英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请求，请求把方小宝暂时寄养在法捕房里。方女士向席能提出了两点顾虑：第一她绝不信任国民党方面的人员；第二她害怕丈夫来捕房领取女儿而遭不测，所以暂时不会有人来认领。

席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出于人道主义，允予考虑，并报告上司，后指定由薛代为抚养这个小女孩。薛也笃信天主教，欣然接受了任务，把方小宝暗中寄养在上海南市天主教会办的新普育堂内，夫妇俩常去探望。一年多后，西安事变落幕，国共和解，方女士自南京被释放，来上海接走了孩子，临走席能和薛还凑了200元赠为路费。

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政府收回了在上海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薛被调入军统工作，由于内部倾轧，被旧案重提，因收养孩子而引申为通共，常凯申亲笔批捕。薛被捕后，案件移送上海高等法院。辩护律师费席珍、艾振麟与刘槐商议，鼓动刘槐以中统上海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出庭为薛辩护，三人甚至伪造了一份中统档案，“证明”薛非但不通共，且于1934-1936年间，在法捕房协助中统逮捕共产党数十人。中统出来砸军统的场子，律师又一通运作，最后轻判三年，旋被保释。

艾家在南市区老城厢，有三处老宅。

上图：1884年地图中的艾家弄

上图：《嘉庆上海县志》中关于艾家弄的记载

上图：1918年地图中的艾家弄

第一处是虹桥街54弄+艾家弄22号及后续多号，占地约3亩。第二处是艾家弄66--68号，应该是清末光绪年间添建的。第三处在董家渡，赖义码头街（解放前原名“烂泥码头街”），是艾振麟大律师功成名就后从老宅迁出自建，占地颇大，解放后国家征用了一部分院子，就这么一划拉，足够盖一座纺织厂，直到1980年代末，多层厂房里还在日夜运作。现在经老城改造，整个片区已动迁拆毁，被新貌覆盖。松江艾氏的子裔，在沪港和海外，开枝散叶，生生不息。

回到帖头，徐峥拍上海咸话电影。上海人确实有一种上海人的特色。那么到底什么人是上海人，能用一个具体的人来指代吗？胡歌？OMG

就像萨拉热窝不能用一个瓦尔特来代表一样，上海也不能用任何一个人来代表，甚至不能用狭义的“阿拉上海人”来代表。展开来说，潘国光不是上海人吗？席能不是上海人吗？周恩来不是上海人吗？

