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盖伊.特立斯：邻人之妻 -- 万年看客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出埃及記 20:17

• 要是真对生孩子执念这么重，

她全身赤裸，趴在滚烫的沙子上，两腿舒展地伸开，长发在风中飘拂，脑袋向后仰着，双眼紧闭。她像是沉浸在隐秘的思索中，远离尘世，在加利福尼亚州靠近墨西哥边境的沙丘上静静栖息，毫无雕饰，唯余自然之美。她不佩首饰，头上也不戴花朵；沙滩上没有足印，毫无时间的痕迹，这是张完美的照片。不过，17岁少年汗津津的手指破坏了画面的美感，他攥着照片，眼里涨满青春期的渴望与情欲。

这张照片刊在摄影艺术杂志上，是他刚刚在芝加哥城郊瑟马克路拐角的报刊亭买来的。这是1957年的一个傍晚，冷风呼啸，哈罗德·鲁宾却感到体内热度不断上升。他站在报刊亭后面路旁的街灯下，仔细研究着这张照片，对往来车辆和行人的声音充耳不闻。

他迅速翻着书页，看看其他的裸体女人，判断自己对她们感觉如何。从前有几次，他慌里慌张地买了一本杂志后大失所望，因为这种书都是偷偷出售的，没办法预览里面的内容是否合口。像《阳光与健康》里那些打排球的裸体主义者——50年代唯一让阴毛入镜的杂志，可是她们也太壮了点；《现代男性》里笑容可掬的艳舞女郎，诱惑的姿势又太急切；还有《经典摄影》里那些模特，根本是镜头下的傀儡，在艺术的阴影中丧失了生气。

虽说这些杂志也能让哈罗德·鲁宾在独处时获得满足，但很快它们就被贬到卧室衣柜里的一大堆杂志底下。这堆书的最上面则是经受住检验的几本，女人们或表现某种情绪，或摆出某种姿势，但都是立即就能刺激他兴奋起来的；更重要的是，效果颇能持久。他要是在别处有了新发现，可以几周或几个月把它们冷落在衣橱里。可没有新发现的时候，他总是有家可回，在纸质的后宫里与哪位宠妃重燃爱火。这种快感与他和莫顿高中女友的性生活相较，当然有区别，可也并非水火不容。这两种快感多多少少交融在一起。女孩父母不在家，他俩在沙发上做爱的时候，他时常会想着杂志里更加成熟的女性。他自己看杂志的时候呢，则会回忆起和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刻，她脱了衣服的样子，她身体的触感，还有他们一起做过的事情。

不过最近，可能是因为觉得坐立不安、心神不定，总想着退学、甩了女友、加入空军吧这些事，哈罗德·鲁宾离芝加哥的现实生活愈发遥远，愈发耽于幻想；当一位特殊女性的照片出现在他眼前时，此类症状尤其严重。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这个女人已十分痴迷。

这个女人就是他刚刚在杂志上看到的，沙丘上的裸女。几个月以前，在一本摄影季刊上，他第一次注意到她。她的身影也曾出现在几本男性刊物、冒险杂志以及裸体挂历上。她很漂亮，身体线条富有古典美，脸庞充满无邪的活力，可吸引住他的并不光是她的美貌，而是笼罩在每张照片里的灵韵。她漫步在沙滩上也好，站在棕榈树下也好，坐在波涛拍打的石崖上也好，都带着一股不吝天性、慷慨展示自我的气息。即使有些照片里她遥不可及、飘逸脱俗，显得不食人间烟火，她身上的真实感依旧无处不在，让他觉得亲近。他也知道她的名字，是在题图里看见的，他十分肯定这就是她的真名，绝不像有些玩伴女郎[插图]或者招贴画女郎那样对想要撩逗的男人隐去真名，取个花里胡哨的假名。

她叫黛安娜·韦伯，家在马利布的海滩上。据说她是个芭蕾舞演员，哈罗德认为这解释了她在镜头前摆某些姿势时老练的身体掌控能力。比如他现在拿的这本杂志的一页上，黛安娜·韦伯简直像杂技演员似的，在沙丘上优雅地站着，两臂伸开，一条腿高高抬过头顶，脚尖笔直指向无云的晴空。下一页上呢，她侧身躺着，臀部浑圆饱满，一边的大腿稍稍抬起，几乎盖不住耻骨，胸部袒露，乳头坚挺。

哈罗德·鲁宾飞快合上了杂志。他把杂志塞到教科书中间，一股脑儿掖在胳膊底下。天已经晚了，他马上就得回家吃晚饭。一转身，报刊亭那个抽烟的老头正对着他挤眼，哈罗德没理会。他把手深深插进黑色皮大衣的口袋，朝家的方向走去，特意留长、梳成猫王“鸭屁股”式的金发扫着竖起的衣领。他决定步行回家，不乘公交车，因为他不想和人有近距离接触，不想让人侵入他私密的内心世界，他正急切地盼着晚上，盼着父母睡熟后，独自与黛安娜·韦伯在卧室里的那一刻。

他走在橡树园大道上，接着拐向北边的二十一街，走过路边的平房和稍大些的砖房。伯温这一带的住宅区很安静，离芝加哥市中心有30分钟车程。住在这里的人十分守旧，勤劳节俭。很多人的父母或祖父母都是20世纪早期从中欧移民到这儿来的，从捷克斯洛伐克西部波希米亚来的人尤其多。这些人仍旧坚称自己是波希米亚人，不过让他们扫兴的是，如今在美国，“波希米亚”这个词总是和无忧无虑、沉溺毒品酒精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这些人整天穿着凉鞋晃来晃去，还看“垮掉一代”风格的诗。

在家里，哈罗德与奶奶最亲近，时常去看她。奶奶就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不过不是波希米亚地区。她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那里靠近多瑙河与匈牙利从前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她经常对哈罗德讲起，自己怎么14岁就来到美国，在那些暗无天日、拥挤不堪的工人宿舍里做女仆。这类宿舍是为成千上万来到密歇根湖沿岸工业城镇打工的斯拉夫人准备的，他们来到这里，在炼钢厂、炼油厂之类的工厂里干活，这些工厂都在印第安纳州，分布在东芝加哥、加里和哈蒙德周围。那会儿住宿条件实在是太拥挤了，她说，去打工的第一家宿舍里，四个白班的工人租了四个晚上的床位，四个夜班工人呢，又租了这四个床位，白天过来睡觉。

她说这些人受到动物一般的对待，自己过得也像动物，他们不被工厂老板剥削的时候，就去欺负像她这样打工的姑娘。女人们要住在这种地方，本来就够不幸的了.宿舍里的男人们总想抓住她，夜里她想睡觉的时候，总有人使劲敲她锁上的房门。最近一次她对哈罗德讲这些事的时候，他坐在厨房里，吃着她做的三明治，突然想到了50年前她的样子:羞答答的佣人姑娘，脸色苍白，和他一样的蓝眼睛，长发绾成发髻，年轻的身体穿着灰暗的裙子在房子里飞快地走动，躲闪着野牛一般的工人们朝她抓来的手指和粗壮的胳膊。

哈罗德·鲁宾继续往家走，胳膊下紧紧夹着教科书和杂志，他想起奶奶的回忆让他多么伤感，又多么着迷，他明白了她为什么只对自己说这些事。他是家里唯一真正对她感兴趣的人，肯花时间来大大的砖房里陪她待着，其他时候她都是独自一人。她丈夫，约翰·鲁宾，以前当过卡车司机，在货运行业赚了笔钱，白天在修理厂里看货车进出的单子，晚上就和秘书睡在一块儿。奶奶很不屑提到她，提到时就说“那个婊子”。这场不快乐的婚姻中唯一的孩子，哈罗德的父亲，完全被他父亲给控制了，长时间在厂里干活;奶奶又觉得哈罗德的母亲与自己不够亲近，不能对她诉说挫折烦恼。所以主要就是哈罗德，有时加上他弟弟，偶尔打破房子里盘踞的寂静无聊。而且，年龄增长，哈罗德的好奇心也更重，与父母和周围的人变得疏远，他逐渐成了奶奶的密友，疏离于自己的同伴。

从奶奶那儿他得知了不少父亲童年的往事，爷爷的过往，以及奶奶为何要嫁给这么一个暴君似的男人。约翰·鲁宾66年前出生在俄国，是个犹太小贩的孩子，2岁时就随父母迁到密歇根湖附近一个叫索比斯基的城市，这里是用17世纪波兰国王的名字命名的。鲁宾上了短短几年学，家里的窘境毫无起色，后来他因为和另外几个年轻人组织持枪抢劫被逮捕，争斗中还有一名警察中枪身亡。后来他假释出狱，几年里干过各种杂活。一天，鲁宾来到芝加哥，来看望已经结婚的姐姐，在她家他看上了照看孩子的年轻的捷克斯洛伐克姑娘。

后来再去的时候，他发现女孩一个人在家，她拒绝了他的进攻之后——像以前拒绝宿舍里的工人一样——他把她推进卧室，强奸了她。那时她16岁。那是她第一次性经历，还怀了孕。她吓坏了，身边又没有亲人或朋友能帮忙，于是听从主家的劝告，嫁给了约翰鲁宾，不然他要因为以前犯的罪坐牢，而她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他们1912年10月结婚，六个月后生了个儿子，就是哈罗德的父亲。

时间流逝，这段无爱的婚姻并无多少改善，奶奶说，丈夫总是打儿子，她去阻止也会挨打，他主要的精力都用来维护卡车了。后来他捡到了金饭碗，在为芝加哥的一家大型邮购商—─施皮格尔公司做马车送货员之后，说服管理层借给他一笔钱买了辆卡车，开始了自己的货车运输买卖，这样施皮格尔公司就再也不用总养着几匹马了，据他说，马的送货效率远不如他。买了一辆卡车还清了借的钱之后，他又买了第二辆、第三辆。没到十年，约翰·鲁宾就有了一打卡车，包揽了施皮格尔在本地的所有送货生意，也接其他公司的活儿。

不顾妻子徒劳的反对，他把十几岁的儿子叫来车厂里做司机的帮手。虽然约翰鲁宾这时挣了很多钱，对贿赂当地官员和警察也十分慷慨──他经常说“想要顺溜，就得抹油”，对家里的花销却出奇吝啬，还总说妻子偷他落在房子里的硬币。后来，他故意在家里各处丢下自己记得数目的零钱，或者把钱摆成特定的样子放在柜子之类的地方，想证明妻子拿了，或者至少是碰过那些钱，可从未成功过。

奶奶的这些回忆，加上自己对冷冰冰的爷爷的观察，让哈罗德对自己的父亲有了很深的认识。父亲44岁，沉默寡言，毫无幽默感，和钢琴上摆的那张照片半点儿也不像。照片是“二战”时照的，父亲穿着下士的军装，既洒脱又英俊，离家乡万里之遥。但即使哈罗德理解父亲，也丝毫不能减轻与他一同生活的压力，哈罗德走到自家所在的东大街时，已经能感到家里的焦虑和紧张了。他想，不知今天父亲又会教训他什么。

以前，要是父亲没挑剔他的功课，那就是嫌他头发太长，要么就是和女孩儿玩得太晚，还有裸体杂志——有次哈罗德不小心没关房门，被父亲看到杂志摊在床上。

“这都是些什么破玩意儿?”父亲问道，措辞绝对比爷爷婉转多了。爷爷一开口，就夹杂着能想到的全部淫言秽语，口气里带着深深的轻蔑，父亲的用词却更加克制，不含感情。

“我的杂志。”哈罗德回答。

“都扔掉。”父亲说。

“这是我的!”哈罗德突然喊道。父亲好奇地看了看他，然后厌恶地缓缓摇着头，走出了房间。之后他们几星期都没说过话，今晚哈罗德也不想再被父亲撞见。他只希望平安无事，赶紧度过晚餐时间。

