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说说陈永贵,应该为这种探索自豪吧 -- 真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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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就是要打破改开话术,大寨是陈永贵自己搞出来的

小岗村是万里虚假树立起来的。

然后改开话术就瞪眼说小岗村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分田到户好。

这是很无耻文人手法,相当恶劣无耻了。

小岗村可谓改开一大耻辱了。

懒厨河友,你一再要求我提高阅读能力,你拿出吴敬琏文章不是为了证明你说的陈永贵不配作总理,能力不够嘛?按你的思路,万里够呗。

家园 这个吴敬琏真的很不要脸,明明就是反对大寨的去找毛病的

愣说自己是理中客,这个吴晓波更不要脸,就这还给吴敬琏贴金,也不知道个羞耻二字了。

明明文章里面都说了大寨对他们的敌意,还装小白人,当大家是傻子啊。

在这种改开后的右派翻案文章里面能看到啥事实,吴敬琏也配和顾准比?呸。斯文败类。

明明是顾准之死,就差写成吴敬琏自己死了。不就是想说自己受迫害吗?

作为中科院的右派到大寨找茬,人家还拿他们没办法,这也叫受迫害?

这人要是不要脸,真没办法,就这事也能写成自己受迫害,这得多下贱的人品,怪不得被人叫成吴市场,真没起错的外号。

家园 批陈永贵的改开文字,令人作呕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347649.html?ivk_sa=1024320u

  1978年12月26日清晨,风和日丽,为京城冬季里面少有的好天气。此刻陈永贵正在城北交道口大街他的四合院里往来踱步。像往常一样,他早早地起床。这一天本是毛泽东的诞辰,在他陈永贵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日子。

  他还记得十一年前那个12月26日带给他的辉煌。那一天,大寨淹没在一片红旗彩灯和标语的海洋里。为了使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更加引人注目,他选择了毛的生日来庆祝大寨的丰收。数千人从东西南北涌来,如朝圣者的队伍进入六亿中国农民的麦加,列队四行接受他的检阅。他还在这一天里接受了十七个县、二十个公社和三百四十个大队的贺礼,收到四百张喜报、一百份“决心书”和至少四个歌舞团的男男女女们献来的舞蹈。这时候他在冥冥之中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之大,足以相当一颗原子弹的威力。于是他让全体大寨人豪迈地致电毛泽东主席,其电文至今读来仍让人激动不已:“大寨掌握了您的光辉思想,就变成了强大的精神原子弹!这颗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爆炸了,炸得革命人民欢天喜地,炸得牛鬼蛇神胆战心惊……”陈永贵那个时候肯定认定自己手里的旗帜永远不会坠落,所以他对伟大领袖保证:“十年以后,我们还要召开比这次更大的庆丰收大会!再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报喜!”如今正是十年以后,眼前却是一片落寞萧瑟。没有了红旗,没有了语录,没有了贺礼和喜报,没有了决心书和歌舞团,没有了毛主席,也没有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只有一种特别难以平复的感觉如鲠在喉。他明白这种感觉乃是由于他主管全国农业的权力实际上已被剥夺。就在前一天下午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王任重由陕西省委书记一跃而居京城重任,一身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其角色刚好取陈永贵而代之。陈永贵长期观察政海风云,知道自己虽然还在副总理位上,却已是昨日黄花,所以他才能够用一种洞悉一切的口吻告诉儿子,他无法继续忠于职守:“唉!干不了啦!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然而还有更加令他感到忧伤的事情。老实说,陈永贵原本不过是太行山里的一个农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走进帝王将相出入的红墙深宫,现在就算夺去顶戴“乌纱”,他仍旧可以扎上他的白色头巾务农去。他的心肝是他的大寨,叫他不能平心静气的也正是这件事。大寨不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么?怎么这些人连大寨也要反对哩!他恨恨地告诉李韩锁:“哼!我跟狗日的吵翻啦。”他骂的这个人,就是当时蒸蒸日上的胡耀邦。胡耀邦居然敢说大寨的农田建设是“劳民伤财”。陈永贵一气之下,就觉得骂其为“狗日的”仍不足以平心头之恨,于是又说胡耀邦是“胡乱邦”!

