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聊聊明清民国的江南士绅(4)（上） -- 狂草舞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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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聊聊明清民国的江南士绅(4)（上）

这一集我们讲一讲，在同样的制度下，为何湖南士绅从区区湘乡一县，把势力扩展到几乎全部南方区域及北方数省，收复了新疆并建省，而江苏士绅拥有湖南不可比拟的政治影响力和财富基础，却最终一盘散沙，毫无建树。

清代的湖南是个开发很晚且经济落后的农业区。王闿运《湘军志》说，湖南全省财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交通不算完全闭塞，至少湖南大米可以通过水路运到江浙和广东。但毕竟距离经济中心太遥远了，在清朝中期，两江、浙江先进的文化思想很难传播到湖南。

当时最时髦的学问叫汉学。清代汉学分吴派、皖派和扬州派。其治学特点是抛弃宋明理学“空谈义理”，崇尚汉儒经说，讲究名物、训诂、音韵、考据。目的在于拨乱反正，归返孔孟原典，重树思想文化的政治权威。最初汉学只是表现出对宋学真理性的怀疑，批评大多限于“凿空”、“虚造”、“支离”、“空论”等等，鲜及理学要旨。至皖派戴震、凌廷堪等人，则异军突起，锋芒所至，不仅批评宋学的学风与方法，而且触及其理论内核，赫然斥之曰“以理杀人”。这一点最为后人称颂不已，誉之曰思想解放。

在这些学派的冲击下，理学依然被官方推崇，实际信奉的人已寥寥无几了。但不包括湖南。湖南士绅仍顽固地遵奉理学宗旨，湖南的汉学学者少而又少。于是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可以追溯至北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明末清初，王夫之潜心学问，成为“清初三大儒”，康熙则在《岳麓书院志》专辟“湖南道统”一篇。乾隆皇帝又为长沙岳麓书院亲书“道南正脉”匾额，以表彰湖南学者传播理学之功。

但相比江南儒学群星灿烂，湖南理学的影响力真不算大，也谈不上与清朝官方特别亲近。但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是个分水岭，出于对农民起义的恐惧，对满清的反感淡化了许多，湖湘学派开始超越宋儒的书本，主张经世致用。唐鉴、魏源、陶澍、贺长龄、贺熙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都是“以经术为治术”的杰出代表。这种主张奠定了湖南士绅与满清建立政治联盟的思想基础。其学术关注点集中在一切实用的经(世)济（民）之术，甚至包括地理、水利、农业、军事。虽然兴趣点没有广博到“百科全书派”的程度，湖南士绅绝不是明代那种钱谷刑名兵马皆一无所知、为科举而生的书呆子。

湖南士绅和政府之间有着种种恩恩怨怨。例如，上千名乡民因为钱漕的问题聚集包围了湘乡县衙，而后来的湘军大将王錱还状告湘乡县令，双方势如水火，各不相让。如果这种关系继续下去，根本不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农民的反抗活动，更谈不上镇压组织严密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其后事态的转机始于朱孙诒调任湘乡县令，一改前任所为，大肆笼络当地士绅，不仅完全按照士绅要求另立钱粮征收新章，还令其头面人物各得其所：聘王錱为幕僚、举罗泽南为孝廉，拔刘蓉为文童，遂使湘乡率先成为官绅一家、联手制民的典范。从此，湘乡县令虽一换再换，但无不唯士绅之命是听，致使该县不仅成为曾国藩集团所控制的第一个地方政权，而且成为他们最初接管地方政权的一种模式。

或许这就是曾国藩常说的《挺经》的威力。也如同阿拉伯谚语所言：“大山不向默罕默德走来，穆罕默德只能向大山走去”。如果士绅和清政府必须有一个让步，那么必须是政府让出实权，士绅则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为政府效力。

当太平军围攻省城长沙的时候，整个湖南也如湘乡县一样，很快形成官绅一家、联手对付农民起义军的政治格局。由于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是林则徐赏拔的官员，林则徐是陶澍的亲信，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而陶澍是左宗棠的儿女亲家，所以张亮基采纳胡林翼的建议，礼聘左宗棠入幕主持军政大计，对之言听计从。巡抚居其名，师爷行其实。从长沙守城到镇压征义堂起义，以至征调各县练勇赴省交由曾国藩集训，从而成为创立湘军之始，无不出自左宗棠的手笔。

