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反贪官不反皇帝通常是敌对势力和残余封建主义者恶意攻击毛和文革 -- 真离

毛泽东震怒逮捕潘汉年后，次年王明叛逃苏联，潘案到底冤不冤？

2022-09-15 00:25:54　来源: 史坛典故 广东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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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果达

红色间谍之王潘汉年，是《伪装者》原型之一，其在历史上的真实故事，可能比电视剧演绎更加惊险、精彩和不可思议。共产国际、中共、国民党、日军、伪军，至少五方都知道潘汉年是多面间谍，前两者之中，到底潘站在哪一方？1955年，因“私自见汪精卫未汇报”而被判入狱，牵连甚广，潘本人甚至因此身陷囹圄22年，死后5年才得以平反，看似组织薄情、小题大作，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潘“犯了该杀的罪”，到底潘汉年干了什么？为何1955年潘汉年被逮捕后，王明迅速叛逃苏联，终身未归，二者是否有牵连？潘汉年到底冤不冤，看文本文详考后，欢迎大家一起讨论。潘汉年事件在中共党史上颇受关注，其扑朔迷离，实在是因为与1936年事宜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潘汉年从苏联回国不久就在无意中参与了西安事变，从而为其后半生的坎坷埋下了严重隐患。

潘汉年回国的任务

1936年初，胡愈之去共产国际汇报张学良联共抗目的情况，他在《我的回忆》中说：“我估计在莫斯科没有一个熟人，但到了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汉年同志。”潘汉年就此介入了西安事变。

指挥潘汉年的是王明。当胡愈之尚在赴苏联的途中，莫斯科的王明就在2月9日给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写了封绝密信：“我们得知，同情中共的著名记者胡愈之已于1936年1月20日离开香港前往巴黎，以便来苏联作短暂逗留并考察苏联。”“我认为允许他到苏联来是合适的……从他那里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与近日抗日事态的发展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有关情况。”“因此请您通过联共（布）中央的有关机构取得让他来访的许可。”

为了掌握张学良的动态，王明亲自写信请求季米特洛夫批准，可见其对胡愈之到来的重视。

胡愈之完成任务后，王明要他陪同潘汉年回国。4月中旬，潘汉年与胡愈之以旅游者的公开身份，告别了莫斯科，登上了西去法国的国际列车。他们的第一站是巴黎，然后从巴黎乘车至马赛，再从马赛乘船直达香港，其时是5月中旬。

王明

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潘汉年传》透露，潘汉年回国前王明给他下达了任务：“要他单独回国去执行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直接联络谈判的任务。同时向他交代了另一项使命，要他回国后设法找到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机关，以便恢复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自长征开始后就已中断的秘密通讯联系。”

为此，“潘汉年特地在罗镜如的陪同下到‘国际的有关部门专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新编密码办法，用强化记忆的方法准备回国之后提交给陕北的党中央机要部门使用。”这部公安系统编撰的专著在其前言中说：“本书以确凿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具体、生动地记叙了潘汉年一生的丰富、奇特和坎坷曲折的经历，首次披露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材料。”

但是，这两项任务的轻重缓急一目了然，前者只是双方在莫斯科的继续，需耗时日久从长计议；但后者却是火烧眉毛，当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都在竭尽全力建立双方的电台联络，中共中央更是只争朝夕。

因此，按照常识和逻辑，潘汉年回国后无疑应该直奔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密码以免夜长梦多，更何况当时宋庆龄已经建立了上海与陕北的秘密交通，并不时向红军提供各种援助。

据时任宋庆龄秘书的李云回忆：“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冯雪峰见了宋庆龄，首先感谢她的帮助，使得党中央很快与上海党组织恢复了联系。”然而，潘汉年却一直盘恒在港沪两地，《潘汉年传》说：“在香港逗留、等待南京方面的回信和上海方面的情况反映时，潘汉年不失时机地拜访或约见了在港的各方面人士，积极向他们宣传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实践的步骤。”不找宋庆龄也不去陕北，却耗时费日地展开根本不是其回国任务的宣传工作。

因此，考察潘汉年在港沪所费的时间这一基本事实，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潘汉年的回国其实还肩负着一项只能由其“单独”执行的秘密任务，而且必须在港沪地区限时完成。这就迫使潘汉年不得不展开各种其实无关紧要的宣传以掩饰他在港沪的真正目的。潘汉年究竟要完成什么样的秘密任务，竟然比向中共中央传达密码与国共谈判更为重要？

潘汉年护送莫德惠

事实证明，潘汉年回国的首要任务是护送张学良的代表莫德惠秘密赴莫斯科。1936年4月10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达成的协议允许张学良“派代表赴友邦，他的由欧洲去。”

5月12日，周恩来应张学良要求到肤施再次会谈，表面看是进一步协商双方的合作，实质是张学良催促中共中央让其代表早日赴莫斯科。因此，第二次肤施会谈对张学良而言最重要的一项协议就是“立即由张学良负责送中共代表邓发，经甘肃、新疆，前往苏联汇报一切，安排援助事宜。”

作为对等条件，中共中央也必须立刻让张学良的代表从欧洲赴苏联。5月中旬，即第二次肤施会谈后不久，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要他护送李杜赴苏联。

据冯雪峰回忆：“李杜的关系怎样交到我手里，我总追忆不起来。最大可能是由董健吾交到我这里来的，但也可能是从沈钧儒、章乃器或宋庆龄处转来的。我记得我到上海后不久，大概36年5月中旬，李杜已经同我联上关系。”

几乎就在同时，潘汉年与胡愈之也到达香港。5月28日，冯雪峰向张闻天、周恩来发出第一份报告，说“李杜赴俄转满洲联络义勇军”，“他本周即动身，介绍他到莫后，由那方给他任务。”1936年的5月28日是星期四，也就是说李杜将在两三天内动身，而且冯雪峰根本没有提到毛泽东的儿子要一起前往。

