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不清楚朱毛各自的难处，就不会明白“井岗会师”究竟喜 -- 忘情

作者：忘情

1928年4月28日，是中国革命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特殊日子。这一天，属于井岗山地界的宁冈砻市红旗招展、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教员和老总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抖了又抖。二人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这就是永载史册的“井岗山会师”，亦称“朱毛会师”。从这一天起，教员率领的秋收起义军余部和老总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及湘南农军兵合一处，依托根据地，从寒风中飘摇不定的火苗，变成了一团任何敌人都扑不灭的烈焰，最终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燎原之势。从此，教员与老总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朱毛红军”的名号响彻云霄。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朱毛井岗山会师，中国革命能否成功都将打上个大大的问号。这绝非胜利者的事后拔高。任何一个深入了解过井岗山会师之前朱毛二人各自难处的人，都能感同身受地理解教员和老总在会师之际为何那么激动，都能明白这次会师的伟大意义不容低估。

众所周知，教员是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三名正式代表之一。但这位年纪青青的创党元老却长期在党内不受待见。原因是教员太爱独立思考。他的许多想法、做法在今天看来颇具远见和前瞻性，被历史证明是无比正确的，但在当年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者眼中，却是不折不扣的“离经叛道”。

早在1925年，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如火如荼之际，深受国民党方面器重、被委以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重任的教员，却是那么“不合时宜”地提出：要提防国民党右派！当党内苏俄为师，专注于城市工人运动占统治地位时，教员却卷起裤腿，深入湖南农村田间地头搞起了社会调研，还在广州主持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力量损失惨重，党内当家主事者仍然将希望寄托在尚未撕下面具的武汉政府身上，不惜继续以退让求“团结”。在当年5月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声疾呼要“谨防宁汉合流，宜早作打算”的教员，不仅正确意见未被党的最高决策层采纳，而且反被取消了表决权。

2个多月后，教员的预言不幸而言中。已经退无可退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迫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刚开始抓枪杆子的党内一干“秀才”们，将苏俄经验奉若圭臬，一门心思搞中心城市暴动。哪怕是“八七”会议后派教员前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赋予他的也是攻打长沙这样不切实际的任务。

面对强敌反扑，不过区区五千之众、且兵力部署分散、战斗骨干少得可怜的秋收起义队伍折损大半，还痛失了坚定支持教员主张的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面对如此不利局面，起义领导层中的主流意见竟然还是“按原计划攻打长沙”。关键时刻，教员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力主队伍转往群众基础较好、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这才保住了秋收起义的火种。

可是，不打大城市，上山当“山大王”，不仅一众黄埔出身的军官们没想通，连不少基层士兵亦认为“没前途”。于是，在转兵井冈途中，队伍中开小差者从隐蔽转为公开，从零星发展到成股。待队伍抵达三湾村时，虽对外仍号称是1个师，但实际仅剩700余人。

就在这个仅有50余户人家的小山村，教员决定将他酝酿已久的重大决定付诸实施：支部建在连上、废除军官特权、在基层建立民主管理制度，着手建立一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战的新型人民军队。

在三湾，教员首度公开提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面对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秋收起义军官兵，他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道：“根据地就好比人的屁股。人要没有屁股，那就坐不下来，一直站着哪能吃得消呢？”

此后，他放下身段，以真诚和真情感化、争取到了井冈山地区袁文才、王佐两支土著武装，从而初步在井岗山安下了“家”。教员率部在井冈山周边避实击虚打游击，曾先后攻下茶陵、新城、遂川县城，将当地群众初步组织发动起来，井冈山根据地建设初见成效。

但是，教员却清醒地意识到，在一派“形势大好”的表象之下，井岗山根据地及秋收起义军余部却潜藏着危机。这个危机不仅来自于党内教条主义者对教员“右倾逃跑主义”的指责，以及待在遥远的大城市里对这支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革命队伍发布各种不切实际的指示，更来自于部队战斗力远远称不上强大，以致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严重受限。

秋收起义队伍是由原“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湘赣边界各路工农武装共同组成的。这些工农武装虽说革命热情高涨，但却未经正规军事训练，谈不上有多强悍的战斗力。卢德铭一手带出来的警卫团虽说是正规军，但却是由原叶挺独立团抽调的少数军官为骨干，大量招募新兵编成的新部队。虽说这些新兵都经过了正规军事训练，但他们此前遂行的是站岗放哨这样的警卫任务，参加秋收起义是他们首度经历实战。因为战斗经验严重不足，警卫团的战斗力虽强于参加秋收起义的各路工农武装，但与敌正规军较量时，还是得避实击虚。

