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金秋盛会 -- 神仙驴

几点浅见。一同回答同好河友。

一是台办。

对台工作，早期都是作为中央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台办主任也都与统战官员有缘。丁关根、王兆国都是经过台办主任的台阶，成为中央统战部部长。继任主任是东北人陈云林，从出任台办副主任到卸任海协会会长，涉台经历长达20年。其任内最大成就，可能要属《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和连战访问大陆。

自2008年王毅出任台办主任后，该职务成为外交官获得正部级的重要选项。王毅、张志军、刘结一，三位资深外交部副部长先后出任台办主任。

这里说一下外交部。外交部是专业性强、系统庞大又相对独立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在政府中地位重要而特殊。相比其他部委，外交部自身的副部级岗位极多，除了编制内的部领导岗位（四个副部长）外，还有相当多的副部级驻外大使（代表）。而晋升途径十分单一——因为培养路径的不同，外交官与地方官员可以交流的岗位不多，不能像其他部委容易转岗。部长只有一个，后来又将部党委书记单列，这样好歹多出一个位置，再加上外办的职务，也就这么多。后来，是把跟外事有关的其他正部级职务，如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政府驻香港/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港澳办主任，台办主任，侨办主任等，都作为资深副外长的去向岗位考虑，以解决僧多粥少之急，并期望资深外事经历对所在业务有所助力。像台办这里，王毅、张志军都是以外交部党委书记转任，王毅是多一个主持大单位的经历，台办是他继续晋升的好台阶；张志军和资深副部级刘结一则是在将退之年获得正部职务并以此退休。但也正是由于长期以来外事思想上的被动，外交官在这些岗位上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对港对台，“惠”字当头，陪笑送钱，适得其反。你说港台办养寇自重，是太看得起他们了。还是要夏宝龙、骆惠宁这些长期在地方耕耘的封疆大吏，才能在高层决策后，打开和稳住局面。

二是宋涛。

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习的圈子人马，所以在 2022 年 5 月卸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之前，已是67岁高龄却不退，被认为将一致保留该职务到二十大，从而可以连任中央委员并出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到卸任并转去全国政协专委会后，感觉风向有变，宋涛，与更被看好的应勇、石泰峰、王东峰等一道离开一线，一时前途难测。到二十大应勇、石泰峰峰回路转。宋涛等不再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因为石应等人的翻身，被认为也有获得二线副国职务的可能。现在重回一线，出任台办主任，则说明，还是需要其助力，在对台工作上希望取得进展。是否有中央委员身份，已经不重要了。这次任命，像极了夏宝龙的后来居上，一样是三非身份，从二线专委会重回一线要职。夏先是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后又兼任港澳办主任，扭转了对港工作的颓势。

宋涛虽在外交部多年，不属于传统的外交官员。他在福建起家，插队劳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县委领导、省属企业都做过，然后通过公开选拔进入外交部，跟典型的翻译出身成长的高级外交官，在经历、视野等方面有显著的区别。这也是之前他被看好能在外事系统搅动死水的重要原因，所以卸任中联部长、未能连任中央委员，确实是让人觉得可惜了。此时峰回路转，祝他好运。如无意外，宋涛应会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台办主任。至于国务委员的想法，一般还是需要中央委员的身份的，似乎没有破此大例的必要。

而外事系统里，近来除了几办主任不再有传统外交官之外，外交部党委书记也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空降而来。这对改变外交部论资排辈的惯例，也是好事。

今上恐怕也是无奈居多，当然也不排除有顺水推舟地可能。

假如我是领导，面对下面的局面，可以怎么办呢？

首先，清零越来越困难，一个城市封一两个月都清不了零，而且前脚好不容易清完零，后脚又有雨后春笋冒出来，这个奥秘克戎的感染力、传播的隐匿性实在太强大了，难道一个城市就这么持续不断的封下去，不谈宏观经济，那些手停口停的人怎么办，积蓄吃完了，是准备长期靠政府救济还是喝西北风？

其次，宏观经济越来越难了，近几个月出口逐月下跌，地方财政大多无以为继，中央财政赤字大约有7、8万亿，早超过3%，难道全国人民要等着坐吃山崩？

所以，放开恐怕是必然的，因为旧的封控模式代价太大，不具备可持续性，勉强维持多一段时间，也改变不了必然放开的命运。

所以，问题不是出在放不放开上，而是出在如何放开上。

假如我是领导，我肯定希望可以有序放开，不要乱，不要医疗挤兑，不要死很多人，最好平平稳稳就度过放开这个危险期，我猜今上恐怕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是老大，他总不会喜欢弄出一堆乱子，民怨沸腾吧。

