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总理李强记者招待会的一点感想 -- 海中山

周家庄1949年就成立了农业生产互助组，1951年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合作社，1956年建立了由6个自然村组成的高级社，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

　　周家庄人民公社在“老坚决”雷金河的领导下，一开始就呈现出相当的优越性。1960年前后，我国农村陷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好多地方颗粒无收，淪于饥荒。但周家庄的粮食却做到了交足国家的，留足自己的，不仅社员衣食无忧，骡马膘肥体壮，而且集体投资11万元，动工办电。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架起高压线25华里，安装了变压器，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农业、企业、小工厂都用上了电力。不少家庭买了收音机，全社生机勃勃。

　　这个公社党委书记雷金河及社员们，无论是回顾1951年后建社30年的历史，还是目睹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都感觉到周家庄不能分。周家庄公社到1979年底，不仅还清了文革时的18万元债务，集体还有161万元赢余。他们实在想不通，到1980年，全社男女老少平均收入500元，粮食550斤，小孩入幼儿园、入小学、上中学，一律免费；老人到60岁，还有退休养老金。为什么非“包”不可？？？

　　万般无奈，雷金河只好于1982年11月30日，召开全社社员大会，在传达党中央要求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的指示后，组织全体社员讨论，公决何去何从？结果除二三户之外，大家反对分田到户，坚持集体化道路，坚决反对撤消人民公社。于是，每家派代表在“不分家”协议上签上名字，全社3055户代表摁上了鲜红的手印，强烈要求保留人民公社。

　　雷金河压力巨大，心急如焚。但他也是老革命，早在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是河北省和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大家管他叫“老坚决”，真也恰如其分。投身革命就“坚决”，打鬼子很“坚决”，解放战争当游击队长更“坚决”，现在坚守人民公社成了“老坚决”。他拿着全社3055户摁上了鲜红的手印的“不分家”协议，四处奔波。据说，还进京找过当年老首长、老领导彭真、吕正操，求情帮忙，保留周家庄人民公社。只是他们也含糊其词，让雷金河“再观察一下”。

　“老坚决”无可奈何，就向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长的李尔重同志正式提出保证：“今年不分包到户，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那我们就将地分了。”

　　李尔重《送别老友雷金河》证实：“他问了一些领导人，都不敢明确表态。不得已，他向河北省委领导正式提出保证: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

　　即使明年颗粒不收，每人可得500元，600斤粮。钱在银行里,，粮在仓库里。”金河同志说。

　　好在，李尔重大胆同意他“先试一年”。就这样，周家庄人民公社保存下来了。

　　1、周家庄完善和提高水利灌溉设施，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有收无收在于水”。周家庄前三十年修水库、打机井早就基本上解决了水利问题。改开后，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兴建水利设施，建成了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

　　2003年以来，全乡总投资160万元，共修建“防渗垄沟”10万多米。既节约耕地110亩，又每年节水100万立方米，提高灌溉效率1倍。可谓一举多得!

　　现在的周家庄，再也不是“靠天吃饭”了。

　　2、周家庄实现了较高水平的农业机械化。

　　早在1954年2月，周家庄就在河北省率先建立了拖拉机站，拖拉机替代了耕牛。现在，全乡有大型收割机25台、播种机56台、旋耕机50台、秸秆破碎机36台、拖拉机100台、电动机350多台。达到了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业机械化大大地解放和提高了生产力。现在全社10000亩小麦，8天就颗粒归仓。麦收期间，早上收割，晚上就能播上二茬种子。

　　3、果断调整产业结构，实行规模化种植，高速度高质量发展农业生产。

　　周家庄公社原是冀中南的一个老棉区。历史上以“白金之乡”著称，一般年份，种植面积7000多亩，约占总耕地面积的50%。1979年5,735亩,平均亩产106.4斤。棉花收入118万元,平均每人140元。周家庄棉花产量高，还在1979年全国棉花会议上介绍了经验。并出席了全国劳模会议。

　　1997年，雷金河、雷宗奎以战略的眼光审视全乡农业，适应市场的需要，果断提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现种植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生产机械化、农业科技化的生态发展思路。关闭过去所有污染企业，拒绝签约任何带有污染的新项目。大大压缩种棉面积，利用大集体土地成方成片的优势，建设农业五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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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里土地千亩成方，种植百亩一色，全部实现种植的规模化。先后建成了10000亩优质小麦繁育、3000亩红地球葡萄、2000亩鸭梨出口、2000亩蔬菜大棚、1000亩高档苗圃专业生产基地。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

　　例如，1000亩高档苗圃基地，就是土地“千亩成方”，“筑巢引凤”，引来丰厚的回报。原来，有关林业部门本在四处寻找大面积的高档苗木生产基地，无奈别的地方，土地承包到户，个体经营，条件不行，获悉这里土地“千亩成方”，独具优势，也就如获至宝，主动求上门来，在周家庄乡建了苗圃种植基地，1000亩苗圃种植很快在这里落地。并且，林业部门还送树苗，送技术，不要任何费用。农民只须好好种植、管理，收入比种庄稼要高出几倍。包产到户的农民只能望洋兴叹。

