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的底层逻辑 -- 巴博萨船长

按《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中的数据，

从1567到1644，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总共大约3亿3千万两，相当于全世界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一。

《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入》也给过估计，万历至崇祯年，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超过一亿元以上。

明朝不缺存银，主要问题还是王朝晚期的体制彻底崩坏了。明末也只是白银流入的增加量减少，白银还是净流入的。

我们可以看几个清末民国的数据，对比一下。

这是毛主席《寻乌调查》里的数据，寻乌一个县，钱粮正税加官租，合计白银二千三百六十余两，每两折合大洋三元二角四分。

这个钱粮税赋是明朝加辽饷后的标准，众所周知大清入关后并未停辽饷，民国也没改大清的钱粮税赋。所以，寻乌县在明朝时一年的钱粮税赋也是白银二千三百六十余两。

而当时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所有的日用品物价按大洋计算都是一两毛钱一斤，如果用白银计算，那价格就更低了，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朝时期农民日常生活不需要用白银，农民手上也没有多少白银。

那么白银是干什么用的呢？我们可以认为，白银是经销商批发商大额结算用的，它承担的是大额承兑汇票的功能，而不是货币功能，把白银比做货币，是不正确的。谁也不能把银行承兑汇票当做货币不是？

至于明朝政府用白银折算税赋徭役，是向商人士绅地主妥协的产物。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偷税漏税，是挖明朝税赋体系的根基，税赋徭役折银的后果比空印案还严重。如果朱元璋复生，看到这些官员这样干，是要剥皮实草的。

最后说一个个人观点，朱元璋的实物税收体系是一个天才的体系，是非常先进的体系，实物税不代表落后。

明朝的税收折银，实际上是一个延续了两百年的和平演变计划，是一个远比空印案还严重的摧毁税收体系的手段。如果朱元璋复生，搞税收折银的官员，全部都要剥皮实草。

白银流入对于明朝来说是灾难，白银流入，税收折银，粮价动荡，土地商品化，金融海啸最终摧毁了农业生产和税收，明朝轰然倒下。

不太像是实用器。

想想古人也真够无聊的，放假在家没事只能从架子上拿个瓶子，在阳光底下看，一边看一边傻乐，不时惊呼：牛逼

技术一，原料二。

中国古老工艺不是建立在现代物理化学基础上建立的，而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从商业角度，这经验还要严密保存。从历史看，这样的技术流失是大概率的事情，尤其当发生社会巨变，朝代更换，民不聊生的时候。宋瓷的技术因为宋金战争失传了。青花从元开始一直都在。宣德瓷器的加工工艺精巧，是人工原因而不是技术进步。康熙粉彩是新技术的创造，颜色更多样。实际上我更喜欢青花的色调。

我凭印象说的。

八旗入关后如果占的是卫所田，士绅阶级确实没必要反对，因为本来就不是他们的地。

更大的可能性是卫所田已经被士绅侵占了，八旗入关后又圈了这些地，所以引起来矛盾。

白银流入的大头在清朝前期，而且清承明制，税收一样折银。那么明朝完蛋，为啥清朝反而扩张了四倍版图，人口也增长了四倍？

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兼并严重，大地主不但不交税还残酷压榨贫苦农民。不论白银多还是少，不解决土地问题就只有灭亡。

清朝并没有重新分配土地，也没有解决土地高度集中。清朝只是解决了一个问题，用刀架在士绅地主的脖子上，让他们交银子。

明朝承受了巨额白银流入的代价，清朝享受了巨额白银流入的好处。不过这个好处，终归只是在明朝这个架构上修修补补。同时代的满清，动员能力财政能力，别说和西方列强比，哪怕和同样腐败的沙俄比，满清的动员力财政能力也是不如沙俄的。

明朝和清朝，大哥不说二哥，卫所制度崩坏以后，都是稀烂。

不过想起小时候家里有一只碗，画了白色花，有浅蓝作背景，真的漂亮，实用器，忘了什么时候摔了。

国博的评价是清代仿宋汝窑已经达到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步，不过仿的青花还是差点，元代青花瓷是出口的外贸产品，采用的是进口的青花料，郑和下西洋也带回来一批，以后就断货了，明后期已经不清楚产地在哪，至今仍是个谜。所以明后期就造不出来那个韵味了，清代也只能用国产青花料，再怎么努力颜色仍然不一致。。。

与西方国家近500年的地理大发现和大殖民相比，不但中华帝国几千年的扩张非常有限，就是亚欧大陆上其他所有大帝国的扩张也都十分有限，这个有限不仅仅指空间，也指时间，要么象中华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那样经历漫长和反复拉锯的扩张，一点一点向周边拓展；要么象波斯、马其顿、阿拉伯、蒙古帝国那样迅速扩张又迅速崩溃。归根到底的原因是这些帝国的竞争对手和统治对象，因为与之毗邻居住，彼此了解，所以彼此的实力相差并不大，都处于一个文明维度之下，彼此的武器、技术和文明差别只是数量级别的，不是几何级别的，更不是无限高对无穷低的，也就没有哪个欧亚帝国经历过西欧国家经历的那种地理大发现和大殖民，即，突然发现幅员无比辽阔、资源无比丰富的新大陆和当地无比落后的原始人类，导致西方人毫无顾忌地降维打击和完全屠灭了当地土著，永久性地霸占了当地资源作为自己发展的原始资本，而不用考虑承担任何历史代价和历史后果。但这种情况在历史中是很少出现的，以后更不会在地球上出现，科幻性的宇宙探索除外。那么西方国家崛起的模式就不适应于中国的崛起，而中国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其他亚欧帝国的经验和教训则更加重要。

比如典型的黄册制度，宣德年间官员就开始偷懒不更新黄册了，只是单纯地抄黄册上的数字应付。

实物税由于明朝没统一的财政部，地方官需要征收十几种不同实物再分别给七八家不同上级仓库拨付。想想这个制度居然能维持百来年也真厉害。

实物税对小民来说是方便不少，但对官员来说是太繁琐了。官员肯定会想方设法简化税收。这种时候可不是单靠洪武祖制四个字就能阻止的。

张居正改革时候的背景是北京粮食多的都烂了，仓库没地方堆，不缺粮食，就缺银子。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使得实物税要开始向货币税过渡。

我觉得责怪张居正改革有点像责怪古人没机关枪，打仗死那么多人，差评。有点过于上帝视角，拿着现代政府的行政能力去衡量古人了。古代一个县衙才多少人？现在一个县的干部人数放古代估计够填满几个府的编制了。

不是说皇帝不该勤奋，确实没有必要将自己陷于事务性复杂琐碎状态。

虽然周总愿意这么做，但是他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真正的做法，确实还是需要张居正类的官员合理的分担皇帝的君权。张居正的改革之心还是不够，不涉及文化核心。

府院之争，永恒的话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