他们都是。

小本这两篇：茗谈201--海上余绪，我竟然看完了。

河南疫情未了，窗外雪花不息，工地及早停歇，也是闲得心慌。

顺便装一句：鄙人感觉疫情这股妖风，加上官吏们层层加码发神经，还会在国内各地此伏彼起蔓延流窜几遍，做生意朋友，请心里有个准备。无甚大碍，也不要紧张。轮番休息吧！

俺比较喜欢看小本说书聊天、调侃演义，海阔天空发散思维，念经的不要嫌累，辩经的尽管讲理，在没有形成键政决议之前，各抒己见可也！

---------进入感想正题----------

1、西教东传与往西取经，由来久矣

每当国人精神空虚，信仰无助，现实困惑时，需要本地儒生道士念经做法，若本地儒道力有不逮，则需要向外面的和尚取经、变法；

自玄奘去往西天取经以来到清末，国人信仰又开始大崩塌，于是，往西方取经大潮重新澎湃至今。

2、六神不定，输个干净

人类之间文化技术交流可以促进文明发展，但人类中各种教派也会趁虚而入。

体内有虚火，易感外风寒。正因为本土教义无力，我们才会坐视绿教等势力尾大不掉。

文化人在论文中摇头晃脑，真理部在CCAV念经敲木鱼，老百姓信吗？

3、世俗化也是信仰，拜金教是饮鸩止渴

当灵魂被抽空，人们更渴望消费与金钱填补

党国失去信仰，愈需要经济与物质刺激神经

玄奘取经，武宗灭佛，安史之乱，皆有因果

教员千古啊！

１９４７年生人，不知是第几代移民。钻研于上海地方史研究，是个脚踏实地的学者。

我看他谈上海地方史，联想到福建与移民城市上海的文化融合。大而化之，中华民族也是这样逐渐演化形成的。

似乎是新中国树立的。

官方对徐光启的评价还是很正面的。

徐汇这个地名是不是与徐光启有关系？

徐汇地铁站附近还有个 “光启城”的大型写字楼 兼商场

附近就是光启墓和纪念馆，离教堂也很近，这几个地方我都去过

徐文定公官方评价一直都挺正面的，真学者、也是真信徒，也真心爱国——但是科学家不太适合搞政治，明史本传：“郁郁而无所建白....”（他都做到东阁大学士了，不搞政治是不可能的），共和国的文宣只是不强调他的教徒身份而已

实际上，真信徒一般搞政治都不太成功，光启甚至不是地位最高的中国天主教徒（常凯申自称信仰基督教，但是他......不提也罢，另外他信的基督新教），最高的是：陆征祥，陆做过民国的总理（徐光启的东阁大学士是副总理，不是首辅），当然陆征祥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是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当时身份是外交总长），不为人知的是：他1927年7月5日，进了本笃会的圣安德鲁修道院，同年10月，他经过更衣礼后成为一名初级修道士。1929年1月，他行过发终身愿礼后成为正式修道士，后升为司铎，1945年被教廷封为圣安德鲁修道院名誉院长。陆征祥这个人也是.....软弱，缺少政治家必要的强悍和手腕（与他的地位相比啊，和普通人比也许已经够强悍了）

徐汇本身没有意义，只能是徐家汇的简称。

罗马教廷有没有给他啥任务破坏颠覆大明国？

我想他入了教，就有了来自外国的上级组织。如果上级给他任务，有害于他的祖国，被他拒绝，那他是爱国。否则很难说啊。

徐光启是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家，还是一个关心民生的好官。除了楼主介绍的中西交流成就，他还写了一本《农政全书》。不同于前人的纯农学著作，他这本书总结农业技术之外，还论及政府方面的农业政策与民生的关系，立意深远。中学时语文课本有他介绍推广红薯种植的文章《甘薯疏序》。他其实应该做科技大臣或者农业大臣而不是副总理。

徐汇区是中国上海市的一个市辖区，位于上海市中心，因为明末大臣、学者、天主教教友领袖徐光启及其后代居住于此而得名。

徐家汇的形成可上溯至明代。晚明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曾在此建农庄别业，从事农业实验并著书立说，逝世后即安葬于此，其后裔在此繁衍生息，初名“徐家厍”，后渐成集镇。其地处蒲汇塘、肇嘉浜和李漎泾三水汇合处，又因徐氏家族汇居于此，便在清康熙年间得名徐家汇。

他们也曾有个老大哥......不过 不爱国的还是少数吧😁

又 徐光启最后的官职 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仍兼管钦天监，本来就是负责文化科技方面的.....副总理

最后，当时的传教士可没有这个胆子 ......因为恰恰是徐光启等地位较高的中国教徒的努力，他们才能在中国待下去（可以查南京教案，不少人被驱逐了），因此晚明的传教士主流是比较通达的，允许教徒祭祖、祭孔，而且还不讲三位一体（按：晚明中国教徒非常关注科学，而科学是讲求逻辑的，传教士多半也都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但是基督教核心教义是无法逻辑化的，这个几乎是每次教义论争的核心，所以传教士干脆不讲）

正常人，没有被威逼不会当汉奸

有知识文化的人，不会被诱骗当汉奸

而徐光启就是这样的正常，有文化，有尊严的人。

整个区以此得名。为避免重复，区名就变为徐汇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