进屋之前，他看了一眼车库，父亲的车停在里面，是辆1956年出品的林肯，一年前，父亲以精心打理的1953年的凯迪拉克以旧换新来的，车身还闪闪发亮。哈罗德爬上后门的台阶，悄悄走进了屋子。母亲是个胖胖的、面色和善的中年女人，正在厨房里做晚饭;他能听到起居室里电视机的声音，看到父亲坐在那儿读着芝加哥《美国人报》。哈罗德冲母亲笑了笑，问了声好，声音让起居室里也能听见，可以算是对两人都打了招呼。父亲没有反应。

母亲对哈罗德说，弟弟得了感冒，正躺在床上发烧，不和大家一起吃晚饭了。哈罗德什么也没说，径直走进卧室，轻轻关上门。房间布置得很漂亮，有舒服的椅子、抛光的深色木材书桌，还有大大的维京橡木床。书本都整齐地摆在书架上，墙上挂着内战时期的剑和来复枪的仿制品，是父亲给他的，还有个镶边的玻璃箱，里面堆着哈罗德去年在手工课上做的几样钢制工具，在福特汽车公司赞助的全国比赛上得了奖。他还得过维博尔特百货公司颁发的美术奖，作品是一幅小丑的油画。他做木工活的才能最近也得到了发挥:他做了个木头架子，用来放摊开的杂志，这样看杂志的时候两手就能空出来了。

哈罗德把教科书放到桌上，脱下外套，打开杂志翻到黛安娜·韦伯的裸体照那页。他站在床边，右手拿着杂志，然后半闭上眼，左手轻拂过裤子前面，轻柔地触碰着性器。它立即就起了反应。他真希望现在能有时间，在吃晚饭前脱下衣服、满足自己，或者至少能从走廊溜到厕所里，在洗脸池前面来一发快的，把她的照片举到药柜的镜子前面，看着自己暴露在她的裸体之前，假装与她一同在沙丘上沐浴阳光,让她朝下看的可爱黑眼睛盯住他肿胀的下体，想象自己抹了肥皂的手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他已经这么做过很多次了，一般都是在下午，因为下午关卧室门会显得鬼鬼祟祟的。可是虽说在厕所锁上门很安全，哈罗德却总觉得不够舒服，部分因为他还是喜欢躺在床上，实在不愿站着，也是因为洗脸池周围没什么地方放杂志，没法用两只手。此外更重要的是，一个不小心，杂志就会沾上水池里溅出来的水，因为他得把水龙头开着，提醒家里人他在厕所，而且有时手指上的肥皂沫干了，也得用水来润滑。有水渍的裸女照片对大多数青年男子来说大概不成问题，但哈罗德鲁宾却不能接受。

他想要精心保护这些杂志，还有很实际的考虑:今年，报纸已经刊登了全国反色情运动更加高涨的消息，说不定以后就不能随时买到有裸体图片的杂志了，秘密地也未必能买到。《阳光与健康》已经出版了20年，内页里还有好多老幼俱全的家庭照片，也在今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司法听证会上被定性为黄色刊物。艺术摄影类的杂志也被一些政治家和宗教团体斥为“淫秽”，即使这些杂志试图和色情刊物保持距离，每张裸体照片下面都会标注说明性文字，比如“皇冠格拉菲，柯达101 mm镜头，焦距11 mm，曝光1/100秒”等。哈罗德在报上读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邮政部长阿瑟·萨默菲尔德，想要把有性爱内容的文学和杂志清除出邮政系统。纽约的出版商塞缪尔·罗思就因为触犯联邦邮政法规，刚刚被判五年徒刑外加5000美元罚款。罗思之前的罪名是印刷并传播《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年他第一次被捕，警察突袭他的出版公司，找到了从巴黎偷运来的《尤利西斯》印板。

哈罗德还读到碧姬·芭铎的电影在洛杉矶上映有了麻烦，要是放到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居民都是工人，警察又厉害，还受到天主教道德观念的很大影响，有关性爱的文艺作品只会被压制得更凶。特别是在爱尔兰裔兼天主教徒市长理查德·J戴利新上任后，情况越来越糟。哈罗德已经注意到，沃巴什大道上的脱衣舞俱乐部被关掉了，州立大街上那家也关了。这种势头要是不停，瑟马克路上他最喜欢的报刊亭没准只剩下《家务事》和《周六晚邮报》卖，对此他父母也绝不会有什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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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住在家里这些年，从未听见父母说过一句和性有关的话，从未见过他们的裸体，夜里从未听过他们的床因做爱有一丝响动。哈罗德想他们应该还是会做爱的，不过不太确定。他也不知道60多岁的爷爷和情人这方面状态如何，不过奶奶最近一脸苦相地偷着告诉他，她和爷爷自1936年起就不再做爱了。反正他在床上也没什么技术，奶奶很快地补充说。哈罗德琢磨着她的话，第一次想到奶奶会不会也有秘密情人。他觉得可能性实在不大，因为从没见男人进过她家，她也不怎么出门;不过他记起一年前，自己曾在她书房里意外发现了一本浪漫色情小说。书用棕色的书皮包着，版权页上印着法国一家出版商的名字，下面是出版日期，1909年。奶奶打盹儿的时候，哈罗德坐在地板上把这本103页的小说看了一遍，接着又看了第二遍。情节非常吸引人，文字的大胆程度令人惊叹。故事讲了欧洲和东方几个性生活得不不到满足的年轻女子，在绝望中离开了小镇和村庄，游荡到摩洛哥，被帕夏国俘虏，关到了后宫里。一天，帕夏出门的时候，一个女人注意到窗外有个英俊的船长，就把他勾引到楼上，激烈地做爱，别的女人也轮流来过，中间还偶尔停下来，对船长讲述她们来到这里时的不堪往事。后来几次去看奶奶时，哈罗德把这书看了太多遍，有些段落都能背下来了:

她柔软的胳膊做出回应，搂住了我。我们的嘴唇交融在一起，变成美味绵长的吻。接吻之时，我的长柄倚着她温暖、光滑的小腹。然后她踞起脚尖，长柄的尖端就埋在了小腹下面短而浓密的毛发之中。我用一只手引导它来到入口，那里也充满热情地接纳了它;我的另一只手抓住她圆鼓鼓的屁股，靠向自己.......

哈罗德听到母亲从厨房里叫他。该吃晚饭了。他把印着黛安娜·韦伯照片的杂志塞到枕头底下，答应着母亲，稍等了一会儿，让勃起平息。然后他打开房门，轻松地走向厨房。

父亲已经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一碗汤，读着报纸。母亲站在炉子边上轻快地讲话，没注意到其实没人在听。她说今天去镇上买东西时碰到了老朋友，是以前库克县估税员办公室的同事。母亲曾经在那儿工作，负责操作键式计算器。哈罗德知道17年前自己快出生的时候起，母亲就辞了职，后来再没有外出工作。他称赞说饭菜的味道好香，父亲从报纸里抬起眼睛,笑也不笑地点了点头。

哈罗德坐下来啜吸着汤，母亲一边继续讲，一边在餐柜上切好牛肉，端上餐桌。她穿着居家便服，化着淡妆，吸着带过滤嘴的香烟。哈罗德的父母烟瘾都很重，这也是他们唯一的爱好。他们俩都不爱喝威士忌、啤酒、红酒什么的，晚餐都是配忌廉汽水或根汁汽水，每周按箱买这类饮料。

母亲坐好之后，电话响了。平时父亲都是把电话放在餐桌附近好拿的地方，他拿起听筒时皱了皱眉。有人从修理厂那边打来的。每天晚饭时几乎都有电话，从父亲的表情来看，像是听到了坏消息——可能有辆车送货前出了故障，或者司机工会要闹罢工;不过住在家里这些年，哈罗德知道，父亲这副阴着脸、绷着嘴唇的样子和电话那头说了什么并没太大关系。他天性就是如此，对世界冷眼相看。就算打电话的是电视台娱乐节目，宣布父亲中了大奖，他也还是只会皱皱眉头而已。

不过，管理鲁宾家的运输生意就是有一万个不好，父亲还是每天5点半早早起床，第一个去上班，处理各种大小问题，从维护142辆卡车到解决货物被盗的事，还得应付暴躁易怒的老头子约翰·鲁宾:他还想要掌管大权，但现在车厂的规模他早管不了了。

哈罗德最近听说，鲁宾家几个司机因为没有牌照驾驶，被警察拦下了。老头子为此气得要死，忘了其实是因为自己太小气，才会闹出这事:他为了自钱阶石IH牌F3车只买了32个牌照，车厂里的司机总得把牌照换来换去，不然就要冒险开着没牌照的车送货。哈罗德知道这事儿早晚要闹上法庭，到时候爷爷就会想办法买通人情,就算他运气好、贿赂成功，花的钱也肯定比给所有车上牌照多。

哈罗德发誓以后绝不去车厂里工作。他暑期在那里短暂地工作过一段时间，马上就决定敬而远之。爷爷时不时就叫他“小废物”，侮辱谩骂令他不堪忍受;父亲也好不到哪儿去，有一天尖酸刻薄地说“你一辈子也成不了事”。哈罗德毫不在乎这恶意的断言，因为他知道要讨好这爷俩，就得完全屈服在他们的淫威之下。哈罗德决意不重复他父亲一辈子的错误:变成老头的喽啰，这老恶棍和不爱的女人搞出来一个不想要的儿子。

父亲挂上电话后继续不动声色地吃饭，一点也不提刚才电话里都谈了什么。饭后，他面前摆上来一杯他喜欢的加了不少奶油的咖啡，接着他点燃了一根“流金岁月”国。母亲提起几天都不见街对面的邻居出来了，哈罗德答说他们有可能是去度假了。她站起来清理餐桌，然后去看了看熟睡中的小儿子烧是不是好些了。父亲走进客厅，打开电视机。哈罗德过了一会儿也走进客厅，坐在屋子的另一端。他百无聊赖地看了一会儿电视，做了一会儿报纸上的填字游戏，听着母亲在厨房里洗碗碟,父亲打着呵欠。然后父亲站起身来，又打了一个呵欠，说要回屋睡了。刚过9点。半小时之后，母亲走进客厅和他道晚安，不一会儿哈罗德关上了电视机，整栋房子完全安静无声了。他走回自己的卧室，关上房门。一阵静静流淌的兴奋和解脱涌上心头。他终于独自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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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脱掉衣服挂进衣橱，从衣橱的上层架子上拿出一小瓶“意式香脂”牌润手霜，放在床头柜上舒洁纸巾的旁边。他把床头灯调暗，关掉顶灯，卧室于是浸润在柔和的光线里。

在芝加哥这个寒冷的夜晚，能听到风抽打着防雨窗，他溜进冷冷的被单里时不禁打了个冷战，赶紧拉过毯子盖在身上。他躺下待了一会儿，等暖和起来之后，从枕头下拿出那本杂志草草翻起来——他现在还不想就去注视迷恋的对象，黛安娜·韦伯，她在第19页的沙丘上等着他。他想先把整本杂志的52页都过一遍，这里面有11个不同女性的39张裸体照，简直就是金发女郎和浅棕肤色女郎所组成的视觉迷情剂，高潮来临之前的前戏。

第4页上的一个瘦削的黑眼睛女人引起了哈罗德的注意，但是摄影师让她也别扭地待在一棵树盘根错节的枝条上，他觉得她待得很不舒服。第6页上的裸体女人挨着—个画架盘腿坐在一间画室的地板上，她的乳房不错，但是脸上的表情平淡乏味。哈罗德仍旧躺在床上，毯子下他的膝盖微微弯起，他继续翻过各式各样的腿和乳房，臀部和毛发，女性伸开的手指和胳膊，眼睛不看着他，眼睛又看着他——他时不时地停下来用左手轻轻抚弄自己的阴茎，右手倾斜拿着杂志以减少光滑书页上的反光。