但是，愿望不等于现实，像中央要求地方做好药物、医疗安排、分级治疗等，其实就是在为有序放开做准备，可是一放之下，才发现什么都没准备好，这口锅当然首先要今上背，可是具体责任应该在哪呢？

到了疫情疯狂传播，已经无可挽回时，领导是否存了‘反正已经木已成舟了，干脆就顺势过峰’这个想法，那就不好说了，如果我是领导，我恐怕会这样的。

开，肯定要多死人；不开，肯定不可持续。想有序开，尽量减少对社会的冲击，可是事实上又搞成了一地鸡毛，我总觉得其中无可奈何的成分多些，今上不是不能怪，但他也是形势中人，又能如何呢？

这里面唯一可以追究的，就是放开变成无序的溃败，这里面究竟有没有人祸。

不肯发动群众，不是蠢就是坏。

怕什么？

其实现在药物没有

也是群众在自发的互助

他几个点都升得准。应该不止是政协副主席的位置。

也要告诉所有老百姓的只有一个真理：

天下没有神仙，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斗争、造反。

你不斗争、你不造反，神仙也是无能为力的。

关于防疫放开的种种理解、分析、猜测，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层面去验证。我看到很多键政大V都在等今天晚上的新年致辞怎么说。其实，昨天的政协茶话会上，习的讲话已经给最新的防疫政策定了调：

关于防疫的话就这么一句，但信息量却很大。

首先，我之前的猜测基本正确，放开是习的选择，放开的原因是时势的变化，这就证明了接下来确实有普通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或者有发生的可能。

用守护，而不用抗击疫情，已经说了放开共存的不可避免，而减少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也证明了经济形势的严峻。

回应王兄的：

第一条，既然领导人已经承认放开是自己的选择，也承认确实是因势而为，那么，当那个势浮出水面的时候，也自然是疑惑落地的时候。在那之前，任何试图解释这次措施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为当权者“开脱”。

但“开脱”的前提是“他做错了”，而直到目前为止，完全放开也不到一个月，整体效果还未完全显现，而后续的时势变化现在还如同海面，也许暗流涌动至少表面看不出来。

所以现在下结论，无论是什么还太早，并且，放开过程中的不合理等，当然有更好的做法，但“做的不够好”跟“做错了”还是有巨大的鸿沟的，这不仅牵涉到对领导人的评价问题，更牵涉到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局面的问题。

我个人的理解是应对经济危机，但我说出这个理解其实非常犹豫，首先无论怎样都不讨好，如果经济危机真的发生了，那我自然逃不了“乌鸦嘴”，甚至挑动恐慌的嫌疑；如果不发生，那么我自然又是一个“神棍”落空的笑柄。

但现在的时势已不容得考虑这些，第二，我相信这个时机肯定有多重复杂考虑，危机只是其中最确定的一个。这儿我又要老调重弹，事实上俄罗斯的“猪突”和被反推消耗了中国若干年积累的至少一半的战略主动权，我可以肯定俄乌问题的发展大大影响了疫情应对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最近这波与俄罗斯的互动也可以侧面印证。

第二条，完全同意，新民族主义者这些年一边鼓吹“入关”，一边叫着“996卷死西方”，非常好笑。中低端产能没有他们想的那么不可取代，中国需要世界，甚于世界需要中国。

第三条，完全脱离外部的内循环绝无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可以做到，朝鲜做不到，中国做不到，俄罗斯做不到，美国也做不到。

第四条，内部分配问题，这次二十大已经提了几个新概念。但我认为，这还是脱离不了“战略讹诈”的嫌疑。原因就跟拜登之前试图四面围堵时中国祭出“内循环”一样，这跟里根的“星球大战”一样是战略讹诈。而众所周知分配问题是倚天宝剑，不见人血不还鞘，既得利益见到“分配改革”必然抵死反击。

所以这次分配改革的宣贯，我认为第一是试图让既得利益提前盲动，暴露身段，从而进行战略定位；

第二是刺激党内外理论家为新理论航向添砖加瓦，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准备了各自的“锦囊妙计”，不妨先拿出来相互PK一番，执政者很喜欢这样的游戏；

第三，分配改革这样的大招出来，其目的很可能是隐藏一个更大的大招，而这会是什么，我还在猜测。

第五条，对应第四条，背后大招出来，然后才是分配改革1.0，2.0，必然不会一蹴而就。

至于到底是全能政府还是威权政府还是什么，政府对自身的定位当然会影响自身的施政方向和方略，另一极则是老百姓的愿景，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共情绑定”还是有一些效果的。

至于李家坡，个人认为除了组屋政策，其他没有大的参考价值，量级，历史，段位，愿景完全不在一个位面，李家坡的方略至多只能指导一个区域集群或经济特区，如海南等。

王兄说道“左派右派，只有体制派”，这让我有一种非常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熟悉是因为大概十几年前就有人在河里说过类似的话；陌生在于，这句话好久没听过了。