　　又如，2000亩蔬菜大棚，就成了同香港欧泰记公司合作的蔬菜种植基地。这个公司一直在大陆寻找蔬菜种植基地，总嫌南方雨太多，不适宜种植蔬菜，正好周家庄农业结构调整后也想种植大棚蔬菜，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于2011年签订了有机蔬菜种植合同，成了香港欧泰记公司在我国北方设立的除北京外的第二个基地。这里水土好，气候适宜，又没有污染，有机蔬菜质量好，在香港市场很受欢迎。种植面积逐步扩大，从最初的800亩发展到2000亩，品种增加到80多个，建温室蔬菜大棚200多个。

　　这里生产蔬菜，完全按照国家规定的绿色蔬菜生产标准体系运作，喷用生物农药，施牛粪、鸡粪等有机肥，每一批次的蔬菜都有田间运作表可以溯源，对每一批次蔬菜的播种时间、肥料施用时间、农药施用时间、收割日期、负责人等都有详细记录，确保每一批次的蔬菜都能查到源头。保证了绿色无污染，当然价格也比较高，经济效益自然较好。

　　再如，鸭梨基地更是一大特色。过去周家庄乡有梨树，面积小，形不成规模，后来扩大到3000亩，为旅游业快速发展搭建了平台。1999年又嫁接改良1000亩，采取高接换头技术，嫁接了皇冠、早酥、贵妃、绿宝石、丰水、晚秋黄梨等60来个名优新特品种。改良后的梨果品质极大提高。80%出口销售，平均每年增收400万元。梨果生产基地，成为外贸出口的注册果园。

　　还有，3000亩“周家庄”牌红地球葡萄已荣获河北省名牌产品称号。

　　周家庄种植葡萄已达到3000亩，他们采取先进的管理技术，使葡萄全部达到了无公害产品要求，率先通过了河北省无公害农产品办公室的认证，“周家庄”牌红地球葡萄荣获河北省名牌产品称号，葡萄基地也为发展旅游业增加了新的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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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将现代农业和现代观光休闲旅游结合起来，融合一体。

周家庄进而把五个生产基地，搭建成农业现代化创新发展的大平台，巧妙地把现代农业和现代观光休闲旅游结成一体，变一产为多产，成为了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农民致富增收的有效载体。

　　这就得成立和完善发展旅游观光的各项基础，“筑巢引凤”。周家庄2007年投资4000多万元，先后建成了占地1030平亩的观光园景区。包括合作社史纪念馆、观光台、观光园、观光长廊、葡萄采摘长廊、人民公社大食堂、民俗展厅、苗圃迷宫、采摘大棚、林中餐厅，以及4000平米的大型停车场及7000平米的生态停车场，乃至多座A级厕所等旅游观光场所。红色文化大型餐厅，可供400人同时就餐。这些观光采摘园的建成，为开展现代观光休闲旅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里土地千亩成方，种植百亩一色，全部实行规模化种植，实行统一种植，统一施肥，统一技术管理，确保了粮、果、菜、瓜等均为无公害绿色产品。

　　如今周家庄，春天赏花，秋天摘果。游客到梨园采摘，每斤价格比市场高出一二倍，大家玩得开心，社里经济效益倍增。每年春秋两季举办梨花节、采摘节，吸引大批游客。

　　自2007年以来，年均接待游客达到30多万人次；2013年就接待游客34万人次，旅游收入1700万元，仅春季梨花节17天吸引游客多达8万人，旅游收入240万元；2017年集体旅游收入达1800多万元。

　　现有乡村旅游从业人员为158人，全部为本社(乡)的农民。

　　周家庄2012年被评为国家3A级景区，2016年河北省四星级休闲农业园。2018年11月6日荣获农业部推介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称号。

　2012年4月11、12两日，走访了史来贺同志劳动一生的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镇刘庄。刘庄有不到2000亩地，1000多口人，300多户。300多户的住房都是一样的，每家都是地下一层，地上三层，472平米，有车库，安装了有线电视和WIFI。集体统一配备了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各家的家具都是从北京订购的。当时，村委会为村民们提供了十几种不同风格、不同款式的家具样子，由村民从中选择。之后，统一从北京订购，在村民们搬进新居之前，家具就已经摆进屋中。刘庄新村社区由南京的建筑设计院设计，社区分为6个小区，6个小区的房子户型不同，村民可以从中选择。户型不同，建筑样式不同，但面积都是一样的，都是472平米，都是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我看到，在生活环境方面，刘庄社区不逊于北京的高档住宅小区。

　　早在1980年代，刘庄就为每户村民都建起了两层小楼。2000年开始，把两层楼的原住房全部拆掉，重新建起了新的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的新居。2008年，300多户村民都搬进了新房。

根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史来贺精神与刘庄村之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智奎主编)一书介绍，刘庄2007年出口创汇11422万美元，上缴税金1.98亿元人民币，从2006-2010年5年间，刘庄共上缴税金5亿多元。到2010年，全村累计固定资产超过20亿元，资产负债率不足4%。刘庄为社员免费提供了包括医疗、养老、住房、教育、交通、食品、水电等方面的集体福利50余项，基本使全体居民衣食无忧。201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6万元，几乎家家都至少有几十万元存款。目前，刘庄是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原料药生产基地之一，青霉素原料药生产能力占全国产能40%，产品销往世界几十个国家。

