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共和国首张烈士证，为何颁给了他？ -- 忘情
作者：忘情
1952年8月3日，毛主席将编号为“中共字第0001号”的新中国首张“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签发给了段德昌。
1955年，彭德怀和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向毛主席汇报授衔筹备情况。当彭德怀谈到段德昌时，毛主席竟潸然泪下，汇报不得不中断，改日进行。
革命烈士千千万，为何段德昌能荣膺“共和国第一号烈士”殊荣？我军英年早逝的将领灿若星河，毛主席为何对段德昌念念不忘？
01 革命先锋
1904年8月19日，段德昌出生于湖南省南县九都山九屋厂。1921年3月，毛泽东以湖南督学的身份到南县第一高等小学考察，和在此就读的段德昌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这个聪明好学、胸怀远大报负的进步青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毛泽东给段德昌写信，建议他到省城长沙读书，以便更好地投身革命。段德昌考入长沙中华圣公会雅各中学后，参加了毛泽东、易礼容等人创办的“文化书社”，并经常去毛泽东的寓所聆听教诲，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
1924年，段德昌与何长工等人一起创办华容新华学校，并出任校董会副主任兼英文老师。1925年春，段德昌调到南县第一国民小学担任英文老师。期间他大量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进一步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段德昌和其他进步青年一同发起组织了“青沪惨案南县雪耻会”，经常到县城沿河码头和交通要道查禁洋货。1925年6月，段德昌加入了共青团。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段德昌就被党组织选派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
段德昌的文化功底好，在黄埔学习期间各科成绩都很优异。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黄埔军校内左右两派斗争却异常激烈。身为共产党员的段德昌很快成为了左派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经常与右翼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段德昌在指责蒋介石叛变革命、沦为新军阀的公开信上签了名，结果被蒋介石关了禁闭。
非常欣赏段德昌才华的蒋介石为拉拢他，曾亲自出面作他的“感化”工作，结果被段德昌呛得颜面尽失：“我为国民革命来军校学习，向校长提意见是为了国民革命快点成功，何罪之有？要关就关，欲除就除，没有什么罪可认！”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下令开除段德昌的学籍。
时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非常欣赏段德昌的才能和气节，推荐他到毛泽东、李富春等人主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
段德昌从讲习班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先后任第8军第5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和第1师政治部秘书长兼《北伐周报》主编等职。北伐初期，段德昌在士兵和群众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在攻克醴陵、进占平江及汀泗桥战斗中，他带领宣传科全体人员深入前线，为部队组织担架，送水送饭，进行战地宣传鼓动，被群众誉为“铁科长”。时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签署对段德昌的表扬通报时，曾对身边的心腹感叹：“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像段德昌这样有才能的人都跟着共产党跑？”
02 为彭引路
1926年北伐军血战武昌时，段德昌带兵攻击南门，十多天不下火线，令时任第8军第1团第1营营长的彭德怀钦佩不已。不嫖不赌、不喝兵血、不抽大烟、善与士兵打成一片且作战异常骁勇，在一众旧军官中显得卓尔不群的彭德怀，也引起了段德昌的注意。
有一次追歼逃敌，段、彭二人在路上不期而遇，一见如故，在玉泉山关帝庙里彻夜长谈。彭德怀问：“共产党员打仗为什么那么勇敢？”段德昌答：“勇敢是来自他们的理想。”彭接着问：“什么理想？”段答：“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人的理想，就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全国工人农民谋福利！共产党，就是要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党。”一席话让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彭德怀胸中豁然开朗，从此决心跟着共产党走。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发动 “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工农。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段德昌秘密转移到贺龙任军长的第20军，担任第3师教导团政治指导员。不久，段德昌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途中被强敌打散后，段德昌化装潜回湖北，后奉湖北省委指示前往鄂西从事农运工作。
1927年9月，根据中共湖南、湖北省委制定的“两湖暴动”计划，中共鄂中特委和鄂西特委决定联合发动鄂中公（安）江（陵）地区秋收暴动。段德昌在战斗中受伤后，奉上级指示秘密回到家乡湖南南县养伤。
此时，已升任独立5师1团代理团长的彭德怀正率部驻防南县。他听说段德昌回到了家乡养伤，立即派军医为段医治。段德昌了解到彭德怀在大革命失败后始终站在工农群众立场上，拒绝与反动派同流合污，心下也非常佩服。二人见面后进行了推心置腹地长谈。段德昌全面分析了形势，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绝不会被反动派的屠杀吓倒，会汲取教训不屈不挠地斗争下去。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在军队中培养力量，应认真细致地逐步开展工作，扩大革命基础，不要急于举旗。等条件成熟时，再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迟。段德昌将《通俗资本论》和《无产阶级哲学说》送给彭德怀，叮嘱他要好好学习，提高认识水平，并强调“共产党永远是要革命的，但如果把每个共产党员都理想化，那也是不合实际的。就算看到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
彭德怀对这次长谈永生难忘。他在晚年回忆道：“我当时听了他那番话，印象是多么深刻!”“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也就有了依靠似的。”在段德昌与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的介绍下，彭德怀于1928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此一生，彭德怀始终把段德昌当作是自己的革命引路人。每次填写干部履历表时，彭德怀都要在入党介绍人一栏中端端正正地写上段德昌的名字。
03 创建苏区
1927年11月，段德昌伤愈后赴湖北公安任县委书记。1928年春节前夕，段德昌组织队伍奇袭团防局，乘势占领公安县城，处决了劣迹昭彰的土豪劣绅40余人，释放了在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还将没收的粮食、钱财分给贫苦农民，史称“公安暴动”。
段德昌用夺取来的枪支弹药组建起了公安县游击大队，自任大队长，从此点燃了荆江地区的革命烽火。不久，敌人发起反扑，段德昌率领游击大队撤出公安县城，转战到洪湖地区，与当地游击队合编为洪湖游击队。身为队长的段德昌对游击队员们进行严格军事训练，并着手创建根据地。1929年2月，段德昌被增补为鄂西特委委员，出任扩编后的洪湖游击大队第2中队中队长。他指挥部队奇袭毛家口、歼灭团防局、巧打保安团、夜袭峰口镇、飞兵夺仙桃，打出了赫赫威名，令敌人闻风丧胆。洪湖根据地和游击区面积不断扩大。
1929年7月，鄂西特委将各路游击大队合编为鄂西游击总队，段德昌担任参谋长。不久，周逸群主动让贤，由段德昌接任游击总队长。蒋桂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谭道源、岳维峻部再度前来“围剿”。段德昌指挥所部避敌锐气，声东击西，在赤卫队和群众配合下日夜骚扰敌人。当年10月，段德昌抓住战机，在洪湖聂家岭一举击溃国民党正规军1个团，后又连续取得了三官殿、杨树峰和谢仁口战斗的胜利，逐步恢复并扩大了洪湖根据地。当年年底，根据地已扩大到江陵、石首、监利、沔阳的大部分地区。
在与强敌的作战中，段德昌总结实战经验，提出了“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战术原则，这与同一时期毛主席总结提炼出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有异曲同工之妙。
1929年l2月，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1师，由段德昌任师长。1930年2月5日，独立第1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段德昌任该军第1纵队纵队长。红6军成立后经过3个月作战，先后攻克龙湾、熊口、老新口、张金河、新沟嘴、渔阳镇、潜江、郝穴、观音寺、藕池、石首、调弦口等城镇，打得鄂西地区的国民党军和团防武装闻风丧胆，并将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江等县的根据地基本连成了一片。1930年4月，在石首调弦口召开了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洪湖苏区宣告诞生。
在土地革命战争史上，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并称为三大苏区。其中，湘鄂西苏区由湘鄂边、洪湖、襄枣宜、巴兴归四块苏区组成。洪湖苏区是其中面积最大、最巩固的一块。在创建洪湖苏区的过程中，段德昌贡献良多。
04 砥砺前行
1930年4月，段德昌率部东征，连克沔阳城、仙桃镇、系马口、汉川城，兵锋直逼武汉附近的蔡甸。回师途中又连夺峰口、郝穴等地。武汉的一家报纸哀叹：“江汉平原匪患日甚，匪首段德昌再起，彼用兵如神，我军不力，一再败北，自此无宁日矣。”
