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的时代，学习新的历史，看庐山会议 -- 真离

图｜刘少奇（图右）与陈云（图左）

一、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下治天下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中国大片区域。

国民党反动派逃窜至中国台湾省，以浙东沿海大陈岛附近岛屿，与福建沿海金门附近岛屿为“反攻基地”，配合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

至1950年初，全中国有将近200万失业人员，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燃料极度匮乏。

更可恶的是，老蒋败退台湾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将无数黄金运至台湾。

就拿远东经济中心上海来说，刚刚解放时的上海城内储备的粮食和燃料最多只能维持半个月的用度；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粮食与燃料储备量更加惨不忍睹。

中国共产党当时已经在军事、政治上取得胜利，如何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迅速稳定物价，这是对毛主席、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并直接关系到我党执政地位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稳定与否。

远在台湾的蒋介石此时大肆散布舆论，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以此来诋毁我党。

1949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组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机构。

该由谁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毛主席、周总理包括少奇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还在东北负责工作的陈云同志。

陈云于1925年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红军主力参加过长征。曾临危受命，帮助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时取得联系。

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同志为保证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根据地吃穿用等日常事情上，主持过边区财经工作，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陈云能在战争年代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迅速理清经济运行机制，在边区的贸易金融和财政等方面分别采取有效措施，挽救了当时通货膨胀的经济危机。

陈云主持边区财政的当年，就实现了财政收支达到平衡的局面。

1945年，陕甘宁根据地财政储蓄足够用一年时间，各机关单位都有盈余，保证了抗日大反攻继续的军费支出，使得老百姓的负担更小了。

解放战争期间，陈云同志全面负责主持东北财政工作，他领导东北根据地率先开始恢复经济，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为我党提供了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宝贵经验。

既然如此，党中央与刘少奇同志竭力邀请还在东北主持工作的陈云立刻回到北京，筹组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44岁的陈云深感责任重大，他没提出任何附加条件，立即回京走马上任，肩负起了主持新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重任。

来到北京后，陈云没有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组建了由著名经济学家、党内党外经济人士担任委员的中财委，建立了工作机制和办公会制度。

协调中央与地方为制止因投机资本操纵加剧的市场混乱，通过政治和稳定经济，双管齐下打赢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

1949年6月，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证券大楼，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解放后，相继查封了地下钱庄，有效地打击了投机商的非法活动，使得人民币取代黄金、美元、银大洋，成为当时唯一的合法流通货币。



图｜刘少奇（图中）指导工作

陈云同志这一套“组合拳”效果非常直接，因为他一开始没有立即投入工作，而是邀请了许多经济业内人士，大家群策群力，先是稳定物价，再重点打投机分子，这就能起到物价和货币流通的双平衡。

新中国成立前夕，陈云再次针对投机商大量囤积粮食、棉布、煤炭等重要资源，进行了重点打击。

他领导中财委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调运相关物资，在投机商涨价最猛的时候，命令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迅速敞开抛售物资，使得物价迅速下跌。

投机商为了及时止损，只能跟着国家大量抛售物资，一来二去，个人的力量是无法与国家资本进行抗衡，所以物价迅速得到稳定。

这时的许多投机商元气大伤，再也无法高价囤货控制市场了。

二、陈云反对经济“冒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与中财委分析：要使物价真正稳定下来，必须统一全国财政经济体制，平衡财政收支，消除通货膨胀的隐患。

1950年3月，陈云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努力，全国上下高效执行，实现了财政经济体制的集中统一管理。

随着公私合营、整顿税收等措施的稳步实行，全国物价进一步回落趋于平稳，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采取统购统销。

适时展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4月，这一时期的陈云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如何刺激内部消费与改善市场不景气的问题上。

他采取了五项重点措施，分别是：一，采取国家对私营工厂订货办法；二，开导工业品销路；三，联合公私力量组织资金周转；四和五分别是帮助私营工厂改善经营管理，重点提高失业救济。

这样一来，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经济发展非常迅猛，加上粮食、棉花出口物资日益好转，带动了中国工业经济的转动。

1950年全年，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

屈指算算，从1949年4月至1950年5月，陈云从东北来到北京主持新中国财政经济工作仅一年时间，就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