　　刘庄曾经是贫瘠土地上出名的“乞丐村”。今天能够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离不开全国劳动模范史来贺这个带头人。史来贺1952年开始担任刘庄党支部书记，当时年仅21岁。2003年去世，他为刘庄的百姓操劳了半个世纪，带领刘庄百姓走上了一条依靠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16岁下乡插队落户，当了11年的人民公社社员，挣了11年的工分。这11年的马背生涯，成为我人生中最值得炫耀的一段经历。从那时迄今，已经过去了50年。根据我长达半个世纪的观察，农村干部大致有4类。第一类，既拉车，又看路，既带头苦干不松套，又动脑筋思考不盲从；第二类，只拉车，不看路，吃苦受累拼命干，不动脑筋或脑子不够用，不仅事倍功半，还可能因上级的瞎指挥而犯错误；第三类，不拉车，善看路，脑子虽然够用，但缺乏苦干精神和自律毅力，得不到群众支持；第四类，既不拉车，也不看路，浑浑噩噩混日子。史来贺同志属于第一类，既拉车，又看路。我注意到，陈永贵、吕玉兰、吴仁宝、雷金河、陆汉满、王宏斌等实现了造福乡里夙愿的农村基层干部，都是属于这一类。

1956年、1958年、1962年、1982年,4次“抗命”

　　刘庄取得成功，离不开史来贺的独立思考。离不开史来贺的“看路”本领。

　　1956年，抵制“并大社”。在合作化运动的热潮中，当时新乡县领导在自己的心目中描绘了一幅拖拉机、康拜因行驶在万亩大田之上的美好图景，要求刘庄与其他7个行政村的初级合作社合并，成立新的“夏庄高级社”，任命史来贺为新的大社的社长。为了实现“并社”，县里专门派出了工作组。考虑了8个行政村的实际情况，史来贺不同意并社。他受到工作组的批评。批评他“跟党不一条心”，批评他“对抗社会主义”。经过全村的大讨论，大家决定不与其他7个村共同成立“大社”，自己一村单独成立了“刘庄高级社”。一年多的时间中，刘庄高级社被上级领导视为“黑社”。一年后，其他7个村共同成立的大社办不下去，被迫解体，刘庄高级社才最终得到上级的认可。

　　1958年，拒绝“放卫星”。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作为人民公社的发源地，七里营公社要求各个大队响应上级种植深翻、密植、多施肥的“小麦卫星田”的号召。有的大队安排种植了上百亩的“卫星田”。刘庄则仅仅安排了3亩“卫星田”。对此，刘庄受到上级的批评。但是，史来贺认为，需要先试种几亩看效果。结果，尽管是深翻、密植，大量施肥，“卫星田”的产量却与期望值相去甚远。

　　1962年，拒绝下放核算单位。核算单位是农业合作化的一个关键问题。1961年9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邯郸约谈河北、山东的部分省、地领导人听取关于人民公社管理的意见。在9月29日给中央常委的信中说：“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的糊涂日子(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9册566页)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最终制定颁布了《农业60条》。其中明确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原则，将核算单位确定为生产队，并明确提出“三十年不变”。在贯彻《六十条》的过程中，史来贺又一次面临严峻挑战。上级领导要求刘庄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将核算单位从大队下放到队，要在分配中体现出生产队之间的差别。考虑到刘庄的实际情况，史来贺又一次组织了社员的大讨论，大多数社员都不同意下放核算单位。

　　当时，分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正带队在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进行整社，推动将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当得知此项调整措施在刘庄遇阻后，亲自来到刘庄与当时32岁的大队书记史来贺谈话，并走访了多个社员家庭，听取社员的意见。之后，在刘庄留下了一个16人的庞大工作组进行调查。工作组详细了解了刘庄的实际情况，约谈了一百多位社员，写出了一系列的翔实的调查报告。在工资组的监督下，刘庄组织400多社员就是否下放核算单位进行无记名投票，结果，支持下放的只有4票，不到投票社员的1%。

　　工作组将调查结果向谭震林汇报以后，由于关系到贯彻落实《农业60条》，谭震林不便自己决定，向当时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详细地汇报了刘庄的情况。听完谭震林的汇报，刘少奇深思片刻，说：“七里营公社可以让一个刘庄不分，搞大队核算。”于是，刘庄的大队核算被保留下来。

　　1981年，抵制“包产到户”。1978年，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率先在宋平主政的甘肃大面积发生，也在安徽的肥西县大面积发生。其后，这种为了提高粮食产量的农民自发做法得到了邓的支持。到1981年，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下降到“户”已经成为当时的中央政策，“部分先富”已经全面压倒了“共同富裕”。为了贯彻11届3中全会精神，为了“不留死角、全部分光”，新乡县召开全县的三级干部会议，推动分田到户。刘庄村一些“先富”欲望强烈的农民，也主张分田单干。这次，史来贺真正面临了泰山压顶的考验。为了保住刘庄的合作化成果，为了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史来贺把相关的政策文件研读了无数遍，把其中的一些重要段落一字不落地背诵得烂熟。分还是不分?史来贺又一次组织刘庄的社员群众展开了大讨论，他耐心的向社员们宣讲中央的相关政策。经过社员的大讨论，绝大多数社员的选择是“不分”。

