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毛文集看庐山会议之前的资料，某些河友思想太狭窄了 -- 真离

我这个保险柜里，都是空的。什么文件来了，我看过，该我画圈的，我画圈，就拿走，我这里什么都不留的。”他是随时随地准备被抓起来的。我们还讨论到怎么抓，他说：“很简单，开个会就行了。他们叫我去开会，我不能不去。”



1976年，毛主席病重，周总理和朱老总也先后。这一年，张维维去北京看张春桥，两人聊起中国将来会如何发展，张维维问：那你怎么办？张春桥回答：“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

“你千刀万剐了，我们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

据张维维回忆，70年代后的张春桥警惕性非常高，比如他离开房间再回来，杯子里的水一定要到倒掉换一杯。张维维说：“父亲虽然没有说过自己要防谁，但我感觉他应该是在防汪东兴。

九届二中全会后，张春桥等人一起建议毛主席，希望把他换成其他人，但毛主席并不愿意，说用惯他了，不能动。

张春桥的预感非常准确。

　邓小平说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今天我们应当说，没有邓小平，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至今还要在贫穷落后中挣扎苦斗。

1980年8月21日、23日

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指出：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谈到中国改革的性质、方向和政策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至于吸收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不用担心它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搞活、开放也会带来消极影响，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但有办法解决，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从容自若，连手中的香烟升起的烟雾，也显得那样缓慢。邓小平回答：

“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邓小平心中很清楚：对方提出的问题绝不只是关心一幅画像的保留问题，尽管天安门上的画像那样令人瞩目。她提出问题的真正意图是想了解中国共产党怎样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所以，邓小平索性开门见山，主动地把对方要迂回提出的问题首先摆出来。他讲：“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奥琳埃娜·法拉奇手中的笔飞速地在本子上记着。这位女记者习惯录下全部的采访内容，然后一字不漏、一字不改地全文发表。如果她觉得有必要讲几句话的时候，就在前面另写，与采访内容分离开来。总之，她追求客观、完全。当然，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

女记者没有想到，邓小平回答了是否保留天安门上画像的问题后，又主动地把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概括出来。于是，她把自己要提的重要问题也开诚布公：“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显然，西方人士是把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混同一起。这恰恰说明了“局外人”的一叶障目，不识泰山。对此，邓小平觉得有必要给予全面的解答。他用肯定的语气说：

“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

邓小平加重语气，双目直视着对方，一字一句都如有千钧之力。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叶帅说：“我很惭愧啊，没做多少事，如果不是跟着毛主席，我的一生会很平庸，或许会在南洋做生意，或许会在家里教书。一想到毛主席，我就伤心。”

叶帅说到这里时，声音有点哽咽，停了一下又继续说：“有人批评毛主席，不能说他一无是处，还是我常讲的，如果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现在的状况，中国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我们中央开会，还要上英租界、法租界呢！不能因为毛主席晚年犯了些错误，就否定他。毛主席是很伟大的，不论过去和现在，我们都仰仗毛主席！”



1980年9月8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正在听彭真汇报两案的审查情况。

听完汇报，邓小平说话了：“起诉书可以用，不能有一丝侥幸。这次会议后，要扩大范围，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黄永胜等人有功，量刑可以轻一些，不能减罪，成立特别法庭，一审终审。”

邓小平的一句建议，让黄永胜等人的量刑轻了一些。

最终，黄永胜判了18年，吴法宪判了18年，李作鹏判了17年，邱会作判了16年，江腾蛟判了18年，每个人都是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我们再看另外几人的判罚，江青死刑，缓期两年；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王洪文无期徒刑，姚文元20年徒刑，陈伯达被判18年。

回到邓小平说的那句“有功轻判”的话，黄永胜等人有何经历，有何功劳？

1、黄永胜曾是一名悍将，立功无数



黄永胜出生于1910年，湖北咸宁人。

曾参加秋收起义，后来跟随毛主席等人上了井冈山。而黄永胜这个名字，还是毛主席给改的呢，意思是要永远打胜仗。

从井冈山时候起，历次反围剿战争，黄永胜未曾缺席。1932年，黄永胜已经是红二师师长了。22岁的师长简直不可思议。

1933年，黄永胜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这三等红星奖章非常难得，意味着获得者骁勇善战，英勇坚决。

