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郭汝瑰传出的绝密情报，对粟裕造成了极大困扰 -- 忘情

作者：忘情

改革开放前，因为一些情报关系仍在发挥作用，因此国内很少宣传解放战争时期隐蔽战线的贡献。改革开放后，国内这方面宣传渐渐多了起来，但却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仿佛我军战场上一切胜利，全赖隐蔽在敌人内部的“余则成”们及时送出情报，让战场变得“单向透明”。但凡我军失利，都是因故未能及时获取情报。

这种说辞和蒋军残部逃台后，将失败原因大部分归罪于“匪谍”如出一辙，这显然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一方面，我方在尚未取得全国政权，手中掌握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能将蒋方党、政、军系统渗透得千疮百孔，而蒋方却做不到，这本身就反映出人心向背这个决定战争结果的最根本问题。

另一方面，从各个渠道得来的情报，在呈送到统帅部或战区指挥员面前作决策参考前，是需要进行核实、对比和筛选的。所谓孤证不举，从敌人内部传递出的情报，在没得到其他渠道得来情报映证的情况下，可信度是要大打问号的。这倒不是说蒋方反情报工作有多厉害，能逆用我方潜伏人员刻意送出假情报干扰我方决策，而是情报本身就有时效性，加之蒋军统帅部朝令夕改是家常便饭，其战区指挥官有时也并不买统帅部的账而各行其是。因此，当各种情报（其中包括不少相互矛盾）都摆在战略或战区指挥员面前时，只能作为决策参考，而绝不能替代自己的战略思维和判断。

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初期，华野兜围杜聿明集团之战了。1948年10月下旬，时任蒋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第一时间送出了蒋军统帅部作出的让杜聿明集团从两淮撤退的战略情报。中央军委立即将情报转给粟裕。

不过，粟裕通过对交通条件的分析，认为庞大的杜聿明集团重装备多，摩托化程度高，断不会自陷两淮那河川纵横的水网地带里去。他觉得徐州这一大坨敌军，最大的可能是从津浦路西绕过山区南下，经永城、涡阳至阜阳。这条路沿线地形平坦开阔，而且可与蚌埠的李延年第6兵团、刘汝明第8兵团实施南北对进，解救被围在双堆集一带的黄维第12兵团。

中央军委通报的情况言之凿凿，身为战区指挥员的粟裕没理由质疑这个情报来源的可靠性。可是，粟裕左思右想，却一直说服不了自己改变判断。11月27日，中央军委鉴于杜聿明集团暂无动静，而李延年第6兵团已与我华野南线阻援兵力发生接触，遂要求粟裕下一步考虑以第2、第6、第7、第11、第13这5个纵队南渡淮河，夺取蚌埠。在这种情况下，粟裕留置在徐州附近的7个纵队，只能集中在杜聿明集团可能逃跑的方向上才有可能留滞该敌。

于是，粟裕冒险将这7个纵队放在徐州西南这个他认为杜聿明集团最有可能的逃跑方向上。事后他回忆，自己作出这个决断后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生怕因自己判断失误而放跑了这么一大坨敌人。这个责任他担当不起。

杜聿明作为蒋军高级将领中较有头脑者，但其最大缺陷是多谋却不善断，因此他是一个合格的参谋长人选，但却不适合作主官。不知人善任的蒋氏却将其推到了徐州守敌实际负责人的位置上，他也只能勉力而为了。当时杜聿明已经凭直觉认为郭汝瑰“有问题”，因此他并不打算执行“国防部”拟定的撤退计划。

让他自己也不曾想到的是，在他作出放弃徐州，全军向徐州西南永城撤退的决策后，命令尚未传达到部队，却被徐州守敌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刘峙急不可耐地泄露给了自己的生意伙伴。在徐州守敌尚未有所行动之时，徐州市面上已经乱成一团。各路权贵、官僚、反动党团骨干、土豪劣坤、地主恶霸已在收拾细软，到处托关系要和蒋军一起撤退了。

杜聿明集团里，并非没有我方潜伏人员。徐州城里的地下党系统，也并未瘫痪。但情报传递是需要流程和时间的，很多人过度神化了我方情报系统的效率。事实上，徐州守军将向西南方向永城“转进”的消息在徐州城里变得尽人皆知时，粟裕却并不知情。

11月30日，杜聿明集团先头部队开始南光，12月1日傍晚该敌才悉数撤出徐州。粟裕是12月2日接到各部队报告后，才令北线7个纵队昼夜不停迅速南追的。这时候，已经耽误了整整2天时间。好在南线的李延年兵团畏惧被歼，刚伸了个头又缩了回去，因此粟裕得以从南线兵团中，抽出3个纵队掉头北上，后又令渤海纵队南下加入追歼队列，共计以11个纵队的兵力对南逃的杜聿明集团实施拦头、尾追、平行追击和超越追击。

包括杜聿明本人在内的一些人，认为老蒋于12月3日给杜聿明空投手令，令其率军停止向西南进发，转而折向东南援救黄维兵团，是断送徐州30万蒋军的根本原因。杜聿明还认定，这一定是郭汝瑰这个“共谍”在“捣鬼”。