　　刘庄拒绝“包产到户”的情况惊动了中央，又一次向刘庄派出了中央调查组。中央调查组几乎约谈了刘庄的所有社员，得出的结论很明确：“不分”并非史来贺的个人意见，而是刘庄绝大多数社员的意愿。1981年8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亲自来刘庄了解情况，听史来贺说明“不分”的理由。胡耀邦走访了一些社员家庭，听取了部分社员的意见。回到北京后，胡耀邦指示将中央调查组编写的关于刘庄情况的调查报告刊登在1982年1月13日出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编的《情况通报》第158期上，对于这个调查报告，胡耀邦批示说：“去年我走马观花地去(刘庄)看了一下。这个材料之所以值得一看，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只要我们的基层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真正能够坚持因地制宜实行生产责任制，真正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抓好生产规划，我们的农业确确实实是方兴未艾，前途非常光明。”

　　刘庄的集体经济能够顶住这次声势浩大的分田单干风潮，胡耀邦的亲自走访和相关批示肯定是重要因素之一。实际的过程，可能更为复杂，尚有待有心的历史研究者和乡村建设研究者去展开进一步的探究。不管如何，刘庄的集体经济得到保存，使我们今天可以在中原大地上看到这颗实现共同富裕的璀璨明星。

　　1964年、1966年、1980年,3次劫难

　　我从半个世纪人生的坎坷曲折中深深地感受到，做人难，做好人更难。但是，总会有一些人天生具有“做好人”的基因，再难，再曲折，再坎坷，仍然不能改变他们“做好人”的人生态度。史来贺同志就属于这样的人。在他的人生中，曾经历了三次大的劫难。

　　第一次，在1964年。那一年，声势浩大的“四清”在农村展开。在1963年5月20日颁发的开展四清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1964年10月，由中共中央、中南局、河南省委、新乡地委四级联合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刘庄，工作组成员多达32人，其中，省部级干部2人，地厅级干部6人。工作组进村当晚就召开社员大会，宣布工作组接管刘庄的领导权，原有干部停职反省自己的问题，准备如实交代。欢迎社员积极揭发检举干部的“四不清”问题。经过工作组“背对背”地扎根串联和摸底排查，逐渐形成了一批对史来贺的工作心怀不满的运动积极分子。史来贺成为头号被审查对象。刘庄的一些“问题”被揭发出来：私分棉花，贪污集体粮食，私分布匹，私藏枪支，身背命案……。“身正不怕影子斜”，工作队在刘庄驻扎了半年，经过认真调查，终于查清了运动积极分子们举报的那些“问题”，查清了史来贺是一名难得的好干部，是一位清廉的干部。

　　第二次，1966年。那一年，文革席卷全国，刘庄自然难以幸免。当时史来贺在担任刘庄大队书记的同时，还兼任新乡县委副书记。作为县委副书记，他是新乡县造反派的斗争对象之一。在针对当时新乡县主要领导的批斗、游斗活动中，史来贺都被作为“陪斗”对象。经过来自郑州、焦作、新乡的串联红卫兵的“点火”和鼓动，刘庄部分群众成立了三个造反组织：刘庄斗私批修战斗队，刘庄农民造反委员会，刘庄愚公移山造反团。三个造反组织的矛头所向都是支部书记史来贺。但是，绞尽脑汁，造反组织也拿不出可以打倒史来贺的罪证。由于没有罪证，他们也得不到刘庄社员们的支持。终于，史来贺度过了这一劫。

　　第三次，1980年。从那一年开始，胡耀邦、邓小平、叶剑英，中纪委，河南省委，相继一次又一次地接到署名“河南刘庄受害人”的检举揭发信。检举揭发的内容不仅耸人听闻，而且有名有姓，貌似真实：同情“四人帮”，亲手打死共产党员、人民教师王连春，逼死刘殿坤，逼死马心安的女儿，上吊整死刘明尚，上吊整死刘风春，上吊整死王廷宜，暴打荣线，七斗王道梅，吊打赵四海，吓瘫刘铭端……。

　　于是，由河南省委牵头，省、地、县三级调查组进驻刘庄，就检举信中的内容一一展开调查核实。历经数月调查，查清了所有事实，于1983年4月17日完成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原来，写信人是一个刘庄村民，从刘庄参军后曾在部队中担任连指导员。复员后因个人家庭原因对史来贺心怀不满，于是编织了这些子虚乌有的“罪状”，进行诬告。1983年5月14日，中共新乡地委正式下发了新乡地委(83)37号文件，转发了三级调查组对史来贺的调查报告，并派专人到刘庄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向社员们传达这份地委文件。文件肯定了史来贺是一个“作风民主、联系群众、工作深入”的好干部。文件中说，要“向该队的党员、干部讲清楚，以达伸张正义、祛除邪气之目的”。

　　结语

　　半个世纪中，刘庄没有吸独、赌博、偷窃现象。不能保证刘庄不存在以权谋私、腐败、贿选、虐待老人、夫妻失和这些现象，但与周围的四里八乡相比，这些现象在刘庄肯定要少得多。刘庄的意义不仅仅是致富，不仅仅是老百姓住上了472平米的房子，更重要的是探索着一种不同于动物的人的生活，是探索着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对人的进化道路的探索，是一种对退化或蜕化(alienation，又译为“异化”)的抵抗。