长征当中，黄永胜也是突击的一把好手，尤其在乌江战役中，表现非常出色。

在反围剿和长征时，林彪就注意到了这个小兄弟，曾经说道：作战的事情交给黄永胜，就可以放心了。

抗日战争开始，黄永胜到了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区，先后担任副司令员、司令员，还担任过晋绥联防军第二教导旅旅长。

1945年之后，黄永胜调到了东北军区，曾担任东北野战军45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了第十四兵团、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

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等，黄永胜都没有落下。

他讲究兵贵神速，其部下都是悍不畏死的猛将，所以，战绩相当突出。

在东北野战军期间，黄永胜和林彪很对脾气，他很敬佩林彪，黄永胜曾对外说道：我一生就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另一个就是林彪。

东北野战军入关后，黄永胜也曾经大发豪言：一个四野，就能打败蒋介石了！

一个字：“狂”！

但确实有狂的资本。

丁盛将军晚年回忆时说道：“黄永胜非常擅长打硬仗......”

没有人能比定盛等人更熟悉黄永胜了。

本来，有计划让黄永胜第一批次去朝鲜作战的，但是，黄永胜那时有些见不得光的作风方面的丑事，于是，邓华带着13兵团的主力去了朝鲜。

后来，黄永胜也去了朝鲜战场，只不过，是1953年去的，担任的是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接替的是韩先楚将军。

在军事生涯中，黄永胜立功无数。

但是，在和平年代，他走了歪路，跟着林彪犯了一些错误，于是乎，成了阶下囚，最后被审判。

功是功，过是过，黄永胜有作风问题不假，跟着林彪犯了些错误也是真的，但立下很多功劳，一样也是造不了假的。

1983年，黄永胜病逝，年73岁。

2、吴法宪和李作鹏，也曾是英雄

六十年代末的林彪，手下有所谓的四大金刚，分别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黄永胜我们就不多说了，在出事前，曾担任过解放军总参谋长，还是政治局委员。其他几位功劳和职位如何呢？

这一节，我们就说说吴法宪和李作鹏。



（1）吴法宪

此人出生于1915年，比黄永胜小五岁。

15岁参加革命，17岁就入党了，反围剿战争，长征，一个都没落下。这就是传说中的“红小鬼”。

抗日战争时期，就在林彪领导的一一五师343旅685团担任政治部副主任，要知道，此时的他仅仅22岁。

真的是英雄出少年。

解放战争后期，曾担任39军政委、第十四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当时的军长是刘震，这是重要的空军奠基人之一。

后来，刘震担任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兼39军军长，而吴法宪就此担任了第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看得出来，刘震和吴法宪是一对黄金搭档，都是林彪手下的虎将，都曾参加过辽沈、平津和衡宝战役。

1950年年初，吴信泉担任了39军军长。而刘震进入了到了空军，吴法宪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建国后，吴法宪和林彪走得越来越近了，这也就导致了后来的晚节不保。

1950年，吴法宪担任了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57年，吴法宪担任了空军政委，1965年担任了空军司令员。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吴法宪担任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

按理来说，吴法宪立功很多，而且做了多年的政治部主任的工作，政治思想应该比较强，但是，谁能想到最后出了问题呢？

如果不是吴法宪，林立果能快速升职吗？如果不是吴法宪，林立果怎么能随意调动飞机呢？

所以，做了大半辈子的政治工作，最后阴沟里翻船了。遗憾！

2004年，吴法宪病逝，享年89岁。

（2）李作鹏



这也是个“红小鬼”，出生于1914年，早早参加革命，反围剿、长征，都是有参与的。

李作鹏在抗战时，职位并不高，仅仅是115师的一个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后来担任了山东军区的一个处长。

看其早期履历，不是一线直接和敌人对战的。

但是，解放战争开始后，李作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起初，也就是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部的一个处长。后来，担任了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这个一纵的司令员就是名将李天佑。