红6军回到鄂西后，段德昌即奉命潜往上海，代表红6军参加了5月中旬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大会。会上，他对李立三提出的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左”倾盲动主义主张很不以为然，挥笔写下了《鄂西游击的经过及其现状》。在文中，段德昌对洪湖地区游击战争的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委婉地表达自己对“立三路线”的不同意见。
1930年6月，返回洪湖苏区的段德昌率部南渡长江，于7月4日和贺龙领导的红4军会师。此后，两军合编为红2军团，段德昌任红17师师长，不久又升任红6军军长。他率部在监、沔一带消灭了反动武装“白极会”，巩固和扩大了洪湖根据地。
1930年9月，“立三路线”的执行者强令红2军团南下攻打长沙，结果部队损失惨重，洪湖苏区也几乎丧失殆尽。坚决主张回师洪湖、恢复苏区的段德昌被贬为湘鄂西联县政府赤卫队总队长。
忍辱负重的段德昌回到洪湖后，将在战斗中失散的近千名战士整编为红军独立团，誓为夺回洪湖、再创根据地而战斗。在1931年春的两次反“围剿”斗争中，他领导独立团和赤卫队，采取“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的游击战术，伺机将敌人各个击破，先后四克朱河，两占峰口，又在余埠、沙岗、普济观等地连战告捷，使敌军疲于奔命。不仅恢复了洪湖苏区，而且部队发展到2000 多人，成为湘鄂西地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一支红色劲旅。
1931年3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夏曦来到湘鄂西，出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和湘鄂军委分会主席。上任伊始，他将红2军团缩编为红3军，下辖7、8、9三个师。其中第9师由段德昌领导的独立团升编而来。在无人可以替代的情况下，夏曦不得不同意让段德昌出任第9师师长。
1931年1月，段德昌指挥红9师用“围点打援”战法，在龙王集全歼敌第12混成旅，生俘旅长张联华以下4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迫击炮20余门、轻重机枪100余挺、军装1万套。红军还用缴获的战马新建了1个骑兵团。
1932年3月，面对敌军兵分三路分进合击，段德昌集中优势兵力，用火牛阵大破敌144旅李家场防线，将该旅全歼，俘敌旅长以下2000多人，缴获枪支3000余支，同时还击溃敌142旅，使敌人切断新、老苏区联系的图谋彻底破产，史称“文家墩大捷”。此战后，根据地群众尊称段德昌为“火龙将军”。“有贺不倒，无段不胜”成了湘鄂西的新民谚。
从1932年4月开始，夏曦在苏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肃反”运动，许多久经斗争考验、为革命出生入死并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红军指战员被打成“改组派”，一批批被抓、被杀。一时间，苏区和红军元气大伤，人心惶惶，在强敌进攻下连遭败绩，最终丧失了洪湖苏区。被迫转移到湘鄂边区的红军主力由2万多人锐减至3000余人。生性刚直的段德昌对夏曦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多次在会上拍案而起，从而遭到夏曦忌恨。
05 蒙冤牺牲
1933年3月2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巴东县的金果坪召开会议，检讨洪湖苏区和湘鄂西根据地斗争失败的原因，研究今后的行动方向。赴会前，段德昌对爱人刘淑云说：“夏要继续杀人，我反对，他杀的全是我们党的精华。”
果然，夏曦在会议发言中非但不检讨自己在丢失洪湖苏区问题上应负的责任，反而认为湘鄂西苏区斗争的失败是由于杀“改组派”不彻底，还要更深入、更彻底地开展“肃反”，并提出解散湘鄂西共产党，取消红军中的全部党组织等错误主张。
段德昌在会上作了与之针锋相对的发言，坚决反对夏曦继续搞“肃反”，坚决反对取消湘鄂西共产党和红军的各级党组织，坚决反对开展所谓对苏维埃政权“罪恶”的控诉运动，并明确提出洪湖根据地的丧失，主要是由夏曦搞的“肃反”和他坚持的错误军事路线所造成的。他愤怒地质问夏曦：“你谁都不相信了，连党你也不相信了。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光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
1933年5月1日下午，夏曦在巴东县金果坪附近的江家村召开所谓的“公审大会”，宣布段德昌犯有阴谋分裂红军、企图搞反革命暴动、迫害群众等3条莫须有的“罪状”，并当场对段德昌执行死刑。
段德昌面无俱色，对在场的干部群众慷慨陈辞：“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要打回洪湖去，不要忘记了洪湖人民。红军要赶快恢复党的组织，没有党的领导，红军寸步难行。肃反肃到德昌止，再也不要自相残杀了！在全国胜利的那一天，希望红军能回到我的家乡，转告我的亲属：我段德昌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没有给洪湖人民丢脸，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临刑前，段德昌提出的最后要求是：“如今红3军子弹极缺。杀我时，不要用子弹，子弹留给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 段德昌牺牲后，群众含泪掩埋了他的遗体，并在坟前栽下了代表他年龄的29颗青松。洪湖苏区许多乡亲在祠堂或庙宇中供上“火龙”牌位，以纪念这位洪湖苏区的创建功臣。
正如段德昌所预言的那样，历史是公正的，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1945年4月，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彻底清算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会上，任弼时详细介绍了段德昌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事迹。同志们听后都非常难过、非常感动。毛主席郑重提议为段德昌平反。6月17日，段德昌等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及七大全体代表、延安各界代表出席。毛主席担任主祭并敬献挽词：“死难烈士万岁”。
1953年1月，段德昌的遗骸被迁葬于鹤峰下坪，1962年再迁至鹤峰满山红烈士陵园。1983年5月，段德昌烈士蒙难50周年之际，湖南南县人民在县城郊区修建了段德昌烈士纪念碑。何长工同志题词：“段德昌烈士永垂不朽”。1989年，段德昌被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33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14日，段德昌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贺老总是人精，被肃反的也主要是二军团中的黄埔军校势力。
贺部多是战斗牺牲，段部是肃反离世，非常可惜。
夏曦其实人没那么极端，只是对于社会了解不够。
有人说，程康的主要原型是黄攻略和段德昌，部分糅合了滕代远。
可以说完全不懂党史。被杀的王炳南，陈协平都是贺的铁杆，尤其王还是贺的生死之交，还不是一样被杀了。
二军团从2万被杀到剩4000，难道被杀的都是黄埔势力？之所以红6军的人被杀的多，是因为他们的人本来就比贺龙的红4军人多。
什么贺部多是战斗牺牲，段部是肃反离世，都是你脑补的吧。按你的逻辑，贺的亲信死得没有别人多，那这个谋杀贺就是主谋？
说什么夏曦其实人没那么极端，只是对于社会了解不够，只能说明你对社会了解不多。夏之所以杀段的人多杀贺的人少，恰恰是因为他对社会了解太多了，他知道贺是在主场、段属于在客场，所以对洪湖派敢大杀特杀，而对贺私下放人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而肃反的扩大化，其实也不单纯是夏主导，还要加上关向应。夏最大的问题，不止是肃反扩大化，还在于他对红军党组织的破坏。在1933年3月24日金果坪会议上，做出解散红军中党团组织的决定，实际上是开了历史的倒车，而这个决定对红二军团的打击才是最大的。
贺龙家族是湘鄂西的传统土匪家族。
第二个错误，红二军团的贺部损失，是大量红军逃亡，因为带有明显的传统农民起义特点。
第三个错误，我没说贺龙部没有因为肃反而死亡，我说的是大部分战死。贺龙维护自己利益相当完善，传统农民起义领袖的狡黠。但是，你说的密友未必都准确，比如毛主席和刘英，比如刘邓。
第四个错误，被杀的不都是黄埔势力，这是事实，但是并不能表示没有倾向性。
比如在红四，张国焘血腥清洗了黄埔势力，许继慎部，但是留下了徐向前、蔡申熙、曾中生等。
如果曾中生当时冷静一些，不急于告状，其实就是熬过去了，太可惜了。
但是，红四的肃反的倾向性是明显的，和中央苏区也比较像，反对他们掌权就是坏人，呵呵。
贺老总不是纯洁小白人。关向应基本是一来就站在了贺老总一方了。呵呵。
孙德清（1904—1932），安徽寿县人，早年读过私塾、小学；1923年南下广州到柏文蔚驻粤皖军司令部当步兵；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曾兼任红二军军长协助贺龙率军团转战湘鄂西地区参入多次战斗。
后在“ 肃反” 中被诬陷致死。
1929 年10 月奉命到湖北洪湖地区， 参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任军长。
1930 年7 月任红二军团参谋长，后兼第二军军长。率部转战湘鄂西地区， 参与指挥攻克石首、监利、沔阳、潜江等县城的战斗， 参与领导创建和巩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1931 年3 月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 他任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与贺龙等率部西进，连克巴东、房县等县城，开辟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革命根据地。
同年10 月，所部返回洪湖地区，任红三军参谋长、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先后参与指挥黄陵矶、文家墩等战斗。
湘鄂西和洪湖是两块根据地。
我没有脱离历史，你还是得多看书，知道贺龙的基本盘在哪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段德昌在南县、华容、石首、公安等地进行革命活动，曾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领导该县年关暴动。 他还是彭德怀元帅的入党介绍人和革命引路人，曾介绍时任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的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6月起，段德昌先后任中共鄂西特委委员、鄂西游击大队中队长、游击总队参谋长、独立师师长，率部在监利、沔阳交界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