杂志一页页地翻过，他看到了黛安娜·韦伯那一系列精美的照片，但他马上就跳过去了，不想现在就挑逗自己。他继续去看第27页上那个一本正经地坐着的墨西哥女人，她的大腿上缠着渔网。接着是巨乳的金发碧眼女郎斜倚在地板上，挨着一小尊《米洛的维纳斯》的大理石雕像。接着又是轻盈、迷人的金发女良侧站在“曝光1/25秒，焦距22 mm”的阴影里，像是在一间剧院空荡的舞台上，她的胳膊盘在下巴和向上翘起的乳房之间，她的乳房优雅地袒露出来，在微妙的舞台灯光中，哈罗德确信看到了她的体毛，今晚他第一次感到兴致高昂。

如果不是如此迷恋黛安娜·韦伯，他知道自己会被这个柔软苗条的金发小美人所满足，也许不止一次——这对他而言是一张色情照片能经受住考验的标志。在他壁橱里那堆杂志中有数十张裸体照曾使他在独处时达到高潮，有些能三四次;有些能使他未来再达到高潮，只要他有一段时间不看她们，让她们重获神秘感。

然后就是那些极其罕见的照片，黛安娜·韦伯的照片，每一次都能使他满足。他大概有50张她的照片，他能从200多本杂志里一下就把每张都找出来。他只需要看—眼封皮就知道她在哪里，她怎么站着的，背景有什么，在快门按下的那一瞬间她子像在想什么。一旦看到这些照片，他就论想起是在哪里、什么时候买的，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她的每个姿势，都记录着他生命的某个时刻，使他相信他真的认识她,她是他的一部分;通过她，他与自我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这可不光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家所谓“自虐”的功劳，更是因为自我接受——他认识到自己的欲望是天性，对理想化的女性也有渴求的权利。

哈罗德再也按捺不住，翻到黛安娜·韦伯趴在沙丘上的那一页。他看着她，趴在那里，头在风中高高扬起，眼睛微闭，左边的乳头挺立着，她的两腿大大地张开，傍晚的斜阳里，她玲珑婀娜的身形夸张地投影在柔软的白沙地上。除去她的身体只有蔓延开去的空旷无际的沙漠——她看起来是如此的孤单、自在、触手可及。哈罗德必须渴望她，她是他的。

他把毯子推开，身体因热望而兴奋地微微发烫。他从床底下拿出在学校做的木架子，他的手工课老师如果知道这架子今晚会派上什么用场，一定会大跌眼镜。他把杂志在自己面前架好，放在大张开的两腿之间。用两个枕头把自己的头高高架起后，他够到那瓶“意式香脂”，倒入手掌搓热。然后他开始轻柔地抚摸自己，感到下体迅速地完全勃起。眼睛半闭着，他躺回床上，凝视着自己闪闪发光的性器像塔—样嘉立在黛安娜·韦伯的照片前，在沙地上投下—道阴影。

上，下，上，下，他握住自己的性器，前前后后地摩榄着睾丸，他直勾勾地盯着黛安娜·韦伯背部的曲线，圆润饱满的屁股高高翘起，还有两腿间那温暖潮湿的地方......他现在想象自己走向她，弯腰接近她....事后他在床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肌肉松弛下来，双腿虚弱无力。然后他睁开眼，看到她在那里，一如既往地可爱撩人。

终于他坐起身来，用两张舒洁纸巾擦了擦自己；又用了两张，因为手上沾了体液和润手霜，还是黏糊糊的。他将纸巾揉成一团投进废纸篓，毫不在意母亲早上清空纸篓时可能会认出那是什么。他待在家里的日子不长了。几周之后，他就会加入空军，再之后呢，他还没想过。

他合上杂志，放到壁橱里那堆杂志的最顶端。他把木架子放回床底下，爬回被窝里，感到疲累但是平静。他关上了灯。他想，要是运气好，空军会把他派往南加州的基地，然后说不定他就能找到她。

1928年，黛安娜·韦伯的母亲在南加州的一场选美比赛中夺冠。这场比赛是由格雷厄姆·佩奇汽车的制造商赞助的。比赛奖品之一是在塞西尔·B.德米尔导演的默片中出演一个小角色，黛安娜的母亲演的是个羞涩漂亮的少女，就像现实生活中的她自己。

她从蒙大拿州来到加利福尼亚和父亲住在一起。父亲在痛苦地离婚后，辞去了在比林斯电气公司的工作，来到位于洛杉矶的华纳兄弟工作室当电气工。她和父亲远比和母亲亲近，何况她也早就想逃离西北部乡村的粗粝鄙俗:父母隔三岔五地吵架，祖母结了五次婚，曾祖母在河里游泳时，被印第安人的前射中后背，死掉了。她到了南加州，坚信这里总比视野局限的“大天空”乡下强，能带来更多的满足和成就。

大致来说，这里确实不错，尽管她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出演的几部电影中从来没能成为明星。她的满足主要是来自洛杉矶风和日丽的感觉，艳阳使她远离了蒙大拿阴郁的少女时代。在洛杉矶，她可以自由自在、心血来潮地做事，重燃早先对于宗教的兴趣，不穿胸罩在街上走，最终嫁给一个大她将近30岁的男人，七年后又嫁了一个小她五岁的丈夫。南加州典型的对传统价值的漠视、社会根基浅、流动性高、持续性低——这些特点对她蒙大拿的家人采说都事沉重的包袱，她在洛杉矶却轻松接受了，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同龄人也接受了这种新的价值观，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儿为了追寻某种模糊的目标离开乏味的家乡，移民到加州。很少有人能成为成功的演员、模特、舞者，更可能的是，她们最好的年华是在做鸡尾酒侍者、前台接待、售货员，或者圣费尔南多谷里郁郁寡欢的家庭主妇。尽管如此，几乎所有这些女孩儿都留在了加州，有了孩子。大萧条时期，这些孩子就在加州的太阳下长大，40年代整年玩着户外运动，“二战”开始、加州大繁荣时期到来之时，他们也长大成人（当时美国的防卫投资将数以百万的资金注入西海岸的飞机制造厂和科技产业);50年代，加州出现了新一代人，他们以靓丽的外表、休闲的穿着、轻松的生活态度，以及对健康的重视等著称，他们的形象在麦迪逊大道、整个国家，甚至在海外都非常鲜明，被认为特别有“美国范儿”——就是所谓加州风格。而黛安娜·韦伯在50年代就拥有这种风格，不过她母亲并没有觉察到。

黛安娜的父母离婚时，她与母亲的矛盾就产生了。黛安娜的父亲比母亲大27岁，是从犹他州奥格登来的作家，叫作盖伊·恩皮。他矮小结实、专横且富有冒险精神。1911年，他加入了美国装甲部队，而且因为美国很晚才加入“一战”，还跑去加入了英国军队。他上过欧洲的前线，脸上留下了让他后半生引以为傲的伤疤。1917年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畅销书《冲出战壕》，卖出了一百多万册。后来他又把这本书拍成了一部电影，自导自演。

盖伊·恩皮之后十年又写了几本书，但都不及第一本出名，到了30年代他只能去为杂志写低俗小说，常常是用笔名出版。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在好莱坞的一次聚会上遇到这个来自蒙大拿的娇小、活泼、芳龄20的女演员。她的一头黑色短发、一双棕色大眼睛，以及极富感染力的笑容都让他想起了默片明星克拉拉·鲍。他很快就用一束束鲜花向她求爱，开自己的凯迪拉克敞篷车载她兜风，不久就向她求婚了——而她也答应了，尽管他46岁，和她的父亲一样大。

不明智的是，他把新娘带回自己家去住了，家里还有他深爱的母亲和姐姐，《冲出战壕》就是题献给她们的。两人都是从纽约来的饱读诗书、精明强干的女人。他母亲的舅舅理查德·亨利·达纳是《航海两年》的作者;他守寡的姐姐——之前嫁给了W.&J.斯隆家具地毯公司的高级主管，每周都要读《纽约客》，她在洛杉矶的家里布置了很多精致的家具，还有一个了不得的图书馆，书都是从美国另一头带过来的。这两个女人，尤其是盖伊·恩皮固执己见的母亲，对这个蒙大拿来的小演员并不怎么满意。而盖伊·恩皮无力解决，或者不愿意去解决，他们之间不断升级的婚姻冲突，只在1932年独生女黛安娜——名字取自当时的流行歌曲——出生时才稍稍停歇。

黛安娜2岁时父母分居;5岁时，经过短暂的调停程序后父母就离婚了，之后黛安娜就得在父亲家和母亲家之间来回奔波。工作日的时候她住在母亲家，她母亲在1939年又嫁给了一个24岁的英俊小伙儿，那人是国际通讯社的摄影师，还曾经穿着一身牛仔行头，为切斯特菲尔德香烟的大广告牌做过模特。他们结婚的时候这小伙儿在日落大道有一家小餐馆，而黛安娜29岁的母亲压抑了她所有挥之不去的电影野心，在新老公的餐馆里当服务员。

周末黛安娜会乘电车从好莱坞山到回声公园，奶奶在那里接她去父亲的住所。亨德尔的音乐轻柔地从唱片机中流淌出来，她置身于姑姑和奶奶知性的陪伴中。她们鼓励她广泛阅读，带她看趣味高雅的电影，说话用词黛安娜得查字典才能明白。当姑姑和奶奶每天午睡时，父亲在打字机前工作（不过收效甚微)，黛安娜会独自静静地坐在屋中阅读，从《风流世家》读到莎士比亚戏剧，从《天方夜谭》读到《格雷氏解剖学》。渐渐地，她积累了扎实的——可能还有点古怪的——古典文学基础，以及强烈的幻想气质。

某天下午看了芭蕾舞《胡桃夹子》之后，她的幻想变得更加清晰。从此黛安娜在梦里总能看到美丽动人的自己，穿着紧身裤独自在舞台上用脚尖优雅地旋转。她开始每周放学后去上芭蕾课，不过只有当她表现好，而且把房里的很多杂事做好之后，母亲才给她这种“特权”。她的继父——和他在一起总是让人很不舒服——常常会在黛安娜在家里练芭蕾时看着她，有时她在客厅扶着壁炉架，将一条腿高高地抬向空中，他也会温柔地取笑。这场景让母亲老大不高兴，她本来就反对年轻的丈夫在走廊里挂巴尔加女郎招贴画金，对他如此关注自己12岁、含苞待放的女儿，就更不痛快了。一天傍晚，母亲暴躁任性的脾气发作，说黛安娜的美貌绝对赶不上自己，使她极为受伤。

母亲那晚些时候又生下一个儿子，黛安娜在家里的处境迅速恶化;两年之后，又添了一个女婴。黛安娜正F进入青春期，对于男孩子和约会越来越感兴趣，却必须每天放学回家去照顾弟弟未妹。这种情形差不多持续到她高中毕业。之后她离开家和姨母住了一段时间，在威尔希尔大道上的萨克斯百货商场做了一阵礼物包装员，赚钱来支付自己的日常开销和舞蹈课。几个月后，为了不再干扰姨母的隐私——她当时正和在贝弗利山庄酒动公室上的一位有妇之夫交往，黛安娜搬到了好莱坞影视俱乐部宿舍，这是给投身电影产的女人们的住处，母亲曾经就住在这里。在那里黛安娜得到了给旧金山一家夜总会歌舞团跳舞的面试机会，尽管这种机会对于有志成为芭董舞演员的黛安娜来说不是那么对路，但她觉得自己的年龄可能已经太大了(那她18岁)，加上缺乏训练，虽然在幻想中她跳得是如此完美，呵能-辈子也无法精通这门精妙的身体艺术了，于是她参加并通过了面试。当她问母亲是否应该接受这个职位时，母亲说:“别问我，自己决定吧。”于是黛安娜去了旧金山，不过她拿不准母亲这样说是让她独立了呢,还是根本就对此无所谓。