跟着李天佑，李作鹏参与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也曾深度参与了锦州战役。

在辽沈战役中，李作鹏的出谋划策对消灭廖耀湘兵团有着巨大的作用，这是功劳一件。

其后的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等，李作鹏发挥出了很强的军事能力。这被林彪等人看在了眼里。

建国后，李作鹏担任了十五兵团的参谋长。1955授衔时，也被授予中将军衔。

此后，在老上级林彪的欣赏下，李作鹏步步高升，到1968年时，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委兼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妥妥的海军一把手。

鉴于老领导的知遇之恩，李作鹏对林彪非常的忠心。

吴法宪掌控了空军，李作鹏掌控了海军，这对林彪是一大助力。细思极恐！

1971年的9月13日之后，李作鹏的职业生涯算是到头了，纵然立功无数，天赋出众，也难逃被审判的命运。

2009年，李作鹏病逝，享年95岁。如果没有六十年代末的错误行为，李作鹏的人生一定是非常辉煌。

3、邱会作和江腾蛟，江腾蛟判刑更重



（1）邱会作

邱会作，是林彪“四大金刚”中的第四位。

此人也出生于1914年。看其职业生涯，简直和李作鹏太像了，作为红小鬼参加了反围剿和长征。

在抗日期间，长期担任后勤补给部门的领导。

解放战争开始后，曾担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后期，担任八纵（后来的45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来担任政委。八纵曾经是黄永胜的班底，打仗很猛。

邱会作也参与了辽沈、平津、衡宝战役等。

解放后，邱会作担任了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及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1955年授衔，也被授予中将军衔。

看看，邱会作都被授予了中将军衔，而虎将钟伟只是个少将，难怪老钟有意见。

1959年，邱会作被任命为总后勤部部长。

9年之后，继续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并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一切，都和林彪的运作和赏识有巨大的关系。

中国有句话叫做“士为知己者死”，邱会作等人还是有这个意思，谁让林帅赏识呢？林彪指哪他们去哪儿。

1971年9月后，一切都没了，还要坐牢房。这让人唏嘘不已。

2002年8月，邱会作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

（2）江腾蛟



关于江腾蛟，年龄是真的小，出生于1919年。

抗日战争时期，仅仅是一个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后期，也就是第三十八军一五一师政治部主任。

这资历确实一般，但人家也是参与了辽沈、平津、衡宝战役的。

建国后，江腾蛟先后担任了师政委、军一级的政委。于是，1955年授衔时授予了少将。

比起钟伟，江腾蛟的履历实在不够看的。

不过，江腾蛟人际关系处理不错，和林彪一家人都关系良好。1968年，江腾蛟担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

这和林彪是分不开的。

江腾蛟别看职务比不上黄、吴、李、邱，但是，他是和林立果关系最为密切，他触犯红线的行动更多，是积极配合林彪和林立果的。

所谓的四大金刚，就是和林彪走得近，无非是要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但是，江腾蛟对林立果等人最后的疯狂，有极大的辅助作用，所以，江腾蛟被判了18年。

2009年，江腾蛟去世，享年90岁。



看这五位做的事情，重判不冤。但是，这五位又是功勋卓著的人物，因此，邓小平那一句“黄永胜等人有功，量刑可以轻一点”，影响还是很大。

不得不说，邓小平是除毛主席之外的另一个伟人，对于事情的处理，有理有节，非常到位。

邓公人生有一段特别传奇的经历叫“三起三落”，其中最后一次起的间隔时间最短，新中国也是由此进入了另一个时代。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江王张姚集团被粉碎后，邓公就马上复出开始总揽大局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四人帮”是在1976年10月6日被隔离审查的，而邓公却是在1977年7月才全面恢复领导职务的，这中间还过了半年多。

期间中央高层们对于要不要让邓公复出、什么时候复出等一系列问题争论了很久，曾长期负责毛主席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还特别找到过邓公，希望邓公能改变说法，否则日后很难出山，然而却引起了一番争论。