5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苏联情报部外国情报部负责人莫斯柯文给斯大林一份专门报告，说李杜“化名王原华，一行6人，3个孩子，要求来莫与苏方商谈援助东北抗日等问题。”这份报告由苏联情报部操作，由斯大林亲自批准，李杜的出行因此被紧急叫停。冯雪峰当时没有电台，只能以信件的方式报告，叫停的指令显然不可能来自中共中央，只能来自潘汉年。

最大的可能，也完全合乎常理，就是潘汉年已经通过宋庆龄与冯雪峰取得了联系。毕竟，潘汉年在香港与上海的宋庆龄用电话联络又安全又快捷。李杜赴苏临时终止，张学良照理不会高兴，但事实恰恰相反。6月10日，张学良亲自驾机送中共中央赴苏的代表邓发到兰州准备进入新疆，并为他办理了一切手续，其积极态度令中共中央惊奇不已。

张闻天在致王明的电报中说张学良“又打电报并写信给盛世才，其热心程度尤为引人注目。”张闻天也许不知，张学良的兴奋其实是他即将赴沪秘密会见潘汉年。确实，李杜之行的变化不仅要给张学良一个交代，而且随后的行动还必须要张学良配合。当时能够担当这一任务的，也只有潘汉年。因此，张学良送罢邓发后立刻直飞上海。

张魁堂在《党的文献》中撰文说，张学良到沪时，“两广事变正闹着，他怕发生意外，把专机停在上海，要刘鼎通知在上海的秘密中共党员，必要时帮他一把。”7月1日，化名“伯林”的潘汉年给王明发出了一封密码信，其中相关的重要内容有四条：一是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同张学良已经达成协议，我们在他那里已设有代表。”所谓的“达成协议”，当然是告诉王明与张学良已经取得共识，并谈妥了相关的行动方案，让王明旗心。

二是与冯雪峰取得了联系：“冯雪峰同志（一位著名的左翼作家，中共老党员。近几年在苏区工作——王明注）和另一些人已从苏区被派往上海。”这句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明亲笔为冯雪峰的身份所作的注。王明了解冯雪峰，潘汉年当然不必说明。王明亲笔作注，当然是给不了解冯雪峰的上司看。那么王明要把潘汉年的密信送给谁看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斯大林，因为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根本不知情。

三是任务进展顺利：“现在冯雪峰同志同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一起派李杜与张学良的代表取道法国去苏联，与他们一起去你们那里的还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共产党员。30日他们已动身（或将动身）绕过香港前去。”这段话有三种含义：潘汉年没有公开出面；掩护方式是真假代表；安全程度很高。此外，潘汉年的这封密信还起码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鲍格莫洛夫参与了此事。鲍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但潘汉年的密信表明其秘密身份是斯大林在华的全权代表，就像大革命时期的鲍罗廷。王明给斯大林送上潘汉年的密信，只能说明王明其实是直接对斯大林负责。二是潘汉年竟然不用自己与共产国际直通的电台而宁可用密码信单独向王明报告，可见此事之机密非同寻常，也证明潘汉年的这一任务不是来自共产国际而是来自王明。更关键的是，王明显然规定潘汉年只能与其单独联系以免走漏消息。三是冯雪峰当时的身份不可能与鲍格莫洛夫发生直接联系。由此可见，潘汉年是王明、鲍格莫洛夫、冯雪峰与张学良四人之间唯一的、不可或缺的联络人。

中共中央不仅对真假代表一无所知，甚至还不能排除受到了刻意误导，因为李杜在1936年末返回上海，公开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的反对而未能获得进入苏联的签证。因此，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于12月15日敢于斩钉截铁地声称：“自从张学良离东三省后，我们与他没有任何联系。”

今天来看，苏联情报机构急于让莫德惠早日到莫斯科，显然是为即将出台的联蒋政策提供情报服务。1936年8月初，潘汉年到达西安。由于7月下旬莫德惠顺利抵达莫斯科，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的潘汉年才放心地赴西安。

张魁堂在《党的文献》中撰文说：“潘汉年第一次停留西安的后期，张学良几乎每晚都与潘见面，无话不谈。在谈到红军北上的问题时，前线的军事情报，张都送给潘看。”有过一次成功的合作和刺激的经历，张学良见到潘汉年自然极为热情和信任。8月9日，潘汉年到达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保安，完成了传达密码的任务。

不久，潘汉年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开始与国民政府谈判。由此反证，潘汉年在港沪的近3个月就是为了完成护送莫德惠的秘密任务。此后，没有任何材料表明潘汉年曾就此事向中共中央做过汇报。张学良更没有向中共中央透露过他的代表已经秘密到达莫斯科，甚至还在八月底派出共产党员栗又文去新疆联系苏联。据栗又文回忆，苏联问说：“你的那篇形势报告已送给斯大林了；对于你们要求的援助没有问题，可以在平凉建立个兵工厂。”

其实栗又文也许不知，张学良特地派他前往新疆，与其说是争取苏联援助，不如说是在告诉中共中央他与苏联毫无联系以掩护他那位早已到达莫斯科的代表更为恰当。确实，对苏联而言，要使来自张学良的情报价值最优化和最大化，就必须瞒过中共中央。可以断言，从莫德惠到达苏联，也就是共产国际于8月15日正式致电中共中央下达联蒋指令的前夕，中共中央对苏联新政策的真实态度以及与张学良频繁互动的重要情报，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莫斯科，其后果之严重显而易见。

潘汉年的被捕

莫德惠秘密赴苏对中共中央造成严重威胁，潘汉年又始终保持沉默，似乎与日后潘汉年入狱的罪名非常相似。那么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以下的事实也许能够做出回答。

1955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号召所有同高、饶反党联盟有过某种联系或有所牵连的干部，以及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或口头报告或写书面材料讲清楚。”潘汉年受到很大震动。

4月2日，潘汉年把自己在1943年会见汪精卫而没有及时报告的情况写成材料交给陈毅。杨尚昆在《党的文献》中撰文说：“毛主席看过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在4月3日责成公安部执行。”“据此，潘汉年被认定为隐藏在中共党内的‘内奸”。

