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关于包产到户的分析之一:起源与方法 -- 懒厨

共:💬325 🌺1188 🌵39
全看树展主题 · 分页首页 上页
/ 22
下页 末页
家园 安徽阜南六几年短暂搞过包产到户,粮食产量大增。

我母亲娘家是安徽阜南,那儿在六几年短暂进行过包产到户,当年收了比以前多很多的粮食,这个总不能说是前三十年的反哺吧。实际上农业就不适合集体劳动,井田制都让位于租佃制了,抱有集体农业劳动美好幻想的诸位估计都没干过农活没靠种地吃饭才能如此浪漫。

家园 我不知道我哪篇文章让你有这个感觉

而不是嘲笑前人SB。

我应该没有嘲笑过前人SB吧?要不你给个链接刷新一下我的记忆?

这栋楼里,我来来去去都是说对农民而言,公社制度不如包产到户,你不会认为这就是说前人SB吧?

家园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错判敌人的情况,对于对敌斗争

是个重大缺陷啊。老百姓可以被忽悠,但 如果决策阶层也被忽悠(自己的宣传忽悠的,比如王震同志访问英国),那么,很容易错判形势啊、很容易被敌人搞垮啊。

再说了,自己的宣传部门长期宣传中国人民的生活很幸福、敌人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都是如此),结果呢? 完全是反的啊。。这样的宣传能持久吗?

不能!

改革开放以后打开国门,中国人民可以通过各种媒介(电影啊,新闻报道啊,见闻啊,采访啊,实地访问啊了解世界。。以前根本不行啊。。万恶的四人帮把持了宣传大权)知道了自己人民和西方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都会有一种幻灭感和无力感。同时,有一种被欺骗感,觉得以前的那种宣传手段和宣传结论的可笑和欺骗。

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大都相似。所以,当欺骗宣传搞不下去的时候,就只有垮台一条路了。最典型的就是东德了,因为同文同种的西德就在边上,想欺骗人民都不是那么好骗的。朝鲜不也是这样的吗?

中国是幸运的,因为搞了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大的提高,否则,也是死路一条。

家园 安徽就是一个历史笑话

点看全图

你就听安徽历史造谣吹牛吧。

家园 您说的两老当然很好,

问题是大寨那会儿没有啊,而且大寨之所以给了农民好处,是因为组织起来,否则无法改造农田。

组织起来,就只好计算工分了。而且严格的说,所有组织起来的地方,大都只能用某种“大概”的方式发放报酬,不太可能不大概。发工资也只能大概吧。而一定用“大概”这种理由来攻击的人,无非是因为认为在这种“大概”的方式下,他认为没得到他应得的。为什么别人得一千,自己也得一千?甚至为什么别人得一千,自己也得八百?

我之所以不赞成,就因为这是一定要无法实现的绝对的公平,而小岗当初和后来搞不起来,我看也有这个因素,因为他们得不到他们认为应该得到的利益,就宁可不让别人也得利益,结果就是大家都搞不成。

家园 我不知道您多大岁数,

但我是经过那个时期的,在我这个知青周边的知青里,有很多人知道西方乃至苏东小汽车已经普及了,不存在您说的从上到下不了解。

家园 这一点我觉得不一定

而且严格的说,所有组织起来的地方,大都只能用某种“大概”的方式发放报酬,不太可能不大概。

组织起来有不同的形式,你说的这种,可以说是直接雇佣的形式,承包是另一种形式,也可以组织起来

家园 但是利益分配也没办法不大概吧
家园 我今年50多岁了。1979年看过日本电影【追捕】

和美国电影【未来世界】,你看过吗? 更早一点,看过【闪闪的红星】、【创业】、【春苗】、【红雨】。当然,还有那个著名的【决裂】。

至于你说的,周边的知青了解这些信息,这有什么呢? 收听“敌台”就是啊。。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知青们大量的收听“敌台”以便了解外部信息,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宣传已经不相信了。问题是,他们就算知道了什么,他们敢公开说吗?那时 中国的媒体敢于报道这些事实吗?

这个事实,50年代开始,那些从海外特别是从美国回来的海归们,都知道啊。。敢说吗?