曾国藩是穆彰阿提拔的，后者和林则徐是政敌。但双方在太平军压力之下，放弃派系之争，共同对敌。曾国藩是个激切骄傲的理学原教旨主义分子，他的信条是“不为圣贤，则为禽兽”。换言之，在他的眼里，芸芸众生只有“圣贤”和“禽兽”两种存在状态，你不按我说的做，你就是禽兽。按现在说法此时的曾国藩就是个高学历愤青。

他设立审案局，抓住黑社会疑似分子立马杀掉，前后杀了几百人，赢得一个“曾剃头”绰号。为啥置大清刑律于不顾呢？他的理由是官员们太怯懦，不敢来狠的，乱世不用重典不行，坏人他来做。清朝的刑名多黑暗啊，不走程序正义，哪来的贿赂？湖南官员恨死他了。

而且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官与绅谁说了算的问题。要不是张亮基、左宗棠罩着，他这个在籍绅士早被政敌搞完蛋八次了。后来张亮基调任北方，左宗棠辞职回家归隐，曾国藩没人罩着，立即与湖南地方官员之间矛盾重重，屡生波澜。再后来骆秉璋继任湖南巡抚，左宗棠重入湘幕，曾国藩在湖南的处境才随之大为改善，但在长沙已无法立足，跑到衡阳练兵了。

曾国藩看事情固然深刻，但他那个理学脾气不是谁都能受的了的。他甚至给骆秉璋去信说，我创办水师很重要，我也很上心，你就不要来插手了。嗯呵，拿着别人的银子，说出这种屁话，不要说骆秉璋气坏了，连曾国藩自己的弟弟都看不下去。好在骆秉璋依赖左宗棠，而左宗棠考虑大局，护着曾国藩，才一直维持着还算正常的合作关系。

曾国藩不仅和省委书记搞不好关系，和自己的部将也闹矛盾。王錱有大才干，楞是因为一次失利就被赶出湘军。左宗棠劝他也不听，骆秉璋只好把后来王錱留在湖南使用。后来创建了很大的功勋，王錱死后，他带出的老湘营平定了回乱，收复了新疆。曾国藩和湘军的实际创建人之一朱孙诒关系也闹崩了，理由是后者打仗逃跑。在晚清，打仗逃跑不再正常不过么？湖南官场都认为曾国藩太过分了。但在曾国藩眼里，这又成禽兽了。所以坚决不能要，把朱孙诒赶走了。

好在曾国藩和罗泽南都是理学家。罗泽南什么人？家里都有人快饿死了还研读儒家经典不倦的硬货。他和曾国藩都是认死理的，倒还合作得很好。有罗泽南这样的老师，他的学生当了湘军军官，基本上都是一根筋。

曾国藩和咸丰关系也不好。他在咸丰即位之初写了一篇《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这种风格的奏疏清朝一共只出现过两次，而曾国藩这篇荣登尖锐度榜首，中心思想就三句话：

皇帝啊，你虽有敬慎之美德，却流于琐碎；虽有好古之美德，却又流于虚文；虽有广大之美德，却又有骄矜之气。

皇帝一辈子都觉得曾国藩看不起他的人格，但曾国藩觉得自己在真心实意帮助皇帝脱离禽兽行列，迈向圣贤。咸丰把这篇2000字雄文撕碎了，扔地上，后来在众人劝说之下，才没有杀曾国藩。咸丰总共在位11年，给曾国藩穿了10年小鞋。

但这些低情商的背后，有着清晰的战略：控制水路，由上游至下游，逐步消灭太平军。只要湘军水师是长江最强的存在，不管是敌人还是友军，不与曾国藩合作的，都只有失败一条路可走。这和马汉的《海权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曾国藩对湘军最大的贡献是创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师。