  胡耀邦从来没有去过大寨,也不懂农业,所以陈永贵不会相信他对大寨的攻击是出于自己的主张,进而怀疑所谓“劳民伤财”一说乃是出自他人的唆使和告密,昔日反对大寨的人有极大的可能集合在这个新的权力周围。一个最明显的迹象就发生在三周以前。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将一封来信摘编出来,写信人自称“陈灵风”,来自山西,其述评的矛头全部指向大寨。他说报纸上宣传的学大寨是“胡乱吹”,昔阳学校的升学率倒数第一,还说大寨和昔阳的人纷纷升官,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这个人居然列举了若干事实来证明其所言不是伪证:比如六十九军把郭庄水库的水引到大寨、墨西哥总统送给大寨喷灌设备、政府出钱安装了高压电线、省军区的官兵放炮炸跑了冰雹……这个姓“陈”的还质问那个姓“陈”的,说“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点地吗?这样的干法合算吗?”最为要命的是,信的作者认定大寨没有和“四人帮”顶着干,甚至还骂过邓小平是“邓纳吉”,这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中共中央机关报把所有这一切无遮无拦地印行成册,到了第二天一早,就摆在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办公桌上了。

  陈永贵并不知道陈灵风为何许人,但是,以多年的政治经验,他完全可以断定,若无更高权力机构的支持,陈灵风断不敢写出这样一封信来,即使写了,《人民日报》也不会采取行动来响应。从12月2日到12月25日,所有的一切看来都像是安排好的,时代终于逆转,中国农业的旗帜由此也就在昔阳坠落而在凤阳升起。

  陈灵风的告状辗转上达中南海,这是抨击大寨的一系列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在1978年开始的几个月里,这种活动还只能在暗中进行。大寨在公开的场合仍然保有昔日的辉煌。中央政府仍将大寨作为农业立足之根本,其信心之坚定似乎还要超过以往。比如2月份有两个规模盛大的会议,科学大会与文化大会,看上去均与大寨极少关联,但是却都在大寨召开。依照华国锋的意见,大寨作为一种象征,其光辉将能普照天下,所以,便有了数千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云集昔阳的盛况。一个月后,昔阳终于略显平静,可是它的四位最显赫人物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又一个月后,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夫妇领来了一位外国总统。到了夏季,郭沫若的骨灰,也撒向大寨的虎头山。大寨全体贫下中农还共撰祭文,悼念这位史学、科学和文学的泰斗,说“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赋诗说大寨是“共产仙乡”,所以死了以后要来到大寨“和我们朝夕相处”。在当代中国,学问之大者如郭沫若,寥若晨星,所以这件事在全体人民的心中当然会留下感情的色彩。不过,大人物死后的魂归大寨仍为罕有之事,郭沫若之后,唯陈永贵一人,那是八年以后的事了。这一年里,毕竟还是活着的人纷纷进入这个小小的山村,总计有182954个中国人和5405个外国人。

  不过,到大寨来朝拜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舆论的注意力也已悄悄地转而讨论真理的标准。反对大寨的人们日益活跃起来,只是他们还不敢太逾越分寸。

  这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影响舆论,日后这种力量就更加微小。到12月陈永贵被夺权留职的时候,舆论对这位昔日的农民英雄已经失去了同情,只不过还没有发展到公开贬损的程度。攻击者首先质问,为什么江青要“三上大寨”,尤其是毛主席辞世前夕,江青居然敢于离开领袖的重病之躯跑到大寨,莫不是大寨与江青有着某种特殊关系?这一质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他们又问道:学大寨究竟学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这矛头显然是针对华国锋颁布的学大寨之“六条标准”,以及陈永贵数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根本经验”。这些攻击仍然没有能够动摇大寨的地位,但是,他们所说“学大寨”乃是在走一条“左”的道路,却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一攻击正中大寨的要害。大寨红旗几乎立刻就被拖到了悬崖边上。

  局面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起因至少要追溯到两年以前。1976年10月4日,也即逮捕“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已经在感情上站在华国锋的一边,不然,他就不可能在华大功告成之后“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这是十八年后《农民日报》记者吴思的描述。陈永贵与“四人帮”的不能合拍,在当时即为人人皆知的秘密。他在江青来到大寨的时候可以做到毕恭毕敬,等到江青一走就会擅自决定在江青的防空壕里面养猪。姚文元始终不肯屈尊到大寨来,令他极为不满。而张春桥对他这个乡巴佬的不加掩饰的轻蔑,就更加令他义愤填膺,以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与张春桥大吵一架。当时这几个文人权倾天下,敢于直接与之对抗者绝无仅有,所以就连最无所顾忌的将军许世友也对陈永贵的勇气自叹弗如。不过,这一切多是一个乡下农民和城里秀才的差别所致,很难说有什么政治上的动机。“四人帮”顷刻瓦解,陈毫无疑问在心里大大地出了一口气,但是老实地说,他也并不真正明白自己与这些人的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他的最得意的助手郭凤莲为事态的突变所震惊,一时不知这些人有什么卑鄙的罪行可以让大寨的社员批判,于是求教于陈永贵,陈指点说:“你上去骂狗日的就行”。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之身份作出如此指示,固然浅薄粗俗之至,但是,当时某些评论说他与“四人帮”早有勾结,也实在是一个冤枉。至于说他没有与“四人帮”对着干,即便属实,也无可厚非。以当时之情景,又有谁能“对着干”?自然不能以此对陈永贵大加指责。这一点,已由邓小平本人加以认定,他安慰陈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这当然也等于宣布,大寨不是“四人帮”的大寨,它与小靳庄完全不一样,后者是江青一手导演出来的一个专门作诗唱戏的村庄。