如果你敢说西方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比中国人民要好,那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给“资产阶级唱赞歌”。。你敢公开说啊?

看一篇文章吧: 谷牧的一个报告让中央决心对外开放

谷牧:开放前夕率团赴欧“侦察”

  采访时间:2010年7月14日

  对话人物:

  刘念远(谷牧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某部退休少将)

  刘会远(谷牧次子,深圳大学退休教师、区域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去年11月,96岁的国务院前副总理谷牧在北京平静离去,留下了特区拓荒一代的光荣与梦想。

  2004年小平百年纪念之际,南方日报记者曾赴京采访谷牧,感受改革者风采。去年老人辞世,本报送去花圈,送上南方的怀念。今年特区30周年,我们又专程来到北京西单附近一座安静的四合院,走进老人晚年会客的书房。

  谷牧长子刘念远将军指着书房说,这里原来是傅作义的官邸,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重修过,父亲晚年一直住在这里。

  斯人已去,好在有些记忆是震不坏的。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种关于特区开创的浪漫主义叙事,无疑省略了其中的踯躅与艰辛。30年后的今天,重温“杀出一条血路”的既慷而慨,也许更能体味特区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

  “中国开放的操盘者”、“改革开放的开拓者”、“经济特区CEO”,这是国内外媒体给予谷牧的高度评价。他既是毛泽东时代的副总理,也是邓小平时代的副总理,邓小平说他是“明白人”,叶剑英说他是“改革开放的侦察兵”。

  就是这样一位深谙儒学、恪守理性中庸之道的老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受中央委托带领特区杀出了一条经济对外开放的血路。对于特区来说,他既是中央的决策者,也是一线的指挥员。

  为了来自南方的怀念,刘念远特意召集了一个小型的“家庭会议”:他与参与《谷牧回忆录》统稿的二弟刘会远,以及谷牧晚年秘书张守德,与我们一起追缅老人留下的“特区记忆”,汲取拓荒者的“改革智慧”。

  新中国首次派团访欧元首争邀“谈经济”

  1978年,百废待兴的中国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大门。

  5月,从来没有出过国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团,去西欧五国考察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

  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考察,谷牧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有了实感:“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差距太大了,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

正是这支“侦察兵”,为开放前夜的中国带来了宝贵的“情报”与决心。

  南方日报: 说起特区的草创,可以追溯到谷老的西欧考察之旅,“开眼看世界”拉开开放序幕。

  刘念远:1976年“四人帮”被擒,父亲高兴地喝了将近一瓶的茅台。他一方面感到“庆父已除,国家将兴”,另一方面又感到经历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千疮百孔,重整河山,任务艰巨。

  1978年,父亲带队考察西欧五国。成员中有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等六位部长或副部长级干部。临行前,邓小平同志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汇报,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什么都看,他们成功的要看,他们失败的也看,看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巧合的是,5月11日,“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文见诸报端。第二天,父亲率领的西欧考察队抵达法国。

  南方日报:据说他们此行,接待规格出乎意料地高?

  刘念远:父亲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他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都见了。

  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从丹麦去联邦德国,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

  父亲说,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可以办。

  坦认“落后二十年”老帅震动支持改革

  回国后,谷牧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

  报告提出了一个当时被称为“石破天惊”的结论:“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考察和讨论的成果,最终促成了中央推行对外开放的决心。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战略决策。

  南方日报:谷老当年的报告很大胆。

  刘念远:他在报告中直言:“我们的上层建筑,很不适应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我们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省市在计划财政物资的管理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级,许多事情都得跑北京来解决。而且,往往一个问题,跑几个部门,等几个月,还没有结果。”他建议要给有条件的地方“放权”“搞活”,这其实就与经济特区的早期设想不谋而合。

  1978年6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领导同志听了他的详细汇报。这个会开得时间很长,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

  叶帅从战略上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帅态度坚决地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南方日报:老帅们都很支持改革开放啊。

  刘念远:我讲一个故事。会后不久,聂荣臻元帅还觉得不过瘾,让父亲到家中详细介绍出访西欧的情况。

  一进门,父亲刚想从公文包里拿出考察报告,聂帅就摆手说:“不用拿了!谷牧,你这个报告写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你看,我都用不同颜色的钢笔、铅笔,做了好多记号、眉批。真想到当年留学和工作过的国家走一走,看看他们战后是怎么发展的,可是我80多岁了,走不动了。现在借你的眼睛,逐个给我介绍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变化。”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晚上9点,聂帅还留父亲在家吃晚饭,言犹未尽。