咸丰皇帝认识不到这一点。他的策略是把大量军队堆到南京附近，把太平军灭了，清朝就中兴了。湘军只是个上游策应的游击之师，作用和镇压白莲教的团练一样。

在这种定位下，曾国藩在江西日子难过极了。身处死地，没有粮饷。他借着父亲去世，躲回湖南老家了。给咸丰发了一封哀求信：没有权，没有钱，这仗没法打。能否给我一个巡抚职位？咸丰回答，没了你地球照样转。巡抚岗位是不可能的，你在家好好休息。要不是胡林翼充当了代理统帅的角色，湘军就可能被拆的七零八落了。当时，天京事变爆发，曾国藩觉得自己错过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创建湘军算是给别人做嫁衣了。后来在胡林翼多次争取之下，曾国藩得以复出。复出之后，理学家的棱角全无，倒是满腔黄老调调了。左宗棠见了他，说你咋变得一点锐气都没有了？

在天京事变之后，咸丰更是信心满满，觉得剿灭太平天国指日可待。樊燮一案，他认为湖南绅士左宗棠把持政务，已经严重违反了祖制，应视为劣幕操纵的典型，严加整治，以在湖南恢复祖制,为战后治理做准备。

但是祖制再也回不来了。所有的厘金、田赋、粮台、军需、军队都在湖南士绅的控制之下，所有的委员、局董都是湘军认可士绅。没有湖南士绅点头，清朝在湖南的官一天也混不下去。左宗棠和曾国藩一样，都是湘军的创建人，前期他的作用比胡林翼和罗泽南还大。官位虽低，绝对杀不得的。

但当时左宗棠本人非常无奈。他心情灰暗，辞了职，说是要去北京考进士。但途中接到胡林翼的信，说北京正等着抓他呢，千万别自投罗网。没办法跑到宿松曾国藩军营。

正当咸丰帝还在犹豫的时候，噩耗传来：江南大营崩溃了，财赋重地江苏和浙江沦入太平军之手。太平军是相当能打的，洪秀全提拔的两个新人李秀成和陈玉成一个正脚蹬诱骗进攻杭州，再一个回手掏和陈玉成联手攻击，两个动作就把江南大营打垮了。

没办法，不仅杀不得左宗棠，还只能把曾国藩提拔为两江总督，同时节制江苏、安徽、江西和浙江四省军队。曾国藩马上给左宗棠恢复了合伙人待遇，让他独立成立一支楚军，等王有龄自杀了，马上正式任命为浙江巡抚。从湖南士绅到封疆大吏，不到3年时间，连个实习期都不需要。而且曾国藩还向清政府请示，自己不需要节制左宗棠，他能力足以独立成军。清政府马上拒绝：你不节制谁还节制得了？

总之，从左宗棠幕后操纵湖南，到胡林翼走向前台但被迫和官文分享湖北权力（胡掌握运营权，官掌握收益权），再到曾国藩节制四省。周边所有省份乃至部分北方省份的大员，要么是曾国藩举荐的，要么他有否决权。四川由老朋友骆秉璋当总督，曾国藩的幕僚兼儿女亲家刘蓉实际掌握四川事务，湘淮集团终于把士绅掌握湘乡县政权的模式扩展到整个南方乃至若干北方省份。

清政府是极其不放心的。胡林翼一死，官文就把胡林翼所有文档资料都拿走，再也不交给湘军人员，把湖北权力把控得死死的。僧格林沁和胜保一直排斥曾国藩的好朋友，袁世凯的爷爷，袁甲三。僧格林沁也搞了个鄙视链，公开扬言，湘军最不能战，若论战斗力，皖军第一，豫军次之，湘军最差。清朝的底线貌似是掌握湖北和安徽，以防备曾国藩。胜保甚至诱使已被其招抚的苗沛林不断进攻湘军，杀害湘军人员。最终曾国藩为避免和僧格林沁冲突，从皖北撤出。而安徽巡抚的职位历经折腾，最后没有落在湘淮集团手中。

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慈禧太后机关算尽，第一步逼曾国藩裁军，第二步逼他在军力缺乏的情况下离开两江剿捻，第三步利用天津教案逼他自毁名声。他都忍了。接受了明升暗调，去直隶任总督。但刺杀马新贻一案后，不仅两江仍在手中，直隶总督也成了湘淮集团的地盘。

曾国藩在接任两江总督后，搞了个全国最大、素质最高的幕僚团。其中的幕僚包括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封疆大吏。