  话虽如此,大寨旗帜的黯然失色,却是由“四人帮”的垮台开始的。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可以为邓小平的改革阵营所接受。事实上,在当时中国政坛激烈角逐的几种力量中,陈永贵更有可能属于华国锋的阵营。华的诞生地交城县,与陈的大寨相隔数百里,为同一省份。华国锋奠定自己最初基业的吕梁山,与陈的太行山也是遥遥相望,更何况这两个人又同为文革之受益者,政治上的倾向,乃至种种利益攸关的细节,均有更多的相通之处。可谓同仇敌忾,同病相怜。这在二人先后去职赋闲家居的时候,发展为一种至为真切的关怀。这种真情本来极为少有,而在这两个人中间却能至死不渝。大约八年以后,陈永贵终于病逝,华国锋闻讯甚是伤感。就在遗体将要在烈火中化为灰烬的时候,他昔日在中南海里的同事们谁都不肯来表示一下悲哀,对于这些人来说,最后的分手可能早已完成。此时,唯华国锋一人蹒跚而入。他在离职之后几乎不再于公众中露面,现在却置身在一个死者身旁。青灯花影,絮语孤魂,昔日中国政坛上两个风云人物,生死两依,真有惺惺相惜的感慨。

  陈永贵之忌辰为1986年3月26日。当他终于告别人世间种种是非恩怨之后,人们曾经尝试为他盖棺论定。卓儒说他拥护三中全会,还说他自己本来就不想当副总理。吴思说他正相反,开三中全会的时候,“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都不打”。孙启泰和熊志勇则将陈永贵连同他名下的一行人马全都说成是“大寨式的干部”,这些人“以各种方式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方针政策”。其实,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明了。陈永贵在政治局的会议上的确投出赞成票,但他的内心却并不是真正的赞成;他不能接受对“极左”的批判和对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的否定,但他却也没有依照他的本性破口大骂起来。过去他强迫所有人对大寨顶礼,全不问人家是否愿意,现在这局面终于轮到他自己来承受,其间滋味或许直到今天才能体会。

  陈永贵本人一向热衷于在政治运动中居有领先位置,在真理标准的争论之中却一反常态,不置可否,对批判“极左”也只是冷眼旁观,并且暗中嘱咐大寨不要赶这趟浪潮。看来他做得足够周到,所以到了十几年后,很多人想要从公开的报章上发现他此时的立场,都没有成功。陈永贵的豪放久有名声。现在,他却只能在自己家里指桑骂槐,在公开场合则韬光养晦。这局面虽勉为其难,但他终于做到。不过,他还是忘记了官场行事的一个基本要则:沉默本身也是一种态度,而他私下表达出来的任何情绪也必有走漏出去的一天。

。。。。。。

1978年4月,令人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新华社派驻大寨的记者冯东书在这一月回到北京,就听见有人说新华社如此鼓吹大寨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当他和他的上级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都感到新华社有改弦更张的必要。几天以后,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将派驻在大寨的记者悉数撤出。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距离大寨不远的忻州,也有两个人在写信揭露大寨和昔阳的问题。《人民日报》则在自己的版面上批评道,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搞大队核算等等行为,并不符合党的政策。这显然是在影射大寨。

。。。。。。

  尽管李喜慎还在威胁人们:“牢记历史教训,防止在学大寨的道路上再走弯路。”可是人们的情绪已经如火如荼,不能遏制,已经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致信北京,攻击大寨和陈永贵,这些信件多数都是来自大寨左邻右舍中那些最了解实情的人。人民日报社所刊登的陈灵风来信,只不过是所有这些申诉者中的一个。在陈永贵的眼里,这件事情的真正威胁还不是一个小小的陈灵风,而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公然介入。这中间的象征含义十分严厉,足以在反对者中间引起连锁反应。