不仅稳定了物价，还成功地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使新中国在经济上站稳脚跟，人民生活从此安定。

尤其是农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狠狠地打了对岸那些反动派的脸，说什么“共产党根本搞不好经济”的谣言！

鉴于此，毛主席对陈云同志主持的财经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陈云同志帮助新中国打赢的这场经济战，其重要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刘少奇同志也认为：“这是除了人民解放军在前线上的胜利之外，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为人民所做得最大的一件工作。”

时间转眼来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为了保障中国人民志愿军获得稳定的物资供给，陈云提出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财经工作第三”的主要方针。

这套工作方针主要内核就是：“开源节流、加强管理，统一整合全国范围内的重要物资，尤其要注重经济核算，根据抗美援战争形势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完善财经方针。

新中国能够支撑军需，还能在战争时期保持全国经济稳定，铺桥修路、治理河道等工作也要同步进行。”



图｜刘少奇与陈云共同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1954年，“一五”计划推出，如何破除“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端，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是摆在刘少奇和陈云面前的难题。

陈云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工作，他主要从恢复国民经济；统一安排全国粮食、棉花、燃料的工作，深入实际，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

为了消除苏联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弊端，陈云同志还提出了“既要学习苏联经验，更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社会工业化科学布局”的提案。

毛主席就曾指出：“陈云同志主管财经工作时，他不学苏联的有些东西”。

总之，在陈云主持的“一五”计划建设时期，中国经济取得很大发展。我们没有偏科，既发展重工业，轻工业也在稳步推行中；至于农业，更是我国建国之本，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

时间来到1958年，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陈云提出了：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落后的情况，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相关发展提案。

这一时期，陈云与周总理、少奇同志态度鲜明的反对经济大冒进。

1957年1月，担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的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经济大小必须和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建设规模超过我们原有的承受范围，这就是冒进，会出现经济困难，二者合适经济就会稳定。

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与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历时三年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损失。

陈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反复强调：如今的中国经济工作一定要以“稳”为重，免得继续被动，站稳之后再前进，我们的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的进行安排。

毛主席称赞：陈云坚持对粮食、棉花、钢铁、煤炭四大指标的意见，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毛主席还认为：陈云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

在他老人家的支持下，陈云再次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参与部署领导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

为缓解粮食供应紧张，1960年年底，陈云通过粮食部向中共中央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

1961年至1965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粮食达100亿斤，有效缓解了粮食困难。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带头检讨、承担责任。

陈云参加此次会议，不过没有发言，其实他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形势评估是非常悲观的。

此次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到南方进行视察，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图｜工作时的陈云

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还是由陈云担当组长一职。

不过，陈云没有当即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不同意。

为了让陈云同志担任组长一职，刘少奇亲自到陈云同志的家里，邀请他再度出山，主持全国经济工作。

此后，陈云来到中南海，与刘少奇同志就这个话题进行了反复讨论。

按照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回忆，陈云起初并不愿意担任这个组长，他只是推脱“自己年龄比较大，身体不好，恐怕无法担当此项重任”。

由于刘少奇和陈云这两家走得非常近，关系很好，王光美就说了一句：“陈云同志，经常有人看到你出去锻炼，看来身体还是挺好的。”

王光美此话一出，在场众人都笑了，这一笑就表示陈云同意担任经济小组组长职务。

（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同志为组员）

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话时，特别强调：解决民生问题应当是成为重要的国策，要安排好6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地为人民动谋福利。

1962年4月，陈云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提出：搞活市场、增加供给，把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工业支援农业。

农村政策增加自留地，减少城市人口，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等重大决策。

得益于陈云集中精力主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196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就。

1962年夏，陈云同志支持“包产到户”，主张“分田到户”，却受到不点名批评。加上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他离开了工作岗位，中央财经小组交由周总理主持。

到1965年，国民经济经过五年调整，已得到基本恢复和发展。

三、陈云与刘少奇：革命友谊深如许

此后数年间，政治风向反复发生变化，陈云同志逐渐退居二线。1969年11月12日，他的好朋友亦是老战友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逝世。