两江士绅则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而且这个模式贯穿清朝始终。

两江的模式首先是中央有人，然后和地方大吏勾结上，再依附满人、绿营获得军功。咸丰时期，中央这个人是彭蕴章。在曾国藩向咸丰苦苦哀求给点权的时候，彭蕴章把两江总督的职位运作给了何桂清。彭蕴章江苏长洲人，军机大臣，大学士，就是葫芦开口、阻止曾国藩获得湖北巡抚职位的那位。何桂清喜欢书生纸上谈兵，但并没有练兵打仗的本事。不过他手里有中国最大的财源，上海和苏常，就“包养”了江南大营，还把江南大营头号猛将张国梁收为了弟子。何桂清还组织江南士绅建立了大量团练、并雇佣了洋人组建洋枪队。浙江不归两江总督管，但何盯着这个财源呢。

曾国藩也盯着浙江财源呢。在江西和太平军拉锯战，没有军饷，苦死了。动用了全部关系，把帮办湘军粮台的湖南老乡胡兴仁送上了浙江巡抚宝座，结果胡兴仁屁股还没坐热就黯然下台。其实胡兴仁是幸运的，彭蕴章和何桂清已经挖好了一个歹毒的陷阱给胡兴仁，只是他下台的快，没踩进去。什么陷阱呢？驻扎江西宁国的浙江提督郑魁士军队忽然被调走了，杭州这么重要的城市居然毫无屏障了。

湘军继续找关系，随后胡林翼的部下罗遵殿接任浙江巡抚职位。罗命苦，1860年2月10日，上任没几天就遭到了绕过宁国的太平军李秀成部进攻，而何桂清指示张玉良在驰援杭州时故意逗挠不进，逼得罗城破自杀。罗自杀后，何桂清的发小，捐官出身的浙江人王有龄成为浙江巡抚。按照规定罗遵殿可以得到抚恤，但何桂清和王有龄就是从中作梗，让罗的家属连个“烈士待遇”都没混上。何桂清和王有龄此举彻底激怒了湘军。

但何桂清的报应来得快。李秀成这次进攻杭州只是佯攻，在张玉良救兵慢慢悠悠抵达杭州之后，他立即迅速回师天京，和陈玉成合兵攻打江南大营。5月15日，江南大营溃崩。

江南大营残部逃到总督驻地常州，何桂清害怕了，说自己要去苏州筹饷。常州绅民塞道挽留，何桂清令卫兵开枪（江南大营和何桂清的卫队装备了大量洋枪），打死19个常州士绅。逃到苏州，结果苏州巡抚徐有壬不开门。随后何桂清逃到上海租界里躲了起来。

1861年，李秀成第二次进攻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向曾国藩求救。左宗棠的楚军此时势如破竹，基本消灭了周边的太平军，问曾国藩什么意见。曾国藩说，我的侧翼很重要，你要保护好。左宗棠说，明白。等到杭州城破，王有龄自杀，左宗棠才从江西进入浙江，收复杭州。曾国藩给了王有龄“烈士待遇”，但在奏折上把王有龄的劣迹清楚地列了出来。

彭蕴章因推荐何桂清免职。何桂清本人在租界躲了两年，被恭亲王从租界引渡了出来。何桂清让体仁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祁寯藻营救他。祁寯藻和彭蕴章都是曾国藩的政敌。朝廷争辩很久不能决定。何桂清拿出一份薛焕等人签署的公文，公文请其退到苏州，以保饷源重地。公文出于当时或事后伪造已无从查究，朝廷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档案回奏。曾国藩根本不查档案，直接回奏：“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当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罪状，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 意思是，有没有公文这个人都得死。于是判处斩立决。

何桂清还干了一件极恶心的事。他让一些士绅委托英国人李泰国买军舰，但合同不严谨，李泰国招了一堆英国水兵配置军舰，竟然不服从清政府调度。清政府问曾国藩意见，曾国藩说宁肯银子全部损失也不能接受这种条件。最终仅退回了50万两，花钱买了个教训。