1930年2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副军长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二军团第六军政治委员、军长，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赤色警卫队总队长，参与创建及巩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
1931年4月段德昌任红三军（红二军团改编）第九师师长， 指挥部队连战连捷，取得三官殿、沙岗、普济观、郝穴、汪家桥、 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的胜利。
在段德昌的军事生涯中，有个“十六字诀”——“敌来我飞， 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这是段德昌等洪湖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创造出来的战术，和毛泽东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贺不倒（这是说贺老总拉杆子手段厉害），无段不胜”是当时湘鄂西地区流传的一句民谚。
段德昌是湘鄂西根据地最主要的战将和战役组织者，洪湖苏区所有的胜仗几乎都有他的功劳，他也因此被湘鄂西苏区军民誉为“常胜将军”。（这是强行歌颂贺龙的业绩了，其实就是段德昌是洪湖战役的胜利者，合兵一处后这和贺龙没啥关系）
1931年秋，在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下，红三军被迫离开洪湖苏区。段德昌率第九师担负阻击、断后等艰巨任务，转战3500余公里，于12月下旬到达湘鄂边。
1933年5月，段德昌牺牲，年仅29岁。
1928年5月，与贺龙、周逸群共同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历任鄂西游击总队参谋长、总队长，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红六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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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起，段德昌任中共鄂西特委委员，鄂西游击总队参谋长、独立师师长，率部在监利、沔阳交界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
即便是在段德昌简历中也总是故意不分着介绍，呵呵呵。
身为当年名震红军的“火龙将军”，段德昌也是毛主席亲自签发的共和国第一号烈士证书的主人，还是中央军委认定的36名军事家之一。
聪颖的神童，与毛泽东三次相遇成知己。
两人初次见面就聊了整整一夜，拂晓之际，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段德昌说道。
“与旧世界斗争，需要我们这代人的努力，重要的是，我们青年要学会各种各样既文又武的方法，还要组织广大民众一起来创造一个新世界！”
两人分别后的第二年，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段德昌在高小毕业后又考入了长沙雅各中学，此后，两人见面就方便多了，那段日子里，段德昌跟随毛泽东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也因此建立了极高的革命素养。
再后来，黄埔军校成立后，段德昌经由毛泽东推荐前去深造，虽说他总是刻苦学习与训练，还被周恩来等恩师誉为文武全才，可就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因为自带共产党员鲜明的斗争精神，他被蒋介石开除出校。
“德昌弟，为了组织千千万万的工友、农友拿起武器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你就到李富春同志为主任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去学习吧！由周恩来推荐，我来介绍，你看可以吗？”1926年。
1927年冬天，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中共公安县得以恢复，段德昌被任命为县委书记兼任鄂西特委委员，这也成为了他引领武装暴动的开始。
这件事便是曾经规模不大却意义非凡的年关暴动，傅祖光部被彻底消灭的同时，段德昌一行人还缴获了长短枪将近80支。
那一年春节，段德昌以如此特别的方式送给乡亲们一份厚礼，群众们听闻捷报不禁欢欣鼓舞，还有人编出了一段通俗易懂的歌谣：“杀了傅祖光，为民除虎狼，多亏共产党，感谢段德昌！”
年关暴动之后，段德昌的名字响彻荆江两岸，也让长时间习惯了逆来顺受的群众们看到了武装暴动带来的希望，革命火种因此被点燃。
敢于和邪恶势力作斗争是当年段德昌始终如一的革命品质，在那样一个革命人才奇缺的年代，有如他这般能文能武的革命领袖实属难得，洪湖苏区更是他的心血结晶。
三、文武双全的“常胜将军”，亲手创建洪湖苏区
洪湖游击队成功组建后，段德昌又与周逸群、贺龙一道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及工农红军。
当年，他带领着公安游击队渡江东下，与江陵白鹭湖的敌军展开周旋，随后进入洪湖腹地，充分利用洪湖地区河港交错、芦苇稠密的天然优势以及群众的支持，一次又一次向国民党驻军以及地方保安团发起进攻。
屡次胜利之后，位于洪湖畔的瞿家湾、柳集等地成为了一小块游击根据地。
1929年春天，段德昌率领洪湖游击队来到江陵、石首、监利等县境内，整整17天的连续作战，游击队在21场交战中战斗勇猛，这些地区也因此有了红色政权，为日后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基础。
8月，鄂西游击总队成立，由周逸群、段德昌分别担任总队长和参谋长，在此期间，两个人通力合作，积极在部队建立健全的各级党团组织，还会定期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部队政治、军事素养都有着很大的提升。
不到半年的时间，鄂西游击队就扩编为工农红军独立第1师，段德昌为首任师长。
1930年2月，独立1师再度升编为工农红军第6军，由邝继勋（上海红队队员，周派）任军长，段德昌任副军长、前委委员，后续还曾兼任过第1纵队司令。
江陵、石首、潜江等县边界苏区得以连成一片，就这样，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得以成立，洪湖苏区正式诞生。
就在贺龙率领红4军来到公安与红6军会合时，红2军团应运而生，段德昌接替邝继勋担任第6军军长。
此后，在红军渡江东进之际，段德昌率部曾彻底消灭过当地“白极会”反动武装，还因此巩固和扩大了洪湖根据地。
当年，根据地的群众们心中最崇拜的就要数两“龙”，他们一个是号称“水龙”的贺龙，洪湖被他搅得波澜翻滚，另一个便是号称“火龙”的段德昌，因为他屡次战役显神威的缘故，就连闻之色变的敌人都将他称为“火龙将军”。
每每遇到大仗、硬仗，段德昌带领的部队永远都是冲在最前的，洪湖苏区一度发展成屈指可数的大规模革命根据地，这些都与他的努力密不可分的。
要说起段德昌本人，当年的他不光有着毛泽东这位难得的领路人，他本人还曾是彭德怀的事业引领者。
就在洪湖、监利等地纷纷沦陷之际，中共湘鄂西特委焦急地寻找着红二军团的下落，就在此时，为了保护得来不易的洪湖苏区革命果实，段德昌率先站了出来，坚决抵制执行“立三路线”，还要求全军立即回师洪湖。
在他看来，洪湖地区江湖相通、水路两便，真正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极有利于红军进行机动灵活地战略转移以及战略反攻，没成想，他的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军长职务也因此被撤销。
心急如焚的他被迫立下军令状，带领红六军、红二军少量兵力整编为红六军，展开游击战争，充分运用游击战理论，几个月后得以重新占领洪湖苏区一些重要集镇。
偏偏命运的黑手就在此时伸向了段德昌，1931年3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将湘鄂西根据地的夏曦派往洪湖苏区。
当时的夏曦极力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甚至将坚持执行正确路线的周逸群、段德昌、彭之玉等人挤出领导集团。
在夏曦这里却成了“企图分裂红军”的罪证，就在他认定段德昌为“改组派首领”后，掀起了第三次大肃反。
1933年3月至4月，段德昌被关押了整整54天，还因此受尽折磨，即便当时以贺龙为代表的多名革命干部纷纷努力劝说着夏曦，可夏曦仍旧铁了心要处决段德昌。
呵呵呵。
从公安县起家，一路创建洪湖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江陵、石首、监利三县红色政权，段德昌的才华、战绩以及情操，至今仍旧令世人难以忘怀。
1938年5月，毛主席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他大为称赞：“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坚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明！”
贺老总肯定是优秀的，但是并不代表他没有错误。他就是那时期的张献忠、李自成，肯定有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并非没有不足。
夏曦（1901年8月17日-1936年2月），字蔓伯（也作曼伯），化名：劳侠、家瑞。出生于湖南益阳桃花江镇杨家坳。早年参加新民学会，192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益阳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是中国共产党第五届、六届中央委员。
1936年2月，在长征途中不幸牺牲于贵州毕节七星关，是红军长征途中所任职务最高的罹难者。
不知为什么，感觉照片有一丁点儿象每天新闻联播里的第一主角年轻时候。
评价历史人物，最忌的是搞平板形象，好像好人一直是好人，坏人便一直是坏人。老革命家就一定是光明磊落的一样的意思。原先河里就有大牛说过，党史其实不能细看的，因为你要细看，你会觉得洪洞县里无好人，事实上老革命家也会搞阴谋诡计，也会争权夺利，也会栽赃陷害，给人挖坑……
但他们即便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但他们依然为革命，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光辉的贡献。
具体到贺帅，贺帅当然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并不能说他就是伟光正的，事实上段将军的被杀，贺帅至少是脱不了干系的…