  很明显,陈永贵已经无法抵御这些控诉。这局面又由于一个小人物的出狱更加动荡不安。此人名叫岳增寿,是邻近昔阳的平定县里一个普通工人。他在1974年至1976年连续写了十二封信寄给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和叶剑英,其内容全部是控诉大寨的黑暗和陈永贵的无法无天。事情后来以岳增寿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而告结束。岳被拳打脚踢之后继以五花大绑逮捕归案,法院判以十八年监禁。但是,到了1978年12月,这个人居然仅仅服刑两年便获释出狱,并且宣布为无罪,这件事与陈灵风的告状信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事情竟会如此巧合,这不是要将人们反对大寨的情绪煽动起来又是什么?陈永贵已经明明白白地看到,在这一系列事件后面的鼓励者中,必定还有报纸,还有省长,还有公安局,还有法院,甚至可能还有政治局里他的那些同事。现在,整个农村都感到1979年的新年钟声宣布了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他陈永贵却除了叹息外,别无选择。

  (摘自《1978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定价:28.00元)

沉浮

家园 讲讲逻辑而已

理论上讲,钱学森,于敏搞国防大杀器,为国家安全立下大功,没有国家安全,还搞啥农业发展啊?

那么是不是他们也应该做个副总理?

家园 中层管理层生态位

具有权利寻租的机会,会催生专精政治斗争的寄生阶层,简称职业官僚,以及附属师爷们。只掌握技术能力的业务员步入官场,缺乏这方面的斗争经验和官场传承。同时,斗争会消耗掉做业务的时间和精力,提高做业务的失败风险。

家园 所以说你看书不仔细

1974年,陈永贵通过他的儿子、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陈明珠,邀请南开大学去写一本《大寨政治经济学》。南开的写作组到昔阳工作了好几个月,基本资料也拿不到,写书更不知道如何下手,就求助于国务院研究室。

请仔细阅读,是大寨主动找南开,结果南开写不出,才去找国务院研究室的。不是吴敬琏主动下去找茬的。

问题的关键是,大寨这么牛,只要实事求是,随便找个大学都能写出来吧?南开也不是二流学校,为何会写不出?为啥会基本资料都拿不到?是不是大寨在隐瞒什么?

PS:你再不仔细阅读帖子,我就开始怀疑你有阅读困难症了哈。

家园 写不出很简单,看不上,那时

邓等很牛比,有啥奇怪的。

而且,这是吴晓波的说法。

说到底就是文人官老爷还看不上大寨呗。

写不出?呵呵,那时又不是没有宣传的东西,你就此质疑大寨毫无宣传之处,我也是笑死了,你的眼睛看不见也是有意思。

你有实事求是么?大寨没有宣传之处,人得要点脸吧?

家园 强词夺理莫过于此,国防重要有军人把控

农业让有水平的农民来做有问题?

我真是不能理解,几十岁的人,至于这样么?你这也是醉了。

中国农村成为生活水平高的地区不重要吗?

你这也叫有逻辑?简直荒唐了吧。

在那个时期,一个农村独立自主,不向国家要钱,凭借自身的努力完成国土整理还不重要,你是真的为农民说话吗?

再说,钱学森政治待遇,福利待遇比陈永贵就低吗?

家园 兄台面对材料怎么不会分析了呢?

有些事情很好理解的呀!吴敬琏所说的很多“黑料”其实是夸赞陈永贵的嘛!毛主席当时对农业工作有指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但是某些极左的官员的宣传往往只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认为后者掌握不好容易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帐算不到大寨的头上啊!大寨搞运输赚钱的做法,分明是抵制极左的正确做法嘛。

我们需要承认这一事实:在全国范围内如何宣传大寨,不是大寨自己能决定的事情,大寨只是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情。记者发现了大寨的搞运输发财的“秘密”,为什么不广泛宣传?如果不让宣传,应该把板子打到负责宣传工作的所谓“四人帮”头上,而不是打到大寨和陈永贵头上。

至于记者被怀疑搜集大寨黑材料被驱逐,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山西有一批官员(包括老红军出身的69军军长谢振华)是陈永贵的反对派,对他的脱颖而出不服气,向中央告陈永贵的各种状,从给日伪军负责过维持会一直到解放后的种种毛病......中央旗帜鲜明的支持陈永贵,某些记者质疑大寨的调查被大寨怀疑是反对派派来砍旗的,采取驱逐之的做法不对,但不是不可以理解。