黛安娜每周赚80美元，每晚跳三场，每周跳六个晚上，在歌舞团里她曾为索菲塔克这样的巨星伴过舞。她平常的演出服挺保守，只露出腰腹部，但是当她到后台换衣服时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大家的裸体，她河以比较自己与其他人的身体。她的条件相当出色。所以当歌舞团的一个朋友建议她去加州大学伯克利份校一位艺术教授那儿做人体模特赚外快时(这位教授为一次简单的裸体摄影付20美金)，她倒是一点儿也不惊讶。

黛安娜怯生生地来到教受的住处，不过他超然、正式的举止让她很快放松下来。她脱掉自己的衣服，赤裸着站在他面前。她看到他退后几步，听到按快门的声音。她听到照相机一次又一次地按下，不用他指导，她便像芭蕾舞者一般舞动起来，听着发自内心的音乐声和照相机的咔嚓声，她的胳膊慢慢地抬起，转过身去，用脚尖旋转，她已经意识不到教授的存在。她只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控制这身体如同演奏精巧的乐器，借此她便能超越极限。尽管光着身子，她并不觉得赤裸。跳舞的时候，她感到自己被内化了，私密、孤独，深深地潜心于自己的情感中。这些情感可能从她的动作或表情流露出来，但她并不清楚，也不去想镜头后的教授印象如何。她只能勉强看到远处他模模糊糊的灰色身形。黛安娜摘下了眼镜,而她近视挺严重的。

完成了在夜总会跳舞的工作后，黛安娜回到了洛杉矶，她开始主动打电话约见列在分类名录里的各种时尚摄影师。她给维·鲍尔弗基思·伯纳德、彼得·高兰、安德烈德迪恩斯、威廉格雷厄姆、埃德·兰格等都打过电话。几乎所有人都被她吸引了，看起来如此健康单纯的姑娘会这么愿意做裸体模特，这事儿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黛安娜至少领先了时代整整十年。

1954年，黛安娜22岁，她的照片开始在全国的裸体主义杂志和摄影杂志中刊载。1955年，她的一系列彩照被送往芝加哥的《花花公子》杂志社。社里年轻的出版人，休.海夫纳在办公室里看着这些照片，立马就被迷住了。

第一次看到黛安娜·韦伯的照片，海夫纳28岁，杂志出版的第二年。1953年，他编辑第一期《花花公子》杂志时，得窝在厨房里，与老婆和襁褓中的女儿共用一张桌子;不过如今他手下有30名员工，在芝加哥市中心附近租了四层楼房。此刻顶层的大办公室里，他正坐在现代感十足、L形的办公桌后，眼前是黛安娜·韦伯的相片。

他轻快地一张张翻看照片，丝毫显不出面对裸体时他曾经有多么害臊，少年时代在严肃古板的家中做了春梦后又是多么难堪。休·海夫纳现在是情色杂志年轻有为的出版人，和妻子分了居，同两个年轻的女下属睡觉，春梦已经变成了现实。他一手创办的杂志也重新塑造了他。他真的每天就和铜版纸住在一块儿，晚上睡在办公室后面一间小卧室里，不分昼夜地费心设计《花花公子》的颜色、版式、图片、标题、新闻、文章，每一行字都要细细读过，就像现在，他手拿放大镜，认真鉴赏着黛安娜·韦伯的裸照

第一张照片中，她裸着上身，站在芭蕾舞室里，穿着哑光的黑色紧身裤，勾勒出有力而优雅的大腿、小腿和浑圆的臀部。她的腹部平坦，光滑、强壮的背部毫无瑕疵，没有舞蹈演员容易长的那种多节的肌肉;而且，虽然她在运动，皮肤上却没有汗水的闪光。这让海夫纳印象颇深，他自己年轻时极易出汗，像在学校舞会上用手扶着女孩的腰或在电影院里搂着女孩的肩膀时，出汗就尤其厉害。

他的视线缓缓扫过黛安娜·韦伯的乳房，接着是乳头.......他惊叹其形状与尺寸的完美，想象着把这么一对乳房握在手中的感觉，他知道一旦这些照片被选登上杂志、发行流通，还有几千个男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海夫纳与购买他杂志的男人十分相像。从收到的读者来信和《花花公子》飞速增长的销量里，他就知道，他喜欢的东西他们也喜欢;他时常把自己看作幻想供应商,在精神世界里给男性读者和杂志女郎牵线搭桥的媒人。每月新刊在他的指导下出炉之后，他闭上眼都能想象出，全美孤独的男人为他选择的图片欲火难耐的高潮时刻。他们中有汽车旅馆房间里的旅行推销员，营地的大兵，寝室里的学生，乘飞机的主管——杂志如同秘密旅伴一般藏在手提皮箱里。他们是得不到满足的已婚男人，收入中等，志向平平，对生活早已厌倦，工作也无聊透顶。他们想要在虚拟的性爱冒险中获得暂时的逃避，拥有更多的女人，那些在现实中他们因为没能力、没时间、没钱、没权力，或者根本没有想要的勇气而错失的女人。

海夫纳理解这种感觉，结婚的头几年也尝过这种滋味，他半夜会从熟睡的妻子身边溜出来，在城里长时间散步。他仰望着矗立在湖畔的豪华公寓，看到伫立在窗前的女人，想象着她们同自己一样郁郁寡欢;他想要秘密地认识她们每个人。白天见到的女人，走在街上也好，在公园散步也好，正坐上轿车也好，他都会在头脑里脱掉她们的衣服，虽然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连眼神接触都没有，他还是感到内心一阵狂喜;几周以后，在他剧场般的脑海里，这些女人的形象依旧栩栩如生，他凝视着她们清晰的身影，就像现在凝视桌上裸体舞者的照片一样。

透过放大镜，他眯着眼注视着黛安娜·韦伯高高抬起的下巴，肉感的嘴唇，她大大的淡褐色眼睛回看着他，神情既迷人又疏远。他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点:她率直地看着你，可又与观者的反应相距甚远，好像她是头一次在人前展露身体，对男人还天真无知。海夫纳想要杂志里的裸女传达的正是这种感觉，不过很少有玩伴女郎能有这种表情。从1953年12月第一期杂志刊登玛丽莲·梦露的照片以来，每一期《花花公子》的中央拉页都是专业模特，表情老练，胸有成竹;她们都是见过世面的女人。不过，她们每个月都能吸引为数众多的读者，连海夫纳也咂舌不已，《花花公子》初期的巨大成功很可能并非源于杂志本身，而是要归功于那些买杂志的男人。

《花花公子》出版以前，美国男人鲜见裸体女性的彩照，他们在报刊亭买《花花公子》时兴奋不已，又难抑尴尬，走路都要把封面卷起来。他们好像公然承认了自己糟糕的需要，长期压抑的秘密，承认自己在现实中没法得到满足。虽然《金赛报告》说几乎所有男人都会自慰，50年代早期这仍然是不能提及的秘密行为，而且也从没人提起自慰会和照片有什么联系;可现在这联系已是昭然若揭，因为《花花公子》大获成功，发行的头两年内销售量就从6万份攀升到40万份。如此得到读者的钟爱，很难说是杂志里文章的功劳，其他诸如卡通、讽刺作品、重新刊载安布罗斯·比尔斯和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的小说也都没什么出彩之处。毋宁说是一手创办起杂志的海夫纳，发现了数量巨大的作为追求者的读者，看着每月刊登的性感又可亲的裸女，以求在脑海中能拥有她。

她是他们精神上的情人。独处时她能提供刺激，他们与妻子做爱时眼前也总能浮现她的形象。她简直成了存在于观者眼里和心里的特殊物种，满足着所有的幻想。她能在床边随时待命，完全在掌控之中，知道怎样触摸私密的部位，在狂欢的一刻到来之前从不说扫兴的话，不做扫兴的事。

每月她都换一副新的面孔，满足男人们对多样性的需求，回应各式各样的冲动与执念，从不要求回报。她的行为举止都是真实女人所不会做的，这就是幻想的本质，也是休·海夫纳功成名就的最主要原因。他创造出富有诱惑、容易到手的女人幻象，成了第一个靠着公开营销自慰之爱而发家致富的人。只要有买本杂志的钱，几千个男人就能从海夫纳那里得到各色女人，这样的女人在现实中瞧都不会瞧他们一眼。他给老男人年轻姑娘，给丑男人美女，给害羞的男人女色情狂。一夫一妻制度下，已婚男人想象的婚外情中，他是共犯;对于蛰伏沉睡的男人，他是提供刺激的闹钟;他与全美《花花公子》读者的中央神经系统紧密相连，坐在办公桌前用放大镜为他们在激情开始前来点预备的求欢，而他位于芝加哥的办公室便是这本终极服务杂志的勃起中心。

对海夫纳自己而言，他还有着更宏伟的目标。他不仅仅想要些裸体照片，还想拥有照片中摆姿势的女人。他在性爱方面长期受挫的胃口，现在已然贪得无厌。他不满足只是表现出性幻想，还渴望亲身经历，与之产生联系;渴望让自己强烈的视觉想象力与身体机能同步运作;还渴望制造出某种情绪、某个情爱场面，让他既能感受，又能观察。

对他来说，这与其说是注意力的分散，不如说是思维的双重状态。他现在也好，过去也罢，都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行动。他就是自己的偷窥狂。有时他行动就是为了观看。一次他故意在酒吧里被一个同性恋搭讪，就是为了看一看、而非享受和男人的性事。海夫纳第一次出轨的时候，录下了与女友做爱的过程，他把这卷16毫米的自制录像带保存了起来，连同成箱的个人文档、纪念品、相册和笔记本搁在一起，这些东西记录、描绘了他的整个人生。

从很小的时候起，虽然十分害羞、不受欢迎，他还是有很强的自尊心，相信自己与众不同，自己的存在早晚要成为公众事件，因此任何经历都得小心谨慎地记录下来。他还留着小时候画的画，从小学到参军时期、从大学到结婚再到创办《花花公子》的照片也都精心保存。他还不断地更新这些材料，收集平时的信件、笔记和照片，其认真细致简直像深知自己藏品价值的博物馆馆长。

没有录下和写下的部分，海夫纳都全神贯注地观察铭记，他连周围景物的质地也记得一清二楚，能看到自己站在中央。他13岁时，有天晚上去参加章子军集会，透过隔壁一扇半开窗子的阴影，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正在脱衣服。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除去衣服的女性身体，为之倾倒。几十年后，他仍然能鲜明地回忆起当时的所见所感。

海夫纳从未在家里见过裸体。母亲在家里活动都会穿戴整齐，换衣服也要小心地吧把门关上。夏天，父亲带他和弟弟去公共泳池游泳的时候，在男更衣室里穿泳裤都会背对若他们。海夫纳把自己早年的羞涩归因于父母在泳池里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多裸露的肉体，公然冒犯了他们传统的谦卑态度。在海夫纳对泳池的记忆中，还包括他一直没学会游泳这件事。他早年对水极为恐惧，因为曾经被一个大几岁的男孩哄骗着，跳下了没过头顶深的泳池，差点淹死。虽然游泳技术娴熟的父亲也试着帮他克服恐惧，年吉的海夫纳却执拗不听，有天父亲挫败又愤怒，打了他一顿。

父亲这样的情绪爆发十分少见，几乎令他欢喜，这个冷淡克己的男人平时很少对家人表露感情，多数时间都在芝加哥一家大公司里做会计。老海夫纳一周工作六天，有时要工作七天，他觉得能在大萧条期间有工作就是万幸，能当会计更是交了好运。休和小他三岁的弟弟基思，基本上完全由母亲格蕾丝抚养。母亲身材娇小，细声细语，礼貌周全。和丈夫一样，她19世纪末出生在内布拉斯加的农场。成长在虔诚的原教旨主义气氛中。在20世纪的芝加哥，她也想延续这种虔诚.

