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支持一下河南的亮亮和丽君 -- Swell

对于抓捕“四人帮”的事情，陈云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想到陈云曾经说过的话，叶剑英在与华国锋等人决定对“四人帮 ”采取断然措施的时候，才决定将王震叫来，让他到陈云那里将这件事情告诉他，并征求他的意见。

听了王震的讲述，一贯沉着冷静的陈云，陷入了沉思……

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病逝。毛主席去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的工作开展得十分不易，就连主持毛主席治丧问题的会议上，都遭到了江青等人的无理取闹，最后还是在叶剑英的支持下，才勉强将会开完，讨论了毛主席的后事。

后来，在酝酿对“四人帮”采取措施的时候，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邓颖超和王震等人都想到了陈云，认为陈云考虑问题周到、细致、深入，又对党内事务非常熟悉，只有听取他的意见，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再者，大家都觉得陈云在党内的威望很高，获得他的支持，便会得到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叶剑英等人决定再征求一下陈云的意见。于是，叶剑英元帅便让充当了“联络参谋”的王震，去陈云那里征求意见。

提起王震当“联络参谋”的事，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那还是在毛主席在世时，“四人帮”就表现出了一派咄咄逼人的气势。

那时候，叶剑英元帅和其他许多老革命家都感到十分难过，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四人帮有点权力，他们就心急如焚？）

江青一伙不但不为毛主席的健康考虑，反而为了一己私利，趁毛主席病情加重，说话困难的时候，篡改和伪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这个事情某派最厉害啊），用来制造混乱，加紧她们篡党夺权的步伐。

看着党和国家这样艰难，叶剑英元帅十分担忧，和一些老同志开始考虑如何解决这个无法跨过的问题了。

在和老同志们交换意见的时候，叶剑英元帅、邓小平和陈云等老同志委托王震，经常在老同志们之间走动，“串门子”，沟通消息，讨论国家大事。

每次看到王震前来，叶剑英元帅都会高兴地说：“胡子来了，欢迎，欢迎！”

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叶剑英元帅问王震：“胡子，最近‘眼镜’写的那篇文章，你读过吗？”

王震知道叶剑英元帅口中的眼睛指的是谁，便回答说：“他的文章天天读，唱的都是一个调子。”

叶剑英元帅说：“他唱的小曲难听，但是有人欣赏，‘三点水’是同他一个鼻孔出气的！”

虽然，叶剑英元帅没有指名道姓，但王震也知道“三点水”是谁，便问：“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见王震说的这样直白，叶剑英元帅连忙打了一个手势，将右手伸出来，把拳头握紧，竖着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又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

虽然对叶剑英元帅比较了解，但对他的这个动作，王震属实有些看不懂了。想到叶剑英元帅不会无缘无故地做这么一套“难懂”的动作，王震还是愣了神。

看到王震发愣，叶剑英元帅向他点了点头。接着，王震仔细想了一会，终于明白了叶剑英元帅的意思，便笑着点了点头，原来叶剑英元帅是这个意思啊：“等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

在相处的过程中，叶剑英元帅对王震越来越信任，王震也对叶剑英元帅越来越了解，更是十分佩服他为国为民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情怀。

后来，在提到面临的危难局势时，叶剑英元帅委托王震找一些可以信得过的同志，以便在将来办大事。

听了叶剑英元帅的话，王震想了想，说出了一个名字：“汪东兴！”

由于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深受毛主席信任，多年来一直负责毛主席和中央的安全，手里握着中央警卫部队的指挥权。因此，在提到这个名字时，叶剑英元帅立即来了兴趣，说：“这个人，你很熟吗？”

见叶剑英元帅的眼神发亮，王震说：“我在延安当警备司令时，和他时常打交道。”叶剑英元帅追问道：“现在和你怎样？”王震说：“还好。”

听了王震的话，叶剑英高兴地说：“那太好了！你要同他保持密切联系，做到随时可以讲上话！”

想到王震与警卫部队的这层关系，叶剑英嘱咐王震要多做他们的工作。王震回答说：“叶帅放心，我找警卫师的领导，一个一个谈话。”

为了完成叶剑英元帅的嘱托，王震主动来到中央警卫部队，帮助他们解决干部转业等方面遇到的一些困难，以此来加强和他们的联系与交往。

在后来的聊天中，叶剑英元帅还要王震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对此，王震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还给自己封了个官，说：“我听首长的，做老帅的联络参谋吧！”

就这样，王震成为了叶剑英和老同志们之间的联络参谋。担任了“联络参谋”后，王震非常尽心，按照叶剑英元帅的交代，在陈云和邓小平等人之间往返走动，为他们传递彼此的意见。

