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热烈庆祝20大顺利闭幕兼纪念志愿军入朝72周年 -- 真离

陕西省委派杜衡来指导军事工作。杜衡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销了其领导职务。

在杜衡领导下，红军四面树敌，先是打击同红军有联系的耀县庙湾夏玉山民团，遭受很大损失。后又错误地命令放火烧毁香山寺，迎来僧侣的激烈反对，红军处境越来越艰难。

1933年6月，杜衡被国民党军队抓住，随即叛变，并在报上登了《自首书》。刘志丹气愤地骂道：“这个软骨头，他早就动摇了，还装腔作势地说去创造渭华根据地，等部队一出发，他自己就先溜掉了。”

外来的和尚念不好经，刘志丹重新接过这个摊子，成立

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42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

名义上是一个师，实际上不过500多人。

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纠集正规军4个营及民团共5000余人，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顺便在保安抄了刘志丹的老家，好在他夫人同桂荣和女儿刘力贞顺利逃脱。

刘志丹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经过7个月奋战，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3000余人，粉碎了这一次大规模“围剿”。

1935年，蒋介石调集以东北军为主力的十多万兵力，开始部署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

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红25军到达永平镇，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共7000余人。

崂山一战，陕北红军几乎全歼东北军110师，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这时，根据地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刘志丹被逮捕进狱，命悬一线，一批营以上的干部被残酷杀害。

刘志丹泰然处之，向狱中战友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

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结束了长征。主席听闻刘志丹被抓消息，立即下令：“刀下留人！”

在刘志丹坐牢期间，她也被打入劳改队，襁褓中的儿子饥寒生病，不幸夭折。

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地接见了刘志丹，安慰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毫无怨言，重重地点头说：“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三救习仲勋

1935年9月，代表党中央的一些思想极“左”分子到陕北根据地搞起了“肃反”，他们竟然荒唐地把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定为“反革命分子”关押起来，罪名是“右倾投降”，原因是他们在争取敌军上层起义和中间力量时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在陕北根据地的墙上，毛泽东看到了很多以前贴上去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他在心里牢牢记住了“主席习仲勋”的署名。他看到陕北根据地民众革命热情高涨、红军战斗力很强、各项工作开展得很好，所以他坚信边区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是一心一意干革命的同志。因此，当他听说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是“反革命分子”，正准备处决时非常震惊，立即和中央其他领导商议，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组成一个工作组，由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带领火速赶到瓦窑堡，要“肃反”代表立即释放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当时，“肃反”代表们已经挖好了活埋他们的坑，如果毛泽东的指示再晚来4天，他们就不在人世了。

毛泽东保护了习仲勋

1956年9月，习仲勋到国务院工作。1959年4月，习仲勋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大量的国家事务。这期间发生了小说《刘志丹》事件。

很快引起了康生的注意。康生曾主编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当时担任中央文教小组理论组组长，并领导着中央党校的工作，可以说掌握着党内理论工作的领导权。由于在1943年的“整风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中康生大力推行“左”倾路线，对许多革命干部进行打击，因此遭到习仲勋的坚决反对。康生心里一直记恨在心，正好此时国内的政治风向有了很大转变，“阶级斗争”被提上了日程，毛泽东正在批判彭德怀所谓的“翻案风”，康生便决心借此整倒习仲勋，因此到处宣传说《刘志丹》就是为高岗翻案。

其实，此时发表的小说《刘志丹》已经是第六稿了，里面早已经删去了有关高岗的内容。但康生却派人找来了已经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刊印后送到中央会议审查。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小说进行批判，说小说就是为了给高岗翻案。在他的极力鼓惑下，会议由批判彭德怀转而连同小说《刘志丹》一同批判。康生还无耻地捏造出一个“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在9月24日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私自写了一个纸条递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专注于会议讲话内容，因此未及多想就念了一下纸条：“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于是，康生便以此作为毛主席语录大造舆论。三天后，习仲勋被停职，开始接受康生负责的专案组长达半年的调查。调查结果是：习仲勋是“反党集团”的头子，应开除党籍和公职。但毛泽东没有同意，而是决定安排习仲勋到党校学习，保留党籍和公职。

康生没有罢休，继续编造“黑材料”，建议中央对习仲勋进行“重处理”，妄图置习仲勋于死地。毛泽东还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只是撤销了习仲勋副总理的职务，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

