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的武汉疫情,终告结束----谨以此文纪念岳母 -- 方平
我武汉的岳母,于昨日(5月2日凌晨)在家中在安然离世,没有痛苦。
【一】
我岳母患病/医疗周期,始于公元2020年1月,终于2023年5月 ---- 与武汉疫情、中国疫情相始、相终。
岳母感觉不适之初,正是武汉疫情最混乱的日子。围城之中,从人心惶惶,到众志成城 ---- 唯有感谢全国各省市区人民的无私援助,感谢最美医护逆行者的无畏奉献,感谢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无穷保障!
我岳母在隔离期间,辗转三家医院,从陆军总医院初查,到肿瘤医院复查,再转到武汉医疗条件最好的协和医院(也是武汉抗疫的中心医院之一),一路走来,若无邻居、朋友、社区领导、志愿者的一路接力,恐怕进不了手术室。
印象最深的环节,列举如下:
1、社区领导上门送菜时,才发现二老属于身边无子女家庭,遂加以重点照顾
2、岳母身体疼痛忍了一月,黄疸严重,人已无法坚持时,2020年3月初由社区书记安排专车送医;
3、解放军原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医生在疫情肆虐时,在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准确的判断是肿瘤,并建议到肿瘤专科复查
4、肿瘤医院缺乏进一步手术的条件,办转院手续那天,病房护士突然确诊感染新冠,全体病患需要重新核酸。那一天正值周日,无人办证。正在我们不知所措之时,医院派专人赶到医院,为岳父岳母从速办理了核酸证明及相关手续
5、当时武汉市封城,过长江去汉口,尤其 是司机听说是协和(收留新冠病人的重灾区),更是一车难求。最后还是社区好不容易调剂安排的专车送院
6、协和医院很大,胰腺科主任吴大夫怕老人在疫情严重情况下,找不对地方,在楼下等候
7、做手术时,科室没有护士(都被安排去抗疫),一位武昌的护士挺身而出,冒着疫情的风险从武昌赶到汉口,配合医生做完了多台手术
8、做手术之前,吴大夫亲自接我们电话,平和详尽的与我们讲手术安排、相关风险,并回答我们的所有问题
9、手术耗时9个小时,非常成功 ---- 那是吴大夫那天做的多台手术之一
10、我们事后打电话对从不认识的社区书记表达感谢,书记讲的一句话,至今记得:“你们在外面(美国当时也已是疫情肆虐)不容易,你们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岳母患的是肿瘤中最难的胰腺肿瘤。手术后,经历了多次放疗、化疗。2022年也进入过某款靶向新药初试,并有良好应答。奈何岳母身体状况、血相指标不尽如人意,无法继续。
2022年末国内决定疫情放开时,岳母自然属于高危人群(无法接种任何疫苗)。期间岳父有咳嗽发烧等症状,我们也是提心吊胆。事后医院,岳母肺部拍片,医院说有毛玻璃、结节等。幸好对岳母并无大碍。
胰腺肿瘤到最后阶段,对病人最大的折磨,就是疼痛。
4月14日,岳母疼痛难忍,送到协和医院。那个时候我们准备立即回国了。后中医科一好心医生看过,对我们说:“我收治过比你妈妈更严重的病人,疗效很好。我看过你妈妈的眼神,你们不要放弃,我先找医生帮你们安排到疼痛科,先止痛。“
在疼痛科专业医生的止痛措施两周内,岳母感觉好了些,并达到出院标准。出院时,医生给植入了自动设定并填充的随身止痛器。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妻子的单位领导(印度人VP)非常讲人情味,4月份让妻子立即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deadline等,尽快回国,不要有任何顾虑。而且两次明示妻子“可以在国内上班,数月都行”。用领导的话说:”我当年也是跟你一样,也想忙工作,结果父亲的走,遗憾至今。5月份行业年会虽然对公司很重要,但是我可以代替你去做presentation,你现在手上的所有工作全部放下,我会去安排,不让任何人给你开会、写信“。
妻子当时也感到医疗尚有希望,于是改定下了5月10日的单程机票 ---- 我们当时是抱着乐观的期望,选择一个自认为最合适的转医疗方式的阶段,准备较长期的回国照顾岳母。
现在基本上,从美国到中国的航班,一家航司一周只有一班。想改签也没有座位。
