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都发现了什么？ -- 回车
这个争议还会延续相当长时间。毕竟生物学家大多数学水平不行，连基因如何勾勒出双眼皮的过程都描述不出来，结果就是生物学理论一直是个半吊子。
而无论非洲起源论最后成不成立，都跟孟德尔摩尔根关系不大。老实说这二位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大概也就跟合成尿素的维勒差不多。
不能把它排除出华夏文明。
我觉得只要用方块字都算中华文明，不管造型。就像中国方言似的，虽说不同，但写出来都一个味
鬯春堂。
还有个畅观楼
打住，歪楼了
夏本身就是个尚待证实的概念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常说的“夏”朝是一个需要证实的概念。
目前俺了解的：”夏“这个称呼，今天可见的记载里，最早是周人说的；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商人甲骨文里没有”夏“，或者说没有被识别的”夏“；夏人是否自称”夏“？不确定。
但是，中国考古发现一再证明了下面几点：
1、“商”的存在是毋容置疑的；
2、先商文明的存在也是毋容置疑的，比如二里头、陶寺等等，已经找到很多了；
3、中国传统典籍关于上古史的记述，相对是可靠的，但是有很大的空白和缺失。
现在需要证实的是：哪个先商文明是我们常说的”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的存在是确凿的，但是它是否自称”夏“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三星堆人有一部分是夏人的遗民，这个观点是俺从网上看来的，俺比较赞成。但是这个观点缺少关键的直接的证据，纯粹是一个猜想。
实际上原始人走出非洲有好几波，学术界争论的只是是否是最后一次走出非洲的人群是现代人的祖先，还是先后几波都是，即后出非洲的和先出非洲的混血后代是现代智人。
至于原始意义上的多地起源论，基本已经被淘汰了。
“夏”是出自周人对于商之前的时代某个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权的回忆性描述，至于这个政权是否自称为夏，其实是两可的。因为上古历史中，各族群的自称和别人对它的称呼，很有可能是不同的（比如罗马人把迦太基叫布匿）。所以除非找到甲骨文之前的确切文字证据，否则夏的存在就是很难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我们只能概略地说，商之前的世代，被冠以夏的名称。
中国古籍里有”唐尧“、”虞舜“、”夏禹“、”商汤“的说法。目前汤的”商“，确凿无疑了；禹的”夏“之外，尧的”唐“、舜的”虞“也都待定。
现在主流观点：夏在二里头，唐、虞在陶寺，但是都有待进一步证实。
此外，石卯是什么？黄帝吗？良渚又是什么？太多不确定性了。
根据现在考古的发现，在上古史方面，原本认为无稽之谈的《山海经》《逸周书》比《史记》更靠谱。
另外再聊一下俺的感慨，中国这块土地太神奇了，文化底蕴太丰厚了：按中国典籍里的指引去找，往往一挖就是一个大遗迹，如二里头、陶寺等等；没有典籍记载，偶然挖挖，也频频挖出大遗迹，如三星堆、良渚等等。这些还只是历经几千年风风雨雨、战火劫掠剩下的。
注：俺不是专业人士，所谓”主流观点“云云，就是俺看了几本书后总结的，是否真是主流，也未必。
这篇新闻报道讲的比较清楚，适合俺这样的业余爱好者阅读
2020年5月22日 星期五 《洛阳日报》第11版-人文河洛
经过60年的考古发掘，可知二里头遗址是在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小型聚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考古地层学判断，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遗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期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遗址的中心址区，面积逾100万平方米。现已发现有青铜工具、象牙器、绿松石等规格较高的器物，还发现有“刻画符号”。它们的出现奠定了二里头遗址作为夏代都城的基础。因其位于遗址的最下层，故破坏较为严重。
二期文化遗存基本分布在遗址已发掘的各个区域，文化堆积丰厚。在遗址的中部、东部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其中，3号基址是一座（或一组）大型多院落建筑基址，其内有排列成组的中型墓葬，出土有青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绿松石工艺品等大量随葬品。在东、西并列的3号、5号两座大型建筑间的角道下，埋设有建筑考究的木结构排水暗渠。在5号基址南发现有大面积的夯土台基。特别是在宫殿区以南出现大型青铜铸造作坊。这些发现表明，二里头文化在这时已进入了全面兴盛阶段。