“文革”开始后，志得意满的康生并没有忘记远在河南的习仲勋，他决定对习仲勋下手。于是，他授意北京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串联西安、洛阳的红卫兵、造反派开始对习仲勋进行揪斗。他们先是在洛阳揪斗习仲勋，之后又押到西安继续揪斗。

由于长期揪斗和折磨，习仲勋的身体开始垮了。此时，周恩来总理一直惦记着习仲勋这个得力助手，当他得知习仲勋的处境时，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希望能对习仲勋进行保护。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周恩来马上派人向揪斗习仲勋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主席说过，习仲勋是群众领袖。不再批斗他。

1968年初，得知习仲勋的身体快顶不住了，周恩来又报经毛泽东同意，派飞机飞赴西安接习仲勋进京，交给了卫戍区监护，实际上是以特殊的方式把习仲勋保护起来了。从此，习仲勋生活得到了改善，处境好了起来，身体也得到了恢复。

这一时期，许多革命的领导干部遭到康生、“四人帮”的迫害，习仲勋能幸免于难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对他的关心。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有感毛泽东“四保”习仲勋

人民网

2011年10月09日 14:06:00

1935年9月，思想极“左”的中央代表来到陕北，搞起了“肃反”运动，把刘志丹、习仲勋等定为“反革命”，关押了起来。原来，他们把陕北红军领导人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分化敌人而采取的争取敌军上层起义，争取中间力量支持红军等政策和策略，说成是“右倾投降”。

恰在此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了吴起镇，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工作。

当他们汇报到“肃反”问题时，毛泽东立刻提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经过中央工作组的调查，事实表明，极“左”分子所强加在习仲勋等人头上的“罪名”完全是一种陷害。毛泽东果断地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平反了。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来到瓦窑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见习仲勋。

1962年9月27日，中央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审查。按照康生给习仲勋定的“罪名”，习仲勋是“反党集团”的头子，是应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但毛泽东主席保了习仲勋，没有同意专案组的意见，在毛主席的关照下，组织上安排习仲勋在中央党校学习。此谓“二保”。

康生陷害习仲勋的“力度”是很大的。他在罗织了不少材料后上报中央，意图是置习仲勋于死地。在陕北习仲勋曾经与高岗共事多年，五十年代中期发生 “高岗反党事件”，由于毛泽东的信任，习仲勋不仅未受任何牵连，反而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但是，康生挟嫌报复，公报私仇，一心要搞倒习仲勋。在解放战争时期，康生等人推行极左路线，曾经受到习仲勋的抵制，康生因此怀恨在心，而习仲勋却没在意。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第三次保了习仲勋。中央的决定没有采纳康生等人的“重处理”意见，而是决定在撤销习仲勋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后，仍然保留党籍，还让他到基层去担任领导职务。1965年，习仲勋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此谓“三保”。

1974年，康生也卧病不起。按理说，习仲勋应该平反、恢复名誉了。可是，习仲勋专案组负责人以毛主席的指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是针对习仲勋的为理由，没有复查习仲勋的问题。1975年初，毛泽东获悉习仲勋的处境，便明确地说：“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1975年春，周恩来根据毛主席的上述指示，下令解除对习仲勋的监护。1975年夏季，在延安地区延川县担任一个公社的生产大队支部书记的习近平被推荐上清华大学。习仲勋原来所在的洛阳耐火材料厂为习近平开了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习近平得以在1975年9月进入清华大学学习。此谓“四保”。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

1935年10月，直罗镇战役胜利后的一天，中央红军负责后勤工作的杨至诚来到红军第15军团的指挥所。他找到徐海东，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毛泽东同志亲笔写的便条，内容是向红15军团借2500银元，以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心中突然不安起来。自从和中央红军会合以后，他只注意到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衣服单薄，身体不好，命令供给部做了几套棉衣、大衣送给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却没想到应该拨出一部分款子送去，如今毛主席亲自写条子借钱，他感到很惭愧。

杨至诚见徐海东陷入沉思，以为他犯难，便说：“你们转战也一年多了，一定也很困难，要不……”徐海东忙说：“你想到哪去了，我们还有钱。实话说，我们还有7000银元。”说完，他派人去找管经费的查国桢部长。查部长刚一进门，徐海东就说：“把那7000留下2000，拿出5000，送给党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