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据某金融机构的大数据分析，改开后至今天，中国前1%的先富们 -- 不如安静

从GDP的数字来看，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优于前三十年，但我应该没有不承认前三十年的成绩吧？

而且我反复强调，前三十年最重要的功绩是确保了国家安全，如果说成绩，这也算是成绩吧？

当然，不同的人对经济好坏有不同标准，这个很正常，先把标准讲清楚就是了。

我记得矮帝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他出门从不带钱。

钱对上层来说，仅仅是资源调配的手段。

生产力发展了，人人都能多分点， 但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贡献的认识都不一样。

人人都想多分点，谈不拢，只能斗争。一方压迫另一方，直到新的革命推翻旧权。稻公的改开，的确大多数人能多分兔子，但底层人民的增长远少于富豪和权贵的增长。

大牙副将们津津乐道底层人民去除通胀可怜的增长，以此作为稻公的光辉业绩。

可不是因为生存嘛！

河里的朋友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有时候论坛讨论问题观点不同，那都是有原因的，其实人心里门清。

想到遵义市315塌方事故最后拖了个23岁的技术员出来背锅的实例，再对照考公的大学生，两种选择境遇天壤之别。

就是您所说的生存问题，非公岗位越来越不能满足人民生存的需求了，可不得都去考公嘛。简单，明了。

某教授出书回忆，由于出身不好（父亲国民党军需官，这点很奇怪，其他人回忆中也有，有点国民党军需官特别多，而且都中途开小差的感觉），无法上学。

先走后门，工厂学手艺，而后村办小作坊，造螺丝钉。

销往东北大国企，那些国企库存满仓库，采购就图他们的孝敬，土产大米。

村集体另有棺材生意。

江南还是挺多的。

广东方面不了解，就八旗人家，清朝时期，铁杆庄稼，好吃懒做，在广州也想办法干活挣钱。

你找不到，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吧？

和广东人不吃桌子腿，有啥区别？

第一个是造螺丝钉的原料，从哪里来的？

第二个是能否自由选择客户，价高者得？

但是手里没有多少存款，就是净资产低？

房地产是中国这些年来贫富分化的最重要因素，财富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房产。

财富top 1%的这几百万家庭里，绝大多数是靠房产进入的top 1%。中国现在的总资产top 1%的家庭里，好大一块是一二线城市的拆迁户。

人民银行发布的《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北京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为892.8万元；上海806.7万元；深圳没有单列，估计也差不了多少。你脚的这里面起主导作用的是不是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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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5千万是均值，不是门槛值，这个数学概念您懂不？由于没有具体分布，无法确定门槛值，但是应该远低于5千万（毕竟还有那些几百上千亿身家的做分子），一线城市一套4居室的学区房也就差不多了。

北上深按2000万个家庭算，户均总资产800万以上，估计其中top 10%的家庭总资产平均值超过5000万，不算离谱吧？这就是200万个家庭。

其他几十个准一线、二线城市，再凑200万个家庭不成问题吧？

三线城市再添点。基本上，楼主说的“top 1%的家庭拥有着超过50%以上的社会财富”，是非常靠谱的。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total_wealth

This figure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a nation's ability to take on debt and sustain spending and is influenced not only by real estate prices, equity market prices, exchange rates, liabilities and incidence in a country of the population, but also by human resources, natural resources and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which may create new assets or render others worthless in the future.

80万亿的一半是40万亿，合人民币约250万亿。

中国14亿人口，约4亿多个家庭，1%就是400+万个家庭。

你这个数字即使不能证明楼主的说法，最起码也和楼主的说法有一致性吧。

计划体制外的生存，靠不上体制，只能靠市场。

社队企业，几个农民创业，没钱没设备，没有指令计划，没有计划内的产品销售对象，没有计划内的原材料供应，一切都要靠自己去闯，产品做不出来，卖不出去，买不到原材料，企业都会死掉。

社队企业这种最草根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外的生存和发展，必定会发展出相应的市场并依靠这个市场。

举几个例子，

多次创业失败，再次创业成功，适销对路，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和范围；

徐文荣，横店大队党支部书记，70年代初，徐文荣先后办起了五金厂、无线电元件厂、木雕厂等小工厂，但都失败了。1975年，创办横店丝厂，结果丝厂投产当年即赢利7.6万元，高于全公社农业税的总和。在还清贷款和集资的基础上，以企业积累和丝厂为母体，相继衍生出纺、编、织、染等多家工厂，从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轻纺工业体系，并于1984年成立了横店工业总公司。

蒋梦兰，出身贫寒，民办小学教师，后担任大队会计。蒋梦兰所在大队办过五金厂，开过锁厂，然而，不是销路打不开，就是产品造不成，一个个倒闭歇业。1975年11月，蒋梦兰创办百官公社联丰大队玻璃钢制品厂，这次办的企业生存了下来，蒋后来成了“中国玻璃钢冷却塔大王”。

沈爱琴，笕桥公社副主任，1975年接手面临倒闭的杭州笕桥绸厂，此时工厂只有22名刚放下锄头的工人，17台老掉牙的旧机器，4万元资金，还有11万元的“应付款”。当时工厂只能生产丝绸面料，主要是丝绸被面，沈爱琴是既当厂长，又当销售员，她和厂里职工全国各地推销这些被面，晚上，就住5毛钱一晚的浴室大通铺。1978年，沈爱琴在北京东安商场设了一个专柜，当时杭州的丝绸产品无论在质量和花色上都比北方的产品要受欢迎，这一年沈爱琴赚了6万元，此后笕桥绸厂的发展走上正轨。

马仕秀，大队会计，1972年任红卫纺织厂厂长开始创业，虽说是工厂，其实就16张脚踏手拉铁木机和一座旧庙堂，当时生产所用的原料都是国有丝厂剩余的下脚料和丢在仓库里的废丝。通过整理，好的废丝织被面，差一点的做锦旗。由于经营得法、产品适销对路，红卫纺织厂当年就实现产值10万元。到1976年，红卫纺织厂已有60台木机，实现利润10万元；1978年，企业固定资产增加到18.01万元，职工年均收入487元。

再举一个城乡交流的例子：

徐灿根，1959年起任上浦小坞大队会计、耐火材料厂技术员。1974年底，徐灿根找到正在上虞老家养病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级高工任世遥，提出由他们生产交大研制的风机。当时任世遥正为缺少冷却塔风机科研经费发愁，也想为家乡父老做点事。在任世瑶的支持下，徐灿根和其他6个农民用仅有的2000元资金和当地土地庙侧屋作厂房创建了上浦制冷配件厂。1976年，徐灿根到上海交通大学进修，他以顽强的毅力，学完了全部流体力学课程，“水力学基础”、“通风工程”、“动平衡测量”、“风机噪声测试”、“噪声治理措施”5门主课，考试成绩均达到95分以上。他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在上海交大老师的帮助指导下，仅用5个月时间，成功开发出我国第一台自己设计、自行制造的“上浦牌”冷却塔专用风机。1978年，配件厂改名为上虞风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