这次来到陈云家里，王震的目的就是把叶剑英元帅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告诉陈云，他说：

“是叶帅委托我来的，找你就是商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毛主席生前多次说过，要解决‘四人帮’。现在‘四人帮’很猖狂，如果听任他们这样搞下去，他们就会篡党夺权。到那时候，不光是我们这些老家伙会人头落地，全国人民也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可是，‘四人帮’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还有一个毛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他们的爪牙遍布中央一些要害部门，全国许多地方也都有他们的拥护者。要解决‘四人帮’，总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办法，特来征求你的意见。”

听了王震的话，陈云表示完全赞成解决这个问题，并说：“抓‘四人帮’一定要符合党法，否则，对党的历史，对后人都无法交代。我们不能开一个不好的先例。”

随后，陈云有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我初步考虑，可以通过开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通过开全会，用表决的办法，将‘四人帮’在中央的领导职务拿掉，震动会小一些，但是我还没有考虑好，让我再考虑几天。”

对于陈云的谨慎，王震是知道的，便说：“好吧，我们都好好考虑考虑。过几天我再来。”

王震走后，陈云立即将相关文件找来，仔细进行了研究，并梳理了中央各部门和一些领导人的情况，用红笔将名单上跟随“四人帮”的名字圈起来。

经过认真研究，陈云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认为通过开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四人帮”的初步设想没有十分的把握，一旦出现问题，反而不好处理。

几天后，陈云再次见到了王震，对他说：“应当放弃通过开中央全会来解决‘四人帮’的方案……也不能只由管军队的领导人动用部队进行抓捕……华国锋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现在，是中央实际的‘一把手’，由华国锋亲自做出决策，亲自出面抓‘四人帮’，就合乎党法了，解决“四人帮”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想到这是一件大事，经过反复思考后，陈云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听了王震带回来的陈云的意见，叶剑英元帅十分赞同，与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经过反复商量，最终确定了抓捕方案。

10月初，叶剑英将陈云接到家中，将他让秘书整理的毛主席多次批评“四人帮”的讲话，拿给陈云看。

看陈云将文件看完，叶剑英元帅问：“怎么办？”想到绝对不能让那些人把党花费心力建设来的国家毁掉，陈云坚定地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说完后，陈云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想起了那些为建设新中国而奔忙的岁月……

（后来夸了一段陈云建国初的成绩）

1976年，在见到王震时，陈云将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告诉了他，并委托他将自己的意见转告叶剑英。

陈云说完后，王震表态说：“我一定把您的这个意见，原原本本转告给叶帅。”

听了王震转来的陈云的意见，叶剑英和华国锋非常重视，决定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把这件事情办好。

10月4日，在看到《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时，华国锋立即找叶剑英商量。对此，叶剑英表态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了，我提议6日或7日……”

1978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叶剑英当选为委员长，陈云为副委员长。

1980年，经过几年的稳定发展，国家的政治环境也已经逐渐稳定下来。人们开始将目光聚集在审判“四人帮”这个问题上。

在开会的时候，党内的许多同志纷纷对坏事做尽江青发表了看法，都要求对江青施以重刑，更有人义愤填膺地提出：“国人皆曰可杀！”

很快，处决江青的气氛便形成了。面对已经形成的会议气氛，陈云站起来，大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江青不能杀，如果你们坚持要杀，会议记录上，一定要写上‘陈云不同意’！”（敏感！！！）

由于陈云是党内非常受尊重的老同志，在他发言后，大家都不再说话，而是相互看了看，等待着陈云接下来的话。

这时，陈云解释说：“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党内斗争不能大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听了陈云的解释，大家都认为还是陈云想得更深、更远，纷纷表示赞同。

（这些老干的内心的小99，大家都应该能感到吧！！）

1975年后哪些开国将军不约而同提“上山打游击”

2016-08-26 11:17 人民网 作者：李乔

核心提示：王宋皮三将军所言，产生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烙着时代的印痕，虽然都未曾实行（抓捕“四人帮”的建议后来实现了），但他们为了民族最高利益的赤心和壮思，