1969年4月，陈云被安排到江西南昌进行“劳动改造”，两年后返回北京。

1978年12月，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书记，出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1978年底，陈云得知王光美获得释放后，不顾众人劝阻，在家里接见了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与小平同志一起积极推动关于刘少奇案件的复查和平反工作。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陈云同志继续主持经济工作，他力所能及地替受到牵连的老同志进行平反。



图｜青年时期的陈云（图左）与刘少奇

根据王光美，以及少奇同志的儿子刘源等人共同回忆，陈云同志和少奇同志相处几十载，革命友谊非常深厚。

原来，刘少奇与陈云早期革命生涯都起步于工人运动，二人长期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真正有过交集应当是在1932年初。

当时，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驻扎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奋起反抗。

为支援抗战，沪西17家日商纱厂4万工人成立“抗日总同盟罢工委员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

刘少奇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全程参与领导这次反日大罢工。

1932年3月，19路军最终被迫撤离上海，工人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为免遭不必要的损失，刘少奇支持复工决定，他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退却。

1932年3月14日，临时中央局会议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由陈云增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刘少奇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华全总工会组织部部长，他与陈云有了更多的工作接触。

1932年冬，中华全总工会迁入江西瑞金，刘少奇化名“唐开元”，由上海前往广东，辗转抵达瑞金。

1933年1月，中华全总工会与原在瑞金的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重组，改为“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任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

他二人在瑞金苏区共事一年半时间，至1934年7月，刘少奇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才与陈云同志分别。

1941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陈云同志给予刘少奇高度评价。

1949年5月，刘少奇起草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财政经济机构大纲》，邀请陈云返回北京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陈云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他二人在工作上有了更多的交流合作。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刘少奇再次邀请陈云出山。

王光美说的那句玩笑话，可以看成刘、陈二家关系非常好，彼此经常开开小玩笑。

1978年12月，王光美获得释放，她带着儿子刘源到了陈云家。陈云明确告诉王光美和刘源：“少奇同志最后的案子是要平反的。”

之后数年，陈云为了替老战友刘少奇昭雪，做了许多工作。



图｜陈云参加刘少奇追悼会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陈云当时在杭州主持财政工作，他特意赶回来参加追悼大会。

刘源还注意到，一向很少落泪的陈云叔叔在追悼会上大颗大颗地流下眼泪。

结尾

20世纪50~60年代，刘少奇、陈云为国民经济走出困境、付出了大量心血。

他们一贯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弥足珍贵，永远值得后人敬仰与学习。

毛泽东力辞国家主席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新中国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也是他的首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祖国大陆还没完全解放，处战争状态，因此作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象征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一职空缺，直至l954年9月。五年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直代理国家主席处理国务。不是国家元首的毛泽东也不得不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

为了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元首（总统）区别开来，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我们国家的元首（国家主席）要有自己的特色，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这一条，是毛泽东提出并再三坚持的。

一可使中国有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更好地与国际接轨；二防万一不测，保证国家政权的安全运转；三可在政府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牵线搭桥，又不至于使其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

1954年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决定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以其在党内外、国内外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和无人可比的崇高威望，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而德高望重的朱德，则当选为副主席。

1958年初在南宁会议上，他再次对与会人员说：“去掉国家主席职务，专做党的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比较适宜。”

长期同毛泽东朝夕相处、深知他的脾气秉性，也同样日理万机的老战友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人，十分理解毛泽东的苦衷。他们在党内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和解释工作，终于使党内在毛泽东不连任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1958年12月10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愿，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朱德力荐刘少奇接替毛泽东

1959年4月2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定调子的，其中一项重要的议程就是向二届人大推举国家领导人的人选，而新的国家主席人选尤为受人关注。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中。可以作国家主席的人选应该说有好几位，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初步酝酿，最后集中到朱德和刘少奇两个人的身上。

按照惯常的做法，毛泽东不连任，由上届国家副主席朱德继任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在中共高层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中普遍持这种观点。还在半年前，为准备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受中央书记处委托，草拟了一份第二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家领导人候选人名单，发给中央一些主要负责人征求意见。在这份名单上，仍把刘少奇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选，而没有提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这就透露出了一个明显的信息：刘少奇仍将留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既然如此，国家主席候选人显然就是朱德了。朱德看了中央书记处送来的名单后，明白了中央的意图。朱德提笔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地要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我提议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的安排，派什么做什么。”以后在一系列公开和私下场合。他多次说过自己比毛泽东年长七岁，由他接替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不符合情理，更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并再三坚持举荐刘少奇。