实际上，杜长官太高看自己了。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太高看蒋军了。因为即使没有老蒋的这道手令，就杜聿明集团那个行军速率，压根就甭想逃脱被合围、被歼灭的命运。

按理说，既然决心要在华野、中野眼皮子底下实施这种战略撤退行动，就该打破一切坛坛罐罐，轻装疾进才对。可是，杜聿明集团出徐州时，全军只携带了7天的给养，却将大量运力用来装运徐州党、政、军、警、宪、特等系统高官的私产，老婆小妾，孩子佣人及家俱，甚至连京剧团也带上了。更有甚者，蒋军弃城前居然还有闲心将徐州各学校的女学生胁裹在军中一块南下，以供高官们淫乐。

这哪儿是行军队列呀，整个一杂货铺子。整个撤退组织混乱不堪，出城后更是民与军争道，军和军抢行，不仅是龟速前行，而且各军之间联络不畅，协同不力，以至于没走几天，连一心想快走的杜聿明，也不得不同意手下的兵团司令们要求停下整顿队伍的请求。

到12月4日，杜聿明集团被合围时，5天光景仅朝徐州西南方向走出了不到50公里，日均行进距离不足10公里。这5天时间里，因为随军撤退的“难民”们数量实在太多，杜聿明集团所带出来的7天给养竟然已基本耗尽。而他们被合围的地区，离永诚约10余公里，离涡阳约60余公里，离阜阳则有120余公里。

也就是说，杜聿明集团即使没被合围，也要在饥饿状态下再连续行军12天以上才能抵达阜阳。而杜聿明所选择的这条撤退路线，沿途除几个较大的城池下，其他村庄、市镇实际上都是解放区、半解放区或游击区。这一路上所经之地的存粮，即使不被我地方党组织坚壁清野，悉数被蒋军抢光掠尽，恐怕也远不足以支撑多达30万人马走完剩下的这段路程。杜聿明集团大概率会在途中因饥饿而解体溃散。

更何况，我军的野战行军速度从红军时期起就令人叹为观止。淮海战役因为有人民群众鼎力支持，有数百万民工承担战勤工作，华野各纵队可心无心无旁骛地轻装追击，而不必担心给养、弹药接济不上。就算刚开始失去了2天时间，即便是蒋氏没强令杜聿明集团转向东南，以该敌那蜗牛般的行进速度，也不可能逃脱华野的兜击。

可惜的是，此时仍潜伏在杜聿明集团里的我方潜伏人员，并没能及时将杜聿明集团南逃的真实状况及时告之粟裕，害得他白白紧张了一场。据说当杜聿明集团被合围在陈官庄，试图突围的孙元良第16兵团被我合围部队基本歼灭的消息传来，粟裕几天来紧绷的神经终于支持不住了，遂一头晕了过去。

所以说，不管有没有郭汝瑰送出的情报，有没有老蒋的空投手令，杜聿明集团都甭想逃出生天。郭汝瑰的情报，反倒让粟裕平添了许多困扰。

当然，笔者绝非要全盘抹杀我地下工作者们所作出的丰功佳绩，而是要借此战例说明，知已知彼固然重要，但情报并非无所不能，其发挥的作用不能被无限拔高，凡事坚持实事求是就好。

这也是建国后白区党和红区党矛盾的一个地方

开国后第一次内部矛盾，高饶事件，就源于白区党和苏区党矛盾之争

----------

则成呀，天津的得失在什么呀，在几个偷偷摸摸的军官吗？在几个偷鸡摸狗的间谍吗？笑话！那么多重兵把守的大城市都丢了，那么多战功卓著的整编军丢了，什么原因？我们还在这里搜情报、抓内奸、查帮派，甚至保住天津这个堡垒，不觉得滑稽吗？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就是说，情报工作是系统工程，有其特殊性，但还是整个军队系统的一环而已，怎么才能真正发挥情报工作的作用，是需要决策机构为核心的整个系统通力合作的。

真实世界可不是007。就算007身后也是一个团队支援。

传递回来的信息往往很多，而且自相矛盾，这就需要综合分析才能采信某些信息，并做出相应部署。

问题是这种“采信”往往是和分析人员和主官的三观相结合的。例如日本偷袭珍珠港并不是密不透风，事实上多个渠道传回了日本要偷袭的消息，但美国掉以轻心，认为日本不可能打美国，结果吃了大亏。又例如中国公开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美国自己的智库也警告说中国可能参战，结果美国从上到下骄横不可一世，根本不采信，最后被志愿军打得落花流水。

所以作为分析人员和主官最重要的是破除“知见障”，尤其不能以意识形态来判断形势。如果这个意识形态还带有种族主义色彩，那做出的判断就更离谱了。

怎么就打成那个样子？

遵义之后，同样的军委二局，怎么就不一样了 ？

不说逻辑论证，咱举个类比，一个班级，同样的教师同样的教材，同样上课，怎么有的人就上了清华，有的人只能上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