这支队伍中本就不算多的经过正规训练的营以上指挥员，自参加秋收起义后也因各种原因而不断损失：钟文璋在秋收起义时失踪，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卢德铭在掩护部队转移时壮烈牺牲；余洒度、苏先俊丧失革命信心，以“赴上海向中央汇报”的名义离队，最终被捕叛变；陈浩、徐恕、黄子吉、韩庄剑、范树德因妄图拉队伍投敌而被处决。剩下的16名黄埔生刚从连级提拔到营团级指挥岗位上，尚需时日磨练。

此外，收编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土著武装虽经整训，各方面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但仍然只能承担游击、袭扰等次要的、辅助性质的任务。

这些就是为什么秋收起义军余部上井岗山半年之久，虽然初步站稳了脚跟，但发展却较缓慢的重要原因。要想提升部队战斗力，要想将井岗山根据地做大做强，需要时间，需要不短的时间。但是，敌人却不可能放任井岗山根据地从容发展壮大。虽说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岗山发起的多次“进剿”均以失败而告终，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失败也提醒着敌人：井岗山已日渐成为他们的心头大患。

种种迹象表明，湘赣两省敌军正紧锣密鼓地商量着对井岗山根据地实施联合“会剿”事宜。一旦两省敌人联手，秋收起义军余部闪转腾挪的回旋空间必然会被极大压缩，最终不得不与来犯之敌“硬碰硬”，取胜的希望并不大。因此，井岗山根据地迫切需要新的、强有力的革命武装加盟，才有可能继续生存下去并发展壮大。

这样的力量，是有的，而且距井岗山并不遥远。那就是老总、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

被遵为红军之父的老总在滇军中曾做到旅长，但他毅然与旧军阀决裂，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期间，他被党内教条主义者拒之门外，却绝不气绥，继续追求进步。南昌起义时，手下并没有多少实力的老总虽然利用自己的身份起到了特殊作用，但实际上他并不属于起义核心领导层，在党内军内均无日后那般崇高的地位。当年的南昌起义领导人曾直言不讳地说：“大家不过是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南昌起义成功后，虽然他被任命为第9军副军长，但这个军却是个空架子，实力最强时不过有几百刚招入伍的青年学生。老总首度被委以重任，是南昌起义军在向广东进军过程中，被委派率第25师留守三河坝，掩护起义军主力经略潮汕。

25师是由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来，战斗力在南昌起义军各部中毫无争议地名列第一。老总指挥该师顽强阻击强敌达3天之久，圆满完成上级交予的任务。但是，起义军主力在汤坑战役中失利，导致了形势全面崩盘。就在起义军核心领导层及部队中高级指挥员纷纷按照党的指示离队之际，留下来收拢25师、24师余部及20军部分人员共计2000余人向赣南转移的，却是老总这个“外来户”，以及南昌起义后才“空降”到73团任指导员的陈毅。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此言诚不欺也。此时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士气低落，人心涣散。非常时刻，老总挺身而出，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决定到敌人力量薄弱、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湘粤赣边界地区去找“落脚点”。在向赣南进军途中，老总为了巩固这支部队，于1927年10月初至11月下旬，先后在天心圩、大庚、上堡对部队实施了三次整顿，史称“赣南三整”。

“赣南三整”和“三湾改编”在建军史上，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老总创造性地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三者结合起来，转变战略方针，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拥护，部队才得以生存和发展。虽说“赣南三整”后，保存下来南昌起义军余部只剩800余人，但淘汰了意志薄弱者后，部队变得更纯洁了，而且留下的基本都是劫后余生的百战老兵，且连以上军官基本都是经历过北伐战争的黄埔毕业生，战斗力十分强悍。

“赣南三整”结束后，因为没有根据地为依托，为解决部队物资来源，老总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人脉，与时任16军军长的范石生达成统战协议，将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16军名下达20余天。期间，老总、陈毅曾与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第3营取得了联系，获悉秋收起义军余部上了井岗山，还支援了不少弹药。这个当时还看不出有多大意义的事件，可谓“冥冥中自有天意”，为4个月后的井岗山会师埋下了伏笔。

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且为甚嚣尘上的反动势力所不容。1928年新年伊始，老总、陈毅率秋收起义军余部转往湘南宜章地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打败了闻讯前来镇压的湘军许克祥部，并趁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与湘军唐生智部打得不可开交之际，在湘南获得了长足发展，队伍壮大到1万余人，并建立起数个县的苏维埃政权。

但是，3月上旬之后，湘桂军阀暂时达成了和解，出动7个师的兵力，对湘南实施南北夹击。大敌当前，党内教条主义者却在湘南极力推行“左”倾错误政策，将广大群众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哪怕老总、陈毅施尽浑身解数，在没有根据地可资依托的情况下亦无力回天。为保存南昌起义军余部及湘南暴动骨干，老总只能率部撤离湘南，转往井岗山方向寻求落脚点。