彭帅见贺帅时就曾愤恨地说：还我段大将军…，
可见很多事情，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
另外，对教员最忠实的一些优秀干部，被一些自己人以肃反的名义杀掉，很难说真是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为了削弱教员的势力…
比如，
夏曦：湘鄂西“大肃反”制造者(图)
来源于：天天新报（原新闻午报）
2012-10-02 09:08:52
“左”倾思想下开始肃反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亲自控制下，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六届四中全会，组成了以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从而，第三次“左”倾路线通过中共中央迅速控制了各个中央分局、各个苏区和红军。在进行肃反的问题上，中共中央进一步指令各个苏区和红军要加紧“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同时派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在组织上采取了措施。
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的“肃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贺龙回忆说：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所展开的“肃反”，是中央三令五申后，并且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不力之后才迅速展开的。不过就湘鄂西情况而言，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党内矛盾早已尖锐化了。
夏曦作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积极拥护者、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春到湘鄂西，下车伊始，就全面否定了原来的党、政、军卓有成效的建树，引起了除两三个领导人之外所有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批评，引起了苏区各级领导人的不满。
贺龙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夏曦刚进洪湖，九师在朱河成立了。江南失败前，段德昌率九师打周老咀和老新口两个据点，准备把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连成一片。正当九师节节胜利向前发展之际，夏曦在周老咀把伤兵遣散了。段德昌对夏曦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意，批评夏曦同志是退却逃跑和悲观失望，并说这种情绪会把苏区搞失败的。水灾发生后，周老咀的堤防垮了，周围一片汪洋，只剩几根堤了，夏曦犯了严重错误，把地方工作人员散伙，把伤病员送回了家。后来，部队没有饭吃了，夏曦才开分局会议，讨论出路问题。于是就决定九师出击。先是夏曦给九师负责同志谈，说九师任务第一是接主力回洪湖，第二是发展襄北，并决定由万涛接任邓中夏为三军政委，以汪洋守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德昌打了周家矶又坐船打沙洋（当时周围皆是洪水），进至刘侯集，又接到分局决议。决议内容和谈话不一样了，改变为：九师任务第一是开展襄北工作，第二才是接三军回洪湖。照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个任务九师是完成了的。接回了红三军，与襄枣宜打通了，还拔除了几个据点。但这时敌人对江南苏区大举进攻。敌人进攻江南苏区时，夏曦没有集中队伍去江南援助，又没有给以正确的指示，自己怕负责，要找一个人开刀。江南苏区失败最后就归罪于段德昌和陈培荫同志。”
贺龙接着说道：“再是与我的争论。他说红三军南下回洪湖是一贯的错误。三军回来打钟祥、岳口，并派一个师搞粮食，有什么错误？实际上夏曦是与整个新前委争论。新前委有万涛、刘鸣先、孙德清、段德昌、陈培荫和我，万涛任书记。在竹根滩打了6天仗就争论了6天，会上，党的同志、军事干部都批评夏曦。他回来后就给大家处罚，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军部、师部，三军编5个大团，干部降级使用。大团有7000人，小团也有5000人。这样一来，更加引起了干部的不满。”
导火线是被俘国民军的供词
湘鄂西肃反的具体起因是以“逼供信”办法审讯了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张锡侯。他供出与天汉县军事部和游击队的某些人有勾结，准备在5月18日举行暴动。因此又逮捕被供出的人。再逼供，成为“改组派”的人就供得越来越多了。同时，关向应在红三军军部驻地吴堰岭审讯一个违反群众纪律的红八师特务队长时，供出了“红三军中改组派军事委员会的情况”，招出了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等一批师、团、营干部。“肃反”从此在湘鄂西苏区和红军中展开了。
身为红三军军长的贺龙见到他的部下不断地因“改组派”名义被捕，而捕人却从不通知他，更不与他商量。有时，正在作战，夏曦从后方派人带一个抓人条子交给在前方的红三军政委关向应，关只能执行，却也不与贺龙商量。
为了准确阐明第一次大规模“肃反”的情况，这里引用当时湘鄂西省委书记、“肃反”主要主持人之一杨光华在1932年12月19日所写的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写着：分局决定在“肃反”中对红军中的营以上干部，地方政权中的区委书记以上干部是不准“自首”的。也就是他们只要当成“改组派”而被捕，唯一的路就是被处死。这个决定是由夏曦主持制定的，“只中央分局、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省政治保卫局长、红军政委知道”。对其他人一律保密，其中包括省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中央分局委员贺龙在内。
《报告》中还写着：“分局和省级党政群领导机关中除了几个高级领导人和少数事务人员外，都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分子；宜昌特委和沔阳、江陵、川阳、天汉、天潜各县县委都是清一色的反革命；江南、潜江、监利各县县委和襄北特委除个别人不是反革命或嫌疑分子外，其全部都是反革命；京山、荆门、云孝县委书记和大部分区委书记、各县保卫局人员都是反革命。差不多每个地方党的支部中都有反革命组织。省军委参谋部的七个科长，红三军的参谋长，红八师师长，三个师的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三个师政治部的组织、宣传科全体人员，大部分的团长、团政委、团参谋长，大部分的营长和一些连长，后方军事部门的大部分负责人，多数县的军事部长、游击队长，也都是反革命……”
肃反遭到多位同志反对
1933年1月初，贺龙向夏曦建议召开中央分局会议。中央分局委员已被夏曦以“改组派”罪名杀得所剩无几了。这次会议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个人参加。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
贺龙回忆这次会议时说：“夏曦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所以，他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并且继续"肃反"。本来是我不同意的，关向应同意我的意见。夏曦指责关向应是右倾。我还力争说："肃反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再说嘛！"夏曦坚决不同意，我很恼火。”
会后，贺龙率红三军于1933年1月13日占领了桑植县城。盘踞在湘西多年的“土皇帝”新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当年与贺龙共过事，也交过锋打过仗，对贺龙的指挥能力很了解，又慑于红军的声威，为保存实力，他一面加强戒备，一面写信给贺龙，要求红三军不要打他的部下周燮卿旅，并且表示可以让出大庸等几个县，以求互不侵犯。
贺龙把信交给夏曦和关向应看。夏曦说陈渠珍是在玩手段，并断然下令向周燮卿的第三旅进攻。结果，敌军反击，桑植县城丢了，红三军又退回鹤峰毛坝大山中。从此，在湘鄂边地区再也没有一块可以稍长时间立足之地了。贺龙说：从此，红三军变成了“流窜”。
红三军攻击周燮卿旅失利，夏曦坚持认为仍然是军内暗藏的“改组派”捣鬼。1933年1月下旬，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夏曦突然提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所谓创造新红军的主张，并且坚持继续进行“肃反”，遭到全体与会同志的强烈反对。
贺龙回忆当时的争论情况说：“我讲，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别的道理我说不出。段德昌接着也补充发言，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你有什么权力解散党组织？中央让你来当分局书记是要你解散党的吗？湘鄂西的党被你解散了，你这个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算什么？"……宋盘铭也讲了，他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
第五次肃反“胎死腹中”
过了不到两个月，夏曦不顾敌情严重、红三军处境更加艰难，不顾贺龙多次坚决反对，决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肃反”，悍然捕杀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洪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湘鄂边特委委员、原独立师师长、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和一批团、营干部。接着在五六月间又进行了第四次“肃反”，逮捕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捕杀了红七师师长叶光吉和政委盛联均等一批军政干部。这次“肃反”一直延续到1934年春季。
3月24日，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反对，还是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从此，红三军中就没有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只剩下一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个党员的湘鄂西中央分局。