5月1日,岳母的止痛器电池报警。岳父自行调换设定失败,后虽在医院远程视频指导下,恢复了设定,但还是于当日遵医嘱去医院接受专业调整。
医生当时增加了50%的止痛药剂,我想岳母那个时候应该是疼的很难受了。
5月2日凌晨3点,岳父起夜为岳母盖被时,岳母还清醒的说了句“别碰我”。
到了凌晨5点,岳父骇然发现,身边人已没有了脉。
岳母坚持了三年。在天堂里,终于不再有痛楚。
【二】
岳母与共和国基本同龄,一辈子是一名普通的国企工人。确切的说,是90年代下岗工人。岳父也是同一厂内的普通工程师。岳母身边所有的亲戚,几乎无一人不是工人或者说是下岗工人。
岳母唯一的不同,大概是曾被推选为分厂工会主席----不是党员,更不是干部,是工人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工会主席。
那时候正是大下岗如火如荼之际,下岗工人的工资、买断、医保,可想而知。而岳母是那种典型的武汉女人,敢想敢搞,说话算数。在很多下岗工人的推选下,她敢于挑头组织联名上请愿书,要求厂方按照之前承诺的标准,给予下岗职工应有的赔偿。
结果,有关方面如临大敌,专政机器大开,于是乎----绝大多数起初联名的工人害怕而退出。而我岳母,认准了的事,觉得没错的事,绝不后退。
当时厂里派人找岳母谈话:“你这么搞,不怕连累你丈夫?他还是厂里的职工嘛”。
再威胁,也不退。
结果就是:
1、岳母被打入相关黑名单,被有关部门经常“约谈”,每次下岗金调整,都属于最低档减一;
2、岳父作为工程师,正常晋级被刻意打压。
好在岳父从来不提这个事,对岳母从无半句怨言。
【三】
我妻是家中独女,爱如掌上明珠。每逢我们小夫妻拌嘴,岳母跑出来护犊子时,经典的一句话:“方平,我的伢是特宝儿,而且是带证的特宝儿!你要让着她!”
于是乎,非独生子女的我,只好立马偃旗息鼓,气势全无。
时代所限,岳母虽没有受过太高的学历,但是育儿有方。妻子初中时,本来就读工厂普通子弟初中。岳母不甘心,宁可花“借读费”(90年代初的400元/每学期)到武汉最好的华师一附中。当然,能被接受借读,也得符合考核标准。
妻子也不负父母心。天天早起挤公交上学。一个学期后,班主任对她说:“回去告诉你母亲,从这个学期起,就不用再缴借读费了。你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不用再交钱”。
那年代,那学校,那老师。
妻子后来从华工到中科院、再留美,一路顺畅。而且,她属于那种学习效率极高的读书类型,从来不耽误玩、包括谈男朋友。
当年考GRE,我是老老实实整本红宝书倒背如流,也才堪堪考了个2200出头。而妻子,从来不背任何单词(嫌累),考试前看了几天机经,考分轻轻松松高我这个读死书的一大截。以至于到现在,妻子教训贪玩的孩子的口头禅就是一句:“还贪玩?再玩长大跟你爹一样当学渣啊?”
那年代,寒门也出读书人。
【四】
岳母一家及近亲基本上是工人,理所当然的经历了9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工人经历过的一切。
他们住的房屋,虽然不大(多是两居室或者一室半),但是不失其洁;
他们过节自己准备的饭菜,虽不豪奢(基本上是家常菜),但乡味久绕我舌;
他们的子女,大多数教育程度不高、工作不尽如人意,但绝大多数能自食其力。
最重要的,他们从不过分追求金钱,他们最看中的,只是亲情 ----- 譬如正在为我岳母操办一切后事的,就是这批工人出身的亲友们。
尤其感谢武汉疫情期间,从武汉到湖北,从全国到中央,短暂的“战时供给制”,让我岳母享受到了一种近似无差别的医疗保障,在那么紧急甚至危急的状况下。
这个国,如果真想搞好,搞成起码的平等 ----- 从物资条件是能做到的,从民心愿望,更是期待已久的。
【五】
我妻年轻时,纯洁无暇,明眸善睐,颜美如玉,曼妙多姿。追求者甚众,直至留美,学校送花者,各国都有,用我的话说,就是“八国联军”;
我妻学成时,追求者家庭中,既有负责北京西客站的,也有美国名校海归执教国内名校其父任职国家基金委的;
最终,我妻选择了我,接受了平淡,忍受了与父母远离。
我至今未曾给妻一个婚礼、给岳母家一分钱嫁妆、一平方的房产(我岳母20年前买房缺钱,是妻子用节省出的美国学校奖学金垫补),甚至我家没有帮过妻家任何一个忙 ----因为他们从不曾要求过。
我此生之幸,即妻家之不幸;
妻不负我,我负妻家;
国不负我,我负我国。
2023年5月3日,含愧疾书草就
节哀顺变!!