　　改革开放后，两次大变革，他都与众不同：全国搞联产承包，他则坚持集体所有制，土地交给种田能手，全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中央讲‘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人多地少，宜统！”吴仁宝在一次村支部会上对支部委员说明他坚持“不分”的理由时说，“我们要吃透两头，实事求是”，“凡是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可行的，都应加以坚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我的体会是，中央允许搞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度，就是不是一种责任制，不搞一刀切，就是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20世纪90年代，全国很多乡镇企业进行了改制，很多乡镇企业负责人成了民营企业老板。而华西村没有跟风，依然坚持企业的村集体所有制。吴仁宝说：“像我们华西不转(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不足。如果华西转了，很可能会出现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可能我吴仁宝也会是亿万富翁，但也可能会出现弱势农民，两手空空。所以从不足的地方来讲，我们华西还没有亿万富翁；从好处来说，华西也没有人两手空空。”

　　有人讲，吴仁宝是实用主义者，但更多人认为他是个有“政治智慧”的实干家。吴仁宝贯彻中央政策不走样，对社会上一些新提法新做法不跟风，吴仁宝反复强调“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他把华西成功秘诀总结成“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怎么才能不走样？他总是把上面政策与华西实际情况“配对”，能够将他已做、想做和正在做的与上面政策进行无缝对接。有人对华西村没有实行分田到户不理解，吴仁宝说：“不是我们不分田到户，我们是听中央的。中央讲宜统则统，宜分则分。那如果你宜统的不统了，这就不对了，宜分的不分，也是不对的。”“华西实际是人多地少，工业发达，集体家底厚，所以宜统不宜分。”华西乡镇企业为何不转制？吴仁宝说：“不是我们不转制，我们是听中央的。因为中央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是坚持巩固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二是坚持支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毫不动摇。”

　　华西这么些年一直能将工作做好，吴仁宝总结就是“两手抓”，同“两头”保持一致，一手抓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同各级组织保持一致；一手抓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也就是同各族人民保持一致。“始终坚持两手抓，就不怕什么东西南北风，就一定能够促进农村集体事业经济的健康长寿。”

　　怎么样才能不抵触？吴仁宝体会是要“听话”。首先他坚持做到“三听”：听中央精神；听老百姓的话，防止自己脱离群众；听干部的话，防止自己说错话，办错事。

吴仁宝说：“我们谁的话都听，领导的也听，群众的也听；对的也听，错的也听；批评的也听，表扬的也听；有的听了马上做，有的听了以后做，有的听了防止做。”

　　“只有长期不断地学习，才能使思想、工作、作风不落后。”吴仁宝坚持每天看新闻识时事。学习需要结合实际创新。吴仁宝认为，学习离不开思考，思考就是要创新，形式创新、内容创新、理念创新。吴仁宝说：“为什么华西拥有这么多特色经验？为什么能够把经济一年一年地搞上去？关键是我们在学习中不断提高，在提高中不断完善，从而走出了一条适合华西自身发展的特色道路。”

吴仁宝说：“像我们华西不转(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不足。如果华西转了，很可能会出现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可能我吴仁宝也会是亿万富翁，但也可能会出现弱势农民，两手空空。所以从不足的地方来讲，我们华西还没有亿万富翁；从好处来说，华西也没有人两手空空。”

走进华西，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到一条醒目的标语：“个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这是吴仁宝经常讲的话。吴仁宝强调，富裕起来的华西要“三不忘”——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和欠发达地区。围绕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吴仁宝带领华西村做了两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一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华西村通过派干部、出资金、带技术、办项目，远赴宁夏、黑龙江援建了两个“省外华西村”，帮助当地人民脱贫致富。出资上千万元为中西部地区培训了万余名农村基层干部。同时积极开展帮扶合作，现在每年外援帮扶资金达到1亿多元。二是，2001年以来，以“一分五统”的方式（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就业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将周边经济薄弱村纳入华西共同发展。如今，大华西面积扩大到35平方公里，人口扩大到3.5万多人。华西村共同富裕、人民幸福的美好现实向世人充分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头。”也是广为流传的吴仁宝的名言。这一通俗平实的表达，体现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上世纪70年代起，他就给自己立下了三条规矩：一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二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三不拿全村最高奖金。他一直拿着低于村办企业管理干部的工资，而且把上级历年批准给他的一亿五千万元奖金，全部捐献给了村集体。华西村民住的房子是一代一代更新的别墅，而吴仁宝和他的老伴，却一直住的是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旧房子。我曾经到过他家，看到的是简陋的住房、陈旧的家具和装潢，唯一与众不同的是墙上挂满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他合影的照片。有人说，凭吴仁宝的能力和知名度，他完全可以成为家产亿万的富豪，但是在各种富豪榜上，找不到吴仁宝和他家人的名字。吴仁宝追求的不是自己赚多少钱，而是老百姓先富起来，实现人民幸福，共同富裕。吴仁宝从基层干部起步，曾担任过6年江阴县委书记，但他始终保留农民身份，当组织上准备调他到苏州地委担任农工部负责人时，他感谢组织上的信任，表示自己更适合于基层工作，愿意回华西做农民、当村官。经组织批准，1981年，53岁的吴仁宝回到了华西继续担任村党组织书记。他的追求不是自己做多大的官，而是志在为老百姓多做事，为国家多做贡献。

在崖口历史上，村支书陆汉满是一个核心人物。

　　和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一样，陆个性鲜明，他常年赤着双脚，一生坚持着三不原则——不陪吃饭、不用手机、不讲自己只讲村务。正是在他的主导之下，崖口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营造了一个外人眼中的“桃花源”。