到了1933年12月，红三军在返回湘鄂边这一年中，主要就是“肃反”，与敌军很难进行有效的战斗，只能在优势敌军攻击下辗转应战，四处流动，没有获得一个可以立足的小块根据地，也因而没有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变成了“流窜”。缺粮、缺衣、缺弹、缺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加上仍不停止地进行“肃反”，红三军已濒临毁灭的边缘。此后，也由于贺龙等不断地与夏曦进行斗争，夏曦不得不采纳了一些改变具体政策的建议不久，红三军进入黔东地区，流动了一年半之久，终于获得了一块贫穷、不大的立足点，扭转红三军历史的立足点。
193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交通员到达沿河地区，带来了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中共五中全会决议和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共中央的信中，根据1933年和1934年春对湘鄂西地区了解的情况，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的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斥责。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开会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夏曦所犯错误进行了初步批评，使夏曦准备进行的第五次“肃反”胎死腹中，红三军中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情绪开始减轻。
中国农民革命，红军革命都有着共同的特点，中央下来人了，也并不是没有能力就可以独断专行的，多少年前，我看的湘鄂西肃反就说是夏曦的问题。
但是，有一个问题，夏曦一无能力，二无威望，仅仅凭借上级安排是否能够坐稳位置呢？以前年轻，认为很有可能，只要独断专行就可以。现在看来，大家几乎全部反对夏曦，夏曦仅仅凭借最开始的杀手锏是不可能总是强行通过他的思路的。而贺老总总是喜欢强调夏曦全部都是错误的决策，这有点假了。
而贺老总也多次承认，段德昌是能打仗的，各种战争操作都能成功，这就说明了一个事情，然后段德昌威望必定极高，因为不说农民军，就是解放军也是同样的思路，只要打胜仗就会赢得很大的威望，这并不是单纯军事主义，因为，恰恰相反，段德昌是很遵守各种决议的，是执行党的政策的人。
而贺老总威胁打张国焘黑枪，痛快是痛快了，这就让人对他的组织性存疑。
贺老总是水龙将军，段德昌是火龙将军，好像看着没啥，但是，明显是应了水火不相容，这是农民的智慧吧，在不经意下显示出来了一些本质。即便在贺龙自己的描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是贺龙来到了洪湖。夏曦和段德昌的第一次冲突是夏曦遵守中央决定打大城市，然后段德昌拒绝了，留守根据地，贺龙执行了夏曦的决定，当然，失败了，反倒是留守的段德昌再次崛起了，这肯定会让红军指战员迷惑吧。就此夏曦开始了大规模肃反。
因为这次崛起面临了很多的困难，所以，同时因为肃反，就此导致了根据地没有建设成功和稳固。最后走上了长征之路。
关向应1932年到洪湖，基本就是很支持贺龙，所以洪湖的领导结构很有意思，夏曦是书记，关向应是军委主席兼任政委，贺老总是军团长，但是却丝毫不能约束夏曦，这很奇怪。
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功劳是很大的，无论在鄂豫皖还是川陕都贡献很大，所以威望很高。红四很服从他。
但是红二军团却是夏曦毫无贡献，错误连连，大家却都听指挥，这说不过去。
所以，夏曦不可能有一言堂的威望和可能性，如果没有，贺老总的话就虚假了。
另外，对教员最忠实的一些优秀干部，被一些自己人以肃反的名义杀掉，很难说真是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为了削弱教员的势力…
告诉你个基本事实，夏曦是教员的学弟、还是教员亲自发展的党员。
你跑这脑补什么夏曦肃反是为了削弱教员的势力？
当时中共和红军在各个根据地发生的各种稀奇古怪、不合逻辑的肃反事件不是各自孤立的事件，而是统一和步调一致的行动，背后的大老板都是苏共，目的是为了清洗自苏联赞助中国革命以来，也就是国共合作以来所有的带有独立发展特性的红色组织（明白夏曦为何要解散党组织了吧？），避免再次发生蒋介石、汪精卫叛变苏联那样的赔本买卖。因为中国人最聪明，只要是独立发展革命，必然首先考虑中国的利益，第二才是考虑苏联的利益。而苏联出于自己的考虑，需要的不是一个革命壮大，独掌国家的土生共产党，而是一个死不了，活不强的地方割据势力，成为苏联防御日本，以及逼迫国民党出让利益的筹码。
所以改组派也好、第三党、托洛茨基主义派、社会民主党也好，都是大清洗的借口，苏联更关心的是TG对其的效忠性，而不是本土革命的能力。当时不但中国在搞大清洗，苏联也在搞大清洗，也是要确保效忠性。所以凡是思想上被怀疑的人，能力上越强就死得越快，蒋介石领导和完成北伐，不可谓能力不强，可一旦叛变苏联，给苏联造成的损失就更是无可挽回，破坏力远大于各路北洋军阀给革命造成的损失。
但到底在中国各个根据地里谁是听苏联话的，谁是不听苏联话的，斯大林不可能亲自监听，更不可能说得那么直白，只能以革命的名义，靠派代表的方式，实际就是钦差大臣模式。那么作为钦差大臣，不管其业务水平如何，能力如何，威望如何，一旦被委任，就是金字招牌和试金石，他的话你想听也得听，不想听也得听，你越不想听越说明你不服从革命，不效忠苏联，那么你越能力强就越必须杀掉，特别是那些有国共合作背景，也就是黄埔背景的将领，必须过大清洗这一关，过不了就是必须杀。在这个大背景下，就能明白为什么很多根据地的领导人明明知道这些钦差大臣的杀人决定是错误的，甚至荒谬的，也只能默认、执行甚至忍受被杀。作为军阀出身的贺龙，他本身就有被怀疑的背景，又怎么可能与夏曦直接对抗，也就是与夏曦背后的大老板-苏联对抗呢？
红军肃反的问题直到各路根据地反围剿失败，各路红军开始长征，开始脱离苏联的控制而独立发展，才开始逐渐好转起来，直到延安整风，TG才真正发展成中国本土独立的红色力量，而这当然离不开毛领袖的伟大贡献。而最后的结果也正如斯大林他们当年担心的，一旦中共独立发展，独掌国家，中苏很快就决裂了，而这次决裂给苏联造成的负面影响又要比当年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得多，长期和间接导致了苏联的土崩瓦解。
“又是大大的白眼狼！！！“
你恰恰想说明这个问题。
事实是你知道，毛主席真和夏曦是好友。
你试图和主流一样坚持认为夏曦才是红二军团的肃反主力。
我个人正是看了有关贺老总的文字才产生了疑惑。比如哪怕是对张国焘打黑枪的威胁问题。
还有贺老总和关向应的奇妙关系问题，他俩应该是真好。
由于夏曦和毛主席友好，但是，能力有限，因为，贺老总是八一之前成熟的积年老匪，也就是被诏安的成熟农民起义军领导人，所以类似博古一样幼稚的钦差是应付不了的。
所以，都是贺老总的政治技巧吧。类似叶剑英等搞四人帮的政治手腕。
你应该多看看夏曦在早期革命斗争中的思路，体会一下他的政治能力。我个人觉得他就是和博古一样，政治能力不行，在中央苏区，他就是被周总玩弄。
张国焘才是下放者中的强者。
最明显的就是林彪搞死贺老总的电影，名字叫啥忘了。其实根本就是周总理的安排，因为黄克诚要改变自己的待遇，还需要写信给林彪，通过林彪向领导申请改善自己的待遇，这是很有意思的，林彪的上级是谁？毛主席吗？毛主席根本不负责老干管理系统。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5DPRNRE0552J8VX.html
1968年黄克诚被轮番审讯，偷偷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请你考虑一下
也给@寄意寒星
河友。
你说贺龙回到家乡是周总或者中央的安排，呵呵，那是吗？其实就是南昌起义失败了，贺龙离开了队伍，这当然不是错误，周总理回中央汇报也没有问题。
但是还吹成英明神武就不地道了，也算是中央的安排，但是，组织性就实在存疑了，这话只是周总理构建的一个所谓的脑补罢了。不信，继续看，你说王炳南是贺龙的铁杆，呵呵，似乎是事实，这个可以从王炳南的简历中看出一些门道。
王炳南，1892年5月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一个白族农民家庭，由于家贫，少年时代就开始种田务农，挑煤卖钱，养家糊口。1919年，他毅然参加贺龙组建的农民武装，投身革命。
他作战勇敢，北伐战争中担任第二十军第五团营长、代理团长。
大革命失败后，他跟随共产党搞革命武装斗争，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转战失利后，他回到家乡，拉起500多人的队伍，继续革命斗争。
当贺龙、周逸群等人回到桑植洪家关重整旗鼓开展湘西斗争时，王炳南闻讯大喜，立即将自己掌握的队伍全部交给贺龙指挥，加上其他队伍也纷纷来投，使贺龙很快集结了一支拥有700支枪、3000多人的队伍，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
王炳南被任命为大队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在党的队伍内的革命战斗生涯。桑植起义后，工农革命军连战失利，队伍大部溃散，王炳南坚定不移，紧跟贺龙坚持斗争，他还回到桑植拉起一批人马参加贺龙的队伍。艰难转战中的贺龙得到他的鼎力支持，十分高兴，称赞他干得好，并指示他继续开展党的组织活动，发展党员，开展农民运动，培养骨干力量，迎接新的斗争。
1928年6月，他随贺龙率工农革命军从鹤峰回师桑植，歼敌1个连，活捉敌旅参谋长，缴获一批军用物资，壮大了革命力量。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成立，很快发展到1500多人，贺龙任军长，王炳南任大队长、第一路指挥，协助贺龙进行游击战争，开辟湘鄂边革命根据地。
贺龙率工农革命军进击石门县，策应石门南乡暴动，牵制敌人对湘东红军的包围。王炳南奉命作为前锋，突击敌人防守泥沙的保安队。与保安队狭路相逢时，他佯称是团防局的人，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一举缴获30多支枪。
这时石门暴动已失败，工农革命军迎战敌人重兵，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在这一带活动，并且游击于湘鄂边区的松滋、澧县，镇压土豪劣绅，收缴团防枪支弹药，恢复革命地方组织，扩大土地革命的影响。
贺龙率军进至石门北乡磨市、渫阳，在大堰、王家厂一带遭到国民党军李云杰教导师的袭击，由于石首县委军事部长叛变投敌，致工农革命军陷入敌人包围，战斗打得很激烈。
部队损失很大，军参谋长黄鳌英勇牺牲，师长贺锦斋也不幸阵亡。
工农革命军不得不返回桑植、鹤峰边界休整，王炳南协助贺龙安定人心、鼓舞士气，做了大量工作。王炳南一面果断处理滕树云、朱炳章阴谋拖枪投敌事件，一面联系贺龙的大姐贺英为部队输送一批军需品。他还设法安置了伤病员和家属，减少了部队的后顾之忧。经过整顿和精减，部队共91人、72支枪，这部分人员是在几起几落中锻炼出来的精兵强将，可以以一当十，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为以后的扩军发展提供了干部基础。