说说我个人的观点，左派的道德理想主义在各个历史阶段可以说几无用处，在行动力上被邓派吊打，在激情上被新民族主义秒杀，所以指望左派能折腾出啥实际的东西，那恐怕是要坐吃山空饿死人。

但是一个国家的舆论场如果连左派的空间都没有，那么恐怕是真要堕入毫无礼仪廉耻的修罗场中去了。所以即便左派的道德文章落到人嫌狗憎的地步，我也从不主张剥夺他们的话语权，所以哪怕河里很多人其实是打着左旗做右派爱做的事，我不到万不得已也一般保持“人艰不拆”。

并且因为新民族主义在2022连续遭遇俄乌、八二、放开的几连杀，被打的满头包，濒临破产，这本来就给左派让出了十年难遇的机遇，如果这个机会还抓不住，那只能说一句“扶不起”了。

另外，我个人觉得，王兄可能旅居国外已久，内心中对“权力制衡”，还是有一点点执念或者说，信仰。

对于人性恶理论来说，权力制衡确实是制约上位者几乎唯一的手段。但我一直以来的疑虑是：

第一， 从东西方现实的政治处境看，当现实状况已经危及到权力的基本盘时，既得利益可以毫不犹疑抛弃任何既定规则、潜规则以及“人设”，完全按现实逻辑行事，其迅猛直接可以让普通人瞠目结舌。所以制衡本身是为了避免重大危急时刻出现，而当目下已经是重大危机关头时，制衡是否能发挥作用，就是另一回事了。

第二， 即便现实状况已经让人瞠目结舌，但也无需做痛心疾首状。说到这儿我总想到《人民的名义》中祁同伟茫然地跟他的老师高育良说：他们这么做，不是破坏了汉东的政治平衡么？！

高育良恨铁不成钢地说：平衡是相对的！

所以不管既得利益，改革派，左派，右派，最终能大得过时势么？所以时势如果在此处形成了波峰，那就说明这确实会有个波峰。同样，时势也在酝酿现实的反对物，反者道之动。

第三， 我还是强调，要到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去寻找左和右，而不是刻舟求剑，按照书本或者历史去按图索骥。我们是在生活，做事，不是cosplay。这点上西方白左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

第四， 关于那个唯一的种子选手是不是个混账的问题。我想起之前河里有一句话，某人即便是个王八蛋，他也是我们的王八蛋。

而我已经注意到，之前一直反对某人的一些人现在已经试图在论证他是“别人的王八蛋”了，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事，好像现实的几件事情也提供了合适的“素材”。

那我还是说几句，今年当然是新民族主义的全面溃败之年，而某人作为新民族主义的推动者之一，至少也是提供了发展和壮大的条件，那么现在在现实事件上遭遇“反噬”，他自身也确实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而我在之前很久，就已经不断提出过预警，之前也一直在写关于俄乌和八二事件的帖子，这个系列还会写下去。而防疫，当然也是解读的一部分，但现在事情的发展还不到一月，很多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在这之前下任何结论，都还太早。

而不管事情的前因后果如何，群众在事件中受到的实际利益和情感的伤害，已成定局。我当然同意对这些事情“追根溯源”，我只是一再强调，这些伤害本可以被降到更低的程度。在这点上，某人自己要负责，新民族主义者要负责，那些可能没参与，但意识到问题，却在这些年一直保持缄默放任新民族主义侵吞网络空间的人，也同样要负责，因为潮水涌来时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哪怕你并未推波助澜。

再补充一点，之前我说道了“抗疫不是政绩”，这是我个人观点，并且再明确一下，我的准确意思是“抗疫不是领导者个人的政绩”，至于它是不是政府的政绩，是不是所有相关的体制人员包括医务工作者的成绩，这我始终是认可的。当然，现在的意思是抗疫的成绩变成了锅，那么主要的领导人应该背这口锅。这我还是那句话，该背的背，但事情还没有最终的定论。也许几个小时后的新年致辞，会有更新的解读也说不定。

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那些“装在套子里的人”，贾府里给主子唱赞歌的奴才，时髦的称呼叫“颂圣者”、小粉红、爱国贼。

秦刚这次出任了外交部长，那齐玉怎么摆？调出外交系统？

外交部情况特殊。外交部长不一定兼党委书记，有时可能有专任的党委书记，戴秉国2007-2013年曾任国务委员兼中央外事办主任、外交部党委书记、外交部副部长，同期杨洁篪任外交部部长、党委副书记。不过，齐玉情况比较特殊，他不是外交口出身。

中组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正部长级）有缺，其实正适合他。又觉得外交部的组织党建工作，还是外调来人更好些。但我怎么就又想起了乐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