　　村里，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习惯性地称他为“满叔”。他的公正和廉洁为大家所公认。而他对朴素原则的坚持，则常常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他长期住在父辈留下的一幢低矮的平房里，中间一个小厅室，两边各一个小房间。这幢房子不但低矮局促，而且老式陈旧。

　　陆只有小学文化，却酷爱读书。在他的书房中，四壁都摆满了书柜，从古代诗词到现代文学，他无一不读。外人到崖口参观，他也来者不拒，陆常说，“我们应该借助外面的力量，为崖口撑起一片天，让崖口走得更远。”

　　卸任前，在他的支持者、现在在中山做律师的谭顺宁的帮助下，崖口村汇编了两本十多斤重的历史资料，详细记录了村里这三十几年的各项重大决定是如何形成的。这位村里早期走出的大学生说：假以时日，“满叔”一定会被记入史册的。

　　不过，这位已经72岁高龄的老人，却不愿过多谈及崖口的未来。他只说，37年来崖口村积累的财富有五六十亿元，“这是不容易的，我做到了，很知足，每个人都是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我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陆汉满与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一样，个性极为鲜明，一生坚持着三不原则——不陪吃饭、不用手机、不讲自己只讲村务。

他的朴素和廉洁为大家所公认。就连反对他观点的人，谈及他的为人时也不得不由衷佩服。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害怕被人说我占了公家便宜”。

陆汉满：“崖口仍坚持集体劳动的模式，根本原因是为了保护村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生活的基本保障。因为弱势的农民一旦进入市场，必定变得更加弱势。他们留在这个组织中，依靠自己的劳动，却可以获得一份有尊严的收入”。

问：当了一辈子的村书记，你到头来却依然一贫如洗。那这些年的执政和坚持，你究竟得到了什么？

陆汉满：“我做了58年干部，当人民代表48年，支部书记当了37年。今年退下来后，有些人还以为我很留恋这个职位，其实我一点也不留恋。这些年的坚持，我觉得得到的是人生价值。我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完成的只是自己的历史使命”。

1978年后，崖口村临近港澳，村中很多人有港、澳关系。很多人去了香港、澳门做工，有部分去做生意、开工厂。强者离开村庄，独自创业，留在村庄的大部分人，都是弱势群体。这些没有优裕社会关系的农民，他们家底薄、学历低，又无技术，长期跟共产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已习惯了集体的的生产、生存、生活模式，一但把责任田和社会各种任务摊分到他们负担，让他们分散各自谋生，他们既承担不了这么重的社会任务，不知如何是好，歧路彷徨，确是一件难事。

在陆汉满的带领下，崖口村没有分田单干。

在七十年代中期，崖口村已办有机械工业；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三年内引进了十间外资厂，进行来料加工，有二仟多工人。在经营工业过程中，发觉，资本、设备、技术都在外，商人利用村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能源，在这里搞生产，加工成品后运去国际市场，赚取财富也属于外商，村除了偿还商人设备投资外，剩下的加工费已很微薄。更可怕的是，工业垃圾、工业废水、废气以及密集的生产工人生活垃圾严重污染村庄中环境，污染了地下水，造成当地某些原有物种渐渐消失，草木凋零，影响生活、生存环境。因此，在八十年代中期，放弃了工业的发展，宁可损失部分利益，也要保护好资源和生活环境。

　在这37年里，村子外的社会经历了改革开放，走进市场；许多乡村分田地、办工厂。而崖口村如同桃花源，至今坚持集体劳动，按劳分配。对于自己这37年的回顾，满叔在写给两位曾经的老领导的信中提到，有几件事是他特别在意的。其中一件在崖口村完成了37年共同体的“乌托邦”；另一件是在上级支持下为崖口村人围垦了土地三万多亩。“我做了，很满足，也不枉此生。现在，是时候该退让了，应该知荣辱，牢缄口，谁是谁非黯点头，诗书丛里可淹留，闲袖手，贫穷也风流。”

　　记者：改革开放前，崖口这样一个有着万亩良田的村庄，为什么却不富裕，甚至会吃不饱？

　　满叔：当年，崖口是大村，国家任务重。每每村干部还要想办法去帮断炊的村民借口粮。改革开放后，青壮年外出打工，村里面只留下老人、儿童，劳动力不足一半。除了要完成国家163万斤粮食任务，还要负担留下村庄中的老人、儿童的口粮分配，社会管理各项费用，这是村委会的责任。

　　记者：既然国家允许分田到户，任务也分解了，村委会不是正好减轻压力吗？

　　满叔：这样一分，只能是留在村里人去承担，但他们承担不起，也完成不了粮食任务。假如国家任务不能完成，部分耕地荒废无人耕种，责任还是在当年村支部这数个干部身上。

　　记者：最后决定保留集体生产，是谁拍的板，讨论多久？村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吗？

　　满叔：当年党支部有党员50多名，支委9名，不知怎么办好。只能把留在村庄中的劳动力，全部组织起来开会。讨论了半个多月，才定下来的。

　　记者：留下来的村民们继续集体劳作，为什么不延续人民公社的“平均分配”？

　　满叔：我们的责任是帮助穷人，但不是直接把钱分给大家，这种办法使人不劳而获，变得懒惰，不思进取，反而会害了他们。用集体的力量才可以避免贫富太过悬殊，弱者在集体中也有一份工做，有一碗饭吃。