毛泽东的批示大有讲究，“从此”两字表明毛泽东原先对潘汉年的沉默能够理解也抱有希望，只是看到潘汉年时至今日还掩护王明，特意交代的竟然是有关见汪精卫之事才勃然大怒。也就是说，毛泽东的“震怒”并不是因为历史上潘汉年会见过汪精卫而没有报告。至于“内奸”的罪名，人们的思维定势总是与国民党相联系，绝不会想到竟然与苏联有关。

1955年4月4日，七届五中全会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毛泽东在会上说：“以潘汉年来说，多年在党内，大家同他熟悉的不少，是与‘老虎睡过觉，是瞎了眼睛；但是，一旦发觉了他是‘老虎，眼睛就应当光亮起来，与之划清界限，帮助党揭露，不要以为与‘老虎同床过就有所顾虑，而丧失一个党员应有的立场。”毛泽东号召全党揭露潘汉年这样的“老虎”，其实矛头直指称病拒不到会的王明。王明于1953年12月9日从苏联回国，对上述几次重要会议均未出席。有人写信给毛泽东，批评王明缺席以逃避检讨：“这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毛泽东把信转给了王明，潘汉年的被捕显然已经威胁到王明。不久，王明就以治病为由出走苏联，从此一去不回，最终于1974年病死于莫斯科。在这20年间，王明在苏联先后撰写、发表《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书，大肆恶意攻击毛泽东、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论及清查反革命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原则时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潘汉年私下见汪精卫并没有给中共中央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因此即使没有汇报也罪不该死。但毛泽东公开断言潘汉年“不是没有可杀之罪”，只能是另有所指。

西安事变与潘汉年

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又一次提到潘汉年：“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杨尚昆说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实际上已经断定，潘早在30年代参与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期间就叛党投靠国民党了。”可见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出了潘汉年成为“内奸”，犯下“可杀之罪”的时间是在“30年代”。

至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上述一系列讲话有鲜明的针对性，只是不知内情者难解其意。因此，潘汉年案件之所以扑朔迷离，实在是因为其所涉历史在当时只能意会而不便言传。此外，也因为当年莫德惠赴苏过于机密，了解内情者寥寥无几，除王明、张学良、莫德惠与潘汉年外，唯一可能略知一二的只有李杜。毕竟他当年无法进入苏联以及同行之莫德惠的“失踪”必定会有所察觉。但也仅此而已，更何况李杜已于1956年8月过世。因此，了解此事的除潘汉年外再无他人，而潘汉年始终保持沉默。

潘汉年的案件极其特殊，《潘汉年传》说“一直是由中央的职能部门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办的。一切重大的决策都是由毛泽东和中央作出的。”1962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对公安部的相关报告作了正式批示：“潘汉年是暗藏在党内很久的内奸分子，他的罪行极为严重，论罪该杀。由于是从内部查出的，因此给予宽大处理。”（《潘汉年传》，第368页）这一批示极为精当准确，既指出“该杀”，又强调是“从内部查出的”，正式表明与潘汉年主动交代的见汪精卫之事无关。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中所列的三项“罪名”，第一项就是认定潘汉年“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投降了国民党”。（《潘汉年的一生》，第267页）这项内容明确界定的时间就是“1936年”，其实也就是用只有潘汉年才心知肚明的语言，告诉他判刑的理由。至于这一理由从伺而来，联系到前述“从内部查出”以及毛泽东的“震怒”，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有道是诗为心声。了解了潘汉年刚回国时的秘密，再看潘汉年在狱中频繁以“爱情”为由写的一些诗，就不难理解其隐藏在诗中的真实感受：“累汝遭辱蒙荷羞，为人受过分外明。”“又是一年终岁暮，难忘往事走延安。”（《潘汉年诗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潘汉年显然又想起了当年的西安事变，想起了王明与鲍格莫洛夫，明知自己是在“为人受过”，却又是有口难言。“一十五年缘岂尽，下场如此只天知！”“相爱成遗恨，奈何了此生。”（《潘汉年诗文选》，第29页）本是“相爱”行为，没想到竟以“遗恨”结果，再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天知”与“无可奈何”将要抱憾终身。“蓦地罡风拆比翼，何时明月待重圆。”“纵死不辞称所爱，此生何时复相亲。”（《潘汉年诗文选》，第26页）他与革命事业的“比翼”以及为此付出的“爱”纵死不悔，只是不知何时才能“重圆”，重新相信和接受他的“爱”。如果真是这样，也确实反映了潘汉年当时难以诉说也无从诉说的隐秘心声。

平反昭雪是正确的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一决定是实事求是的，当然，潘汉年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是他对自己的风险完全心知肚明，实在不该心存侥幸，再以私下会见汪精卫投石问路，不仅使得毛泽东勃然大怒，也置自身于极端被动而难以申辩。

但关键的错误是他作为中共中央情报机构的资深负责人和莫德惠赴苏的具体运作者，无论如何都应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这一事关大局的重要情报，否则日后一旦事发，必须承担的责任与嫌疑之大就可想而知。

总之，潘汉年的错误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发生和酿成的，中共中央实事求是又合情合理的平反通知，使得潘汉年如愿以偿，终于与党和人民“复相亲”了。

（孙果达，南京政治学院教授）

□陈少京(深圳)

　　编者按：本报1998年8月7日发表了《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一文，引起读者广泛关注。在张志新牺牲25周年之际，我们发表陈少京先生的《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的秘密》，向读者进一步揭示张志新案件的真相。

　　江泽民同志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张案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启示。

　　1张志新为何被杀

　　今年4月4日，是张志新烈士牺牲25周年。25年前这一天，张志新在沈阳被割断喉管后枪杀。1979年春，此案平反，揭露案情，震惊全国。但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条件的关系，张志新冤案的真相，并没有全部公开。当年采写报道张志新案件的陈禹山最近又一次披露其案情，揭示其中新的秘密。

