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第三次庐山会议看历史，林彪的检查确实没法写 -- 真离

《毛泽东年谱》：6 月9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纪要如下：“会议讨论了周恩来、彭德怀两同志的工作问题（彭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周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会议认为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同彭德怀谈话。

1956年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由于当时党和人民迫切希望迅速改变新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盲目冒进的现象。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要防止冒进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支持，也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赞成。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由陆定一、胡乔木及中宣部的一些同志共同起草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 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稿。这篇社论稿起草完毕后，交给周恩来审阅修改之后，又交给陈云审阅。陈云仔细审阅修改了这篇社论稿后，同意公开发表。这篇社论于1956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说：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

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

我们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也不应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周恩来也明白毛泽东对反冒进不满意（何意？），但他为国家整体利益着想，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支持陈云关于平衡的观点。

在八届二中全会闭会不久后的11月19日，陈云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讲话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他提出了一个“紧张平衡”的概念，他强调：紧张平衡“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总之，还是要平衡，不平衡是不行的。、周恩来明确支持陈云这个观点。

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央委员发表讲话。这篇讲话后来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他不点名但却十分严厉地批评1956年周恩来提倡反冒进时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在这次会上，“大跃进”成为与会多数人的热望，反冒进成为右倾保守的代名词。

在这种背景下，会议通过了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修正草案) 》。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和批准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这篇社论公开批评周恩来1956年的反冒进思想，指出：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准备访问苏联之前有一点空闲时间，便与陈伯达等人一起讨论，要起草一个关于批判反冒进的文章。陈伯达很快就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写出了文章的草稿。毛泽东访苏时，带上了这份草稿，一有空，他就和代表团成员一起讨论、修改这份草稿。访苏回来后，又经过一番修改，最后定稿。毛泽东决定将这篇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

当时，党内高层都知道，这篇社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什么逻辑？）

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周恩来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甚至发了火。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放火”。他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

毛泽东还当着周恩来的面，发了一通牢骚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100多万人（反冒进为何增加工业军队人口？）？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

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地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会上，“周恩来没有对反冒进问题发表讲话，也没有作检讨。但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已经准备违心地作检讨了。

南宁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再次批反冒进，他在讲话中说：“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他还警告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

可见毛泽东批判反冒进，口气是十分严厉的，给反冒进的同志上的“纲”是很高的，戴的帽子是很大的。

在1月16日的会上，当着与会全体同志的面，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庆施的文章很好。上海有100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转过头来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毛泽东还说了这样严厉的话：“反冒进”是针对我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

毛泽东把周恩来主持写作并同意发表的1956年6月20日的那篇关于反冒进的《人民日报》社论找来，在会上念一段批一段（批的啥？），还说：“这篇社论是针对谁的？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

这是（大家）没有料到的，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接连发表讲话批反冒进。

周恩来到南宁参加会议，是准备作检讨的。为准备检讨，他一到南宁，就天天约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请这些同志指出自己这两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周恩来是真心诚意征求意见，他想通过自己的检讨，总结一些经验，改善今后的工作。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以及当面说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句话，对周恩来刺激极大，国务院其他副总理内心也极度不安。为此，周恩来还加强了自我反省和准备检讨的力度，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检讨这两年的工作，每天都讨论到夜里两三点，商议怎么检讨。

就在周恩来准备检讨时，毛泽东于1月19日约他单独谈话，再次当面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思想。这次谈话后，毛泽东安排周恩来在大会上就反冒进问题作检讨性发言，这次大会从当天晚上8点多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1点多。

周恩来作检讨性发言时，心情十分沉重。他的发言，首先是认错。周恩来没有提其他反冒进的任何人，而是把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

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发言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

周恩来检讨后，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 对周恩来实际上是一种帮助，毛泽东也不好说什么了。

这样，毛泽东也就没有再进一步追究反冒进的责任。

对于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的检讨,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这个检讨，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

南宁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和刘少奇1月23日一同返回北京。一路上，两人心情都很沉重。尤其是周恩来，预料到反冒进还会受到严厉批评，不得不准备下一次的检讨。

果然，南宁会议后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持续的批评。他的目的，是用批反冒进，进一步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呵呵）。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浪费, 勤俭建国》。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会议决定，要在成都召开一次会议，目的是巩固批判反冒进的成果，进一步掀起“大跃进”的高潮。