　　记者：农业投资大、回收慢，赚不了钱。村集体要维持，要帮助弱者，主要靠什么赚钱？

　　满叔：村里主要是出租养殖，没污染，租金高，以租养农、以租补农。

　　“我敬畏土地，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我不敢夺子孙福而已。我想，天道总有循环报应的。”

　　——陆汉满

　　37年前，上级党委找已在南朗公社工作的陆汉满谈话，要求他回崖口大队当支书。他没提待遇、没提条件，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土地。“谈话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提出，拨回从鸦洲山至珠海交界处的水晶坑口这片海滩，给崖口民兵围海造田。”

　　从当支书的第一天起，满叔就为自己制定了守护土地的角色。很快这一带海滩交回给了崖口大队，从此开始了30多年来断断续续的围海造田。目前全村900多户人家，3000多人口，8个自然村，13个生产队，曾拥有土地近40平方公里。其中有3万多亩，是崖口村与多方合作，共同围海一点点“啃”回来的。

　　拒绝工业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村庄的土地需要出让，这让将自己视为土地保护人的满叔如同割肉。于是当别的村支书为引进项目、寻找投资而奔忙时，他却在思考如何保护、管理土地。2002年，崖口村完成了全部围垦。他说“如能守业，世代不愁穷。”

　　村里对新围垦的土地做了个计划：村集体预留、需维持农业就业补贴以及各项管理、基建、救灾等，尚剩余的约60%做了个分配。在籍农业户口的村民，每人分到五亩五分田，一次性界定到人。由各自然村派出代表，成立崖口村民土地股份基金会，管理这二万亩垦地的出租、收租金、每年按股份分配等。

　　可分到田的村民大部分人决定将手中的小部分土地出让。村支书陆汉满则是极少数的反对者。带领村庄走过30多年，这也是首次满叔的决定没有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拥护。固执的他，没能改变大多数村民的想法，但仍坚持自己那份“五亩五分田”一分也不出让。也因此，现在退休后的他还要自己掏钱买社保、医保。

　　记者：为什么你一上任就要围海造田？

　　满叔：珠三角的土地，大部分是南迁入粤的人世代垦出来的，珠三角土地都是向大海要回来的。

　　记者：但围垦造地，是一项大而艰的工程，凭一个小村怎么能做到？

　　满叔：1974年，我回到崖口大队后，第一时间组织民兵爆石运沙，开始了围垦工程，县委也拨了很多船艇、钢材、资金和爆破材料。但是，当年由于工具落后，效果不很明显。几年后，这些民兵青年长期参与围垦工作，熟悉水性，反而成了偷渡港澳的主要成员。围垦工程被迫停了下来，直至1987年与南朗镇凌火源书记，及在镇里支持下才又重新启动。至1994年双方合作共围垦了土地4000多亩。以后又陆续和其他方合作，采用现代机械大规模施工，8年内围出了翠亨联围、鸦洲南围、华山围、燕石围、虎池将军下围，共计面积达三万多亩。

　　记者：大部分村民、股民都愿意出让土地，你为什么不愿意？

　　满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念、性格。我敬畏土地，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历史上称为社稷，是祖祖辈辈艰苦创业积聚下来的资源；前人想让后人生活有依靠，宁愿自己受苦受难，都要把这些资源留与后人，寄望于一代一代能传承下去。我不敢夺后人福祉，为自己享受！

　　“我是一个做仆人的料，要懂得主人性格、爱好和脾气，而且是数千主人，一个仆人有时也会顾此失彼。”

　　——陆汉满

　　郭亮：(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乡村治理和土地制度研究。)

　　我们在村庄中发现了一个极为罕见、高度清廉、且有着超凡智慧的村社领导人。在崖口村，无论是满叔的支持者，还是反对派，他们对于满叔本人道德自律和个人能力的判断却是高度一致的。

　　满叔像一个宗族社会中的族长在守卫着村庄的资源，并千方百计地为村庄子孙后代的长远福祉考虑。如果将满叔所考虑的长远发展和村社的保障功能看作是一种村社理性的话，那么村社理性却常常与个体的经济理性相矛盾。村社理性是长远发展的，是节俭主张的，是整体本位的，而个人理性是短视的、消费主张的、权利本位的。在土地征收之后，村社内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这正是个体理性的表现。

　　记者：当了37年村支书，现在回首有什么特别感触吗？

　　满叔：我本是一介农夫。不会抱着什么意识形态、理想、信念来开展工作的。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支部书记职务是中介人物，(好像是小贩，买什么卖什么)起桥梁作用。根据上级各个时期贯彻下来的政规、政令、各种任务，只能想办法去完成，而且有工作组监督去完成，不能有半点背离。这就是职责。八十年代后期，上面逐渐放松了管理。这个期间是谋生本能驱使，几千人生存、生产、生活，都要考虑，责无旁贷。九十年代后期，资源财富积累了很多，那守业是很辛苦的，既要尽量满足村民要求，又怕不慎决策失误，更怕外来资本、各种势力来占有掠取，失去了，受人唾骂。