此时井岗山上的秋收起义军余部，也在教条主义者的强令下，以主力出击湘东。带队的教员听闻老总部正兵分两路撤向井岗山，但苦于“坛坛罐罐”太多，行动缓慢，没能摆脱追兵纠缠时，便亲率部队四处袭扰追兵，先后在汝城、酃县击退敌追兵2个团，有力掩护了老总部安全转移。

1928年4月28日井岗山会师后，饱尝无根据地之苦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终于找到了“家”。而秋收起义军余部则终于盼来的战斗力强悍的老大哥部队。两部合编为中国工红农军第4军后，井岗山根据地籍此得到了巩固和长足发展，很快便进入了全盛时期。

教员和老总根据各自的实践，将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汇拢在一起，共同摸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革命道路。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八百里井冈群英荟萃，引得苍茫大地风云乍起，中国革命就此翻开了崭新一页。

面对美西方集团团队协作勠力同心共进退，亚非拉国家被经济殖民如此不利局面，网友们的主流意见竟然还是“按原计划人民币国际化”。关键时刻，贼不走空大叔挺身而出、力排众议。。。

二，反腐永远在路上，反腐就是三湾改编，两个维护。大叔清醒地意识到，在一派“形势大好”的表象之下，内部却潜藏着危机。这个危机不仅来自于教条主义者网友对“人民币走出去”的各种不切实际的指责，更来自于部队战斗力远远称不上强大，例如安邦里应外合，海航好高骛远，恒大不负责任，芯片骗补贴。

三，世界上那么多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意思是每个货币都有自己的根据地咯？

规模太小的，当然不算，一个冲锋就拿下来了。

签了货币自由兑换协议的也不算，签了协议相当于在井冈山上给国民党部队开了一道“传送门”，那么井冈山根据地还叫根据地吗？

当然更多的是思考主席的难处。主席在探索中国共产主义过程中是真正不忘初心的人，也许朱周也算不同角度的粘合。其时的中国，封建观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跟随主席革命的前行者后来者并不见得有打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觉悟，更大部分是造反坐江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文化在主导，尤其农民。现实主义者毛泽东是深刻认识到这个客观环境的，所以他上山当山大王，联合改造草寇，走传统中国底层造反的路———当然是结合了马列主义的。其后朱德班底和彭德怀班底的加盟使得主席的宏大构想出现了可能。可惜受传统影响，尽管红一班底后来成为中国革命主导力量，但是主席实质上并没有贴身嫡系，支持他的武汉警卫团班底是真正的嫡系，可是跟随他的人全都冲锋在前，自然跟他的亲人一样牺牲太早。卢德铭张子清伍中豪宛希先蔡协民余贲民，任何一人都是林彪级别的——应该说更高，这些人几乎全是大学毕业生，蔡协民余贲民是主席一手带起的学生。罗荣桓谭震林龚楚之类的农民领导后来居高，其实不太胜寒。——当然历史没有假设。

之后修养北方局入股，与主席红一班底以及毛周共主的红四结合，打出了抗战后期的大好局面，——几派的权力斗争一直就没停止过，唯一维系整个党团结的就是公者千古的主席。

再公，也要面对人性的自私。

文革，是主席对人类最伟大的也是最后的贡献。

为啥要把“土匪武装”称为“土著武装”？

既不是打仗，也没有情节，更没有背景介绍，就是甲遇见了乙。我当时想这算什么？骗稿费的么？

小学语文老师水平有限，或者说跟小孩子也解释不了什么，把字认全就算过。

而且既要纵向看，也要横向看。

除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还有黄麻起义。

当老蒋命令他解除朱德部队的武装，逮捕朱德时，他让手下给朱德送了一封信和一万块钱，劝朱德离开，信中写到：

范石生引用的这句话出自孟子见梁襄王。

孟子的这个判断，对于教员在党内斗争中，能众望所归，成为党内领袖也是适用的。

张国焘，王明，在教员面前之所以败下阵来，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嗜杀。

张国焘将许继慎绑在马后，活活拖死，其残暴无以复加；王明从苏联回国，途径新疆时，干掉了张国焘的两位心腹大将李特和黄超，吓得张国涛从延安立马叛变投敌。

反观教员，党内党外的人，他老人家杀过谁。

另外，朱德离开范石生以后，趁着广东、广西、湖南的军阀混战，一度发展的很好，后来这三省的军阀混战结束，一起来对付他时，他才不得已，被逼上井冈上。

他要当时拿枪毙了光头，真的就是现代史上中国一大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