　　陈禹山说，当年的报刊报道：张志新是由于在“文革”中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杀害。这并非事实真相的全部。其主要原因，陈禹山在他发表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提到：“她(张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的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

　　究竟张志新对自己的领袖的哪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哪些“意见和看法”？

　　陈禹山详细引述了张志新的原话：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及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毛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尤其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树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毛主席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

　　把观点明确一些讲，就是认为毛主席在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

　　张志新说：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谈到文化大革命，张志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在它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张志新这些“意见和看法”，是1969年8月间，“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风行的时候，在组织召开的会上或强迫交待时说的，档案里均有案可查。10年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证明，她的“意见和看法”是对的。她是思想解放的先驱。对党的事业，她有功，而不是有罪。她的不幸是不应该的，是时代的悲剧。

　　张志新还说了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对搞“三忠于”、到处跳“忠字舞”的看法，她说：“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2张志新曾企图自杀

　　1969年1月9日。张志新写下遗书，准备自杀。被发现后，严加监视，并召开批斗会，批判她“以死向党示威对抗运动”。

　　批斗会上，张志新被质问：“你昨天写的所谓遗书，是什么意思？”

　　张志新：“那是不对头的。”

　　问：“在遗书中的观点，你认为是对的吗？”

　　张志新：“这些观点，我认为是应允许存在的，应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去证实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问：“哪些观点需要在实践中证实？”

　　张志新：“两个司令部斗争问题，打倒那么多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些肯定是对的，但有些不一定对。”

　　问：“你在遗书中认为你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想死？”

　　张志新：“从我自己来想，是不想死的。但觉得我的想法，在时间、地点上，是得不到宽恕的。革命非常时期，革命就要坚决处理。”

　　问：“你的所谓遗书。是认罪还是示威？”

　　张志新：“我认为自己问题严重。”

　　问：“怎么严重？”

　　张志新：“我当时的想法、思路、立场。”

　　问：“你是一面派，到底是哪一面？应该明确，有个鲜明态度？”

　　张志新：“我的立场确实没有站过来，还是站在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一边。”

（这是不是很奇怪的问答，明显造假啊？）

　　当追问曾真对她的影响时，她意识到，她的不幸必会株连家人。她向审问她的人说，我的思想观点与曾真无关”，并表示考虑要与曾真离婚。

　　1969年8月张志新被捕，关押在沈阳看守所，不让家人、亲属探视，与世隔绝了。

　　同年11月，已被监视、审查的曾真被遣送建昌县农村插队落户。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沈阳。

1970年8月，张志新被判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

一年多后，曾真无奈被迫提出离婚。（这个被迫无奈到底怎么来的？）当法院下达的离婚判决书送到监狱时，张志新平静地说：“离不离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

从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直至1975年4月4日被枪杀，一直被与家人、亲属完全隔绝。曾真在10年漫漫风雨岁月里，也是九死一生（这也是胡说八道了），但他终于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1978年春，他和两个孩子回到阔别8年多的沈阳。

　　3张志新笔伐监狱长

　　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捕投入监狱后，遭受虐待，甚至毒打。

　　12月25日，张志新在狱中迎来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5周年的日子。她要庆祝这一天的到来，特谱写一首题为《迎新》的歌，因而遭狱警殴打、凌辱，并把她的笔和纸没收了。张志新无比义愤，小木棒代笔，在手纸上写下控诉书：质问、控诉、声讨！身为专政机关之长，你听着：

　　1、你为什么不敢把钢笔退还我，不是要我写写对宣判大会的感触吗？难道由于事情繁忙忘记了吗？如果是这样，在此提醒一下！如果是怕给了我这枝笔后，写出不合乎要求的感想而改变方针，这也真是少找点麻烦，也愿听便。看来，我的笔是被你们当作枪给缴去了，但指挥这支枪的思想你们却永远也缴不掉！

　　2、自称为代表无产阶级、共产党执行专政者，你们的作为那一点像无产阶级！一首未写完的革命诗歌，做为导线借口，行凶殴打凌辱女政治犯！你们以为一个女共产党员就可以这样随便凌辱的吗！行凶者、帮凶助威侮骂者，你们可以逃之夭夭吗？不！我要向党向人民控诉你们，要声讨你们。你们若不认错，将会受到历史的严惩！这笔账是要算的！

　　3、你们管理的哨兵可以无缘无故辱骂女共产党员！

　　4、你们管理领导下的伙房，可以用带有煤渣沙子的黄馍虐待政治犯！你这个一所之长，却推脱责任，回避问题，逃之夭夭！

　　5、一所之长竟用拖压办法，不发给女政治犯特需手纸，进行生活上的刁难！

　　你们若是无产阶级，你们为什么那么怕真理！没听说无产阶级、共产党的专政机关殴打犯人、辱骂犯人，生活上虐待犯人、刁难犯人！你们所作所为是哪个“无产阶级”？

　　你们以为利用上述恶劣手段、可耻勾当，就可以软化革命者的意志，可以向错误路线投降吗？这除了说明你们手中没有真理，在真理面前束手无策，软弱无能外，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告诉你们：如果谁认为只有革命一帆风顺，事先得到不会遭失败和牺牲的保票才去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共产党人，一个被错误路线迫害者，脱党状态的女共产党员，孤家寡人一个，在这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缺点错误失策在所难免，是前进中的问题，自身有克服的基础和可能，在斗争中只会提高觉悟，越战越强！因为她日益掌握真理！如果上述办法能征服，那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还有什么办法都使出来吧！她只能作七十年代的哥白尼……。克服意大利青年“亚瑟”式天真幼稚幻想，克服法国布朗基式革命冒险主义，要自觉锻炼严格的无产阶级党性。对此，是无产阶级不难理解！不是无产阶级本来就没有共同语言！坚持真理永不放弃！有什么办法尽量来使……