她的家里从来没人喝酒、抽烟、骂街、玩牌。周六她偶尔会带孩子们看场电影，但周日在海夫纳家一定是礼拜上帝的日子。男孩们要是在屋内觉得臾闷，可以去坐在后院里的工作台边上画画，或是用她给的彩色黏土捏东西。休·海夫纳对画画与雕塑驾轻就熟，这种活动在他眼里有若异乎寻常的魅力——他经常是一副对黏土人物若了迷的模样，倾主了别样亲密的感情，如果这会儿母亲从后门那边叫他，他也会听不见。

在学校他整天做白日梦、游手好闲，对课堂进度毫不在意，老师把告状的信件寄到他家里，弄得母亲难过又难堪。她自己结婚之前就在内布拉斯加州当老师，而且虽然她确信休的智力没有缺陷，却被他那种无精打采的态度搞得手足无措。她第一次注意到他逃避外部世界，是他4岁患了乳突炎的时候，他从自己感染的耳朵里揪出药棉，全神贯注地捏出各种奇怪的形状。后来，他就完全沉迷于画些怪物、疯狂科学家、宇航员和调查局探员一类的东西;屋里电话响了，他好像也听不到，虽然听力完全正常。他坐家里的汽车会晕车。咬指甲。偶尔说话还结巴。在游泳池差点溺水的经历更让他深深退缩回自我之中。最后，母亲终于带他去了伊利诺伊州吉少年研究所，请教儿童心理专家。经过一系列检查，他们总结说休的问题十分特殊。休.海夫纳是个天才，智商高达152。但是，医生补充说，他在情绪方面存在缺陷，就年龄来说社交能力很不成熟，他们还建议。海夫纳太太应该在家里多表现一些温嗳、爱意和同情理解.

鉴于格蕾丝·海夫纳十分端庄持重，连儿子的嘴都没有吻过——后来她解释说是因为害怕传播细菌，医生的建议无疑是种挑战。但关于休智力超群的报告鼓舞了她,加上她是一个尽责的母亲，她的确在家里努力做到支持、理解儿子。让她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几年以后，她的支持和理解演变成了对休·海夫纳卧室墙上裸体招贴画的容许。

招贴画的风格颇为独特，是阿尔韦托·巴尔加斯和乔治·佩蒂登在《时尚先生》上的作品。40年代《时尚先生》在芝加哥发行，是当时美国最为伤风败俗的男性读物。休·海夫纳去小学同学家里玩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它，因为同学的父亲是广告设计师，订了这本杂志。《时尚先生》里的所有内容都让年青的海夫纳兴奋不已——由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等作家写的浪漫冒险小说、老爷车的照片、内涵深远微妙的漫画、风景名胜的游记，还有每月拉页上精美的彩色美女图画。

海夫纳用这类淫靡的东西装饰房间，母亲虽然不甚赞成，也是默许的，因为他的功课突然间好了起来，似乎也决心开始追求某种模糊的艺术目标，母亲不忍阻挠。他的绘画和卡通画以前都散落在家里，现在则登上了由他编辑的初级中学的报纸，以及他精心编纂、时时更新、图文并茂的大本私人日记里，每天他对同学们和自我的观察都记录在册。虽然海夫纳不擅长运动，面对女生十分害羞，作为记录者的他却和同学们保持着紧密的社交联系。

高中的前两年，他也这样顺其自然地度过了，后来他逐渐崭露头角，凸显自己的存在感，既观察，也参与。他参演班里的话剧和讽刺剧，也帮着写剧本。他当了学生会的主席，文学俱乐部的副主席。他为学校董事会做过广播，也想过将来做新闻主播或电影明星。他习得了娴熟的舞技，面对女孩也放松多了。他约会过的女孩里，最近有一个的照片登上了学校报纸，她刚刚被选为斯泰因梅茨高中的学生代表。虽然当选以前她对他并没多大吸引力，可当选这件事迅速影响了他，让她变得魅力十足——她现在象征着全体学生的渴望，成了崇拜的对象，他被她身上的光环吸引住了。他经常约她出门，一天晚上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他开始触碰她，手伸到她裙子下面，放在大腿之间。这是他高中时期最大胆的性举动，他将会铭记终生，虽然之后并没有做进一步的事情。

1944年他从斯泰因梅茨高中毕业，成绩在212名学生里排前四分之一，还被同学们选为最有可能成功的人第三名。他计划着上大学，不过因为被征召入伍推迟了。此时在亚洲和欧洲，“二战”正在进行，还有一年才会结束。他母亲知道自己要是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只会无休无止地担心儿子的安全，便在芝加哥一家油漆公司的研发实验室里谋了个职位。虽然休也多少对当兵感到惶惶不安，倒是很高兴有了出远门的机会，此前他都没走出过芝加哥。不过就在入伍仪式两周之前，他遇到一个姑娘，突然让他想晚些再出征。

她是个浅棕肤色的美人，一双棕色的大眼睛，身材苗条有风韵。她头发又长又直，剪着齐刘海，友好的举止也让他很快就放松下来。她叫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而且，虽然他俩在斯泰因梅茨的毕业班里是同学，以前却一点儿不熟，海夫纳对此惊讶不已，因为他特别喜爱这种浑然天成的美貌。好多次，他约她一起去派对跳舞,送她回家，抓紧没入伍的时间同她约会。

1944年夏天，他在得克萨斯州的胡德堡接受基本训练，常常写信给她。他有时感到军旅生活的无聊，有时又为此惊骇不止。作为一个理想化的18岁青年，不抽烟、不喝酒、不说脏话，性经验极其有限，甚至连自慰也没有过，休海夫纳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军营里典型的粗俗与世故所包围。他虽然努力适应，却没有过度放纵。他也去士兵俱乐部里跳舞，但并不追求基地附近的女人。一闲下来，他就去看电影、画漫画和素描、给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写充满思虑的长信。虽然了解不深，但她已经深深存在于他的幻想与梦想的未来之中。

休假的时候他回家看她，她也没有让他失望。她在性爱方面严格遵守当时的社会道德，拒他于千里之外，这却增加了她身上的挑战性和神秘性。她笃信天主教，拒绝婚前性行为，作为刚上大学的年轻女孩子，她也怕被牵扯进复杂的问题，影响学习。虽然米尔德丽德有着美国女孩标准的无忧无虑的面孔，家里却愁苦、拥挤。她父亲在芝加哥做公交车司机，挣的工资勉强才能养活自己的五个孩子，虔诚的母亲也只能靠宗教信念苦苦支撑，觉得将来一切都会好起来，可惜并没有。所以米尔德丽德很早就有独立自主的意识，相信要过得好也只能靠自己。她从不偷懒，在学校发愤学习，傍晚和周末还为了上大学打工存钱。后来在伊利诺伊大学，她晚上在图书馆工作，计划将来做老师。她没有加入女生联谊会，没时间约会。暑假也每天工作，毫不懈怠，海夫纳休假回来看她，她都不请假。他虽然不痛快、生闷气，暗地里却佩服她的勤勉精神。她有点像他母亲，多年以前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了高等教育，内布拉斯加农村的父母没有说一句鼓励的话，帮一点儿忙。

海夫纳自己的野心也一点儿不小。1946年退役之后，他也进了伊利诺伊大学，决心每学期都要尽可能选最多的课，夏季学期也要上满，这样他两年半就能读完四年的课程。他想要补偿那两年荒废的军旅时光，战争在大洋那一边打，他只是在美国各个基地之间转悠而已。他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成了一名大学生，20岁的他急切地想要重整旗鼓，定下人生目标，同时继续对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那近乎维多利亚式地追求。

目前为止他对她的了解，除了休假里有限的那一点儿相处时间，大部分都来自她写的信，信里的语气高度理想化，谨慎地表露出热情，鼓舞人心——这些信让他从军营的孤寂中解脱出来，也令他坚信，她就是自己心中那个浪漫形象的化身。

但现实比他的理想还要美好。1946年他与她在伊利诺伊的校园里重逢，每周末约会，每晚在图书馆的台阶上碰面，与她牵着手慢慢地走在他人生中最光辉灿烂的一个秋天。她的相貌、她的动作，全都令他赞叹、惊羡，周围的世界也让他兴奋不已:大学生活新鲜的自由，其他学生对他这个退伍老兵的另眼相看，还有潮水般汹涌的乐观与自信—一战争胜利后的第一年，许多美国人都受到了这种情绪的鼓舞。

作为每周末的娱乐活动，海夫纳在学校附近的机场学习特技飞行，一年之内他就考取了飞行执照，驾驶着双翼飞机在空中翻转、熄火、绕圈。他模仿弗兰基·连恩的风格，在学生舞蹈乐队里唱歌。他还创办了本大学幽默杂志，在心理学专业拿了很高的分数，而且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外貌也富有魅力。他的漫画和文章发表在《每日伊利诺伊》上。为了活跃思维，他还写了部话剧，讲科学发现证明了上帝并不存在,话剧的结尾，政府认为公众无法接受事实，警惕地压下了这个消息。

海夫纳写这段情节的时候，是个不可知论者，后来也一直如此，与他所受的卫理公会原教旨主义教育颇为背离。但他认为，自己拒绝继承家庭的传统，只是周围社会大环境变革的一部分。他在报上读到，企业家兼制片人霍华德·休斯发行了名叫《不法之徒》的电影，挑战了好莱坞的道德底线，片子里性感风骚的女演员简·拉塞尔和男人爬上了床。海夫纳最喜欢的杂志《时尚先生》，虽说邮政部想将其作为淫秽读物清除出邮政系统，可它在最高法院打赢了官司，从此可以不受阻碍地散布、传播。最近发现盘尼西林可以治疗性病，顿时减轻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放荡生活的恐惧心理。而且《金赛男性报告》，这份基于12000多份采访得来的数据报告显示，美国虽然有清教徒节制的姿态，但其公民私底下可谓相当好色。一半的已婚男性在结婚期间与其他女性睡过觉，金赛报告还声称，85%的男人在婚前已经有过性经历，90%的男人会自慰，另外还有一项震惊了许多读者的数据——37%的男性至少有一次曾通过同性间性行为获得过高潮。

等等如是的发现让金赛教授陷入了神职人员、政客和社论作家的唾骂声中，休海夫纳读了这本书却大为震动，他在自己创办的大学杂志《矛》里评论这本书说:“这项研究揭露出有关性爱的道德与法律是多么欠缺理解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我们的道德假面、我们对性的伪善态度已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挫败感、犯罪行为和不快乐。”

最后这句也适用于海夫纳自己，虽然他在大学的前两年成就不少，性爱上却一直受挫。22岁的他还没有过性经验。他一次又一次想要引诱米尔德丽德，但每次她都含着眼泪哀求他再等等。她不仅仅是由于宗教原因和害怕怀孕才这么想，还希望他们第一次做爱美妙绝伦，是在浪漫的环境里一次秘密的庆典，而不是和别的学生一样，是在借来的车里鬼祟匆忙的例行公事。