中共中央接受了朱德的提议。至此，国家主席候选人己水落石出，非刘少奇莫属，与会者无不心知肚明。但是，由于毛泽东始终未推荐提名，在全会讨论提名国家主席候选人时，会场出现了少有的尴尬。这时，邓小平站起来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话音未落，全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于是，全会一致同意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国家主席候选人，而朱德为委员长候选人。

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第二任国家元首；朱德当选委员长。碰巧的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就任第一任第二任国家主席的年龄都刚过花甲之年，61岁。

来源：《党史文苑》

毛泽东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念头是何时生出的？叶子龙、薄一波、林克得知的时间各不相同

日期:2021年05月21日 12:56:26 作者: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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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回忆毛泽东的书籍出版了不少，许多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在这类书籍中被称为毛泽东的秘书。于是笔者向叶子龙询问：“毛泽东究竟有过多少秘书？”

“能称作毛泽东秘书的，严格地说一个也没有，因为我们党没有某一个人的秘书。”“那么人们常说的毛泽东的五大秘书呢？”“五大秘书是1953年由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的，为此还下发了正式的文件。”

“是不是1953年秋季，毛泽东从北戴河避暑回来之后，当时任命的有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笔者又问。“是这样排列的，但任命写得很清楚，我们是中共中央主席秘书，而不是毛泽东的秘书。”

“那么，其他也被称为毛泽东秘书的人呢？”“他们是中共中央主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人们也称他们为秘书。”“是不是徐亚夫、罗光禄、高智、林克等人？”“是的。”“您的意思是人们习惯把你们都称为毛泽东的秘书，这也没什么不可，但严格地讲不够规范？”“是的。”

说到这些人，笔者想起了一件与他们相关的事。在前两年行销一时的由张聂尔写的《中国第一人毛泽东》一书中，写到高智曾告诉作者，1958年11月，毛泽东突然对他说不想当国家主席了，高智听后十分吃惊。张聂尔接着列出毛泽东生出不当国家主席念头的种种说法。

毛泽东究竟何时生出不当国家主席的意念，是不是因为大跃进的失误，他才想到要辞去国家主席，这是事关毛泽东生平的一个重要片段。而据笔者看到的材料，早在这年春，中共已经向苏联、东欧就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之事打招呼了；刚刚入夏，又向西欧吹风。毛泽东此念的形成，无疑要更早些，而那时大跃进刚刚提出，其间的失误尚未被实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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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

笔者因此专门询问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年、侧重于国际政治问题的秘书林克。他告诉笔者，据他的记忆，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就提出了。林克说当时听了感到十分突然，摸不透毛泽东内心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当时共产党国家的元首都是由党的最高领袖担当的，而且没有人在生前主动退出。他曾就此与田家英交谈过，田家英也说不清毛泽东为何提出这一动议。

当笔者把上述情况对叶子龙讲后，他未加丝毫迟疑地说：“他们讲的都晚得多了，我听到毛泽东说不想当国家主席，是在1953年。这一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几天后，毛泽东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车子行到长安街府右街口时，毛泽东突然说他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

“他当时就这个话题还说了什么没有？”“没有。因为向来是毛泽东给我们指示，我们就照着去做，我们从不打听什么。毛泽东当时虽然那么说了两句，但我感到他并没有要和我谈论此事的意思，我就没答腔。后来较长时间里，他也没再提此事。”

此外，薄一波曾回忆说，他于1956年也听到毛泽东亲口说不想当国家主席。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毛泽东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念头，他提出此议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恐怕我们只能做多方推测了。

——摘编自《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编者按：近日，《党史文苑》发表文章《毛泽东与历史研究》。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博古通今、卓有建树的学者。在毛泽东的军政生涯中，读书、研究始终是其兴趣所在，职业革命家、政治家是其主要身份，业余学者则是其第二个身份。毛泽东对学术研究兴趣浓厚，他提出在二届全国人大不连任国家主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摆脱杂务，有时间研究重要问题。摘编如下。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对学术研究兴趣浓厚。1957年，他提出在二届全国人大不连任国家主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摆脱杂务，有时间研究重要问题。他说：“……从1958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他所希望研究的重要问题包括两类，一类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自伟人成为国家主席以来，他几度表示想要辞去国家主席的位置，并不断寻觅下一任接班人。