三期宫殿区、铸铜作坊和道路网络等重要文化遗存，不但都继续保持着二期以来的繁荣，而且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变化。一是在宫殿周围出现了规则整齐的夯土城墙，加强了防御功能；二是废弃了3号建筑，并在其基址上兴建2号、4号大型建筑；三是除宫城内出现2号、4号大型建筑外，在其西南方出现了1号、7号、8号大型建筑，明显形成以1号宫殿和2号宫殿为中心的两个大型建筑群落；四是宫城内水井、窖穴等生活设施骤然减少，而宫城外其他区域的这类设施明显增多，这说明宫城内的政治气息加强了。
四期文化遗存仍保持着三期的规模，在遗址的中心地区分布密集，周边地区略显减少。宫殿区内三期的建筑和设施不但仍继续使用，未见破坏迹象，而且新增了6号大型建筑基址和南部的一道夯土墙。这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数量及质量都超过前期，形体硕大、制作精美的陶器也多有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废弃，应在四期晚段。这些发现说明，二里头文化的一、二、三、四期遗存，始终保持着由早到晚、由低级向高级连续发展的趋势，中间未曾遭受中断和破坏。（许宏等著的《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
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和年代，目前学术界仍然认识不一，主要有六种说法：一是徐旭生先生指出，二里头遗址“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目前，仍有学者坚持“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二是邹衡先生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都，二里头遗址中的宫殿遗址是夏朝宫殿遗址”。三是安金槐先生认为，“豫西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属于夏文化，而早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豫西龙山文化中、晚期也应属于夏文化范畴”。四是赵芝荃先生认为，“二里头遗址除四期文化以外，其余三期文化均在夏代纪年范围之内，属于夏晚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新呰期二里头文化属于夏代早期”。五是李伯谦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既不是夏代晚期的文化，也不是整个夏代的文化，而很有可能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的夏代文化”。六是张国硕先生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邑性质是毫无疑问的。二里头一带作为夏代都邑延续时间较长，至少有数百年之久，绝非仅仅属于夏代末年夏桀之都。二里头遗址应为夏都斟鄩，其始建于太康时期，止于夏桀，中间未经废弃”。
这些不同认识，既有慧眼卓识，也有判断误差，更有“猜想”的成分。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里头文化全为或主体为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看法，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共识”。
综上所述， 因为“二里头文化的相对年代介于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岗下层文化之间”，即在夏代纪年的范围之内。二里头遗址的碳十四测年虽有较大偏差，但也证明其绝对年代尚处在夏代纪年的范围内。而二里头遗址的位置恰与文献记载夏都斟鄩的地望相符合。因此，我们依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赞同张国硕先生认为二里头遗址乃是太康至夏桀期间夏都斟鄩的卓识。也就是说，二里头遗址当是夏代早期中段到夏代末年的都城。
大洋洲，无饮酒器；三星堆，无食器（鼎簋等）；均只是二里头礼器的部分类别。
器型极其类似二里头而更粗糙，且二地均有自身特色不同于二里头的青铜器。
因此有说，大洋洲、三星堆，是夏、商的属国或外夷，各受夏的部分影响。
至于夏存在不存在，商世系史书 记录那么清晰，当年洋人不承认，后来殷墟验证，连他妈的世系都基本验证史书记载正确了；夏代世系史书记录那么清晰，不存在才是有鬼呢。且商前的朝代已被考古证明（二里头），二里头早期是夏的大城，是否夏墟（都城）存在争论而已。
至于这个朝代叫夏还是叫西邑还是什么，我们延续周以来（或许更早）的称呼夏即可。
三星堆(特指出青铜器的阶段)已经是商末了，跟起源挂不上。
目前能称为满天星斗的，大概就是华东的良渚，华中的石家河，山东的大汶口-龙山，辽西的红山，中原的双槐树-王湾-二里头，陕北的石峁，以及这两年才发现的陇东的南佐。
华西这片，四五千年前有遗址，但发展高度都不够。
槐寺原名槐丘寺，历史悠久。在该村有古墓一座，有断碑碣记载:“夏后槐葬此”，经文物部门发掘鉴定该处为仰韶、龙山及商、汉四个时期的文化遗志。据当地村志记录该村有上下5000年左右。
出土文物：秦砖汉瓦，青铜器，骨针，古币等，现存一处“万人坑”，白骨皑皑，十分阴森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