“我至今未曾给妻一个婚礼” - 我以为我的情况很少见,这是我藏在心里的很大一个遗憾和愧疚,我不是湖北人,是湖北女婿。
这三年中,能够得到这样好照料的幸运者,在武汉市民中的占比大约能到多少?不要求很准确,估算也行。
老人也走不到今年。
武汉封城期间,民心所向,无一起刑事案件。
古之谓众志成城。
关键时刻不掉链子人,值得尊敬,尤其是一个女人。前年小区里因为一楼院子的问题,政府准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听证会,事前很多业主在会前都表现很好,真到了听证会开始,很多人都被那阵势吓倒了,退了,但是最终有人站出来,讲事实讲法律,有理有据地争取本属于自己的利益,然后慢慢地所有业主才敢出声发言。
不亲身经历这样的事,不能理解你说的关键时刻能站出来不改初心,勇于承担,敢于斗争是多么可贵的品质。一辈子做过这样的一件事,不管成功与否,都值得无怨无悔。哪怕是替那些胆小怕事的人出头,不被他们理解,甚至被他们埋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会明白其中的道理,即使不明白,那又如何?
连续十个环节都好,持续好了三年,那应该就是真好、全方位地好了。
我在北京,海淀区,家里也有老人,父母都八十开外。这三年多时间里,母亲的身体出过两次问题(都是持续发烧、咳嗽)。去医院求医,几乎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诊疗。每次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判断,按最大似然原则确定用药,然后通过医生开出处方。也不知道蒙的对不对,反正上天眷祐,两次都挺过来了。
父母俩人退休金加起来两万开外,宏观上说社会阶层也不算低,但这期间能得到的医疗待遇也就是这样。比较起来,北京虽然顶着帝都的头衔,但比武汉却显然差了不少。
节哀,。
岳母与共和国基本同龄,一辈子是一名普通的国企工人。确切的说,是90年代下岗工人。岳父也是同一厂内的普通工程师。岳母身边所有的亲戚,几乎无一人不是工人或者说是下岗工人。
岳母唯一的不同,大概是曾被推选为分厂工会主席----不是党员,更不是干部,是工人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工会主席。
那时候正是大下岗如火如荼之际,下岗工人的工资、买断、医保,可想而知。而岳母是那种典型的武汉女人,敢想敢搞,说话算数。在很多下岗工人的推选下,她敢于挑头组织联名上请愿书,要求厂方按照之前承诺的标准,给予下岗职工应有的赔偿。
结果,有关方面如临大敌,专政机器大开,于是乎----绝大多数起初联名的工人害怕而退出。而我岳母,认准了的事,觉得没错的事,绝不后退。
当时厂里派人找岳母谈话:“你这么搞,不怕连累你丈夫?他还是厂里的职工嘛”。
再威胁,也不退。
结果就是:
1、岳母被打入相关黑名单,被有关部门经常“约谈”,每次下岗金调整,都属于最低档减一;
2、岳父作为工程师,正常晋级被刻意打压。
好在岳父从来不提这个事,对岳母从无半句怨言。
您的岳母是一个不负时代、有着抗争精神的坚毅工人,在此向您的岳父、岳母致敬。
清零时期确实有一些操作过于不近人情,这导致了清零的失败,唉。
新冠正以独特的方式考验中国,我们猪油忍耐,只有等待更伟大的胜利!
后遗症虽多,虽然厉害,但是也要战斗,不要投降。
绝大部分时间,绝大部分人都以为这样做的人不值得,都会说退应步海阔天空,如果不是这样,你早就提拔做更大的事去了。如果真是如此,那也不是那样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