　　4张志新被判过两次死刑

　　陈禹山说，张志新曾两次被判死刑。第一次是1970年5月14日。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判处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送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时的办案人员回忆介绍：张志新1969年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根据策反方针，判几年刑就行了。可是她不认罪。当时同意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至已实行军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谢越1979年接受陈禹山采访时回忆：当年省高院军管会把张志新案首先给一处副处长高振忠审。高振忠看了市中院的报告，私下说：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的，不搞破坏的。在组织会议上，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

　　“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罪名是“右倾”，保护了敌人。老公、检、法人员许多受难。高振忠是幸存者。对张志新案，他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敢向军管会讲，更不敢在会上讲。

　　军管会认为高振忠执行不力，决定换人，换上了周××。当时普遍认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周××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倾”了，要判刑，判劳改。他考虑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征求他的上级主管单位负责人意见，得到认可。但他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于是把刑期大大加重，改为15年。他认为，这已超过了极限，他们不会再说他“右”了。

　　但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被全改了，军代表连写了6个“恶毒攻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被修改过的审判意见，给呈报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审批。

　　审批会上，与会者对盘锦地区法院、沈阳市法院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对张志新判处死刑，均表无异议。最后，辽宁省最高负责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

　　1973年11月16日，犯人参加一次批林(彪)批孔(子)大会，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此时精神已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张志新因此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

　　会议的有毛远新、魏××、苏×等17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

　　魏××说：“真是反动透顶。”

　　毛远新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

　　魏××说：“干脆吧。”

　　毛远新最后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苏×、魏××表态：“干脆。”

　　1975年2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

　　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1975年2月26日经省委批准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3月19日，上级批示：“洪××同志不考虑，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

　　4月4曰，张志新在沈阳被杀害。

　　5张志新给丈夫的诀别信

　　张志新是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时认识曾真的。

　　这年朝鲜战争爆发，她正在河北师范学院读书。她响应党和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部队急需俄语翻译，张志新被从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1952年张志新提前毕业，留校工作。那时，曾真任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他们从彼此相识，发展到共坠爱河。1955年国庆，他们喜结连理。1957年，他们夫妻同时被调往沈阳工作，均为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干部。他们育有两子女。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时，女儿曾林林12岁，儿子曾彤彤3岁。

　　1969年1月5日，张志新给曾真写了一封诀别信。

　　曾真：结婚14年生下了一男一女，我没有也无力完成自己的义务，希望你很好的抚养下一代，对林林要耐心，女孩子每长一年事就更多，要很好爱护她。叫她不要早婚，妈妈对不起他们。春节好好照顾。过去自己修养不好， 打骂过孩子，让她别往心里去！好好学习。锻炼身体。改正“没有坚持精神”的缺点。让她好好照顾小弟弟，不要伤心，要坚强。

　　十几年我对你没疼没爱，犯过的错误已结束了。彻底把我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原来为你买东西的那笔钱，是我平时结余的，打算为父母办理丧事用的，如能积起可交我母亲治病用。也是最后一次尽孝！不过不要告诉他们，这会使他们受刺激犯病(你尽可能这两三个月每月给他们寄15元吧！也可不寄，叫志勤寄)。平时多注意身体！为了革命多照顾自己吧！

　　我没给父母写信。如果沈阳家里没人照看，你可写信去和母亲商量是否把孩子放(天)津！不过我考虑，他们若身体不好，困难会大些。如若可能，还请何姥来照看，工资稍少些可减轻负担！总之担子都是你的了。对孩子要耐心！对不起你。十几年辜负了党的培养！一个人不管是生或死只要是为了革命就是有意义的！

　　我懂得了革命，决心要为革命献出一切！

　　以前千错万错，如果不能饶恕，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毫无怨言。

　　真正的革命事业永远是兴旺的蒸蒸日上的。为盘锦的美好未来欢呼！再次欢呼这个胜利的前途！愿为美好的未来添点出点力。但有没有这种可能，确不是能由我所决定的，革命能否容纳，党和人民决定。怎么定我怎么领。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祖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志新

　　　　　　　　　　1969年1月5日晚

　　然而，这封信，曾真当时并未收到，它被装入曾真和张志新的档案里。待曾真看到这封信时，时光已过去了10年。读信的曾真和他的两个孩子都声泪俱下，悲痛欲绝。

　　6死囚家属学习班

　　据陈禹山忆述，1979年初夏，他访问张志新女儿林林，林林谈了参加“死囚家属学习班”的情况。林林说：

　　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着大风雪。沈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我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我们推门进去，屋内有暖气，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而我心里发颤，感觉比在风雪里还要冷。沈阳法院来的人要我们坐下，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语录，内容我记不全，一段是讲什么阶级斗争，一段是讲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他已同张志新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法院的人问我：“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当时只知道妈妈是个反革命，是听人说的。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上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姨父从北京来沈阳，到监狱去探监，也不让见。妈妈自被捕以后，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

　　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两个人嘀咕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人在教育我，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我和妈妈划清界限。他要我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我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我说的。当时心里很乱，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

　　那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我谈话的人，他们又嘀咕了一阵，又在上面写。写完之后。要我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被吓得不敢出声，他靠着爸爸身旁，紧紧地抱着爸爸。

　　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

　　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

　　这真是人间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在学习班上，沈阳法院的人要林林签字并按手印的那份“笔录”，后来在张志新的案卷中被找到，摘抄于此：

　　曾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

　　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那一年，彤彤不满10岁，而林林也未满18岁。(转自《南方周末》)

　　现将陈禹山们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写到的张志新的主要言论抄录如下：

　　张志新是在1969年9月24日被捕入狱的。被捕前，在盘锦五七干校早已被列为“专政对象”，在数不清的批斗会上，她这样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

　　“中央文革到底是集体领导还是江青在那(里)自己说了算?江青历史上到底是干什么的？”……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下了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这样搞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单调了吗？因此，我对江青就有很多想法。”

　　“林彪说，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种局面不会维持长久了，这样下去，局面是不堪设想的。”“(我)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的论断，很反感，顶峰不是到头了吗？”“林彪是促进(党内)‘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我对林×××没有什么信赖。”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对那些事都想不通，好多人打倒了，是否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要当敌人来打，(我)思想上就是不通。老干部总是给党做了些好事，做了些工作”。