起先，海夫纳也同意她的观点，赞赏她的态度。她和他母亲一样，理想化得不同寻常，是个严肃、坚强、值得信赖的年轻女人，他希望结婚后能完全独占这女人。不过几个月过去了，海夫纳难以遏制性冲动和好奇心，于是周末约会时他们在他父亲的福特车里彼此爱抚，后来又变成了用嘴爱抚。一个周六晚上，他们坐灰狗巴士回学校，在黑暗的车厢里，两人的爱抚和亲吻变得愈加热烈，他催促她就在座位上用毯子挡着亲吻他的下体。虽然她对这种要求感到惊愕，但对毫无抵触和别扭就愿意答应的自己感到更加惊愕，她那一刻是多么渴望取悦他，要在一群绝无疑心的乘客背后做这种事，甚至觉得兴奋。当她在黑暗中低下头，把他的下体含在嘴里时，不仅感到了爱情，也感到了戏剧性的自我觉醒。

即使不再定期去参加弥撒，她也没觉得这是道德感消退的象征，反倒觉得对未来的丈夫增加了忠诚，从他身上，她现在学到了许多给予和索取快乐的艺术。她惊叹于海夫纳对性爱的广博知识和关切程度。他孜孜不倦地读着婚姻手册、情色小说、裸体杂志，以及有关性法律和性审查的书。从他嘴里她第一次听说“性敏感带”之类的词汇，也通过他的嘴经历了第一次性高潮。

芝加哥的一个下午，父母都不在家的时候，他把她带进二楼的卧室，拉上了窗帘;他从柜子里拿出闪光灯和照相机，稍加哄骗之后，米尔德丽德缓缓地脱下衣服，裸体站在他面前。静静地，满心激动地，他开始拍照，她在床上的样子，靠墙站着的样子，以前那面墙上贴的全是性感招贴画。很快她就跟在公交车上一样，自然地回应起来，主动摆出姿势，和他一样欣赏着自己美丽的身体。不过她照样对自己居然愿意做这事惊讶不已，几个月以前，这对她是不可想象、骇人听闻的事情。

虽然她从未见过洗出来的照片，也不知道海夫纳拿照片干什么用，她还是继续对这些性爱片段怀有正面的情感，连仔细反思过之后也这么认为。她觉得既然已经是大学毕业班的学生，对这些事情就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后来她也是这样做好了准备，1948年春天考完最后一门试以后，她便去伊利诺伊州丹维尔的一家旅店里找海夫纳，当晚就与他做爱。

两人相信这是天作之合，准备尽快订婚。1948年夏天，海夫纳回到了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园，米尔德丽德则在该州西北部一所小高中里接受了第一份教职。由于两人都没有车，对工作和学习又十分专注，他们并没有每星期都见面。见面一般都在芝加哥，在这里他们的恋爱关系和将来的婚烟已经得到双方家长的承认和支持。虽然为了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海夫纳多少也在宗教观点上让了步:在米尔德丽德的要求下，海夫纳跟一位神父学习了宗教知识，也答应将来让孩子入教。这倒不是米尔德丽德宗教情感多深厚，而是因为她母亲。海夫纳一开始不愿意，因为觉得天主教是反对性自由和个人隐私权的专制力量。从前他给米尔德丽德写信时就总是表达这种观点，他质疑教皇的无过错地位，不同意教会在生育控制和流产方面的政策，谴责教会审查出版物的历史，从中世纪至今，数以千计的情色书籍、图片、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遭遇禁令。虽然准备婚礼时他对天主教的态度丝毫未变，但功课太忙,他完全无心把这事闹大;另外，他也清楚米尔德丽德内心早已脱离了宗教的控制,觉得结婚后完全不会有什么问题。

于是他全身心扑在当下最重要的问题上——1949年2月要完成大学学业，6月与米尔德丽德结婚，然后要迅速成为成功的漫画家、作家和编辑。大学里他在这三项上都有天分，这让他增加了不少自信，也发现自己能吸引年轻女性，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一点。米尔德丽德毕业之后，他也一直忠实于她。虽说他曾经认为孤独终老是种富有诗意的活法，可现在他急切地盼着同米尔德丽德结婚，特别是1948年圣诞假期他们正式订婚之后，他从米尔德丽德那边感到了一丝犹豫，于是更加焦急了。

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圣诞假期之后他们周末见面的时候，她有点忧心忡忡、紧张的样子，春天他们第一次亲密之后、她表露出的那种热情也没有了。他抱着教书给她带来了新的压力因此才会心烦意乱的希望，把自己轻微的烦躁压下去,给了她很多理解和耐心。两人独处时，他偶尔也想引导她进行深入的长谈，找到她烦恼的源头，可轻柔的试探什么也问不出，直接询问她又会全盘否认自己有麻烦。

芝加哥一个寒冷的周末，他开着父亲的车，把米尔德丽德从家里接出来，去市中心看电影。电影名叫《暴劫》，主演是洛丽泰扬。这部片子里洛丽泰·扬演的是个漂亮却拘谨的大学女教师，一个男学生来战她，说自己迫切需要指导和建议，于是她答应和他出去吃个晚饭。这天晚上，男学生开车把她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试图引诱她，不成之后，又想要强奸她。但她摸到一个钢质的东西，拼命打了回去，安全之后，却发现学生已经死了。她吓得要死，慌忙从现场逃掉，跌跌撞撞地跑到公路边，搭上了一辆卡车。她强打精神，一点儿没透露刚才发生的事情，安全回到家,第二天继续教课。为了避免被认出和死去的学生吃饭的女人就是自己，她开始改头换面，穿时髦的衣服，弄时髦的发型，很快她就变得富有魅力、令人心动，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结果，接受犯罪调查的时候，连公路上载她的司机都认不出来，负责谋杀案的警官和死者的律师也都深深迷上了她。

但最后罪恶感促使她说出真相。电影放到这儿时，眼里一直含着泪水的米尔德丽德抽泣起来，让海夫纳送她回家。一上车，她哭得更厉害了，海夫纳搂住她，温柔地轻声询问，可她情绪愈发激动，近乎歇斯底里。

最后米尔德丽德还是控制住自己，从座位上转过身来，面对着他，泪水映着车里昏暗的光线。她坦白，她和任教学校里的一个老师有了肉体关系。

海夫纳难以置信。这事对他冲击之大到了不真实的程度，像是还在看刚才那部电影一样。他坐在方向盘后，觉得头晕目眩、遭人背弃、孤独刻骨。米尔德丽德突然变成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他不再了解的爱人。她开始用颤料的声音解释事情的经过。她最早认识那个男人，是一个周五晚上，她要乘火车去芝加哥，他主动提出送她去车站。他们聊得很开心。她说，她从芝加哥度周末回来以后，工作日晚上他们有时就和其他老师一起玩桥牌。一天傍晚，在他的车里，他探身过来吻她，她也立即吻了回去，他们不停亲吻着，直到做爱。

后来他们又这么做了许多次，她继续说着，她觉得现在自己配不上海夫纳，他绝没有义务和她结婚。虽然叙述这些事情时她懊悔、难堪，却也觉得卸下了重担，甚至感到了自由。但她看到了海夫纳的眼睛,看到他在哭泣。她靠过去抱住他，说自己十分爱他，同时也不停说着他应该选别人做妻子。

但海夫纳摇了摇头。不，他说，他只要她一人。即便不愿承认，他现在比从前更加想要占有她，其他追求者的竞争激发了警戒心。他求她不要再见那个男人;米尔德丽德满心困惑和负罪感，答应了他的请求。她想相信这次短暂的出轨并非自己的本性使然，也很感激海夫纳愿意继续筹备婚礼。

四：

安东尼考姆斯托克是个报复心很强的福音派教徒，1844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新迦南的一个农场。10岁时母亲的过世使他变得格外阴郁，他一生都极度崇拜母亲，之后也将他领导的净化运动献给她。

考姆斯托克青少年时过度沉迷于自慰，他在日记里承认这几乎让他想自杀。他十分相信色情图片和文学有内在的危险，也知道政法部门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管1842年一项联邦法律已经禁止进口法国明信片，内战时期考姆斯托克在康涅狄格州兵团服役时仍旧经常看到士兵们传看这种色情卡片。战后他在纽约看到下百老汇区聚满了妓女，或者看到路边小贩兜售淫秽杂志和书籍，同样感到震惊。

那时并没有反淫秽出版物的联邦法律，尽管早在17世纪马萨诸塞州就有了反淫秽的法令，但是这些法令并非从性的角度来定义“淫秽”，而是认为反对既有宗教的文字和话语是“淫秽”。例如，在该州清教徒聚居区，直到1697年渎神罪的刑罚仍旧包括死刑，甚至之后的法令规定罪犯可以受到被烫烙铁在舌头上穿孔等方式的折磨。清教徒势力强大的马萨诸塞州也立法反对传播、占有宣传贵格会思想的宗教书籍，1711年对唱“不敬歌曲”也增加了处罚，罪犯有时会被戴上颈手枷。

直到1815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男子才第一次因性方面的淫秽接受传唤——他展示出售一张“下流”男女的图片;但因并不违反美国法律，最终是依据1663年的英国判例法将他逮捕的。判例是“雷克斯诉塞德利案”。此案中，塞德利被判罚款和关监一周——因为他在酒吧的露台上赤身裸体，醉醺醺地嚷脏话，把瓶子里的尿倒向其他顾客。尽管这场闹剧和美国人被抓到展示色情图片这事儿没什么相似性，但宾州的执法者认为二者都违背了普通法规定的公共礼节以及宗教要求的伦理标准。

在美国第一本被禁的色情读物是插图版的英国小说《欢场女子回忆录》，又名《芬妮·希尔》，约翰·克莱兰所著。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年轻妓女的社交生活和性生活,1749年在伦敦出版，1821年在马萨诸塞被禁，此前也在英国被禁。最早买了这本书的美国人里就有本杰明·富兰克林。

殖民地时期在美国领导者的私人藏书里发现有性方面淫秽的书，例如奥维德、拉伯雷、乔叟和菲尔丁的书，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因为当时能读书的基本上只有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文学审查并不像后世那么重要。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能读会写，大批出版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宗教在扩张的国家里无法像原来那样控制日常生活后，审查的重要性就显现了。加上学校更多，包括1820年建立的第一所公立高中，政府越来越关心应该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书籍;安东尼·考姆斯托克于19世纪60年代在纽约替他的审查运动辩护时，也同样表达了对于青少年的担忧，想保护他们免受腐化。

内战后考姆斯托克百无聊赖地在纽约一家食品杂货铺当店员，之后又去做纺织品推销员，但他同时也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名活跃成员。在这个组织的帮助下，他持续不断地请求公共职能部门强化和促进反不道德、反性表达的律法。他坚信色情读物和图片会给青少年带来灾祸，也会让成年人因自慰、通奸、堕胎和性病而堕落。

尽管很多政客同意考姆斯托克的结论，但他们却不大愿意支持他矫枉过正的方法——包括使用密探、间谍、诱饵及私拆信件等，因为这些威胁到了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更像是当时英国为对抗不道德行为而采取的压制性措施。1864年英国政府为了消灭性病，立法强制那些被怀疑会传播性病的女性就医，并规定她们在被治愈以前必须身着黄衣。在医院里这些女性被隔离到专门的、被称为“金丝雀病区”的地方。这一举措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女性主义者的抗议成功废除了这项法令。

英国这个时期也有一些所谓的治疗自慰的方法，包括一种贞操带——父母在儿子上床睡觉前绑在他两腿间。这种小玩意儿有些外面装上了铁钉，有些有铃铛，只要这年青人碰他的性器或者勃起，铃铛就会响。