很多官员、学者对工人农民最后跃居上层建筑的上层不服气,屡屡挖掘各种可以调笑的材料,放大他们某些缺点和毛病。这些读书人忘记了自己也深陷当时的环境,身上不是黑的,也是斑斑点点。比如举语录牌,谁没有举过呢?当年有一位高级官员,老一辈革命家(我就不说他的姓名了)到广西作报告,也许是为了活跃气氛,讲了许多文哥中提拔上来的年轻干部的种种笑料轶事,比如,出国访问,服装都是公家统一做的,姚文元和吴桂贤(记忆中说的是她)互相拿错了大衣等等。还不到三十年,这些当年的解放军就忘记了自己刚进城时对着灯泡点烟被资产阶级嘲笑的囧事,开始嘲笑工农干部的土气了。

通宝推:燕人,
家园 他就是死活不承认他瞧不起陈永贵和计划经济集体所有制(有图) -- 有补充

这也许是他的理想、信念吧,至于真相就不在他的说法里面了,撒谎、歪曲事实也随之而来了。什么逻辑和事实都不要了。

有辱斯文了。

还说我说他坏话,他对陈永贵的憎恨和厌恶都写到脸上了,还扯啥理中客啊。分析啥的,都不要了。

大寨有没有宣传多种思路,吴敬琏都没敢直接说出来啊。我很是怀疑就是吴敬琏和吴晓波你的不要脸的瞎说而已。

好在我这里可能有个当年的记录。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
家园 补充 -- 补充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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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挺佩服,这么多资料还能说陈永贵宣传只种粮食,明显是吴敬琏在撒谎而已,因为那时改开后的造谣文章而已。

当年的报纸总不敢报道陈永贵没干的事情吧。

家园 (有图) -- 有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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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
家园 有图2 -- 补充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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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学大寨,学什么,这个改开的华西文章说的清楚,懒厨河友还有何话

和你的吴敬琏说法是不是差距有点大。

另外是当年公社时期的报纸内容摘录,我从图书馆截的。

家园 陈永贵有缺点不是不可以批评

任何人都是有缺点的。但是如果纠结于他一个农民凭什么能当××这样的问题,那就是预设立场问题了。土工一代领导人大都是农民出身,他们中有的后来留学苏俄学了海军,仅仅主张中国应该拥有航母,并没有亲历建造航母,就能被誉为“中国航母之父”,就是因为从农民变身航母之父之间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就可以变身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职务,这种身份转变就被承认,就有了合法性了。而永贵大叔一个农民,一辈子没有离开土地,“劳动大学”毕业,领导了三战狼窝掌、把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家乡变身米粮川的征服大自然的斗争,但他主官全国农业就不合理,这个逻辑有点荒唐啊!

我们对陈永贵的了解大都来自各种媒体,接受媒体信息有自己的预设立场是难免的。如何不受预设立场的影响,相对公正的评价他呢?我在19年去了一趟大寨,与当地村民们聊过,没有说他不好的。不是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吗?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能回乡参加劳动,把乡亲百姓冷暖挂在心间,对比现在一个个只知道要下面报数据在办公室写报告的干部们,我不称赞他,还能说其它什么别的吗?

另外多说一句,那个乡亲患病后只知道对着病人读语录安慰的陈永贵形象,只可能存在于某些文人的笔下,不论这个文人是拥护文哥的还是反文哥的,而绝不可能存在于与现实苦难奋斗了一辈子讲究实际的老农民身上。

通宝推:不如安静,
见前补充 4744998
家园 两件事情不要混为一谈

一个是政策是否允许公社多种经营,第二个是你这里说的宣传。从你这句话来看:

我们需要承认这一事实:在全国范围内如何宣传大寨,不是大寨自己能决定的事情,大寨只是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情。

似乎是说政策默许大寨多种经营,但是按照我的理解,当年盛行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多种经营应该是受到限制的。

作为杠精,为了能够继续杠,我不妨让一步,就当政策允许好了,但是,为啥要立一个这样的典型呢?

要知道,立典型,正是要全国其他公社复制大寨模式,别人学大寨,你在这里宣传光靠种粮就能大发展,其他公社岂不全都学错了!

好吧,我再退一步,搞宣传是四人帮的锅,但是陈永贵已经官至副总理,个中要害,他肯定清楚,那么,他是不是应该实事求是,把大寨真实的发展办法说出来,防止其他公社学歪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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