　　对彭德怀同志上书言事被定为“反党”，她认为应当平反；关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案件的处理，她指出这是不公正的；……

　　她在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有人问她：“你担忧什么？”张志新坦率地说：“现在毛主席身边那几个人可靠吗？江青、叶群这些人……”。

　　陈禹山们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告诉人们，张志新就是因为上述的一些言论而被“‘王张江姚’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冤杀了。

　　然而，同是在1975年，机缘巧合，历史还安排了另一个人的平反，这个被平反的人是苏铁山。

　　在这里，我将2005年3月交给本人所在的党支部，全国工商联机关党委和全国工商联党组并在支部会上全文照读的《真实人生——我的党性自我分析》(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要求党员写“党性自我分析”)一文的部分内容抄录如下：

　　……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舆论准备时期和发动初期，整个中国社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不断，对毛泽东思想的歌颂和评价也越来越高。开始出现了“顶峰论”等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不适当“拔高”的说法，和除了毛主席著作外不让读其它书的不适当做法。在当时，尽管自己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十分认真，但由于自己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础知识，因此也就不能接受一些过分的“拔高”的说法和做法。

　　在1965年和1966年间，自己广泛阅读的作法在部队受到了基层领导和同志们多次不点名的批评和当面的劝说，基本意思均为应专心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看其它的书。尽管自己当时对毛主席很尊敬，但为了维护自己广泛读书的权利，曾多次说过：“毛泽东思想很光辉，但毛泽东思想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在人类历史上还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也创造了很多光辉的思想，我们也应该将这些光辉的思想继承下来”；“毛主席很伟大，但也和历史上所有的伟人一样，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时，自己说：“顶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时，自己说：“唯一？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一把金钥匙，你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用毛泽东思想解决”时，自己则说：“毛泽东思想很光辉，但自己的问题很多，毛泽东思想只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金钥匙上的关键的一个齿，这把金钥匙上的其它的齿是由人类所创造的其它光辉思想构成的”……等等。自己的上述言论在1966年曾被由兵种、学院和基层部队所组成的三级工作组整理成“苏铁山反动言论的综合材料”，并据此将我定为“思想反动分子”，于1966年10月(20岁)关入陕西马兰监狱。在1966年处理我的前后，我从未认错，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完全不符合“认罪服法”、“认错服教”的要求。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内政治形势迅速变化。1975年(29岁)我得到了政治上的平反，随后即在北京安排了工作，1976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组织上重新修改了对我的平反结论，肯定了我1966年前后的那些言论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并说我当时年龄很轻，敢于提出并一直坚持那些正确的观点是十分可贵的。

　　以上我之所以大段引用我在“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言论，并引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记述的张志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言论，是想说明我当年的言论和张志新的言论从“质量”和“严重程度”上看应该说是相差不大。然而我的“命运”和张志新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尽管我和张志新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因“言论”被关入监狱，但我却在1975年被解放军的“军兵种”领导机关宣布平反，而张志新却在1975年被辽宁省法院“改判死刑”，并经省委常委会议一致通过同意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了死刑。

　　如此阴阳两界，天上地下的生死差距同样发生在1975年；同样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的“政治气候”和“舆论氛围”；同样都是“大机关”、“大单位”层层经手几十人的处理过程，即不存在“天高皇帝远”可以任意胡来的可能，怎么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差距？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对于如此的“矛盾”，我们认为只存在两种可能。一个是本该被判“重刑”的苏铁山却被一些人包庇平反了。另一个是陈禹山们所描写的“张志新案”有意掩盖了导致张志新被判死刑的真正原因。

　　我们在对“张志新案”进行重新了解时，发现陈禹山们在编写《一份血写的报告》时有意掩盖了如下重要的事实：

　　1、张志新在（沈阳监狱里）公开场合多次书写张贴大量直接针对毛泽东主席的反动标语，包括“打倒毛泽东”、“绞死毛泽东”、“油炸毛泽东”、“千刀万剐毛泽东”等等。

　　2、张志新在公开场合及开会时多次高呼上述内容的口号。

　　3、张志新在她自己的“毛选四卷”上书写了大量的攻击、漫骂毛泽东主席的言论。

　　4、张志新还有攻击、漫骂周恩来总理的言论。

　　5、1973年11月16日张志新与其他犯人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等口号。

　　6、1975年第二次判处张志新死刑时，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据查，当时判处张志新死刑的依据是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公安工作六条》。 《 公安工作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7、1975年判张志新死刑的报批过程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据查，当时判死刑的审批程序为，基层法院判死刑须层层上报至辽宁省高级法院，辽宁省高院判死刑，须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上报最高法院前，按当时的规定必须经省委常委讨论同意，然后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据了解，1975年判张志新死刑的审批过程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

　　所以判张志新死刑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她反对林彪、“王张江姚”(林彪1971年已死，辽宁省在文革中没有因反对“王张江姚”被判死刑的)，不是因为《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引用的张志新的那些言论(请对照我当年的言论)，也不是因为张志新坚持《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引用的她的那些观点(本人也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是因为《一份血写的报告》有意遗漏的，张志新用谩骂的语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因此触犯了《公安工作六条》，这才是判张志新死刑的真正原因。

　　当时对张志新的判决是否有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第十二条规定：“……本法实施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做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判处张志新死刑的法律工作者不愿给张志新“平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据我们所知，当年参与判处张志新死刑的至少几十个人，却没有发现一个人出来表示“忏悔”。