3月9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到了成都郊外的金牛宾馆，会议在此召开。会议一直开到26日，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批反冒进（呵呵）。

毛泽东认为：“过去8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毛泽东把反冒进问题提到了“方针问题”的高度，这是很重的。尤其是毛泽东认定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定性, 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内，是相当严重的。（指标还是架构，这是一个问题，毛主席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性质，几乎所有类似文章都指向毛主席要高指标，而故意忽略毛主席的降低到合适的速度，这还是没有纠左前）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在3月25日的大会上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周恩来的检讨，一开始就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这一次，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检讨基本满意，但他对周恩来老是承担责任，老是自我批评，老是把反冒进限定在经验、方法问题上，有些不高兴。（周总理多么忍辱负重啊）

经过成都会议，反冒进已经形成了声势，但毛泽东意识到，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还不完全统一。他为了把成都会议取得的成果以更权威的方式确定下来，提议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如期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的根本目的，是要确定毛泽东的“超英赶美”口号，确定加快发展的方针，总之，是为“大跃进”造声势。会议一方面是要鼓“大干快上”的劲，一方面是要对“反面教材”反冒进进行批判，因此，会议预先安排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让提出反冒进的主要领导人进行再次检讨（？？？盯上了？呵呵）。5月15日晚间，毛泽东亲自出面约周恩来、陈云谈话。

第二天即16日，由陈云先在八大二次会议大会上进行检讨（内容呢？），周恩来在这一天主要是准备检讨。

17日，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大会上作检讨。周恩来在检讨中，同前几次检讨一样，首先由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他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为什么）。‘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接着，周恩来讲了自己错误的根源，他说：“当时我对于1956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周恩来的这次检讨，全面谈到了毛泽东所批评的方面。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次检讨是满意的。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的文章，当着与会全体同志的面问周恩来：“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这对周恩来本人有很大震动，在党内也震动很大。无论是周恩来，还是党内其他高级干部，自然都意识到毛泽东有意换柯庆施当总理。虽然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的再次检讨让毛泽东很满意，并且宣布这件事“解决了”，但他既然已经把反冒进提到“方针问题”、“非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上来，周恩来自然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周恩来就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这是以退为进吧？）

周恩来一提出这个问题，在党内震动很大，因为全党同志都知道，周恩来一心一意为国家为人民而努力工作，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文革的事情也知道了？），是个好总理。周恩来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的威信也相当高，如果不让周恩来当总理，换另外的人，人们说什么也接受不了。即使那些从一开始就激烈批判反冒进的人，也在感情上对周恩来十分敬佩。因此，换总理，是忤逆全党全国人民之意愿的。（哈哈）

就毛泽东本人来说，也不愿意换总理。他虽然批评反冒进，但是周恩来是他亲自选定的。他心里也十分清楚，建国后，周恩来这个总理当得好，深受全党全国人民信任，也深得他的信任。从内心来说，他是不想换总理的。

可是, 周恩来提出了这个问题，彭德怀也在这个时候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的请求，这样，就不能不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周、彭二人提出的事了。（？？？）

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和彭德怀提出的请求。会议开得很简短，与会者的一致意见是：周恩来还当总理，彭德怀还当国防部长。

（？？？）

八大二次会议后，周恩来虽然继续当总理，但他已经不好再说话了。因为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曾经提出了“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问题，他还要求全党要顾全大局。他说：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大家有个精神准备”。讲这些话，自然是毛泽东不愿意再次看到党内发生意见分歧而提出的预防性警告，但这个警告是很重的。顾全大局的周恩来自然不愿意看到党内发生分裂。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发动起来了。几十年后，邓小平讲：对于“大跃进”, 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大跃进”，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犯错误，大家头脑也都“热”。邓小平这段话是公正的。

（成功甩锅，吧责任推给了毛主席，意思是毛主席的错误，他们是服从者，这是文眼！）

这是经典改开话术。来源：《湘潮》2011年03期，作者陈立旭。https://zhuanlan.zhihu.com/p/603450380

这个材料（“这个材料”——指林彪主谋、陈伯达选编、林彪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

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

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地配合了。

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

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

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

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的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

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

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

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