常州城防坚固，有钱有粮，江南大营残部装备着大量洋枪，还有许多士绅组织的团练武装，为什么何桂清不敢守城呢？这就得比较一下江南士绅和湖南士绅的办事特点了。

首先以左宗棠和翁心存为例，比较一下他们怎么赈济水灾的。

左宗棠未做官之前，于1843年用多年积攒的教私塾所得购地建造了柳庄，大概70亩地。此前他是赤贫，原因是自己和哥哥把全部一点家产赠送给了寡嫂和孩子，入赘到周家。所谓“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就是指1843年之前他的情况。1848年，湘阴县发大水，导致成百上千的灾民流离失所，饿殍累累。左宗棠不忍心看着贫民受难，于是发起“仁风团”赈灾义仓。他自己捐了400石谷物，灾年大概折合1200-1600两。此外访亲探友，筹集了谷物、钱财合计约5000两白银，搭建施粥大棚，让其妻子带人每日熬粥救济难民，缓解灾情。而他自己则奔赴长沙教书，赚得若干钱财，各分一半给遭难的族人和乡民度灾，并提醒他们平时要屯粮备荒。

翁心存是江苏常熟的名门望族。“翁、言、蒋、归”是当地四大最有名望的士绅。翁氏家族出了两位帝师，两位状元，两位巡抚，是晚清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另外一家是李鸿章家，但翁家发迹要更早。“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的“宰相”是指李鸿章，司农是指翁心存的儿子翁同龢。我们后面还会讲他的事，他这个儿子对我国的国运影响太大了。

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擢中允，督广东学政。任满，入直上书房，授惠郡王绵愉读书。不久督江西学政，累迁大理寺少卿。道光十七年（1837），复直上书房，授六阿哥奕䜣读书。1838年，以母老乞养，成为在籍绅士。

广东学政和江西学政都是肥差，教王爷们读书也肯定不会穷。家里几代人都做官，虽然前辈官位不高，也不可能穷。何况翁家在常熟县和昭文县都有大量土地。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同时常熟连降暴雨，造成洪灾，淹没了大片土地。这时候清政府动员常熟士绅同时筹办团练和赈灾。本来国家需要的时候，深受国恩的翁家应该积极才对。但翁心存日记记载了他对此非常抗拒，尤其对是办团练。由于翁家在两县都有田产，两个县令都来找他商议团练和赈灾事。翁心存说，“目下遍野哀鴻，正需撫恤，若賑災、練餉同時並舉，恐諸富室亦力有未能。且倉卒召募，非市井游手，即鄉曲不逞之徒，無益於事，更恐聚之易，而散之甚難。鄙人力薄才疏，未敢肩茲巨任也。”

两个县令反复请求，于是翁心存答应召集士绅们商议。翁心存召集了“翁、言、蒋、归”四大姓在内的十个士绅开会。士绅们认为不仅团练事必须把皮球踢回给县令，赈灾也不能全部私人办，必须有官赈。

收到士绅的回复后，5天后县令们又和士绅们开会：团练和赈灾必须同时办，这是上面的意思。你们也必须捐款。翁心存依然坚持团练和赈灾不能同时办，但情势所迫，他“不得已愿效古人毁家纾难”，捐出库平银500两。然后他马上坐船去苏州找江苏巡抚裕谦。裕谦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说团练你们也办不好，就专心赈灾吧。国家需要钱，赈济银就多捐一些。最终翁心存捐了1000两了事。

县令和士绅开了好多次会，钱还是不够。不得已，官赈吧。常熟准發官賑銀 8,400 兩，昭文發賑銀 5,000。但是有两个大问题出来，哪些土地是灾区？赈灾的救济款发给谁？

富人花钱给书办，不受灾的土地就变成了受灾土地，而真实受灾的土地，花不起钱，就变成未受灾的土地。第二年富人土地少交税或不交税，而受灾土地却要交更多的税。

但士绅们不愿出面审核上述信息是否真实。

另外赈票（领救济款的凭证）也闹了骚乱。必须花钱才能买到赈票。灾民怒了，聚集在一起喧哗，甚至抢夺赈票。

县官又召集劝捐局的绅董们开会。绅董们的态度并不积极。翁心存在日記中无奈地写道：“无如局董意見不一，而乡董多畏縮不前，无肯任其事者，且上官又立限催促，遂致中止，仍令委員数人潦草了事，惜哉。“

继续扯皮。直到受灾6个月后才第一次放赈。开赈当日，在常熟城隍廟“有地保持票四十余張來領賑者，显系包揽侵吞”。

次年3月又闹水灾，又要赈灾。这次翁心存坚决拒绝，说自己“资力已竭”。

农民的处境比翁心存记录的要残酷的多。因为地主根本不同意减租。常熟小地主兼商人柯悟迟的《漏网喁魚集》中，关于道光二十年的记载中，只字未提赈灾事，只记当年 “小戶之脂膏已竭，苟有些恒产，悉售于大戶”。