足可光耀千秋。

就好比改开派批判文革派无逻辑一样。甚至今天的很多公务操作都是如此，严密个啥，骗人的。这套公务语言早已经到了指鹿为马的程度了。重复民国故事。

林彪事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谁下令要警卫连一路追击的？

众说纷纭的《“571工程”纪要》“查获”经过

据笔者所知，采访过1980—1981年 “两案”审判的《解放军报》高级记者邵一海是最早披露《“571工程”纪要》“查获”经过的人。他在1980年代中期就撰文说：9月12日下午三点多钟，空军学院“接待小组”的老王（笔者注：即时任空军学院行政处副处长的王兰义）在林立果的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小楼”外面，最后一次看见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和程洪珍。9月“13日下午下班的时候，老王拿着当天的报纸，送到小楼去。同往常一样，他把报纸放在门口石阶上，用石块压着，就转身走了。”9月14日“晚上7点半，他又去送报纸。到楼门口一看，昨天晚上送的报纸，还在原地放着。楼内黑黑的，楼门掩着，没有上锁。”出于保守小楼机密的考虑，老王离开时给楼门加了锁。当晚10点，“他又到小楼看了一眼，依然如故。”15日“晚上7点半，他又去小楼送报纸。看到小楼的一切仍同昨晚的一样：门还是他昨晚锁上的……。他考虑再三，决定不顾不准进屋的规定，进去看看。”老王开锁进楼后，“一片凌乱的景象，呈现在他的眼前。”随后他去办公室向另一个负责小楼工作的人汇报了情况，然后找来两个人整理房间，稍后另两个负责小楼工作的人，W和G（笔者注：即时任空军学院副政委的王治松和时任政治处主任的高文勇），也来了。他们三人翻看了餐桌上放着的书本，其中有《格瓦拉日记》和那本写着《“571工程”纪要》的红色封面拉链本。之后，“他们把看过的本子仍旧放在原处，大概是要让它等待自己的主人吧。”这三人经过商量，先后打电话找过于新野、程洪珍和刘世英，前二人不在，刘世英只是冷冰冰地回答：“等他们回来再说吧！”“那个‘罗列了一些条文’的本子（笔者注：即红色封面拉链本），使他们心神不宁。他们多次商量，要不要把这个本子拿出来。16日晚上8点，他们终于下定了决心，让人摸黑进小楼去，不开灯，不打手电，把这个本子拿出来了。”“但是，中央已经发现了小楼这个反革命据点。17日，党中央、周总理派人来到学院，调查小楼情况。老王的心情更加紧张了。那个偷偷拿出来的本子，更加成了累赘。他们一会儿让这个保存，一会儿让那个保存，一会放在办公室，一会儿放在家里，不知如何是好……10月6日晚上，他们听到了‘九?一三’事件的传达，一个比他们可能想象到的还要严重得多的事实，无情地摆到他们面前。10月7日凌晨，老王终于把这个本子交给了学院的组织。9日，这个本子连同老王写的一份材料，经过空军领导，送给了周总理。”

在邵一海之后，“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和研究者关于《“571工程”纪要》“查获”经过的各种说法陆续面世，比如：

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在周宇驰自杀后，“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政变的全部罪证《“571工程”纪要》、大小舰队的名单、机密文件、军用地图、金、钱等等。”

另外，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也对人说过那架直升飞机上面有包括《“571工程”纪要》在内的“林彪反党集团的全部罪证”。

然而，有研究者指出：当时有件事情，引起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的注意。李伟信在供述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的情况时，曾提到他们制定过武装政变的计划。但在清点直升飞机上缴获物品时，并没有发现武装政变的具体计划。吴忠忽然记起李伟信在招供时，曾经提到过一组数字——“571”，会不会这组数字与其武装政变计划有关?吴忠连夜再次提审李伟信。李伟信招认，“571”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计划的代号，全称是“571工程计划”。经吴忠追问，李伟信又供称：“571工程计划”是林立果亲自确定的名称，“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后来，吴忠亲自带人在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中，查获了“571工程计划”的要点草稿。

不过，根据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的回忆：“当天（笔者注：指9月13日）晚上，吴忠审问了李伟信。李伟信交待说他们有一个《“571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他当时只是想审清楚李伟信为什么要叛逃的问题，根本想不到他们还有个滔天大阴谋。吴忠拍着桌子骂李伟信说：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我们那时都在卫戍区，吴忠审完李伟信后对我说：这小子他妈的不老实。” 吴德并没有说是吴忠亲自带人查获的《“571工程”纪要》。另外，吴忠本人也只是说：“审讯中李伟信讲过有个《“571工程”纪要》，引起我注意，我以为《“571工程”纪要》是一个工程上的东西，没承想是一个政治问题材料。”吴忠并没有说是他带人查获的《“571工程”纪要》。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起初回忆：“我连夜（笔者注：指9月13日之夜）组织搞清查工作。根据李伟信的供词，在他的住处搜查出了大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其中有谋害毛主席的计划《“571工程”纪要》，另立中央南逃人员编组名单等等重大罪证，我即派专人送给了总理转呈毛主席。” 但李德生后来又改口说，大约在9月17、18日，也就是他到空军学院做揭发动员报告后不久，“林立果秘密据点的食堂工作人员交出了一个小本子，说是住在那里的人没来得及带走的。总政工作组的同志看后马上送来给我，说里面记的东西很反动。我看了发现，内容中恶毒攻击毛主席，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计划。它分析了反革命政变的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和力量，提出了政变口号和纲领，规定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等。但是看不出是什么时候、怎么写出来的。我派人提审李伟信，问他是怎么回事。李伟信交待，这是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于新野在上海按照林彪的旨意，拟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取名为《“571工程”纪要》，本子里面的内容，就是于新野当时手记的政变纲领。我把原件和李伟信的交待很快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转呈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认为搜查林彪罪行的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阅。’”