1976年10月10日，中央向外公布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举国上下殊为高兴，邓公也特别给组织写信，除了表达喜悦之情外，还提出了希望重新出来工作的请求。

对此，华同志没有明确给出回复，不过华同志也开始逐步恢复了邓公的政治权力，包括让邓公查看中央文件，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苗头。

后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华同志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他并不是拒绝邓公复出，只要待所有准备都已做好，这样才“水到渠成”。

毕竟邓公之前的待遇都是毛主席点头、所有政治局委员同意的，轻易推翻，影响太坏。再者，粉碎“四人帮”是因为这些人图谋夺权，中央必须做出反应，如果刚打击完反革命集团就立即给邓公翻案，那在有心之人看来，就会成了是邓公在背后谋划。

如果“四人帮”拥护者借机煽动，那处理起来就会很麻烦。中央要走的路才是大局，邓公复出之事也得服从这个大局。



他的这些说法很有道理，那些原本迫不及待要邓公出来工作的老干部们也决定等上一等。

后来华同志开始大力平反冤假错案，不少地方、基层干部被解放了出来，社会秩序也得到了一定的拥护。

但奇怪的是，对于那些大案、要案，华同志就基本放到了一边，他这样做的原因还是不希望转弯太快，毕竟他成为最高领导人主要在于主席的属意，如果主席亲自批示的案件，他立马更改的话，会有损根基。

可是，华同志推迟、搁置的做法引起了那些老干部及亲属、知情人的不满，这也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后来，华同志又推行了“凡是”方针，这就意味着很多案件可能永远得不到改变的可能、许多人要背负一生的枷锁。所以，有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其中就包括了邓公。



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老同志公开为“四五运动”和邓公发声，主旨就是希望那些被打压的人能有重新出来的机会。华同志在会议前明确打过招呼让大家不谈及这些事，但有人开了口，他还是没进行阻拦。

最后他发现主流意见已不同于自己的看法，便表了一个态：邓公并没插手“四五事件”，会“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而邓公见事情已经发展到了如此程度，便写了一封信给华同志，表示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主席思想，让共产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不过在信中，邓公对“两个凡是”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这让华同志及一些干部有些不满。

不久后，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就代表华同志前去看望了一次邓公，在交谈中，汪东兴希望邓公改变自己的说法，并对“四五事件”表个态，然而邓公却拒绝了。



汪东兴有些无奈，就很直接地让邓公把信中“准确”、“完整”等措辞改一改，为将来再出来工作创造条件。这另一层含义就是，如果不改，那日后会很难出山。

邓公也是聪明人，一听就知道汪东兴的意思，但他并没有退让，反而严肃地回道：“我出不出来都没有关系，但‘两个凡是’不行。”眼见如此，汪东兴也就不再多说，把这些意思都回复给了华同志。

华同志倒也厚道，即便意见不同，他还是把邓公的信件印发至全国的县团级单位，从而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在众人热烈谈论之际，邓公又多次发声：“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四五事件’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



还有，邓公非常直接地指向了具体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因为他的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才是最符合国家的。随之而来的影响就是，邓公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好，所以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邓公的复出。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公布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邓公由此正式重返了最高政治舞台。

不过到这个时间节点，中央还是没有形成统一的认知，有时华同志及汪东兴、陈永贵等人还是坚持要按照毛主席既定的政策走，邓公他们却看到了国家与世界之间发展的差距，所以想要大踏步前进。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当时普遍出现的情况就是，华同志等人提出一个看法，邓公他们却用现实来举例辩论，由于邓公等人暂时未形成思想体系，所以还没有出现哪一边一往无前的情况。

直到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国家自上而下引发了大讨论，局势就彻底变化了。

邓公说：“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在他与一群老干部的努力下，“真理标准”逐渐成了主流，一切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尘埃落定。

后来华同志、汪东兴等人都自己感觉跟不上发展，便选择主动辞职，过上了隐退生活，他们退就是真的退，不再涉及到任何政治，这个胸怀还是很广阔的。

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制定符合当下的政策，这才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与时俱进，方可站在洪流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