  父亲后来在回忆录中动情地写道:听着叶帅、聂帅、先念等同志发言,我眼前又浮现出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时三老(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四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艰苦抗争、痛斥江青等人的情景(编者注:当年谷牧和余秋里被诬陷为“二月逆流的小伙计”受到批斗)。事隔11年多,我们终于可以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痛痛快快地放手工作了。而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正是这些我非常敬重的前辈给了我力量。

  访日促成首笔贷款老母亲责骂“汉奸”

  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笔外资贷款,是谷牧从日本引进的。

  当时邓小平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

  而此前的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谷牧的大力推动下颁布施行,外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办企业从此开始。

  一开始全国才批准了6个合资项目,是餐馆、养猪场、照相馆等小项目,投资金额才810万美元,却是今后燎原的星火种子。

  南方日报:谷牧从日本引进贷款,据说还挨了老母亲的骂?

  刘会远:当时,父亲接到了日本对华友好人士传来的信息,说日本政府有一笔向发展中国家贷放的“海外协力基金”,利率极低、搁置时限长、本息偿还期长,中国可以争取使用,但是须由中国先开口。

  经过几轮磋商,1979年9月,父亲访问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说,你们早就应该来了,我们已经等候一段时间。那次访日,父亲促成了为数500亿日元的中日第一笔贷款协议,年利率3%,还款期30年,打破了“不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的思想禁区,我国迈开了使用国外贷款的步子。

  父亲这代人的家国观念很强,为了国家长远利益,个人的历史恩怨都可以放一边。他首次访问日本之前,我奶奶很不解:“你去那个地方干啥?”因为当年侵华日军不仅在我们家乡烧杀掳掠,而且还差点要了父亲的命。1941年父亲在沂蒙山区与侵华日军殊死搏斗时,在右胸留下了日本人的弹孔。所以我奶奶后来在电视里看到父亲签约场面,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

  父亲后来与6任日本首相都成了朋友,跟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也是老朋友。去新加坡访问时,他送给李光耀一方镌刻着一章《论语》的鲁砚。李光耀风趣地说:中国有句古语“半部论语治天下”,新加坡没那么大,一章就够了。后来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受父亲邀请当了中国经济顾问,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外脑”。

 

家园 是的,关键环节是苏东普及率比不上西欧,但是也不差,并不会因为

大领导到了西欧,如何惊诧,这种愚昧无知的说法。

这是极为愚蠢的,要说,刘华清到了美国上了航母震惊,那是合理的。

家园 周家河因为是万人大镇,工分比较细。

还是真的万人手印。

呵呵,可惜官方不认。

家园 如果是承包

就让承包者自己算,旁人不可能比承包者算得更精的了。

家园 如果两个都精的人算的结果有冲突了呢?

再怎么算也难免有不够精确的地方,大概是难免的,所以我还是认为用大概来攻击,就是过于精明了。很难与别人合作,小岗就是例证。

家园 您既然五十多岁,那还说什么

你没经过那个时代。

不知您知道不知道有个纪录片,是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彩色的,那里的美国极为先进,您猜,那是哪年的?

固然有偷听敌台的,但敌台没有直接的数据。

当时有个参考消息,是报纸,发得非常广,专登外国报刊通讯社的消息,真的数据之类的信息,大都是从这个渠道出来的。

家园 这个就是交易了

成功的交易,必然是卖方认为出售的产品或服务不值成交的价值,买方认为值这个价值,这样才能算成功。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拿你的劳动来换我的劳动,劳动有价值,也可以视为交易。

长时间交易不成功的人,在市场竞争中,会被淘汰出局,就像你说的小岗村,而市场淘汰失败者,不是一件坏事。

全看树展主题 · 分页首页 上页
/ 22
下页 末页


有趣有益,互惠互利;开阔视野,博采众长。
虚拟的网络,真实的人。天南地北客,相逢皆朋友

Copyright © cchere 西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