吴德也说：“《“571工程”纪要》是在以后的几天才发现的，它不在直升机上。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捡起来的。林彪叛逃后，李德生动员空军学院人员揭发情况，这个公务员就把写有《“571”工程纪要》的本子上交了。《“571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原中组部部长郭玉峰的回忆细节更丰富：“有一天，周总理在怀仁堂把林彪反革命的重要证据《“571”工程纪要》交给我说：你先看看这份材料，然后派人去查一下这份材料是怎么发现的。按照总理指示，我派中组部军专成员马军同志找专案组工作人员调查。下面即是马军同志介绍的专案组工作人员发现《“571工程”纪要》的详细经过：‘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经常活动的据点之一，在空军学院院内离办公区、教学区不远，又不在宿舍区的一栋僻静的小楼里。9月13日早上已到开饭时间了，负责侍候这几位神秘人物的两位后勤干部安排客人开饭，但客房里还没有动静，他们以为‘首长’昨晚加班睡得晚，未敢惊动，又等了一阵子仍无声息，他们轻轻推门进屋一看，室内一片狼藉，东西散落满地，却不见一人，不知客人何时走的，更不知何时回来。他们收拾了屋子，见茶几上有几张字纸，便将其整理保管起来。林彪摔死后不少人知道出了问题，这两人也知道出事了，但顾虑重重，迟迟不肯把那几张字纸交出来。待我们专案人员反复交待政策、深入调查，他们才不得不交出。问其为何未及时交出来，他们说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回来，怕他们一旦回来找这东西时无法交待。这几张字纸是从台历上撕下来的几页，在背面用钢笔写的东西，标题是《“571工程”纪要》。首先发现这几页纸下角上编有页码，但不连接，中间缺一个号。因此，怀疑中间缺少一页，要赶快查清并找到缺少的一页。专案人员马不停蹄，赶赴林、周、于在空院的其它据点仔细搜寻，并再次找有关人员询问调查，但他们除了详述发现与交出的经过及解释当时的思想顾虑以外，没有新的发现。随后，专案人员又赶赴他们的另一个据点——西郊机场的一处客房。那里已是数日没有进人了，过厅的地上堆放着从新疆运来的哈密瓜，已是汤流满地，进去时每走一步都要沾鞋，室内除一些豪华生活用品外，也未发现类似的文件和字纸。……后来，专案组即转入进一步研究这几页纸上写的内容。最后认定这个材料是完整的，没有缺页。但书写的字笔迹非常潦草，多处难以辨认。特别是他们所写的阴谋夺取政权的方式、手段中有‘逼宫’二字，更难识别。经反复研究，多人辨别，才破译辨认出来，把这件罪证的全文弄清楚。又经其死党中其他成员的口供证实，确认了这是一份林彪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计划手稿。”

不过，从当年下发的《“571工程”纪要》影印件，能明显看出它是写在一个四环活页笔记本中的若干活页上，而不是写在“从台历上撕下来的几页”“字纸”上。如果说活页本与台历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二者都带有活页环，这可能是造成郭玉峰或者马军记错的一个原因吧。此外，郭玉峰的回忆还是过于笼统，一些时间搞错了，另一些时间则完全没提。

然而，由于没有《“571工程”纪要》被谁遗留下来的目击证人，加上官方从未认真考究过《“571工程”纪要》能遗留下来的原因，因此关于《“571工程”纪要》真实性的质疑近些年来沸沸扬扬。这涉及到“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夜谁最后一个离开空军学院的小楼？在王兰义发现红色封面拉链本之前，是否有其他人进入过该楼？《“571工程”纪要》是否真的是于新野所记？当然，还有更广义的疑问，《“571工程”纪要》是林彪授意的产物吗？林彪看过《“571工程”纪要》吗？《“571”工程纪要》能代表林彪的思想吗？除了于新野用铅笔做的“纪要”之外，《“571工程”纪要》还有更正式的版本吗？