　　我是一个做仆人的料，要懂得主人性格、爱好和脾气，而且是数千主人，一个仆人有时也会顾此失彼。有幸的是经历了十五任公社或镇的党委书记，他们中大多数是支持、包容、保护的，没有这大部分人支持，崖口村也不会有今天的政治、经济基础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报纸上对于大寨的宣传少了很多，大寨也渐渐从大家的视野中淡去了。

时代变了，陈永贵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国家需要全新的发展方向，这样才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大会接受了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他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中央对大寨的批语肯定了大寨和昔阳县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而周总理总结的大寨基本经验也是起到过积极作用的。



对于陈永贵的批语也是如此，总体上显得非常中肯，一切都是以总结经验的角度来的。

6年之后，陈永贵因病去世，新华社的第一条消息便是：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

他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如果没有陈永贵，也会有其他的人出面代替，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陈永贵的怀念也多了起来。

他走了，大寨需要继续向前进，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面向市场的时代，大寨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依旧该被保留。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寨党支部就带领着广大群众开始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对大寨的发展历程作了深刻反思。

人们的思想不断被解放，工作也成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这一点上，曾经被作为模范的大寨丝毫没有放慢脚步。

1980年，大寨便形成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管理体制，大方向开始不断确定，只是在细节上总是会出现矛盾和变化。

2年后的10月，县委书记挂帅组成工作组进驻大寨，经过了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形成了按人劳比例承包到户，至此，大寨也终于踏上了农村改革的道路。



大包干的第一年，大寨村的经济发展也终于冒尖，粮食产量轻松突破了百万斤大关，亩产也实现了1264斤，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农、工商齐头并进的格局终于在大寨开始了，麻黄沟第一座煤窑被开凿出、过去停产多年的砖厂又重新恢复了生产。

1984年，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赵素恒还专门带头购买了一辆汽车跑起了个体运输，一些农民还慢慢办起了养鸡场，大家的收入都有了显著提高。

从农民的生活水平来看，大寨有了“一多三少”的特点，分别是粗粮多、细粮少、蔬菜少、食油少。

可纵观80年代，大寨相较于全国其他地方还是属于发展缓慢的类型，村里的领导也对未来有着或多或少的担忧。

而大寨的再度转机，发生于1991年。



经过宋立英等几十名老同志的呼吁，原本被调离的老领导郭凤莲回来了，她刚一到任便当上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兼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大寨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郭凤莲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终于摸清了大寨的“症结”所在：要甩掉大寨的思想包袱，过去是全国学习大寨，现在是大寨学习全国。

为了能激发大家的动力弥补不足，郭凤莲还专门带着村干部从南到北，先后参观了上海、北京等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目的就是让这些干部感受到浓郁的市场经济气息。

那段时间，大家始终没有忘记过将大寨名气带到全国的陈永贵。



1988年，村支部先在虎头山上选了一块小墓地，将陈永贵的骨灰盒埋葬在这里，还在墓两侧立了虎头雕塑，由于村里的老人说虎头不好，于是便将它给拆掉了。

郭凤莲回来后，还重新修建了陈永贵墓，并将青石大碑换成了汉白玉碑，山下还立起了陈永贵的雕像，在大寨人的眼里，陈永贵是对中国农村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更是一位罕见的农民副总理，立了他的雕像，也想让他看着大寨全新腾飞。

90年代，大寨则踏上了“弯道超车”之路。

1992年，大寨与江苏省江阴市毛纺厂合办了羊毛衫厂；1993年，与香港中策投资公司共同投资创办了大寨中策水泥有限公司；1996年，大寨兴建起了森林公园……



在这些实业的加成下，大寨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越来越强，短短10年便引进了4200多万资金，还引进了各类人才。

有了这些积累，进入21世纪后的大寨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彻底成为了名震太行的富裕村。

2000年的数据显示，大寨上交的国家税金高达300万元，放在昔阳县都是纳税第一村。

走进大寨也能发现，过去宣传农民住的大窑洞、土炕头已经彻底不见了，所有住户都搬进了二层小洋楼，户均住房面积高达168平方米。

朱镕基、李岚清等领导人也来过大寨视察指导，大寨还被授予过“山西省文明村”等荣誉称号。



21世纪的前20年，大寨先后投入了1亿元用于村庄的基础建设，当年的农村标杆也成为了中国美丽乡村的新品名片。

在2019年，大寨还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并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

“流量”时代，大寨也很机智地找到了“上车”机会。

依托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旅游收入成为大寨530口百姓的主要来源，也有一些百姓在村里的旅游公司工作。

已经70多岁的郭凤莲介绍说：“在大寨，每一户村民都在旅游公司有股份，每年每户大概能分到3000元，还能额外领取1000元福利。”

小小的村落，老百姓也都能安居乐业，村里还有幼儿园、中小学和日间照料中心，有一些大寨的年轻人在外出打工后最终又返回了大寨，在他们眼里，还是家乡带给自己的感觉最好。



互联网时代，百姓的生活更加丰富了，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寨的好。

随着2020中国百佳避暑康养金地标榜榜单的公布，我们赫然看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榜上有名。

2022年12月28日，通过昔阳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可以看到大寨镇2022年工作总结暨2023年工作计划，其中包括了“2022年全年化解村级债务583.64万元，化解率94.16%；新增资源性收入153.51万元”的亮眼成绩。

同一种族、同一民族有共同的基因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