　　所以，我们认为《一份血写的报告》不是一份认真、严肃的按照时间顺序、逻辑过程、因果关系、事实真相形成的“案情报告”，而是政治目的明确的“文艺作品”。

　经过了解，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前四段话所涉及的事情(均发生在1975年2月26日前)与毛远新完全无关。因为毛远新最初知道“张志新案”的时间是在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研究“张志新案”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审理“毛远新案”时，当时有关部门指定给毛远新的辩护律师张海妮曾经明确辩称，1975年2月26日前毛远新根本不知道有“张志新案”。正直的张海妮律师是公正的，因为她知道，1970年6月前，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研究“张志新案”时，毛远新因车祸受伤而未参加会，因此不知道有“张志新案”;因为她知道，按照当时的死刑报批程序，只有省高院判了死刑，才会上报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研究，至于死刑之外的其他刑罚，及最初的批捕等完全由有关部门按照当时的法律办理，无须报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

　　既然前四段话所涉及的事情与毛远新无关，请问陈禹山们，前四段话所指具体是谁?请陈禹山们本着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逐条认真的回答。若不做回答，我们可以认为陈禹山们编造事实，并故意用模糊的表达方式，实现欲加之罪的目的。

　　上述第五段话，这段话根据陈禹山后来的讲法，实际所指是毛远新，这段话根据我们的认真了解，发生时间在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张志新案”时，而这段话的内容则完全是陈禹山们编造、拼接起来的，根本不是毛远新所说。其中有当时辽宁省委的副书记毛远新所说的话，也有根本不是毛远新所说的话，其中特别关键的“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这些话就根本不是毛远新所说。事实是，当时毛远新除了对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表示同意外，仅说了一句话：“判了无期还这样嚣张”。——这一切已被当日常委会议的现场情况、原始记录、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审理“毛远新案”时的相关情况定格在历史中。

　　《光明日报》1979年7月17日刊载《人民的法律为何保护不了张志新同志》，作者马荣杰。该文说：“‘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下令判处张志新死刑，不许上诉，立即执行。”

　　这段话，要请马荣杰先生明说究竟是谁“下令判处张志新死刑，不许上诉，立即执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马先生拿不出证据，无法自圆其说。

　　《南方周末》1998年8月7日刊载《张志新案还有秘密》，作者朱建国根据1998年7月21日采访陈禹山的录音，在该文中说：“张志新……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坚持认为不仅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错误’，于是在毛远新主持的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上，由无期徒刑改为死刑。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

　　这段话也为陈禹山所言，但与上述第五段话就有明显不同，这两句都不是真正的原话。再有，明明开的是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张志新案”，怎么又变成了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了。况且，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从未研究过张志新案，毛远新从未主持过辽宁省革委常委会研究过“张志新案”。就是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会研究“张志新案”的那一次会议，也是由黄欧东书记主持，毛远新作为副书记，根本“不够资格”主持这次会议。对于这样人命关天的重大责任问题，怎么能信口胡说呢!

　　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2008年2月采访任仲夷当年的秘书张岳琦，张岳琦谈到任仲夷1979年主持辽宁省委工作时克服阻力平反张志新案。张岳琦特别谈到杀张志新的是毛远新。凤凰卫视将张岳琦的原话打出字幕“后来毛远新批示说杀了算了。”

　　这段话要请张岳琦先生说明，毛远新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批示说杀了算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毛远新从未批示过这样的话，张先生也拿不出证据，也无法自圆其说。

　　“历史风云网”载《历史解密：张志新文革冤案是怎样平反的》一文，作者陈少京记下了陈禹山采访手记中的一段话：“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了常委会，专门听取了对张志新案件的复查汇报，这次会议确定，省委要做决定，发文，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和追悼会，……在会上，任仲夷最后说，张志新案件是件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她最后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的屠刀之下。”

　　1、张志新1968年11月下放到辽宁盘锦“省五七干校”。12月张被同干校的女干部告发“现行”问题，被送到干校没有行动自由的“学习班”。此间张的“婚外情”问题被大字报揭发。此后张口头、书面发表了一系列的言论，被多次批判。1969年1月9日张写下遗书，被发现后严加监管。此后，张继续口头、书面多次发表“现行”言论，并多次被批判。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逮捕。

　　2、1970年5月张志新被第一次判处死刑。这次死刑报到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1970年6月前)，当时辽宁省的最高负责人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1970年8月24日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

　　3、1974年至1975年初，沈阳大北监狱将张志新作为从严处理的典型(因张新的“现行”言行)上报至沈阳市大东区法院，沈阳市大东区法院又将张案上报至沈阳市法院，沈阳市法院建议改判张志新死刑上报至沈阳市委常委会议研究，沈阳市法院院长张铁汉在沈阳市委常委会上汇报了张志新案，沈阳市委常委会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市委副书记宋光代表市委签字确认，张案又上报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院长陈一光代表省高院签字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

　　4、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报告，黄欧东主持了会议。黄欧东当时是排列在曾绍山之后的辽宁省委书记。当时曾绍山因事未主持这次常委会议。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共研究了省高院上报的十几个死刑判决建议，“张志新案”是其中之一。全体常委一致同意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建议。最后是由主持人黄欧东代表省委常委签字确认同意辽宁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建议。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后，按照当时的“法律程序”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将“张志新案”等死刑案一并上报给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这里，必须说明，辽宁省委常委会议对省高院的死刑判决建议只有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力，并无判死刑的权力。

　　5、最高人民法院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复审，最后于1975年4月3日以江华院长的名义，核准了张志新的死刑。

　　6、毛远新是当时辽宁省委的副书记，是省委常委之一，他参加了1975年2月26日的省委常委会议，也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因此，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公正的说，在当时参加会议的省委常委中，毛远新应在黄欧东之后承担责任。这是因为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但不兼任辽宁省委的工作。1973年底辽宁到北京参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的是陈锡联、曾绍山、毛远新。会后，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在陈锡联调离后由曾绍山临时代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由毛远新临时主持辽宁省委的日常工作。周总理还说，这个事情要经过政治局讨论报毛主席批准后才能决定。但周总理的这个指示以后一直没有形成中央文件，因此当时辽宁省委的排序仍然是曾绍山代理第一书记，黄欧东其次，李伯秋第三，杨春圃第四，毛远新是副书记位居第五位。按照党内惯例，凡事以文件为准。所以1975年2月26日的省委常委会议，在曾绍山因事不在时，是由黄欧东主持。若黄欧东不在，则依次由李伯秋主持。所以在当时作为省委副书记的毛远新“距离”主持辽宁省委常委会还“差一大截”。但是，由于毛远新是周恩来总理口头指定临时负责辽宁省委日常工作的人，因此在参加辽宁省委会议的常委中，毛远新应在黄欧东之后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审理“毛远新案”时，张海妮律师曾针对起诉书中提出的毛远新应对“张志新案”负“主要责任”，明确表示“张志新案”是“集体决定”，最后法庭改为毛远新应承担“重要责任”。我们认为张海妮律师所言，是有道理的。