从这篇歌颂王炳南同志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王炳南是贺龙20军的部下，贺龙回到家乡时，没有一兵一卒，是收拢了王炳南和贺锦斋的部队，众所周知，贺锦斋是先回家乡的，贺龙则是跟随20军继续战斗直到失败。
贺龙回到家乡后，虽然是队伍扩大了，但是胜利却很少，黄鳌和贺锦斋的牺牲就是我说的逃亡溃散时期，战死的贺龙部署，溃散的是红军战士，那时应该叫工农革命军（联合）战士，更像是工人党军（军队起义旧部）和农军的联合（联盟）体。
资料说是贺龙和周逸群共同回到家乡，其实周逸群和贺龙根本就是两批人汇合的，由于贺龙的独立自主性，这也是有意思的，所以他和周逸群是有隔阂的，根本不像传说的那么关系密切，甚至有人怀疑周逸群的牺牲和贺龙有关系。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后任第20军第3师师长，率部参加瑞金、会昌等战斗。曾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
起义军在广州潮汕地区失利后辗转到上海。
1928年1月，周逸群任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与贺龙赴湘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途中参与领导鄂中鄂西地区年关暴动和桑植起义。
1928年3月上旬到达湘西桑植洪家关，与贺龙一起组织工农革命军，举行桑植起义。
起义受挫后转往石首，重建中共鄂西特委，任书记。
他统一鄂西地区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在洪湖、白露湖和华容东山一带开辟了若干块游击根据地。
这里就写得很明显，周逸群经过潮汕到上海，去的湘鄂西。贺龙是直接回了家乡，怎么能一样呢？
桑植暴动失败后，周逸群和贺龙分开了，有了自己的队伍和根据地。
1930年2月，周逸群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兼任政治委员，与军长旷继勋率部连克潜江、郝穴、调弦口等城镇。
1930年4月主持召开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
1930年7月率红6军与红4军在公安县会师组成红2军团，任军团政治委员、中共前委书记，与贺龙领导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
这里提到了红六军，贺龙是湘鄂西红四军，这是两个系统，至于最后说他和贺龙创建了洪湖，也就是呵呵呵了，洪湖就是洪湖，湘鄂西就是湘鄂西，虽然说贺老总占有了湘鄂西，但是，历史不能改变。不管怎么说，贺龙和其他部队的分歧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所谓农民军，就是兴盛的时候无边无沿，一旦遭受挫折，就瞬间崩溃，从贺龙部队的历史发展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同时前边资料也写得很清楚，贺龙不是战斗胜利擅长。
你把湘鄂西的党务系统算成贺龙的部署，亲密战友，你觉得合适吗？
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这里面是湘鄂西地方党委、贺龙部红四军，段德昌红六军系统互相的协调问题。然后又来了夏曦的空降书记。同时还有立三路线（邓中夏）向王明路线（夏曦），周总路线（结合了自己和王明的，还是夏曦？）的过渡问题。
你说肃反是姜琦，呵呵呵，这个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各地红军肃反系统确实是很厉害，但是他们和空降书记是互相配合的，重要的是向中央肃反（政治保卫）中心负责的，红军肃反系统是垂直领导的，虽然说不能完全做到中央指挥，但是起码是大部分执行上海中央的意图的。
后来红四的周纯全确实跟随张国焘了，但是一开始也是上海的指挥。
1927年11月，周纯全参加黄麻起义，选为县农民政府委员。
1928年任中共京汉铁路南段特委委员和信阳县委书记[2] 。
1929年11月任中共鄂豫边特委常委。
1930年任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常委、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省工会委员长[3] 。
1931年7月，任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
中央苏区是邓发。
而有了组织的红军确实不同，这也是我一直承认和赞美的红军，共产党组织系统的原因，但是，光有组织系统是远远不够的，远远不够，从前面的资料来看，我们也看不到贺龙在组织系统的优秀能力。因此，领导人个人能力的高低是要见真章的，其实我对你是否真的赞美共产党，是有一些怀疑的。我不太明白你追随主流忽视那么多事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意思，还是只是为了反对我的看法而反对，呵呵。正如我以前所说，你要显示自己的复杂，这是无所谓的，就不要在另一方面伪装纯真，你觉得我的质疑合理吗？
比如，你的所谓贺龙奉命开辟根据地说，你自己觉得合理吗？湘鄂西和洪湖的区别，你是故意装不知道的吧？我说在最开始，贺龙确实带有更多的中国传统农民军特点，有任何不对吗？朱德南昌起义残部在湘南起义的烧杀抢掠你是否认为不存在？无论是贺龙部还是朱德部都是在战斗中成长，这有什么奇怪的吗？难道红军（工农革命军）一开始就成熟伟大了吗？忘情的很多文章都有意无意的指向了这些，直到三湾改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才束缚了农民军习性，这点你是真不懂吗？
1930年2月5日，按照鄂西特委的指示，鄂西中央独立师1、2纵队于监利汪家桥会师改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
军长孙德清（继由旷继勋任），政委由周逸群兼任。
红六军下辖3个纵队：
一纵司令员段德昌，政治委员王鹤；
二纵司令员段玉林，政治委员许光达；
三纵是由当地“神兵”改编的，特委派任司令员，全纵队共有3000余人，因在长阳游击交通不畅，与军部联系较少。
红六军还组织了党的前委，正式委员7人：孙德清、段玉林、段德昌、徐昌贤、张传贤、王鹤以及中央派来负责军队党务工作的一位同志；后补委员3人：许光达、李子扬、王一鸣。
5月，两纵队扩编为红十六、十七师，第十六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王鹤；第十七师师长许光达、政治委员李剑如。
1930年7月，湘鄂边地区的红军贺龙第4军，在湖北省公安县城（今南平）与洪湖地区的红6军会师组成红军第2军团，红军第4军（缩编）改称红军第2军，军团长贺龙兼军长，朱勉之任政治委员。所属部队改编为第4师，一部编为军团警卫团。
9月，孙德清任军长。
10～12月，随红2军团渡过长江南下进行南征作战。后因国民党军重兵围攻，作战受挫。
1931年3月，红2军团（再次）缩编为红3军。红2军和军团警卫团缩编为第7师。
湘鄂边党史界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战史》(以下简称《战史》)在这个问题上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因为无论工农革命军还是红四军，都是贺龙在湘鄂边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贺龙都任军长，主要活动也都在湘鄂西范围内，但因牵涉到党史、军史对这次改编的记载和表述，时有含混和矛盾的地方，就不能不作出更加明确的认定和更加具体的考证。而且我一直认识到，作为一个地方的党史工作者，有责任在比较熟悉本土情况的条件下，对一些相关重大事件进行实地的调查考证，在取得丰富证据资料的前提下，为中央、省级党史部门提供资料和有根据的论辩，丰富相关党史的内容，纠正某些不够准确的记述。
980年8月出版的《辞海》第1421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条目中记载：“1929年3月，湘鄂西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进行改编，也称红四军。”1979年12月出版的《回忆贺龙》第100页，刊载了长期跟随贺龙的谷志标的回忆，他介绍说：“1929年春天，(前委)派出的与党联系的交通员都先后回来了。鄂西特委周逸群在来信中传达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经验……在此基础上整编部队，将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四军。”张德1984年撰写回忆文章《湘鄂西红四军的十一次整编》对此记述更为详细：“榨坪(即柘坪，杜家村附近的村子—引者)第四次整编，红四军成立。1929年元月中旬，我军退出鹤峰县城，移师湘鄂边的红土坪、堰垭和榨坪一带游击。二月初，根据中央指示，在榨坪整编，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②他所说的柘坪，离杜家村也只有几公里。
1978年5月，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印发的《湘鄂西根据地革命斗争大事记》征求意见稿，其中1928年12月载：“湘鄂边，贺龙同志与鄂西特委取得了联系，周逸群同志不断来信，通知洪湖斗争情况，并传达中央的指示(建军，建农村根据地、分配土地、建地方党等)，部队为之振奋。”①
1929年3月载：“红四军在湘鄂边建立。贺龙同志接鄂西特委转达‘六大’决议及中央指示后，在鹤峰走马坪、堰垭休整。整编部队，军设政治部，连建支部。贺龙任红四军军长，党代表恽代英(未到职)，王炳南第一路总指挥，张一鸣为党代表，辖一团(团长贺桂如，党代表龙在前)、四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徐锡如)。军成立警卫营，营长廖卓然。”②
1928年9月下旬(农历，公历已到11月中旬)，贺龙在收到中央来信后，在《贺龙同志给中央的报告》中，报告了工农革命军游击鄂西南之前的情况。报告中称“在南昌革命纪念的大会中正式将部队改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这说明，贺龙在1928年当年8月1日纪念南昌起义一周年之际，并未改编为红四军，仍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番号，这说明实际上还不知道中央于1928年5月25日的《通令》中关于“定名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的指示，或者得到指示而未及实施改编，但由于中央已在信中明确改称“红军”，故在答复中已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理解为“红军第四军”了。直到打下鹤峰之后至杜家村，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才正式实施改编，同时向外界宣示红四军的建立。
工农革命军在杜家村的改编，是湘鄂边武装割据斗争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湘鄂边红军队伍开始质的变化。在军内，由于“六大”精神的传达，首先确立了鄂西特委、湘西特委对红四军的领导，恢复建立了周逸群同志与贺龙同志的密切联系。