彼时，公民反堕落社会组织充斥于英国，不仅攻击妓女、通奸者和所谓的色情文学作家，也追击一些性教育手册的出版商。这种组织其实以不同形式已在英国存在了几个世纪，17世纪中叶尤其显著，因那时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清教徒推翻了君主政体并废除了会引起渎神的败坏源头——戏剧。但19世纪中期，在维多利亚女王英明的治理下——大概也是见不得光的性行为达到顶峰、色情读物泛滥的时候，反堕落组织愈发狂热化，此时一系列压迫性的法律充分表达了他们的观点。

有一项法律允许政府搜查私人店铺，看有没有淫秽物品出售;同时，1868年时英国的首席法官将“淫秽”定义得严格到成人不管读什么看起来不适合儿童的东西,都会被维多利亚女王的执法者禁止。首席法官将淫秽定义为所有“会使看这类读物、脑子容易受到不道德影响的人腐化堕落”的东西。这项法律还允许法庭在即便书中只有少数与性有关的段落的情况下将整本书判定为淫秽，也不管作者为何要写这些个段落。

更加惊人的是，这项1868年维多利亚时期的法律不仅比这个在位六十余年、死于1901年的英国在位时间最久的女统治者活的时间更长，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叶仍旧影响着英国和美国对淫秽的定罪。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如此大胆地反叛母国的美国，在性立法方面倒是对英国法律卑躬屈膝。而没人比安东尼·考姆斯托克更成功地强化了美国的清教徒之根，他自己管自己叫“上帝花园里的除草人”。

对反对者毫不在意，考姆斯托克和他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追随者精力旺盛地向纽约州立法院和华盛顿的联邦机构请愿，要求设立更严格的反堕落法律来对抗不道德行为，而此提议适逢其时。经过内战后的混乱、持续不衰的街头犯罪和穷困，还有强盗贵族的丑闻后，联邦政府对任何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它自己的无能腐败中转移开来的借口都求之不得，更别提这个提议还能加强对桀骜不驯的公民的控制。再加上一些商界领袖和企业家相信性放纵会影响工人工作，于是也青睐收紧对大众道德的规范。教会团体意识到那些街上的妓女和售卖“争议文学”的报刊亭，觉得早该有场变革了，也觉得作家们变得过分不敬神了，包括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他刚因为写了“下流读物”《草叶集》被内政部解雇。

考姆斯托克宣称，更坏的东西还在出版界大行其道，作为证据，他向国会出示了成箱的婚姻指南、色情小册子，还展示了一些图片，他将其统称为“偷袭青年人道德的秃鹫，悄悄把尖利的爪子伸向他们的心脏”;由于一些著名人物也支持他的观点——像肥皂制造商塞缪尔·科尔盖特;和银行家J.P摩根（他本人也收藏情色作品)，1873年考姆斯托克终于说服国会通过了联邦法案，禁止邮寄“一切淫秽、粗俗、具有挑逗性和色情的书籍、手册、图片、纸张、信件、手稿、印刷品和其他含粗俗猥亵内容的出版物”。该法案由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签署，包含的修正案中指定考姆斯托克负责邮政部门一个特殊的反色情机构。两个月后，考姆斯托克成立的组织——纽约反堕落协会，由国家立法机关给予了调动警察的权力，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则有了持枪权。

之后多年里，考姆斯托克和他的协会恐吓出版商，逮捕了数百名持有问题作品的公民，还导致15名被控有不道德行为的女性因不堪忍受公开审理的耻辱而自杀。针对这些女人的种种指控包括卖淫、堕胎、售卖节育工具，以及——比如艾达·克拉多克——写作了名为《新婚之夜》的婚姻指南。

纽约出版商查尔斯麦琪被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关了一年，外加罚款500美元，只是因为存货里有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卡纳尔街的一家书店老板也因为出售阿什顿博士的《人之天性与婚姻指导》而受到了类似的惩罚，虽然此书在纽约的书店里已经长销20年了。钱伯斯街上一个年轻的卖报人，禁不住有顾客纠缠不休、非要出高价买色情图片，弄到图片之后，却没想到买家是考姆斯托克的线人，结果坐了一年监狱。

考姆斯托克在纽约给人定罪的依据大多靠诱骗得来。他本人，或是他的协会成员，假装成顾客，或者用假名写挂号信，寄钱去购买某些书和册子，然后这些东西就成了法庭物证。由于贩卖和传播节育信息都属违法，许多毫无戒心的药剂师因为出售安全套或许多女性因为只是为了保洁才使用的橡胶球注射器而被捕入狱。

摄影工作室时常遭到突袭，翻查文件里是否有色情图片。一位幻灯片放映者受到调查并被捕，只因为他给对艺术感兴趣的观众放映了几张裸体雕塑的照片。1878年的一个晚上，考姆斯托克和协会里的五名男性成员来到了格林街224号的一家妓院，给了三个女人14美元让她们跳脱衣舞，之后考姆斯托克便掏出左轮手枪，以有伤风化罪逮捕了她们。

对考姆斯托克的这些手段，各大报纸鲜有不满之词。发行商和政客都觉得，反对考姆斯托克可能会被解读成姑息犯罪，自己的私生活大概也会受到他的检查。不过，几家小规模、代表了当时地下新闻界的刊物，倒是慷慨陈词、批评了考姆斯托克，特别是编辑部位于下百老汇的《真理探寻者》周报。坚定的不可知论者、对《圣经》也充满质疑的业主兼编辑D.M.本内特，受托马斯·潘恩影响，偏爱的社论话题包括避孕、向教会财产征税，以及尊重考姆斯托克否认的那种自由。

文章中，D.M.本内特将考姆斯托克比作托克马达——15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首任大法官，还有17世纪的“猎巫者”马修·霍普金斯。“霍普金斯，”本内特写道，“仗着法律权威，在英格兰诸郡悄无声息地潜行，伺机抓人，而考姆斯托克也有着类似的法律权力，潜行于美国的某些州，用同样的方式抓捕倒霉的猎物们。”

鉴于淫秽行为如今在美国已是联邦重罪——最高可处以5000美元罚款，10年刑期——本内特强调政府应当明确“淫秽”的定义，让每个市民都明白它的含义，像谋杀、致死、强奸、纵火、盗窃和伪造文书这些罪名一样清晰。但遗憾的是，淫秽罪的定义并不清楚，不同的公民、法官、陪审团、律师和公诉人对它有不同的解读，结果就是，这个罪名留在法律书籍里，以便有权的人随时随地、以各种理由对其利用，制造新的罪人。

如果像考姆斯托克说的那样，为了保护青少年的道德观念，情色材料的传播要被排除出邮政系统，那么本内特建议由家长、老师和保安来检查所有寄到家里和学校的邮件，省得政府人员和宗教狂热人士插手。本内特和他同时代许多著名的怀疑论者都相信，宗教组织是压迫人的、反智的，许诺遵守教条者死后能进入天堂、威胁不信者要堕入永恒的地狱，以此来控制、欺骗人民；宗教的礼拜仪式虽说基于虚无的神话，政府却不加干涉，因为它具有抚慰广大民众的功效，不然这些人就要上街反抗世界上的种种不公了。

在本内特眼里，主流教会和政府结成了利益伙伴，共同让公众顺从权威，从而维持彼此的特权地位。教会不必纳税，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和资产，自然乐得对政府在战争中不人道，乃至野蛮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则时常提供警力，支持教会侵犯个人隐私的行动。教会认定自己有权干涉人们在自家床上做什么事，能评判性爱的标准和目的，能控制文字和图片中对性行为的描绘，能通过审查制度消灭信徒脑中幽灵般挥之不去的不洁念头，从而将思想控制正当化，这激起了无神论者本内特的怒火，他觉得这背叛了美国国父们创立宪法的反神学基础。

无休止的激烈言论，加上大胆将之付印发行的鲁莽劲头，本内特无可避免地迎头撞上了法律。1877年一个大风天，安东尼考姆斯托克本人，由美国法警副官作陪，拿着逮捕令来到了本内特的办公室。考姆斯托克神色凛然，指控本内特通过邮政渠道传播两篇低俗渎神的文章，都是登在《真理探寻者》上的。一篇名叫《有袋动物如何繁衍后代?》，另一篇叫《致耶稣基督的公开信》。

面对考姆斯托克，本内特迅速争辩他有权利发表这两篇文章，而且哪篇都既不低俗，也不渎神。有袋动物的那篇是接收的投稿，是篇科普文章，精确谨慎地回答了题目的疑问。给基督的那封信出自本内特笔下，确实质疑了圣母玛利亚的处女身份，但他坚信思考此项奇迹并不违法。

考姆斯托克要是想找犯淫秽罪的证据，本内特说，《圣经》里有的是，有亚伯拉罕赶走小妾的故事，有强奸他玛，有押沙龙通奸，还有所罗门好色无度的辉煌战绩。考姆斯托克听得不耐烦，催本内特拿上外套赶紧走。他再不想听哪怕一句这种不敬神的话，本内特照做了，被押到百老汇大道和公园街路口的邮政大楼，关进政府专员的办公室里。在那里，本内特被告知，保释金为1500美元，下周要参加审前听证会。考姆斯托克想让他成为邮政扫黄联邦法的头一个牺牲品。

获得保释后，本内特立刻开始准备辩护事宜，发表了攻击考姆斯托克和相关法律的新文章。很多人受到鼓舞，支持他的活动，其中就有他著名的朋友、同为不可知论者的律师罗伯特·G.英格索尔。英格索尔和本内特一样，在伊利诺伊州长大，南北战争时期作为联邦骑兵上校英勇战斗，他参战并非出于爱国，而是出于对奴隶制的反感。他父母在开战前20年就已经公开支持废奴，以致他父亲辗转于各个教堂集会之间，与做礼拜的人争论不休、互不相让的时间比公共礼拜的时间还长。这场面影响了年轻的英格索尔，也与他早期对基督教美德的怀疑不无关系。

内战之后，罗伯特·英格索尔投身法律界，频繁参与一些当时很有争议的案件的辩护。他十分痛恨审查制度，自然成了考姆斯托克的敌人。如果政府要通过审查《真理探寻者》上刊登的文章来支持考姆斯托克，那英格索尔巴不得替本内特的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于是他就这样通知了华盛顿的邮政部长。

用来起诉本内特的证据文章，既不淫秽也不粗俗，无疑还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案子要是提交到最高法院，考姆斯托克的赢面不大；也许就是因为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加上英格索尔的从中调停，邮政部长默默地撤销了对本内特的指控。

遇上这种境况，换成一般人，刚刚让政府和令人生畏的考姆斯托克吃了瘪，又想到审查者可能存心报复，今后也许就要小心营生，D.M.本内特可没有。他在报纸上大肆庆祝自己毫发无损，又加紧批驳考姆斯托克，催促政府撤销邮政审查制，呼吁避孕指南和避孕工具的合法化。他还写作并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讽刺基督教，说基督教的历史就是打着神圣的旗号屠杀，以基督的名义进行血腥征服，教皇们多有奸淫、乱伦和谋杀之行。

本内特将使徒保罗描绘成不虔诚的改信者、伪善小人，还痛恨女人，开启了罗马教会中反女性的传统。保罗二世则是“粗鄙、虚荣、残忍、荒淫的教皇，最大的乐趣就是用烧热的火盆和恶魔般的刑具折磨异教徒”。在本内特眼里，耶稣会会士都是制造秘密恐怖的党羽，他把马丁路德称作“疯狂暴徒”，约翰·加尔文则是“老谋深算、残忍的偏执狂”。庇护四世“让教皇宫殿住满了妓女娈童，只为满足自己肉体的激情以平息欲火”；庇护六世犯有“鸡奸、通奸、乱伦和谋杀”罪；西斯都五世“绞死了60个异教徒以庆祝自己的加冕”。与此类似，本内特还描绘了数十位其他的教皇、圣徒、宗教改革家、传教士和清教徒，最后总结说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已经证明了自己不逊于教中任何一位前辈，逮捕、迫害、告发、毁灭着自己的同胞”。