1968年，张志新在一个周末到一个同事家借阅江青的一些讲话资料，闲谈中，同事想让她加入到自己所属的“造反派”。口无遮拦的张志新直抒胸臆，谈及自己对特殊运动的看法，表示自己不理解。

她的言论很快被同事写成检举材料上报，并被和3万多工作人员送到盘锦的干校学习改造。因为张志新的“出格言论”，她被专案组特别审讯，要求她交代问题。

之前，张志新脑中虽然有许多想法，但是从未在公共场合公开说过，有些只是于同事们之间闲聊时无意间流露。在一次次的挨批中，她将心中的真实想法逐渐说了出来。

1969年9月，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丈夫受牵连，被下放到建昌县农村落户插队。起初，“四人帮”只是想判她几年，让她低头“认罪悔过”就算了。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小瞧了张志新，张志新却始终不肯“认罪”，挨批的时候，她慷慨陈词，大义凛然，不断陈说自己的主张。

“人活着，就要光明正大，理直气壮，不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我是一名党员，无论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大公无私，光明磊落！”

“四人帮”对其恨之入骨，1970年，他们决定判处张志新死刑，辽宁省高法的副处长高振中不批准，他说毛主席讲过“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四人帮”没有办法，张志新得以暂时保命。

但是，张志新却遭受了非人的折磨，至1973年精神失常（又想证明她精神失常，又想证明她是有思想的烈士，作者也是真难做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志新挨批的时候，依然坚持支持刘，造反派们便认为她是装疯卖傻。

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的煽动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联名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经毛主席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6月1日晚向全国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当天，区委召开17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市委会议精神，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重点学习“五一六”通知。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北大的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 [1]

1966年6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攻击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

　　陈毅之子、北京八中的陈小鲁回忆说：“八月份，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讲了：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找不着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从这个信息里，我觉得，现在太乱了，中央找不到头绪，也着急。那我们就根据《十六条》说的，'自己教育自己’嘛。红卫兵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呀。别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有人说，你成立的组织管得了别人吗?我说，咱们可以串联呀。

　　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结果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都参加的会。”(①陈小鲁口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之一》)

　　“西纠”成员、四中的刘宣辉文革后回忆说：“当时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有'创始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策源地’之称。我们只能算是第二批。但第二批对第一批却很有些看不上眼。首先就是对'红卫兵’三个字瞧不上眼，觉得这个名儿太嫩，太小儿科。再就是那一身行头，也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红卫兵式军装。不就是人家没有你们有么，显摆什么呢?还戴上袖章，红红绿绿的，盛装游行似的，觉得太张扬，这都不大合我们的心思。”“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都是群龙无首，

　　他们中有一些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平、骆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但他们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城区则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晓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四中则产生了一个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但最初都不肯叫红卫兵，而是各有名堂。”“当时四、六、八三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纠察队’，专门纠察红卫兵。”“西纠是我发起成立，是要纠察红卫兵的。”(②《只是当时已惘然》，口述：礼平，采访：王斌，见《记忆》第52 期(2010 年6 月30 日)。

　　“西纠”成员秦晓回忆说：“借鉴当年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起义时成立的工人纠察队，我们也想成立一个红卫兵纠察队。”(③秦晓口述：《走出乌托邦》，见《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之一》)

　　8月25日，也就是“西纠”成立的同一天，北京三中、女三中、四中、女四中、六中、女六中、八中红卫兵联名发表的《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①《红卫兵报》第2 期(1966 年9 月4 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文中更加直接地透露出“西纠”成立的原因：

　　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也提“倡议”，也发“通令”，但他们发出的是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叫骂声。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 我们最严重的警告那些地主资产阶级混蛋们：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 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这些话语和8月25日公布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中的观点十分一致，又一次亮明“西纠”的思想观点和成立的目的：崇尚血统论，保护老干部，规范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维护造反秩序。这是“西纠”与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分歧和重要区别。

　　对“西纠”成立的目的，造反派红卫兵看得很清楚，他们后来批判说：

　　八月下旬，成千上万红卫兵冲向社会，横扫四旧，抄家，清出社会的渣子，形式轰轰烈烈，好得很！真是大快人心。革命的呐喊吓坏了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那些躲在幕后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慌了手脚，他们视革命群众为洪水猛兽，他们眼看革命烈火烧起来了，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镇压，不许群众造反。西城纠察队就在这种形势下粉饰登台了！他以“维护秩序”为名，四处纠察，实际是到处破坏真正的革命秩序，在那里维护旧秩序，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抓住运动的一点缺点大做文章，就是不许群众大破旧世界！在革命群众还未站起来就想把他束缚住，打下去！他高高挂起“保卫老首长”的招牌，保这保那，不许造反派造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保”就是它的宗旨，“维护”就是它的天职。它是多么理想的一支御林军！多么合适的一支宪兵队！那些时时窥视革命的缺口，想从中以求一利的家伙们是决不会放过这一可以利用的组织，借其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其心何其毒也！西城纠察队当初真是威风不可一世，驾于一切之上，什么群众、红卫兵都得听我的。在伟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它总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一边，去镇压那些处于少数但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他跟着幕后操纵者的指挥棒转，以革命群众的“太上皇”的面目出现，成为打击群众镇压革命的宪兵队。((①《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西城纠察队》，见《兵团战报》第五期(1966 年12 月2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