第二支“红四军”是1928年6月贺龙等人在湘鄂西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贺龙，参谋长黄鳌。
1929年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仍是贺龙。1930年7月4日，这支红四军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合编组成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仍由贺龙兼任军长。
反复说这些资料是为了说明，贺龙系统和周逸群（段德昌）系统确实是有区别的。
1928年3月，周逸群、贺龙等到湘鄂西桑植等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组织工农革命军，有2个团又三个支队，3000余人。工农革命军成立后，很快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攻，部队被打散。
1928年7月，贺老总重新集结革命队伍一千五百余人，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第四军军长为贺老总，党代表为恽代英，但实际未到职，参谋长黄鳌。成立初，第四军有第一师一个师和文南浦、贺桂如、贺佩卿、刘玉阶四个支队。第一师师长是贺锦斋，党代表张一鸣，有八百余人，是第四军主力，四个支队共七百余人。
在这里，桑植起义失败后，贺龙周逸群第二次分手了。
1929年初，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为红第四军，并对军队进行整训，战斗力有所提升。此时，军长仍为贺老总。
整训后，红四军以主力组建第一路指挥部，王炳南任指挥，党代表张一鸣（1930年沙市战斗中牺牲），全军千余人。
这是黄鳌、贺锦斋牺牲后，贺龙周逸群二次汇合前的红四军。这些确实是贺龙嫡系。后面的董朗似乎不算。
1929年2月，湘鄂西前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堰垭将第4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
军长贺龙，党代表恽代英(未到职)，参谋长董朗。
下辖第1路军和第2旅。第1路军指挥王炳南,党代表张一鸣。下辖第1特科大队、第2特科大队、第3特科大队、第2大队和第2游击队。
第2旅旅长谷志龙，党代表汪毅夫。
下辖特务队、第1中队、第2中队。
全军约1000余人。
7月底，红4军进行整编。将大队、中队改称团、营。
此时，军长仍为贺龙，参谋长仍为为董朗。军辖第1指挥部和第2路指挥部。
第1路指挥王炳南，党代表王一鸣(后陈协平)。
下辖第1团(团长贺桂如，党代表龙在前)、第2团(团长文南浦，党代表吴协中)、第4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覃甦)、第5团(团长伍琴甫，党代表汪毅夫)和补充团(团长胡海云)。
第2路指挥覃辅臣，党代表万涛，1930年2月，其所属的第11、12团成立。第11团团长贾勋伯，党代表汪毅夫；第12团团长吴虎城，党代表张海涛。
独立第2旅，旅长谷志龙，党代表汪毅夫。
全军约4000人。
1930年1月，第4军在恩施，鹤峰和宣恩等地，打击反动地方武装。使湘鄂西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
第4军发展到5000余人。
2月，第4军分为（分出？？）两个师，第4、6师。
王炳南、卢冬生分别任第4、6师师长，同时组成一个独立团，会同地方游击队，坚持湘鄂西的革命斗争。（怎么就忽然坚持斗争了呢？）
第4军主力（难道不是王炳南、卢东升？）则挥师东进。3月，攻克五峰县城，尔后，部队同敌展开游击，接连获胜。
1930年7月4日，第4军主力东进至公安县陡湖堤，同红6军胜利会师。
文南甫(1890 ～ 1933)，名选和，出生在南岔吴家院子一个贫农家庭。大哥文武成是当地“袍哥组织”(哥老会)的“龙头大哥”，在地方上有很高威望。
一次，贺龙赶骡子从南岔经过，南甫得与贺龙结交。他见贺龙的言谈非同一般，特别是对世道的见解，很为佩服，便邀贺龙同时加入大哥文武臣的“袍哥组织”，并结拜为弟兄。辛亥革命后，贺龙参加中华革命党，“袍哥组织”公开打出“振兴中华，创立民国”的旗帜。
1916年，文南甫离家从戎，跟随贺龙南征北战，辗转于湘、黔、川边境。
1925年贺龙任澧州镇守使时，南甫把守合口镇，任保安团第一营营长。不久，调华容县任督军总局局长。后在北伐战争中立有战功。
1927年，随贺龙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旋即南下，十月潮汕失败后回到桑植。
1928年3月，贺龙受党的委派，回桑重新组织工农武装，开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南甫闻讯后，星夜投奔洪家关，参加“洪家关聚义”，不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葫芦壳伏击战中，南甫英勇杀敌，成绩突出，被任命为工农红军第二团团长。
1929年6月，永顺剿共司令向子云派兵1个团进犯桑城，他主动向贺龙请战，指挥二团猛烈向敌人阵地开火，大部分敌人掉入河里淹死，敌团长周寒之被当场击毙，缴获枪百余支。同年冬天，在庄耳坪遭遇战中，南甫带领二团掩护部队撤退。他临危不惧，千方百计组织同志们转移，指挥在前，撤退在后，受到军部嘉奖。由于他英勇善战，指挥有方，1930年曾先后担任湘鄂边独立团副团长和游击队副司令等职。
1933年，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红军中一遍白色恐怖。
南甫对极“左”政策提过不少意见，便毅然决定解甲归田，7月初，从鹤峰麻水离开队伍。
回家途中，在白竹坪被土匪杀害，时年43岁。
噩耗传到南岔乡，妹妹文南姑和族兄文选柏强忍悲愤，组织数十人到白竹坪抬回遗体，修容后，移葬至南岔澧水岸边。
这个同志可算农民军的典型，其实贺锦斋部也是南昌起义途中离开起义部队的，当然了，文南甫总的来说还是好样的，没有背叛革命。左倾政策确实有问题，但是他似乎不是党员。
李云卿(1896 ～ 1928)，本名李大力，生于南岔回龙村李家台。他家庭贫苦，一家人靠打短工维持生活。
17岁的云卿在做生意时与贺龙相识，经贺龙介绍加入了反封建组织“袍哥会”。
1916年，他参加“两把菜刀劈盐局”，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为人豪爽，英勇善战，从1916年至1926年，跟随贺龙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成为贺龙的得力助手。
1928年7月1日凌晨，工农革命军在洪家关、刘家坪遭以陈策勋、姜文周所率2000多敌军围困，云卿调动人马在刘家坪河沿和皮家湾的山凸上顽强阻击来犯之敌，以掩护主力部队翻吴家界向桥自弯、罗峪方向撤退，使主力部队得以安全转移。战斗中，云卿在躬身冲上山凸，准备组织指挥阻击部队撤退时，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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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登(1902 ～ 1935)，土家族，初小文化，官地坪镇白竹溪人。
20岁时，在时为官地坪团总谷岸峭部下当兵。他身体魁伟，性格直爽，爱打抱不平，说话算数，一起当兵的士兵都敬畏他。
1928年5月，贺龙、卢冬生在鹤峰、走马坪、官地坪一带游击和收集失散部队时，经谷岸峭介绍，国登成了工农革命军的一名战士。
参加革命队伍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深得贺龙、卢冬生的赏识，职务不断得到升迁，由班长、连长、营长，至1934年，已升任为红七师团长兼红七师参谋长。
1935年4月，红二六军团围攻龙山，国登担任突击队，不幸在战斗中牺牲，时年33岁。
这两位是贺老总嫡系，属于农民军的典型，革命坚决。战斗牺牲。
比较有意思的是贺英，她的队伍时常成为贺龙的兵员来源，但是她却没有加入红军，是和当地党不同系统的造反队伍，当然，她很英勇，这是事实，也是革命的烈士，但是她和党系统不是一同的。
贺英，又名贺明英，乳名香菇，出生于1886年四月，湖南省桑植洪家关。洪家一直以练武闻名，贺英的曾祖父贺廷璧更是武林中的豪杰之一。
1906年冬天，年仅20岁的贺英与表兄古虎结为夫妻。当时正值清末民初，桑植县交通封闭，土豪劣绅横行乡里，百姓生活困苦。在朋友的帮助下，古虎筹集了几十条枪支，挂起大旗，开始招兵买马，组建自己的队伍。这支队伍迅速壮大，发展到了300多人。
然而，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号称湘西王的人物，却将贺英夫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922年九月，谷虎下山参加宴会时不幸被人谋害身亡。
丈夫去世后，贺英成为队伍的领导者。
1926年夏天，贺龙被任命为国民革命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开始北伐，起点是铜仁地区。贺英积极联络地方武装，支持弟弟的北伐行动。一年后，贺龙与周恩来、朱德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蒋介石下令全国通缉贺龙和贺英，悬赏3万大洋捉拿他们。1928年，贺龙辗转来到洪湖地区，组建了一支队伍。贺英和弟兄们将队伍带回了桑植。她一方面与敌人周旋，一方面等待着弟弟贺龙的归来。
1928年三月上旬的某一天，贺龙率领一支人马回到桑植洪家关，贺英组织队伍迎接弟弟。姐弟俩刚见面，贺龙突然说道：“大姐，我什么都没有了。”这句话让贺英惊愕不已。贺龙接着说道：“你放心，虽然我一无所有，但我已经拥有了一顶红色的帽子。”贺英立刻明白，贺龙已成为共产党员。
她点点头，将身边的主要人员和武器弹药全部交给了贺龙，自己只留下了几支短枪，与十几个兄弟继续在湘西地区进行游击战。
贺英将与丈夫古虎多年积攒下的财富全部交给了弟弟贺龙，支持他的革命事业。自己则孤身一人，继续在湘西地区游击战斗。
贺英交出大部分队伍后，为了避免与敌人的正面交锋，她长期活跃于各个村庄和深山老林之中。
在转战湘西的过程中，贺英的妹妹贺满姑被敌人俘虏，最终惨遭杀害。
贺龙的队伍在石门一带遭到敌人的包围，只剩下200多人。贺龙立即派人向大姐贺英报告自己的困境。贺英毫不犹豫地筹集了大量银元、布匹、棉花和粮食，为贺龙提供了及时的支援，解决了重大问题。
1932年4月12日前后，在一次突围战斗中，贺英先是被敌人击中右腿，然后又中枪负伤。临终之际，她将手枪交给身边的同志说道：“我不行了，快去找贺龙，与敌人战斗到底。”说完这句话，贺英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同时，在另一个地方，贺英的妹妹贺五妹也被敌人抓住后壮烈牺牲。
贺英的老公谷绩廷，后来投靠了湘西地方的一位大官陈渠珍，做了一支巡逻队的队长。（这应该是贺龙回桑植之前）
贺英义无反顾地将他与他的丈夫所建立起来的这支军队，转交给了他的哥哥贺龙，转交给了他的革命，转交给了他的党。
这个说法也是很奇怪。
直到最后牺牲失败，贺英也和红军不是一个体系，当然，确实给了贺龙和红军巨大的支持，我说的贺龙部农民军系统就是指这块。贺龙部是逐渐在战争中成长的，包括战斗水平等等。