这篇文章发表于1878年。那年本内特又一次被考姆斯托克逮捕，但逮捕令里只字未提他对宗教的批评，因为即便言辞激烈如此的文章，在言论自由修正案的保护下还是可能被辩护无罪。考姆斯托克手上有更好的材料，一本完全写性爱的小册子《丘比特之扼》，书中支持自由恋爱，诋毁婚姻，描绘了人们生活在不受束缚、充满情色的公社里的景象。书中大胆发问:“既然大脑和肠胃都是自由的，凭什么公民的性器官就要受神父和法官监视呢?“

虽然此书既非本内特所写，也不是由他发行——作者是已经入狱的马萨诸塞州自由思想家E.H.海伍德，但据说本内特一直在售卖这本书，以及其他具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地点是纽约伊萨卡的一次集会上。考姆斯托克十分确信，自本内特第一次被捕之后，这回有见识的人就不会那么急着公开支持他了。

但这次，公众对考姆斯托克的反对却不断高涨，这是他反淫秽改革运动的第五年，本内特又一次利用自己的报纸赢得了不少支持和用以辩护的经济援助。不过，案子还是闹上了法庭，一位严厉的法官——向美国法律体系引入了1868年英国的狭隘法律，规定文学作品中只要有一部分被认定淫秽，整部作品即被判为淫秽，不适合青少年阅读——判定本内特贩卖情色书刊有罪。法官随即宣判本内特在奥尔巴尼的监狱做13个月苦工。

很快，数千市民向拉瑟福德·B.海斯总统请愿赦免本内特，还有风声说他要向最高法院上诉；但这些努力很快便销声匿迹了，因为考姆斯托克想法弄到了花甲之年的本内特写给一位年轻女性的情书，公开谴责其是好色的奸夫。本内特在狱中承认自己确实写了信，这令一些人更加不满，包括本内特太太和海斯总统的夫人；据说就是海斯夫人怂恿丈夫对释放本内特的请愿置之不理的。

本内特做满13个月苦工，身体垮了不少。刑满之后，他游历欧洲，把报纸留给入狱期间代为管理的伙伴。1881年，本内特出版《异端在外国》，是典型的他个人风格强烈、不敬神明的文章及评论合集。这些作品奠定了他在19世纪美国自由思想运动中的地位，接下来的几代人时间里，该运动吸引了众多出版商，包括伊曼纽尔朱利叶斯——20世纪20年代出版了饱受争议的“小蓝书”系列，开启了整个美国的大众市场平装书产业；塞缪尔·罗思——30年代到50年代时常因为出版违禁书籍而入狱；还有巴尼·罗塞特—最终用法律手段阻止了邮政系统的审查。

D.M.本内特死于《异端在外国》出版后的第二年，他的宿敌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则要长寿得多。直到1915年去世前，考姆斯托克还把许多人送进了监狱，1869年他尤其高兴，因为这一年联邦最高法院维持了对卢·罗森的有罪判决。卢罗森出版的邮寄刊物《百老汇》，印有具挑逗性的女人图片，部分覆盖着灯黑画，订阅者在家可以轻易擦掉。虽然罗森的律师慷慨陈词，以种种理由反抗下级法院的有罪判决——包括证据所使用的《百老汇》是通过伪造政府信件得来，而且卢·罗森自己并不知道照片上的女人这么容易就能被擦得掉的炭黑掩盖，最高法院仍旧支持考姆斯托克法案，卢·罗森被迫做了17个月的苦工。

考姆斯托克的去世并未使对色情产品的指控减轻多少；继承他衣钵的有邮政审查者、教会领袖、纽约反堕落协会以及其他城市的类似组织，比如波士顿监防协会、芝加哥法律与秩序联盟等。

芝加哥联盟的带头人是阿瑟·B.法韦尔，新英格兰清教徒的后代，本来就有传教士的宗教热情；他父亲是当地的政治领袖，与某些芝加哥的骗子、恶棍和一个著名的鸨母在金钱和社会关系上相互勾结，这一打击性的消息传出，更加深了法韦尔的宗教狂热。从那时起，年轻的法韦尔就刻意与父亲疏远，对于任何利用政治阴谋或赌博牟利的人，以及从不道德的性爱中寻欢的人，他也同样容不得。

在法韦尔联盟的不断呼吁下，大部分芝加哥的妓院1912年都临时休业了，1915年，联盟成功让芝加哥的酒馆在周日关门停业。美国禁酒令实施期间，政客与黑帮勾结，开办地下酒馆、挑起无数威士忌战争。法韦尔联盟打击政客与黑帮的利益联盟收效不大，部分原因是1919年《沃尔斯泰德法案》出台之后，芝加哥市受到种族团体的强烈影响——主要是爱尔兰人。这些人不同意禁酒主义者认为喝威士忌是恶习的观点，不过在性爱方面，爱尔兰人可能比清教徒还要清教徒。

实际上，到了20世纪20年代——就是休·海夫纳那严肃清醒、卫理公会教徒的父母从内布拉斯加州来到芝加哥定居的时期，爱尔兰天主教徒已经多少取代了法韦尔式一本正经的清教徒在城市里执行性道德了。19世纪中期的爱尔兰大移民为芝加哥输入了一支生气勃勃、充满狂热的天主教派，其基础是性约束和正统教义，这些价值逐渐反映在城市的政治、社会各个方面，人们对非正统的思想和行为越来越不能包容。即便在爱尔兰人还没有掌控市长办公室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他们经常能掌权——对于道德和性审查的正统天主教观点他们也不乏执行者，像州议会里占压倒性多数的爱尔兰裔立法委员、市政议员、选区领袖、州检察官、警官，以及和政治挂钩的教会人士。爱尔兰人比其他移民更快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一登上新大陆就会说当地语言，团结在宗教信仰周围，过去在家乡反抗英国人的经历则让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井然，铁板一块。经由不同教派间的通婚和任用政治亲信，这种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慢慢地，从芝加哥南区的棚屋里、蓝领住的平房里、黑人不得入内的公寓楼房里，芝加哥的民主党机器开始成型。从这些地方走出了理查德·戴利市长，在他之前还有两位爱尔兰天主教派的市长，埃德·凯利和马丁肯内利。

戴利的成长环境和一般白种人聚居地差不多，主要居住的是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意大利人和俄裔犹太人；这些社区的居民几乎都是社会观点保守的芝加哥人，死守着自己的家庭和贸易联盟，比起开明城市的移民，这里的人更加封闭、顽固，死守着自己的家庭和贸易联盟，比起开明城市的移民，这里的人更加封闭、顽固，结成了一个投票集团，排外得可怕。芝加哥就是这样秩序良好、一潭死水、情感冷漠——巿民对附近的剧院老板放场性感的电影如临大敌，对政治诈骗和极端的种族主义倒是见怪不怪。

少年休·海夫纳在罗克尼剧院做引导员时看的电影、成年海夫纳在其他影院买票看的电影，放映前都要受到警方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审查的人员通常是五位家庭妇女，都是警察的太太。海夫纳在冯·罗森的推广部门工作时，芝加哥主要的杂志分销商都拒绝运送冯·罗森的产品，因为性感内容太多，可能惹市政厅和教会领袖不高兴。因此，冯·罗森的杂志都是由一家规模小、野心大、胆子肥的公司派车愉偷送去各个报摊，这种公司就是卡车运输行业所谓的“次级”分销商。

美国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个主要分销商，负责流通社会可接受的大众杂志，像《读者文摘》和《淑女居家月刊》，还有一个“次级”分销商，专门接主要分销商不愿碰的业务。芝加哥的次级分销商就是议会大厦新闻社，和其他城市里的这类公司一样，它把仓库设在偏远的小路上，窗户用砖头封死，省得路边有人打探。从印刷厂运来整车新杂志的卡车司机进仓库之前，先要按旁门的门铃，用对讲电话确认身份；然后大大的拉门才会升起，卡车进库，大门落下锁好之后，理货员会帮司机卸下货物，放在交接处。杂志的箱数要对照发票详细清点。一部分杂志是从纽约、洛杉矶这样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运货人开车穿越美国的次级运输路线，把货物卸到丹佛、得梅因、克利夫兰、哥伦布等地。大卡车离开芝加哥的货仓之后，议会大厦社的小型厢式货车会进市内向报商分发提前定好数目的杂志，一些商家偷着在柜台下卖杂志，或者用棕色牛皮纸包上寄给顾客。

议会大厦社送货物就像先前卖私酿威士忌一般小心，而且运货司机可能也大致固定，仓库里的箱子装的倒也不全是情色出版物。议会大厦社还负责分销一些学术和文学杂志，像《党派评论》，在芝加哥卖得不怎么好，主要分销商没有兴趣。仓库里还有一些是对地方领导人和宗教领袖有所冒犯的政治刊物，比如共产主义者的《工人日报》。议会大厦社还分销所有的黑人出版物——《乌木》《黑人文摘》《棕色》，还有《芝加哥保卫者日报》。

议会大厦新闻社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个经常赌马的芝加哥人，亨利·斯泰因博恩。一开始他主要代售股票行情报告，但也运一些当时认为伤风败俗或淫秽的杂志——《阳光与健康》《警察公报》《游民新闻》之类，印着“影坛新人”泳装照的影迷杂志，还有某些女性自白杂志。虽然这种情事自述类杂志里没有挑逗性的照片，但芝加哥和全美很多神父都认为其描述堕落史的内容和对私生活的曝光会诱发淫欲的思想，督促教区居民不要阅读这类杂志。(有意思的是，1868年英格兰第一例定义了淫秽罪的案件——律师界称其为希克林决议—源头就是对一本小册子的控诉，其中描述神父听了女性的忏悔，时常欲火难耐得要自慰，甚至在忏悔室里和信徒交媾的情节。)

随着“二战”期间色情杂志的流行，议会大厦社的生意，连同国内其他次级经销商的生意，都大为兴隆。议会大厦社在芝加哥市内分销罗伯特哈里森的出版物（《媚眼》《调情》《低语》《秀色可餐》），还有另一个纽约出版商阿德里安·洛佩斯的杂志（《美人儿》《偷笑》《长官》《热门》）。战后纸张配额取消，开始出现新兴杂志，像《日夜》《欢庆》和《焦点》，里面都有一个刚刚出浴、来自加州的高个金发美女，名叫艾里什麦卡拉的；还有一个魅力十足、带点邪气、脚蹬高跟鞋、气场强势的佛罗里达棕肤美人，叫贝蒂·佩奇。这两位比别的照片上的模特都红，是战后成千上万男人的幻想对象，而且到50年代依旧人气不减。这时黛安娜·韦伯刚刚出道，衣服越穿越少，在《阳光与健康》和冯·罗森的杂志里做模特。

冯·罗森的杂志越来越大胆，除了阴毛什么都敢入镜，议会大厦社的亨利·斯泰因博恩不禁担心起警察会突袭搜查他的仓库。他找了个新地方，租了更大的仓库，门口的公司名牌却很小。斯泰因博恩人生中第一次开始赚钱了，有十辆卡车在市内运货，其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报摊偷偷买进色情杂志。每卖一份50美分的杂志，报摊老板赚进10美分，亨利·斯泰因博恩也进账10美分。芝加哥每月卖出上千份杂志，很多出版商都雇律师当顾问，想知道照片里露多少才合法。一些律师说了自己的观点，另一些耸耸肩，说怎么定义淫秽罪，就看碰上哪个法官；于是斯泰因博恩的厢式货车明目张胆地往各个报摊送货，后来还送到一家书店里。一开始，这书店开在迪尔伯恩街，后来搬到了范布伦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