1957年，时年64岁的毛主席，在出访苏联的时候，他再一次将自己想要辞去国家主席职位的动议说了出来。并在同一时间里，主席还将自己心仪的4个接班人名字告诉了赫鲁晓夫。

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过全国人民代表的推选，毛主席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可毛主席对此并未感到高兴。

因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后，毛主席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经常需要到全国各地巡视，每年在外视察的时间占据了他大半的精力。再加上因为主席是国家的代表，出门在外有诸多的礼仪事项的注意，而毛主席向来是个不羁的人，所以对于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主席十分不适应。

更重要的事情是，在同一时间里，毛主席还担任着诸多主席的头衔，众多的工作量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而在此时主席已经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因为渐入老态，精力各方面都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席根本没有充足的精力，更好的处理重要事务。

因此，在这一期间主席逐渐萌生了，辞去国家主席职位的想法。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对于这个曾为中国提供过无数帮助的苏联领导人的离开，主席十分难过。或许是斯大林的离世，让主席愈发觉得光阴易逝，所以在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回来的路上，当车子行驶到长安街府右街口的时候，主席对同在车上的叶子龙说，自己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想要尽早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

“五一”座谈会

有了这个想法后，1955年，毛主席在党内十几人的会议上，表示要找一个可造之材，成为新一任国家主席。在1956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首次向中共中央披露了自己不连任国家主席的想法。1957年4月30日的“五一”座谈会上，毛主席第一次向党外人士宣告，自己不准备连任国家主席的动议。

但当这些民主人士，知晓毛主席的这一念头后，都十分惊恐，纷纷挽留哀求毛主席继续连任。但其实他们会有这一想法并不奇怪，因为这些民主党派人士，先是历经过清末民初的动荡，而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未果。最后看着毛主席带领着中国共产党几经波折，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所以他们对毛主席是有着无限的崇拜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他们的眼中，毛主席是国家主席的不二人选，在没有人可以替代。

而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在会后，他们立即对伟人想要辞去国家主席的一决策进行阻拦。他们先是联名给刘少奇和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们表示，尽管在当前国家已经基本稳固，但台湾还没有得到解放，国际形势依旧十分危急等原因，希望国家在15到20年内不要更换最高领导人。而后这些民主人士还多方游走，希望能通过开会等集体方式，让主席收回成命。

然而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心意已决，因此，在看到他们的信后，主席在批语中写了两个自己不再连任主席的理由。第一个是因为他自1949年开始，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到1954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任期，已经超过了8年，所以从时间的长短来看，他已具备不再连任的理由。

不仅如此，在1954年制定的国家宪法当中，已经明确规定了，国家主席不能连任的相关事宜。在当前国家已经基本安定下来，人民的生活也很稳定，尽管在当前中国的国际形势可能不太好。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群众和党拧成了一股绳，一门心思地想要将我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国家，发展得更加强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能从繁杂的国家事务中解脱出来，让他拥有更多的精力，趁着身体还硬朗的时候，专注于一些重要的问题。这比让他做国家主席，对国家有更大的利益。

而且，如果他现在不连任，如果在未来的时候，国家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必须要他出任国家主席的时候，他还可以再顶上。所以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说，在现在这个时候辞去国家主席的位置，都是十分合理的。经过几番解释，毛主席的这一想法终于得到了众人的支持。

转眼来到1957年，这一年是俄国十月革命的40周年。因此，在收到苏联送来的邀请函后，毛主席率领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等人一起登上了苏联派来的专机赶赴莫斯科，参加庆祝大典，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经过数小时的飞行，飞机终于在莫斯科伏努克机场降落，在舱门开启的刹那，赫鲁晓夫以及众多苏共领导人，以及越南的领导人胡志明一起迎了上来。随后，毛主席与赫鲁晓夫以及胡志明亲切地握手、拥抱。