这确实是不容易的。
但是红二军团却是夏曦毫无贡献，错误连连，大家却都听指挥，这说不过去。
所以，夏曦不可能有一言堂的威望和可能性，如果没有，贺老总的话就虚假了。
贺龙回忆这段历史时，已经把这些说清楚了：
三军回来后发生的争论起因很早。夏曦刚进洪湖，九师在朱河成立了。江南失败前，段德昌率九师打周老咀和老新口两个据点，准备把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连成一片。正当九师节节胜利向前发展之际，夏曦在周老咀把伤兵遣散了。段德昌对夏曦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意，批评夏曦是退却逃跑和悲观失望，并说这种情绪会把苏区搞失败的。后来，部队没有饭吃了，夏曦才开分局会议，讨论出路问题。于是就决定九师出击。先是夏曦给九师负责同志谈，说九师任务第一是接主力回洪湖，第二是发展襄北，并决定由万涛接任邓中夏为三军政委，以汪洋守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德昌打了周家矶又坐船打沙洋(当时周围皆是洪水)，进至刘侯集，又接到分局决议。决议内容和谈话不一样了，改变为：九师任务第一是开展襄北工作，第二才是接三军回洪湖。照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个任务九师是完成了的。接回了红三军，与襄枣宜打通了，还拔除了几个据点。但这时敌人对江南苏区大举进攻。敌人进攻江南苏区时，夏曦没有集中队伍去江南援助，又没有给以正确的指示，自己怕负责，要找一个人开刀。
三军回来后，在竹根滩、潜江，连开四次代表大会引起了三次争论。说九师只完成了接回红三军的任务。潜江会议上大家集中火力批评夏曦，争论没有结果。九师出去时只有一个多团，回来时又扩大了一个团，这些功绩夏曦一概抹杀，并令省委作出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挑起他们反对段德昌(省委当时有杨光华、彭之玉、崔琪、马武等人)。主要争论是关于江南失守，也联系了立三路线和退却逃跑。段德昌不同意这个决议，他责问夏曦说：江南苏区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部队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你谈话在先，决议在后，你谈完话我们就走了，怎么怪我们？况且当时平地皆是水，在襄河两岸怎么开展游击战争？夏曦同志无言以对。
贺龙说：再是与我的争论。他说红三军南下回洪湖是一贯的错误。实际上夏曦是与整个新前委争论。新前委有万涛、刘鸣先、孙德清、段德昌、陈培荫和我，万涛任书记。在竹根滩打了6天仗就争论了6天，部队无人指挥。会上，党的同志、军事干部都批评夏曦。他只是把眼睛闭起，一闭可以闭半天，可是一睁眼就要杀人，我说他和关羽一样了。大家批评他，他回来后就给大家处罚。
回到周老咀后，我与夏曦同志谈了一天，他还是抓住前头那几个问题不放，斥三军南下是一贯错误，斥九师丢了主要任务。他老婆还在一旁替他帮腔。我就把问题一件一件地数给他听。我说，我是军分会主席、三军军长，可是省委却可以随意作出决议取消军部、师部，你说是执行不执行？你的谈话和决议两个东西是不是阴谋？江南失守是谁之过？处分了段德昌又不去通知他，对吗？三军南下错在哪里？我说，你来洪湖才几天，地形不熟，与红军关系不深，与群众不熟，组织三军前委，不要政委万涛同志参加，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给所有干部以处罚，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你办的几件事，哪一件是有党性的，对得起党的？我当军长连房子都没有住的。最后，夏曦才不得不点头，给我找了房子，才又恢复了军部。其实夏曦在当时是十分孤立的。
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前，下面对夏曦领导的不满情绪很严重。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兼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土均是到上海，到中央告夏曦的状。中央听了尉士均的汇报之后，派关向应同志来湘鄂西。尉、关二人同路来洪湖，关在船上说服了尉士均。关为什么能说服尉士均呢？因为关是带着中央的观点来的，他尚未与地方干部见面，实际情况不大了解。
1932年1月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盘否定了从1927年秋收暴动及创造苏区以来的一切成绩，强调了在他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绩，再次引起与会绝大多数代表的强烈反对和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分局领导并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的关向应在大会上传达了中央支持夏曦的指示。中央把万涛等同志抵制和批评夏曦一系列错误做法指责为“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这个错误的结论，不仅迅速扭转了大会的方向，更主要的是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地区的全面统治，确定了夏曦在湘鄂西党和红军中的最高权威地位，使他可以独断专行、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导致湘鄂西苏区推行“肃反”并无限扩大化。
关向应在大会上传达了中央支持夏曦的指示。中央把万涛等同志抵制和批评夏曦一系列错误做法指责为“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这个错误的结论，不仅迅速扭转了大会的方向，更主要的是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地区的全面统治，确定了夏曦在湘鄂西党和红军中的最高权威地位，使他可以独断专行、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导致湘鄂西苏区推行“肃反”并无限扩大化。
反对夏曦就是反对中央分局，这个结论一下，试问有人还敢反对夏曦吗？
你的几个回复，通篇都充斥着自我想象的东西，甚至把贺龙领导下的红军贬低成传统农民起义特点的武装，除了博眼球外，一点有益的推理都没有。试问传统农民起义特点的武装会对夏曦这样的滥杀无动于衷，甚至完全服从到被杀也不反抗的地步吗？之所以被杀了这么多中高级指挥员而仍然保持了队伍不散不乱不反抗，不就是因为这支队伍有组织有信仰吗？不就是因为夏曦代表了中央代表了上级组织吗？你见过历史上哪支传统农民起义武装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些你都解释不清，单凭自己的想象就能得出个贺龙的红军带有明显的传统农民起义特点的谬论来？
谈历史不是像你这样凭想象去冒出个哗众取宠的结论的，哪怕你能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也要有基本是历史事实去支撑，而不是靠自己脑洞大开来想象。看看你上面说的各种观点，哪个是通过事实+推理得出来的，不都是你在凭空想象吗？
包括说什么贺龙跟周逸群，分别到达湖南，更是脱离历史。看看你自己说的东西，哪个是真实的历史？
你说贺龙回到家乡是周总或者中央的安排，呵呵，那是吗？其实就是南昌起义失败了，贺龙离开了队伍，这当然不是错误，周总理回中央汇报也没有问题。
但是还吹成英明神武就不地道了，也算是中央的安排，但是，组织性就实在存疑了，这话只是周总理构建的一个所谓的脑补罢了。不信，继续看，你说王炳南是贺龙的铁杆，呵呵，似乎是事实，这个可以从王炳南的简历中看出一些门道。
资料说是贺龙和周逸群共同回到家乡，其实周逸群和贺龙根本就是两批人汇合的，由于贺龙的独立自主性，这也是有意思的，所以他和周逸群是有隔阂的，根本不像传说的那么关系密切，甚至有人怀疑周逸群的牺牲和贺龙有关系。
你说周逸群和贺龙根本就是两批人汇合的，这个历史事实在哪里？
甚至有人怀疑周逸群的牺牲和贺龙有关系，这历史事实又在哪里？
你自己贴的文字里都写了，“起义军在广州潮汕地区失利后辗转到上海。
1928年1月，周逸群任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与贺龙赴湘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途中参与领导鄂中鄂西地区年关暴动和桑植起义。”里面的与贺龙赴湘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你看不到？只看周逸群经过潮汕到上海，去的湘鄂西这一句？
再看周的牺牲经过，岳阳日报 2021-05-18 发表的岳阳市委组织部文章《喋血凉亭 ——革命先烈周逸群英勇战斗的故事》写的清清楚楚，是夏曦反复要求周离开洞庭湖区去江北汇报工作的。到达君山许市贾家凉亭下白屋场附近，周逸群一行突然遭到埋伏在此的当地团防武装袭击。周的行程是保密的，没有泄密不可能遭伏击，回江北是夏曦反复要求的，谁泄密的可能性大不是显而易见吗？
79年，曾有部电影《曙光》就表现了这个时期的事情。
我前面的发言已经说的很明确了，毛是夏的入党领路人跟学长，毛跟夏的关系极好，你如何得出个我说夏不是毛的好友的结论？
你自己一直在说主流坚持认为夏曦才是红二军团的肃反主力，你既然要发表与主流不同的观点，那你要拿出你的研究成果，用事实来说话吧，看你通篇下来都是自己想象的东西：什么“由于夏曦和毛主席友好，但是，能力有限”、“都是贺老总的政治技巧”“我个人觉得他就是和博古一样，政治能力不行，在中央苏区，他就是被周总玩弄。”
一切结论都是你个人觉得，哪怕你觉得也都需要有历史事实来印证吧，靠你个人觉得就去否定多年的历史结论，这是客观的看待历史吗？这是信口开河，不是谈论历史。
毛对夏曦的评价就是“极能做事”，到你嘴里就成了能力有限、幼稚的钦差？
谈历史问题就要用历史事实来说明
而不是通篇靠自己脑补的东西。
如你这般空口无凭地靠自己想象来发明历史的，已经完全没有再继续讨论的价值了。
看看你上面自己引用的文字，1928年1月，周逸群任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与贺龙赴湘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
这叫他们俩人分两批到湘西？
南昌起义后贺龙跟着队伍，在江西瑞金入的党，周逸群是介绍人。随后1927年10月3日，南昌起义的领导机关一行几百人，到达广东省普宁县的流沙镇，召开了流沙会议，会上，贺龙明确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在会议上，周恩来首先检讨了打败仗的原因，随后说了善后的办法，即一批武装人员尽可能地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另一批人秘密前往上海找党中央联系。而前往上海的这批人就是贺龙、刘伯承、林伯渠、彭湃等8人，贺龙跟刘伯承化妆为主仆从香港到的上海。
这叫你说的贺龙自己跑到湘西？
啰里啰嗦一大堆，最基本的事实都没搞清，拿着自己开脑洞想出来的东西能当历史事实吗？最基本的事实都错了，后面说再多也是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