那么第三方怎么评价翁心存呢？常熟县令孙琬在苏州拜見新任江苏按察使李星沅时说：“紳官成风，皆包漕粮、合漕規，不以为耻，而以自豪。如翁二銘理少，止不食漕規，而包粮則一也。”这位“翁二銘理少”，即翁心存。

咱们再比较一下河南袁宝恒和袁世凯如何赈灾的。

1877年，光绪三年，华北及中原地区遭到了百年不遇的大劫难——大旱灾年。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请假回籍安葬他的祖母郭夫人，这一路上看到的不是赤地千里，就是哀鸿遍野。回到北京后，袁保恒再也坐不住了。他向朝廷请愿，他要回老家赈灾。十一月下旬，清廷终于下诏将赈灾不力的河南巡抚李庆翱革职，以东河总督李鹤年署理河南巡抚，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帮办赈务，由京回籍主持赈灾事宜。

袁保恒在赈灾时带上了袁世凯。袁世凯的生父去世，他没有同意袁世凯回家奔丧，同样，几个月前安葬祖母郭老太太时，也以袁世凯已经是曾孙了，不用回去，让他留在京城继续苦读。自己回家赈灾的时候，却带上了袁世凯。灾区什么景象呢？袁世凯在给他的二姐的一封家信里说：“顷有人自渑池、洛阳等处来，言伊地人肉，卖廿八文一斤，孙杀其祖母而卖之，弟杀其兄而卖之，种种未闻之奇，不已而足”。第二年，即1878年，河南爆发了一场大瘟疫。救了旱灾接着就病灾。

在河南期间，袁宝恒个人以及所带的随从、仆人等等的生活费和差旅费，都是他自己掏的腰包，根本“不忍轻动赈款一钱”。看到满地的尸骨，袁保恒立誓 “蹈白刃所不敢避，岂以艰危阻耶”，并向神明发誓说“倘保恒玩视赈务，有款不思力酬，有弊不思力革，神明惩之。若随员及绅士等弗念民戚，畏避劳怨，神降之罚”。

在写给他二姐的信里，袁世凯除了告诉她叔父保恒赈灾的艰辛和不易之外，还跟他的二姐同样表下了决心：“弟必尽此赤心，捐此腐躯，上以报国，下以报叔父而已”。

救灾期间，袁宝恒每天都处于“为焦虑所迫，眠食具废”的状态， 1878年4月，因为劳累和疲惫，不幸染上了瘟疫，在河南省城开封的赈灾公所里，因公殉职，享年52岁。

袁保恒死后，他的弟弟袁保龄刚刚晋升为侍读学士，钦命以知府即补。他向朝廷辞去了一切公职，以一个乡绅的个人名义，立即前往瘟疫区，以完成兄长未竟的赈灾事业。

袁宝恒谥号“文诚”，对于一个侍郎级别的官员来说，是非常高的评价。19岁的袁世凯在这场赈灾中，一切亲历亲为，非常能干，得到极高赞誉。

这场灾荒就是历史上的“丁戊奇荒”。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

那个声名狼藉的曾国荃，当时任山西巡抚，身处最重的灾区，在全国参与赈灾的巡抚中，成绩是很突出的。除了一切资源都用上，对于贪腐的官吏，他甚至就地正法了一个贪污50石粮食的书办。此外，他采取了山西禁烟措施。

李鸿章也很努力。除了常规的调剂粮食，他不惜公开出售一些朝廷官职，另外挪用部分军费换成粮食赈济灾民。

江南士绅在做啥呢？苏州绅士谢家福提出“跨界救荒”，大家众志成城希望把灾民堵在苏北，不要进入苏南。这很江南士绅。

瓮同龢在做什么呢？他前几年主审“杨乃武小白菜”一案，打击湘淮军势力，深获慈禧欢心。此时他是帝师兼户部侍郎。有参与赈灾么？没有任何记录。貌似这一年花了一笔钱维修陵寝。

丁戊奇荒时期，虽然有不少抢粮事件，但没有爆发大的农民起义。这在中国封建史上，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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