对于这个老邻居，赫鲁晓夫十分重视，因此苏联方面特意用了，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送给毛主席的“吉斯”轿车作为代步工具。而后在安排住处之时，赫鲁晓夫在将各国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庆祝活动的领袖，安排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之后，专门给与了毛泽东特殊的礼待——在克里姆林宫下榻，但毛主席对于这些身外之事并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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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几天，毛主席和其他人与赫鲁晓夫进行了多次会面。一次，在毛主席与赫鲁晓夫单独会面的时候，主席十分正式地告诉赫鲁晓夫自己将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决定。

然而对于毛主席的这一决定，赫鲁晓夫并不惊讶，因为早在半年之前，伏罗希洛夫在访华回苏联的时候，就已经将这个口信告诉了自己。但看着坐在自己面前红光焕发的毛泽东，赫鲁晓夫有些疑惑。随后问道“那你定好接班人选了吗？”

主席笑眯眯的说道“那当然，在我们党内还有很多适合接任我的同志。他们的能力都不比我差。”

紧接着，毛主席掰着手指头，一一给赫鲁晓夫介绍，在主席心中第一个接任人选是刘少奇，他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而后到苏联学习，在1921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所以他不管是能力、声望还是经验等各方面都已经具备了应有的条件。他这个人的原则性很强，政治立场十分坚定，唯一不足的就是比较缺乏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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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这之前，刘少奇至少三次代理过毛主席中共中央主席的职位。在1946年，毛主席飞赴重庆谈判的时候，因为知道此行十分危险，担心自己和周恩来的离开会影响中共中央正常运转，所以在离开之前，毛主席曾提议，由刘少奇暂时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

第二次是在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时候，因为这一次前往苏联并不容易，而且因为有诸多事宜需要和苏联方面协商，所以在这近两年的访问期中，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刘少奇暂时代理了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帮助主席处理了很多工作。

第三次是在1953年，这一年主席需要到杭州起草想法，所以在主席离开北京这段期间，经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暂时代理主席的职务，帮助处理中共中央的相关事宜。因此，在拥有那么多经验的情况下，主席敲定国家主席的候选人的时候，将刘少奇放在了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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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人选是，邓小平，尽管在这个时候，拥有不少和邓小平一样资历的同志。但在主席心中，邓小平拥有很强的政治性，原则性很强，并且他的灵活性也很强，粗中有细，绵里藏针，很有政治前途，是个难得的政治人才。

也正是因为如此，毛主席对邓小平有着很高的期望。并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的一次讲话上，毛主席还特别就邓小平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们做了介绍，当众表扬了邓小平的人格和工作魅力。

第三个人选是周总理，主席表示，周总理十分擅长处理国际事务，对于各种各样复杂的事情，也很擅长。而对于自己能力颇为了解的周总理，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强调过自己不是帅才。

第四个是朱德，朱老总的威望在红军中极高，并且在军队中主持工作的大领导，基本都在朱老总手下当过兵。在红军时期，正是因为朱老总的坐镇，这才让红军熬过那段艰难的时期。

在和赫鲁晓夫介绍完几个接班人后，主席笑眯眯的对赫鲁晓夫说，等我卸任以后，这些人再到这里来，你可要像对我一样对他们，都将他们当做是朋友。

就这样，在和赫鲁晓夫“交代”完后，毛主席就开始着手准备自己卸任国家主席的相关事宜。1958年在毛主席的主持下，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不做下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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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在这一相关文件中指出，毛主席在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位后，可以专心地做党中央的主席，这可以让他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相关事宜，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国家接下来应该如何走。并拥有更多的时间，让他从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

可尽管毛主席将在不久后卸任国家主席的职位，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对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的作用，他依旧是全国革命人民拥戴的领袖，如果在未来出现特殊情况，需要他继续接替主席的工作，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在将他提任为国家主席的职务。

1959年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国家的实际情况一分为二，毛主席退居二线，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一线工作。在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被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负责对党和国家的总是问题进行处理和抉择。而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的邓小平，则主要负责对日常繁重的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

至此，主席如愿卸下国家主席的位置，专心致志地关注更重要的地方，为国家的方针大事进行把控，并在一直到他去世后，都没有再担任过国家主席。

一旦依靠阶级错了，就是怎么做都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